一、从小说创作看沈从文的文化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杨扬[1]（2021）在《记忆的沉淀与生长——对新中国小说史料相关的几个问题的思考》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小说史料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基础,20世纪后期曾有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和《中国新文学大系》第4、5辑出版,这之后很少再有大规模的史料搜集、整理工作。新世纪以来,这项工作越来越显得迫切和重要。其中涉及到既有规范的沿袭,以及根据新的文学史研究理解,不断生长出来的新的需要。本文将新中国以来的小说史料对应4个文学史阶段,即1949—1979、1979—1989、1989—1999、2000至今,突显政治因素、文本因素、市场因素和网络因素对不同时期中国小说产生的影响。
刘涵之[2]（2021）在《小说新质与现代文艺高峰——以鲁迅、沈从文为中心》文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艺的主要组成部分,佳作迭出,涌现了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为代表影响深远的文艺高峰作家,显示着"五四"新文学开创新传统的突出实绩。在新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小说是步伐最稳健、成就最大的艺术形式"（1）,文体魅力独特,美学表达具有优势,文艺高峰光芒璀璨。本文以鲁迅、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为主要对象,立足对小说形式、小说与时代精神、艺术个性与经典创造几个基本面的考察,
李慧[3]（2021）在《《边城》阐释史及其教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边城》是沈从文表达“美”和“爱”的文学理想的代表之作,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的影响下,这部伟大的作品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人们的认可和接受,直至上八十年代国内外“沈从文热”影响下,《边城》的美学价值和教育作用才被人们逐渐认识和接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位。如今《边城》一直被编选入高中语文必修课本之中,它所表现出来的“美的教育”“爱的教育”“人性教育”“文学教育”等教育思想也日益被人们重视起来。随着语文课程改革兴起,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高中小说教学的研究必须基于对小说文本的深刻认知,这个认知体现在两个方向上的研究,一是对文本阐释及阐释史了解与研究,二是对小说文本教学系统的研究。本文将运用阐释学理论,梳理《边城》的阐释史,得出有助于《边城》教学的启示,从中摸索出《边城》一些新的教学模式、方法。围绕着上述目标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与研究:第一部分梳理、归纳、总结出不同时段的名家对《边城》的评论与阐释。这部分从《边城》的创作背景、主题、人物、情节出发,综合各家的评述,了解在历时语境中《边城》所呈现的多元的文学理想和价值,还原一个历史的、立体的、真实的“边城形象”。第二部分是各家《边城》教学的一个具体化的论述,主要从教材、教参和教案这三个方向上去研究《边城》教学实践与现状,选取了人教版、苏教版、部编版三种版本进行对比和分析。尽量在掌握了《边城》教学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对《边城》的教学进行一个客观地分析和研究。同时,将这些教学内容与名家的阐释作比较,希望借阐释史作基点,找到阐释史与教学的切合点,借此来拓宽教学视野与思路。第三部分是结合《边城》的阐释史和教学研究,提出《边城》教学的新思路。首先,比对《边城》阐释史与教学史,分析两者互补性内容及其依据,思考如何将《边城》阐释史的合理化内容引入教学实践;其次,根据《边城》所体现的“爱与美”的教育思想,将读、看、编、写、演这五种教学模式结合起来,用《边城》阐释史丰富内容指导课堂教学实践,希望在拓宽现下阅读教学方式的同时,加强学生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情感教育。
吴瑶[4]（2021）在《文学地理学视角下的汪曾祺小说研究》文中指出汪曾祺行迹颇广,可谓是一生都在用脚步丈量世界。从小就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的他,地理经验之丰富也是情理之中。他的跨地域的地理经验对他的文学创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上。从小说所涉及的地理空间入手,可以发现具有地域特征的地理景观、人物形象以及民俗文化这三项是汪曾祺建构小说地理空间的主要骨架。除此之外,地域性的语言也是关键要素。尤为重视语言的汪曾祺,不仅在语言观上强调方言的重要性,更在小说创作的实践中化用了自己在高邮、张家口、上海、北京等地暂居时所积累的方言材料。以上这些为其小说增添了浓郁的地域色彩,也展示出多姿多彩的地方风情。究其创作的动因,这些带有地域色彩的小说是他地理经验的文学性表达。汪曾祺复杂的地理根系（原乡地高邮、求学地昆明、暂居地上海、下放地张家口、定居地北京）以及情感历程影响了他对地方的情绪体验,且地理根系所带来的地理记忆也影响了他在小说篇目上的设置,他的小说几乎以高邮、昆明、张家口、北京这四地为主要背景。并且,原乡高邮文化以及非高邮的异乡文化也影响了他在语言表达、审美追求、人物刻画以及表达技巧上的选择。至于从文学地理学视角下看待汪曾祺小说的价值,更能见出地理环境对其小说创作的重要性。汪曾祺的地理感知使其在创作风格上注重“写意境”与营造“须知世上苦人多”的悲剧意蕴。而在当代文坛上,汪曾祺的地理景观书写也为其提供了续接1920年代文坛“私人叙事”的契机,他对传统地理意象的捕捉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代文坛新时期以来的审美意识的复苏。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成就也给其故乡苏北小城高邮“正名”,与其同时,他也为江苏的当代里下河小说流派树立了新的写作典范。
冯译萱[5]（2021）在《阿城论》文中认为谈及“寻根”,阿城似乎成为一枚标志符号,而这一成就的高峰,却一叶障目般消弭了其多元的意义。众所周知,阿城的相关研究几乎是伴随着《棋王》的横空出世而渐入高潮,一直延续至今。然而,除杨肖着有一本《阿城论》的专着外,大部分均为评论文章、硕士论文,至今未有以阿城为对象的博士研究论文。通过对此前的研究文论进行梳理,可以明显发觉,学者们对阿城的创作研究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例如,研究资料的局限性:多集中于早期的小说,而忽视了后期影视剧本、艺术对谈、学术着作等,如古代造型学研究《洛书河图》《昙曜五窟》。还有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阿城发表于期刊杂志的零散文字的考察,如本人认为对其创作研究极为重要的一篇影视评论《生活理想与审美理想》。研究文献的局限性导致了对创作者观念的部分误读,为此,本文也将担当起对阿城进一步完整而立体化研究的使命。本文以阿城至今发表的文本作品、访谈演讲为基础,补充以阿城于八十年代初发表的部分零散文字,对以往研究打捞梳理,在其经历、思想、文字间,勾连环环相扣的趋同内涵,构造出作家本身创造性、传承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特质。通过阿城文学创作与美术、音乐、电影间的互渗交融,观照其文本丰富的艺术素养,并通过对其文论思想的考察,说明他对传统的执着,根源意图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守卫,是对文化得以自由发展的空间的开拓,为了尽可能对阿城做出较为完整、全面的系统性研究。本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了四大章节。第一章意在探究阿城的文化观念,对其创作做纵向的历史梳理。通过梳理阿城的人生轨迹和经历,从家庭背景、到成长中汲取的知识结构、从知青经验到美国生活,展现阿城文化思想的形成,理解他始终以文化为母题的创作。同时通过辨析阿城与“寻根文学”的纠葛,说明阿城创作的心理机制:他所主张的文化“寻根”,在历史语境中实则是变革现实的理想,带有守卫文化多样性的价值,与其他寻根作家予以对比,更可挖掘他内在文化精神的“底气”。从阿城映照现实的文化观,我们可有理由引申至否定《棋王》是一部道家文化之作;思考其创作观,更可明确小说中长久以来被忽视的“自然主义”创作特质。第二章主要阐明其文学创作与美术、音乐、电影之艺术方式间的勾连转化,遵循着不同艺术的某些共同规律,阿城在小说中将美术的感知、笔法、审美蕴化为语言的表现工具;通过四字组合、标点符号、休止等手法构建强烈的节奏,通过重复、叠音、对仗的手法显现诗歌般的旋律;并将电影的蒙太奇叙事方式、镜头语言、声画合一的手法融会贯通到文字的书写,使其文字练就出丰富多样的艺术特质。第三章内容,主要对阿城小说的艺术特征做以提纲挈领的分析,从新笔记文体、“古”化的语言风格、诗意的叙事表现予以深入研究,在重顾传统文学范式的同时,说明其创作是对深化“中国特色”文学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有益尝试。第四章则对阿城迄今为止的文论话语深入分析,探讨其始终秉持的“自由观”——是制约的自由与同情的自由,即孔子所言“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与“仁者”的自由。同时理解阿城对“巫”文化的热忱,乃至成为他对艺术、文学、乃至传统文化谱系认知理论的一脉重要来源。试图说明阿城对多样性文化的“自觉内化”:对传统的追根溯源,对知识结构的差异强调,甚至对渐近失落的原儒文化、萨满文化的打捞,无一不证明着对渐近消逝的文化的寻回,贯穿其思想的内在理路。
杨梦[6]（2021）在《凌宇的沈从文研究》文中认为沈从文,中国现代着名文学家,写有许多享誉中外的历史名篇,1988年被提名为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一。由于某些原因,学术界对沈从文的评价在1978年前后呈现出巨大的反差。进入新时期,沈从文重新被读者接受,最重要的推动者便是凌宇,他是新时期沈从文研究的第一人。因此,本文针对凌宇的沈从文研究进行再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旨在说明选题原因、凌宇对沈从文的研究综述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正文部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先对沈从文的研究史做一个分期,分别为萌芽期、停滞期和活跃期,引出新时期沈从文研究的第一人凌宇;再通过沈从文对凌宇相关研究的肯定,以及凌宇的沈从文研究带来的影响对凌宇的沈从文研究进行再研究。第二部分是对凌宇的沈从文研究分别从文本梳理、时段分期以及研究方法三个方面进行一个详细的阐释。最后一部分探索为何凌宇的沈从文研究会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归纳他有哪些有利的条件以及特质;然后分析凌宇在沈从文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结语是对凌宇如何研究沈从文进行总结,并且指出全文的意义,即本论文从凌宇对沈从文的研究角度切入,不仅对研究者如何系统地研究一个作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以往的沈从文研究成果。
赖鑫[7]（2021）在《论沈从文小说中的“梦”书写》文中研究说明沈从文按自己的理解认知挖掘抒情浪漫的本真人性和乡土情感,延续了明代性灵文学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姿态。他认为小说并非是僵硬的文学表达方式,而是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包括社会现象和梦的现象,前者主要是完善小说的社会使命,后者是诗意抒情的叙述手段。秉承这一创作理念,沈从文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梦境描写和梦幻叙述,作者用“梦”重构自然与人事,在缥缈独特的梦意象中倾注丰沛的情绪,“梦”成为叙事风格的标出特征,是艺术创造的内驱。诗意与浪漫离不开“梦”,“梦”为小说内容和结构的完善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梦”的出现是沈从文对湘西封闭世界的生命形式与生存状态的隐晦思考,反映了他对命运困境和理想追求的体悟与认知。本文是在以沈从文小说中的“梦”为研究对象的视域下,试图分析小说中“梦”涵盖的文学理想、“梦”的艺术特色、“梦”的功能、写“梦”的原因和影响。本文通过对沈从文小说作品的提炼整合,系统探寻其“梦”现象,从而关注沈从文对生存、生命、命运的思考。并结合沈从文创作的心态变化,回归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探究作者用“梦”承载的文学理想,对沈从文小说研究热潮中被遮蔽的“梦”现象做新的体察和审视。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梳理的是沈从文小说中“梦”书写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不足、研究创新性和研究对象的界定。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是对本文研究价值的探讨,并集中论述了沈从文对“梦”的看法,分别阐述了沈从文对作家与“梦”的关系、小说与“梦”的关系的认识,揭示出沈从文写“梦”的独特底色和特殊情怀。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不足是对沈从文研究、沈从文小说“梦”研究现状的分类梳理,在归纳整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出小说“梦”研究的方向和存在不足的原因。研究的创新性分别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三个方面展开叙述。研究对象的界定是对“梦”的界定,取义从梦境描写延伸到梦幻叙述。正文由二到六章构成:第二章分析沈从文小说中“梦”的主题脉络:传达文学理想。沈从文是织“梦”的佼佼者,创造了各种形式的“梦”,彰显出作家流动的思绪力和精彩的审美力。从文本细读和知人论世的方式着手,将文本和文化、历史相结合,准确把握住作家写“梦”的意图,透过表层的“梦”牵引出叙事主题。第三章探究沈从文小说写“梦”的艺术特色:内容特色和表达特色。以细微的“深度描写”来把握“梦”的内容特色,分别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比较了沈从文小说写“梦”与传统文学写“梦”、同时代的现代作家写“梦”的区别,把握作家在继承传统梦文学素养、革新现代小说梦幻叙事两个层面上的立异求新;又围绕“超越艺术常规”衍生出的新颖的语言和怪诞的风格来掌握“梦”的表达特色,体会作家个性化的创作尝试。第四章论述沈从文小说写“梦”的功能:表现功能、组织功能和文体功能。从“梦”是沈从文艺术加工后的文学符号入手,发现“梦”具有强烈的生发性和表意性、在结构上发挥独特的功能、具备超越一般叙述的特性,表现了沈从文奋力建构文体的理想化试验。以此总结出小说“梦”在表情达意、组织情节和文体建构三个方面的功能。第五章探析沈从文小说写“梦”的原因。从作家自身的幻想天性与幻思气质、萦绕着“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社会背景、“抽象的抒情”的审美趣味来还原作家幽深的梦情结;从“常”与“变”的深刻思维、“破”与“立”的复杂情感来分析“梦”承担的承载作家变动的文化意识的重任。明晰沈从文小说写“梦”的情绪意识是积极的,是为建构文学理想而服务。第六章重点讨论沈从文小说写“梦”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具体而言,文学价值是“梦”对命运困境的揭露,主要从“梦”映射的生存困境、文化困境和道德困境三个层面来分析。美学价值是“梦”对加速抒情风格形成所做出的贡献,包括以“梦”描绘浪漫的传奇故事、以“梦”抒发浓郁的乡土情感。在此基础上,深入探寻小说“梦”的文学化、审美化处理路径。结语部分是站在反思沈从文小说文学创作的角度来回溯小说“梦”的流变。将其放在文学史视野中进行考察,“梦”不仅是沈从文个性化的艺术结晶,也是二十世纪现代小说“造梦”的重要范式。而沈从文小说的“梦”书写到后期逐渐走向简单化、萎顿化、框架化,这是由作家人生经历和创作心态决定的。不同阶段的小说有不同样态的梦幻成分启示我们要用思辨和客观的评判思维去解读作家笔下的“梦”。
朱华阳,骆羽芯[8]（2021）在《文章分五色，明灭孰可辨——关于郭沫若斥沈从文为“桃红色作家”事件的疏解》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8年,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将沈从文斥为"桃红色作家",由此引发的舆论给沈从文后半生的写作与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其中是非曲直也引起学界的众说纷纭。首先,郭沫若批判沈从文是源于私人的宿怨,还是文化政治发展的必然?建国前夕沈从文的"发疯""自杀"是这篇文章导致的吗?这需要辩证分析。其次,郭沫若批判沈从文为"桃红色作家"有文学理据吗?我们需要探讨沈从文情欲书写的"诗"与"真",看看被理解为"抽象的抒情"的"虹影""星光"背后真正的生活面影。其三,沈从文在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与五四时期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 30年代的革命小说风格类似,同是书写身体与爱欲,郭沫若为何以高度评价和大势挞伐区别对待?究其缘由,我们可以梳理出现代作家文学观念的歧异和浪漫主义的流脉。
王云龙[9]（2020）在《沈从文小说文体的常与变》文中提出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文体作家”,其“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历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但是关于这种文体特色从何而来,在沈从文的整个创作周期内有何变化,研究是较为薄弱的。常与变是沈从文小说生命哲学的核心命题,但是超越于哲学范畴之外,对于沈从文小说文体的考查,也可以从常与变来入手。沈从文是一位深受传统文化滋养的现代作家,他善于吸纳传统之“常”,特别是对“史传”、“诗骚”的创造性转化。他从《史记》中学习叙事笔法,从《离骚》中获得关于“神性”的启悟,以“史传”、“离骚”为代表的传统之“常”奠定了他的文体基调。另一方面,他在自身的文学创作中,充满求变精神,通过“习作”等方式,尝试了多样化的叙事、多题材的创作,沈从文的作品愈发的圆融与复杂,从一个“讲故事的人”逐渐转变为一个孤独的“歌者”,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最终走向了一条内指性的孤独的自我创作道路。沈从文的小说虽然在变,但是文本深处仍然可见那些传统之“常”的影子,不仅是因为传统滋养的深厚,也因为那强劲的生命状态以及对于文学的至诚追求。
高爽[10]（2020）在《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敏感的一类人,外在一切经过他们情感思维的内化展现出来,研究作家心态能探求历史投射给人的精神轨迹。现代作家沈从文集多种矛盾于一身,他的潜在情感与现实行为、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不平衡,导致他一生在不断遭遇和克服危机中挣扎,心灵产生出“丰富的痛苦”。但是学界从心理学、精神科学层面来研究沈从文,一直相对薄弱,显着成果集中在文化、美学、历史社会等领域,有关他心态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不成体系。鉴于此,本论文将沈从文的创作心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审视。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载体,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能打开时代灵魂,因此本论文采取的研究思路是,从沈从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反观其创作心态,力图深入到他心灵世界的潜在层面,探寻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冲突,思考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者如何坚守个体人格和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反思以往研究中形成的某些定论。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传记批评法、心理分析法和社会历史批评法,对沈从文的创作心态进行综合分析。艺术植根于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人有了需要,会转化成相应的动机与欲望,并采取满足它们的行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中,人同时存在多种需要,只是在不同时期,某种需要能最先支配人的行为成为“优势需要”。人的较低一级需要得到一定满足之后,较高一级需要就会出现,已经满足的需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能方式处于维持状态,如果环境改变或遭受挫折,还会再次出现。沈从文一生面临多种需要,它们同时、持久存在着,又随内外因变化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层次,且同一种需要在他人生不同阶段表现各异。基于沈从文的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需要,本论文在作品“内容”上选取从恋爱、身份认同、文学理想三个方面来考察他的创作心态,既具共性又有个性;“形式”上的抽象、疯癫、综合书写分别与之相对应,又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特征;最后从“内容与形式”探讨他弃笔转业前后的心态。第一章论述沈从文作为“恋爱作家”的隐衷。情感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沈从文也曾言“两性关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有关两性关系的探讨,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不同时期的恋爱创作反映出他对女性、人生、文明等的不同心态。早期小说中的“性苦闷”与生活困顿尤其是经济压迫带来的自卑心理密切相关;其中也触及到了“性的道德”问题,男性自认为对女性的救赎、情欲与理性/道德之间的冲突是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他对此所持的暖昧态度中含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沈从文还以“性本能”需求为基点表达了对文明的不满,他赞扬了四狗、五明、柏子等乡下人身上自由野蛮的原始情欲,虽也揭示出它自身的毁灭性,但他更不满文明的性道德作成的“伪善”。文明的性约束有时造成城里人肉体满足被剥夺与精神上失望,导致本能的负面性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更大作用。事实上,沈从文是借对文明的不满,将原本在城市受到的挫折升华成了一种异域文化自信,反映出一种夸张的心理态势。而40年代的爱欲抒写《看虹摘星录》,是他不能平衡婚后现实与爱情想象的结果,从小说与现实中的两位“女性吉诃德”身上,可以看出他在婚姻情感上的苦闷。第二章分析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爱的需要虽有受挫,但部分得以满足之后,沈从文的自尊需要,开始占据优势,对于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寻求生存的他来说,自尊需要具体表现为希望自我能够在城市中获取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追求智慧、怀揣理想的乡土文学青年,沈从文向往渴慕代表知识、教育、文化的城市,于是决然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当他历经挫折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后,却又在情感上选择后退,反复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背后是他自卑与自高相互纠缠的心理在起作用,“乡下人”立场是他的生存和叙事策略,它在城乡对立、苗汉对立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裂隙。都市经验带给沈从文创伤的同时也赋予他理性,创伤让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里人时,看出了都市的堕落;理性使他用启蒙者的态度审视湘西时,意识到了它的悲剧性,他对两种环境都生出疏离感,身份认同存在危机。“不肯回去”让他游离在城市边缘,“无从回去”又使他徘徊在湘西边缘,他在两个世界中都被看作“外来者”,成了一个“非城非乡”、“半城半乡”的“边缘人”,这“中间的悲哀”伴随了他一生。第三章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身份认同的窘迫困扰着沈从文,但他潜意识中倾向“城里人”和“启蒙者”角色,30年代之后,随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变得强烈,他想要通过文学理想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本章所言第一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它建立在个人所追求的目的或目标之上。在个人层面上,沈从文积极寻求自我的文学史价值,30年代初期,他从诗歌批评中肯定了自己作品的意义,由小说批评中找到了在文坛上的定位;中期,《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他为争取文学史地位采取的主动行为。第二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文学为表现社会和民族的人生而作。沈从文走的也是“文学救国”之路,以湘西现实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蕴含着他的“尚力”意识,体现了他主张通过激发民众的意志和生命力实现民族改造的理想,这也是他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核心理念上的重要契合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相通,因从小看过无数杀戮,他厌恶政治反对强权,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的“武器”,推进人类和平的唯一“工具”,提倡“专家治国”,极力排斥政治干涉文学、文学从属政治,主张以文学鼓励、辅助政治向前,他认为文学思想的效力至少和政治有益行为的目的平列,甚至还会超越后者。但沈从文参与历史的方式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建国后,他也意识到,以文学改造民族、社会的理想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第四章探析沈从文的书写形式和心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沈从文的抽象、疯癫和综合书写是“已成为形式的内容”,与他的爱欲纠葛、身份窘迫和文学理想相连。30年代末情感生活的纠葛、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消极性、文与人不被理解等,都促使他重新思考新的表现形式,并为追求的抽象书写迷惑而转向虚无。在《看虹摘星录》中,他将爱欲从变化不定的日常中抽离出来,以抽象形式使之固定下来成为永恒,在一种看似隐晦的暖昧状态下倾诉着被压抑的苦闷,也用新试验抗拒和超越现存关系,试图打破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意识和日常经验。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也和他身上的“疯狂的因子”有关,他多次提及自己在别人眼里常被看作是“神经病”,在他的文学观念里,世界上最高的记录由“发狂”的人造成,他还用写作经验谈到头脑接近疯狂的情况下文字才会有生命,这样的看法类似“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沈从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疯癫体验,疯癫书写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也反映出他在认识自我时的迷乱心态。综合书写,是沈从文抗战之后在文体形式上持续进行的尝试和突破,体现了他尝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创造出新“现代小说一格”的文学理想。但内外多种矛盾致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综合书写的产物都呈现出“未完成”状态,揭示出他对形式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困惑。第五章剖析沈从文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30年代之后,爱欲苦闷、理想失落、文体形式失败等困扰着沈从文,最终导致他陷入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中。昆明时期,面对民族忧患、人事关系纠葛、情感烦闷,创作上的表达焦虑,沈从文变得愈加孤独、沉默,在时代大力和个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知向谁呼喊”的痛苦压抑之声。1946年夏末复员回到北平后,他试图走出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发表的论时政杂文增多,表现出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和担当,并继续实践着文学理想。1946年10月,发表了自辩性长文《从现实学习》后,他开始不断受到来自民盟、左翼、无党派等人士的批判,再次陷入压抑之中。1948年左翼文学界的领导人认识到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坚持文学配合、服从政治的原则,沈从文被列入坚决予以打击并彻底消灭的“反动”作家一列。因摆脱不掉恐惧权力而产生的“迫害感”,1949年初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急遽变坏,3月28日他选择了自杀,自杀被救成为他新生的起点。40年代之后,沈从文一直为表达焦虑所困,找不到合适形式书写见闻感受,在他看来研究文物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在文物研究中他重新找到了延续生命抒情的方式,坚守了精神上的创造性,弃笔转业是他做出的“健康的选择”并非“消极的退隐”。从对沈从文创作心态的分析可知,他在面对情爱、自我、理想、书写形式探索时都有矛盾,徘徊于情欲和道德、文明和蛮力、神性和世俗、“乡下人”和城里人、审美和功利等之间,精神结构呈现出抽象与具体、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自由与必然等复杂性。他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转折之中寻找平衡,但性情人格上固有的特征使他无法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整合认同,从而在绝对孤独中体验着异己性,生命内在的紧张和狂热一度将他导向死亡。他“在”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位于交叉点、处在临界状态又使他超越了它们,这正是他精神上的独特性。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努力将生命力转化为精神上的创造积极性,坚守以自由精神为灵魂要义的个体人格,在创造生命自身和生存价值中产生的心灵冲突、挣扎、痛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本论文从沈从文的创作心态出发,纵观其一生心路历程,是作家个人心态史的研究,也是从心态文学史的角度做出的个例尝试。
二、从小说创作看沈从文的文化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小说创作看沈从文的文化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记忆的沉淀与生长——对新中国小说史料相关的几个问题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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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 五 |
| 六 |
（2）小说新质与现代文艺高峰——以鲁迅、沈从文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一、题解与缘起 |
| 二、时代精神与“写实的才华” |
| 三、艺术个性与现代经典的创造 |
| 结 语 |
（3）《边城》阐释史及其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研究现状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构架 |
| 第一章 各家说《边城》 |
| 第一节 各家评说《边城》的历史背景和主题 |
| 一、不同历史背景下各家对《边城》的褒贬 |
| 二、各家说《边城》的主题 |
| 第二节 各家评说《边城》的人物和情节 |
| 一、各家说《边城》的人物 |
| 二、各家说《边城》的情节 |
| 第三节 各家评说《边城》的艺术手法 |
| 一、各家评说散文化小说的环境描写 |
| 二、各家评说诗化小说的人物形象刻画 |
| 三、各家评说诗化小说的意象与意境 |
| 第二章 各家教《边城》 |
| 第一节 三个版本《边城》(节选)教材分析 |
| (一)人教版《边城》(节选)教材分析 |
| (二)苏教版《边城》(节选)教材分析 |
| (三)统编版《边城》(节选)教材分析 |
| 第二节 两个版本的《边城》(节选)教参分析 |
| 一、人教版《边城》(节选)教参分析 |
| 二、苏教版《边城(节选)》教参分析 |
| 第三节 两个版本的《边城(节选)》的教学分析 |
| 一、人教版《边城(节选)》教学分析 |
| 二、苏教版《边城(节选)》教学分析 |
| 第四节 说《边城》与教《边城》的互补性 |
| 一、教与说的对比 |
| 二、教对说的提炼与落实 |
| 三、说对教的开拓与延展 |
| 第三章 《边城》阐释史对教学的启示及实践 |
| 第一节 《边城》阐释史的理论性、经典性与多元性 |
| 一、《边城》阐释史带来的阐释学与互文性理论启迪 |
| 二、名家说《边城》的经典性启示 |
| 三、名家说《边城》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启示 |
| 第二节 《边城》阐释史对美与爱的教育启示 |
| 一、《边城》阐释史前期对美与爱的教育启示 |
| 二、《边城》阐释史后期对美与爱教育的启示 |
| 第三节 教学实践对《边城》阐释史的借鉴 |
| 一、将相关理论引入《边城》教学 |
| 二、《边城》阐释史对读、观、编、演、写多种教学方法的引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4）文学地理学视角下的汪曾祺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以及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对象和方法 |
| 四、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第一章 汪曾祺小说中的地理空间 |
| 第一节 具有地域特征的地方景观 |
| 一、似江南水乡的高邮 |
| 二、近西南边境的昆明 |
| 三、处西北塞外的山城 |
| 四、临华北平原的京城 |
| 第二节 具有地方特色的人物形象 |
| 一、以技长的高邮手艺人 |
| 二、性格如水的高邮男女 |
| 三、淳善的北方劳动人民 |
| 第三节 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书写 |
| 一、对物质民俗的描写 |
| 二、对社会民俗的表现 |
| 三、对精神民俗的状摹 |
| 第二章 汪曾祺小说中的地域性语言 |
| 第一节 汪曾祺小说中的方言呈现 |
| 一、带有江淮风味的高邮话 |
| 二、保有古语特色的张家口话 |
| 三、饱蘸吴侬情致的上海话 |
| 四、充满气韵的京言京语 |
| 第二节 汪曾祺语言观中的“方言意识” |
| 一、对方言要有兴趣 |
| 二、对“方言写作”的尝试 |
| 第三章 汪曾祺的地理经验与其小说创作的关系 |
| 第一节 汪曾祺的地理根系与其情感历程 |
| 一、生于高邮 |
| 二、求学昆明 |
| 三、停留上海 |
| 四、下放张家口 |
| 五、定居北京 |
| 第二节 汪曾祺地理记忆在小说篇目上的表达 |
| 第三节 地域文化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 |
| 一、作为创作底蕴的高邮文化 |
| 二、增添小说内蕴的异乡文化 |
| 第四章 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文学地理学意义 |
| 第一节 汪曾祺的地理感知与其小说风格 |
| 一、对意境的营造 |
| 二、对悲剧意蕴的追求 |
| 第二节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与当代文坛 |
| 一、“私人叙事”之“风俗画”的复活 |
| 二、美学复苏之对传统地理意象的捕捉 |
| 第三节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与地方文学发展 |
| 一、汪曾祺对当代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引领 |
| 二、汪曾祺对小城高邮的“赋魅”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阿城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阿城的文化观念探究 |
| 第一节 父与子、经验与记忆——阿城文化思想形成 |
| 1.1.1 家庭的隐性濡染 |
| 1.1.2 知识结构与文化选择 |
| 1.1.3 知青记忆与文化反思 |
| 1.1.4 旅美生活与文化回望 |
| 第二节 从蔚然成风的“寻根文学”到径自的文化寻根之路 |
| 1.2.1 文学史回望:缘起寻根 |
| 1.2.2 争鸣与辨析 |
| 1.2.3 变革现实的“寻根”理想——以《生活理想与审美理想》为例 |
| 第三节 文化与创作:现实价值、历史接续、自然主义 |
| 1.3.1 映照现实的文化价值观 |
| 1.3.2 历史断裂下的文化接续 |
| 1.3.3 从“现实主义”到“自然主义” |
| 第二章 美术、音乐、电影与小说的多元融合 |
| 第一节 小说的美术性 |
| 2.1.1 散落的美术形迹 |
| 2.1.2 线性生长与骨法 |
| 2.1.3 无画处成妙境 |
| 2.1.4 光影间的画面语言 |
| 第二节 小说的音乐性 |
| 2.2.1 生活的音符 |
| 2.2.2 结构的旋律性 |
| 2.2.3 可读的节奏 |
| 2.2.4 对位法曲式 |
| 第三节 小说的电影性 |
| 2.3.1 电影是一种生活方式 |
| 2.3.2 从“电影人”到“电影观” |
| 2.3.3 电影化叙事 |
| 2.3.4 景别:小说的镜头语言 |
| 2.3.5 声画合一 |
| 2.3.6 从《芙蓉镇》到《刺客聂隐娘》:阿城电影剧本创作 |
| 第三章 阿城创作的艺术特征 |
| 第一节 化传统为现代——新笔记文体 |
| 3.1.1 另一种文化复归意识 |
| 3.1.2 《遍地风流》的笔记特征 |
| 3.1.3 样本集纳的功能意义 |
| 第二节 “古”化语言 |
| 3.2.1 字词的复位性 |
| 3.2.2 半文言风貌 |
| 3.2.3 民与俗的活泼生命 |
| 第三节 意象、氛围、生命 |
| 3.3.1 阿城的诗性观 |
| 3.3.2 表于意象,融于氛围 |
| 3.3.3 文字是感觉的诗意流露 |
| 3.3.4 伦理生活的诗意情怀 |
| 第四章 阿城文论话语建构 |
| 第一节 自由境界的学思 |
| 4.1.1 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价值认同与精神共鸣 |
| 4.1.2 限度、维度、超越 |
| 4.1.3 “同情”是自由的根基 |
| 第二节 巫文化视角 |
| 4.2.1 艺术起源论 |
| 4.2.2 中国造型的幻象源头 |
| 4.2.3 “巫”与文化基因 |
| 第三节 多样性景观 |
| 4.3.1 世俗关怀到人文视角 |
| 4.3.2 映照中西的文化之思 |
| 4.3.3 认识论的思辨色彩 |
| 结语 |
| 附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凌宇的沈从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原因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沈从文研究与凌宇的研究简述 |
| 第一节 沈从文研究的梳理 |
| 第二节 沈从文对凌宇研究的肯定 |
| 第三节 凌宇的沈从文研究带来的贡献 |
| 第二章 凌宇对沈从文研究的梳理 |
| 第一节 凌宇对沈从文研究的文本梳理 |
| 第二节 凌宇对沈从文研究的时段分期 |
| 第三节 凌宇对沈从文研究的方法探讨 |
| 第三章 凌宇对沈从文研究的反思 |
| 第一节 凌宇研究沈从文的有利条件 |
| 第二节 凌宇对沈从文研究的特质 |
| 第三节 凌宇对沈从文研究的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7）论沈从文小说中的“梦”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不足 |
| 1.3 研究的创新性 |
| 1.4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2 沈从文小说写“梦”的叙事主题 |
| 2.1 建造“人性小庙” |
| 2.2 探寻“爱与美” |
| 2.3 重铸民族品德 |
| 3 沈从文小说写“梦”的艺术特色 |
| 3.1 内容特色:细微的“深度描写” |
| 3.1.1 突出的“现代性”和刻意的“向内转” |
| 3.1.2 显着的“地域性”与精彩的“审美力” |
| 3.2 表达特色:“超越艺术常规” |
| 3.2.1 运用新颖的语言:隐喻、象征 |
| 3.2.2 构建怪诞的风格:夸张、变异 |
| 4 沈从文小说写“梦”的功能 |
| 4.1 小说“梦”的表现功能 |
| 4.1.1 制造陌生化效果:转换视角 |
| 4.1.2 铺叙深层情感:揭示心灵 |
| 4.1.3 意义指向梦外:左顾言他 |
| 4.2 小说“梦”的组织功能 |
| 4.2.1 打造叙述节奏:间隔叙事 |
| 4.2.2 促进情节发展:预知未来 |
| 4.2.3 创设多重时空:虚实相生 |
| 4.3 小说“梦”的文体功能 |
| 4.3.1 建构散文化体式小说 |
| 4.3.2 构造诗化体式小说 |
| 5 沈从文小说写“梦”的原因探析 |
| 5.1 沈从文浓厚的“梦情结” |
| 5.1.1 作家自我:楚文化造就的幻思气质 |
| 5.1.2 社会因素:“五四”新文学精神的推动 |
| 5.1.3 审美趣味:“抽象的抒情”文学观的坚守 |
| 5.2 承载沈从文变动的文化意识 |
| 5.2.1 “常”与“变”的思维变奏 |
| 5.2.2 “破”与“立”的情感交织 |
| 6 沈从文小说写“梦”的深远影响 |
| 6.1 文学价值:传达作家对命运困境的思考 |
| 6.1.1 生存命运:个体在命运面前的无力感 |
| 6.1.2 文化命运:旧文明的悲剧抗争和被迫臣服 |
| 6.1.3 道德命运:灵与肉的永恒冲突 |
| 6.2 美学价值:加速小说抒情风格的形成 |
| 6.2.1 以“梦”描绘浪漫的传奇故事 |
| 6.2.2 用“梦”抒发浓郁的乡土情感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文章分五色，明灭孰可辨——关于郭沫若斥沈从文为“桃红色作家”事件的疏解（论文提纲范文）
| 一、缘由与影响———沈从文被斥为“桃红色作家”的历史平议 |
| （一）郭沫若批判沈从文的缘由 |
| （二）郭沫若的批判对沈从文的影响 |
| 二、作品与生活———沈从文被斥为“桃红色作家”的文本考析 |
| （一）爱欲书写是一种“抽象的抒情” |
| （二）“虹影”“星光”的生活面影 |
| 三、革命与抒情———沈从文被斥为“桃红色作家”的理论反思 |
| （一）不同时代的“身体写作” |
| （二）身体与革命的不同装置 |
（9）沈从文小说文体的常与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现代小说文体变革与沈从文的“习作”尝试 |
| 第一节 小说文体发展的常与变 |
| 第二节 小说求变与“习作”尝试 |
| 第二章 “史传”与“诗骚”传统的吸纳与转化 |
| 第一节 “史传”笔法的借鉴 |
| 一、“史传”的阅读经历与精神指引 |
| 二、历史与新“事功”的结合 |
| 第二节 “诗骚”的启悟 |
| 一、“诗骚”与自然风物滋养 |
| 二、“诗骚”文学精神的传承 |
| 第三节 “史传”与“诗骚”的融合 |
| 第三章 自我求变——从“讲故事的人”到孤独的“歌者” |
| 第一节 现代人笔下的传奇故事 |
| 第二节 孤独的自我写作 |
| 第三节 小说文体与生命相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谢辞 |
（10）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 沈从文研究现状与拓展之可能性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恋爱作家”的隐衷 |
| 第一节 “性苦闷”与自卑 |
| 第二节 “文明及其不满” |
| 第三节 “女性吉诃德”与“幸福的幻影” |
| 第二章 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 |
| 第一节 “湘西社会的逆子”:向往都市与决然离乡 |
| 第二节 “乡下人”身份的建构与裂隙 |
| 第三节 “边缘人”位于“中间的悲哀” |
| 第三章 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 |
| 第一节 “自明心迹”:追求自我价值 |
| 第二节 “浪漫主义的物力化” |
| 第三节 “最后吉诃德”的文学政治幻念 |
| 第四章 书写形式与心态的游移 |
| 第一节 抽象书写与虚无 |
| 第二节 疯癫书写与迷乱 |
| 第三节 综合书写与困惑 |
| 第五章 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 |
| 第一节 “不知向谁呼喊”的压抑 |
| 第二节 “一切已结束,一切正起始” |
| 第三节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
| 结语 坚守精神创造性与个体人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从小说创作看沈从文的文化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记忆的沉淀与生长——对新中国小说史料相关的几个问题的思考[J]. 杨扬.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 2021(06)
- [2]小说新质与现代文艺高峰——以鲁迅、沈从文为中心[J]. 刘涵之. 文艺争鸣, 2021(07)
- [3]《边城》阐释史及其教学研究[D]. 李慧. 闽南师范大学, 2021
- [4]文学地理学视角下的汪曾祺小说研究[D]. 吴瑶. 陕西理工大学, 2021(08)
- [5]阿城论[D]. 冯译萱. 吉林大学, 2021(01)
- [6]凌宇的沈从文研究[D]. 杨梦.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1)
- [7]论沈从文小说中的“梦”书写[D]. 赖鑫.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8]文章分五色，明灭孰可辨——关于郭沫若斥沈从文为“桃红色作家”事件的疏解[J]. 朱华阳,骆羽芯. 社会科学动态, 2021(02)
- [9]沈从文小说文体的常与变[D]. 王云龙. 青岛大学, 2020(02)
- [10]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D]. 高爽. 山东大学, 2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