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市流动人口节育模式的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袁艳,茅倬彦[1]（2019）在《流动育龄妇女避孕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提出本研究利用2010-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及半结构式访谈资料对流动育龄妇女的避孕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流动育龄妇女避孕普及率较高,避孕已经成为流动育龄妇女的一种生活方式。宫内节育器、避孕套和女性绝育仍是流动育龄妇女采取的主要避孕方法,且避孕套避孕方法日益普遍,由于生育数量的增加以及流
周长友[2]（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提出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夏文荣[3]（2014）在《上海市计划生育药具公共服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计划生育药具是指用国家计划生育专项经费采购的，由国家免费提供，用于保障避孕节育的药品、医疗器械等的统称。计划生育公共服务则是指政府组织使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向全民免费提供避孕节育药品、医疗器械及其他相关各项服务的统称。计划生育药具工作是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保护妇女儿童身心健康、促进民生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历经了“单一免费药具供应”、“‘双轨制’供应”和“‘三位一体’药具供应”三个阶段的发展，经过“十一五”时期的规划，上海市在全市范围内完成了计划生育药具发放规范化建设工作，育龄群众对药具的满意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制约药具工作的体制性、机制性和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本文立足于计划生育药具管理部门，介绍了上海市计划生育公共服务的基本情况，同时根据2012年对上海市常住人口中的19～49周岁，23699名已婚育龄妇女抽样调查数据，和上海市人口计生委2004—2011每年对上海市常住已婚育龄妇女进行“上海市已婚育龄妇女避孕节育措施抽样调查”的数据，从计划生育药具使用情况、经费投入和使用和药具管理人员队伍现状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研究。通过对现状的分析研究，本文提出了目前上海市计划生育药具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只有从增加政府资金投入，优化计划生育药具品种结构；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利用机构合并契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加强高层倡导，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四个方面入手，才能逐渐适应的新的发展形势，形成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计划生育药具的工作新模，才能推动上海计划生育药具新一轮改革与发展，提升人口计生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促进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满足市民不断增长的、多元化的计划生育、优生优育和生殖健康需求。
王克伟[4]（2014）在《上海市流动育龄女性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干预研究》文中指出[研究背景]《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显示,截至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其平均年龄为28岁,“8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近一半。这些年轻的流动人口处于性成熟期,他们远离了原居住地风俗习惯和道德的约束,正在经受新环境带来的种种诱惑和冲击,性观念和性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为性观念开放、婚前性行为发生率高、性行为安全意识差等特点,这些使得该群体中发生较多的意外妊娠、性病／艾滋病感染等生殖健康方面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在流动人口中开展以避孕节育知情选择为核心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但是由于流动人口分布广、流动性大、人员组成复杂、居住地点、从业处所和计划生育信息变化快等因素,致使在流动人口中开展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存在一些困难和障碍。在中国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形势下,如何有效地开展知情选择已经成为计划生育工作转变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前在国内流动人口中开展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的研究还很少,对这一特殊群体实施知情选择的效果及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及如何解决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研究目的]本研究在了解流动育龄女性避孕节育现状、生育意愿、避孕节育／生殖健康知识现况以及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制定针对性的综合干预方案,开展流动育龄女性避孕节育知情选择优质服务干预研究,评估干预效果,探讨适宜流动人口的避孕节育知情选择优质服务模式,供我国政府制定流动人口避孕节育干预策略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本研究设计为流行病学社区干预研究。本研究在上海市徐汇区13个街道,随机分配一定数量的街道到干预组和对照组。在干预街道被随机抽取的居委会实施避孕节育知情选择优质服务综合干预方案,对照街道被随机抽取的居委会开展常规计划生育工作,通过基线调查和终末评估调查比较项目实施期间干预组和对照组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知识、态度、信念和行为的变化来评估干预的效果及影响因素；探讨适合流动人口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的推广模式。[统计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卡方检验、t检验、一般线性模型、广义线性模型、多水平模型等。[研究结果]1、基本情况基线调查中共调查流动育龄女性1763人,其中干预组861人,对照组902人。终末评估调查中调查对象人数为1686人,其中干预组838人,对照组848人。2、研究对象的一般特征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28.0（±6.0）岁,25～34岁者所占比重最大；已婚或有性生活对象为主,共1733人（98.3%）；学历以初中为主,占45.2%；户口以农业户口为主,占2/3。干预组和对照组年龄、学历、户口等构成均无统计学差异。研究对象每年在现居住地居住时间大于等于11个月的比例高达90%以上,来现居地的主要原因是劳务／工作,大约3/4的研究对象在现居住地已经超过4年；约90%的对象是与配偶／性伴在现居住地生活；期望子女数为2个的最多,大约占75%。大部分个体没有明显的性别倾向；有1个子女的对象大约占64%,2个子女的约18%。3、干预活动提高了流动育龄女性避孕节育知识水平研究结果显示,干预活动后,干预组的得分均值从基线调查的51.7分上升到终末调查的65.1分。经方差成分模型分析,干预组对对照组的系数值为6.30。不同避孕方法知晓率均提高15%以上。提高幅度最大的是女用安全套知晓率（31.3%）,其次为紧急避孕（27.1%）,体外排精和男性安全套的提高最低,分别为16.6%和16.8%。4、干预活动提高了流动育龄女性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知晓水平、促进了研究对象知情选择态度的转变调查显示,在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的知晓上,干预后干预组知晓人数占93.0%,比干预前提高了近13%。干预组对对照组的OR值为3.32,95%可信区间3.22—3.46。赞同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的对象,干预组从基线调查的81.7%上升到终末调查的93.9%,反对的构成从6.9%下降到1.1%。5、干预活动改变了流动育龄女性现在避孕措施的构成,提高了避孕方法使用满意度干预期间干预组的避孕率从80.7%上升到91.1%,干预组男用安全套的使用构成从干预前约45.7%上升到干预后的54.8%,而流动人口采用宫内节育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干预促进了研究对象选择可逆性避孕措施,干预组对对照组的OR值为2.54。终末调查干预组研究对象对现用避孕方法满意度（91.5%）高于基线调查干预对象的（80.3%）,而对照组对象干预前后满意度差别不大。干预组对对照组的OR值为2.46,95%可信区间1.69-3.58。6、干预提高了流动育龄女性自主选择避孕方法终末调查显示,干预组调查对象避孕措施由其他人决定的构成明显下降（5.5%）,双方共同决定从对照组的61.7%上升到干预组的69.6%。多水平模型分析避孕方法自主选择（本人、对方、双方共同决定）的影响因素发现,干预组对对照组的OR值为3.38,95%可信区间2.42-4.84。7、干预促进了流动育龄女性主动寻求咨询服务,提高了咨询的满意度基线调查中干预组和对照组均有20%的研究对象在现居住地寻求过咨询服务,终末调查中,干预组大约40%的对象获得过咨询服务,高于对照组的17.9%。多水平模型分析发现,干预组对对照组的OR值为3.96,95%可信区间3.05—5.16。终末调查的研究对象表示咨询满意的比例从对照组的71.7%上升到干预组的78.8%,基本满意的比例在两组相同。8、流动育龄女性接受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比例不高,表现出较多的服务需求基线调查显示,大约有20%的对象未办理过《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寻求计生检查和面对面咨询等服务的比例都不高。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对免费避孕药具、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发放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宣传材料、孕期保健、定期举办性与生殖健康知识、讲座、查环、生殖道感染防治和性伴／艾滋病防治服务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需求。9、开展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的优势和障碍在管理、服务和群众层面都存在影响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开展的优势和障碍。主要优势包括：计生人员服务周到；流动人口集中,便于宣传教育；各年龄层次的人都有,宣传面广；流入地计划生育服务种类多；避孕药具种类齐全；计生部门与医院合作工作的基础好；宣传资料充足。开展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和咨询服务的障碍包括：计生人员专业知识欠缺；流动人口避孕节育知识欠缺,保护意识差；缺少计生服务人员；政策执行不到位；缺少必要的硬件；政策法规不了解：宣传力度不够；检查收费；缺乏与户籍地的沟通联。[结论]综上所述,知情选择干预方案的实施可以提高流动育龄女性避孕节育知识水平,提高了研究对象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知晓水平,促进了研究对象知情选择态度的转变,改变了流动育龄女性现用避孕措施的构成,提高了避孕方法使用满意度,促进了流动育龄女性主动寻求咨询服务,提高了咨询的满意度,增强了流动育龄女性自主选择避孕方法的能力。应积极在流动人口中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提高计划生育服务水平和流动女性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的能力,为进一步促进流动女性性与生殖健康服务。
纪红蕾,赵瑞,武俊青,周颖,程建萍,李玉艳,黄萍,李亦然,陈家鹏[5]（2014）在《北京、上海、成都流动人口避孕节育知识及相关因素调查》文中研究表明目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数达到2.6亿人,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增加了约1.2亿人。探究新时期流动人口避孕节育知识状况存在的问题。方法:本研究为多中心的横断面调查。2007年8—12月在北京、上海和成都3个城市流动人口集中的区域内,选择工厂、建筑工地和服务娱乐场所各4个,纳入场所内全部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由统一培训过的调查员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调查。应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由双人双遍录入,采用SAS 9.1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实际调查流动人口6 304人,上海、北京和成都分别调查2 001、2 106和2 197人。对研究对象常见9种避孕方法的知晓情况、使用方法、避孕原理、优点和不良反应的知识进行赋分,三地流动人口平均得分都较低。拟合的多因素线性回归模型提示,北京和成都的研究对象得分低于上海;男性、未婚无性生活、建筑工地、家庭人均收入较低、农业户口的研究对象得分较低。研究对象对6种避孕方法是否可以预防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的回答中,正确率最高的是男用避孕套（75.08%）,其余5种正确率均低于40%。结论:流动人口对常用避孕措施的使用方法、避孕原理、优点和不良反应的整体知晓情况和预防HIV感染的掌握情况仍较差。男性、未婚、无性生活、经济状况差的流动人口是生殖健康服务的重点人群。
赵瑞,武俊青,周颖,纪红蕾,陈家鹏,赵洪鑫,李玉艳,黄萍,程建萍,李亦然[6]（2014）在《干预项目对流动人口宫内节育器使用及认知的影响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分析干预项目对流动人口宫内节育器（IUD）使用和认知的影响,为进一步开展避孕节育促进项目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1849岁流动人口（6 304人）,分为干预组（3 330人）和对照组（2 974人）。对照组开展常规计划生育服务,干预组实施包括倡导、动员、管理、培训等在内的一系列干预活动。分析干预项目对研究对象IUD使用和认知的影响,采用卡方检验、加权最小二乘估计模型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干预后,在基线调查和评估调查中都使用IUD的1 688名研究对象中,对照组调查不知道所用IUD种类的比例由58.28%下降为43.77%;干预组基线调查不知道所用IUD种类的比例由66.56%下降为18.59%,2组组别和时间的交互作用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干预能提高流动人口对所用IUD种类的认识,进一步广泛推广针对流动人口的避孕节育干预项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武俊青,张玉凤,赵瑞,李玉艳,王瑞平,詹绍康,程建萍[7]（2012）在《上海市闵行区流动人口避孕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认为目的:了解上海市闵行区流动人口的避孕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以后的避孕节育相关干预研究提供依据。方法:应用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的研究方法,对符合入选标准的流动人口进行结构式问卷调查,主要调查研究对象的基本人口学信息、避孕方法的使用情况及相关的避孕知识等。结果:本次调查的1 414名有过性行为的流动人口中,目前避孕措施使用率为91.94%（1 300人）。其中宫内节育器占到51.08%,其次是男用避孕套（25.00%）,结扎（17.15%）,口服避孕药（3.69%）。与18～24岁的对象相比,年龄在30～34岁,35～39岁,40～44岁以及≥45岁的研究对象的避孕措施使用率较高（OR分别为2.16,6.67,2.47和2.84）。与家庭月收入低于500元的对象相比,收入越高的对象,其目前采取避孕的比例就越高（500元、1 000元、2 000元、≥3 000元组的OR分别为2.19,3.11,2.32和3.18）;与避孕节育知识得分≤16分的对象相比,得分为17～31分以及得分≥49分的研究对象避孕措施的使用率较高（OR分别为2.46和2.32）。结论:研究对象避孕方法的使用和选择受到年龄、婚姻状况、经济状况、避孕知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以后应继续加强流动人口避孕节育知识的宣传和教育,要把经济收入低、文化程度低和避孕节育知识薄弱的流动人口作为重点干预人群。
周颖,李玉艳,赵洪鑫,武俊青,叶江枫,王瑞平,张玉凤[8]（2011）在《综合干预对四川省项目点流动人口宫内节育器使用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目的:评估避孕节育综合干预措施对四川省流动人口宫内节育器（IUD）有关的知识水平、使用、定期检查行为的影响。方法:采用流行病学干预研究方法。干预组开展倡导动员、规范管理、定期培训、宣传教育、综合咨询、技术服务、随访与转诊等综合干预措施,对照组进行常规工作。干预前后分别对2组进行结构式问卷调查,评估干预效果。结果:基线期调查流动人口2 197例,评估调查时随访到有效样本1 877例;干预组研究对象知晓自己所放置IUD类型的比例由干预前的39.17%上升至干预后的56.40%（χ2=22.292 8,P<0.000 1）;到现居住地后查过IUD的比例由干预前的55.76%上升至干预后的79.27%（χ2=45.927 2,P<0.000 1）。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来自工厂、举家流动以及办理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对象,查IUD的可能性更大。综合干预能提高流动人口到现居住地查IUD的比例（OR=1.400,95%CI为1.123～1.745）。结论:综合干预能提高流动人口IUD知识水平,提高复查IUD率。
郁岚[9]（2011）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以上海市B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谋求发展的意识不断增强,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镇,使城市流动人口逐年增加。由于流动人口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大多从事个体生产和经营活动,且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和住所,生育观念落后,且流动人口大多正处生育高峰期,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和重点对象。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并结合上海市B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实证剖析,对流动人口现状、特征以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现状和特征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这个区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从而对计划生育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探讨了解决途径,并提出了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信息集约机制,建立属地化管理的综合运作法律责任机制,加强综合治理和部门联动以及完善流动人口管理考核工作等对策,从而为发达地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改革与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赵洪鑫[10]（2011）在《中国三城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现况及优质服务干预效果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人口问题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巨大的城乡差别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我国的人口流动呈现出波浪推进之势。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预计,在未来的30年,我国将形成5亿城镇人口、5亿流动迁移人口、5亿农村人口的“三分天下”的格局。进城农民数量的不断增大是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巨大推动力,但由于从农村进城的流动人口年龄结构轻,文化程度低,收入低,生活条件差,健康意识薄弱,远离家乡,脱离了父母的监护和原居地道德风俗的束缚,流动人口的性观念和性行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为性观念开放、婚前性行为发生率高、性行为安全意识差等特点,这些使得该群体意外妊娠发生较多,并存在性病/艾滋病感染等生殖健康方面的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在充分了解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存在的问题和需求的基础上,制定循证化的干预措施,通过多部门合作,采取多种宣传途径,向流动人口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提高流动人口避孕节育/生殖健康知识水平,培养其权利意识、生殖保健意识,树立自主选择避孕方法的信念,增加计划生育服务的可及性,最终改变不利于生殖健康的行为,提高避孕节育方法的有效性和可接受性。另一方面,对于计划生育服务提供者,通过宣传、倡导、咨询技巧培训和技术培训等,提高服务者的生殖健康知识水平,促使其深入学习流动人口相关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加强其为流动人口服务的信念,提高综合服务的技能,才能保障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开展。[研究目的]探讨流动人口避孕节育/生殖健康特征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现况,制定有针对性的综合干预方案,在试点社区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干预研究,评估干预效果,探讨适宜流动人口的优质服务模式。[研究方法]本研究是基于工作场所的流行病学社区干预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收集资料。在流动人口流入地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择研究对象,于北京、上海和成都三个人口高度集中的大城市选择流动人口集中的区选择工作性质、规模和工作条件基本相似的工厂、建筑工地和服务娱乐场所各4个,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在选定的干预社区实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综合干预方案,对照社区开展常规计划生育工作,通过基线调查和终末评估调查比较项目开展前后流动人口避孕节育/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和行为变化；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人员对流动人口提供服务的知识、态度、行为变化,以评价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实施效果。[研究结果]本研究共调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161人,干预后随访到有效对象144人（失访率10.56%）。调查流动人口6304人,干预后随访到有效对象5503人（失访率12.71%）。1.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现况：通过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人员、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和育龄流动人口的访谈,目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如下：1)育龄流动人口能够享受基本的计划生育服务,但也存在服务宣传方式单一、检查收费、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差等问题；2)“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双向管理”政策实施情况有待改善,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与户籍地之间目前还没有常规的工作沟通,责任分工也不是很明确；3)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管理系统有待完善；4)“缺乏权力,没有强制手段”是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最难解决的问题；5)加强宣教是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中最应解决的问题；6)流动人口现居地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技术服务参差不齐；7)未婚流动人口对现众服务资源的利用少;8)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最应该解决的问题包括：“加大宣教力度”、“提供免费、方便的医疗服务”、“领导重视”、“开发新型避孕节育措施,改善免费避孕药具的质量”、“增加计划生育服务人员的数量”、“计卫联手、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等；9)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优势和障碍并存。2.项目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问卷调查结果本研究调查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以30-40岁为主,女性超过90%,学历以大学为主,平均月收入以2000-4000为主,取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合格证》,或取得医师资格的约占一半,以从事宣教服务和咨询服务为主。上海现场的计划生育服务人员,最近一年接受过培训的有60.78%；北京现场的计划生育服务人员,最近一年接受过培训的有23.81%；成都现场的计划生育服务人员,最近一年接受过培训的有82.98%。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政策的掌握整体都比较好,能正确回答相关问题的技术人员达到90%以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9种常用避孕方法知识水平测试得分均较高,超过80分,仅皮埋等得分较低。50岁以上的服务人员避孕节育知识得分低于30岁以下者,平均月收入高的服务人员,避孕节育知识水平也越高,最近一年接受过培训的服务人员,知识得分高于未接受培训者；取得合格证的服务人员,知识水平高于未取得合格证者。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对流动人口提供宣教服务的意愿都很强烈。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为户籍人口提供过上环取环、查孕、查病、绝育手术、皮埋、人流等服务的比例要高于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对生殖健康综合咨询了解甚少,对规范化咨询服务六个原则、标准化咨询服务六个基本步骤、避孕节育咨询服务六个主题的知晓率全部在50%以下甚至更低。3.对育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的结果：本调查中的流动人口以20-40岁为主,未婚35.76%,已婚64.24%,近80%为农业户口,来现居住地的主要原因是劳务,接近90%；流动人口在现居地的主要居住方式为集体宿舍、自租房和与他人租房,自己购房的不足百分之十；大部分流动人口的医疗费用是全部由自己支付的,仅有不足10%的研究对象的医疗费用大部分由工作单位支付；16.64%的18岁以上未婚流动人口表示目前有性生活,流动人口发生首次发生性行为的年龄平均为22岁,最小为12岁；流动人口到现居地后累计性伴个数平均为1.29个,性伴总数最多为30个。性伴数量大于1的比例接近20%；流动人口对常用避孕措施的使用方法、避孕原理、优点和副作用的整体知晓情况较差。在满分为100分的9种常用避孕方法知识水平测试中,流动人口对男用避孕套的回答情况最好,平均得分约为40分,其他8种避孕方法的得分都在30分左右,对于皮埋等方法,得分更是低于10分。9种方法的平均得分,三地流动人口均低于30分。已婚流动人口平均孩子个数为1.27个,小孩数量超过2个的不到3%,期望孩子个数为1.66个,期望孩子个数超过2个的不超过5%。流动人口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超生倾向。未婚有性生活流动人口避孕现用率为85.87%,已婚有性生活流动人口避孕现用率达到了91.26%。未婚有性生活的研究对象,最主要使用的避孕方法依次为避孕套（74.19%）、口服避孕药（10.65%）、宫内节育器（7.42%）、绝育术（1.94%）,其他方法包括避孕针剂、紧急避孕药、皮埋、自然避孕法等有5.81%。已婚有性生活的研究对象,最主要使用的避孕方法依次为宫内节育器（51.24%）避孕套（25.16%）、绝育术（17.47%）、口服避孕药（3.63%）,其他方法包括避孕针剂、紧急避孕药、皮埋、自然避孕法等有2.49%。接近半数的研究对象避孕节育方法是由双方共同决定的。未婚研究对象由他人（计划生育干部、计划生育服务人员、医生等）决定避孕方法的比例很低。但已婚流动人口现用避孕方法由他人决定的比例仍有19.90%。研究对象最近1年接受过面对面避孕节育咨询的比例仅为13.35%。大部分流动人口不知道自己或伴侣使用的宫内节育器类型。在知晓自己所使用的宫内节育器类型的流动人口中,使用率最高的是宫型IUD,其次是O型165环和Tcu220C。流动人口到现居住地后的查环率仅为55.71%。使用避孕套的流动人口,最近3次性生活均使用了避孕套的比例在90%左右。共有163人目前使用口服避孕药避孕,其中有22.30%的对象不知道自己使用口服避孕药的种类；避孕1号（18.47%）、妈富隆（19.38%）、避孕三相片（13.94%）、避孕2号（12.20%）是常用的避孕药类型。有过性行为的流动人口中,使用过紧急避孕药的有11.20%,其中22.27%的流动人口对自己使用的紧急避孕药种类不了解。知晓者中以使用左炔诺孕酮的人数最多,其次是米非司酮；同时流动人口对紧急避孕药正确使用的相关知识了解甚少。分别仅有17.44%和6.12%的研究对象知道紧急避孕药1个月和1年最多可以服用的次数。31.27%的流动人口在户籍地接受过免费的计划生育检查。到现居住地后,接受免费计划生育检查的比例仅为23.13%,流动人口接受免费计划生育检查的比例降低。在现居住地,流动人口接受过面对面咨询服务的比例仅为18.51%。流动人口在现居地获得过宣教服务的比例有49.03%；获得过咨询服务的比例为19.78%；获得过技术服务的有33.57%;获得过随访服务的有14.63%。高达41.64%的研究对象对这些服务表示不满意。4.优质服务干预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知识态度行为的影响经过培训,技术服务人员的避孕节育知识得分和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法规的认识有所提高,但幅度并不大。而干预前后干预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对规范化咨询服务六个原则、标准化咨询服务六个基本步骤、避孕节育咨询服务六个主题的认识大幅提高。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对流动人口的服务意愿增加,对流动人口提供服务的服务比例增加。5.优质服务干预对流动人口知识态度行为的影响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干预活动显着提高了流动人口的避孕节育知识水平；干预对研究对象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有促进作用；干预能够提高研究对象接受过免费计划生育检查（查环、查孕、查病）的比例；干预提高了流动人口对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服务的需求；在一年的干预期过后,对照组和干预组研究对象避孕现用率和避孕方法构成比变化不大；干预活动提高了查环率和最近3次性生活坚持使用避孕套的比例；显着提高了研究对象寻求计划生育服务的行为,减少了人工流产。[结论]工厂、工地、服务娱乐场所工作的流动人口没有明显的超生倾向,已经不再属于“超生游击队”。大城市的流动人口避孕现用率高,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避孕节育知识水平低下,对计划生育服务需求高,但在现居地接受的计划生育服务不足,避孕节育知情选择能力较差；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避孕节育知识水平和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掌握较好,但缺乏生殖健康综合咨询服务能力,对流动人口提供的计划生育服务不足。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干预项目一年以来,干预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生殖健康综合咨询能力大幅提高,流动人口避孕节育知识水平有较大提高,接受计划生育服务增加,避孕节育知情选择能力也有一定提高。流动人口优质干预基于工作场所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模式值得进一步推广,但优质服务干预对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的长期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上海市流动人口节育模式的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海市流动人口节育模式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流动育龄妇女避孕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研究背景 |
| 2 文献综述 |
| 3 概念、数据及方法 |
| 3.1 核心概念 |
| 3.2 研究数据 |
| 3.3 研究方法 |
| 3.3.1 描述性统计分析法 |
| 3.3.2 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 |
| 4 流动育龄妇女避孕状况 |
| 4.1 避孕普及率较高, 且较为稳定 |
| 4.2 长效方法比例下降, 短效方法比例上升 |
| 4.3 避孕方法自主选择性增强 |
| 5 影响因素分析 |
| 5.1 是否避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 避孕方法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 讨论 |
（2）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选题背景与意义 |
| 2、研究综述 |
| 3、本研究尝试解答的问题 |
| 3.1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问题 |
| 3.2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调控问题 |
| 3.3 现代节育运动调控衍生的失衡性问题 |
| 3.4 现代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之争问题 |
| 第一章 医疗化身体: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节育控制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兴起 |
| 1、中国近代节育政治的兴起 |
| 2、中国现代节育政治运动的演变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权力化“规训” |
| 1、身体的权力敞视 |
| 2、身体的权力检查 |
| 3、身体的权力填充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技术化“规训” |
| 1、身体的技术敞视 |
| 2、身体的技术检查 |
| 3、身体的技术填充 |
| 第四节 身体的失控: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个体化失能 |
| 1、身体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 |
| 2、身体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 |
| 3、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 |
| 第二章 国家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 |
| 第一节 国家人口调控目标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国家优生目标调控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优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方式 |
| 第三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计生组织体系 |
| 1、计划生育组织体系 |
| 2、计划生育运行方式 |
| 第三章 科学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技术监控 |
| 第一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资源与技术控制 |
| 1、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控制 |
| 2、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资源控制 |
| 3、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技术控制 |
| 第二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社会监控体系 |
| 1、国家化生育权力监控体系 |
| 2、国家化生育技术监控体系 |
| 第四章 失衡性权利:生育权利的非均衡性及后果 |
| 第一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女性与婚姻 |
| 第二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民族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之间的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域之间生育政策失衡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之间的失衡问题 |
| 第三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地区失衡问题 |
| 第四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 |
|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城乡差异 |
| 2、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地区差异 |
| 第五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医疗资源失衡问题 |
| 1、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地区失衡问题 |
| 3、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结构失衡问题 |
| 第五章 技术性失衡: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权利之争 |
| 第一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妇女解放与奴役之争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生育权与生命权之争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公民平等权之争 |
| 第四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争 |
| 第六章 生育政治: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及其逻辑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内涵 |
| 1、生育的概念 |
| 2、政治的概念 |
| 3、生育政治的概念与内涵 |
| 3.1 什么人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2 人们在什么时候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3 人们怎么样获得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逻辑 |
| 1、生育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的一般逻辑 |
| 2、生育政治权力与权利分配的特殊逻辑 |
| 3、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逻辑演变 |
| 1、节育运动中的国家权力干预将减弱,社会和家庭自主调控力度将增强 |
| 2、节育运动中的消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减弱,积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增强 |
| 3、个人自主生育和科学选择生育将会给节育运动带来的新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上海市计划生育药具公共服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 |
| 第2章 计划生育药具管理服务工作相关概念和理论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计划生育药具 |
| 2.1.2 公共服务 |
| 2.1.3 计划生育公共服务 |
| 2.1.4 避孕方法知情选择 |
| 2.1.5 计划生育药具宣传 |
| 2.1.6 综合避孕率 |
| 2.1.7 生殖健康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理论 |
| 2.2.2 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 |
| 第3章 上海市计划生育药具公共服务发展历程 |
| 3.1 上海市计划生育药具公共服务发展的历史阶段 |
| 3.1.1 单一免费药具供应阶段 |
| 3.1.2 “双轨制”供应阶段 |
| 3.1.3 “三位一体”药具供应阶段 |
| 3.2 药具发放服务的相关政策 |
| 3.2.1 国家政策 |
| 3.2.2 上海市政策 |
| 3.3 部分城市计划生育药具管理服务模式 |
| 3.3.1 无锡市“一库多平台”物联网 |
| 3.3.2 武汉市开展“避孕药具进产科”项目 |
| 3.3.3 长春市绿园区“十分钟”服务圈 |
| 第4章 上海市计划生育药具公共服务现状分析 |
| 4.1 上海市计划生育药具公共服务基本情况 |
| 4.1.1 上海市计划生育药具管理工作体系 |
| 4.1.2 上海市计划生育药具管理服务网络 |
| 4.1.3 免费计划生育药具品种目录 |
| 4.1.4 避孕方法的使用选择指导 |
| 4.1.5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药具公共服务 |
| 4.2 计划生育药具使用情况调查分析 |
| 4.2.1 综合避孕率的变化 |
| 4.2.2 不同计划生育药具使用构成 |
| 4.2.3 避孕方法选择的原因分析 |
| 4.2.4 避孕方法获得渠道 |
| 4.2.5 不同避孕方法使用者对现用方法的满意度 |
| 4.3 经费投入和使用 |
| 4.3.1 药具经费投入 |
| 4.3.2 服务覆盖人群 |
| 4.3.3 人均经费 |
| 4.4 药具管理人员队伍现状 |
| 4.4.1 专兼职人员数据 |
| 4.4.2 年龄结构和文化水平 |
| 第5章 上海市计划生育药具公共服务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 |
| 5.1 存在问题 |
| 5.1.1 药具品种单一结构老化 |
| 5.1.2 经费不足无法满足需求 |
| 5.1.3 服务的载体和手段落后 |
| 5.1.4 咨询服务专业化水平低 |
| 5.1.5 管理人员队伍流动性大 |
| 5.2 对策建议 |
| 5.2.1 增加政府资金投入优化产品结构品种 |
| 5.2.2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顺应时代发展需求 |
| 5.2.3 搭借卫生资源平台开展计生药具工作 |
| 5.2.4 积极进行高层倡导建立完善用人机制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4）上海市流动育龄女性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研究设计 |
| 2.1 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假设 |
| 2.2 抽样方法及样本含量的确定 |
| 2.3 资料收集方法 |
| 2.4 群组水平 |
| 2.5 质量控制 |
| 2.6 数据分析方法 |
| 2.7 干预活动 |
| 2.8 项目效果评价调查 |
| 2.9 伦理学问题 |
| 研究结果 |
| 3.1 定量研究结果 |
| 3.1.1 基线调查研究对象的一般特征 |
| 3.1.2 干预项目活动参与情况 |
| 3.1.3 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干预效果评价 |
| 3.2 定性研究结果 |
| 3.2.1 小组访谈 |
| 3.2.2 计划生育管理人员的个人深入访谈 |
| 讨论 |
| 全文总结 |
| 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文章发表情况 |
| 致谢 |
（5）北京、上海、成都流动人口避孕节育知识及相关因素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1 对象与方法 |
| 1.1研究方法 |
| 1.2研究对象 |
| 1.3统计学方法 |
| 2 结果 |
| 2.1调查对象社会人口学特征 |
| 2.2避孕方法相关知识得分 |
| 2.3 避孕方法知识得分相关因素分析 |
| 2.3.1单因素分析 |
| 2.3.2多因素分析 |
| 2.4避孕方法预防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的知识情况 |
| 3 讨论 |
（6）干预项目对流动人口宫内节育器使用及认知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对象与方法 |
| 1.1研究对象 |
| 1.2 研究方法 |
| 1.2.1调查方法 |
| 1.2.2干预方法 |
| 1.3统计学分析 |
| 2 结果 |
| 2.1人口学特征 |
| 2.2基线调查流动人口IUD使用情况 |
| 2.3干预前后流动人口对IUD认知的变化情况 |
| 3 讨论 |
（7）上海市闵行区流动人口避孕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对象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统计学方法 |
| 2 结果 |
| 2.1 研究对象一般特征 |
| 2.2流动人口的避孕情况 |
| 2.2.1流动人口避孕的一般情况 |
| 2.2.2流动人口避孕措施的使用情况 |
| 2.2.3流动人口现用避孕方法的获取情况 |
| 2.3流动人口避孕节育知识情况 |
| 3 讨论 |
（8）综合干预对四川省项目点流动人口宫内节育器使用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对象与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综合干预措施 |
| 四、数据整理与统计分析 |
| 结果 |
| 一、一般人口学特征 |
| 二、IUD的使用 |
| 三、IUD相关知识水平 |
| 四、查IUD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讨论 |
（9）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以上海市B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 |
| 1.3.2 流动人口 |
| 1.3.3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模式 |
| 1.3.4 计划生育优质服务 |
| 1.4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相关理论与政策 |
| 2.1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权利和义务 |
| 2.2.1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权利 |
| 2.2.2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义务 |
| 2.2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模式 |
| 2.2.1 宏观管理模式 |
| 2.2.2 微观管理模式 |
| 2.3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的相关政策 |
| 2.3.1 中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的相关政策 |
| 2.3.2 上海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的相关政策 |
| 第3章 B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现状 |
| 3.1 B区流动人口的现状及特征 |
| 3.1.1 B区流动人口的现状 |
| 3.1.2 B区流动人口的特征 |
| 3.2 B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现状 |
| 3.3 B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现状 |
| 3.3.1 B区计划生育基层队伍基本情况 |
| 3.3.2 B区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采取的措施 |
| 第4章 B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4.1 传统婚育观念根深蒂固 |
| 4.2 对流动人口违法生育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 |
| 4.3 人口计生信息掌握不全 |
| 4.4 综合管理体制不健全 |
| 4.4.1 综合治理的特征 |
| 4.4.2 综合治理存在难度 |
| 4.4 双向管理难于全面覆盖 |
| 4.4.1 流入地管理存在的困难 |
| 4.4.2 流出地管理存在的漏洞 |
| 4.5 流动人口在沪生育条件和计划生育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
| 第5章 B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对策 |
| 5.1 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
| 5.2 进一步加强信息集约 |
| 5.3 进一步加强双向管理 |
| 5.4 进一步加强综合治理 |
| 5.5 进一步加强部门联动 |
| 5.6 进一步建立利益导向机制 |
| 5.7 进一步加强宣传服务 |
| 5.8 进一步完善考核机制 |
| 5.9 完善两地婚姻再生育审批的程序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卷内备考表 |
（10）中国三城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现况及优质服务干预效果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研究背景 |
| 研究的问题及意义 |
| 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假设 |
| 研究设计 |
| 研究目的 |
| 研究方法 |
| 研究结果 |
| 第一部分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现况 |
| 第二部分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现况 |
| 第三部分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干预项目活动参与情况 |
| 第四部分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干预效果评价 |
| 第五部分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干预干预效果评价 |
| 讨论 |
| 主要结论 |
| 相关建议 |
| 创新性与不足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上海市流动人口节育模式的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流动育龄妇女避孕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 袁艳,茅倬彦. 中国妇幼保健, 2019(01)
- [2]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3]上海市计划生育药具公共服务研究[D]. 夏文荣. 吉林大学, 2014(10)
- [4]上海市流动育龄女性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干预研究[D]. 王克伟. 复旦大学, 2014(01)
- [5]北京、上海、成都流动人口避孕节育知识及相关因素调查[J]. 纪红蕾,赵瑞,武俊青,周颖,程建萍,李玉艳,黄萍,李亦然,陈家鹏. 国际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杂志, 2014(02)
- [6]干预项目对流动人口宫内节育器使用及认知的影响分析[J]. 赵瑞,武俊青,周颖,纪红蕾,陈家鹏,赵洪鑫,李玉艳,黄萍,程建萍,李亦然. 国际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杂志, 2014(02)
- [7]上海市闵行区流动人口避孕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 武俊青,张玉凤,赵瑞,李玉艳,王瑞平,詹绍康,程建萍. 国际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杂志, 2012(03)
- [8]综合干预对四川省项目点流动人口宫内节育器使用的影响[J]. 周颖,李玉艳,赵洪鑫,武俊青,叶江枫,王瑞平,张玉凤. 国际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杂志, 2011(06)
- [9]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以上海市B区为例[D]. 郁岚. 华东理工大学, 2011(12)
- [10]中国三城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现况及优质服务干预效果评价[D]. 赵洪鑫. 复旦大学, 2011(12)
标签：流动人口论文; 计划生育论文; 女性生殖健康论文;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