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沙棘事业的工具性百科全书——《沙棘文集》（论文文献综述）
刘贵玺[1]（2021）在《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ПетрКузьмичКозлов,1863-1935）是着名的中亚考察家,是20世纪初俄国探险考察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曾8次来华,开展7次考察活动,组织3次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1907-1909年,他第2次率队对中国北部和西部开展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活动,这是他考察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考察。《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正是此次考察的考察记,其中记载了考察的整个过程、途中见闻、考察所获等信息。其内容涉及考古学、西夏学、民族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为了解百余年前我国西北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大量生物学信息,为西北地区生物区系组成、物种多样性及其分布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为生物学史和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贡献了新的史料。目前,关于科兹洛夫及这部考察记,在人文学科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在生物学方面学界对其关注却微乎其微,也未见与之相关的生物学专门论着的报道。鉴于此,本文在对科兹洛夫及科学成就总结的基础上,以两个俄文版《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1923版,1948版）为蓝本,以其中的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整理、考证和研究。以填补对科兹洛夫及其考察记无生物学专门研究的空白,为民族生物学调查研究探索新思路,为生物学史研究尝试新方法,为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发掘新史料、开辟新视角。本文共5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首先阐述了西方人来华考察的历史概况,科兹洛夫来华考察的时代背景及其在考察探险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其次,从三方面综述了学界相关研究。一是对科兹洛夫考察队考察成果的研究,主要是对他带回大量文物、文献、生物标本、矿石样本和科考数据等的研究。这类研究成果最多,也最为充分。二是对科兹洛夫其人的研究,主要是对科兹洛夫生平和考察工作的传记性研究。这类研究以俄国学者为主力,成果较多;我国对此研究相对薄弱,成果很少且相对扼要。三是,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的研究。未见专门对该着作的研究报道,仅对该书的汉语翻译情况作了介绍和评述,肯定了汉译本的价值和贡献,也指出了专业术语翻译欠准的问题。此外,本章还阐明了本文的研究缘由、内容、方法、意义和拟解决的问题等。第二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科兹洛夫的生平进行了概述,揭示了他的命运、成就与来华考察的内在联系。同时,从考古发掘、民族学和社会学、地理学和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这几方面对他的科学工作做了总结。并且从版本、撰写特点和主要内容三个方面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对比了两个俄文版的差异,分析了该着作的撰写特点,明确了地名的今昔对应,绘制了科兹洛夫考察路线图,梳理了科兹洛夫的考察日程,概述了该着作中记载的考察成果,指出了所载生物学内容的局限性和不足。第三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植物种类及其分布、生境等800余条信息按区域分段进行整理、逐一比对和考证,形成名录。结果显示,其中共记载植物73科,268属,422种,7亚种,13变种。同时,还以考察记中所载贺兰山植物为个案进行了讨论。通过对贺兰山植物种类（54科、140属、186种）、植被类型及其分布等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并与当今状况进行百年前后的对比,得出以下结论:1.考察记中所载植物信息本身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2.考证出的植物名录及其分布信息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3.科兹洛夫及其考察队具备扎实的植物学基础和较高的专业素养,并在植物采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4.为植物多样性、植物区系等的历史研究提供参考;5.这部考察记具有很高的植物学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第四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动物种类及其生境、分布等约1000条信息按区域分段进行整理、逐一比对和考证,形成名录。结果显示,其中共记载脊椎动物181属,258种,53亚种;节肢动物及软体动物137属,162种。物种多寡按纲排列依次为鸟纲、昆虫纲、哺乳纲、爬行纲、两栖纲和辐鳍鱼纲。通过动物种类及其分布考证结果,以及百年前后状况的对比分析,可知:1.该考察记具有很强的动物学专业性,其中所载动物学信息对动物区系历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2.科兹洛夫具备非常深厚的动物分类学功底;3.动物种类的历史分布状况,为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提供了可靠证据;4.对科学文献的征引和物种生境以及标本采集相关信息的详细记述,不但提升了该考察记的科学专业性和学术价值,而且还增强了它的史实性和史料价值。第五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蒙古族关于植物、动物的地方性传统知识分别进行梳理和分析,开展民族生物学研究。结果表明,该考察记中共记载植物的蒙古名10个、动物的蒙古名20个,蒙古族对9种植物的6类用途和对10种动物的7类用途,以及对2种动物的保护与防范措施。这些地方性知识共涉及植物15种,隶属12科15属;动物23种,隶属14科21属。研究结果揭示:1.蒙古族对植物和动物的命名除专有名词知识的传承外,还有一套比较特有的命名规则,而且蒙古族对植物和动物的命名规则具有很高的一致性;2.蒙古族民间的植物和动物分类水平较高,可能存在一套特殊的分类体系,有待进一步系统研究;3.蒙古族的生物学地方性知识与其文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彼此依存的关系;4.不同地区蒙古族的生物学地方性知识既存在广泛的统一性,又存在一定的差异性;5.考察记所载生物学地方性知识不但很高的文化价值、史料价值,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6.不但近代科学考察文献资料中生物学地方性知识的发掘和研究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与之相关的保护和传承等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最后,在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分析和总结。首先,将科兹洛夫及其考察记《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从以下三个视角进行了分析:1.从所载生物学信息看科兹洛夫对后世影响,及其考察记的学术价值;2.讨论了科兹洛夫及其所获成果对生物学相关研究领域所作的贡献;3.分析了当时社会背景、科兹洛夫与《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阐明了本文中各项研究的价值,及其对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现实意义,并尝试提出了一些观点。最后,还指出了本文的研究缺憾和不足,提出了需进一步研究的若干问题,明确了来深入系统研究的方向。
容怀钰[2]（2020）在《“大地园林化”文献史料研究》文中提出在“大跃进”高潮时期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影响下,1958年12月出现了以改善环境面貌为目的的“大地园林化”号召,引领了一段时期的园林绿化发展高潮,推动了园林绿化建设事业的多方面进展。结合建国后的历史背景和园林绿化发展的历史进程,通过收集、整理、解读“大地园林化”的相关文献史料,详细考察了文献作者的社会认知,以及受其影响而形成的社会实践。从“社会认知”和“实践探索”两方面,还原了“大地园林化”号召内涵和运动概貌,分析了“大地园林化”在新时代的演变,诠释了这场运动在历史潮流中的作用、影响和意义,进而为现代园林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作用。通过研究这些文献史料,文章发现“大地园林化”这一着名运动的延续,是国家重视和全民行动两者的完美结合,具有自主性、义务性、系统性等特征。从政治领导到专家学者再到普通大众,都在这场广泛的全民性绿化运动中有所贡献,是“全民动员”的完美体现;另一方面,要实现全大地的绿化,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从山地、平原、四旁及空地处,广泛种植,实现绿化、美化、园林化,是“全域绿化”的集中体现。“大地园林化”号召在发起之初,受时代大背景所限,更多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绿化愿景,但在当今,基于科学的规划和理性的政策,合理延续“大地园林化”有助于促进我国园林绿化事业全面而系统的发展。
巴合托努尔·麦麦提阿昆[3]（2020）在《帕米尔高原地区的游牧文化 ——以乌恰县喀村为例》文中认为在长期的游牧生产活动中,牧民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创造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地方性知识。它产于特定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反映了游牧生产活动与自然界和谐共处的生态理论实践行为。游牧生产知识是当地牧民在一定的自然与地理环境打交道过程中创造的具有文化特征的游牧生产知识。地方性知识生产于本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知识、人文知识,它有地域性、地方性、民族性特征。在漫长的游牧生产生活中,柯尔克孜人与大自然相处的过程中积累了帕米尔高原特有的游牧生产知识。这些知识是不断完善与丰富就是长时间的积累,具备不可代替的自然生态价值。游牧生产知识已有数百年的生存和历史发展,其中有许多宝贵的价值,游牧生产知识体现出游牧生活的居住环境、畜群管理、草场利用、宇宙观、生态观等游牧民族特有的文化特征。保护自然环境,节约自然资源的生态措施,遵守自然生态环境规律,对保护草原环境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本文从游牧生产地方性知识保护的角度出发,对游牧知识进行梳理。应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柯尔克孜游牧生产知识进行研究,探讨游牧生产知识形成过程与传承载体的阿依勒的功能。游牧生产知识、自然生态知识、游牧社会本土知识的产生作为参考,进一步分析游牧生产知识形成过程、地方性知识价值与当前所面临的困境、生态建设文明中发挥的作用,加强地方性政策加强保护中传承并地方性地给予应有的地位。挖掘地方性知识合理的存在性对人类和自然和谐发展有意义价值,对柯尔克孜牧民积累的地方性知识进行保护,从而实现游牧生产地方性知识体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价值。生态文明建设,不但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和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现实意义。
吴凌志[4]（2019）在《钱正英水利思想研究（1944—2012）》文中认为钱正英是我国着名的水利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为新中国水利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钱正英在抗日战争时期治理淮河洪涝灾害的实践中与水利结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部副部长、部长长达三十余年,投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水电建设。她参与了淮河、黄河、长江、海河、珠江等大江大河的流域治理规划,组织制定了一系列水利建设的方针、政策、法规,并认真付诸实践。参与了许多重大水利工程的论证、设计和建设,特别是在解决葛洲坝工程技术问题和主持三峡工程论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长期水利实践中,钱正英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水利思想,内容涵盖水利决策、水利建设、水利管理等方面,如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大江大河的治理是我国水利建设的重点,水利建设的主力军是人民群众,水利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决策要做到科学化和民主化等等。钱正英的水利思想影响了新中国各个时期的水利建设,其中的许多观点和论述,对当前我国水利建设实践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对钱正英水利思想的研究,可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治水方略的发展变化,治水事业取得的成就和水利工程科技精英的卓越历史贡献。
杨慧[5]（2011）在《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史研究 ——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至今》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历经了300多年的风雨历程,先后呈现三次高潮,两次中断,道路极其坎坷不平。这里的农业交流包括物的交流（即粮食、牲畜、大豆、茶叶等农产品贸易）,也包括人及其科技的交流（即中国东北引进俄罗斯农畜良种和先进农机具、双方农业科技人员的交流互访、签订科研合作项目、相互交换物种资源、相互学习农业技术等）。新中国成立以前,双方农业交流以物的交流为主；建国以后,双方农业交流呈现贸易和科技交流并举的局面。中国与俄罗斯本不是邻国,俄国原本地处欧洲,与中国相距很远,只是由于俄国的不断向东扩张,才开始与中国接壤,并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东北黑龙江地区,彼此有了交流的可能。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在平等基础上中国东北与俄国开始了正式的“互市”贸易往来。鸦片战争后沙俄逼迫清政府先后订立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割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领土的重新分割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东北与俄国的农业交流性质由平等转变为不平等,贸易地点也推进到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沿江边区和松花江内陆地区。在粮食、牲畜、毛皮等农畜产品贸易的同时甘蓝、铃当麦等俄国品种传入中国。这一时期由于俄国远东的移民政策和清政府土地的开禁,双方农业交流得到初步发展。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俄国远东地区的移民不断增加,各种农产品严重短缺,需求量迅速扩大,于是中国东北地区成为俄国远东的农产品供应基地,同时贸易刺激了东北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移民人数的增多,双方农业交流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东北输入俄国的主要农产品有大豆、粮食和牲畜,俄国在中国东北还兴办各种农畜产品加工业。同时,因为中国东北与俄国远东茶叶贸易的扩大,中国种茶技术传入俄国。从俄国远东也传入中国一些俄国或其他国家的农作物新品种、农机具。俄国十月革命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东北与苏俄、苏联农业交流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东北与苏俄、苏联的农产品贸易有所减弱,但大批俄国人逃往东北所带来的农业良种和农机具却促进了双方的技术交流；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完全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东北与苏联的经济关系骤然萎缩最后停止消失；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经过多次商洽才打通与苏联贸易的大门,1946—1949年与苏方先后签订三个出口农产品贸易合同,主要以农副产品换取急需的日用军需产品,从而促进了东北解放区经济发展,为全国解放奠定了基础。建国初期（即1949年至1961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东北与苏联农业交流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遏制和封锁,我国政府只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和科学技术合作。在两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指导下,双方的农业交流随之进入飞跃式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东北向苏联输出大量优质农产品,同时引进苏联农畜良种为农畜品种杂交繁育提供条件、引进农业机械为我国农机实现国产化奠定基础。双方进行人员交流,苏联专家到我国帮助建设国营农场、进行技术指导,我国派遣留学生去苏联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改革开放的政策也为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段时期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得到较为稳定而全面发展时期,主要体现在：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农业科技人员的交流与互访、农业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农产品贸易等方面。总体来说,300余年的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呈现出间断性、受国际市场制约性和一定盲目性等特点。双方农业交流的成效显着,无论是农产品贸易还是农业科学技术与人员交流,都对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中俄两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影响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地缘因素为双方农业交流提供了方便条件,中俄东部边境线全长4300多公里,有公路、铁路相通,山水相连,方便的地缘地理条件成为两区域交流与合作的给力因素。第二,政治因素是国家间能否开展友好往来的基础和前提,是影响农业交流的外部条件,尤其是中俄两国国家政府间所签订的一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更是两国农业交流的路标和指南针,在中俄交往过程中,各个时期所签订的不同性质条约深深影响着中俄农业的交流与合作。第三,优势互补的经济因素也是影响双方农业交流的重要因素,早期俄国毛皮和中国大豆茶叶的相互输出就是明显的例子；现阶段中国人多地少,俄罗斯人少地多的经济状况为中俄两国农业经济技术合作、农业劳务输出创造了条件。第四,文化因素也影响着双方的农业交流,中华民族深受儒家学派和学说的影响,讲究忍让、礼仪,如早期的京师互市贸易为俄国使团免费提供食宿。俄罗斯民族性格具有双重性、两面性和极端性特点,建国初期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正处于高潮阶段因为赫鲁晓夫的鲁莽之举而骤然停止就是明显的例子。在当代,随着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进一步深入发展,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本文从双方的农业科技合作、农业经济技术合作和农产品贸易三个方面分析所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和看法。
沙风[6]（2008）在《中国沙棘事业的工具性百科全书——《沙棘文集》》文中指出
沙风[7]（2007）在《中国沙棘事业的工具性百科全书——《沙棘文集》》文中研究指明
沙风[8]（2006）在《中国沙棘事业的工具性百科全书——《沙棘文集》》文中认为由河北神兴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党委书记、高级经济师刘冲主编、原国家水利部长杨振怀、中国科学院院士阳含熙、中国工程院院士关君蔚、李文华、山仑、李振岐为特邀顾问的《沙棘文集》一书,已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沙棘文集》全书约70万字,以国家领导人对沙棘事业的题词和批示为先导,共分“综合与指导”、“沙棘属植物的起源、分类、分布及其特征、特性”、
孙荣军[9]（2004）在《中国沙棘事业的工具性百科全书——《沙棘文集》》文中研究指明
孙荣军[10]（2003）在《中国沙棘事业的工具性百科全书——《沙棘文集》》文中研究表明
二、中国沙棘事业的工具性百科全书——《沙棘文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沙棘事业的工具性百科全书——《沙棘文集》（论文提纲范文）
（1）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 章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和选题缘由 |
| 1.1.1 课题背景 |
| 1.1.2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概况 |
| 1.2.1 对科兹洛夫考察队所收集成果的研究 |
| 1.2.2 对科兹洛夫的研究 |
| 1.2.3 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的研究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科兹洛夫及《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 |
| 1.4.2 植物、动物种类的确定与分析 |
| 1.4.3 植物、动物地方性知识的研究 |
| 1.5 解决的问题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之处 |
| 第2 章 科兹洛夫及《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 |
| 2.1 科兹洛夫传略 |
| 2.1.1 探险萌芽 |
| 2.1.2 命运转折 |
| 2.1.3 踏上征途 |
| 2.1.4 崭露头角 |
| 2.1.5 中坚力量 |
| 2.1.6 蜚声世界 |
| 2.1.7 首谒达赖喇嘛 |
| 2.1.8 发现黑城遗址——哈喇浩特 |
| 2.1.9 守卫保护区 |
| 2.1.10 发掘匈奴汉墓——诺彦乌拉 |
| 2.1.11 晚年归隐 |
| 2.2 科兹洛夫在华考察的成果 |
| 2.2.1 考古发掘 |
| 2.2.2 民族学和社会学调查 |
| 2.2.3 地理学和地质学勘测 |
| 2.2.4 生物学采集与研究 |
| 2.2.5 生态学考察 |
| 2.3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简介 |
| 2.3.1 版本 |
| 2.3.2 撰写特点 |
| 2.3.3 内容简介 |
| 2.4 小结 |
| 第3章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的植物种类 |
| 3.1 蒙古国考察段的植物种类 |
| 3.1.1 蒙古国北部和中部的植物种类 |
| 3.1.2 古尔班赛罕山及其附近的植物种类 |
| 3.2 中国考察段的植物种类 |
| 3.2.1 内蒙古地区的植物种类 |
| 3.2.2 甘青地区的植物种类 |
| 3.3 所载植物种类及其分布的价值和意义 |
| 第4章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的动物种类 |
| 4.1 蒙古国考察段动物种类 |
| 4.1.1 蒙古国北部和中部的动物种类 |
| 4.1.2 古尔班赛罕山及其附近的动物种类 |
| 4.2 中国考察段动物种类 |
| 4.2.1 内蒙古地区的动物种类 |
| 4.2.2 甘青地区的动物种类 |
| 4.3 所载动物种类及其分布的价值和意义 |
| 第5 章 蒙古族关于植物、动物的地方性知识 |
| 5.1 研究区域和民族 |
| 5.1.1 研究区域 |
| 5.1.2 研究民族 |
| 5.2 蒙古族关于植物的地方性知识 |
| 5.2.1 蒙古族对植物的命名 |
| 5.2.2 蒙古族对植物的利用 |
| 5.2.3 蒙古族对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 |
| 5.2.4 结论 |
| 5.3 蒙古族关于动物的地方性知识 |
| 5.3.1 蒙古族对动物的命名 |
| 5.3.2 蒙古族对动物的利用 |
| 5.3.3 蒙古族对动物的防范与保护 |
| 5.3.4 结论 |
| 5.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1 中文文献 |
| 2 外文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科兹洛夫大事年谱 |
| 附录2:科兹洛夫所记植物学名与当今学名对照表 |
| 附录3:科兹洛夫所记脊椎动物学名与当今学名对照 |
| 附录4:科兹洛夫所记昆虫及其他动物名称与当今学名对照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2）“大地园林化”文献史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2.3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3.1 “大地园林化”理念与实践研究现状 |
| 1.3.2 “绿化祖国”运动研究现状 |
| 1.3.3 建国以来其他相关“绿色”思想的研究现状 |
| 1.3.4 国内外相关研究小结 |
| 1.4 研究对象、方法与框架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框架 |
| 2 从“绿化”到“大地园林化”的历史进程 |
| 2.1 起步时期(1949-1953) |
| 2.1.1 机构初设,发展教育 |
| 2.1.2 普遍护林与重点造林 |
| 2.1.3 传统造园的延续与开放 |
| 2.2 建设时期(1953-1957) |
| 2.2.1 “绿化祖国”的提出 |
| 2.2.2 青年群体“大力造林” |
| 2.2.3 学习“苏联绿化模式” |
| 2.2.4 造园中学苏与传统辩证应用 |
| 2.3 跃进时期(1958-1960) |
| 2.3.1 “大地园林化”的提出 |
| 2.3.2 发展育苗,加速造林 |
| 2.3.3 普遍绿化与结合生产 |
| 2.4 调整时期(1960-1965) |
| 2.4.1 以营林为基础,采育结合 |
| 2.4.2 “园林绿化结合生产”的偏颇 |
| 2.5 停滞与倒退时期(1966-1976) |
| 2.5.1 “四旁”与平原绿化整顿 |
| 2.5.2 园林绿化的破坏与损失 |
| 2.6 恢复重建与蓬勃发展时期(1976-至今) |
| 2.6.1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方针的回归 |
| 2.6.2 “大地园林化”的新发展 |
| 2.6.3 百花齐放的园林建设 |
| 2.7 本章小结 |
| 2.7.1 由点到面,科学规划 |
| 2.7.2 由量到质,合理造林 |
| 2.7.3 由少到多,广泛动员 |
| 3 “大地园林化”史料生产的社会动力 |
| 3.1 政治人物的眼界 |
| 3.1.1 绿化理念的前瞻视野 |
| 3.1.2 绿化建设的实践考量 |
| 3.1.3 理性思考与政策延续 |
| 3.2 林业人士的观点 |
| 3.2.1 林业的经济和生态意义 |
| 3.2.2 绿化方向上的规划建设 |
| 3.2.3 林业技术的传播与发展 |
| 3.3 农业人士的认知 |
| 3.3.1 林业与农业的相互作用 |
| 3.3.2 农业园林化的实现措施 |
| 3.4 水利人士的态度 |
| 3.4.1 水土保持与园林化 |
| 3.4.2 黄河两岸的园林化 |
| 3.5 园林人士的理念 |
| 3.5.1 发展大地园林化 |
| 3.5.2 重提大地园林化 |
| 3.6 大众媒体的传播 |
| 3.6.1 大众文学艺术传播 |
| 3.6.2 区域社会活动领域传播 |
| 3.7 本章小结 |
| 3.7.1 政治人物率先引导了“大地园林化” |
| 3.7.2 各类专家理性推动了“大地园林化” |
| 3.7.3 社会大众积极参与了“大地园林化” |
| 4 “大地园林化”农林实践的内容及特征 |
| 4.1 以防护为主的造林 |
| 4.1.1 水土保持林 |
| 4.1.2 水岸防护林 |
| 4.1.3 农田防护林 |
| 4.1.4 护村林 |
| 4.2 以生产为主的造林 |
| 4.2.1 用材林 |
| 4.2.2 特用经济林 |
| 4.2.3 苗圃 |
| 4.2.4 果园 |
| 4.3 基于交通线路的造林 |
| 4.3.1 铁路 |
| 4.3.2 公路 |
| 4.3.3 交叉口 |
| 4.3.4 道路绿化 |
| 4.4 本章小结 |
| 4.4.1 实施统一规格标准,超量完成造林任务 |
| 4.4.2 树种选择的单一化,栽植质量良莠不齐 |
| 5 “大地园林化”园林实践的内容及特征 |
| 5.1 公共绿地的园林化 |
| 5.1.1 公园园林化 |
| 5.1.2 车站园林化 |
| 5.1.3 纪念地园林化 |
| 5.1.4 广场绿化 |
| 5.2 专用绿地的园林化 |
| 5.2.1 居住区园林化 |
| 5.2.2 学校园林化 |
| 5.2.3 工厂园林化 |
| 5.3 本章小结 |
| 5.3.1 生产化的大众造园 |
| 5.3.2 地域性的园林差异 |
| 5.3.3 愿景式的理想规划 |
| 6 结语 |
| 6.1 研究总结 |
| 6.1.1 “园林化”的生产生态认知 |
| 6.1.2 社会认知下的全民性运动 |
| 6.1.3 社会实践下的理想与现实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6.2.1 研究不足 |
| 6.2.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3）帕米尔高原地区的游牧文化 ——以乌恰县喀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游牧社会研究 |
| 1.2.2 地方性知识 |
| 1.2.3 柯尔克孜已有的游牧研究综述 |
| 1.3 相关概念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田野调查法 |
| 2 喀村基本状况 |
| 2.1 田野点概况 |
| 2.1.1 乌恰县生态环境 |
| 2.1.2 喀村的生态环境 |
| 2.1.3 村庄历史 |
| 2.2 喀村牧民的生计 |
| 2.2.1 喀村的畜牧业结构 |
| 2.2.2 农业生计 |
| 2.2.3 与喀村周边人群的互动——贸易交换 |
| 2.3 喀村人的日常生活 |
| 2.3.1 白毡房 |
| 2.3.2 饮食特点 |
| 2.3.3 畜粪与燃料 |
| 3 游牧生活知识 |
| 3.1 季节性放牧 |
| 3.1.1 春季接羔 |
| 3.1.2 夏抓肉膘 |
| 3.1.3 秋季配种 |
| 3.1.4 冬季保留 |
| 3.2 放牧畜群 |
| 3.2.1 畜群分类放牧 |
| 3.2.2 分工放牧 |
| 3.3 草场利用 |
| 3.3.1 划分季节放牧 |
| 3.3.2 季节牧场利用 |
| 3.4 四季转场 |
| 3.4.1 转场时间 |
| 3.4.2 转场路线 |
| 3.4.3 转场过程中的合作与分工 |
| 4 喀村牧民关于自然的知识和态度 |
| 4.1 牧民关于自然的认知 |
| 4.1.1 顺应自然的生态实践观 |
| 4.1.2 万物有灵的生态价值观 |
| 4.1.3 俭约质朴的生态消费观 |
| 4.2 自然生态知识 |
| 4.2.1 牲畜分类知识 |
| 4.2.2 植物分类知识 |
| 4.2.3 气象物知识 |
| 4.3 游牧社会本土知识的传承 |
| 4.3.1 游牧社会组织 |
| 4.3.2 传承核心-阿依勒 |
| 4.3.3 地方性政策加强保护中传承 |
| 5 结论 讨论和展望 |
| 5.1 讨论 |
| 5.1.1 维持草原生态平衡的游牧知识 |
| 5.1.2 游牧生产地方性知识存在的困境 |
| 5.1.3 游牧生产知识在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的作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的研究成果 |
| 附录 |
（4）钱正英水利思想研究（1944—201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钱正英从事水利事业的历程 |
| 第一节 战争年代钱正英初涉治水(1944—1949 年) |
| 第二节 钱正英投身大江大河的治理和农田水利建设(1950—1965 年)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中钱正英在艰难条件下继续治水(1966—1976 年)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后钱正英对水利事业的进一步探索(1979—2012 年) |
| 第二章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关于水利建设的基本观点 |
| 第二节 关于水利规划、决策的观点 |
| 第三节 关于水利管理的观点 |
| 第三章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基本特点与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基本特点 |
| 第二节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历史作用 |
| 结语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当代启示 |
| 附录 钱正英治水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5）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史研究 ——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 第三节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一、研究内容的界定 |
| 二、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的学术创新点 |
| 三、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东北与俄国农业交流的初步发展(1689～1897) |
| 第一节 中国东北与俄国的互市贸易 |
| 一、齐齐哈尔互市贸易 |
| 二、库克多博—祖鲁海图边境互市贸易 |
| 第二节 中国东北与俄国沿江边区农产品贸易 |
| 一、黑龙江以北边区中俄农产品贸易的初步发展 |
| 二、乌苏里江以东边区中俄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
| 第三节 俄商深入东北内地进行农产品贸易与技术交流 |
| 一、清政府对俄国商人深入东北内地进行农产品贸易的态度 |
| 二、松花江流域中俄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
| 三、中俄农业技术交流的初步展开 |
| 第二章 中国东北与俄国农业交流的快速发展(1897～1917) |
| 第一节 中国东北对俄大豆贸易的兴起 |
| 第二节 粮食贸易及俄资粮食加工业在中国东北的发展 |
| 第三节 中俄农业交流的进一步深化 |
| 一、畜产品贸易与技术交流 |
| 二、茶叶贸易及种茶技术在俄国的传播 |
| 三、中俄农业技术交流的进一步开展 |
| 第三章 中国东北与苏俄、苏联农业交流的曲折发展(1917～1949) |
| 第一节 农产品贸易的曲折发展 |
| 一、十月革命至“九·—八”事变前的曲折发展 |
| 二、伪满时期农产品贸易的停滞 |
| 三、解放战争时期农产品贸易的开展 |
| 第二节 俄资农畜产品加工业在中国东北的衰变 |
| 一、十月革命至“九·一八”事变前的曲折发展 |
| 二、伪满时期俄资农产品加工业的萎缩 |
| 三、解放战争时期俄资农畜产品加工业的局部恢复 |
| 第三节 农业技术交流的曲折发展 |
| 一、十月革命至“九·一八”事变期间农畜新品种、农机具的引进 |
| 二、伪满时期农业技术交流成果的延续 |
| 三、东北解放区积极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技 |
| 第四章 中国东北与苏联农业交流的飞跃发展(1949-1961) |
| 第一节 中国东北对苏联农产品贸易 |
| 一、东北地区对苏口岸的农产品贸易 |
| 二、苏联对输出农产品的质量要求与东北农作物质量安全措施 |
| 三、黑龙江省对苏农产品贸易 |
| 第二节 中国东北引进苏联农业优良品种 |
| 一、苏联农作物品种的引进 |
| 二、苏联畜牧良种的引进 |
| 第三节 中国东北引进苏联农机具与进口农机具国产化 |
| 一、苏联半机械化农具的推广使用 |
| 二、苏联机械农具的引进与东北机械农具国产化 |
| 三、苏联拖拉机的引进与东北地区拖拉机制造业的发展 |
| 四、中国东北地区引用苏联农机具的特点 |
| 第四节 中国东北与苏联农业人员交流与互访 |
| 一、农业专家及领导人互访 |
| 二、聘请苏联专家来东北 |
| 三、选派留苏学生 |
| 四、苏联专家管理工作 |
| 第五章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的全面发展(1980～) |
| 第一节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途径 |
| 一、设立专门农业科研机构、搭建对俄科技合作平台 |
| 二、通过农业部“948计划”实施对俄农业科技合作 |
| 三、通过地方农业科研机构合作项目实现科技交流与合作 |
| 四、通过举办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实现科技交流与合作 |
| 第二节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方式和内容 |
| 一、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科技人员的交流与互访 |
| 二、黑龙江省农科院与俄罗斯农科院全俄大豆所的科技交流与合作 |
| 三、地方科研机构农业合作项目与技术培训内容 |
| 四、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良种、技术的引进与输出 |
| 第三节 劳务输出与中俄农业经济技术合作 |
| 一、农业劳务输出的形式 |
| 二、吉林省对俄农业劳务输出情况 |
| 三、中俄农业经济技术合作的主要措施 |
| 第四节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产品贸易 |
| 第六章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史述评 |
| 第一节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的特点 |
| 一、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具有非连续性的特点 |
| 二、中国东北对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受国际市场制约 |
| 三、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具有一定盲目性 |
| 第二节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的成效 |
| 一、农产品贸易的成效 |
| 二、科技交流的成效 |
| 三、人员交流的成效 |
| 四、负面影响及失误 |
| 第三节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的影响因素 |
| 一、地缘因素 |
| 二、政治因素 |
| 三、经济因素 |
| 四、文化因素 |
| 第四节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目录 |
四、中国沙棘事业的工具性百科全书——《沙棘文集》（论文参考文献）
- [1]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D]. 刘贵玺.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2]“大地园林化”文献史料研究[D]. 容怀钰.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3]帕米尔高原地区的游牧文化 ——以乌恰县喀村为例[D]. 巴合托努尔·麦麦提阿昆. 新疆师范大学, 2020(07)
- [4]钱正英水利思想研究（1944—2012）[D]. 吴凌志.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5]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农业交流史研究 ——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至今[D]. 杨慧. 南京农业大学, 2011(12)
- [6]中国沙棘事业的工具性百科全书——《沙棘文集》[J]. 沙风. 沙棘, 2008(01)
- [7]中国沙棘事业的工具性百科全书——《沙棘文集》[J]. 沙风. 沙棘, 2007(01)
- [8]中国沙棘事业的工具性百科全书——《沙棘文集》[J]. 沙风. 沙棘, 2006(04)
- [9]中国沙棘事业的工具性百科全书——《沙棘文集》[J]. 孙荣军. 沙棘, 2004(01)
- [10]中国沙棘事业的工具性百科全书——《沙棘文集》[J]. 孙荣军. 沙棘, 20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