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支持西部开发（论文文献综述）
吕慧娜[1]（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李杰[2]（2020）在《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基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地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存在的较大差距,以及地区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实际,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制度。对口支援的实施,在控制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破解、“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进行和发力,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为对口支援的创新、完善以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有效实施,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提供了新导向和新路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为题,在充分借鉴现有理论成果及其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府际关系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以及民族学民族发展理论,展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通过梳理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发展历程、基本类型及其推广应用,明确对口支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探寻对口支援的价值目标、意图以及功能、作用,并对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绩效进行检视。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和作用。同时,存在着造血功能不足、援助效率不高以及制度激励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一些因素使然: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没有使多元主体形成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以及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又受任务设定的制约,诸如任务扩界、任务累加、任务分配、路径依赖以及利益博弈导致的目标分歧等;还有环境条件的约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环境独特以及国际环境条件复杂,等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决定了问题解决的方式及其路径。对口支援中存在的问题,是由政策因素、任务设定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所致,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遵循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等基本原则,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以及探寻其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首先,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包括:一是对口支援目标机制,全面认识对口支援政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强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以及产业支援要帮扶受援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对口支援动力机制,实现“互惠共赢”的利益分享、鼓励援助的“利益补偿”以及强化有关主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等。三是对口支援约束机制,完善相关法律约束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以及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等。四是对口支援协调机制,发挥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协调功能、坚持“科学规划”的工作方针以及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统筹协调机制等。其次,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选择。一是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和有效性,破解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二是充分借力“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在两个“互联互通”中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功能和作用。三是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围绕人力资源开发,加大教育、卫生、文化对口支援力度;深化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双向交流”、干部支援、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西部人才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对口支援中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有效发挥制度效能,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李鸿美[3]（2019）在《西部观念、环境认知与美国公共土地制度的演进（1862～193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的公共土地是指所有权、处理权和管辖权归联邦政府的土地。在早期美国历史上,通过东部各州的土地让渡和领土扩张,公共土地的规模日趋庞大。公共土地问题贯穿着美国的发展进程,既见证了美国的历史,又承载着美国的未来。公共土地制度是指国会通过一系列土地法令形成的有关公共土地所有、占有、支配、开发、利用及其保护的体系,对美国经济、政治、社会以及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1862～1935年是美国公共土地制度的重要转型期,这段时间是美国根据西部自然条件不断对公共土地制度进行调整并逐渐走向自然资源保护的重要历史阶段。怀着将西部荒野改造成世界花园的观念,1862年《宅地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以吸引移民鼓励定居为导向的公共土地制度的确立。由于当时美国社会对西部的自然环境尚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该法令试图将适合东部的土地制度强加于西部的自然生态系统,因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不仅引发了土地投机的泛滥,而且造成严重的资源破坏。此后几十年的时间内,国会不断对其做出调整以适应西部的自然状况。本文以美国社会对西部环境认知的变化为切入点,探讨美国如何改革公共土地制度以应对西部独特而复杂的自然环境。首先,国会根据西部干旱的气候状况对公共土地制度进行了调整。当美国社会意识到西部干旱的自然特征之时,一些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主张以赠予公共土地的方式鼓励植树造林,以期改变西部的干旱气候,从而推动了《植树法》的颁布。然而,法令最终的失败使美国社会逐渐认识到西部地区干旱气候无法改变的环境现实。鉴于此,为适应西部干旱的自然条件,鼓励灌溉农业和旱作农业的发展,国会先后通过了《荒漠土地法》、《凯里法》、《国家垦务法》和《扩大宅地法》等土地法令。其次,国会根据西部自然资源的分布状况实施公共土地的分类利用。西部自然资源的多样性造就了公共土地利用方式的多样性,伐木业、采矿业和畜牧业在不同地区逐渐发展起来,而《宅地法》这部以促进农业定居为目的的土地法令显然不符合这些行业发展的土地需求。鉴于此,国会针对蕴含丰富矿产资源的公共土地颁布了《综合采矿法》,针对森林资源丰富的公共土地出台了《木石法》,针对牧场资源丰富的公共土地实施《畜牧宅地法》。再次,公共土地制度实现了从重视土地开发到注重自然资源保护的转型。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日渐萎缩的自然资源和满目疮痍的环境破坏,美国社会的自然观念发生了重要转变。受其影响,美国公共土地制度出现了自然资源保护的转向,逐渐确立了国有森林体系、国家公园体系以及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体系。为加强对矿业用地和畜牧用地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国会通过了《矿地租赁法》和《泰勒畜牧法》,从而使此前矿产资源和畜牧资源肆意开采的局面有所改观。美国通过公共土地制度的一系列改革,调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初步形成了当今公共土地的基本格局。其中,美国社会对西部环境认知的变化是土地制度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美国拥有广袤的公共土地,且掌握着可以改变自然环境的先进技术手段,但只有尊重土地的自然属性,才能获得持续长久的繁荣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张琳莉[4]（2019）在《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科技人才开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科技资源的数量与质量是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从根本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创新水平和创新绩效。科技人才作为科技资源的核心,是最具有创新性和革命性的资源,在推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如何把人口大国变为人才强国,这是我们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尤其是解决西部欠发达地区人才稀缺的问题。有研究指出,科技人才的缺乏是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落后的重要原因,在当前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加快建立各类人才的竞争优势,努力建设人才强国,就迫切需要对我国人才资源,尤其是高精尖等科技人才进行综合开发,通过持续地创新开发手段以更好地实现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本研究通过系统地整合人力资本理论、人才需求理论和人才流动等相关的理论,分析发现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当前逐步确立了正确的科技人才发展的格局,依托国家重大项目推动科技人才多元化引入,通过东部对口支持西部促进西部科技人才开发,制定切合实际的人才政策破解“难引难留”的困境,增加科技人才的培养的投入力度等;但是由于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重视科技人才的程度不够、人才开发的机制不健全、产业集群尚未形成、教育资源投入不足、发达地区的政策吸引、文化多元和民族复杂性等,西部欠发达地区科技人才流出问题依旧突出、科技人才不合理且开发不平衡、人才政策的竞争力较弱、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科技人才开发浮于表面等问题。在分析当前问题和借鉴国内外其他国家地区科技人才开发的基础之上,提出西部欠发达地区科技人才开发的建议,要注重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转变观念、形成科技人才资源开发的良好氛围,在人才资源开发机制上实现突破,培育产业集群,形成人才聚集效应、加大教育投入,发挥科技人才政策的后发优势,充分抓住并利用国家战略机遇等。本研究不仅对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科技人才开发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也对其他领域的人力资源开发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此外,本研究也对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科技人才开发问题的解决具有现实的政策指导价值,而且对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徐云松[5]（2015）在《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发展非均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1988年邓小平立足于国民经济全局,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伟大战略构想,即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加快对外开放,内地要支持东部率先发展,服从这个大局;当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支援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应该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和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也确立了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形成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的空间发展格局。然而,我国区域发展的矛盾愈发显着,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尽管国家提出了要实现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还特别强调了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区域增速格局的扭转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事实上,我国区域发展仍然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并且区域发展过度非均衡的趋势还引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中又以西部地区最为典型,作为土地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71.5%的最大经济区域,西部内陆的普遍贫穷落后与东部沿海的发达富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西部的贫困落后与历史上西部曾成为世界中心地带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东部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广袤的欠发达西部地区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整体飞跃的掣肘。中国最广大的经济区域仍然是欠发达地域,并且地理面积广阔、涵盖省份最多的西部地区自身也存在着发展差距。伴随着区域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这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说,只有实现面积最广、省份最多、最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后发赶超”,促进西部区域协调发展,解决现实中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才能为整体国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现代经济增长因素中有详实的理论支撑,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也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区域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空间层次,着重于探讨一国内的地区中观层面金融结构与运行的分布状态与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决定金融发展,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也具有显着的非均衡性,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水平与速度明显滞后于发达的东部地区,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十二五”时期进入第二个西部大开发十年以后,特别是“一带一路”中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在发生变化,金融业开放程度会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如果区域过度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和态势不加以改变,协调机制不加以顶层设计和系统完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就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就难以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统一的金融发展,不能以此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问题的研究,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以及均衡与非均衡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本文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运用发展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剖析问题;树立全局与局部考察相结合,整体与部分分析相结合的观念。全文对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立足于两个空间层面的分析视角,即主要矛盾——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非均衡问题,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西部各省份之间的非均衡问题;通过回顾、总结与分析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系统梳理了各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前沿。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以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四个研究视角为切入点:一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运用各项指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总量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二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从金融行业结构、融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结构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三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从金融实现其功能的效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功能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四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将金融子系统放置到整体系统环境中,运用逻辑推理、统计描述、计量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究影响与导致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因素。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由于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而造成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从定量的角度,构建动态的数理模型研究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统观的分析要求涵盖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体现多学科交叉,涉及经济学科外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法学等理论与知识,使本文的论述与研究达到一定的历史厚度、思想高度、专业深度和学科广度。基于全文系统的逻辑论述体系,以及多维度研究思路、多样化分析方法得出的观点与结论,从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客观实情与现状出发,针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推动西部区域金融从非均衡发展向实现均衡与非均衡内在统一的协调发展转变的第一个层面;以及促进金融系统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协调统一,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复兴等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第二个层面,本文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构想、对策与建议。全文逻辑体系下的中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目的,提出研究问题,论述本文意义;对概念进行界定与辨析,对研究范畴进行阐述。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技术路线与逻辑框架、主要的创新点、不足之处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等内容进行概述。其次是理论文献的回顾与分析。总结了国内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研究现状;按照金融发展理论萌芽——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的顺序进行了综述,并深入到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层面进行了回顾。基于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研究的两个空间层面和四个金融发展非均衡维度与视角的结合,对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阐述了该理论与本文研究问题的联系。第三是分析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研究其问题表现。从历史角度对1949-1978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进行详述,对同时期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况进行了研究。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进行描述,基于两个层面（西部区域内与东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非均衡角度,采用统计实证分析法、图表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方法,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功能角度衡量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表现,阐明非均衡的时空特征与变动趋势。第四是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从金融系统研究的系统观角度,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进行剖析。运用定性分析法、统计描述法、对比分析法,实证检验法,从制度因素、经济条件因素、客观环境因素、非正式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冲击影响因素这五个方面探究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形成机理,分析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第五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该部分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对文化的负面影响。第六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简要回顾了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进行简要评述。其次从定量的角度运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测度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差异;在阐述了面板数据动态与静态模型、计量检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Panel-Data）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短期动态效应进行了量化测度。该部分同时研究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探讨了法律制度、法治效率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从区域层面对“中国之谜”命题（低水平法治与高速经济增长并存）进行部分解释;分析了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对法治（正式制度）与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在区域层面表现出的替代机理与耦合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建设,即健全法律制度环境、提升法治效率（正式制度）,复兴西部内陆优秀文化（非正式制度）的重大意义。第七是总结与建议。根据全文逻辑体系,该部分对各章研究结论进行统一的归纳梳理,结合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提出西部区域金融由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协调发展必须注重顶层机制设计。在此基础上,以系统观的思维为指导,提出两个层面的针对性建议。一是西部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优化西部银行业结构;建设西部资本市场,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培育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金融集聚与扩散功能;推动多层次区域金融合作;大力发展移动金融引领西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效率;实施差异化与统一性相协调的区域金融调控政策。二是西部区域金融系统与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对策选择,包括:健全西部地区法律体系,提升法治效率;弘扬西部地区优秀社会资本,推动西部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现代金融发展的伦理体系。
解群[6]（2012）在《中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我国东西部高校对口支援是西部大开发中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是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于2001年6月启动“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高校对口支援的政策目标,是推动东西部共享教育经验、知识、信息和物质资源,提高西部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益,共同促进西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实施10余年来,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西部教育信息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西部高校办学实力和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受援高校师资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学科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科研水平和科研经费大幅提高,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识和能力有所增强。但是,东西部高校之间的巨大差距依然存在。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并明确提出,要继续实施东部高校对口支援西部高校计划,中国高校对口支援任重而道远。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以“政治任务”的形式发布并启东,由政府主导指定“结对”对象,没有建立稳定持续的资金保障,支援高校需要积极筹集资金,实施对受援高校的支援和全方位合作。高校对口支援体现出明显的政策主导的特征,政策质量的好坏和政策体系的良性运行,对高校对口支援的有效开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政策分析是一种专门的政策研究方法,自上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它以理性分析、科学决策为核心,形成了比较规范的研究范式,在我国许多重要决策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对提高决策的质量、规范政策的执行和增进政策的效果起到重要作用。在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过程中,运用政策分析的方法,不仅有助于提高决策的能力和水平,提升政策质量,也有助于整个政策过程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建设。阶段模型是分析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采用的主导模型,论文采用政策分析的方法,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监控等方面对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进行深入分析。运用渐进主义分析理论模型来分析高校对口支援政策制定过程；通过对政策制定者的访谈以及政策文本研究,探析政策制定的实际情形与理性决策流程的“吻合”程度,有助于理解和把握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的制定过程、内涵和本质。政策只有经过执行才能体现政策效果。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实施10余年,多方面特色发展,总体成效良好,但局部遭遇“执行难”困境,政策执行偏差行为也有发生,分析其原因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将有利于偏差的纠正。政策监控与政策评估是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有效保障。高校对口支援政策需要监控是因为该政策本身的特性和政策过程的不确定性,通过监控,可以适时调节政策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至今没有开展系统的政策评估,政策评估是政治性和技术性的结合,展望未来,应注重制订科学的评估标准,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正确处理评估中出现的问题。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世界现象。美国、欧洲的俄罗斯和法国、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在加强本国欠发达地区高校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政府主导、统筹规划、区域互动、人才开发是各国的共性特征,并在经费保障、立法支撑、国家行动和市场机制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了解和借鉴国际经验,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对加快推动我国西部高校以及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政策分析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来自于实践,反过来又为实践服务。在对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进行分析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的未来发展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调研,保障高校对口支援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决策科学化是目的,决策民主化和法治化是手段,三者应成为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推进高校对口支援政策制定体系的有效运行。二是力求共赢,提高高校对口支援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在思想上和政策执行组织、执行制度、执行能力、执行环境等方面全面改善,努力实现共赢合作模式,促进高校对口支援政策有效性与可持续发展。三是借助社会,建立健全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体系。针对现状,尽快加强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工作,在评估意识、评估主体、评估标准、评估过程等方面全面建设,以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四是国外借鉴,丰富完善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体系。要着重在加强立法、统筹规划、适应市场等方面学习国外经验,进一步完善高校对口支援政策体系,以保证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实力不断增强。
范晓林[7]（2011）在《中国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研究》文中提出物流业作为一个集商流、资金流、信息流为一体的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西部地区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产业特色以及区位优势,决定了其强大的物流需求及广阔的物流发展空间,积极发展现代物流业将为推进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最合理的综合服务,从而对西部地区和谐社会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西部地区发展现代物流业的主要优势依托资源优势,西部地区具有较强大的物流需求。近年来,依托丰富的绿色农畜产品和煤炭、电力、绒毛、稀土、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资源,借助西部地区一批有实力的大中型企业集团和上市公司走出去,请进来,积极参与国际国内的竞争与合作,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经济的持续高涨带动了消费品流通市场的大发展和逐年庞大的外需贸易,形成了强大的物流需求。由于外生环境的不断变化和企业自身经营管理素质的提高,使得企业对物流环境的改善变得尤为迫切,现代物流业发展已经提上议程。专业的第三方物流服务己是其必然选择,这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加入WTO为西部地区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和发展规则。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生态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使通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特别是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条件。利用外资的渠道也逐步拓宽。国家在投资项目、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逐步建立起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建设了若于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和经济带,引导外资和国内资本参与西部开发。随着这些优惠政策的贯彻落实,都为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带来大好机遇。目前,中国学界对国内物流业研究较多,成果也很多。特别是2009年3月国务院发布《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正式把物流业列入调整和振兴十大产业后,中国物流业发展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同时对中国现代物流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理论与应用研究必须有新突破和提升。中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由于受历史、地理区位、基础设施、市场发育程度、体制机制等方面因素的制约,现代物流发展一直比较滞后,理论研究成果也较为零散,对西部区域物流研究成果也较为鲜见。本论文研究将弥补学界对西部地区物流研究之不足,具有一定的理论。本论文从区域物流视角切入,以可持续发展理论、精益物流和准时制理论、产业结构理论等为基础,在梳理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和西部地区现代物流发展状况基础上,分析了西部地区发展现代物流业的优劣势条件及面临着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十二五”期间及西部大开发新10年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思路、原则、战略定位及基本构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架构体系和政策体系。论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一是理论基础系统完整；二是目标定位明确,有一定的战略前瞻性；三是物流架构体系比较独特；四是论文部分内容在相关研究领域属首次提出。论文的不足体现在：一是对现代物流的相关政策解读不够,导致论文中缺少深入的理论分析；二是第一手实证资料较少,文献资料较多,故使该论文对整个西部地区现代物流发展的微观研究不够；三是由于目前西部地区现代物流发展在中国尚属初阶段,论文有些观点会存在一定的偏差。
李进明[8]（2008）在《台商投资大陆西部地区意愿与影响因素分析》文中指出现今台湾地区产业面临劳工成本上扬,劳动力供给不足,土地取得困难,环保抗争层出不穷,劳工意识高涨,为接近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中心厂的需求,原料取得,国际接单的要求,全球化布局,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因素考虑,传统之中小企业纷纷前进大陆寻求产业第二春,近年来大型企业与上市上柜公司也陆续跟进前往大陆投资,以作为全球化布局的重要据点之一。台商赴大陆投资已由中小型企业转向大型的上市上柜公司,投资地区由大陆沿海逐渐移向内陆、同时投资产业已由传统产业逐渐移向高科技产业。台商赴大陆投资一方面系受到大陆投资环境与优惠政策的吸引,一方面也因于台湾地区本身投资环境变化及产业调整所造成。西部大开发是大陆促进经济再次增长的机会,也是外资注入大陆内陆的时机,西部大开发急需筹措外来资金,将会为台商带来一股新的商机。因此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及意义可分为三个主轴。1、藉由文献、统计资料及政策方向之研析,将对于大陆西部开发策略做一详细评估,以期能掌握西部优势发展区位,寻求产业最适发展条件之区位及时机。2、藉由对台商进行问卷调查,并以统计分析结果求得产业所冀盼的投资条件、对西部开发的认识及兴趣,由此将可以整合台商业界对于西部开发意愿的领先指标。3、透过台商进入大陆投资的种种因素予以描述与归纳,以获致整体第区选择因素的了解。拟以上述观点并基于研究动机,研提具体建议,做为后续有意愿进入大陆投资台商,有一个可选择之依据。全文共分六章,各章的主要内容为:第一章、绪论: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市场带来无限的商机与想象,在现实国际经济市场中,中国也成为企业体为全球化布局的重要据点之一。西部大开发成为大陆促进经济再次增长的机会,也是外资注入大陆内陆的时机,西部大开发急需筹措外来资金,将会为台商带来一股新的商机。第二章、理论暨文献回顾:本研究对大陆西部区域开发及台商投资大陆西部地区意愿与影响因素分析之探究,将利用文献探讨法研析西部开发之总体策略,所应用的相关理论主要以区域发展理论、区位理论及区域政策等相关领域。第三章、研究设计:本研究采用文献探讨法及问卷调查法并行。问卷主要依研究目的及文献探讨所得区位因子,加以归纳设计而成。问卷内容是由四大部分所组成,分别为公司基本资料、前往大陆西部投资所考虑的区位因素及重要程度、对西部投资信息的认识、及对西部投资意愿的调查等。问卷分析主要运用t检定、变异数检定、李克特加总量表分析、因素分析及集群分析来探讨台商投资大陆西部地区影响因素分析。第四章、西部大开发策略及优势区位分析:经本章分析得以发现归究造成区域间的差距成因,主要表现于自然环境差异的限制、市场改革造成的“发达地区更发达、落后地区更落后”、“三线策略”促成的工业结构不平衡以及区域发展策略的偏颇等原因。本研究采取24个指标所衡量的区位优势比较,得到其排名次序为四川、重庆、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并且进一步对其三级产业进行分析比较。第五章问卷分析:本研究以16道题目来衡量台商对于西部环境的认识程度,由研究分析发现,劳动、政策、交通、基础建设等因素,为影响台商是否投资西部的明确因素,而市场则成为台商是否前往西部的不确定因素。若在不论投资意愿之前提下,台商对到大陆西部投资最重视的投资环境是“治安对投资财产的保障”。因为台商在大陆即使是一般的商业纠纷,也有可能导致人身自由受限制,台商在大陆投资的生命财产安全至今仍然无法得到保障。其次所有台商所关切的西部投资因素前几名分别为:通讯设施、电力供应量价、运输费用、产业政策、原料供应量价、公路运输、劳动力素质、水源供应量价及优惠奖励措施等。第六章结论与建议:经透过本研究之调查,可归纳下列五点说明:投资西部时点:台商愿意前往大陆西部投资的前三个区位顺序为四川省、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时机以20012010年被视为最佳。影响投资意愿的因素:台商到大陆西部投资与否,以劳动、产业政策、交通及基础建设为影响投资与否的明确因素,而市场则是不确定因素。易言之,西部地区的劳动及产业策政因素,是诱引台商前往投资的原因;交通及基础建设则是台商裹足不前的考虑。东西区位选择之差异:台商对于大陆东部及西部的区位选择差异,主要表现于在西部地区较重视基础建设、交通设施及优惠奖励措施;在东部地区则较重视市场及劳动。而对于政府产业政策、对投资财产的保障、原料供应价与量、劳工素质等,则是台商在东西部地区共同重视的区位选择因素。区位因素分析结果:依据因素分析结果得知,以劳动土地量价、交通运输、公共设施、社会文化、聚集、市场、地矿、政策、经济及自然等10个因素,便可以解释研究设计36个因素的76%。这10个区位因素是台商在西部地区投资所最具代表性的区位因素。不同业别在西部投资的区位导向:本文最后并未为是否该到西部投资下定论,是因为本研究是属于台商投资西部的探索性研究,主要成果是发现可能影响台商投资大陆西部的政策及区位因素。若要探求是否该到西部投资,则需视各业别之特殊情况（成本结构、市场定位）及各地方政府立法优劣等再行考虑。最后本文将分别对大陆西部开发政策、台商投资,以及后续研究等三个层面提出建议。1、对大陆西部发展政策的建议:开发政策目标应明确及量化;加强法治建设、提升政府效能;深化农村经济改革;提升西部企业竞争力,培养经济自我增长能力;预防倾斜政策引发的不良效应。2、对台商投资大陆西部地区的建议:积极搜集西部各地市场各别信息,掌握市场先机;投资优势区位的利用;衡量WTO带来的冲击与效益;重视各地方政府的政策调整权;大陆招商项目的产业先行原则。3.对后续研究的建议。现台湾地区对于台商赴大陆投资的区位因素探究,则是局限于东部沿海地区。本研究是首度以西部现行发展策略（包含政策）与台商投资西部地区意愿与影响因素进行整合分析,并于此结构性的探索研究后,探索出日后对「西部大开发」值得研究的方向,这包括下列三项:依业别、省区进行东西部投资成本的比较;进行西部各地市场分析;对西部政策执行效力的评估与追踪。本文主要是分析西部之现有经济环境,以及西部大开发之策略整理,进而归纳出西部大开发提供给外商投资的机会及区位条件。分析架构乃由东西差距之现况及成因为出发点,希望能对西部的经济发展有完整阐述,然后在现存的东西差距结构下,分析西部有何投资优势?西部未来有何开发策略及政策?这些投资优势及策略在各区位所形成的投资诱因为何?所得信息将可以提供台商对西部投资有兴趣的企业投资者参考。西部大开发是大陆促进经济再次增长的机会,也是外资注入大陆内陆的时机,西部大开发急需筹措外来资金,将会为台商带来一股新的商机。本研究之主要创新之处为:1.本研究主要藉由以政策、劳动、聚集、经济、基础建设、社会文化、市场、交通及自然环境等投资所选择之区位条件为变量,经由因素分析可得产业对西部投资之重要影响因子。再利用资本额、投资期间、产品内销比率、营运绩效及对西部开发信息的取得等变量,分析变量与台商前往西部投资间之关系。如台商愿前往者,再将愿前往之影响因子与区位时机和开发策略进行分析,以求得产业别之最佳投资时点,降低投资风险;另外对于不愿前往西部投资之产业特色及因子,也将透过研究中分析加以归纳裹足不前的困境及限制文献、统计资料及政策方向之研析,将对于大陆西部开发策略做一详细评估,以期能掌握西部优势发展区位,提供台商信息寻求往大陆西部发展产业最适发展条件之区位及时机。2.本文藉由对台商进行问卷调查,对台商投资大陆西部意愿的初级资料搜集,乃是透过本研究自行编拟的「台商赴大陆西方取金之时点」调查问卷取得资料。此问卷主要依研究目的及文献探讨所得区位因子,加以归纳设计而成。问卷内容是由四大部分所组成,分别为公司基本资料、前往大陆西部投资所考虑的区位因素及重要程度、对西部投资信息的认识、及对西部投资意愿的调查等并以统计分析结果求得大陆西部地区产业所冀盼的投资条件、对西部开发的认识及兴趣,由此将可以整合台商企业界对于西部开发意愿的领先指标。3.经本文区位投资环境之比较分析,是以台商区位选择决定因子之统计资料进行客观的评比,以决定企业投资之最佳区位。本研究之区位以省、市、自治区为比较单位,并采经济、市场、劳动、基础建设、交通及聚集等环境作为分析之指标透过台商进入大陆投资的种种因素予以描述与归纳,以获致整体第区选择因素的了解。拟以上述观点并基于研究动机,研提具体建议,作为后续有意愿进入大陆投资台商,有一个可选择之依据,为本研究之主要创新贡献。
丁力[9]（2007）在《美国西进运动的制度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西进运动是美国在18世纪末期兴起的区域开发行动，它对于美国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西进运动是在区域开发过程中推行制度变迁的历史实验，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现有的研究成果已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视角对西部开发历程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但尚未尝试将西进运动完全纳入制度变迁的视角予以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西进运动成功的动因的已有解释力，局限了对国家在西进运动过程中的发挥的作用的认识，也忽视了西进运动可能对制度变迁理论诸模型提供的有价值的样本意义。本文从多学科的角度，综合了新制度主义学派历史制度主义研究方法、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模型以及实证分析的方法，将美国西部开发的历史发展进程纳入到制度变迁理论分析的整体框架中，旨在揭示美国开发西部地区时期制度变迁的独特模式以及所产生的复杂效应，进而对美国西进运动的成功提供新的视角。本文认为，美国西进运动时期也是美国国家成长发展的起步阶段，美国政府在行政能力较弱的条件下，通过推动“核心制度”变迁，确立了制度环境，在客观上达成了国家对需求的引致效应，培育了市场力量。本文通过梳理美国西部开发制度变迁历程，揭示了市场不断完善、成熟的过程中形成制度需求累增的局面是导致制度变迁呈现阶段性的原因。在此过程中，政府有效提供制度供给，保障市场发育。为了进一步说明美国西部开发制度变迁的复杂过程，本文选取了制度变迁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三类制度深入分析，即：土地制度、改善交通条件的制度安排以及畜牧业产业自治管理制度。认为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存在三种类型的制度变迁模式，分别为柔性制度移植、刚性制度移植和自主创新性制度变迁，分别对应土地制度、“交通制度”和畜牧业行业管理制度的制度变迁过程。通过具体分析这三类制度变迁的环境、主体和变迁机制，表明美国西部开发制度模式的另一特点在于多元并存的制度变迁模式。同时，随着西部区域的力量兴起，西部与美国全国性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复杂的互动。一方面，美国全国性的制度环境、南北的制度博弈影响了西部地区的制度变迁，另一方面，西部地区的制度变迁也“反哺”了美国全国性的制度选择和制度环境发展。通过阐述美国合同权条款的变迁过程，揭示了在区域力量兴起下，美国联邦政府和州以及地方政府的关系、立法—行政—司法关系的宪政制度对制度供给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明确国家宪政秩序推动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最后，观念力量、学习和传播在其中发挥了基础性的引导作用。本文突破了已有的对制度供给方式认识，提出国家引致需求的新视角。认为政府在观念变革、需求累增、国家能力逐步提高的条件下，有效推动制度变迁，与市场选择有效结合。制度变迁方式呈现出多元并存、渐进转换的特点。制度变迁的结果为美国西部开发获得成功提供了有力支持。可以得出结论，制度变迁是推动美国西部开发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通过研究西进运动期间制度变迁的案例，说明了制度变迁出现阶段性发展的本质原因在于制度需求累增。全面认识到在区域开发的过程中，区域内制度变迁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会出现“区域制度反哺环境”的效应，为进一步理解动态模型下制度变迁内在机制提供了新的路径。
王信[10]（2006）在《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重建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认为西部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和历史背景,决定了生态环境重建在西部大开发及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中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生态环境重建项目周期长、风险高、收益低,必须有大量而持续的资金投入,因此,研究西部生态环境重建的金融支持体系建设十分必要。本文从探讨经济与生态、生态环境与金融支持的关系出发,依据生态环境重建与金融支持的基本理论,分析了西部生态环境与金融支持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生态环境建设与金融支持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我国西部生态环境重建中金融支持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最后,还就西部重点生态重建领域的金融支持模式进一步地进行了典型研究。全文共分6个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和观点是:第一章导论。主要说明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本文的主要研究思路、方法等。通过对国内外关于生态建设金融支持理论的分析,认为深入系统地研究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重建的金融支持问题,既是当前西部生态环境建设急需大量长期稳定资金支持的需要,也是当前国内外对我国西部生态环境重建中金融支持问题研究不足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第二章金融支持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重建的关系及重要性。本章从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入手,深入分析了西部生态环境重建的意义、目标以及金融支持在生态环境重建中的重要作用。指出金融的保障和支持是西部生态环境重建的核心问题,金融的发展及金融支持体系的构建不仅可以为西部生态重建融通所需要的庞大资金,而且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机制形成,促进生态重建效率的提高。反过来,西部生态重建的实施,可以使西部居民收入及储蓄增加,西部生态重建的资本积累增加,从而扩大西部生态重建的资本来源和总量,使整个西部生态重建在金融发展之间最终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第三章西部生态环境重建的金融支持现状。主要研究了西部生态环境与金融支持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深入剖析了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和金融支持不力的内在根源。研究认为,当前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极为脆弱,造成生态恶化的深层经济根源是,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经济外部性特征的西部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着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导致生态重建金融支持不力的原因,在于当前的西部金融存在着总量不足、结构扭曲、金融市场发育不全、二元特征突出等问题;制约金融支持体系建立的因素,一方面是西部地区金融运行的外部经济环境不佳,另一方面是金融支持体系本身的不完善,两方面相互制约,影响着西部地区生态重建中金融支持力度的大小和效率。第四章国外生态环境建设及金融支持的经验借鉴。主要比较研究了欧美及亚洲部分国家的生态建设及金融支持的成功经验,认为国外经验对我国的启示是:区域生态治理及金融支持的针对性要强;要确保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投入的主导地位;引入市
二、北京支持西部开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京支持西部开发（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R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梳理与述评 |
| 一、文献梳理 |
| 二、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研究准备: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基本认识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对口支援 |
| 二、西部民族地区 |
| 三、府际关系 |
| 四、财政转移支付 |
| 第二节 理论资源准备 |
| 一、区域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二、府际关系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三、政策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
| 四、民族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第三节 对对口支援的科学认识 |
| 一、政策地位:对口支援已是事实上的国家战略 |
| 二、政策价值: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 |
| 三、政策本质:对口支援是地方政府间的帮扶与合作 |
| 四、实施结果:对口支援使中央实现对地方治理的嵌入 |
| 第三章 历史考察: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化历程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历史图卷 |
| 一、孕育与萌芽阶段 |
| 二、提出与实施阶段 |
| 三、发展与检验阶段 |
| 四、完善与提高阶段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重心的转换 |
| 一、重政治功能、轻经济功能 |
| 二、重经济功能、轻政治功能 |
| 三、政治、经济、社会功能并重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意图 |
| 一、维护边疆稳定 |
| 二、培育市场经济 |
| 三、协调区域发展 |
| 四、促进民族发展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拓展 |
| 一、重大工程建设 |
| 二、重大灾害救助 |
| 三、东西扶贫开发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
| 第四章 制度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文本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法律依据 |
| 二、对口支援的行政依据 |
| 三、对口支援的政策配套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主体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主体结构 |
| 二、对口支援政策中的府际关系 |
| 三、对口支援政策中主体利益的实现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的运行机制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动力机制 |
| 二、对口支援的工作机制 |
| 三、对口支援的协调机制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政策的功能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现实功能 |
| 二、对口支援的根本功能 |
| 三、对口支援的价值功能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制度的可能性 |
| 第五章 实践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绩效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状况 |
| 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作概况 |
| 二、对口援疆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三、对口援藏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一、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三、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
| 一、造血功能不足:受援地自主发展能力不强 |
| 二、援助效率低下: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不高 |
| 三、制度激励不足:支援方的援助积极性不高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实践的现实需求 |
| 第六章 制约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绩效的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政策因素: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制度不完备 |
| 一、政策主体:没有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 |
| 二、运行机制: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 |
| 三、政策工具:没有形成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 |
| 第二节 任务设定: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任务繁杂 |
| 一、任务扩界:政策实践不能承受的“任务之重” |
| 二、任务累加:支援方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 |
| 三、任务分配:结对关系固化造成“厚此薄彼” |
| 四、路径依赖:对口支援使中央“责任感下降” |
| 五、目标分歧:利益博弈导致工作“敷衍了事” |
| 第三节 环境约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复杂 |
| 一、政治环境: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 |
| 二、经济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
| 三、社会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独特 |
| 四、国际环境:西部民族地区国际背景复杂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七章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原则 |
| 一、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 |
| 二、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 |
| 三、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 |
| 四、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 |
| 一、构建合理的对口支援目标机制 |
| 二、构建有效的对口支援动力机制 |
| 三、构建严格的对口支援约束机制 |
| 四、构建完善的对口支援协调机制 |
| 第三节 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优化 |
| 一、新背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 二、新机遇:借力“一带一路”倡议 |
| 三、新定位: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 |
| 四、新路径:走“现代化治理”之路 |
| 结语 |
| 一、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本项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
| 三、本项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有限理性假设下对口支援府际关系的动态演化 |
| 附录二:基于“合成控制法”对援藏、援疆工作经济性产出的测算 |
| 附录三:对口援藏重大项目情况 |
（3）西部观念、环境认知与美国公共土地制度的演进（1862～193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美国早期公共土地制度 |
| 第一节 美国公共土地的由来 |
| 一、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公共土地 |
| 二、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公共土地 |
| 第二节 公共土地出售制度的形成 |
| 一、公共土地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二、《西部土地出售法》的颁布 |
| 三、财政危机笼罩下的《1796年土地法令》 |
| 第三节 公共土地出售制度的演变 |
| 一、土地出售单位面积的不断缩小 |
| 二、土地出售价格的逐渐降低 |
| 三、优先购买权制度的确立 |
| 第二章 免费宅地制度的确立及其困境 |
| 第一节 西部观念与《宅地法》的思想渊源 |
| 一、“美洲大沙漠”观念的流行 |
| 二、“世界花园”神话的建构 |
| 三、美国西部的农业帝国理想 |
| 第二节 免费宅地制度的确立 |
| 一、公共土地制度指导思想的转变 |
| 二、公共土地免费分配政策的发轫 |
| 三、《宅地法》的出台 |
| 第三节 《宅地法》的制度缺陷 |
| 一、西部气候与《宅地法》的相悖 |
| 二、土地分类利用思想的缺失 |
| 第三章 干旱问题与公共土地制度的调整 |
| 第一节 大平原开发与《植树法》的兴废 |
| 一、“雨随树至”假说的提出 |
| 二、改造大平原的气候环境与《植树法》的出台 |
| 三、大平原的环境现实与《植树法》实施的困境 |
| 四、《植树法》的废除 |
| 第二节 水利灌溉与公共土地制度改革 |
| 一、水利灌溉主张的提出 |
| 二、《荒漠土地法》的颁布 |
| 三、美国社会的西部气候与灌溉观念 |
| 四、从《凯里法》到《国家垦务法》 |
| 第三节 旱作农业与《宅地法》的调整 |
| 一、旱作农业的兴起 |
| 二、《扩大宅地法》的颁布 |
| 第四章 公共土地的分类开发与利用 |
| 第一节 公共矿地开发制度的确立 |
| 一、远西部矿产资源的无序开发 |
| 二、美国国内围绕矿地开发制度的讨论 |
| 三、采矿业的发展与矿地开发制度的确立 |
| 第二节 公共林地开发制度的确立 |
| 一、公共土地上的森林滥伐 |
| 二、森林保护思潮与公共土地制度改革的倡议 |
| 三、太平洋沿岸林地出售制度的确立 |
| 四、西部山区木材利用制度的确立 |
| 第三节 公共草地利用制度的确立 |
| 一、畜牧业的迅猛发展与美国社会对畜牧业的传统观念 |
| 二、公共土地制度与西部畜牧业的兴衰 |
| 三、美国国内围绕草地利用制度的争执 |
| 四、社会观念的转变与《畜牧宅地法》的颁布 |
| 第五章 公共土地制度的自然资源保护转向 |
| 第一节 公共土地保护制度的发轫 |
| 一、森林资源保护思潮的高涨 |
| 二、《森林保护法》的颁布 |
| 三、森林保护区的建立 |
| 四、西部各州的抗议浪潮 |
| 第二节 公共土地保护制度的发展 |
| 一、国有森林体系的形成 |
| 二、国家公园体系的建立 |
| 三、野生动物保护体系的雏形 |
| 第三节 公共土地保护制度的完善 |
| 一、矿产资源保护的兴起 |
| 二、矿业用地的合理开发与保护 |
| 三、畜牧资源保护的兴起 |
| 四、畜牧用地的有序利用与保护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科技人才开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分析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的主要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西部欠发达地区 |
| 2.1.2 科技人才 |
| 2.1.3 科技人才开发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 2.2.2 人才需求理论 |
| 2.2.3 人才流动理论 |
| 3 西部欠发达地区科技人才开发现状分析 |
| 3.1 西部欠发达地区科技人才开发的举措 |
| 3.1.1 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 |
| 3.1.2 依托重大项目推动科技人才引入 |
| 3.1.3 东部对口支持西部促进科技人才开发 |
| 3.1.4 制定切合实际的人才政策 |
| 3.1.5 增加教育投入力度 |
| 3.2 西部欠发达地区科技人才开发的成效 |
| 3.2.1 重视人才的观念逐渐形成 |
| 3.2.2 科技人才数量和质量显着提高 |
| 3.2.3 科技人才为地区发展提供才智支撑 |
| 3.3 西部欠发达地区科技人才开发存在的问题 |
| 3.3.1 科技人才开发不平衡不合理 |
| 3.3.2 人才政策的竞争力较弱 |
| 3.3.3 科技人才开发存在浮于表面现象 |
| 3.3.4 对人才流出问题解决力度不够 |
| 3.4 西部欠发达地区科技人才开发问题的成因 |
| 3.4.1 经济发展水平低 |
| 3.4.2 重视科技人才的程度不够 |
| 3.4.3 人才开发机制不健全 |
| 3.4.4 产业集群尚未形成 |
| 3.4.5 教育资源投入不足 |
| 3.4.6 发达地区的政策吸引 |
| 3.4.7 文化多元和民族复杂性 |
| 4 国外和国内其他地区科技人才开发 |
| 4.1 国外发达国家科技人才开发典型做法 |
| 4.1.1 美国不断加大科技人才培养培养的投入 |
| 4.1.2 德国构建完善的科技人才管理体制 |
| 4.1.3 日本主动培养和吸引实战型与创新型科技人才 |
| 4.2 国内其他地区科技人才开发做法 |
| 4.2.1 广东加大对科技人才的经费支持 |
| 4.2.2 天津以“京津冀一体化”为机遇推进高科技人才引进和培养 |
| 4.2.3 湖北依托重点项目并完善科技人才制度 |
| 5 西部欠发达地区科技人才开发的建议 |
| 5.1 建立科技人才开发的良好氛围 |
| 5.1.1 转变人才培养理念 |
| 5.1.2 建立人本开发模式 |
| 5.2 注重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
| 5.2.1 国家政策上的倾斜 |
| 5.2.2 国家资金上的扶持 |
| 5.3 建立健全科技人才开发机制 |
| 5.3.1 建立公开的选用机制促进人才柔性流动 |
| 5.3.2 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和保障机制 |
| 5.4 培育产业集群形成科技人才聚集效应 |
| 5.4.1 发挥产业集群与科技人才聚集的互相促进作用 |
| 5.4.2 促进地区的产业集群形成 |
| 5.4.3 构建产业集群集聚人才的保障机制 |
| 5.5 加大科技人才培养的教育投入 |
| 5.5.1 发展专业教育提高劳动者专业技术能力 |
| 5.5.2 重视高等教育吸引高精尖科技人才 |
| 5.6 充分抓住并利用国家战略的机遇 |
| 5.6.1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机遇 |
| 5.6.2 “精准扶贫”的政策机遇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2.1 选题背景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界定与研究范畴 |
| 1.3.1 区域金融的概念与研究范畴简述 |
| 1.3.2 金融发展的概念简述 |
| 1.3.3 非均衡概念简述 |
| 1.3.4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范畴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全文逻辑框架 |
| 1.6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点 |
| 1.6.2 不足之处和展望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
| 2.1 区域经济的理论分析 |
| 2.1.1 区位理论 |
| 2.1.2 传统区域发展理论 |
| 2.1.3 近代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2.1.4 区域发展理论的新进展 |
| 2.1.5 理论总结与研究述评 |
| 2.2 金融发展的理论分析 |
| 2.2.1 金融发展理论的萌芽 |
| 2.2.2 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
| 2.2.3 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20世纪90年代后） |
| 2.2.4 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 |
| 2.2.5 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视野——区域金融理论 |
| 2.2.6 理论总结与研究述评 |
| 2.3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理论分析 |
| 2.3.1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 |
| 2.3.2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 |
| 2.3.3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 |
| 2.3.4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 |
| 2.3.5 理论总结与研究述评 |
| 第3章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与问题表现分析 |
| 3.1 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的历程与表现 |
| 3.1.1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的背景 |
| 3.1.2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内涵与表现 |
| 3.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均衡阶段的历程与表现 |
| 3.2.1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均衡阶段的背景 |
| 3.2.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格局与表现 |
| 3.3 西部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的现状与表现 |
| 3.3.1 西部区域经济总量与结构的非均衡现状 |
| 3.3.2 西部区域居民收入水平与与劳动力价格非均衡 |
| 3.3.3 西部区域固定资产投资的非均衡现状 |
| 3.3.4 西部区域财政收支的非均衡表现 |
| 3.3.5 西部区域对外贸易水平的非均衡 |
| 3.4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情况与表现 |
| 3.4.1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从均衡向非均衡阶段的历史转变 |
| 3.4.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统计比较方法 |
| 3.4.3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总量指标与非均衡表现 |
| 3.4.4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与非均衡表现 |
| 3.4.5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功能指标与非均衡表现 |
| 3.4.6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特征与变动趋势 |
| 第4章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分析 |
| 4.1 制度因素 |
| 4.1.1 金融制度及政策影响 |
| 4.1.2 对外开放程度与试验点政策 |
| 4.1.3 财税体制改革 |
| 4.1.4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为 |
| 4.1.5 法律环境差异 |
| 4.2 经济条件因素 |
| 4.2.1 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差异 |
| 4.2.2 工业化、城镇化与信息化水平 |
| 4.2.3 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 |
| 4.2.4 技术创新与开发能力 |
| 4.3 客观环境因素 |
| 4.3.1 区位因素 |
| 4.3.2 资源禀赋 |
| 4.4 非正式制度因素 |
| 4.4.1 多元化的宗教信仰 |
| 4.4.2 多样化的民族传统 |
| 4.4.3 社会资本 |
| 4.5 不确定性冲击因素 |
| 4.6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 |
| 第5章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 |
| 5.1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
| 5.1.1 资本的区域流动效应 |
| 5.1.2 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人为市场分割 |
| 5.1.3 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影响 |
| 5.1.4 宏观调控的弱化效应 |
| 5.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
| 5.2.1 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负面效应 |
| 5.2.2 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恶化 |
| 5.3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文化的负面影响 |
| 第6章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 |
| 6.1.1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6.1.2 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
| 6.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与动态经济增长 |
| 6.2.1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2.2 样本数据的来源 |
| 6.2.3 实证研究的数理方法 |
| 6.2.4 西部数据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5 东部数据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6 基于东西部两个地理层级的实证结果分析 |
| 6.3 西部区域法律环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
| 6.3.1 引言 |
| 6.3.2 计量模型的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3.3 样本数据的来源 |
| 6.3.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西部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
| 6.4.1 引言 |
| 6.4.2 计量模型的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4.3 样本数据的来源 |
| 6.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7章 总结与建议 |
| 7.1 总结 |
| 7.1.1 全文逻辑体系的归纳总结 |
| 7.1.2 全文研究观点与结论归纳 |
| 7.2 建议 |
| 7.2.1 顶层设计的协调机制 |
| 7.2.2 措施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情况 |
| 后记 |
（6）中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序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高校对口支援政策制定 |
| 第一节 高校对口支援政策制定的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高校对口支援政策制定概析 |
| 第三节 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的理性决策流程探析 |
| 第四节 高校对口支援政策制定的渐进主义分析 |
| 第五节 高校对口支援政策制定的主要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高校对口支援政策执行 |
| 第一节 高校对口支援政策执行的内涵 |
| 第二节 高校对口支援政策执行状况 |
| 第三节 高校对口支援政策执行偏差的表现 |
| 第四节 高校对口支援政策执行偏差的因素及纠正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监控与评估 |
| 第一节 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监控与评估概述 |
| 第二节 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监控的状况 |
| 第三节 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的状况 |
| 第四节 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的问题及对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支援欠发达地区高校政策的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美国支援西部高校发展的政策举措 |
| 第二节 欧洲部分国家支援欠发达地区高校发展的政策举措 |
| 第三节 亚洲部分国家支援欠发达地区高校发展的政策举措 |
| 第四节 国际支援欠发达地区高校发展政策与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的建议 |
| 第一节 加强高校对口支援政策制定的“三化”建设 |
| 第二节 提高高校对口支援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
| 第三节 建立健全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体系 |
| 第四节 丰富完善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体系 |
| 本章小结 |
| 附录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访谈对象列表 |
| 附录三 教育部对口支援西部高等学校计划对口支援学校列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中国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论文主要内容 |
| 四、论文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现代物流发展理论 |
| 第一节 现代物流概述 |
| 一、物流的起源与发展 |
| 二、现代物流业的基本内涵 |
| 第二节 现代物流业发展的理论基础 |
| 一、发达国家物流理论 |
| 二、中国的现代物流理论 |
| 第二章 中国西部地区物流业演进历程及发展现状 |
| 第一节 中国物流业发展概况 |
| 一、中国物流业演进历程 |
| 二、中国物流业发展现状 |
| 三、中国现代物流业发展趋势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西部地区物流业发展现状及特点 |
| 一、西部地区物流业发展现状 |
| 二、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特点 |
| 三、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主要类型 |
| 第三节 中国西部地区物流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 |
| 一、西部地区物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
| 二、西部地区物流业发展与产业的相关性分析 |
| 第四节 中国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存在的宏观性问题 |
| 一、政府关于现代物流业发展的理念问题 |
| 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问题 |
| 三、产业结构布局与调整问题 |
| 四、现代物流市场行为规范性问题 |
| 五、宏观管理体制与机制问题 |
| 六、现代技术支撑与人才支撑方面的问题 |
| 第三章 中国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SWOT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优势条件分析 |
| 一、西部地区物流业发展的现有基础优势 |
| 二、西部地区物流业发展的资源优势 |
| 三、西部地区物流业发展的政策优势 |
| 四、西部地区物流业发展的地缘优势与亲缘优势 |
| 五、西部地区物流业发展的潜在市场空间巨大 |
| 六、西部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现代物流中心城市 |
| 七、西部地区后发优势凸显 |
| 第二节 中国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劣势条件分析 |
| 一、西部地区自然地理条件比较恶劣 |
| 二、国家及地方政府发展政策资源的稀缺 |
| 三、西部地区物流业市场集中度较低 |
| 四、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整体落后 |
| 五、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体制不健全 |
| 六、西部地区物流业人力资源匮乏 |
| 第三节 中国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机遇条件分析 |
| 一、西部地区宏观经济快速稳定发展为物流业提供了保障 |
|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西部地区物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
| 三、经济全球化为西部地区物流业发展提供了国际视野 |
| 四、国家物流发展规划及省级物流发展规划为西部地区物流业提供了依据 |
| 五、扩大内需为西部地区物流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 |
| 六、"兴边富民"行动促进边境地区物流业发展 |
| 第四节 中国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挑战因素分析 |
| 一、西部地区物流业发展的内部挑战因素分析 |
| 二、西部地区物流业发展的外部挑战因素分析 |
| 第四章 中国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基本思路 |
| 第一节 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功能定位 |
| 一、现代物流业的功能定位 |
| 二、影响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功能定位的主要因素 |
| 三、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功能定位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四、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功能定位 |
| 第二节 中国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总体思路与目标 |
| 一、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总体思路 |
| 二、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战略定位 |
| 三、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目标要求 |
| 第三节 中国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阶段 |
| 一、第一阶段:"十二五"期间(2010-2015年) |
| 二、第二阶段:"十三五"期间(2015-2020年) |
| 三、第三阶段:"十四五"期间(2020-2025年) |
| 第五章 中国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构建中国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架构体系 |
| 一、西北地区现代物流业的基本构架及发展重点 |
| 二、西南地区现代物流业的基本构架及发展重点 |
| 三、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现代物流业的衔接带 |
| 第二节 促进中国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
| 一、改善西部地区物流业发展的宏观环境 |
| 二、增强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微观条件 |
| 三、构建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8）台商投资大陆西部地区意愿与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 |
| 第三节 研究范围 |
| 一、大陆西部地区之研究范围 |
| 二、赴大陆投资台商之研究范围 |
| 第四节 研究架构及流程 |
| 第五节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暨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区域成长理论(REGIONAL GROWTH THEOFY) |
| 一、西方区域成长理论的演绎 |
| 二、大陆区域成长理论 |
| 三、区域理论相关文献回顾 |
| 第二节 区位理论(LOCATION THEORY) |
| 一、影响区位之因素 |
| 二、区位理论 |
| 三、区位选择相关文献回顾 |
| 第三节 区域政策(LOACATION POLICY) |
| 一、以缩小地区间发展差异为目标之区域政策阶段 |
| 二、实施技术开发性区域政策阶段 |
| 三、公平(Equity)与效率(Efficiency)的选择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调查及分析工具 |
| 一、抽样方法 |
| 二、有效样本回收比率 |
| 三、调查工具 |
| 四、信度分析 |
| 五、数据分析方法:本问卷所采用的数据分析方法分为四种 |
| 第四章 西部大开发策略及优势区位分析 |
| 第一节 区域发展差距 |
| 一、静态差距分析 |
| 二、动态差距分析 |
| 三、造成东西差距的成因 |
| 第二节 开发政策及策略 |
| 一、开发政策 |
| 二、发展策略 |
| 第三节 区位投资环境比较 |
| 一、经济面评估 |
| 二、市场面评估 |
| 三、劳动面评估 |
| 四、基础建设面评估 |
| 五、交通建设面评估 |
| 六、聚集面评估 |
| 七、区位投资环境综合评估比较 |
| 八、优势区位投资环境比较 |
| 第四节 本章结论 |
| 第五章 问卷分析 |
| 第一节 问卷样本结构分析 |
| 一、依业别与投资意愿之结构分 |
| 二、依资本额与投资意愿之结构分析 |
| 三、依已投资期间长短与投资意愿之结构分析 |
| 四、依产品内销比例与投资意愿之结构分析 |
| 五、依近三年平均成长趋势与投资意愿之结构分析 |
| 六、依对西部投资环境的认识与投资意愿之结构分析 |
| 七、样本属性之相关分析 |
| 第二节 投资意愿分析 |
| 一、愿意投资西部的地区、原因及时期排名 |
| 二、不愿意投资西部的原因 |
| 第三节 区位因素分析 |
| 一、不同业别注重的因素构面 |
| 二、东西部因素构面比较 |
| 三、以因素分析及集群分析探讨台商对西部地区的区位选择导向 |
| 第四节 分析结论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建议 |
| 一、对大陆西部发展政策的建议 |
| 二、对台商投资大陆西部地区的建议 |
| 三、对后续研究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吸引外资优惠政策 |
| 附录三: 《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 |
| 附录四: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
| 后记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美国西进运动的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节 问题的产生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西部开发与美国国家成长的关系 |
| 二、西部地区资源与西部经济发展的关系 |
| 三、西部开发与美国国民意识形态的关系 |
| 四、西部开发与美国社会人群的关系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论文结构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内容和论文结构 |
| 第四节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一、制度的实证研究:史实与经验 |
| 二、动态模型的选取:制度实践的规律探究 |
| 三、多维变量的引入:制度环境的还原 |
| 第五节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注释 |
| 第一章 美国西部地区开发制度变迁的历程概观 |
| 第一节 “从无到有”:初步开发阶段制度变迁的历程分析 |
| 一、国内动力形成:初步开发阶段制度变迁所的环境 |
| 二、奠定市场发展的制度环境:初步开发阶段的制度变迁内容 |
| 三、国家引致需求下的双重效应 |
| 四、初步培育市场:初步开发阶段制度变迁分析 |
| 第二节 进一步发展:全面开发阶段的制度分析 |
| 一、制度需求累增:全面开发阶段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因素 |
| 二、促进市场成熟:全面开发阶段制度安排的内容 |
| 三、市场力量兴起下的制度安排效应 |
| 四、多元复杂的制度变迁:全国视角下的分析 |
| 第三节 小结 |
| 注释 |
| 第二章 美国西部开发过程中制度变迁内容考察 |
| 第一节 推进西部开发的“核心”:土地制度制度变迁 |
| 一、塑造开发空间:美国西部开发土地制度设计的基本动因和原则奠定 |
| 二、资本力量与移民需求的博弈:土地制度变迁内容 |
| 三、促进市场成形:土地制度变迁效应 |
| 四、推动区域开发的杠杆:土地制度制度变迁机理 |
| 第二节 促进市场发展的关键:美国西部开发过程中“交通制度”制度变迁 |
| 一、吸引移民、完善市场:“交通制度”变迁的背景和目标 |
| 二、制度变迁推动下的“交通革命” |
| 三、“交通制度”制度变迁效应和刚性制度移植机制 |
| 第三节 独具特色的自主创新性制度变迁——以畜牧业为例 |
| 一、产业兴起与制度供给不足的矛盾 |
| 二、自主衍生的产业管理制度 |
| 三、市场兴起下的制度变迁效应与自主创新性制度变迁的源泉 |
| 第四节 小结 |
| 注释 |
| 第三章 区域关系视角下的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区域力量博弈 |
| 一、区域发展背景下的制度博弈环境 |
| 二、制度博弈过程中群体竞争日趋激烈 |
| 三、制度博弈所蕴含的制度变迁要素 |
| 第二节 政府的可置信承诺、合同权条款与司法作为 |
| 一、政府的可置信承诺困境 |
| 二、合同权条款的变迁与立法性损害 |
| 三、司法作为、司法不作为和司法性损害 |
| 四、损害合同义务的标准——合理且必要 |
| 第三节 小结 |
| 注释 |
| 第四章 西进运动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西进运动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要点 |
| 第二节 制度变迁的发生机理 |
| 一、演化还是建构? |
| 二、环境、观念、群体竞争 |
| 第三节 西进运动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 |
| 一、制度变迁的动因划分 |
| 二、西进运动制度变迁的主体动因 |
| 三、西进运动制度变迁的利益动因 |
| 四、观念力量、学习与制度变迁 |
| 第四节 西进运动制度变迁的机制分析 |
| 一、制度变迁的源泉 |
| 二、制度变迁的起点——僵滞状态 |
| 三、国家引致需求和有效供给 |
| 第五节 意识先行、多元并存、渐进转换的制度变迁方式 |
| 第六节 小结 |
| 注释 |
| 第五章 美国西部地区开发制度变迁的特性分析 |
| 第一节 有效变迁的本质特性——开放性 |
| 一、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 |
| 二、形成开放性的原因 |
| 第二节 累增需求和渐进转换下的阶段性变迁 |
| 一、具体发展阶段 |
| 二、制度变迁的阶段性特点 |
| 第三节 进步的路径依赖 |
| 一、宪政秩序 |
| 二、利益集团 |
| 三、制度博弈 |
| 四、区域力量博弈 |
| 五、文化观念影响 |
| 第四节 市场力量的主导性 |
| 一、市场主导性体现 |
| 二、市场主导性的影响 |
| 第五节 政府引导的关键性 |
| 一、物质资源积累 |
| 二、政府投入 |
| 三、整合区域关系 |
| 四、纠正市场弊端 |
| 第六节 制度变迁效应下的积极干预 |
| 一、制度变迁的双重效应 |
| 二、对于制度变迁的积极干预 |
| 第七节 制度变迁本土化 |
| 一、宪政秩序的横向本土化 |
| 二、具体制度的横向本土化 |
| 三、制度环境的横向本土化 |
| 四、土地制度的纵向本土化 |
| 第八节 行动集团之间的高效性 |
| 一、目标一致 |
| 二、市场主导和主动反馈调整 |
| 三、宪政结构 |
| 注释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重建的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5 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金融支持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重建的关系及重要性 |
| 2.1 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
| 2.2 西部生态环境重建的重要意义及目标 |
| 2.3 金融支持在西部生态环境重建中的重要作用 |
| 第三章 西部生态环境重建的金融支持现状 |
| 3.1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现状 |
| 3.2 西部生态重建的金融支持现状及主要问题 |
| 3.3 制约西部生态重建金融支持的主要因素 |
| 第四章 国外金融支持生态环境建设的经验借鉴 |
| 4.1 欧美国家金融支持生态环境建设的经验借鉴 |
| 4.2 亚洲国家金融支持生态环境建设的实践经验 |
| 4.3 国外金融支持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借鉴与启示 |
| 第五章 西部生态环境重建金融支持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
| 5.1 建立面向西部倾斜的货币金融政策体系 |
| 5.2 重塑西部生态重建投融资主体 |
| 5.3 建立科学完善的西部生态补偿机制 |
| 5.4 积极培育西部生态资本市场 |
| 5.5 西部生态环境重建的融资方式创新 |
| 第六章 西部生态环境重建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模式 |
| 6.1 西部生态农业建设及其金融支持模式 |
| 6.2 西部生态林业建设及其金融支持模式 |
| 6.3 西部生态城市建设及其金融支持模式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北京支持西部开发（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2]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D]. 李杰.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3]西部观念、环境认知与美国公共土地制度的演进（1862～1935）[D]. 李鸿美. 南开大学, 2019(05)
- [4]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科技人才开发研究[D]. 张琳莉. 大连海事大学, 2019(02)
- [5]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D]. 徐云松. 中央财经大学, 2015(12)
- [6]中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分析[D]. 解群.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1)
- [7]中国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研究[D]. 范晓林. 中央民族大学, 2011(10)
- [8]台商投资大陆西部地区意愿与影响因素分析[D]. 李进明. 西南财经大学, 2008(11)
- [9]美国西进运动的制度变迁研究[D]. 丁力. 复旦大学, 2007(06)
- [10]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重建的金融支持研究[D]. 王信.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