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在国际人权领域中的霸权主义行径（论文文献综述）
王续添,秦汉元[1]（2022）在《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历史经验论析》文中指出霸权主义是指一个国家凭借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科技等方面实力,在整个世界或地区打压和控制其他国家、谋求统治地位和主导国际事务的理念、主张、政策和行为。反对霸权主义则是对这种霸权主义抵制、反击和否定的理念、主张、政策和行为。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从纵向上经历了七十多年五个阶段的历史演进,在横向上体现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技等主要维度及相应的实现路径。它是反对殖民主义的继续,本质上是反对近代以来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价值观和国际秩序,是当代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基本战略和基本价值,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也昭示了国霸必衰、反霸必赢的历史定律。
高雅楠[2]（202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丰富的理论来源和艰辛的形成过程。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量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进军。同时,全球进入了大调整、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世界日益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共同体,实现全面而充分的人权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逐步形成。以“立君为民”“君权民授”“民贵君轻”和“限君为民”等思想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西学东渐”时期引进的先后受“天赋人权”论、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西方人权思想,以人权的历史观、阶级观、辩证观和相对观为基本架构的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权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理论来源。以此为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在经历了1949年至1977年权利理论的兴起与遮蔽、1978年至1990年人权思想的萌芽与反思、1991年至200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旗帜重树以及2002年至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重大发展阶段后,开始进入2012年至2017年的正式形成阶段。2017年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该思想的正式形成,并由此进入了深化发展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主体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而且人权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二是“以辩证统一为原则”的人权逻辑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应当实现人权与主权、权利与义务、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的辩证统一。三是“以全面发展为内容”的人权客体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应当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人权来看待,同时应当坚持公民和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生态权利等各项权利全面协调发展。四是“以法治保障为核心”的人权保障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以法治与人权的关系发展为主线,要求充分重视法治对人权的保障价值,并通过立法“定”人权、执法“保”人权、司法“救”人权以及守法“护”人权来充分实现人权的法治保障。五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依托”的人权全球治理思想。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习近平多次在国际场合阐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内涵,并使该思想逐步走向成熟,有力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发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必须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文明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的有机统一。西方主要人权思想经过了自然主义人权思想、功利主义人权思想、新自由主义人权思想、能力正义人权思想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每一种思想都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和现实局限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与西方人权思想之间在价值取向、权利侧重以及现实导向等方面存在重要差异。首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以和谐为价值导向,要求在民族国家的整体文明进程中谈论个人价值与个人人权,而西方人权思想始终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导向。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侧重积极权利,即既重视公民、政治权利,又重视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各项权利;西方人权思想侧重消极权利,即强调公民、政治权利,忽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最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既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又重视人权的特殊性,倡导人权模式的多元化;西方人权思想混淆人权的普遍性和“普世价值”,倡导人权模式的唯一化。与西方人权思想相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在理论、道路、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都有明显优势。为使这些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应当夯实人权思想对外表达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克服人权思想对外表达的现实困境,同时确立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战略意义,并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和传好中国声音两种路径来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优势转变为话语优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应依靠法治、政策和教育三种路径进行贯彻。新时代法治保障人权经历了人权立法期、人权司法期和人权法治期三个发展时期。新时代法治保障人权具有主体的普遍性、范围的广泛性、人权享有的公平性、体系的开放性、视野的国际性等突出特点,其基本面向是坚持党对人权法治保障工作的全面领导和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时代人权法治建设。新时代政策保障人权的主要形式不仅表现为制定和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还表现为发布指导意见、规定、办法和通知,同时表现为开展专项行动。新时代政策保障人权具有针对性强、及时高效、灵活易调等优势,但也存在保障主体难以平等、保障水平难以均衡、各项政策难以协调以及难以保持保障的稳定性等局限。基于此,新时代政策保障人权的发展,不但要求加强联结整合,提高人权保护的有效性,而且需要重视学习研究,增强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同时需要扩大社会参与,提升政策实施的影响力,还需要加强监督评估,确保政策评价的科学性。新时代加强人权宣传教育,是增强青年学生“四个自信”、澄清西方国家恶意诋毁和中国承担国际人权保障义务的需要,应当从教育载体、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三方面进行体系架构。新时代中国人权教育经历了萌芽、起步和初步发展三个阶段,且目前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公职教育等方面均面临诸多困境,应当通过在国家层面加大人权教育保障力度、在学校层面推进人权教育专业化发展以及在社会层面实现人权教育全民普及等路径进行优化。
魏冉[3]（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认为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程睿[4]（2021）在《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文中认为19世纪70年代后,为获取更多利润、实现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本输出不断地提高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理论界开启了对于帝国主义特征与实质的理论研究。伴随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宣告诞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概念与内涵由帝国主义理论析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基础概念、合理内核与最终目的。广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是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涵盖自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以来的全部帝国主义理论中经济范畴的阐释,包括20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包括中国对于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狭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则包含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后出现的西方帝国主义理论中对于不同时期帝国主义经济控制方式的理论批判,即“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全球霸权的手段。在经济帝国主义理论视域中,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军事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均作为助推经济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从属于经济帝国主义而非与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在全球化中体现地愈加明显。20世纪是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萌芽时期,由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共同组成。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提供思想来源,是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列宁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对前列宁时期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的利用与帝国主义寄生性的补充中,对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的基本继承中,对卢森堡积累规律论的批判性借鉴中,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提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列宁用案例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以特征论与阶段论的视角对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经济特征进行梳理、提炼、概括。其中,特征论是阶段论的基础内核,阶段论是特征论的合理命题。列宁揭示出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社会特征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给帝国主义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定义,揭示出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前夜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新路径,开创了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提出也标志着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及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有了新的大发展,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旧殖民地纷纷走向独立,然而政治上的独立却没能使得新兴民族国家在经济上获得良好的发展,多数民族国家的经济仍然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与之相反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与经济腾飞。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与未来,重点针对落后国家为何落后、落后国家如何摆脱落后等问题展开探讨,生成了以“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二战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由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向更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转变。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宣告进入了“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时期,以保罗·巴兰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萨米尔·阿明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为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奠基性、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结合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以“经济剩余”为切入点展开对于垄断资本控制下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形态的分析,以案例分析和历史性回顾的方式对于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进行理论透视,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早期侵略和殖民统治是落后国家的“欠发达”根源,致使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基础被破坏、发展道路被扭曲、经济剩余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向流动。提出落后国家想要突破“欠发达”根源,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可能、最好出路是社会主义革命。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奠基理论。“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相关学说的基础上,以巴兰“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的观点为出发点,在对当代帝国主义理论部分学者研究成果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以经济过程为论证核心,对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的资本主义形态、经济结构、南北不平等交换的具体形式及原因、垄断资本剥夺下生成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进行剖析。揭示出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处于“外围”的落后国家由于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积累模式的不同造成了垄断资本控制下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与分配格局。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理论成果。进入21世纪,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迎来了重大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苏联解体、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促使西方左翼理论家将研究的重点重新聚焦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21世纪“新帝国主义理论”应运而生,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实现了同步发展。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资本积累、生产方式、民族国家地位等的变革展开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积累逻辑的批判理论、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生产方式变革理论、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的民族国家理论。资本积累逻辑批判理论,力图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创造出一个以资本积累逻辑批判、资本积累空间修复批判、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批判为基础的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展开对于新经济帝国主义形成、发展、演变的全新阐释,开创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批判范式的新维度。其中,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是理论分析的主线,空间修复是资本积累新的转移方式也是分析空间地理的工具,剥夺性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导形式与驱动力。生产方式变革理论,以帝国为核心概念对帝国的本质、帝国的统治形式、帝国的生产方式展开论述。生产方式变革理论揭示帝国的本质是资本帝国、帝国的统治形式是生命政治统治、帝国的生产方式是生命政治劳动,指出反抗帝国的主体在生命政治劳动中产生,探讨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及存在的可能。民族国家理论,以资本帝国主义作为对新经济帝国主义的表述方式,在将资本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战后帝国主义形态的比较中,概括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经济与政治的剥离是资本帝国主义与以往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扩张与帝国霸权、全球化中资本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霸权统治、民族国家是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与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能量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结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资本积累、对抗主体等内容,可知经济帝国主义在全球化中依然不会停止其向更深层次演进的脚步,全球化中经济帝国主义的诉求依然是构筑资本的帝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心与外围的经济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帝国主义也在演进中不断地生发出新的生产、积累、扩张、修复形式。研究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是找寻跳脱经济帝国主义资本逻辑的路径,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平等发展。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持续在场使之成为反抗经济帝国主义的重要主体,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辅助全球化中与经济帝国主义交锋的关键要素,新的反抗主体指向民族国家、新的发展路径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开启了全球化中的新一轮权力布展,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下的发展道路与实践经验为世界经济治理、世界各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与参考方案。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以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反思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中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应对策略,生发出关于历史的总结与未来的展望,能够为促进实现反经济帝国主义扩张提供新的论据支撑。
毛丹丹[5]（2021）在《爱因斯坦世界共同体思想及其教育意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采用文献法辅之以历史研究法,研究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 1879-1955）基于世界主义的和平思想及其对我国当代教育的借鉴意义。爱因斯坦这种世界主义和平思想的形成不仅与他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的惨痛经历中遭受到的残酷迫害,以及先后在德国、瑞士、美国等多个国家居住的奔波经历息息相关,更有赖于他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从事的科学工作具有的客观性、人道主义的伦理观以及为全人类服务的人生观。他认为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是煽动战争的根源,通过教育系统的机制被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阻碍了世界和平的进展。而消除战争必定要以国际主义的眼光,防止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甚至各国应该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共同建立一个超国家组织或世界政府,使它有权解决同各国安全直接有关的问题。至于如何废除战争,走和平之路,爱因斯坦也给出了构想及行动:不仅要唤醒社会的道义力量和人们的良知与常识,人人发声呼吁世界和平,教育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共同构建和平秩序,还要坚定不移地抵制可能引发战争或煽动侵略气焰的各种“主义”,这些主义就算一时不会恶化国际气氛也迟早会毒害民众的心灵。二战后,爱因斯坦十分关注原子武器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灭顶之灾,还专门以“要原子战争还是要和平”为题发表过两次谈话,对于美、苏之间日益加剧的军备竞赛和两大阵营的尖锐对峙,爱因斯坦心急如焚,希望全世界实现有计划地裁军,并提出和平共处的思想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行为准则。我国的和平教育在社会意识中一直处于缺位状态,在中小学教育中虽有涉及,但内容局限于历史故事,且未见之于幼儿教育中。爱因斯坦基于世界主义的和平思想中提出的解决之道,不乏为我国的和平教育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一方面要使社会大众意识到进行和平教育的紧迫性,并且在幼儿时期就应该开始有所普及,另一方面要丰富和平教育的内容。作为和平教育不可缺少的爱国主义教育不能使其演变成狭隘的国家主义,而应当发展人们以热爱祖国为基础的国际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更要把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培养适应全球发展的世界公民。
管晓婧[6]（2021）在《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愈加频繁。这使得中国面临的问题越发具有时代性与世界性,使得国际社会的大环境与大趋势越发深刻地影响中国。我们的时代给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即全球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一种跨文化、跨学科、跨时空的宽广视角,迫切需要在中国与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鉴中构建具有民族特色、顺应时代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研究由此应运而生,这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选择。回首过去,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取得丰硕成果,面向未来,它仍需进一步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尤其要加强以“借鉴”为核心的前提省思。这是因为,借鉴不仅关乎国际比较研究存在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和价值方向,还关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认识论基础与原则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当前亟待破解的借鉴问题包括:何为借鉴?为何要借鉴?能否借鉴?如何借鉴?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文化研究、科际整合等方法,首先探明概念内涵与借鉴价值;然后回应借鉴难题以澄清借鉴可能;最后依次分析借鉴立场、借鉴内容与借鉴方略。按照这个逻辑,全文除引言、结语外,共设置五章内容:第一章,概念解析与借鉴价值。重在剖析“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与“借鉴”三个主概念在本选题语境下的特定内涵,进而揭示借鉴研究之于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乃至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现代化发展的价值意蕴。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内涵。本文从阶级、个体、民族视角出发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指出国际比较研究不仅要注重其阶级内涵和政治内涵,还要关注其文化内涵与民族内涵;二是国际比较内涵。国际比较更加凸显跨文化、跨制度特质,具体可从异同分析、类型划分、规律揭示、优劣评价、对话交往五个层面理解其实质;三是借鉴内涵。本文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所内蕴的三层矛盾提出它的三重内涵,即借鉴是促进自我与他者融通的桥梁、借鉴是深化跨文化交流对话的途径、借鉴是推动社会精神再生产的选择;四是借鉴价值。以借鉴为导向的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可增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大局意识、问题意识及方法意识。第二章,借鉴难题与回应。重在回应在意识形态冲突难以避免、文化间距难以消除、话语理解应用难以对等的客观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可能。一是针对意识形态差异问题的有效回应,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存在基于教育逻辑相通性、教育内容相通性、教育手段相通性的借鉴可能;二是针对文化间距问题的有效回应。各国思想政治教育虽处于不同文化传统之中,但文化相通性使间距跨越成为可能。文化相通性主要包括问题指向相通性、思维模式相通性和文化张力相通性;三是针对概念屏障问题的有效回应。众多国际比较类学科都面临“概念不等价”难题,在概念屏障难以消除的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存在基于概念规定对等性、基于科学规律普遍性、基于环境规约相似性的借鉴可能。第三章,借鉴依据与立场。重在挖掘与探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立场的重要论述与思想启发,从而为澄明借鉴立场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经典作家虽很少直接论述这一问题,但从他们的着作中可以抽离出很多具有重大指导价值的相关论断,如“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都是无产阶级的研究对象”,“要善于用批判态度来看待别国经验并独立地加以检验”,“要注重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要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等等。这些经典论述中贯穿着三种主要立场,即民族立场、阶级立场和人类立场。因而,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要坚持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民族立场,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阶级立场,坚持以进步解放为宗旨的人类立场。第四章,借鉴内容。重在剖析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内容的选取依据及厘定范围。首先,探究了相关国际比较类学科借鉴内容的主要类型,具体包括具有时代意义的他者议题、围绕同一问题的他者视域、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及他者方案、超越特定文化限制的“普遍”真理;其次,分析了这些学科在厘定借鉴内容时的方法论前提,具体包括自我与他者的同时在场、一般与特殊的界限划定、内容与形式的分离提纯;最后,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殊性提出国际比较研究中需要关注的三类借鉴内容,即论题主旨层面的借鉴内容、研究范式层面的借鉴内容以及实践经验层面的借鉴内容。第五章,借鉴方略。重在制定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方略。一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借鉴方略。文章指出,国际比较类学科在议题设定上普遍注重平衡中国与世界、传统与当代、当下与未来这三对矛盾关系。以此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要关注三大议题,即全球化背景下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现代化背景下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以及物质化环境中精神家园与崇高使命的构筑问题;二是实现概念通约。为了增强不同文化系统、不同国家概念名称之间交流对话的等价性与有效性,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三种规定法”为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能够囊括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名称范畴且层次清晰的概念规定体系。其一般规定包括反映群体善恶标准的价值性规定、反映社会习俗规范的导向性规定、反映干预影响机制的灌输性规定,特殊规定包括反映阶级利益立场的意识形态性规定、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性规定、反映人类进步解放要求的革命性规定、反映天神超验意旨的宗教性规定,个别规定是其奠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民族性;三是构建参照系统。参照系统是国际比较借鉴研究的坐标系,它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单个评价指标的局限性。本文尝试构建三类参照系统,即基于个别国家具体指标的参照系统、基于多个国家综合指标的参照系统以及基于人类未来发展指标的参照系统。三类参照系统各有其优势与局限,因而要灵活选择、合理应用。
马艳秋[7]（2020）在《论帕沙·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及其美学向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是对印度底层研究的代表理论家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后殖民理论进行的系统研究。作为底层研究这一领域中享有盛誉的学者,帕沙·查特吉始终致力于在东西方文化比较视域下研究印度当代的政治及文化体制,他的观点架构隐含批判的对象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经济侵入,抵制这一侵入并建构自身的话语体系是他理论的出发点、立足点和最终目标。查特吉十分注重对后殖民国家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去殖民化”,将现代政治的研究深入地扎根于第三世界后殖民的历史语境中,运用庶民研究的批评策略对当代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批评和解构,其理论具有明显的文化政治批判性。诚如菲利普·霍尔登所说:“查特吉为我们阐明了,理论如何能够动摇并且彻底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框架。如果我们乐意去挑战一些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假设,那么这种理论恰恰开启了新的可能性”。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民族主义政治发展的日益复杂化和各民族国家对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强化是民族主义研究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在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研究中,民族主义无疑是最重要的。正是在深入研究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查特吉将其后殖民理论的批判锋芒指向了西方的文化本质论,通过分析殖民地精英民族主义话语与启蒙理性的复杂纠葛,他意识到了本土精英对殖民意识的承袭和内化。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查特吉认为,只有将底层对两种精英主义——殖民主义精英主义和民族主义精英主义的反抗纳入到去殖民化的历史向度中,才有可能实现印度的去殖民化和后殖民时代的自由发展。论文的写作主要沿着两条主线进行:一条是精英民族主义话语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抵制,另一条是底层实践对殖民话语和精英话语的双重拆解。在历史层面上,查特吉深刻揭示了印度民族历史中充斥着的各种精英话语及其对底层群体革命力量的歪曲和压制,继而对精英民族主义历史中有问题的底层声音进行了重新书写。在现实层面上,查特吉充分肯定了底层的反抗力量在政治与文化领域对保有民族特性的印度发展;对冲破新式殖民主义的封锁所做出的努力和建树。
杜成斌[8]（2020）在《意识形态安全视角下的舆论环境治理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和新闻舆论工作。他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对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和新闻舆论工作面临的重大机遇和现实问题做了深刻阐述;对国内外传播格局和舆论环境发展的新情况、新趋势做出了科学研判;对推进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工作做出了明确指示。深入学习、贯彻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和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对于应对当前国内外舆论环境态势、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坚守互联网舆论阵地、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需要积极舆论的支撑,让积极舆论成为舆论环境的主流需要有效的舆论环境治理。舆论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舆论环境治理的目标是营造积极舆论,去除消极舆论。只有发展理性、健康的社会舆论,抵制消除非理智和不健康的社会舆论,才能让积极舆论成为社会舆论的主导力量,从而营造出积极舆论环境,构建良好的舆论生态。积极的舆论一般表明了当前社会发展的良好状况,掌控和引导舆论的能力也往往体现着一个政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水平。宣传思想工作是党和政府历来就重视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通过传统媒体与主流媒体的融合、互联网治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工程,提升了网络和信息安全,提高了国际话语权,彰显了文化自信,增强了人民精神力量。这一系列工作和举措统一团结了全党全社会思想,巩固壮大了主流思想舆论,为我国积极舆论环境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论文在系统梳理和阐释了意识形态安全、舆论环境治理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论述了舆论环境治理的战略价值,分析了国内外舆论环境存在的问题与原因,介绍了国外代表性国家舆论管理工作的经验教训,最后提出了我国舆论环境治理的策略。根据以上研究思路,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维护和提升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着重进行以下六个方面的研究。第一章,意识形态安全和舆论环境治理的相关理论分析。本章需要梳理意识形态安全和舆论环境治理的相关理论,理清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环境治理的关系,概括舆论环境治理能力具体包含哪几方面,是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部分。第二章,舆论环境治理的战略价值分析。舆论环境治理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体现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关国家利益,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不可分割的部分。有效的舆论环境治理,对我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总体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第三章,当前我国社会舆论环境治理当中存在的问题。本章分析了当前我国舆论环境治理面临的内部和外部挑战。内部挑战包括谣言蛊惑人心,历史虚无主义影响公众认知,消极社会情绪引发社会焦虑,网络舆论软暴力挑战法律和道德秩序,“高级黑”给舆论环境治理设置了新的障碍等;外部挑战包括某些西方媒体在国际社会制造、散播我国的消极舆论,外部敌对势力干涉我国舆情等。这些挑战对当前我国积极舆论环境建设造成了很大阻碍,也是舆论环境治理亟待解决的问题。第四章,当前我国舆论环境治理当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本章从政府、媒体、网民、社会转型以及外部原因等方面出发,分析影响我国舆论环境治理的原因。其中既有我们自身舆论管理工作的不足,也有国际社会话语权不均衡的原因。第五章,舆论环境治理的国外经验与教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舆论治理工作中取得了积极的成绩。当前的国际舆论疆界日渐模糊,西方发达国家经常发挥其舆论统摄、引领的作用,而绝大部分欠发达国家的舆论则只能被引领、被弱化和被忽略。国际社会中既有一些国家在舆论管理中积极有为,提升了国家安全和国际影响力;也有部分国家的舆论管理工作不到位,导致国家利益受损。这些经验教训对我国的舆论环境治理既有借鉴意义又有警示意义。第六章,意识形态安全视角下的舆论环境治理策略。根据上述问题及原因分析,本章从舆论环境治理的构成要素出发,明确治理对象和治理内容,拓展和优化治理载体,有的放矢地进行全方位治理,提高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最后形成良好的治理效果。
王胜男[9]（2020）在《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球治理”一词在近现代国际政治语境中未曾见到。最早发明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距今也不到30年。目前有关“全球治理”的内涵解释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但是共同的解释都聚焦于“全球化”与“全球困境”两个语境。换言之,“全球治理”是伴随新时期的“全球化”到来,引发了以往未曾见到或者是未曾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全球困境”产生而产生的。很显然,“全球治理”属于国际政治现象,涉及“体系、行为体、价值与目标”,应当说,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应有尽有,那么,与传统的国际政治相比,是不是能够完全独立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构成新的国际政治理论诠释?回顾国际关系领域的几大流派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取决于国际体系、国家行为体与人性之间的互动,权力与利益成为国际政治的追逐目标,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成为密不可分话语叙述。从发展历史来看,现实主义相对历史悠久,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理论在研究国家之间的预防战争与追求和平方面,延伸并扩大了有关国际体系与其他行为体的“角色”作用,个人、公民团体、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行为体角色”纳入讨论范围。自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的出现,扩大了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视角,对权力、身份、观念与秩序进行了更广度的讨论,进一步将身份角色、观念角色等国际社会领域的概念纳入到国际关系中来,其中“安全共同体”的理念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话语权的垄断,但国家行为体作为传统国际政治的主导角色,国家安全作为“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的叙事基本没有颠覆性的变化。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全球化的到来,“全球主义”路径日渐浮现出来,但这一新视角并不意味着国家主导角色的丧失,其方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的图景,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作为研究国家关系新的理论现象与内容,既继承了上述传统理论的精髓,又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国家关系的方法与视觉,拓宽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由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的出现,以往被视为“低级政治”的非传统领域的东西变成了被优先考虑的“高级政治”的内容,如此次突发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导致全球各国紧密联动,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简而言之,现有的全球化的全面深化,打破了国家封闭的“海洋孤岛”,全球体系形成了彼此联系,相互依赖的网络,这种相互依赖性全球性结构导致合作越成功共同收益就越多,反之,对抗越激烈损失就越大。任何国家只关注自己国家内部事务,而回避与其他国家相互关联与互动,完全不参与现有的国际事务纷争之中,试图维持本身的“角色孤立”已经不尽可能。近30年来,面对全球治理困境严峻现实,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引起学人的关注,并常常被放在全球治理的国际政治中心的位置。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角色认知、角色期望、角色需求,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出现,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表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从全球治理动态发展来看,国家的“角色定位”具有多维度。每个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确定不同角色。而全球性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定位”的作用尤其突出。大国“角色定位”一旦形成,对全球治理的实践、体系结构的稳定影响巨大。可以说,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如果减少“角色冲突”,全球治理体系就存在了一个持久性的基础,体现出来的一种稳定模式。反之,如果“角色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也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彼此联系、依赖与博弈关系的全球治理的系统中,经过反复多次的“角色冲突”,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性竞争”逐渐向“对抗性竞争”偏移。“对抗性竞争”危害在于将会全面延伸到其他领域,因此,中美之间如何相互认知适应、追求共同利益、规避对抗竞争、追求相对收益与共同收益就成为“合作优势”的基本动机。当然,相互依赖性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竞争领导权的现实主义本质属性,但合作共赢的目标极大修正了对抗性竞争“零和博弈”的走向,因此,构建中美之间良性的“竞合关系”,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本论文研究,主要涉及了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认知、角色预期、角色定位、角色冲突、受众效应、角色嬗变与新时代“角色再构建”等多方面内容,按照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与全球主义三个路径方向,融汇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理论,借用全球治理宏观理论,将角色中层理论与竞合关系的微观理论有机结合,集中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与大国双边角色互动三个层面,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公域治理和全球区域治理等六个主要领域展开多维度的研究。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国际政治不仅步入“百年未曾有的大变局”时代,人类也面临迄今未曾见到的全球治理困境。因此,如何构建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合作性角色”,如何推动中美两国的良性的“竞合关系”,对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对全球治理困境的解决、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黎林戈[10]（2020）在《习近平政治安全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安全关系到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华民族日益走上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但在复兴的道路上,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着来自国内外或显或隐的各类重大风险和挑战。实现政治安全要有强烈的风险意识,抓住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着力推动解决维护政治安全面临的突出矛盾,以实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步。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政治安全问题,多次从不同方面对政治安全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政治安全观,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维护政治安全提供了根本遵循。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习近平政治安全观为研究对象,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矛盾分析方法为研究方法。在学习与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习近平政治安全观的形成背景和理论与实践基础,进一步凝练概括出习近平政治安全观的主要内容的同时,阐明习近平政治安全观的显着特征和重要意义。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阐明习近平政治安全观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现状、相关概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第二部分论述习近平政治安全观的形成背景、理论与实践基础;第三部分对习近平政治安全观的主要内容进行阐释,主要从“政治安全为了谁、政治安全依靠谁、维护怎样的政治安全以及怎样维护政治安全”这四个方面进行探析;第四部分分析概括习近平政治安全观的显着特色和重要意义。这四个部分相互联系,比较系统地呈现出习近平政治安全观的基本面貌。
二、美国在国际人权领域中的霸权主义行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在国际人权领域中的霸权主义行径（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历史经验论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 霸权主义与反对霸权主义的理论阐释 |
| 二、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历史演进 |
| (一)反帝反殖斗争中的“反霸”(从新中国成立到60年代末):从“反美霸”到“反两霸”的实践探索 |
| (二)正式提出和确立阶段(20世纪70年代):张力与突破 |
| (三)接续和回归现实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以国家安全与利益为依归 |
| (四)坚持和重塑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改革和建设者角色的凸显 |
| (五)强化和新发展阶段(2012年以来):新时代的“全面深化” |
| 三、当代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维度及实现路径 |
| (一)政治维度：否定霸权主义价值观和政治秩序，构建和平公正的价值观和国际新秩序 |
| (二)军事维度：从“世界革命”到“和平与发展”再到“军事斗争准备” |
| (三)经济维度：地位上升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 (四)文化维度：回击美国主导的西方文化霸权和树立文化自信 |
| (五)科技维度：打破美国垄断地位的反霸新领域 |
| 四、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历史经验 |
| (一)正义性和一贯性是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本质特征 |
| (二)灵活性和现实性是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活力所在 |
| (三)多样性和全面性是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发展趋向 |
| (四)反霸不称霸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基本原则的一体两面，体现出中国外交充分的人民性和民主性 |
| (五)霸权主义和反对霸权主义的历史也昭示了国霸必衰、反霸必赢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定律 |
（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和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历史形成 |
| 2.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形成背景 |
| 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理论来源 |
| 2.2.1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 |
| 2.2.2 “西学东渐”与人权思想的引进 |
| 2.2.3 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 |
| 2.2.4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 |
| 2.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形成过程 |
| 2.3.1 权利理论的兴起与遮蔽(1949-1977 年) |
| 2.3.2 人权思想的解放与反思(1978-1990 年) |
| 2.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旗帜重树(1991-2001 年) |
| 2.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重大发展(2002-2011 年) |
| 2.3.5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正式形成(2012-2017 年) |
| 2.3.6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深化发展(2018-现在)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基本内容 |
| 3.1 “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主体思想 |
| 3.1.1 根本目的:发展为了人民 |
| 3.1.2 动力来源:发展依靠人民 |
| 3.1.3 根本价值: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
| 3.2 “以辩证统一为原则”的人权逻辑思想 |
| 3.2.1 人权与主权的辩证统一 |
| 3.2.2 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 |
| 3.2.3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
| 3.2.4 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的辩证统一 |
| 3.3 “以全面发展为内容”的人权客体思想 |
| 3.3.1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 |
| 3.3.2 坚持各项权利全面协调发展 |
| 3.4 “以法治保障为核心”的人权保障思想 |
| 3.4.1 依靠法治保障人权的价值基础 |
| 3.4.2 依靠法治保障人权的历史考察 |
| 3.4.3 依靠法治保障人权的主要内容 |
| 3.5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依托”的人权全球治理思想 |
| 3.5.1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考察 |
| 3.5.2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内涵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比较优势 |
| 4.1 西方主要人权思想的流变 |
| 4.1.1 自然主义人权思想 |
| 4.1.2 功利主义人权思想 |
| 4.1.3 新自由主义人权思想 |
| 4.1.4 能力正义人权思想 |
| 4.2 中西人权思想的主要差异 |
| 4.2.1 价值取向不同 |
| 4.2.2 权利侧重不同 |
| 4.2.3 现实导向不同 |
| 4.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优势体现 |
| 4.3.1 理论优势 |
| 4.3.2 道路优势 |
| 4.3.3 制度优势 |
| 4.3.4 文化优势 |
| 4.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优势表达 |
| 4.4.1 新时代中国人权思想对外表达的国际背景 |
| 4.4.2 新时代中国人权思想对外表达的现实基础 |
| 4.4.3 建构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战略意义 |
| 4.4.4 人权思想优势转变为话语优势的中国进路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贯彻路径 |
| 5.1 依靠法治贯彻 |
| 5.1.1 新时代法治保障人权的历史考察 |
| 5.1.2 新时代法治保障人权的突出特点 |
| 5.1.3 新时代法治保障人权的基本面向 |
| 5.2 依靠政策贯彻 |
| 5.2.1 新时代政策保障人权的主要形式 |
| 5.2.2 新时代政策保障人权的客观评价 |
| 5.2.3 新时代政策保障人权的基本面向 |
| 5.3 依靠教育贯彻 |
| 5.3.1 新时代人权宣传教育的重大意义 |
| 5.3.2 新时代中国人权教育的体系架构 |
| 5.3.3 新时代中国人权教育的发展历程 |
| 5.3.4 新时代中国人权教育的现实困境 |
| 5.3.5 新时代中国人权教育的优化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3）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时段、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利益、规范与联大投票实践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家利益 |
| 二、国际规范 |
| 第二节 联大投票实践中利益与规范的考量 |
| 一、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的逻辑联结 |
| 二、联大投票实践中的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及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第一节 国际组织的利益互补:东盟与联合国 |
| 一、东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历程 |
| 二、东盟在联合国的身份与作用 |
| 第二节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政治合作 |
| 二、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安全合作 |
| 第三节 联大投票表决原则与投票情况 |
| 一、联合国大会的表决原则 |
|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说明 |
| 三、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利益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联大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涉核决议 |
| 二、中国与东盟在涉核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多领域合作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政治互信的持续增进 |
| 二、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 |
| 三、其他领域合作的现实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主权的规范 |
| 一、主权平等规范及相关决议 |
| 二、民族自决与非殖民化原则及相关决议 |
| 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相关决议 |
| 第二节 限制主权的规范 |
| 一、维护人的尊严与促进人权及相关决议 |
| 二、反对通过制裁解决争端及相关决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利益与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相异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利益的分歧 |
| 一、涉及核问题决议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歧 |
| 二、涉及中东问题决议中的国家政治利益分歧 |
| 三、涉及旅行自由权决议中的国家经济利益分歧 |
| 第二节 利益与规范的冲突 |
| 一、涉及批评他国人权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二、涉及禁止使用地雷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三、涉及暂停使用死刑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发现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基于中国与东盟联大投票实践的思考 |
| 一、“中国威胁论”与投票差异的非直接相关性 |
| 二、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三、美国因素对中国-东盟投票一致性的影响 |
| 第二节 深化中国-东盟国际议题合作的路径探索与启示 |
| 一、优化中国-东盟制度建设与合作 |
| 二、提供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 |
| 三、更加注重道义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4）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内涵与相关概述 |
| 2.1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界定 |
| 2.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广义概念 |
| 2.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狭义概念 |
| 2.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容涵盖 |
| 2.2.1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2.2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2.3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3 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 |
| 2.3.1 用经济帝国主义手段实现全球霸权 |
| 2.3.2 用政治文化手段助推经济扩张 |
| 第3章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 |
| 3.1 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萌芽 |
| 3.1.1 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 |
| 3.1.2 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 |
| 3.1.3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 |
| 3.1.4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 |
| 3.2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奠基 |
| 3.2.1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时代背景 |
| 3.2.2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核心观点 |
| 3.2.3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当代价值 |
| 第4章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成果 |
| 4.1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 |
| 4.1.1 落后国家的经济结构形态的理论分析 |
| 4.1.2 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的理论透视 |
| 4.2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 |
| 4.2.1 垄断资本构建的“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 |
| 4.2.2 垄断资本掌控下的南北不平等交换形式 |
| 4.2.3 垄断资本剥夺下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 |
| 第5章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拓展 |
| 5.1 全球化中资本积累逻辑的理论批判 |
| 5.1.1 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 |
| 5.1.2 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理论批判 |
| 5.1.3 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理论批判 |
| 5.2 全球化中生产方式变革的理论创新 |
| 5.2.1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统治 |
| 5.2.2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劳动 |
| 5.3 全球化中民族国家理论及其新视野 |
| 5.3.1 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帝国主义 |
| 5.3.2 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理论 |
| 第6章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评析与启示 |
| 6.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综合评述 |
| 6.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探索成就 |
| 6.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偏颇之处 |
| 6.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内容启示 |
| 6.2.1 资本逻辑跳脱与发展路径选择 |
| 6.2.2 民族国家在场与民族意识觉醒 |
| 6.3 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的中国发展之反思 |
| 6.3.1 全球化中国际经济新秩序重构 |
| 6.3.2 全球化中政治文化实践空间探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爱因斯坦世界共同体思想及其教育意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二)关于爱因斯坦个人思想的研究 |
| (三)关于“和平教育”研究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世界共同体 |
| (二)和平教育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爱因斯坦世界共同体思想的形成背景 |
| 第一节 现实背景 |
| (一)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 |
| (二)无辜的政治迫害经历 |
| 第二节 思想渊源 |
| (一)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 |
| (二)人道主义的伦理观 |
| (三)为全人类服务的人生观 |
| 第二章 爱因斯坦世界共同体思想的主体内容 |
| 第一节 世界共同体的实现 |
| (一)摆脱狭隘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 |
| (二)建立超国家组织 |
| 第二节 最终达成世界和平 |
| (一)“二战”前的基本思想 |
| (二)“二战”爆发后的新思维 |
| 第三章 爱因斯坦世界共同体思想的教育意蕴 |
| 第一节 我国和平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一)和平教育意识的缺位 |
| (二)尚未涉及到幼儿教育阶段 |
| (三)教育内容较为局限 |
| 第二节 爱因斯坦世界共同体思想对我国和平教育的启示 |
| (一)认识和平教育的紧迫性 |
| (二)和平教育应从幼儿教育阶段开始 |
| (三)拓宽和平教育内容的国际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中文着作类 |
| 期刊论文类 |
| 硕博论文类 |
| 报纸类 |
| 外文文献 |
| 其他文献类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6）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思想政治教育时代使命 |
| (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使命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创新与国际比较学科使命 |
| 二、研究述评 |
| (一)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意识的定位 |
| (二)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探索 |
| (三)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借鉴问题的分析 |
| (四)关于相关比较学科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与共同难题的研究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理论指导 |
| (二)分析方法 |
| (三)结构安排 |
| (四)研究价值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的内涵与价值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内涵阐释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
| (二)国际比较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指向 |
| (三)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际比较的特定内涵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的内涵实质 |
| (一)促进自我与他者融通的桥梁 |
| (二)深化跨文化交流对话的途径 |
| (三)推动社会精神再生产的选择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的价值意蕴 |
| (一)以借鉴为导向的价值论有助于增强学科大局意识 |
| (二)以借鉴为导向的认识论有助于增强学科问题意识 |
| (三)以借鉴为导向的方法论有助于增强学科方法意识 |
| 第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难题与回应 |
| 一、对意识形态差异问题的有效回应 |
| (一)基于教育逻辑相通性的借鉴可能 |
| (二)基于教育内容相通性的借鉴可能 |
| (三)基于教育手段相通性的借鉴可能 |
| 二、对文化间距问题的有效回应 |
| (一)文化相通性使间距跨越成为可能 |
| (二)基于问题指向相通性的借鉴可能 |
| (三)基于思维模式相通性的借鉴可能 |
| (四)基于文化张力相通性的借鉴可能 |
| 三、对概念屏障问题的有效回应 |
| (一)基于概念规定对等性的借鉴可能 |
| (二)基于科学规律普遍性的借鉴可能 |
| (三)基于环境规约相似性的借鉴可能 |
| 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依据与立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关论述与重要启发 |
| (一)“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 |
| (二)“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都是无产阶级的研究对象” |
| (三)“抽象出来的一般结果不能离开现实历史” |
| (四)“要善于用批判态度来看待别国经验并独立地加以检验” |
| 二、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的相关论述与重要启发 |
| (一)“要注重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
| (二)“要自信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
| (三)“要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立场 |
| (一)坚持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民族立场 |
| (二)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阶级立场 |
| (三)坚持以进步解放为宗旨的人类立场 |
| 第四章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内容 |
| 一、国际比较类学科借鉴内容的主要类型 |
| (一)具有时代意义的他者议题 |
| (二)围绕同一问题的他者视域 |
| (三)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及他者方案 |
| (四)超越特定文化限制的“普遍”真理 |
| 二、国际比较类学科借鉴内容的厘定方法 |
| (一)自我与他者的同时在场 |
| (二)一般与特殊的界限划定 |
| (三)内容与形式的分离提纯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内容的选取指向 |
| (一)论题主旨层面的借鉴内容 |
| (二)研究范式层面的借鉴内容 |
| (三)实践经验层面的借鉴内容 |
| 第五章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方略 |
| 一、以问题为导向的借鉴方略 |
| (一)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论价值与原则遵循 |
| (二)全球化进程中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 |
| (三)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价值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问题 |
| (四)物质化环境中精神家园与崇高使命的构筑问题 |
| 二、实现概念通约的借鉴方略 |
| (一)实现概念通约的方法论价值与原则遵循 |
| (二)探寻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一般规定 |
| (三)明确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特殊规定 |
| (四)厘清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个别规定 |
| 三、构建参照系统的借鉴方略 |
| (一)构建参照系统的方法论价值与原则遵循 |
| (二)基于个别国家具体指标的参照系统 |
| (三)基于多个国家综合指标的参照系统 |
| (四)基于人类未来发展指标的参照系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论帕沙·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及其美学向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本论文的研究思路 |
| 四、论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殖民地民族主义思想的突围 |
| 一、众声喧哗:以民族主义思想为例 |
| (一)知识界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发展 |
| (二)在政治发展史上重新解码民族主义 |
| (三)民族与民族主义:殖民与后殖民国家的在场 |
| 二、重述民族主义:从精英到底层 |
| (一)“消极革命”与精英阶层对自身统治特权的再确认 |
| (二)查特吉的底层叙事及其对多元民主诉求的再演绎 |
| (三)去殖民化与现代的印度历史 |
| 第二章 精英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 |
| 一、精英民族主义话语的构建 |
| (一)精英阶层的权力意识与文化自省 |
| (二)甘地主义及其对农民革命力量的收编 |
| (三)平稳的过渡与西方现代化的印度式发展 |
| 二、精英民族主义对底层历史的书写 |
| (一)农民:反抗者?亦或边缘的愚众? |
| (二)妇女问题的象征性解决 |
| (三)少数族裔的边缘与分裂 |
| 第三章 底层的政治社会及其对西方政治话语的拆解 |
| 一、政治社会:查特吉对后殖民政治现实的理论构想 |
| (一)以市民社会为“镜像”的政治设想 |
| (二)对东方社群文化现代意义的重构 |
| (三)后殖民国家底层的民主政治实践 |
| 二、庶民政治思想对西方民主制的反拨 |
| (一)从资本的时间到异质化的民族现实 |
| (二)后殖民国家现代政治的真实景观 |
| (三)庶民政治主体性的重构与政治解殖民化的开始 |
| 第四章 殖民与后殖民时期大众文化的多面向辨析 |
| 一、殖民地时期的大众文化发展与反殖民的政治斗争 |
| (一)足球与反殖民斗争的集体认同 |
| (二)戏剧艺术与反殖民政治意识的传播 |
| 二、后殖民时期的大众文化发展及其政治指向性 |
| (一)文化研究面对后殖民文化实践的“失语状” |
| (二)印度后殖民时期文艺对西方霸权主义的反抗 |
| 三、遇见查特吉后殖民理论的审美之维 |
| (一)大众文化对审美政治化的表征 |
| (二)艺术在“颠覆”之处重生 |
| (三)尊重和肯定大众的审美趣味 |
| 第五章 查特吉后殖民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多元超越 |
| 一、思考现代性发展的东方视角与实践 |
| (一)从泰戈尔访华看东方文明的现代性问题 |
| (二)社群与西方现代的民族国家 |
| (三)泰戈尔对西方技术理性的美学批判 |
| 二、民族主义: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点 |
| (一)后民族时代?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政治对西方现代性的反叛 |
| (二)全球化时代殖民话语的消解、重述与帝国霸权主义的新实践 |
| (三)帕沙·查特吉:重塑他者的自由之界 |
| 结语 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及其与中国问题的相关性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意识形态安全视角下的舆论环境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重点难点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意识形态安全和舆论环境治理的相关理论 |
| 一、意识形态安全和舆论环境治理关系之辨析 |
| (一)意识形态安全 |
| (二)舆论环境 |
| (三)意识形态安全和舆论环境治理相互影响 |
| 二、舆论环境治理的相关理论分析 |
| (一)治理 |
| (二)政府治理 |
| (三)舆论环境治理 |
| (四)舆论环境治理能力 |
| (五)舆论环境治理属于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新闻舆论的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宣传、舆论的论述 |
| (二)列宁关于宣传、舆论的论述 |
| 四、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论述 |
| (一)毛泽东关于舆论宣传工作的论述 |
| (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论述 |
| (三)习近平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新贡献 |
| 第二章 舆论环境治理的战略价值分析 |
| 一、舆论环境治理对我国政治安全的影响 |
| (一)舆论环境治理可以维护政权合法性 |
| (二)舆论环境治理可以提高政府决策科学性 |
| (三)舆论环境治理可以巩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
| 二、舆论环境治理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
| (一)舆论环境治理可以促进社会经济正常运行 |
| (二)舆论环境治理可以维护国家经济利益 |
| (三)舆论环境治理可以保障国家经济制度安全 |
| 三、舆论环境治理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影响 |
| (一)舆论环境治理有利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 |
| (二)舆论环境治理有利于公民道德建设 |
| (三)舆论环境治理有利于公民正确价值观念的形成 |
| 四、舆论环境治理对我国社会安全的影响 |
| (一)舆论环境治理有利于社会动员 |
| (二)舆论环境治理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 |
| (三)舆论环境治理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
| 第三章 我国国内外舆论环境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内舆论环境存在的问题 |
| (一)网络谣言蛊惑人心 |
| (二)历史虚无主义影响公众认知 |
| (三)消极社会情绪引发社会焦虑 |
| (四)网络舆论软暴力挑战法律和道德秩序 |
| (五)“高级黑”给舆论环境治理设置了新的障碍 |
| 二、国际舆论环境存在的问题 |
| (一)某些西方媒体在国际社会制造、散播我国的消极舆论 |
| (二)外部敌对势力干涉我国舆情 |
| 第四章 我国舆论环境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政府原因分析 |
| (一)舆论治理理念需要及时更新 |
| (二)舆论治理队伍需要保质保量 |
| (三)舆论治理技术和手段需要提高 |
| (四)舆论治理的法制保障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 |
| 二、媒体原因分析 |
| (一)网络媒体自律意识尚需提高 |
| (二)部分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不强 |
| (三)网络自媒体乱象还大量存在 |
| (四)我国网络媒体行业整体实力较弱 |
| 三、公众原因分析 |
| (一)部分网民的网络法律意识淡薄 |
| (二)部分网民的网络道德意识欠缺 |
| (三)部分网民的网络媒介素养不高 |
| 四、社会转型原因分析 |
| (一)社会阶层分化削弱了国家主流舆论整合力 |
| (二)利益诉求多元化要求国家主流舆论及时更新 |
| (三)社会矛盾复杂化降低了公众的国家主流舆论认同感 |
| 五、外部原因分析 |
| (一)某些国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行径一直存在 |
| (二)国际话语权“西强我弱”的局势尚未改变 |
| 第五章 舆论环境治理的国外经验与教训 |
| 一、国外经验参考——以美国为例 |
| (一)有效的舆论管控 |
| (二)强大的意识形态输出能力和舆论造势能力 |
| (三)打造网络舆论传播平台 |
| 二、国外教训警示——以前苏联为例 |
| (一)逐步丢失了舆论阵地 |
| (二)西方的和平演变 |
| 第六章 基于意识形态安全视角的舆论环境治理策略 |
| 一、树立正确的舆论环境治理理念,提升政府舆论治理能力 |
| (一)树立及时发现并解决社会问题的理念 |
| (二)树立政务公开的理念 |
| (三)树立政府与公众互动的理念 |
| (四)树立在整体上把握时度效的理念 |
| (五)树立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理念 |
| 二、加强网络媒体的管理和创新,发挥积极舆论的引导作用 |
| (一)加强对网络媒体行业的监管和引导 |
| (二)通过媒体融合提升网络主流媒体话语权 |
| 三、提高舆情监控引导能力,建立健全舆情应对机制 |
| (一)建立健全舆情监测、收集机制 |
| (二)建立健全舆情研判、预警机制 |
| (三)建立健全舆情引导、处置机制 |
| 四、完善舆论治理的法律制度,强化网络舆论法律的执行力 |
| (一)牢固树立依法治舆的理念和思维 |
| (二)构建科学完备的网络法律制度体系 |
| (三)加强对网络空间的执法力度 |
| 五、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打破西方国际话语垄断 |
| (一)增强综合国力,奠定客观物质基础 |
| (二)承担国际责任,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 |
| (三)创新话语体系,提供必要保障 |
| (四)增强话语传播力,创造必要途径 |
| (五)有理讲理,开展国际舆论斗争 |
| 六、加强多元主体协同,构建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积极舆论环境的新格局 |
| (一)加强治理主体普遍自律 |
| (二)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9）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分类与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四、论文创新与论文不足 |
| 第1章 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理论 |
| 1.1 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演变 |
| 1.1.1 全球化发展与新全球化的出现 |
| 1.1.2 全球治理体系的三个历史阶段 |
| 1.1.3 全球治理体系演变的基本原因 |
| 1.2 全球治理的基本内容 |
| 1.2.1 全球治理的概念界定 |
| 1.2.2 全球治理的构成要素 |
| 1.2.3 全球治理的实践范畴 |
| 1.3 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 |
| 1.3.1 全球治理理论的现实价值 |
| 1.3.2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范式 |
| 1.3.3 全球治理角色理论的框架 |
| 第2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
| 2.1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认知” |
| 2.1.1 中国的“角色认知” |
| 2.1.2 美国的“角色认知” |
| 2.2 中美两国彼此之间的“角色预期” |
| 2.2.1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角色预期” |
| 2.2.2 中国对美国霸权的“角色预期” |
| 2.3 冷战后中美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1 中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2 美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第3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角色冲突” |
| 3.1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1.1 “多元合作”与“单极霸权”的治理冲突 |
| 3.1.2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模式之争 |
| 3.2 中美在区域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2.1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虹吸效应 |
| 3.2.2 美国“印太战略”的对华遏制围堵 |
| 3.3 中美在大国关系互动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3.1 中美贸易战的冲突持续升高 |
| 3.3.2 中美科技战的零和性博弈凸显 |
| 3.3.3 中美核心利益的碰撞全面升级 |
| 3.4 中美两国“角色冲突”的受众效应 |
| 3.4.1 “角色冲突”带来不同的“受众效应” |
| 3.4.2 “角色冲突”引发的中美“角色困境” |
| 第4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 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1 “中国发展”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演变 |
| 4.1.2 “中国方案”影响着国际规范的导向 |
| 4.1.3 “中国角色”促进了国际制度的发展 |
| 4.2 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2.1 全球治理“举旗者”蜕变为“搅局者” |
| 4.2.2 霸权体系“保护者”蜕变为“讹诈者” |
| 4.2.3 自由秩序“灯塔国”蜕变为“破坏者” |
| 4.3 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1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2 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第5章 新时代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 |
| 5.1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重要基础 |
| 5.1.1 中美构建良性的“竞合角色”重要性 |
| 5.1.2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新机遇 |
| 5.2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合作性角色”的实践积累 |
| 5.2.1 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
| 5.2.2 全球安全治理合作 |
| 5.2.3 全球公域治理合作 |
| 5.3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的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10）习近平政治安全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界定 |
| 1、安全 |
| 2、政治安全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二、习近平政治安全观的形成背景与基础 |
| (一)习近平政治安全观的形成背景 |
| 1、国际背景 |
| 2、国内背景 |
| (二)习近平政治安全观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 1、理论基础 |
| 2、实践基础 |
| 三、习近平政治安全观的主要内容 |
| (一)政治安全为了谁 |
| 1、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维护政治安全的出发点 |
| 2、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维护政治安全的落脚点 |
| (二)政治安全依靠谁 |
| 1、人民群众是维护和实现政治安全的根本力量 |
| 2、全体党员干部是维护和实现政治安全的关键力量 |
| 3、国家安全机关是维护和实现政治安全的特殊力量 |
| 4、青少年是维护和实现政治安全的重要力量 |
| (三)维护怎样的政治安全 |
| 1、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是政治安全的第一标志 |
| 2、政权安全是政治安全的核心 |
| 3、政治制度安全是政治安全的关键 |
| 4、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灵魂 |
| (四)怎样维护政治安全 |
| 1、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为政治安全提供组织领导保证 |
| 2、坚定人民根本立场,为政治安全筑牢政权安全防线 |
| 3、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政治安全提供制度保障 |
| 4、主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为政治安全夯实思想基础 |
| 5、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为政治安全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
| 四、习近平政治安全观的显着特征及重要意义 |
| (一)习近平政治安全观的显着特征 |
| 1、继承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
| 2、整体性和协调性的统一 |
| 3、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 |
| (二)习近平政治安全观的重要意义 |
| 1、习近平政治安全观的理论意义 |
| 2、习近平政治安全观的实践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美国在国际人权领域中的霸权主义行径（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历史经验论析[J]. 王续添,秦汉元. 教学与研究, 2022(01)
- [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研究[D]. 高雅楠. 河北大学, 2021
- [3]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4]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 程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5]爱因斯坦世界共同体思想及其教育意蕴研究[D]. 毛丹丹.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1)
- [6]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问题研究[D]. 管晓婧.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7]论帕沙·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及其美学向度[D]. 马艳秋.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8]意识形态安全视角下的舆论环境治理研究[D]. 杜成斌.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王胜男. 吉林大学, 2020(08)
- [10]习近平政治安全观研究[D]. 黎林戈.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