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略论明代中后期的宦官擅权（论文文献综述）
张晓明[1]（2021）在《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朝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经营辽东地区,并“带控”包括大宁、努尔干都司在内的广大东北区域。有明一代,辽东都司辖境虽有盈缩,但其核心地理范围变化不大,即南濒海,东南附朝鲜半岛,东北环群山,西接草原、沙地,为中原重要门户。辽东地区因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与日本隔海相望,其社会变迁进程与邻邦牵涉颇多。所以,辽东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亦是维系东亚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保障。国家制度与边疆秩序共同作用于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之间的关系,双方交往实践亦对区域社会以及国家发展产生影响。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较早确立了宗藩关系。包含贸易在内的对外活动均被纳入朝贡体系。朝鲜使臣赴明买卖方式、内容以及数量均有定例。但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仍有鲜明的边疆特色。明代历史文献卷帙浩繁,日本、韩国等汉籍资料不断刊印,为明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中国与朝鲜半岛政权关系史中“封贡”“事大”“使臣”“贸易”“中华观”“跨境民族”等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热点。然而,对外关系史内容宽泛、表述复杂,致使学界围绕典型历史问题是认同“传统秩序”,还是维护“民族荣誉”各抒己见,甚至争论不休。政治、文化交往的主观性和灵活性较强,经济交流则比较具体,且易于量化。本文通过梳理明代辽东地区中朝贸易活动,以期展现对外关系发展的客观态势及影响因素。明代之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经济交流已有数千年历史。人们利用自然条件不断改善自身生存现状,通过相互学习改善生产方式与生活水平。所以,贸易交换并非如浮萍般依附政治关系而存在。贸易为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社会交流的重要内容。辽东地区作为中原与朝鲜半岛物货相通的重要桥梁,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政治集团皆重视该区域的贸易活动。明代,辽东边疆营建与中朝宗藩关系确立是明廷政治生活中的紧要内容。其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受之影响并发挥了独特作用。洪武、永乐两朝确立了辽东都司静态辖区与动态管控地带。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王氏高丽——李氏朝鲜）构建宗藩关系的过程中,辽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活动以官贸为主导,民间贸易群体难以逾越地理的瓯脱地带以及政治上的交往禁令。洪熙、宣德以后中朝宗藩关系稳定,贸易体系随之确立。正统至正德年间,中朝社会生产能力逐渐恢复,双方经济交流意愿不断加强,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明代中后期,明朝几度实施“新政”,中朝“礼治”外交得以重塑。明廷加强了对中朝官、私贸易的管控。然而,辽东边政持续恶化,边臣在处理涉朝事务时向使臣征索财物已成惯例。朝鲜使臣在辽东地区购买违禁物品或转输超额物资相对容易。嘉靖至万历前期,辽东地区东南部得到开发,社会经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民间贸易活跃。女真族南下过程中与朝鲜半岛交集增多,贡贸、边市贸以及潜贸促进了女真农业经济的发展。明朝发达的商品经济使辽东地区中朝贸易物品种类丰富,白银开始被广泛应用于购买高价物品及上层人情打点等活动。明后期,中朝社会动荡与边疆危机迭起,特别是壬辰战争的爆发使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突破了朝贡体系的束缚,区域贸易活动居主导地位。壬辰战争期间,明廷耗费巨额人力、物力驰援朝鲜战场,辽东地区资源输出量居于前列。明廷与朝鲜为解决筹集、运输物资等困境,出台诸多战时经济政策,如以布贸粮,许商帮军。中江以其地利优势成为官、商、民买卖与转运物资的集中之地,中江关市得以建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人员互动频繁,物资交换异常活跃。壬辰战争结束后,中朝统治秩序恢复,贸易活动亦回归常态。明清易代之际,中朝贸易活动对女真社会发展、辽东政局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后金占领辽东地区之前,朝鲜官民仍可在辽进行贸易活动。辽东贡路受阻后,一方面,朝鲜通过水路继续向明朝贡;一方面,与驻守皮岛东江集团贸换物资。后金政权日益巩固,明廷与朝鲜的宗藩关系逐渐松散,辽东不同区域同朝鲜间的贸易规模、途径、物品等均有所扩大。有明一代,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通过奉表、传诏、献礼等方式维系了紧密的宗藩礼制。辽东地区依托地缘优势与朝鲜半岛之间贸易往来不断。所以,明代辽东地区贸易活动有着明显的历史痕迹和传统。同时,明朝承元启清,作为传统社会后段建立的汉族政权,其统治下的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显然繁荣于前代又受制于当代。明朝的强大国力为以“封贡”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保障,宗藩体系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贸易内容呈多元化发展态势。明廷统治辽东期间,各种贸易活动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受到明朝对外制度和边疆政策的双重支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对双方宗藩关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区域社会秩序变迁等影响深远。
陈斌[2]（2021）在《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文中认为盘江流域由南盘江、北盘江及共同交汇而成的红水河和诸支流构成。该水系所覆盖的地理区域,上可经横断山脉承青藏高原,下可凭广西盆地接东南低山丘陵,总体处于云贵高原向东南低山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高原、盆地、丘陵在山脉与河流的交错分布中有序排列。同时,由于该地域主体部分面向海洋,大气湿度极高,导致境内生物多样性水平较高。苗、布依和汉族作为其主体居民,各民族原有的社会文化,在与世居于此的仡佬族相遇之后,再加上多样性生物特征的作用,不仅促生出新文化形态,为多民族共生传统提供人文多样性资源,而且能将人文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很好地契合起来,以创造盘江流域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自秦朝以来的历代王朝国家,或间接、或直接地对此区域实施治理。明清承接前朝遗产,在此综合实施土司、卫所、州县等制度,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统一,为民国和新中国奠定治理秩序框架。社会发展史暨“单线进化论”者认为,这些自上而下的制度,是王朝国家对其实施治理的主要内容,也是盘江流域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认为上述社会发展史叙事有失偏颇。一方面,忽略了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在斗争哲学视野下,有将边疆地方与王朝国家对立二分的嫌疑。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Scott）,采用从边疆看中心的范式,先后推出“弱者的武器”、“佐米亚”（Zomia）等创新概念,彰显东南亚山民文化的主体能动性,以此弥补了社会发展史的缺陷。但他又因为片面强调山民与河谷平原王朝国家的矛盾冲突斗争哲学,忽视了国家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兼容共生机制。事实上,双方除了冲突斗争的消极层面,还有在交往交流和交易博弈中构建共生秩序的积极层面。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在对盘江流域文史和社会沿革机制有整体认知的前提下,考察该流域内各民族自明清以来的社会文化生活实践,一方面,彰显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超越斗争哲学和对立二分视野,在凸显多样主体前提下,通过开放博弈、公平传承方式,实现多元一体的社会治理共生秩序。质言之,探求、理解和维护文化生态多样性体系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可持续机制,乃本文的主要旨趣。为此,本文进而提出三方面创新观察角度。第一,盘江流域是中国大西南山地诸多类型缩影之一。当地居民依托山地文化生态家园和传统资源,相互之间建立起互动互惠交往模式,且在危机时刻能为外来人提供庇护,由此生成多样化民族文化共生机制;第二,元明清以来的中原王朝强化西南山地开发加深统治。这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又因生计资源过度开发而影响到当地可持续发展。面对新的环境压力,山地民族发挥文化多样性社会整合功能,积极地与王朝国家官吏及其代理展开顽强博弈。其实质是山民希望与王朝国家达成新秩序的维权诉求;第三,王朝/国家面对山民的诉求,应是通过双方代理人理性协商推出新制度,形成“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新治理秩序。唯因形格势禁或双方代理人损公肥私,乃至无论羁縻制到土司制、土司制到改土归流及“改卫设县”的制度升级中,都难免出现“反抗镇压+善后安民”的运作机制。但事后看,王朝开发新边疆拓展政治经济利益的诉求,总要通过包容民众维护生态家园、生存环境和社区、生计资源权益的某种自治诉求,才能基于互惠达成长治久安。盘江流域山民与历代王朝/国家的长时段博弈,凸显出如下两方面特征:第一,理论上,盘江流域山民与中原王朝/国家的互动,既非完全的斗争哲学,又非完全的消极顺从。更具体讲,它是界于斯科特（James C.Scott）的“佐米亚逃避”、宋怡明（Michael A.Szonyi）的“积极被统治”与拉铁摩尔（O.Lattimore）的“贮存地对抗”之间的“就地坚守在服从中博弈”。它为各界思考边疆民族与王朝国家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类型样本。第二,实践上,现代国家应对边疆民族基于文化生态家园权益多样性公平传承的博弈诉求,或可借鉴盘江流域互惠双赢的成功经验,致力于边疆民族社区发展与国家治理秩序共建共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和主体能动性相互包容意识。本文力图展现盘江流域与王朝国家博弈过程,旨在基于长时段历史经验,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丰富内涵和机制结构,以此揭示中国筑牢现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厚文化资源,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建设提供有普遍价值的社会产品,进而助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秩序建设。但因笔者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缺陷漏洞在所难免,恳请前辈导师侪辈同仁鞭策提携批评指正。
逄艺龙[3]（2020）在《明代科道官研究》文中指出科道官是明代监察制度体系中的一大特色,是汲取历代监察制度的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且对明代的政治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基于对明代的历史资料和既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明代科道官的产生与背景、科道官的设立与发展、科道官对政治生态的影响和科道官对维护明朝统治的作用及弊端四个维度,对明代科道官进行考查。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对有明一代所产生的重要事件的梳理,考查科道官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分析科道官的作用及影响。通过研究发现:第一,明代科道官作用的发挥有其前提条件。这些条件主要体现在,一是有一个善于纳谏相对开明的皇帝,皇帝善于纳谏,科道官的作用才能发挥好;二是科道官应独立于阁臣之外而存在,倘若科道官与阁臣势力纠合在一起,科道官的职能作用发挥就会出现问题;三是科道官需要忠诚无私、恪尽职守的精神品质,但是到明代中后期,科道官在权力的运行中出现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失去这种精神品质及责任。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缺少了其中任何一项,这个体系的运作就会出现问题。第二,科道官的职责发挥缺乏大局意识。明代中后期的科道官,经常陷入“为弹劾而弹劾”之中,不考虑弹劾会对国家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第三,科道官职责行使的问题。丞相被废除后,在皇帝周围出现了两个核心机构,一个是内阁,一个是司礼监,其共同协助皇帝处理政事。明朝初期,这三者之间能够相对制衡,但明朝中后期,这种平衡被打破,哪方势力强,科道官就可能趋附于哪一方,或者联合另一方整治强势的一方,而使得科道官职责的行使变成了为某一方的谋利工具。
胡鹏凯[4]（2020）在《康熙朝理学名臣思想渊源与政治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理学名臣一词诞生于明代,但在清初尤其是康熙朝最为着名。明清之际,历经王朝更迭,汉族士大夫开始反思明代灭亡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于王阳明心学的流行,掀起由王返朱和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康熙朝理学名臣们或推崇程朱理学,或继续笃守陆王心学,都将躬行实践的思想主张融入自己的学说中,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为己任,积极参与清王朝的政治实践。康熙皇帝也从政治角度出发,大力扶持理学名臣,以理学治理国家,选择理学名臣思想学说中有利于清王朝统治的内容加以利用。理学名臣们投身政治实践,既有符合理学思想利国利民的政治实践,同时也有违背理学思想的政治实践。这种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因素,折射出儒家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共有六个部分,简介如下:绪论部分主要进行了概念界定,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以及介绍了本论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第一章探究了理学名臣这一名称兴起的原因与衍变过程。南宋时期政治斗争激烈,朱熹因为政治立场的原因,其学说被政敌污蔑为“伪学”,引发一系列弹劾朱熹及要求封禁“伪学”的事件。到南宋末年,程朱理学成为官方认可的主流学说,李幼武撰写《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录》,将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等理学学者视为圣贤道统的传承者,将他们称为道学名臣,为道学正名。明代杨濂模仿李幼武撰写出《皇明理学名臣言行录》,将道学名臣改为理学名臣,从而使得理学名臣成为一个重要的史学编纂条目。到清初理学名臣的评价标准逐渐清晰。第二章主要归纳康熙朝理学名臣在历史上着名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康熙朝理学名臣受明末清初学术风气转变的影响,将实学思想融入自身理学之中,使得理学思想由虚转实。二是清王朝着眼于政治上的需要,将理学名臣作为重建社会秩序、树立清王朝政权正统性与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大力扶持。三是理学名臣作为支持康熙皇帝的汉族官僚,在康熙皇帝对抗八旗传统的挑战、强化封建君主专制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三章概述了康熙朝理学名臣们的师承及理学思想。该章主要简述了本文所选取的几位理学名臣理学师承以及其主要理学思想。这样罗列的目的在于能够鲜明地展现理学名臣们的思想渊源,他们虽然信仰不同的学派,但是在推崇理学、躬行实践等众多方面颇为相似,表明他们的思想有着共通之处。第四章主要论述康熙朝理学名臣们在理学思想指导下的政治实践。理学名臣们既有符合理学思想的政治实践,如移风易俗、平定战乱、整治河工等。又有不符合理学思想的政治实践,如玩忽职守、贪公冒领、互相攻击等现象。第五章主要探究了康熙朝理学名臣理学思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康熙皇帝以理学治国,对理学名臣只是利用其对清王朝统治有利的地方,对于理学名臣坚持理学思想而与清王朝统治政策相抵触的地方,则大加批判。使得理学名臣们所追求的儒家理想形象不得不屈服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郭雅茹[5]（2020）在《论明代内阁“尚儒”辅政风气的倾斜与恪守 ——以成化到正德时期为中心》文中指出儒学是明朝统治者钦定的官方哲学。深受儒家传统道德观影响的士大夫代表——阁臣,在辅政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形成了以“尚儒”（即“廉正守道”,“辅养君德”）为中心的辅政风气。内阁“尚儒”辅政风气通过阁臣的事君思想与行为方式体现出来,其发展与变化受皇权、内阁制度与阁臣个人品质等多方面影响。尤其是封建君主自身的权力垄断性与主观引导性,对内阁在辅政过程中是否坚持“尚儒”影响很大。本文以成化到正德时期的内阁为中心,以这一阶段的阁臣为主线,突出内阁“尚儒”辅政风气恪守与倾斜的具体情况,并进一步加以说明,“尚儒”辅政风气自形成起便具备了自身的能动性,它在受皇权等因素影响的同时,反过来也会对这些因素如皇权、朝政、政风等产生影响。
陈沫[6]（2019）在《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融合 ——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黄宗羲是古代中国第一个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猛烈抨击,并提出整体性改革方案的政治思想家。他政治思想的形成,既得之于他对历史兴衰变化和明朝亡国教训所进行的深刻地反思,也得之于他本人切身经历过的政治实践活动。他所处之明末清初时期,是由于政治腐败、异族入侵造成的所谓“天崩地解”、朝代更替的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君主专制政体的弊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力求在此基础上探索和建立一种具有高度民本主义和法治精神的政治制度。本文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运用文献研究、历史分析与哲学思辨相结合的方法,将黄宗羲重新置于他所处之历史环境中,在明确其政治思想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厘清其内在逻辑关系,在与其他政治思想家相关思想的比较中阐发其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揭示其政治思想所具有的理论价值、理论局限与现实意义。黄宗羲认为,当时社会政治弊端的根源在于君主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缺少一个能体现“王在法下”的法治精神的民主政体。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初期既没有国家政府也没有君主,但人们可以享有天赋的自然权利。人们为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才甘愿建立起国家政府,进而推举出君主;君主应当是一个能保障民众之公利的“舍弃自身利益的辛苦之人”。而“三代之后”君主专制的社会里,君主反而成了天下民众的主宰,黄宗羲进而深入思考与批判了专制君主对民众公利的侵占。他指出封建君主罢黜宰相,将集权归于一身的行为是对官制合理性的极大破坏。不仅如此,封建君主还以“君臣大义”施压于知识分子,使他们丧失了儒家传统的政治抗议精神,造成了人格的扭曲。黄宗羲最杰出的着作非《明夷待访录》莫属,该书也被认为是中国的《人权宣言》。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和详尽阐发了其体现着民本主义和法治精神的政治改革构想,包括以法治制约君权,使学校具有立法参政权,改革土地及军事制度,推广全民教育等。他所构建的这一体现着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政治体制,堪称是他对那个时代所作出的最具独创性的贡献。他的一些具体政治改革措施虽然在当时无法实现,但无疑也是具有极大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的。黄宗羲的政治思想虽然被视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民本主义思想的巅峰,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理想中的政治模式是圣王依靠宰相与士人阶层的辅佐对国家进行统治,走的还是上层精英治国之路。他试图以法制对君权加以限制并对士人阶层的权利予以扩大化,他的政治改革构想本质上还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改良。作为中小地主阶级和市民阶层的代言人,他在整个政治改革构想中并没有真正赋予普通庶民以政治权利。即便是最贴近庶民政治的郡县学官制度,能够参与地方政事的主体还是士人与缙绅,作为民本思想主体的普通庶民在其中还是没有得到参政议政的资格。黄宗羲对庶民有着深切的同情与关怀,却没有更多的认同感,他也认识不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他将江山社稷的兴衰系于圣王与圣贤所具有的先验性的学识和道德之上,这实在是对道德主体自觉性的过分夸大,所以说他在历史观上也存在唯心主义倾向。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他的政治思想是清末经世派和早期维新派推行改革的理论依据,也是维新派倡导民权运动的原动力,其后又成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在新时代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充分挖掘黄宗羲政治思想中所蕴含的宝贵理论资源,对我们现今的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及德治建设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方面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梁光林[7]（2019）在《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代言官是给事中和御史的合称,其组织机构为六科和都察院。言官在明朝政治权力运行机制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言官与明朝政治息息相关。目前学术界关于明代言官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但对于明代某个地区的言官群体的研究几乎空白,对一个地区的言官群体进行综合的考察研究,这对于深入研究明代言官制度及言官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展示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的政治风貌及人格特性以及把握明代岭南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是不无裨益的。本文选定岭南地区作为切入点,以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为研究对象,试图对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进行综合的考察研究,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简要介绍了明代言官建制的过程和明代言官的主要职权。明代言官是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的合称,主要负有规谏皇帝、纠劾百司、考察百官、巡历地方等职权。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的构成、时空分布、出身及仕宦履历等情况。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主要包括明代广东籍言官和明代广西籍言官,在时段分布上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地理分布极不平衡,多集中在政治、经济、教育发达的地区;出身方面,选任精良,以进士为重;仕宦履历方面,任职途径多样,升迁机会众多。第三章重点分析了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的政治作为,一方面在明朝政权运作机制中,大部分岭南籍言官群体通过积极言谏在规谏皇帝德行,抑制宦官擅权,纠劾不法官员,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面对岭南地区的民变和民族动乱的问题上,一些岭南籍言官主张采取军事镇压的策略,这反映了其皇权至上的心理特征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本质特性。第四章着重分析了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的人格特性的表现和形成原因。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的人格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依附心理,皇权至上;遇事敢言,不避权贵;心系百姓,关注民生;清正廉洁,两袖清风。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人格特性的形成受到地理、教育、民风、制度等因素的影响。结语部分客观评价了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的历史地位,综合其政治作为、人格特性来看,一方面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对维护明朝政权机制的正常运转起到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使得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的言谏从根本上来说是为明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在特定情况下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王嘉琳[8]（2019）在《明代中后期江南士人文化消费研究》文中指出文化消费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相对较高水平的消费方式,即使用文化产品或文化性服务从而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一种消费,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明代中后期是一个商品经济化、市镇化和社会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士人引领的文化消费作为整个消费环境中的关键一环,对人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嬗变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有着显着的互动关系。士人群体作为社会上的一个特殊群体,掌握文字资料,拥有话语权,本文以文化消费内容为线索,以江南的士人群体为切入点,对江南消费社会兴起的背景、士人对文化消费的概况与对文化消费的认识等问题进行研究,梳理士人的文化消费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并且力求对士人的文化消费与身分认同作深入的分析与考察。本文总共包括六个部分,分别是:绪论部分,主要是就研究缘起、选题意义、探讨范围及时间跨度以及史料和方法等问题作一概述,阐述本文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介绍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对研究状况加以评述,作为本文进一步申论的立足点。第一章对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背景作了介绍,整个社会的政治状况、经济基础和文化教育水平都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变化和走向,江南奢侈风气成为时尚,进而推动江南地区消费时尚的产生及流行,本章探讨士人在面对科举制度的制约以及商品经济冲击的状况下,他们的社会地位与消费习惯所发生的变化。第二章通过对书房布置、书籍及求学教育的消费概况作了阐述,笔墨纸砚作为主要的文具用品,是士人写作求学的基础,消费需求量大,在文化消费中占很大比重。文人书房的布置及家具消费,彰显出文人的特殊品味。对于书籍消费,许多商业化书市和路边书摊的出现为满足文人墨客的文化消费需求和书坊的销售兴旺创造了条件。求学费用以私塾为例进行分析,也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开支。第三章通过对古董、书画以及花卉这三个方面的艺术品消费概况作了较为全面的解读。将古董、书画和花卉等有代表性的艺术品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交易地点和方式进行探析,古董和书画主要在市场、摊肆销售,也有中间人委托兜售;花卉市场分布各大地区,有的不乏长途贩运进行鲜花销售。其中有对雅俗及赏鉴、好事之分,来凸显士人特殊的收藏鉴赏能力及高雅情趣。第四章对以戏剧、曲艺和旅游消费为代表的休闲娱乐消费作了初步探讨,戏曲消费已经逐渐商业化,出现了戏馆、堂会、茶楼酒肆及各种临时戏台,表演内容和方式也更加世俗化。旅游文化促使士人塑造各种形式的旅游消费品味,以标榜自己的身分,他们进行交游与结社、游山玩水,追求适意、丰富多彩的生活,倡导个性解放,表达真我。旅游消费主要体现在食宿、交通和购物等项目的支出上。第五章是对明中后期江南士人文化消费的认识。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士人消费多样化的直接原因,追逐时髦、奢侈之风使得流行风尚形成,对士人的文化消费起到了标志性的引领作用,传统的消费观已经开始受到挑战。总结士人文化消费中雅俗冲突问题,实质上都是士人竞争社会精英地位的一种手段与方式,反映江南各阶层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探讨士人文化消费在社会变迁转型中的作用。
王晓明[9]（2019）在《明代中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代的中旨,是指不经内阁票拟而直接自宫中下发付外实施的旨意。明代自正统时期以后,逐渐形成了诏令的起草、奏章的批答必由内阁的惯例。皇帝不经过内阁直接下发诏令、批答奏章的做法,既是对明代常规决策程序的违背,又助长了宦官权力,因此备受官僚群体的反对和批评。本文在考察、梳理明以前各代内诏、墨敕、内降的前提下,研究明代中旨出现的背景、原因及泛滥的过程,再以下发的原因和内容为依据对明代中旨进行分类讨论,并探讨了明代官僚群体反对中旨的深层次原因及效果,最后在此基础上考察中旨对明代政治的影响。目前学界尚未见到针对明代中旨的专门研究,仅在部分研究明代票拟制度、文书制度的专着、论文中对中旨现象有所提及。因此,本文拟对明代中旨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详细研究,在厘清明代中旨下发的具体原因及内容的基础上,主要解决以下问题:明代中旨从一开始的极少见载于史册,到成化以后的日渐泛滥,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明代官僚群体基于什么样的立场来反对中旨的下发?他们的反对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明代中旨下发对明代政治发展与运行的影响究竟如何?首先,中旨在成化以前极少见诸史册,有关皇帝下发中旨的记载很少,也很少见群臣针对中旨的上疏谏言。这是由于明太祖在废相之后,建立了一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明初诸帝,太祖、成祖皆自操威柄,仁宗、宣宗时,内阁地位虽日益上升且开始获得票拟之权,但是此时内阁票拟并未成为一种制度性惯例。文书的起草、批答之权本就操持于皇帝之手,则何来中旨之称?直至英宗幼年即位,无力决断政事,朝政皆付内阁,票拟成为常态,才构成了中旨形成的条件。因此,成化以后中旨才开始大量出现于文献记载中。这一前后变化的关键在于内阁票拟制度的形成,使诏令、奏章皆付内阁票拟成为一种为朝臣乃至于皇帝本人所认可的制度或曰惯例。其次,明代的官僚群体之所以要对中旨进行批评,除了维护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这一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因为中旨所行多为不合法令之事,这决定了其对于明王朝的统治是不利的）,还立足于三个方面对皇帝下发中旨的做法进行反对,即道德、祖制以及最根本的官僚与宦官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但是,由于对专制皇权缺乏制度性约束,官僚群体对中旨的反对并未取得良好的成效,皇帝下发中旨的做法一直存在,直至明朝灭亡。最后,下发中旨是对内阁票拟制度的破坏。朝政交予内阁票拟后由皇帝裁决,有利于在保证皇帝决策的科学、合理。而中旨径发,则使内阁无从发挥辅弼职能。因此,中旨对明代政治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具体表现为中旨下发越过了常规决策程序,使权力不受限制,为宦官擅权提供便利,同时破坏了正常的铨选制度,为小人大开幸门,还扰乱了正常的司法秩序,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白同旭[10]（2019）在《穆孔晖思想述论》文中研究说明穆孔晖,山东聊城人,是明中后期王学北传第一人。在程朱理学固守的北方,他先学程朱、后学阳明,打破了程朱理学的思想枷锁。书香世家、官宦家庭出身的穆孔晖从政三十年,多任文职,参与两朝实录编写,经历颇丰,但他没能主政一方。虽然穆孔晖出身翰林,但他并没有止步于学术研究,而是更多的思考明中后期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现实问题,从社会需求出发,提出了以德行修养为中心的解决方法,他的这些思想都可以从存世文献中梳理出来。穆孔晖的思想内涵主要分为政治理念、学术思想、教育主张三个层面。他的政治理念具有明显的儒家特色,他将“絜矩之道”贯彻其中,认为君臣都要恪守道德操守,各司其职,不以自身喜恶为行事标准;穆孔晖的政治理念更贴近社会需要,主张客观认识财货的重要性。他的学术思想则具有自身特点,是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的相互结合,更为突出的是他的援佛入儒,利用佛道理论来诠释儒家经典。他的教育主张更多的是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与道德教育,注重孝道文化,推崇践行孝道。穆孔晖的思想具有明显的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双重特点,是两派思想初期碰撞的结果,也是北方王门学者不同于南方王门学者的思想特点。这对王门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思路。
二、略论明代中后期的宦官擅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论明代中后期的宦官擅权（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地缘关系及交往历史 |
| (一)先秦时期辽东与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与经济交流 |
| 1.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与文化交通 |
| 2.先秦时期辽东地区的开发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二)秦汉至隋唐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1.秦汉至南北朝时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政权更迭与人口迁徙 |
| 2.隋唐五代时期辽东地区民族发展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三)辽、金、元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往来 |
| 1.辽朝与高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及贸易往来 |
| 2.金朝的建立与高丽的贸易关系 |
| 3.元朝与高丽的政治关系与贡物索取 |
| 二、明代前期至中期辽东政局与区域间的贸易体系 |
| (一)明朝对辽东地区的治理与明初辽东社会概貌 |
| 1.辽东都司的建立与防御体系的发展 |
| 2.明初辽东地区的社会概貌 |
| (二)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宗藩关系初建与辽东地区的贸易形态 |
| 1.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宗藩关系的初建 |
| 2.洪武至永乐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贸易形态 |
| 3.宣德年间辽东防御体系的调整与贸易体系的确立 |
| (三)明中期辽东社会与区域贸易的发展 |
| 1.辽东都司的边政与社会发展 |
| 2.朝贡制度下中朝贸易的新进展 |
| 3.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贸易的繁荣 |
| 三、明代中后期的礼治外交与辽东地区中朝贸易 |
| (一)嘉靖至万历前期的中朝关系 |
| 1.嘉靖时期重塑的礼治外交 |
| 2.壬辰战争爆发前中朝“礼治”外交格局的延续 |
| (二)礼治外交影响下的中朝贸易 |
| 1.官方贸易的衰退 |
| 2.朝鲜使臣贸易的盛行 |
| 3.贸易中的交换媒介与货币 |
| (三)明代中后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贸易状况 |
| 1.辽东地区的使臣贸易 |
| 2.辽东地区的边境贸易 |
| 四、万历时期辽东的边疆危机与中朝贸易 |
| (一)壬辰战争以前辽东地区的中朝经济交流 |
| 1.隆庆至万历初期辽东经济的短暂复苏 |
| 2.万历前期辽东地区的边境贸易 |
| (二)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地区对朝援助与贸易 |
| 1.壬辰战争的爆发与辽东地区的援助 |
| 2.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的新突破 |
| (三)明朝统治在辽东地区的崩溃及中朝贸易的衰落 |
| 1.明朝统治在辽东地区的崩溃 |
| 2.传统外交秩序恢复与中朝贸易的萎缩 |
| 五、明清易代与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 |
| (一)明清战争初期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 |
| 1.后金政权的建立及对辽东的占领 |
| 2.明清战争初期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变化 |
| (二)东江集团与朝鲜之间的经济往来 |
| 1.明末辽东地区的海上贸易群体 |
| 2.东江集团与朝鲜的陆路贸易 |
| 3.东江集团与朝鲜的海上贸易 |
| (三)清朝入关前对朝鲜的征伐与贸易 |
| 1.后金在辽东地区的统治及对朝鲜外交策略 |
| 2.清朝入关前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体系 |
| 3.后金与朝鲜的贸易物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2）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边疆发展和治理研究前沿探索 |
| 一、选题定义:边疆发展与治理研究 |
| 二、理论成果综述 |
| (一) 政治人类学 |
| (二) 边疆治理研究 |
| (三) 贵州特色经验 |
| 三、本文创新进路 |
| 四、资料来源概说 |
| 五、总体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盘江流域人文生态 |
| 第一节: 区位沿革与居民构成 |
| 一、内涵四至 |
| 二、边关通道 |
| 三、居民层累 |
| 第二节: 资源耕作与混融秩序 |
| 一、山水田土资源 |
| 二、生计耕作结构 |
| 三、治理秩序混融 |
| 第二章: 集市、生计与互惠 |
| 第一节: 集市类别与功能 |
| 一、形成机理 |
| 二、集市类别 |
| 三、集市功能 |
| 第二节: 族际互惠:青岩案例 |
| 一、名称及区位 |
| 二、形成及变迁 |
| 三、辐射及职能 |
| 四、物源及去向 |
| 第三节: 社会互惠:营屯案例 |
| 一、区位.村名.村史叙事 |
| 二、集市、物产与社会关系 |
| 三、为社会而互惠:WXH的生活史 |
| 第三章: 社会整合绘事后素 |
| 第一节: 拟血亲拓展村寨圈 |
| 一、源起与内涵生成 |
| 二、云顶村案例 |
| 三、营屯村案例 |
| 四、鸟王村案例 |
| 第二节: 结姻亲拓展交际网 |
| 一、婚姻制度与结构功能 |
| 二、“坐花园” |
| 三、“射背牌” |
| 四、姻亲即社会 |
| 第三节: “主客-陪客”丧葬礼制 |
| 一、内涵概说 |
| 二、传统形式 |
| 三、现代沿革 |
| 四、文化逻辑 |
| 第四章: 维权抗争:卫所制度下的民意表达 |
| 第一节: 被“再域化”的日常生活 |
| 一、卫所营建及过程 |
| 二、“借地设防”以牟利 |
| 三、被“再域化”的日常生活 |
| 第二节: 原住民维权抗争类别 |
| 一、常态抗争 |
| 二、非常态抗争 |
| 三、逻辑特征 |
| 第三节: 天顺石门战事 |
| 一、事件过程 |
| 二、社会背景 |
| 三、边政疏失 |
| 四、经验教训 |
| 第五章: 博弈求秩序:流官治理下的民意表达 |
| 第一节:“改土归流”得失辨析 |
| 一、土司制属性 |
| 二、招抚之策 |
| 三、改土归流 |
| 第二节 :控告土官 |
| 一、韦清澜联名控告 |
| 二、云顶村民联合智斗 |
| 三、“均衡三角” |
| 第三节 :抵制胥吏 |
| 一、村名叙事 |
| 二、村庄茶产 |
| 三、胥吏苛征 |
| 四、案例启示 |
| 第六章 :观念秩序:民间传说中的共生超越 |
| 第一节 :背牌图案印章叙事 |
| 一、背牌型构 |
| 二、隐序图案 |
| 三、认同与区分体系 |
| 第二节 :印章起源传说与衍文 |
| 一、青山长官司与副长官司 |
| 二、“倒停王”与“看家虎” |
| 三、牛作为山民祖先化身 |
| 四、“牛虎相争” |
| 结语:内生活力与共生秩序 |
| 一、盘江流域的发展与治理 |
| 二、边疆发展与治理研究的主要范式 |
| 三、盘江流域发展与治理中的共生秩序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成果 |
（3）明代科道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明代科道官的产生与背景 |
| 第一节 制度源流 |
| 第二节 “胡案”影响 |
| 第二章 明代科道官的设立与发展 |
| 第一节 明代科道官的设立 |
| 一、科道官的组成 |
| 二、给事中的品级演变 |
| 三、御史的设置及品级 |
| 第二节 明代科道官的职权与地位 |
| 一、职权 |
| 二、地位 |
| 第三节 明代科道官的铨选与考核升迁 |
| 一、选任 |
| 二、选任标准 |
| 三、选任程序 |
| 四、考核 |
| 五、升迁 |
| 第四节 明代科道官的特点 |
| 一、品级不高 |
| 二、“入世”积极 |
| 第三章 明代科道官对政治生态的影响 |
| 第一节 洪武时期至宣德时期科道官对政治生态的影响 |
| 一、科道官与皇帝的互动中产生的政治影响 |
| 二、科道官与朝廷大臣的互动中产生的政治影响 |
| 第二节 正统后期至正德时期科道官对政治生态的影响 |
| 一、“土木之变”中科道官的政治影响 |
| 二、宦官专权对科道官的政治影响 |
| 第三节 嘉靖时期至万历初期科道官对政治生态的影响 |
| 一、“大礼议”之争中科道官的政治影响 |
| 二、张居正改革中科道官的政治影响 |
| 第四节 万历中后期至崇祯末年科道官对政治生态的影响 |
| 一、科道官对皇帝的谏言产生的政治影响 |
| 二、党争中科道官的政治影响 |
| 三、袁崇焕事件中科道官对明代政治的影响 |
| 第四章 明代科道官对维护明朝统治的作用及弊端 |
| 第一节 历史作用 |
| 一、巩固皇权 |
| 二、抑制权臣 |
| 三、监督官吏 |
| 四、调节社会矛盾 |
| 第二节 主要弊端 |
| 一、先天缺陷 |
| 二、制度缺陷 |
| 三、素质缺陷 |
| 结语 |
| 一、对明代科道官总体上应该肯定 |
| 二、对明代科道官要认识其局限性 |
| 三、对明代科道官要把握其借鉴价值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康熙朝理学名臣思想渊源与政治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现状 |
| 三、选题缘由及意义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理学名臣名称的兴起与衍变 |
| 第一节 以道学为“伪学”之缘由 |
| 第二节 道学正统地位的确立以及道学名臣的出现 |
| 第三节 明代理学名臣的出现及其特点 |
| 第二章 康熙朝理学名臣集中出现的原因 |
| 第一节 明清之际的学风转折 |
| 第二节 清廷统治的政治需要 |
| 第三节 八旗传统的权力挑战 |
| 第三章 康熙朝理学名臣思想渊源 |
| 第一节 陆王系理学名臣及其理学思想 |
| 第二节 程朱系理学名臣及其理学思想 |
| 第四章 康熙朝理学名臣的政治实践 |
| 第一节 理学思想指导下的政治实践 |
| 第二节 违背理学思想的负面政治行为 |
| 第五章 理学思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颉颃与龃龉 |
| 第一节 康熙朝以理学治国的利弊 |
| 第二节 儒家理想形象与清朝现实政治之间的矛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论明代内阁“尚儒”辅政风气的倾斜与恪守 ——以成化到正德时期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内阁与皇权关系研究 |
| (二)阁臣与宦官关系研究 |
| (三)内阁特点研究 |
| (四)内阁阁臣研究 |
| (五)阁臣的人格操守与政治能力研究 |
| (六)内阁辅政风气变化、权力变化的影响研究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成化到正德时内阁“尚儒”辅政风气变化之原因 |
| 一、皇帝执政素养对内阁“尚儒”辅政风气的影响 |
| (一)明宪宗拱手垂裳,不问政事 |
| (二)明孝宗虚怀若谷,整顿朝纲 |
| (三)明武宗荒诞任性,无心理政 |
| 二、内阁制度本身对“尚儒”辅政风气的影响 |
| (一)“祖制”的制约 |
| (二)“票拟制”的局限 |
| (三)“首辅制”的弊端 |
| 三、阁臣自身因素对内阁“尚儒”辅政风气的影响 |
| (一)阁臣的“重乡”心理 |
| (二)阁臣品行与任期因素 |
| 第二章 成化到正德时内阁“尚儒”辅政风气倾斜与恪守之表现 |
| 一、内阁“尚儒”辅政风气倾斜的表现 |
| (一)志不能表,离阁异常 |
| (二)委蛇屈从,进退两难 |
| (三)夤缘善附,排挤贤能 |
| 二、内阁“尚儒”辅政风气恪守的表现 |
| (一)默契相协,和衷共济 |
| (二)人尽其才,鸣凤朝阳 |
| (三)殚精竭虑,补救时政 |
| 第三章 对成化到正德时内阁“尚儒”辅政风气之评价 |
| 一、内阁恪守“尚儒”辅政风气易产生积极影响 |
| (一)以道规谏,促进朝政稳定发展 |
| (二)为社稷扶危定倾,延缓明朝衰落 |
| 二、内阁“尚儒”辅政风气倾斜易产生消极影响 |
| (一)加剧党派之争,降低行政效率 |
| (二)助长不正之风,加深政治危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融合 ——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1.1 黄宗羲其人 |
| 1.1.2 选题依据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状况 |
| 1.2.2 国外研究状况 |
| 1.2.3 对国内外研究状况的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框架结构 |
| 2 黄宗羲政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
| 2.1 黄宗羲政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 2.1.1 明末清初鼎革易代 |
| 2.1.2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及缓慢发展 |
| 2.1.3 传统思想文化的嬗变与启蒙思潮的兴起 |
| 2.2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渊源 |
| 2.2.1 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与民本主义 |
| 2.2.2 方孝孺的民本思想与对君主专制的批判 |
| 2.2.3 王阳明心学之主体性思想 |
| 3 黄宗羲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 |
| 3.1 专制君主对人民权利的侵夺 |
| 3.1.1 君权之起源及其正当性 |
| 3.1.2 君权背离之批判 |
| 3.2 专制君主对官制合理性的破坏 |
| 3.2.1 专制君主对相权的侵夺 |
| 3.2.2 胥吏与宦官之弊端 |
| 3.3 专制政体对知识分子与思想学术的压迫与阻滞 |
| 3.3.1 专制政体以“君臣大义”对知识分子进行压迫 |
| 3.3.2 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和思想学术的压抑与阻滞 |
| 4 黄宗羲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相结合的政治改革构想 |
| 4.1 以法治制约君权 |
| 4.1.1 专制之法乃“非法之法” |
| 4.1.2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
| 4.2 学校双重行政职能之构建 |
| 4.2.1 使学校参与立法 |
| 4.2.2 以学校制约行政权力 |
| 4.3 改革科举制度以选贤任能 |
| 4.3.1 对科举制度的历史审视 |
| 4.3.2 选贤任能的“取士八法” |
| 4.4 改革军事制度以加强区域自治及富国强兵 |
| 4.4.1 设置方镇以抵御夷狄及制衡皇权 |
| 4.4.2 改革兵役制度以富国强兵 |
| 4.5 以制度保障民众生存与受教育之权益 |
| 4.5.1 民众生存权益之保障 |
| 4.5.2 民众教化方式之变革 |
| 5 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的评价 |
| 5.1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价值 |
| 5.1.1 对传统君臣伦理观之超越 |
| 5.1.2 对政权合法性的诉求和对君主权力再分配的改革构想 |
| 5.1.3 民本的极致与民主的萌芽 |
| 5.1.4 对家国天下之再认识 |
| 5.2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局限 |
| 5.2.1 阶级局限 |
| 5.2.2 唯心史观 |
| 5.2.3 历史与时代的局限 |
| 6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历史影响与现实启示 |
| 6.1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历史影响 |
| 6.1.1 清末经世派与早期维新派改革的理论依据 |
| 6.1.2 维新派倡导民权的原动力 |
| 6.1.3 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
| 6.2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现实启示 |
| 6.2.1 保障民生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
| 6.2.2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与当代法治、德治建设 |
| 6.2.3 坚持文化自信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 7 结论、创新点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有关概念的阐释 |
| 一、言官 |
| 二、岭南 |
| 第二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三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关于言官制度的研究 |
| 二、关于言官蜕变的研究 |
| 三、关于言官与其他群体之间关系的研究 |
| 四、关于言官自身的研究 |
| 第一章 明代言官制度 |
| 第一节 明代言官建制 |
| 一、六科 |
| 二、都察院 |
| 第二节 明代言官职权 |
| 一、规谏皇帝 |
| 二、纠劾百司 |
| 三、考察百官 |
| 四、巡历地方 |
| 第二章 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概况 |
| 第一节 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的时段分布 |
| 第二节 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的地理分布 |
| 第三节 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的出身情况 |
| 第四节 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的仕宦履历 |
| 第三章 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的政治作为 |
| 第一节 规谏皇帝德行 |
| 第二节 抑制宦官擅权 |
| 第三节 纠劾不法官员 |
| 第四节 缓和社会矛盾 |
| 一、反对侵占民田 |
| 二、反对滥增赋役 |
| 三、平理冤狱 |
| 四、赈灾济民 |
| 五、巩固边防 |
| 第五节 镇压民族动乱 |
| 第四章 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的人格特性 |
| 第一节 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的人格特性的表现 |
| 一、依附心理,皇权至上 |
| 二、遇事敢言,不避权贵 |
| 三、心系百姓,关注民生 |
| 四、清正廉洁,两袖清风 |
| 第二节 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人格特性的形成原因 |
| 一、地理因素 |
| 二、教育因素 |
| 三、民风因素 |
| 四、制度因素 |
| 结语：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的历史地位 |
| 参考文献 |
| 附表：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一般情况简表 |
| 致谢 |
（8）明代中后期江南士人文化消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及意义 |
| 1.选题理由 |
| 2.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1.相关着作 |
| 2.相关论文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1.时间范围 |
| 2.地域范围 |
| 3.士人 |
| 4.文化消费 |
| (四)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重点 |
| 2.难点 |
| 3.创新点 |
| 一、繁荣与发展：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 |
| (一)政治状况——动荡不安的权力中心 |
| (二)经济的发展 |
| 1.经济多元化和市镇的勃兴 |
| 2.白银的货币化 |
| 3.地方文化产业商业化 |
| (三)文化的普及 |
| 1.重学的文化传统 |
| 2.科举制的发达 |
| (四)社会风气的巨变——奢侈消费成时尚 |
| 二、文化教育消费 |
| (一)文人书房布置消费 |
| 1.文人书房的内部陈设 |
| 2.笔墨纸砚等文具用品的消费 |
| 3.书房家具的消费 |
| (二)书籍的消费 |
| 1.文人的“润笔”及文学作品的商业化 |
| 2.书籍的买卖形式 |
| 3.士人的书籍购买 |
| (三)士人求学费用——以私塾为例 |
| 三、艺术品消费 |
| (一)古董消费 |
| 1.士人对古董的收藏与好事 |
| 2.古董的买卖与士人的收购 |
| (二)书画消费 |
| 1.士人对书画的鉴赏与好事 |
| 2.书画的销售与士人的收购 |
| (三)花卉消费 |
| 1.花卉消费的种类：盆景与盆花 |
| 2.江南花市的分布 |
| 3.士人对花卉的赏玩与购买 |
| 四、休闲娱乐消费 |
| (一)戏剧、曲艺消费 |
| 1.戏曲消费市场及演出的商业化 |
| 2.戏曲演出场所 |
| 3.士人的戏曲欣赏消费 |
| (二)游山玩水之旅游消费 |
| 1.江南地区游览之地的兴旺 |
| 2.士人旅游消费的相关费用 |
| 3.士游的品味塑造 |
| 五、对明中后期江南士人文化消费的认识 |
| (一)士人文化消费多样化的原因 |
| 1.商业经济的繁荣 |
| 2.追逐时髦、奢侈之风及消费思想的变化 |
| 3.进步文化的冲击,冲破旧制,追求创新 |
| (二)士人文化消费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9）明代中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的界定及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及趋势 |
| 1. 诏令文书的相关研究 |
| 2. 内阁票拟制度的相关研究 |
| 3. 其他涉及到明代中旨问题的研究成果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中旨的起源与发展 |
| (一) 明代以前中旨概况 |
| 1.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内诏 |
| 2. 隋唐时期的墨敕 |
| 3. 宋元时期的内降 |
| (二) 明代中旨出现的背景考察 |
| 1. 废相后的政治模式 |
| 2. 内阁票拟渐成定制 |
| (三) 明代中旨的发展历程 |
| 1. 永乐至天顺时期的中旨 |
| 2. 成化至嘉靖时期的中旨 |
| 3. 隆庆至崇祯时期的中旨 |
| 二、明代中旨下发的原因及内容 |
| (一) 皇帝本人决意下发的中旨 |
| 1. 皇帝出于个人私欲下发中旨 |
| 2. 皇帝出于恩威予夺下发中旨 |
| 3. 皇帝以中旨为政治手段巩固皇权 |
| 4. 皇帝通过中旨插手刑狱之事 |
| (二) 群臣、贵戚乞请的中旨 |
| 1. 群臣、贵戚直接乞请中旨打击异己、谋取私利 |
| 2. 群臣、贵戚通过宦官、近侍乞请中旨 |
| (三) 宦官、近幸乞请甚至假传的中旨 |
| 1. 宦官、近幸乞请的中旨 |
| 2. 宦官伪传的中旨 |
| 三、官僚群体对中旨的反对 |
| (一) 官僚群体反对中旨的出发点 |
| 1. 从道德出发反对中旨 |
| 2. 从维护祖制、程序的正当性反对中旨 |
| 3. 从二元对立的文官、宦官权力结构出发反对中旨 |
| (二) 官僚群体反对中旨的效果 |
| 四、中旨对明代政治的影响 |
| (一) 超越常规决策程序,令皇权不受限制 |
| (二) 为宦官专擅朝政提供便利 |
| (三) 破坏正常铨选制度,为小人开启悻门 |
| (四) 扰乱正常的司法制度 |
| (五) 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10）穆孔晖思想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动态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与生平学行 |
| 第一节 明中后期社会状况及文化政策 |
| 第二节 穆孔晖生平经历 |
| 第三节 明中后期学术特色 |
| 第二章 穆孔晖的政治理念 |
| 第一节 絜矩之道 |
| 第二节 推行仁政 |
| 第三节 公正选才 |
| 第四节 齐家治国 |
| 第五节 务实理财 |
| 第三章 穆孔晖的学术思想 |
| 第一节 心性论 |
| 第二节 修养思想 |
| 第三节 讲义理明训诂 |
| 第四节 援佛入儒 |
| 第五节 性命论 |
| 第四章 穆孔晖的教育主张 |
| 第一节 教育理念 |
| 第二节 慎独向善 |
| 第三节 注重伦理孝道 |
| 第五章 穆孔晖思想的历史地位 |
| 第一节 对北方心学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当时教育的影响 |
| 第三节 穆孔晖思想的现实意义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略论明代中后期的宦官擅权（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D]. 张晓明.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2]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D]. 陈斌.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2)
- [3]明代科道官研究[D]. 逄艺龙. 青海师范大学, 2020(07)
- [4]康熙朝理学名臣思想渊源与政治实践研究[D]. 胡鹏凯. 西南大学, 2020(01)
- [5]论明代内阁“尚儒”辅政风气的倾斜与恪守 ——以成化到正德时期为中心[D]. 郭雅茹.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 2020(07)
- [6]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融合 ——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D]. 陈沫.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1)
- [7]明代岭南籍言官群体研究[D]. 梁光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19(09)
- [8]明代中后期江南士人文化消费研究[D]. 王嘉琳. 山东师范大学, 2019(10)
- [9]明代中旨研究[D]. 王晓明.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10]穆孔晖思想述论[D]. 白同旭. 聊城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