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关于中国“入世”协议的主要内容（论文文献综述）
徐崇利[1]（2022）在《中美特殊经贸关系与“契约”之路径》文中提出晚近,中美作为非同质的两个世界大国,新兴的一方与守成的另一方发生了巨大的权力变迁,相应地,双方在国际经贸领域的收益分配也出现了反转的态势,同时中美形成的激烈经济与战略竞争使得双方经贸关系"政治化"更加明显。缘此,中美之间的既有经贸关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动压力,或已难以完全固守普适于各国的统一"规则",客观上需要引入一种可适时而变的专门"契约"加以修补,借以寻求双方之间收益分配的再平衡。
张晓通[2]（2021）在《欧盟在中美欧经贸大三角中的“借力型战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面对中美博弈,欧盟是否会选边站队?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的"追随—制衡—对冲"三分法不足以解释欧盟在中美欧三边博弈中的选边策略。通过梳理中欧经贸谈判史发现,欧盟实际上实施的是一种"借力型战略",而且通常选择向美国借力。欧盟向美国借力有三种模式:欧美联合施压模式、利用中美关系紧张从中牟利模式、要求获得与美国同等待遇模式。欧盟这一策略之所以有一定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源于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为在中美欧三边博弈中化被动为主动,有效应对欧盟的"借力"策略,中国亟须树立中美、中欧、美欧"三副棋盘"意识,在这三副棋盘中找到突破口:一是通过运筹中美关系,调动中欧关系;二是审时度势,从欧美矛盾中寻找突破口;三是对中欧关系实施合作、竞争、斗争三种方式并举的"交通灯战略"。
徐乾宇[3]（2021）在《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为了适应WTO不同经济体成员国的发展诉求,WTO改革势在必行。然而,在特殊与差别待遇等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争议不断。主要的争议点集中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适用性、适用对象,以及如何界定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的发展中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认为,WTO框架内,把自我认定（self-declaration）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方式是存在质疑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部分国家借由自我认定的方式来获得发展中国家地位,并利用这一地位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这种自我认定方式可能造成滥用,使得发达国家面临不公平竞争,也使得在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难以顺利进行。其中备受指责的是中国。美国认为,中国不应继续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WTO应该明确界定特殊与差别待遇所能享受的对象,不能允许部分国家借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毋庸置疑的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在贸易、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自入世以来,确实取得了卓越的经济成就,但是,在其它一些指标上,仍与发达成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人均GDP、人均收入、科技发展、经济结构等方面与发达成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与发达成员的经济发展鸿沟,仍然悬殊。因此,美国选择性的使用个别总体指标夸大发展水平,并借此反对中国运用SDT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看法是存在偏颇的。因此,对中国而言,如何回应欧美发达国家的质疑,是本文期望解答的问题之一。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在面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问题时,是否有更为恰当的解决方案?是否能够避开争论不休又无法短期内有结论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是否能够在WTO谈判中提出更切实的、更具体的且行之有效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方案,为中国乃至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出可行的解决设想?这将是本文分析的重点。现有的文献对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都有所论述及研究,但是在解答特殊与差别待遇是否合理性上的观点较为模糊,且带有明显的负面倾向（Ornelas,2016）。那么,发展中国家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基础仍需进一步的梳理。此外,作为中美关于WTO改革中较为聚焦的发展中国家身份问题以及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范围等,有关文献都有所提及,但没有清晰阐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依据。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一身份存在质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再的重申中方立场:“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基石,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那么,阐释清楚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及适用性等内容,则显得十分必要性也具有现实的迫切性。自中国加入WTO后,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断质疑中国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权利,那究其根本,中国是否确因此权利而受益,就成为亟待回答的重要议题。已有文献从协议利用率角度指出,中国主要在农业协定下使用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但诸如此类的宽泛表达,并未涉及具体的产品层面。也就是,中国究竟在哪些产品上使用了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尚不明确。在现有的国内外文献中,相关研究也非常缺乏。为此,本文拟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国农产品部门和非农产品部门下不同产品的出口水平,从而探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对中国的实际受益情况。本文主要包含了七章节内容。在第一章绪论部分,本文提出待研究的议题,分析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简述了本文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并指出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梳理了已有的针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问题的研究文献。从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积极作用、有限性和反面作用以及其更新与完善三方面对文献进行评述,并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本文的待研究议题。第三章通过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介绍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并阐释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定方式的沿革、适用基础及其存在的争议。第四章从理论上阐述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并分析其理论逻辑脉络,再借由Saggi和Sengul（2009）构建的博弈模型,阐述特殊与差别待遇对发展中国家及世界的意义。第五章分析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具体使用情况,介绍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分类、总体使用情况以及WTO部分协定中的SDT条款。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具体情况,并提出中国在WTO中的角色定位。第六章介绍了中国部分产品的税率分布情况以及总体增长趋势,针对中国在特殊与差别待遇中的受益情况予以实证分析,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国在哪些产品、部门享有了 SDT。根据实证结果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得出中国SDT受益情况的总体分析。第七章依据SDT的改革困境和各国主张,提出保留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意义,并提出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建议,进而合理回应了发达国家的诉求。本文基于现实背景和以往文献研究成果,提出:在WTO框架内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定方式是有其适用基础,继续保留WTO框架内的自我认定方式;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是发展权,发展中成员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基础仍未改变,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具体适用上,应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同时积极推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毕业”条款的制定,并且积极推动WTO与其它国际组织就发展问题加强合作。此外,本文还指出:中国在WTO中的身份应该是超大型新兴经济体,但由于存在地区和部门的差异性,这一特性进而决定了中国在WTO中的地位与角色。因此为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可考虑放弃或减少一些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中国应该把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与维持WTO发展中国家地位视为两回事,也就是,由于中国发展差异性特性的存在,在具体的WTO谈判中,中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适当改变策略,具体化为在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范围上构建产品差异性,从而形成产品差异化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谈判策略,这是更为现实的做法。进一步的,中国应从一般意义上的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转变为争取各个产品下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性的谈判差异化目标。显然,这一实证结论应该也可以拓展到区域、双边和多边协定谈判中;通过测量产品的关税敏感性等,构建从产品角度出发的差异化谈判目标。中国作为WTO核心大国,积极推动SDT改革,将有利于打破WTO改革僵局,从而令这一贸易组织焕发新的活力。
聂世坤[4]（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许军珂,孙舒[5]（2020）在《论法律技术脱节对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2017年8月以来,中美贸易争端不断升级,中美贸易争端的产生,除大国权力政治较量的因素外,法律技术脱节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本文以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为研究样本,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并根据案件信息分析案件的基本特点,解释WTO框架下中美在实体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
Tatiana Prazeres,林桂军,任靓[6]（2020）在《美国对华遏制和贸易秩序再平衡:对2019年WTO的回顾》文中认为2019年WTO受到了中美之间相互博弈的影响,美国要保持对中国的竞争优势并决心全面改革WTO,WTO成员围绕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和上诉机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些变化透视出在WTO和中国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愈加趋于强硬,也更加不顾及损害多边贸易体制。回顾2019年的WTO,本文认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出现了两面性:一方面是通过传统施压迫使中国更加开放,另一方面是通过关闭部分美国市场促使美国与中国实现半脱钩。中美之间的矛盾或者战略竞争在短期内不会结束,WTO的发展将持续处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多边贸易体系的信誉和价值将继续处于风险之中,重要原因是美国的决策者们认为现行的WTO规则一直在助力中国崛起,而这同美国遏制中国的目标相冲突。美国的贸易政策正日益变得以遏制中国为导向而不是以其国内经济发展需要为导向。
苏知非[7]（2020）在《我国对外强制技术转让的法律规制》文中研究指明如今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商投资已不仅是单纯为了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达到技术转让的目的。随着发达国家对其知识产权日趋严格的保护策略,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在引进外资的同时提出强制性技术转让的要求。而发展中国家的此番举措引起了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强烈不满,认为对其所有或持有的知识产权构成侵犯。甚至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添加技术转让条款的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双边投资协定对其采取零容忍的态度,首先设立了明确禁止技术转让要求的相关规则,欧式协定中则还没有明令禁止技术转让。在此次对华启动“301调查”之前,美国已对我国发起过多次“301调查”,与历次不同的是,此次调查直指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中美贸易战也围绕此问题展开了持久的拉锯。美国在调查报告中对我国的各项指控显然是没有直接证据的无端猜忌,但贸易战已经打响,两国间的谈判磋商不可避免。我国应当趁此机会反思自身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条款中可能存在漏洞,并加以修改、消除冲突,以构建更统一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本文第一章为对外强制技术转让的相关概念。在本部分的论述中,笔者首先介绍了对外技术转让的定义及特征,以及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再对强制技术转让进行法律释义,总结了国际上的发展现状,对“强制性”进行探讨;最后对对外强制技术转让进行合理性辨析。第二章为国际多边规则中对强制技术转让的规制问题。在本部分的论述中,笔者详述了联合国规范关于技术转让规则的制定困境,介绍了《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与《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WTO框架下有关强制技术转让的TRIPs协议与TRIMs协议存在较为模糊的情况,总结出强制技术转让国际规则的不足与制定难点,并进行原因分析。发达国家强调知识产权高保护,持禁止强制技术转让的态度;而发展中国家强调对技术垄断行为的制约,鼓励国际技术流动。第三章为主要发达国家对强制技术转让的规制。笔者对各国双边投资协定中技术转让的规制模式进行了比较,包括美国的完全禁止“强制技术转让”模式、日韩的“一般”与“例外”混合模式与欧盟的“平衡合作”模式。并通过深入解读2018美对华《301报告》,从“301调查”的法律依据及后续措施入手,对中美关于强制技术转让的法律争端进行评析。第四章为我国有关强制技术转让的立法及实践。立法部分,笔者整理介绍了我国有关强制技术转让的立法沿革,并提炼了我国签订的投资贸易协定中关于强制技术转让的禁止条款,特别是详细分析了《外商投资法》第22条及其尚未解决的问题。实践部分,笔者对我国外商投资审批实践中关于强制技术转让进行法律分析,尤其是美国指控我国汽车制造和新能源汽车的“长安模式”,笔者对此是否具有“强制性”进行了深入的评析。第五章为我国对外强制技术转让的法律规制对策。在本部分笔者总结出国内对外强制技术转让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例如缺乏完整统一的技术转让法律体系、各部门法之间对技术转让的规定存在冲突以及缺乏可行性规定等。并就对外强制技术转让的国内法体系构建与完善、中国应对中美技术转让法律争端的策略给出建议。认为中国应当消除现有法律体系冲突,协调国内有关技术转让的各相关法律法规,并明确强制技术转让的具体规定,为倡议式条款建立后续配套规则,同时将追责模式由政府介入转换至司法救济。我国对国际间强制技术转让规则制定的积极作用,可以概括为深入推进国际间谈判,代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参与国际技术转让规则的制定与完善。
孙舒[8]（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文中指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是基于对法律主体在特定法律领域的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得出该主体与其他国际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的现象。针对特定领域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称为该领域法律技术的调整依据。法律技术脱节作为国际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重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17年8月以来,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1并根据调查结果威胁加征关税,中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互相申诉的同时利用国内措施互相进行贸易制裁施压,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贸易争端解决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中美贸易对立关系已经形成,在大国权利政治的较量之下,法律技术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实践和理论需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为研究切入点,以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39起争端解决案件为观察样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进而提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创新点和现有研究述评。论文第二章重点解释了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和外延,法律技术脱节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术提出的。本文对传统法律技术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法律技术包括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论文的理论概念解析。第三章内容为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包括WTO概况、中国对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为法律技术脱节背景下中美世贸争端案件的统计分析。论文这一部分统计了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并根据案件统计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五章为WTO框架下中美实体法律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贸案件涉及的WTO实体规则,以及通过案件分析中美在实体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即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实体领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在WTO实体规则体系下存在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第六章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重点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规则,重点集中在“双反”调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论文最后一部分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针对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存在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及原因,提出中国应对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方案,主要是贸易法律价值合法化、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调整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统计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39起争端案件,并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中美在实体和程序领域的具体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论文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存在必然性,在应对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做出具体法律技术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不以国内法律技术脱节为代价,这样一国的法律技术才能在相关法律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
邹雨佳[9]（2020）在《中美经贸谈判：从“受众成本”视角分析美方谈判策略差异（1989-2000）》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通过研究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美阶段的“复关入世”谈判以及中美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谈判,旨在探索出中美经贸谈判中美方谈判策略与美国国内“受众成本”的关系。文章第一章主要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前辈对于相关问题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将其进一步深化并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第二章阐述了中美关系发展的两条主线,也同样是贯穿文章的两条主要脉络,即:中美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发展。通过描述各个时期中美经贸发展与该时期内中美政治局势的规律,总结出双边关系的特点,并从中提炼出在中美双边关系中,政治对经济如何发挥作用的逻辑线索。第三章是全文的主体部分,进一步细化了第二章的结论。首先,将研究对象聚焦于美国国内政治,并按照不同对象及其相互关系和在整个政治机制中发挥的作用,借以普特南的“双层博弈”框架,来说明在国际谈判中,美国国内政治机制对谈判策略的影响。其次,将通过对美国国内政治机制的考量,结合詹姆斯·费伦的“受众成本”理论分析得出“美国受众”在美国对外政策立场的影响。最后,通过中美经贸谈判的事实案例加以结合,得出“美国受众”如何决定了美国对外经贸谈判的谈判策略。文章选取的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两场几乎同时进行但谈判策略却截然不同的中美经贸谈判。通过比较“复关入世”谈判中,美方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强硬立场,从将之与最惠国待遇资格“挂钩”到“脱钩”的过程和双方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谈判,美方立场的软化同意、中方与之达成“假让步”的非实质性协议,能清楚完整地展示“美国受众”在美国对外经贸谈判策略方面的影响力。
卢晓菲[10]（2020）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以英国硬脱欧、美国频频加税等为代表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国际贸易的突出特点,由此导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这种环境下,贸易壁垒、贸易保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贸易萎缩、经济损失等关键词频频出现,由此,学术界展开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丰富研究。本文基于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这一背景,深入研究了2002年中国入世期间、入世之后的过渡期和2018年前后中美贸易摩擦期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效应。然后,利用中国海关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UNcomtrade数据、Feenstra等（2002）提供的关税数据和WTO的Tariff Download Facility数据等,使用引力模型估计、双重差分估计（DID）、高维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泊松模型和分位数估计等方法,针对三个阶段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以往经验表明,美国市场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地位,占中国总出口的18%左右。中国入世以来,输美出口主要以制造业为主,商品结构日益高级化,出口商品的价值链嵌入日益高端化,出口产品技术水平逐渐提高。第二,中国入世背景下,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着促进了出口规模扩张,TPU下降0.1单位,导致行业出口规模提高4.59%。这一结论十分稳健,且消费品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规模扩张效应显着大于其他行业。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是沉没成本效应以及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效应。第三,在中国入世的过渡期,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之间显着正相关,在控制一系列因素的条件下,TPU提高的企业相较于TPU没有提高的企业,其出口规模要高15.6%、出口产品质量要高1.2%、新增出口产品数量要低5.6%、退出出口产品数量要高28.4%。这一倒逼升级效应具有良好的稳健性,且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规模扩张和出口质量升级效应显着强于其他企业,国有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效应显着强于其他企业。就行业异质性而言,消费品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的出口产品规模扩张效应和产品转换效应显着强于其他行业,而资本品和中间品行业或高技术行业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显着更强。就出口市场异质性而言,美国市场或高收入市场的出口产品规模效应显着强于其他市场。最后,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略有差异,出口规模扩张和出口质量升级效应主要是通过企业自选择行为和市场再分割机制,而出口产品转换则主要是由于企业生产率的的中介效应。第四,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中国输美产品水平出口规模负相关,即TPU每提高1个单位,中国输美产品出口额降低7.6%。这一影响效应非常显着且稳健,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产品受到的抑制作用显着强于一般贸易;中间品显着强于资本品和消费品;高技术显着强于中低技术行业,主要原因可能是美国此次掀起贸易摩擦重点针对的是中国小规模的高技术出口。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产品出口规模的作用机制体现出明显的市场替代效应和产品调整效应。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内涵。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日益升级的国际大背景下,各国均致力于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以突破当前的低迷时期。无论是对政策制定者,还是对微观企业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尽管中美贸易摩擦抑制了宏观行业出口,但中国目前正在全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出口贸易仍是推动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美国也仍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所以在目前的经济转型关键期,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更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扩大贸易自由化。对微观企业而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导致外贸市场进入门槛提高,市场竞争持续升级,原本靠出口低附加值、低质量产品而生存的企业纷纷退出,对出口企业构成了挑战。但另一方面,市场环境的恶化也形成新一轮的“洗牌”:出口企业各自凭借产品竞争力重新分割出口市场份额,倒逼企业不得不放弃“薄利多销”、只为短期获利的低质量出口,转而加强研发、提高质量、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出口结构的转型。因此,企业更应该借此迎难而上、破茧成蝶。
二、中美关于中国“入世”协议的主要内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美关于中国“入世”协议的主要内容（论文提纲范文）
（1）中美特殊经贸关系与“契约”之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一、国际关系及国际法理论与“契约”之形式 |
| 二、中美特殊经贸关系的处理与“契约”之角色 |
| 三、现行国际经贸体制的变动与“契约”之选择 |
| 四、中美之间经贸规则的调整与“契约”之特性 |
| 五、中美经贸紧张关系的纾解与“契约”之实质 |
| 结论 |
（2）欧盟在中美欧经贸大三角中的“借力型战略”（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借力型战略”:欧盟面对中美、中欧、美欧三副棋盘的选边策略 |
| (一) “借力型战略”的定义 |
| (二)欧盟“借力型战略”的三种模式 |
| (三)欧盟向美国借力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
| 二 “借力型战略”的类型：欧盟对华经贸谈判中向美国借力的案例分析 |
| (一)1979年中欧纺织品协定谈判 |
| (二)中欧入世谈判(1986-2000年) |
| (三)中欧“纺织品大战”(2005年) |
| (四)2007年中欧市场准入大博弈 |
| (五)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启动(2012-2013年) |
| (六)2018年中美爆发“贸易战”后欧盟向美借力的谈判策略 |
| 三 与欧盟“借力型力量”的相处之道 |
（3）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3 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本文主要内容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 |
| 1.4.2 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积极作用 |
| 2.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有限性和反面作用 |
| 2.3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更新与完善 |
| 2.4 现有文献的不足和本文待研究议题 |
| 3 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与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 |
| 3.1 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含义 |
| 3.1.1 对发展中国家无专门明确规定:1947-1954年 |
| 3.1.2 对发展中国家概念有了初步界定:1954-1985年 |
| 3.1.3 发展中国家区别的引入:1986-1994年 |
| 3.1.4 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1995-2008年 |
| 3.1.5 发展中国家的再界定:2009年 |
| 3.2 WTO框架内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定模式 |
| 3.2.1 自我认定方式的沿革 |
| 3.2.2 自我认定的适用基础 |
| 3.2.3 自我认定方式的争议 |
| 3.3 WTO框架内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含义及渊源 |
| 3.3.1 WTO框架内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 |
| 3.3.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沿革 |
| 3.3.3 特殊与差别待遇内容 |
| 4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依据 |
| 4.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 |
| 4.1.1 SDT的适用对象:发展中国家 |
| 4.1.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 |
| 4.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逻辑脉络 |
| 4.2.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意义 |
| 4.2.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内涵 |
| 4.3 理论模型构建 |
| 4.3.1 开放会员的MFN俱乐部(Open membership,OM博弈) |
| 4.3.2 排他性MFN俱乐部(Exclusive membership, EM博弈) |
| 4.3.3 将关税优惠纳入模型中 |
| 4.3.4 模型结论 |
| 5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具体使用情况分析 |
| 5.1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分类 |
| 5.1.1 特殊与差别条款具体分类 |
| 5.1.2 类别简介 |
| 5.1.3 简单评价 |
| 5.1.4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使用总体分析 |
| 5.2 WTO协定具体使用分析 |
| 5.2.1 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2 《服务贸易总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3 《贸易便利化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4 农业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3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具体情况分析 |
| 5.3.1 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 5.3.2 中国入世的承诺水平远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 |
| 5.3.3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情况 |
| 6 中国因特殊与差别待遇受益的实证分析 |
| 6.1 背景 |
| 6.2 贸易特征性事实 |
| 6.2.1 中国部分产品的税率分布情况 |
| 6.2.2 中国部分产品的总体增长分析 |
| 6.3 理论机制和研究假说 |
| 6.4 实证方法和数据说明 |
| 6.4.1 计量模型设定 |
| 6.4.2 数据处理 |
| 6.5 实证结果分析 |
| 6.5.1 单变量分析 |
| 6.5.2 DID估计结果:基准回归 |
| 6.5.3 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6.1 平行趋势检验 |
| 6.6.2 安慰剂检验 |
| 6.7 扩展性分析 |
| 6.7.1 考虑出口国所在洲 |
| 6.7.2 考虑产品组影响程度差异 |
| 6.8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受益情况分析 |
| 6.8.1 SDT受益规模较小 |
| 6.8.2 SDT受益结构不均衡 |
| 6.8.3 可考虑“毕业”条款 |
| 6.9 中国受益产品的个别分析 |
| 6.10 实证分析意义 |
| 7 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研究 |
| 7.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改革困境 |
| 7.1.1 如何界定“特殊性” |
| 7.1.2 如何界定“差异性” |
| 7.1.3 特殊与差别待遇具体问题 |
| 7.2 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的影响因素和各国主张 |
| 7.2.1 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的影响因素 |
| 7.2.2 发达国家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看法 |
| 7.2.3 发展中国家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立场 |
| 7.3 保留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理由 |
| 7.3.1 SDT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
| 7.3.2 SDT对发达国家的重要性 |
| 7.3.3 SDT对世界贸易水平的重要性 |
| 7.4 科学合理应对发达国家诉求 |
| 7.4.1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不应采取自我认定的方式 |
| 7.4.2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应该取消特殊与差别待遇 |
| 7.4.3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被滥用 |
| 7.5 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建议 |
| 7.5.1 保留WTO框架内的自我认定方式 |
| 7.5.2 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 |
| 7.5.3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 7.5.4 鼓励非线性的评估,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 |
| 7.5.5 “毕业”的主动承诺 |
| 7.5.6 推动WTO与其它国际组织就发展问题加强合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实际享受的SDT条款细则 |
| 附录2 WTO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名单 |
| 附录3 贸易便利化协定承诺情况 |
| 附录4 农业协定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 |
| 附录5 水果组产品代号说明 |
| 附录6 寡头垄断贸易模式的关税建立 |
| 附录7 特殊与差别待遇效应的实证分析 |
| 1. 背景 |
| 2. 对发展中国家的效应模型 |
| 2.1 模型说明 |
| 2.2 计量模型设定 |
| 2.3 数据说明 |
| 3. 实证分析及检验 |
| 3.1 回归结果分析 |
| 3.2 识别假设检验 |
| 3.3 稳定性检验 |
| 3.4 结论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6）美国对华遏制和贸易秩序再平衡:对2019年WTO的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 一、WTO改革与中美博弈 |
| 二、美国在2019年对WTO和中国的不满 |
| (一)上诉机构瘫痪与美国推行世界秩序再平衡的关系 |
| 1. 美国对上诉机构的不满及原因 |
| 2. 美国拒绝接受WTO及其成员关于上诉机构改革的建议 |
| (二)美国对SDT的改革与遏制中国 |
| 1. 发展中国家地位与SDT |
| 2.《总统备忘录》与发展中国家地位 |
| 3. 美国对SDT改革的态度 |
| (三)USTR的单边措施 |
| 三、中美博弈与WTO的未来 |
| (一)WTO成员合作创立临时上诉机制 |
| (二)多方博弈下美对华政策的调整 |
| (三)WTO的未来 |
| 1. 美国不会退出WTO |
| 2. 美国会积极推动以遏制中国为目的的WTO改革 |
| 3. 中国要以积极的行动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
（7）我国对外强制技术转让的法律规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目的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对外强制技术转让的概念及合理性 |
| 第一节 对外技术转让概述 |
| 一、对外技术转让的定义及特征 |
| 二、对外技术转让制度构建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强制技术转让的法律释义 |
| 一、技术转让要求的含义及实施现状 |
| 二、“强制性”的标准探究 |
| 第三节 对外强制技术转让的形成原因与弊端 |
| 一、对外强制技术转让的形成原因 |
| 二、对外技术转让实施“强制性”的弊端 |
| 第二章 国际多边规则中强制技术转让的规制问题 |
| 第一节 联合国制定国际技术转让规则的困境 |
| 一、《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缺乏实际意义 |
| 二、《行动守则草案》无法调和南北国间矛盾 |
| 第二节 WTO框架下有关强制技术转让的规制较为模糊 |
| 一、TRIPs协定:直接规定技术转让问题 |
| 二、TRIMs协议:间接涉及技术转让要求 |
| 第三节 强制技术转让国际规则的制定难点与原因分析 |
| 一、强制技术转让国际规则的制定难点 |
| 二、南北国家利益倾向的差异阻碍多边规则推进 |
| 第三章 主要发达国家对强制技术转让的规制 |
| 第一节 双边投资协定中几种规制模式的比较 |
| 一、美国:完全禁止“强制技术转让”模式 |
| 二、加拿大、日本和韩国:“一般”与“例外”的混合模式 |
| 三、欧盟:“平衡合作”模式 |
| 第二节 中美关于强制技术转让的法律争端评析 |
| 一、美国对华重启“301调查”概述 |
| 二、《301报告》中指控中国强制技术转让的具体内容 |
| 三、从法律角度反驳美对华的不实指控 |
| 第四章 我国有关强制技术转让的立法及实践 |
| 第一节 我国对外技术转让的立法沿革 |
| 一、对外技术转让的法律体系概述 |
| 二、《对外贸易法》及《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的修订亮点 |
| 三、“外资三法”逐案审批制无法适应对外技术转让环境 |
| 四、《外商投资法》对强制技术转让的规制及待解决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支持规制强制技术转让 |
| 一、《中国入世议定书》的相关承诺高于TRIMs标准 |
| 二、我国双边投资协定中已加入禁止强制技术转让规定 |
| 第三节 我国外资实践中关于技术转让的法律分析 |
| 一、我国外资行政审批中并不存在强制技术转让 |
| 二、我国外资审批制度仍遭外界指责的问题分析 |
| 三、我国汽车制造和新能源汽车“长安模式”(案例分析) |
| 第五章 我国对外强制技术转让的法律规制对策 |
| 第一节 对外强制技术转让的国内法改善建议 |
| 一、消除现有法律体系冲突,协调国内相关法规 |
| 二、明确具体规定,为倡议式条款建立后续配套规则 |
| 三、修改或删除与国际规则存在歧义的条款 |
| 四、追责模式应明确以司法救济替代政府介入 |
| 第二节 中国应对中美技术转让法律争端的策略建议 |
| 一、强调和坚持TRIMs在技术转让问题上的立场 |
| 二、明确区分对外技术转让中的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 |
| 第三节 我国对国际间强制技术转让规则制定的积极作用 |
| 一、深入推进国际间谈判,完善国际技术转让规则 |
| 二、推动制定约束跨国公司技术垄断行为的国际规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对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美争端解决的重要意义 |
| 三、中美法律技术脱节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系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 |
| 二、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
| 三、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研究 |
| 四、关于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五、关于美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六、关于中美贸易发展和战略的研究 |
| 七、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实力的研究 |
| 八、研究现状评述及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一、研究范畴 |
| 二、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一节 法律技术的概念发展及特征 |
|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渊源 |
| 二、法律技术的概念拓展 |
| 三、法律技术的特性 |
| 第二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基本内容 |
| 一、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 |
| 二、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和特征 |
| 第三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影响 |
| 一、法律技术脱节在国内领域的影响 |
| 二、法律技术脱节在国际领域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WTO的发展与现状 |
| 一、WTO制度发展 |
| 二、WTO规则体系的困境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入世后中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中国对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中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2001 年至今美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美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法律技术脱节案例表现 |
| 第一节 中国诉美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美国应诉方式法律性强 |
| 三、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二节 美国诉中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案件涉及传统贸易和美国优势领域 |
| 三、中国应诉方式政治性强 |
| 四、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在WTO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贸易争端涉及的实体法领域概况 |
| 第二节 中美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内容和特点 |
| 一、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内容 |
| 二、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美实体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实体性立法领域的原因 |
| 二、实体法适用领域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美在WTO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双反”案件中程序性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AD和 SCM中的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涉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案的概况 |
| 三、中美在双反领域中的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二节 中美在DSU程序中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DSU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WTO争端案件涉DSU程序概况 |
| 三、中美在DSU程序下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三节 中美WTO争端中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程序价值理念不一致 |
| 二、程序性立法差异 |
| 三、程序法适用差异 |
| 第六章 WTO体系下中国的贸易法律技术调整方案 |
| 第一节 贸易法价值合法化 |
| 一、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
| 二、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 |
| 三、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原则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贸易立法技术调整方案 |
| 一、平衡内外的立法方针 |
| 二、调整立法机制和机构 |
| 三、确立科学的立法规范 |
| 第三节 中国对美贸易法律适用技术调整方案 |
| 一、法律适用部门分工专业化机制化 |
| 二、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
| 三、建立与立法机构的反馈机制 |
| 四、转变“第三方”思维,实践中提高对实体法的解释能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译着 |
| (三)中文论文 |
| (四)中文学位论文 |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 (一)英文着作 |
| (二)英文论文 |
| 三、相关网站数据库 |
| 附件:中美提交WTO争端案件统计(2001-2019) |
| 致谢 |
（9）中美经贸谈判：从“受众成本”视角分析美方谈判策略差异（198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美国谈判策略以及国内受众成本分析 |
| 一.受众成本与受众 |
| 1.受众成本概念 |
| 2.美国国内受众 |
| 3.美国受众成本形成原因 |
| 二.美方谈判策略 |
| 1.美国谈判策略特点 |
| 2.美方谈判策略形成的原因 |
| 三.中美经贸谈判(1991-2000) |
| 1.20 世纪90 年代中美关系特点:政治经济关系不再“亦步亦趋” |
| 2.美方在中美经贸谈判中的谈判策略 |
| 第二章 中美关系及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史(1949-2000) |
| 第一节 :中美经贸概况 |
| 2.1.1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中美正式建交前(1949-1978) |
| 1.新中国成立至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即:1949-1972 |
| 2.中美关系正常化至中美正式建交,即:1972-1978 |
| 2.1.2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第二阶段:中美正式建交至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1979—1989) |
| 2.1.3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第三阶段:冷战后--21 世纪初期(1990-2000) |
| 第二节 :中美经贸关系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冷战后) |
| 1.第一阶段:经济是政治“附属品”的起步阶段阶段:20 世纪70 年代 |
| 2.第二阶段:政治是“变压器”,经济是“粘合剂”的相互影响阶段:20世纪80年代 |
| 3.第三阶段:“自行其是”的矛盾阶段:20 世纪90 年代 |
| 第三节 :中美经贸关系各阶段特征原因分析 |
| 1.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经贸附属于政治的阶段 |
| 2.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双边经贸关系的能动性提升阶段 |
| 3.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能动性强且高度相互依赖阶段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案例分析:以“中美最惠国待遇”以及“知识产权谈判”为例 |
| 第一节:案例分析:中美最惠国待遇 |
| 1.布什政府时期的最惠国待遇政策:1989-1992 |
| (1)美国国内相关利益集团立场 |
| (2)布什政府时期的“府会之争” |
| 2.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最惠国待遇政策:1993-1994 |
| (1)克林顿政府的政策调整 |
| (2)国内的反对以及“挂钩政策”的失败 |
| 总结 |
| 第二节: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案例分析 |
| 第三节: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视角分析美国将“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以及没有将“知识产权”与“人权问题”挂钩的原因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内容和方法 |
| 1.2.1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2.2 研究主要内容 |
| 1.3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3.1 创新点 |
| 1.3.2 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起源 |
| 2.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投资 |
| 2.1.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贸易 |
| 2.1.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其他经济要素 |
| 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 |
| 2.2.1 关税测算法 |
| 2.2.2 非关税壁垒识别法 |
| 2.2.3 文本提取法 |
| 2.2.4 测算方法比较 |
| 2.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 2.3.1 贸易协定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
| 2.3.2 贸易协定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 2.3.3 无贸易协定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美贸易和贸易摩擦演变特征事实 |
| 3.1 中美贸易演变历程和特征事实 |
| 3.1.1 总贸易规模及地位趋势演变 |
| 3.1.2 贸易顺差趋势演变 |
| 3.1.3 行业分布特征演变 |
| 3.2 中美贸易摩擦演变历程和典型特征 |
| 3.2.1 摩擦初发时期 |
| 3.2.2 摩擦爆发时期 |
| 3.2.3 摩擦频发时期 |
| 3.2.4 摩擦高发时期 |
| 3.2.5 摩擦全面升级时期 |
| 3.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演变和典型特征 |
| 3.3.1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 3.3.2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 3.3.3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 3.4 日美贸易摩擦演化及经验启示 |
| 3.4.1 摩擦初发时期 |
| 3.4.2 摩擦爆发时期 |
| 3.4.3 摩擦高发时期 |
| 3.4.4 摩擦全面升级时期 |
| 3.4.5 中美贸易摩擦和日美贸易摩擦对比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出口升级的理论分析 |
| 4.1 相关概念辨析 |
| 4.1.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
| 4.1.2 出口升级 |
| 4.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进入决策的理论建模 |
| 4.2.1 基本假设 |
| 4.2.2 考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企业进入 |
| 4.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出口升级的理论机制 |
| 4.3.1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 4.3.2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 4.3.3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出口升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升级 |
| 5.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 5.1.1 数据来源 |
| 5.1.2 计量模型设定 |
| 5.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 5.2 双重差分模型(DID)基础回归结果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平行趋势检验 |
| 5.3.2 非关税壁垒 |
| 5.3.3 替代弹性变化 |
| 5.3.4 不可观测的供给侧冲击 |
| 5.3.5 不可观测的需求侧冲击 |
| 5.4 行业异质性影响 |
| 5.4.1 行业价值链嵌入异质性 |
| 5.4.2 行业技术异质性 |
| 5.5 机制分析 |
| 5.5.1 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 |
| 5.5.2 沉没成本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升级 |
| 6.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 6.1.1 数据说明 |
| 6.1.2 计量模型设定 |
| 6.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 6.2 基础回归结果 |
| 6.2.1 企业出口产品规模效应 |
| 6.2.2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 |
| 6.2.3 企业出口产品转换效应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3.1 序列相关 |
| 6.3.2 逆向因果 |
| 6.3.3 入世效应 |
| 6.3.4 多纤维协议废除 |
| 6.3.5 金融危机冲击 |
| 6.4 企业异质性 |
| 6.4.1 企业贸易模式 |
| 6.4.2 企业所有权性质 |
| 6.5 行业异质性 |
| 6.5.1 价值链嵌入 |
| 6.5.2 技术水平 |
| 6.6 出口市场异质性 |
| 6.6.1 国家差异性 |
| 6.6.2 收入水平 |
| 6.7 机制检验 |
| 6.7.1 出口产品规模效应 |
| 6.7.2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 |
| 6.7.3 出口产品转换效应 |
| 6.8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 7.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 7.1.1 数据来源 |
| 7.1.2 计量模型设定 |
| 7.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 7.2 引力模型基础回归结果 |
| 7.3 稳健性检验 |
| 7.3.1 季节性因素调整 |
| 7.3.2 时间趋势因素 |
| 7.3.3 产品编码差异 |
| 7.4 异质性影响 |
| 7.4.1 出口规模异质性 |
| 7.4.2 产品贸易方式异质性 |
| 7.4.3 价值链嵌入异质性 |
| 7.4.4 行业技术异质性 |
| 7.5 机制检验 |
| 7.5.1 市场替代效应 |
| 7.5.2 产品结构调整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创新点、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得的科研成果 |
四、中美关于中国“入世”协议的主要内容（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特殊经贸关系与“契约”之路径[J]. 徐崇利. 政法论丛, 2022(01)
- [2]欧盟在中美欧经贸大三角中的“借力型战略”[J]. 张晓通. 欧洲研究, 2021(03)
- [3]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D]. 徐乾宇.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02)
- [4]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5]论法律技术脱节对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J]. 许军珂,孙舒. 国际法学刊, 2020(02)
- [6]美国对华遏制和贸易秩序再平衡:对2019年WTO的回顾[J]. Tatiana Prazeres,林桂军,任靓. 国际贸易问题, 2020(06)
- [7]我国对外强制技术转让的法律规制[D]. 苏知非.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8]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D]. 孙舒. 外交学院, 2020(08)
- [9]中美经贸谈判：从“受众成本”视角分析美方谈判策略差异（1989-2000）[D]. 邹雨佳. 外交学院, 2020(08)
- [10]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D]. 卢晓菲.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