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虚拟企业引发的企业间信用化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鲁静静[1]（2021）在《《资本论》视域中的虚拟经济》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界80年代以来,经济自由化的浪潮在全球席卷开来,全球金融市场迅速发展,金融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快速膨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促进了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发展,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提供了物质前提,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更是为资本主义国家虚拟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理论和制度环境。全球经济逐渐走向金融化虚拟化,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日渐占据着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程度的加深,造成资本主义实体经济萎缩,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矛盾,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并诱发了新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虚拟经济危机的产生。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更是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因此,对于虚拟经济和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危机的研究,便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遵循“理论阐释——问题聚焦——现实解答”的思维逻辑,以《资本论》中的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及其理论延续为理论基础,对虚拟经济进行概念界定和逻辑框架构建,并对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现象和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危机进行学理阐释,最后,针对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现象,提出了相关意见。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及其理论延续构成了本文对于虚拟经济以及当代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危机进行分析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细胞形式出发,按照从商品到货币,从货币到资本、从资本到信用、再从信用到虚拟资本的路径,对虚拟资本展开了研究。后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并发展了虚拟资本理论。论文以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为遵循,对虚拟经济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探究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以及虚拟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正面影响和负面效应。论文聚焦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的社会现实,对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现象的表现、原因和影响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并从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危机的本质进行分析。在时代变迁中,无论是实体经济危机,还是虚拟经济危机,究其根源,仍旧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产物,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性矛盾作用的结果。针对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的经济“脱实向虚”的现象,论文对其发展现状与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促进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具体举措。
侯周梓[2]（2021）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指出社会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有机体,运动是社会的生命力所在。虚拟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最终形态,是巅峰也是终结的开端。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进行研究,既是掌握经济发展规律、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坚定理论自信的需要,也是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肯定。追根溯源,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有其自身产生的经济条件和理论渊源。经济条件上,虚拟资本根源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作用的产物;货币资本为虚拟资本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的发展,加速了虚拟资本经营的迅猛发展;交易所和金融危机的出现,既预示着虚拟资本运行独立化,也彰显了其固有矛盾的不可避免,推动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诞生。理论渊源上,马克思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汲取营养,在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等经济学家理论的分析及对威·里瑟姆等银行家着作的摘录中,提炼出“虚拟资本”这一概念并提出了虚拟资本理论。知行合一,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不是“无果之树”,有其自身的逻辑体系和现实要求。首先,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解读,系统梳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主要内容,从整体上掌握虚拟资本的基本内涵、表现形式、主要特征、双重作用以及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对社会发展影响的预测。其次,深入探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当代现实的联系,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视域下对国际货币虚拟化与我国证券市场实践进行分析,印证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科学性、批判性以及辩证性,指出虚拟资本发展的新走向。最后,从理论意义和对当代中国的现实启迪两个层面,提炼出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当代价值,以期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
于波[3]（2021）在《基于场论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生成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国内外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中小型制造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了“增产不增收”、效益递减、创新能力不足的尴尬现象,提高合作概率与合作效果是我国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面临的关键问题。对相关文献综合分析表明,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基于利润、信任和任务三个维度,现有文献的研究基本集中在信任和利润之上,任务维度主要讨论合作之后的任务分配,而事前作为合作条件的讨论较少。现有文献主要采用资源基础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价值链理论、产业集群、虚拟组织、信息经济学等理论,运用复杂网络、AHP、博弈均衡等方法,对中小型企业合作的信任机制、利润分配等进行研究。综上,前人留下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主要包括:一是运用场论对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的时空形态进行研究,分析具有场效应特征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生成机制;二是综合分析信任、利润和任务对合作生成的影响,分析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的动态选择机制;三是构建多次合作的迭代过程和演化模型,分析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的演化过程。本文以中小型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具有场效应特征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生成机制,探究其在万联网条件下的合作规律、发展演化过程及其对合作质量的影响,为提升我国中小型制造企业在国际国内双循环中的创新力和竞争力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层面的支撑。研究以场论为基础,认为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处于一种场空间形态,由类布朗运动的企业群落到任务场再到合作场,是不同类型的场点、场源、场核相互作用、不断演化、动态均衡的变化和重构过程,最终形成合作场与合作网络共存的形态;构建了“合作引力—合作场—合作场势—合作场强”的理论分析框架;建立了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最优合作引力模型,通过合作场在信任度、利润分配、任务达成度等方面产生的不同效果,讨论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的效率和创新能力;引入规模因子和遗传因子等动态参数,并结合合作场的作用强度（场强）、发展潜力（场势）,分析不同场点在外部任务刺激下相互之间产生作用力驱动合作场形成、发展的过程。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鉴于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实际上包含了对合作伙伴的甄选以及合作中的行为两部分内容,从合作引力作用、万联网技术等角度分析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过程,紧密结合中小型制造企业的技术经济特征（如跨业务/区域合作、信息理解差异造成契约剩余、伙伴选择困难、合作频繁终止、订单分包等）,分析了其合作伙伴选择的随机机制及稳定合作机制。通过选择值得信任、价格适宜、可以稳定完成任务的上下游合作伙伴,从而对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产生实际影响。2、使用中小型制造企业质量表征企业的能力,分为信任质量、利润质量和任务质量;企业之间的距离表征了相互的合作意愿,分为信任距离、利润距离和任务距离。合作引力是企业质量和相互间距离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合作形成和发展的创造力,也是企业能够维持相互之间关系的一种本质属性。从作用机理上讲,合作引力是非单调拟凸的。当场点质量增加时,合作场中的合作引力会以更快的速度递增;场点质量减少时,则合作引力加速递减。合作距离是拟凹的,随着管理效率提升,合作意愿增量呈现递减趋势,企业选择合作伙伴时会越来越谨慎和挑剔。3、通过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场中三种基本力（信任引力、利润引力和任务引力）的综合作用,构建了“合作引力—合作场—合作场势—合作场强”的分析框架,回答了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场从无到有如何产生的问题。研究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伙伴选择和维系问题,通过信息拉动、场点质量提高、相互距离缩短,使资源和任务匹配,进一步提高企业能力,从而提升合作效能。4、构建了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场动态演化模型,引入了规模因子和遗传因子,形成动态的反馈机制。规模因子是企业质量的调节变量,遗传因子是企业间距离的调节变量,描述了场点的历史合作关系以及合作的默契程度。合作场由萌芽到形成、成长、成熟和衰退的进化并非连续的线性演进过程。这些正向传导、反向传导以及交叉传导过程作用的结果,使得合作场中的合作引力提升、合作质量提高。5、本文结合全随机仿真和半随机仿真模拟,对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场内影响合作的各项因素以及合作效果进行了分析。将问卷调查中得到的指标作为参数来源进行初始化赋值,使用全随机仿真与半随机仿真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模型对比,很好地验证了模型的正确性。进一步,本文实例分析了回天制造合作网络与视健康合作网络中的合作形成过程,验证了在合作伙伴选择与维系过程中,遵循合作生成机理和合作场演化模型揭示的动态演化规律。说明通过场论方法研究,并结合万联网方式可以有效地优化和提升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行为构建的效率和质量,促进行业良性发展和产业升级。本文创新之处在于:1)利用场论来研究企业合作初始生成机制;2)采用“合作引力—合作场—合作场势—合作场强”的理论分析框架,回答了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场从无到有如何产生的问题;3)在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演化过程中,通过引入规模因子和遗传因子构建动态理论模型。4)使用全随机仿真与半随机仿真相结合的方法验证模型。本文合计有图47幅,表29个,参考文献182篇。
田野[4]（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汪星余[5]（2020）在《金融化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在支持实体经济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在经济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国内实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金融活动在伴随实体经济共同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脱离实体经济而膨胀的现象,经济金融化程度有所加深。在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也开始受到质疑。金融对于实体经济能够发挥促进作用,也会产生不利影响。要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需要综合考虑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多方面影响,探究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实现机制。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金融能够发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投资效率等多方面作用,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商业银行的发展是金融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投资效率、减少道德风险,促进创新和经济发展。然而,随着金融化现象在全球不断发展,金融体系同实体经济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金融机构、金融体系和金融活动对于实体经济的正反两方面影响日益受到更多关注。金融危机之后,金融体系和信贷活动过度膨胀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集中表现了出来,各方学者普遍开始关注经济金融化背景下金融活动对于实体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金融投资会挤出实体投资,金融化过度发展会加重消费者负担,过度金融化会造成经济停滞,商业银行在支持实体经济过程中也存在着对重点领域支持不足、同业业务过度发展等多种问题。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金融化的本质是现代金融资本积累主导包括银行资本、产业资本等各类社会资本和家庭、政府等各类收入的过程。在当前金融化时期,现代金融资本的内涵极大丰富,现代银行资本成为现代金融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虚拟资本的巨大发展替代了借贷资本的重要性。随着金融化时期现代金融资本的形成,作为现代金融资本组成部分的现代银行资本也表现出同传统银行资本不同的运动形态,银行资本仍然是金融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但虚拟资本日益表现出脱离银行资本的运动形式,银行资本日益表现出同虚拟资本的深度融合。一方面,现代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统一性没有改变,银行资本仍然是产业资本发展的重要支撑,产业资本的发展仍然是银行资本增殖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现代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开始表现出一定的对立性,银行资本向虚拟资本的不断转化造成了银行资本不断脱离产业资本的运动,银行资本通过虚拟资本的运动形式获取增值不断侵蚀产业资本。作为现代银行资本同产业资本的现实表现形式,金融化背景下商业银行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同样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商业银行在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的同时,在一定条件下也表现出相互矛盾和背离的情况。一方面,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能够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投资业务能够多方面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中间业务的发展顺应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表外业务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同业业务资金融通、货币政策传导、优化资源配置的职能能够服务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存贷款结构同实体经济的脱节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过度金融投资会挤占实体投资,中间业务、表外业务和同业业务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提升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并带来金融风险。发挥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作用,需要贷款业务对实体经济的长期支持作用、发挥投资业务对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支持作用、发挥同业业务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保障作用、发挥中间业务对实体经济的便利作用。随着国际金融资本的积累和国际金融化的发展,中国也开始了金融化过程,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金融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中国金融化倾向开始凸显。目前,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由全国性商业银行、地方性商业银行和在华外商业资银行构成,呈现出国有化程度高、混业经营受限、核心业务单一等主要特点。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日益加快,商业银行体系不断健全,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但是,商业银行发展过程伴随着多方面问题,大型商业银行与中小型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与民营银行之间结构失衡,商业银行业务和产品同质化严重、风险防范不足、监管机制有待完善、服务实体经济职能有待强化。在商业银行体系不断发展的同时,中国实体经济总量增长迅速,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中小企业的发展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科技企业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民营企业的发展成为实体经济的发展重心。然而,当前实体经济存在产业空心化、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产业结构不合理、行业利润失衡、制造业缺乏竞争力、企业成本高企、企业杠杆水平高等问题;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融资渠道狭窄、管理层次低、生命周期短;民营企业融资结构不合理、管理模式落后、产权不明晰、法律地位不平等;制造业对外依存度大、成本优势减弱、竞争压力加大、发展动力不足。伴随着国内经济金融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商业银行在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的同时,也不断暴露出多方面问题。商业银行对于非金融部门贷款规模持续提升,但对于非金融部门贷款占比不断下降,对于小微企业的的支持大力度没有明显改善;商业银行投资业务在各项资金运用中占比不断提升,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有所下降,但在近几年有所改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发展迅速,同业投融资业务满足了不同金融机构的融资需求,推动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但也存在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倾向。实证研究显示,国内商业银行贷款业务和投资业务同实体经济的发展总体上保持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但随着金融化程度的加深,商业银行贷款业务同实体经济的相关性已经出现变化,而投资业务仍能维持同实体经济的正相关性。实证结果反映出金融化背景下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的投向变化已经造成了贷款业务脱离实体经济的表现,而包括投资业务在内的金融市场业务能够在金融化条件下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实体经济资源错配、统一功能监管的缺失、金融体系隐性担保等问题是导致当前商业银行出现资金脱实向虚、资金使用效率降低、金融资产泡沫化等脱离实体经济的倾向的重要原因。未来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商业银行信用供给结构的转变、信用供给渠道的规范和信用供给质量的提升,但面临着风险防控要求趋严、资本约束强化、信贷规模刚性需求等障碍。从国际上看,各国在推动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方面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为中小企业提供普通贷款、特别贷款和小额贷款担保,开展中下企业融资输血计划;德国拥有着健全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有政策性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长期优惠贷款,有着完善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日本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民间金融机构、信用担保机构和风险投资机构等推动中小企业融资;美国硅谷银行、英国中小企业成长基金等通过投贷联动模式,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也通过产融结合模式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美国、英国、日本的商业银行信贷制度为实体经济融资提供了便利;美国、欧洲、日本通过不同形式的资产证券化促进实体经济融资。在当前国内经济金融化程度加深、商业银行和实体经济发展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况下,推动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需要从多个方面改善商业银行同实体经济的关系。不断优化商业银行各类业务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机制,构建多方支持的信贷业务支持实体经济体系,充分发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优化信贷结构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支持新兴产业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城农商行支持区域性中小企业方面的作用;构建创新发展的金融市场业务支持实体经济体系,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在直接融资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充分发挥商业银行金融市场业务对于直接融资体系的推动作用,充分发挥交易业务对于实体企业参与金融体系的支持作用;构建合理分工的同业业务支持实体经济体系,充分发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对于中小银行的投融资支持,充分发挥同业业务对于商业银行资本补充的作用,充分发挥同业业务对于各类型金融机构的优势互补作用。进一步强化商业银行对于实体经济重点领域支持,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设立专门的金融机构,健全融资信用担保体系;大力培育科技企业发展,建立专业化的科技银行,设立债转股实施机构,强化与风险投资机构合作,将“债权”升级为“债权+期权”的融资模式;重点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重启并扩大主办银行试点,鼓励民营企业设立财务公司;扎实推进制造业发展,建立高标准的社会和环境风险评估体系,构建绿色银行体系,设计多样化证券化产品,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开拓制造业风险投资渠道,建立资金供给支持体系。为保障商业银行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需要进一步优化金融政策。强化金融监管,推动商业银行业务回归本源,坚持存贷款业务基础作用,推动中间业务发展,推动商业银行找准投资业务和同业业务的发展方向;加大对于商业银行金融市场业务的支持力度,坚持对金融市场业务发展方向的引导,充分发挥金融市场业务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推广金融科技,建立高水平风险防控机制,针对性建立大型企业、创新性企业和小微企业、同业金融机构的全面风险防控体系,坚持穿透管理、避免资金空转;创新资本工具,探索多层次资本补充渠道,切实满足商业银行资本补充需求,实行适应商业银行资本补充的监管措施,适应国际监管环境的变化;鼓励金融创新,提供多元化综合金融服务,建立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的金融创新机制;完善市场体制,营造可持续风险处置环境,不断完善直接融资市场信息披露机制、第三方信用评价机制和风险处置机制。
杨光[6]（2020）在《绿色供应链的碳减排契约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全球碳排放水平在不断攀升,全球气候变暖的不断加剧,所引致的自然灾害频发,给人类的生产与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2019年全球碳排放水平达到了历史的新的高点,碳减排已经成为了当今的必然选择。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了由碳排放而引致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严重性,在国际层面进行了碳减排应对措施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控制全球气温继续攀升所要求的碳减排量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如何更加有效地推进碳减排活动呢?据统计,导致碳排放水平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是人类生产与生活的高碳化,过去那种粗放式、高耗能的线性发展模式已给全球环境造成了严重问题。因此,要控制碳排放水平,就要从过程减排与低碳消费入手,研究绿色供应链的碳减排问题,考虑集约化、低碳化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提升全产业链理念的实践力度,以最大化绿色供应链在运营中所带来的绿色效应。尤其是全产业链视角下绿色供应链碳减排契约优化,以期从全产业链的角度研究一整套可行的碳减排策略,这将有助于全球碳减排活动的有效开展。本文聚焦于绿色供应链,研究其在运营过程中所面临的碳减排契约优化与协调问题。重点探究如何在绿色供应链中制定相应的碳减排策略,如何设计碳减排协调机制,如何快速降低绿色供应链各结点企业的碳排放水平等,绿色供应链运行的关键问题,以期极大缓解全球环境恶化问题。由于供应链上不同碳排放主体的利益存在冲突,为了提高绿色供应链整体碳减排水平,需要将各分散碳排放主体有机组织起来,从全产业链的视角来应对碳减排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不同的业务情境设计合理的碳减排契约,探究绿色供应链的碳减排契约优化协调机制,以提升绿色供应链的碳减排效果。本文的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全产业链视角下绿色供应链内部碳减排机制设计全产业链视角下绿色供应链内部各环节企业的碳减排机制的确定对于提高绿色供应链的碳减排水平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全产业链视角,探讨绿色供应链内部碳减排机制,使得各结点企业以共同目标进行碳减排行动。设计绿色供应链内部碳减排机制,首先需要确定碳减排决策的主导者,以及碳减排任务分担的基本原则;然后应明确碳减排所引致的供应链收益增加部分的分配问题,以最大限度调动各环节企业的碳减排动力;最后提出实施“政府+供应链”的管理模式,以促进全产业链背景下绿色供应链内部碳减排活动的开展,并最大化碳减排效果。（2）绿色供应链的制造商减排努力决策优化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趋向购买低碳产品。与此同时,政府对企业的碳强度规制日趋完善。因此,在此基础上,探讨碳减排契约协调优化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本文基于单一供应商和单一制造商的绿色供应链结构,探究制造商执行碳减排努力决策问题。针对不确定性市场需求下,研究制造商减排努力决策,包括主导供应商和跟随制造商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并同时分析了批发价契约、成本分担契约以及合作契约等三种不同契约的减排模型。分析研究指出,在需求具有不确定性时,过于严格的政府碳监管并不利于社会福利的提升,碳规制政策力度应适度可行。当碳监管过强时,制造商会权衡减排成本,选择购买更多的碳排放权,而非是投资碳减排领域。随着政府碳监管的持续强劲,供应商的市场销量和利润都会呈下降趋势。（3）绿色供应链的制造商竞争与零售商合作减排绿色供应链中的消费者,对于产品的价值追求,不仅在于其使用价值,还在于其绿色度效用方面。本部分针对两个制造商和单一零售商的绿色供应链结构,基于消费者追求产品绿色度效用的现实情境,研究绿色供应链成员企业的碳减排决策问题。重点研究基于消费者的低碳偏好下双寡头制造商之间的竞争程度对碳减排决策选择的影响。探讨制造商之间竞争以及制造商与零售商进行合作减排的决策优化问题。将讨论双方进行充分及不充分竞争情况,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探讨。其中在不充分竞争情境中,考虑两个制造商都和零售商进行合作以及其中一个制造商与零售商进行合作的情形进行分析,并建模求解了均衡解和均衡利润水平。（4）绿色供应链信息不对称下的制造商结盟减排该部分考虑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由两个制造商和单一零售商所组成的两级绿色供应链,研究两家制造商非对称信息的结盟减排决策优化问题。首先分析了制造商及平台型零售商所组成供应链的碳减排契约协调问题,根据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两种情形,探讨这种绿色供应链中成员企业的运营决策问题;然后进一步剖析了在贸易摩擦背景下,制造商间通过结盟的方式来应对的供应链碳减排契约协调优化问题。从集中式与分散式两个层面,探讨供应链的碳减排契约选择以及减排效果的比较问题。由于存在贸易摩擦,使得分散式碳减排决策成为了更多供应链成员企业的无奈之举,文章选择批发价契约和成本分担契约为减排的主要契约模式进行分析。在有贸易摩擦现实情境下,研究成果有助于供应链成员企业的碳减排决策,以体现供应链成员企业主动承担碳减排义务的社会责任担当。（5）资金约束下绿色供应链的协调减排决策优化为进一步激励企业加大碳减排力度,企业所得税相关法律法规已明确规定,企业借贷的碳减排投入可按比例在税前进行抵扣。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对低碳产品偏好越来越大,碳减排行为将进一步提振低碳产品的市场需求。然而,随着企业碳减排力度的加大,由减排投入增加所导致的融资约束问题将逐步显现。供应链成员企业可借助贸易信用以及资产证券化组合融资方式,有效解决自身的融资约束问题。本部分以低碳产品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绿色供应链为研究对象,考虑零售商和制造商存在资金不足情形,以企业期末现金余额最大化为优化目标,在贸易信用与资产证券化组合融资方式下,基于单期和多期情境,分析供应链成员企业的融资优化策略,探讨供应链金融组合的协同减排问题。研究发现,贸易信用及资产证券化的不同融资组合,对有税负的融资企业的最优运营策略产生重要影响。不同情境下,供应链成员企业存在最优的产品定价以及碳减排努力决策,以实现自身的期末现金余额最大化的现实目标。（6）全产业链视角下碳交易机制设计决策全产业链视角下,绿色供应链碳减排契约优化研究,具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对于国家制定有关的碳交易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碳交易机制的设计要体现层次性,该部分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以及个人等五个层面来分析碳交易机制设计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机制设计对策。在设计与完善碳交易机制过程中,要充分参考借鉴绿色供应链碳减排契约优化的相关研究结果,以发挥更大的减排效果。并以文化创意以及农业全产业链的低碳化升级为例,进行了政策情境模拟。将研究成果运用在具体的行业中,以促进各个产业以及相关领域的碳减排工作的有效开展。本文针对全产业链视角下的碳交易机制以及绿色供应链内部的碳减排机制进行了创新性探索。对于全产业链视角下绿色供应链内部的碳减排机制,相较于企业单独碳减排,供应链整体碳减排尤为重要。本文贡献的具体创新点归纳如下:第一,基于全产业链的视角,探讨绿色供应链碳减排契约协调优化问题。对于供应链纵向合作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契约激励提高产品销售数量或利润方面。然而,很少有文章将碳减排策略和政府碳强度监管同时考虑进来,对于供应链合作和碳减排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也亟待进一步探讨。为了弥补前人的研究不足,本文基于全产业链的视角,探讨绿色供应链碳减排契约协调优化问题,考虑了消费者的低碳偏好以及政府的碳强度规制,探讨其对绿色供应链最优的减排效果以及利润的影响。在不确定性市场需求下,构建了供应商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并分析了批发价契约、成本分担契约以及合作契约等三种不同契约的减排模型,得出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重要结论。第二,考虑不同竞争情况下,分析绿色供应链的制造商与零售商合作减排问题。现存的研究大多仅关注单个企业的减排行为,对存在竞争情况的减排行为研究较少,且鲜有文献将双寡头企业间的竞争行为进行分类。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基于消费者的低碳偏好以及双寡头制造商的竞争程度,研究二对一型供应链成员企业的碳减排决策问题。在不充分竞争时,考虑两个制造商均与零售商进行合作,以及仅单个制造商与零售商进行合作的情形,并得出了模型的均衡解和均衡利润水平。第三,探究信息不对称下,绿色供应链制造商结盟减排问题。现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双寡头垄断、单方面成员主导或一对多供应链架构下的减排博弈。然而,关于二对一型且平台型零售商的供应链,供应链成员的减排研究仍较少。此外,对于贸易摩擦背景下二制造商之间进行结盟的减排决策,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以二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所组成的两级绿色供应链为研究对象,首先根据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两种情形,讨论了制造商面对平台型零售商绿色供应链,分析其碳减排契约协调问题;然后分析探讨了在贸易摩擦背景下,制造商间通过结盟来应对碳减排契约协调优化问题。第四,探究资金约束条件下,绿色供应链的协调减排决策优化问题。关于资金约束下的绿色供应链减排,已有研究均没有涉及到使用贸易信用与资产证券化组合融资方式。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构建一对一型绿色供应链,以企业期末现金余额最大化为优化目标,分别研究在单期和多期情境下,借助贸易信用与资产证券化组合融资方式,分析供应链结点企业的融资优化问题。研究结论表明,贸易信用及资产证券化的不同组合模式,将对融资企业的最优运营策略产生重要影响。
万强强[7]（2020）在《基于区块链的电子供应链信任管理机制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智能化互联时代的到来,新一轮的经济发展高潮致使国际分工日益精细化。于此同时,供应链企业愈发意识到,只有依靠新的技术构建主体交易的信用圈,才能降本提效,使供应链价值增值。由此,传统供应链已逐步向电子供应链过渡。由于电子化交易非面对面的特性,信任成为了供应链发展的关键因素。但由于信用意识与技术等方面的落后,电子供应链交易因信任问题导致的失败率连年攀升。因此,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及区块链构建一种信任机制以重塑当电子供应链信用,是本文研究问题所在。对此,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区块链与供应链信任问题的研究现状,分析了现有供应链信任机制构建方式及其存在的不足,然后在对相关理论进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信息不对成、交易成本及博弈论等理论,对电子供应链信用进行了理论分析。据此,本文从中心化模式与去中心化模式两方面对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在中心化的模式下,首先探讨了电子供应链信任机制需要破解的三个难题:交易达成、商品真假及物流配送。对此,本文构建了基于第三方支付的电子供应链信任机制,利用博弈论对此机制进行效能分析,得出此机制性能良好。为了弥补该机制在交易事后的性能短缺,又提出基于ODR的信任机制模型,两者形成互补。在去中心化模式下,探析并归纳了既有的信任关系结构类型及信任的三大属性,结合前文,分析得出了区块链与供应链信任管理的耦合关系,即价值理念耦合、共性机制耦合、利益动机耦合。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区块链的电子供应链信任管理体系框架,并从三个层面解析其运行机理,又以Stackelberg模型进行论证,发现相较于中心化模式下的供应链,基于区块链的电子供应链信任机制更能降低链上交易的失信风险。论证了基于区块链的电子供应链信任机制所带来的协同效益优于中心化模式下的信任机制。最后,通过分析实际的案例,分别从支撑供应链长效运作的物流、信息流即资金流三个环节,验证区块链在构建供应链信任机制及推动供应链电子化方面的先进性及技术上的可行性。
石凯[8]（2020）在《经济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 ——影响机理、统计测度和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许多研究文献将2008年的金融危机归因于美国经济的过度虚拟化,2010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要重塑美国工业的辉煌,然而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12.8%进一步下滑至2016、2017年的11.74%和11.6%,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却已恢复到危机爆发前水平。同样,中国也面临日益突出的“脱实向虚”、“重虚轻实”的窘迫局面,在实体经济增速低迷的同时虚拟经济却呈现出过度繁荣。2019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中,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再一次提到,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能让资金空转或者“脱实向虚”。因此,对经济虚拟化问题的系统研究和科学衡量是关系到我国经济深化改革和发展的一项迫切任务。2014年,在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中,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欣教授认为,当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有四大核心问题,一是虚拟与实体的定义与统计刻画,二是两者的运行机制,三是两者良性互动的数量标准,四是虚拟经济发展过度或者不足的理论模型检测。有鉴于此,本文以经济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理、统计测度和实证分析为中心目标开展研究工作,拟首先从宏观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中揭示经济虚拟化对实体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然后建立经济虚拟化程度测度的系统核算指标体系,并以此数据为基础实证探析两者之间的良性合理关系。具体来说,本研究做了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工作。第一,回顾和梳理了研究文献,把握虚拟经济概念的由来与发展,了解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关的理论,并归纳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成果。通过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为后文的研究奠定基础。第二,提出了将资金虚拟化流向因素纳入经典的宏观经济模型,拉姆齐（Ramsey）模型之中,在微观个体优化和动态一般均衡的框架下,通过推导演绎和数值模拟,分析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各变量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为后文的测度分析和实证研究提供宏观经济理论依据。第三,以SNA（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MFS（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tistics）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准则为指导,在科学性、统一性、层次性和可行性要求下,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以及经济虚拟化程度三个层面构建了测度指标体系。然后,依据公开数据资料和调研文献,对该指标体系进行了测算实践,并对虚拟经济核算的未来工作进行了展望。第四,以机理分析得出的推论为指导,以指标体系的测算数据为基础,采用门限回归、非参数回归等统计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经济虚拟化对实体经济,以及实体经济各构成成分的影响规律。第五,探寻和归纳了我国经济近些年来表现出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并选取成因的代理指标为自变量,经济虚拟化程度数据为因变量,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第六,根据全文研究分析,对过度虚拟化发展问题的有效调控和治理,以及促进我国虚拟化进程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启示。本文的研究开展结合了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国民经济统计核算、计量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理论分析到统计测度,再到实证研究,形成对经济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关系的较为详细、系统的分析。创新之处重点体现在:首先,拓展并优化了现有宏观经济模型的应用,把虚拟化因素有效融合其中,取得了符合现实经济意义的解释效果;其次,对经济虚拟化问题的测度不是以单一、替代指标进行刻画,而是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构建了系统的测度指标体系,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统计实践测算;第三,将理论机理、统计测度数据与计量模型结合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计量模型的设计和选择,探寻了经济虚拟化对实体经济运行的作用规律,以及两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合理界限。综观全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虚拟经济一词最初由我国学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提出,由马克思的虚拟资本衍生为虚拟经济,迄今在涵义和范畴上仍存有许多分歧。基本达成共识的观点有,虚拟经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的运行特征,心理预期在虚拟经济价格决定系统中起着关键作用,虚拟经济发展不足或者经济过度虚拟化发展,都会对实体经济运行产生影响。第二,通过纳入资金虚拟化流向因素的拉姆齐（Ramsey）模型,分析结论显示:在其它外生参数给定的条件下,资金转化实体投资效率提高,或者资金虚拟化流向程度降低,产出水平也会随之而上升;资金转化效率的改变,对消费水平的作用路径,短期会受到虚拟经济“财富效应”的影响,但最终消费水平由产出水平决定。第三,虚拟经济的概念还未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虚拟经济有关内容的准确测度还有很多困难。但是虚拟经济的核算可以在现行SNA、MFS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等体系下进行融入归并,它可以对现行核算体系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行完善和补充。本文设计了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以及经济虚拟化程度测度的核算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实践测算,结果显示,相比于一些代理度量指标,测度指标体系与相关概念、范畴更贴近,对经济现象的反映更详尽、系统。第四,通过门限回归、非参数回归等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显示经济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存在一定的阈值范围,数据测算来看,大致在者虚实规模之比1.4:1的位置。保持在合理范围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才具有良性互动关系。其次,从资金流向角度来看,资金的“脱实向虚”程度提高对实体产出和实体投资具有“挤出效应”,而对对消费的影响路径是一种近似先升后降的关系。实证结果有效验证了理论机理分析中得出的相关推论,从而使本文的结构体系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第五,就我国经济而言,近些年呈现的问题是虚拟化快速发展而导致虚实背离加剧的不均衡局面,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远低于虚拟经济,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为虚拟经济市场提供了流动性支撑,金融和实体之间结构性的不匹配。实证结果表明,实体投资回报率下滑,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上升和结构性问题的恶化,将促进经济虚拟化发展和虚实偏离程度的加剧。虚拟经济有着与实体经济不同的运行规律,脱离实体需求的自我循环特征极易导致过度虚拟化的产生,造成整个经济系统的脆弱性,因此自其概念一提出以来就和危机联系紧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又再次成为研究的热点。然而,虚拟经济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加之危机的重复性发生,告诫我们离认清经济规律的本质还有很长的距离。通过本文研究,带来的建议和启示是:要正确认识经济虚拟化发展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充分完善相关理论研究,建立健全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深入探析“脱实向虚”的经济根源,从而才能促进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防范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对一国经济带来的风险与危害。后续的研究是关注经济虚拟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联性,建立监测指标体系,为经济虚拟化的过度膨胀导致危机产生的可能提供预警参考。
余声启[9]（2020）在《经济金融化与中国实体企业发展研究 ——基于中国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表现为经济的金融化过程,经济金融化是当代资本主义最为显着的特征。资本主义世界过度金融化正驱使金融资本逐渐偏离服务产业资本的正轨,同时朝着马克思所憎恶的高利贷资本方向发展。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经济金融化不过是高利贷资本的“复归”。这种“复归”不断削弱产业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破坏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由此引发一系列经济问题。但是,部分学者基于有效市场假说,刻意忽视经济金融化的破坏性,认为经济金融化不过是金融发展的短期失真。不可否认,有序的金融市场极大地促进了实体经济发展,但过度金融化的严重后果也不容忽视。一个例证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尽管已过去十余年,但世界经济的脆弱性有增无减。正如福斯特所言:“（1）实体经济停滞意味着,资本家日益依赖金融部门的增长来获取和扩大货币资本;（2）资本主义经济的上层建筑不能脱离其在实体生产经济中的根基而完全独立地自我膨胀,因而,投机性泡沫破裂成为周期性发生并不断加剧的新问题;（3）金融化无论会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不可能破解生产停滞的难题。”金融化不但不能为经济停滞找到出路,反而一再加重了资本主义危机。为了摆脱危机,美国等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再工业化”的方式促进经济再腾飞,但一些列的政策措施并未取得显着成效。事实上,发达国家工业化早已完成,再次强调工业化的举措不得不引发深思: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也呈现出金融化特征,FIRE部门（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泛金融部门的缩写）膨胀式发展,导致资产价格迅速上升,居民负债水平随之提高,实体企业也越来越依赖金融投资获取利润。经济发展对金融的依赖性逐步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产能过剩、创新不足等问题,经济面临结构性失衡困境。为此,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同时,也强调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国内学者就经济金融化的现象、成因、运行以及后果展开了大量论述,也对经济金融化与实体企业的关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但在研究中国经济金融化和企业发展问题时,把经济金融化看作既定事实,缺乏对经济金融化不同成因与特征的思考。本文认为研究金融化问题不能只局限于一国范围内,不能以日益复杂的金融手段或模式为立足点,而要以纳入国际背景的实体经济运行为着眼点,流于金融化表面的研究只会丧失对问题根本的思考。因此,本文以经济金融化问题为切入点,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处于社会再生产过程基础和核心地位的立场,结合马克思系统而严密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理论,努力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金融化与企业发展的分析框架,在此过程中结合西方经济学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历史与现实等多角度分析,试图总结经济金融化过程中实体企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探寻金融化掩盖下的实体经济运行状况,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金融化问题的不同之处,并实证分析金融化对实体企业发展产生的具体影响过程,以期为更好的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防止经济“脱实向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这里需要做出说明的是,本文研究的企业发展与当前学术界流行的企业管理理论不同。在马克思的相关着作中并未明确提出企业发展理论,但他把产业资本主导的资本积累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关键脉络和基础,本质上是对企业发展趋势规律的研究。这与当前认为企业发展只体现在绩效管理、人力资本储备、财务管理等方面相区别。马克思把影响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诸多因素高度抽象并纳入到产业资本积累体系中,以资本积累演变的宏观视角透视企业的发展的微观基础。本文对中国实体企业发展的研究也坚持这一思路,把资本积累能力作为衡量实体企业发展的主要指标,在从宏观上探寻金融化对企业发展总体趋势的影响,在微观上尽可能地思考金融化背景下企业行为的演变过程。本文的主要逻辑如下:首先,概括经济金融化内涵,总结并归纳经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接着在马克思金融资本、产业资本、资本积累和利润率等理论的基础上,借鉴金融化的相关理论,包括希法亭金融资本理论、凯恩斯金融投资理论、大卫·哈维资本空间修复理论等,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金融化分析框架;紧接着,研究经济金融化过程中,金融资本对企业发展影响的一般机制。从资本由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最后实现金融化的职能演变角度,论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由于资本固有矛盾的限制,资本要想在时空上得以发展延续,必须不断地突破自身的限度。但基于原有形态的矛盾解决手段和更高生产力维度的突破尝试,都难以逃脱资本自身的陷阱。因此,资本需要更多途径实现利润修复,而资本积累模式中潜藏着“解决”问题的手段。资本积累可区分为产业资本积累和金融资本积累的双轨制,在此基础上,利润获取也存在双轨制。由于商品实现困难、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等因素,产业资本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而金融资本却依靠现代金融科技手段、国际价值链体系、国际资本流动等方式,获取超额利润。产业资本积累体系逐渐被金融资本积累所取代,产业部门利润的来源越来越依靠金融投资而不是商品生产。金融资本重构了产业资本的循环与积累模式,并实现自身独立循环,这导致价值异化、资本关系异化等一系列问题,但仍难克服资本固有矛盾。接下来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中心国家（美国等）内生的经济金融化与“去工业化”和边缘国家外生金融化与“早熟去工业化”的不同演变过程与和传导机制;其次,结合上述分析,系统思考中国是否存在去工业化和经济金融化倾向。再次,结合计量经济学的统计优势,以中国实体企业为研究对象,以利润率为主要指标,实证分析金融化对中国实体企业投资率（量的角度）和创新（质的角度）的微观影响;最后,本文得出结论,并据此提出参考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1）在现象上,经济金融化是经济从物质扩张向金融扩张的转变,反映了劳资关系、资本关系以及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变化过程。在市场经济中,决定上述关系演变的最终落脚点只能是生产,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对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越来越依靠金融手段获取利润,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企业金融化更直接的反映出产业资本的衰落与金融资本的膨胀。（2）在原因上,“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是经济金融化的内在驱动因素,为了补偿利润率下降所引起的利润量的相对减少,实业企业将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利用金融资本积累的独立化倾向,进行市场套利,以获取高超额利润。（3）从利润本质上看,经济金融化并未改变价值的来源,金融利润的源泉是在实体经济部门中产生的剩余价值,金融的天职在于服务实体经济。（4）在金融化结果表现上,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金融化具有内生性,尽管挤出了物质生产,但是依旧具有技术优势;边缘国家受新自由主义影响,金融化表现出外生特征,同时金融化中断了边缘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5）中国经济金融化同时具有内生性和外生性特征。中国金融化问题更多是经济结构性失衡导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过度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中国工业化进程尚在继续,金融化发生在工业化进程中,对实体企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中国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承担更多的制度、资源以及环境等成本。这些决定中国不能走以金融化代替工业化道路。（6）在微观上,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多维度特征。从“量”上看,金融化挤出了企业的实业投资率;从“质”上看,金融化抑制了企业的创新能力,诱使企业追求研发投入“数量”而不关注专利产出“质量”。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是以下几点:（1）马克思关于企业生产的资本积累理论有着丰富的内涵,对以产业资本主导的资本积累模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但在经济金融化新背景下,资本积累的模式发生深刻地变化,金融资本开始主导资本积累进程。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为基础,构建金融资本主导的资本积累分析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下,首先考察了资本本身的限度以及产业资本积累的现实困境,提出经济金融化不过是资本尝试破解利润率下降难题的外在手段。尽管这种手段伴随着资本积累的产生而产生,但由于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被长期忽视。因此,本文进一步提出资本积累应分为产业资本积累与金融资本积累的双轨制,进而内在地包括利润分配的双轨制,这对系统梳理当前关于资本、利润的研究有所助益。紧接着,指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品实现难度加大,产业资本的利润率趋于下降,而金融资本依靠独立循环、高速周转等方式,获取超额利润。证实了在初始状态下,产业资本利润率下降源于资本的内部矛盾,金融资本积累并不是导致产业资本积累困境的根本原因。最后认为,基于资本的逐利性分析,产业资本主导的积累模式逐渐让位于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实现自身独立循环与驱动,并开始重构产业资本循环与周转模式。这一点拓展了当前对经济金融化的研究停留在金融资本或影响后果上的局限,深化了对金融资本主导下产业资本积累过程、规律、机制的认识。（2）资本积累过程是资本内部、资本间矛盾动态演绎的结果,本文以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为根本分析方法,认为经济金融化是资本无限扩张与有限空间对立的结果。同时结合历史归纳、对比分析、计量实证等具体方法,考察资本采用经济金融化手段突破自身限度的可能性。拓展了当前研究仅采用实证方法,缺乏辩证思考的局限。（3）当前对经济金融化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宏观领域,缺乏微观分析,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对经济金融化微观基础的分析。首先在理论上抽象演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的一般机制,之后将这种机制应用到微观企业内部,具体分析企业面对金融化的行为选择。“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的不合理跨越会导致‘合成的谬误’”,而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天然地将宏观和微观有机结合,也为本文研究提供依据。（4）本文对比分析了“中心——边缘”国家经济上工业化-去工业化-经济金融化-再工业化的一般过程,探寻不同发生机制。为研究中国经济金融化问题提供借鉴。同时,提出去工业化的两种逻辑,一是产业结构走向“高级化”;二是金融资本积累对工业资本积累的替代过程。后者破坏了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归纳总结中国工业化-经济金融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演绎逻辑,发现规避经济金融化的制度优势。这拓展了学者通常以美国金融化问题为对象的研究,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金融化的理论内涵,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5）根据马克思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各类资本都要参与价值分配,参与利润平均化过程,基于部门间以及企业内部不同资产间利润率的差距,提出企业潜在金融化和实际金融化概念,采用计量实证的方法,研究两种金融化对我国实体企业实业投资和创新的影响。同时,重点研究了金融化背景下,企业是实质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的选择问题,加深了当前关于经济金融化与企业发展的认识。
陈乐毅[10]（2019）在《经济“脱实向虚”倾向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金融化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规律性现象。随着我国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经济的“脱实向虚”倾向也日益明显。辩证地看,经济金融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和风险。要使虚拟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根据我国经济金融化与虚拟经济的发展现状适度发展金融市场,更要建立金融风险预警机制,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针对经济金融化对经济增长的“双刃剑”效应,经济政策应当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具体地说,在经济繁荣阶段,政府要主动抑制金融化过度发展,矫正经济“脱实向虚”倾向。本文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出发,探讨了虚拟经济的本质与深层次特征,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基本原理剖析了经济“脱实向虚”的内在根源。同时,依据我国的实际数据,分别从金融业自我膨胀、房地产业泡沫化、实体经济自身走向虚拟化这三个层面分析了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表现,从而进一步研究经济“脱实向虚”的具体原因。在此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最新发展成果,与时俱进地提出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分而治之的策略,即实体经济应更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虚拟经济应更强调发挥政府监管调控作用。此外,本文借助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与误差修正模型ECM,对我国经济“脱实向虚”倾向进行了实证研究,做出更加精准的分析,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提供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两大方面的政策建议:在发展实体经济方面,大力倡导顺应市场机制的自主创新,加大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度,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利用新产业、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加快促进产业智慧化、智慧产业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遏制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矫正“脱实向虚”倾向方面,要抑制金融业过高的资本回报率,在保证安全性的基础上推动金融工具多样化,适当控制金融衍生品交易,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发展,促进融资方式的多元化发展,大力扶持“三农”、小微企业,不断提高虚拟经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
二、由虚拟企业引发的企业间信用化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由虚拟企业引发的企业间信用化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资本论》视域中的虚拟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重要概念辨析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及其理论延续 |
| 第一节 《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 |
| 一、从商品到货币 |
| 二、从货币到资本 |
| 三、从资本到信用 |
| 四、从信用到虚拟资本 |
| 第二节 虚拟资本理论的理论延续 |
| 一、金融资本的提出:拉法格 |
| 二、金融资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希法亭 |
| 三、金融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列宁 |
| 第二章 虚拟经济逻辑框架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虚拟经济的概念界定及逻辑框架 |
| 一、虚拟经济的概念界定 |
| 二、虚拟经济的基本特性 |
| 三、虚拟经济的运行规律 |
| 第二节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
| 一、虚实之争:定性的分析 |
| 二、与时俱进:定量的思量 |
| 第三节 虚拟经济的双重影响 |
| 一、虚拟经济的正面影响 |
| 二、虚拟经济的负面效应 |
| 第三章 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危机及对我国的经济启示 |
| 第一节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走向虚拟化 |
| 一、资本主义经济走向虚拟化 |
| 二、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的原因 |
| 三、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的影响 |
| 第二节 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危机 |
|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探究 |
| 二、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危机本质 |
| 第三节 合理把握虚拟经济双刃剑 |
| 一、“脱实向虚”——经济虚拟化发展现状与原因 |
| 二、“脱虚向实”——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一)选题的目的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性和不足 |
| (一)创新性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生成背景 |
| 一、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生成的经济条件 |
| (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为虚拟资本的生成提供了一般可能性 |
| (二)货币资本的历史进程为虚拟资本的生成提供了社会现实性 |
| (三)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的发展 |
| (四)交易所和金融危机的推动 |
| 二、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一)亚当·斯密的“借贷资本” |
| (二)大卫·李嘉图的“国家银行” |
| (三)西斯蒙第的“空想的资本” |
| (四)威·利瑟姆的“虚拟资本” |
| 第二章 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一、虚拟资本的基本内涵 |
| (一)狭义的虚拟资本和广义的虚拟资本 |
| (二)信用型虚拟资本和货币型虚拟资本 |
| (三)虚拟资本的双重属性:资本和商品 |
| 二、虚拟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 |
| (一)国债券 |
| (二)股票 |
| (三)商业汇票 |
| (四)银行券 |
| 三、虚拟资本的主要特征 |
| (一)虚拟性 |
| (二)高度流动性 |
| (三)价格的回归性 |
| (四)寄生性 |
| (五)高风险性 |
| 四、双重维度下对虚拟资本作用的考察 |
| (一)依附与独立:存在之维下对虚拟资本作用的考察 |
| (二)奴役与解放:主体之维下对虚拟资本作用的考察 |
| 五、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对社会发展影响的科学预测 |
| (一)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不可避免 |
| (二)合作工厂是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 |
| 第三章 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实践印证 |
| 一、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国际货币虚拟化实践 |
| (一)国际货币虚拟化的发展历程 |
| (二)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视域下对国际货币虚拟化的分析 |
| 二、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我国证券市场实践 |
| (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 |
| (二)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视域下对我国证券市场实践的分析 |
| 三、虚拟资本发展的历史轨迹 |
| (一)虚拟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融入 |
| (二)虚拟资本向金融武器的转向 |
| (三)虚拟资本向虚拟经济的发展 |
| 第四章 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当代价值 |
| 一、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理论意义 |
| (一)系统梳理虚拟资本内容,奠定理论大厦基础 |
| (二)综合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借鉴指导 |
| (三)理性对待虚拟资本利弊,树立正确的投资观 |
| (四)辩证分析西方金融理论,坚定自身理论自信 |
| 二、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对当代中国的现实启迪 |
| (一)坚持人民币国际化与地方性双重职能的转换相统一 |
| (二)坚持实体经济根本地位与虚拟经济适度发展相协调 |
| (三)坚持政府合法合理监管与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共发展 |
| (四)坚持国内市场为主与国外市场为辅的双循环新格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基于场论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生成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2.1 关键概念界定 |
| 1.2.2 研究对象及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2 理论综述与研究现状 |
| 2.1 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情况概要 |
| 2.1.1 中小型制造企业的组织及运行特点 |
| 2.1.2 中小型制造企业的合作特征 |
| 2.1.3 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初始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 |
| 2.2 影响合作形成的主要问题——信任利润和任务在企业合作中的作用 |
| 2.2.1 信任对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的影响 |
| 2.2.2 利润和任务对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的影响 |
| 2.3 场论的适用性 |
| 2.3.1 场论在经济管理等领域中的应用 |
| 2.3.2 以场论分析企业合作的合理性 |
| 2.3.3 场论分析企业合作生成的优势 |
| 2.3.4 影响合作场的几个变量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作用基础研究 |
| 3.1 中小型制造企业初始状态下企业属性分析 |
| 3.1.1 企业自由状态下的类布朗运动 |
| 3.1.2 企业的质量 |
| 3.1.3 企业间的距离 |
| 3.1.4 万联网在企业合作中的作用 |
| 3.2 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生成作用力分析 |
| 3.2.1 本文研究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场景 |
| 3.2.2 影响企业合作的三种作用力 |
| 3.2.3 三种作用力之间的关系 |
| 3.3 中小型制造企业初始合作判定 |
| 3.3.1 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经历的阶段 |
| 3.3.2 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判定机制 |
| 3.3.3 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的强度和发展潜力——场强与场势 |
| 3.4 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场分类 |
| 3.4.1 单核心型合作场 |
| 3.4.2 多核心型合作场 |
| 3.4.3 平台主导型合作场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场演化机制研究 |
| 4.1 任务场运作过程分析 |
| 4.1.1 任务场的形成机制 |
| 4.1.2 合作引力的拟凸性与合作距离的拟凹性 |
| 4.1.3 基于合作引力的合作伙伴选择 |
| 4.2 任务场作用下合作场演化 |
| 4.2.1 规模因子的变化——对企业能力的影响 |
| 4.2.2 遗传因子的变化——对合作意愿的影响 |
| 4.2.3 合作场场强的变化 |
| 4.2.4 合作场场势的变化 |
| 4.3 任务场结束后合作场演化 |
| 4.3.1 多次任务后的任务场形成模型 |
| 4.3.2 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场的场效应 |
| 4.3.3 合作场发展演化的几种可能情景 |
| 4.3.4 场源到场核的演化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场仿真研究 |
| 5.1 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场全随机仿真研究 |
| 5.1.1 仿真原理 |
| 5.1.2 合作场中各因素指标确定 |
| 5.1.3 仿真实现与分析 |
| 5.2 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场半随机仿真研究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仿真实现 |
| 5.2.3 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场案例分析 |
| 6.1 回天制造合作网络案例分析 |
| 6.1.1 案例背景 |
| 6.1.2 传统情况下合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
| 6.1.3 回天制造合作场的形成过程 |
| 6.1.4 案例评价 |
| 6.2 视健康合作网络案例分析 |
| 6.2.1 案例背景 |
| 6.2.2 传统情况下合作中出现的问题 |
| 6.2.3 对问题的分析 |
| 6.2.4 万联网运营支撑平台上合作场发展变化 |
| 6.2.5 案例评价与优化建议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
| 7.2.1 理论贡献 |
| 7.2.2 实践启示 |
| 7.3 新产业生态政策建议 |
| 7.4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部分相关代码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金融化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相结合 |
| 二、理论分析同实证分析相结合 |
| 三、宏观研究同微观研究相结合 |
| 第四节 论文框架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路线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 |
| 第二节 商业银行发展对实体经济的不利影响 |
| 第三节 商业银行促进实体经济的阶段性 |
| 第四节 中国商业银行与实体经济 |
| 一、商业银行与实体经济关系 |
| 二、商业银行业务与实体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商业银行与实体经济关系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虚拟资本 |
| 二、金融资本 |
| 三、金融化 |
| 四、实体经济 |
| 第二节 商业银行与实体经济关系分析框架 |
| 一、金融化具体影响 |
| 二、现代金融资本积累主导下现代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 |
| 三、金融化背景下商业银行与实体经济 |
| 第三节 商业银行业务发展与实体经济 |
| 一、商业银行业务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作用机制 |
| 二、商业银行业务阻碍实体经济发展作用机制 |
| 第四节 金融化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实现条件 |
| 一、保持商业银行同实体经济相互依存的融合关系 |
| 二、发挥贷款业务对实体经济的长期支持作用 |
| 三、发挥投资业务对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支持作用 |
| 四、发挥同业业务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保障作用 |
| 五、发挥中间业务对实体经济的便利作用 |
| 第四章 金融化背景下中国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现状 |
| 第一节 中国金融化现状 |
| 第二节 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现状 |
| 一、中国商业银行体系发展历程 |
| 二、中国商业银行体系概况 |
| 三、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结构 |
| 四、中国商业银行体系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实体经济现状 |
| 一、中国实体经济规模演变 |
| 二、中国实体经济结构分析 |
| 三、中国实体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四节 中国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现状 |
| 一、商业银行贷款业务支持实体经济现状 |
| 二、商业银行投资业务支持实体经济现状 |
| 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支持实体经济现状 |
| 四、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支持实体经济现状 |
| 第五节 金融化背景下商业银行业务转型与实体经济发展 |
| 一、金融化背景下商业银行业务转型 |
| 二、业务转型对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影响 |
| 第六节 金融化背景下中国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实证检验 |
| 一、研究假设 |
| 二、研究设计 |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七节 新形势下中国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问题 |
| 一、中国商业银行脱离实体经济表现形式 |
| 二、中国商业银行脱离实体经济原因 |
| 三、新形势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面临的新要求 |
| 四、新形势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障碍 |
| 第五章 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国际经验 |
| 第一节 各国商业银行信贷制度 |
| 一、美国商业银行信贷制度 |
| 二、英国商业银行信贷制度 |
| 三、日本商业银行信贷制度 |
| 第二节 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国际经验 |
| 一、中小企业融资体系 |
| 二、绿色金融体系 |
| 第三节 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模式 |
| 一、投贷联动模式 |
| 二、产融结合模式 |
| 三、资产证券化 |
| 第六章 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现实路径 |
| 第一节 构建银行资本同产业资本深度融合的现代金融体系 |
| 第二节 优化商业银行各类业务对实体经济支持机制 |
| 一、构建多方支持的信贷业务支持实体经济体系 |
| 二、构建创新发展的金融市场业务支持实体经济体系 |
| 三、构建合理分工的同业业务支持实体经济体系 |
| 第三节 强化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支持 |
| 一、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 |
| 二、大力培育科技企业发展 |
| 三、重点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
| 四、扎实推进制造业发展 |
|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强化金融监管,推动商业银行业务回归本源 |
| 二、加强支持引导,促进金融市场业务健康发展 |
| 三、推广金融科技,建立高水平风险防控机制 |
| 四、创新资本工具,探索多层次资本补充渠道 |
| 五、鼓励金融创新,提供多元化综合金融服务 |
| 六、完善市场体制,营造可持续风险处置环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6）绿色供应链的碳减排契约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全球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走全产业链绿色发展之路 |
| 二、全产业链合作减排机制成为绿色经济的必然选择 |
| 三、全产业链减排需要尝试供应链金融化解资金约束 |
| 四、绿色供应链契约协调减排机制的应用前景广阔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绿色全产业链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二、碳排放契约相关理论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三、考虑期权合同的供应链管理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四、供应链金融相关理论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五、供应链契约相关理论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六、研究现状评述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内容框架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全产业链下绿色供应链内部碳减排机制设计 |
| 第一节 全产业链下绿色供应链内部碳减排问题 |
| 一、问题相关情境 |
| 二、问题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绿色供应链内部碳减排任务分配主导者 |
| 一、碳减排任务分配主导者 |
| 二、绿色供应链碳减排实施流程 |
| 第三节 绿色供应链内部碳减排任务分配原则 |
| 一、平均分配碳减排任务原则 |
| 二、根据营业额来进行碳减排任务的分配 |
| 三、按照碳减排能力来进行碳减排任务分配 |
| 第四节 碳减排引致的利益增量的合理分配 |
| 一、分配原则 |
| 二、分配方式 |
| 第五节 试点政府参与的绿色供应链碳减排模式 |
| 一、“政府+供应链”管理模式的产生背景 |
| 二、“政府+供应链”管理模式的内涵特征 |
| 三、“政府+供应链”引致的虚拟供应链实体化 |
| 四、“政府+供应链”管理模式下的碳减排决策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绿色供应链的制造商减排努力决策优化 |
| 第一节 减排努力决策优化问题描述 |
| 一、问题相关情境 |
| 二、问题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模型说明与参数描述 |
| 一、模型构建 |
| 二、基本假设 |
| 三、参数描述 |
| 第三节 契约决策过程 |
| 一、批发价契约模型 |
| 二、成本分担契约模型 |
| 三、合作契约模型 |
| 第四节 契约模式比较 |
| 一、变量及利润比较 |
| 二、不同契约模式比较结论 |
| 第五节 数值算例分析 |
| 一、低碳偏好的影响 |
| 二、政府碳排放监管的影响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绿色供应链上制造商与零售商合作减排契约优化 |
| 第一节 绿色供应链上制造商与零售商合作减排问题描述 |
| 一、问题相关情境 |
| 二、问题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模型与参数 |
| 一、研究问题描述 |
| 二、参数设置 |
| 三、基本模型 |
| 第三节 模型的分析 |
| 一、竞争博弈下的价格与碳减排量决策 |
| 二、合作博弈下制造商与零售商的碳减排决策 |
| 第四节 数值算例分析 |
| 一、碳排放量与碳价的关系 |
| 二、碳排放量与碳排放敏感系数的关系 |
| 三、制造商价格与需求价格弹性的关系 |
| 四、制造商利润与碳价的关系 |
| 五、零售商利润与碳价的关系 |
| 六、制造商利润与竞争强度的关系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信息不对称下绿色供应链的制造商结盟减排优化 |
| 第一节 信息不对称下绿色供应链的制造商结盟问题描述 |
| 一、问题相关情境 |
| 二、问题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两制造商面对平台零售商型绿色供应链契约协调 |
| 一、问题描述 |
| 二、模型构建 |
| 三、完全信息下的绿色供应链契约协调问题 |
| 四、不完全信息下的绿色供应链契约协调问题 |
| 第三节 两制造商间结盟情境下绿色供应链碳减排协调问题 |
| 一、制造商间结盟情境下绿色供应链碳减排协调问题描述 |
| 二、制造商间结盟情境下集中式供应链碳减排决策 |
| 三、制造商间结盟情境下分散式供应链碳减排决策 |
| 四、模型对比 |
| 五、性质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资金约束下绿色供应链的协调减排决策优化 |
| 第一节 资金约束下绿色供应链的协调减排决策优化问题描述 |
| 一、问题相关情境 |
| 二、问题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模型及参数 |
| 一、模型假设及符号说明 |
| 二、计息方式与税盾效应 |
| 第三节 单期碳减排的供应链金融优化 |
| 一、零售商银行信用的碳减排优化模型 |
| 二、贸易信用与银行信用组合的碳减排双信用优化模型 |
| 三、资产证券化与双信用组合的碳减排优化模型 |
| 第四节 多期随机性的碳减排供应链金融优化 |
| 一、多期随机性的碳减排供应链金融问题描述 |
| 二、多期随机性的碳减排供应链金融优化模型 |
| 第五节 数值算例分析 |
| 一、批发价和渠道减排努力对制造商现金流的影响 |
| 二、碳偏好系数和碳减排成本抵税比例对零售商现金流的影响 |
| 三、需求价格敏感度对批发价的影响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绿色供应链视角下碳交易机制设计研究 |
| 第一节 绿色供应链视角下碳交易机制设计问题描述 |
| 一、问题相关情境 |
| 二、问题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绿色供应链视角下碳交易机制设计的层次 |
| 一、中央政府层面的碳交易机制设计 |
| 二、地方政府层面的碳交易机制设计 |
| 三、行业协会层面的碳交易机制设计 |
| 四、企业层面的碳交易机制设计 |
| 五、个人层面的碳交易机制设计 |
| 第三节 绿色供应链视角下碳交易机制设计对策 |
| 一、全产业链中成立企业联盟促进碳交易机制设计 |
| 二、认定企业碳排放水平以促进碳交易机制的设计 |
| 三、体现不同区域的碳排放水平的差异以促进碳交易机制的设计 |
| 第四节 政策情境模拟-以文化创意及农业全产业链低碳化为例 |
| 一、文化创意产业链低碳化升级对策分析 |
| 二、农业全产业链低碳化升级对策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绿色供应链碳减排以及碳交易机制设计研究相关结论 |
| 二、绿色供应链碳减排契约优化协调研究的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一、绿色供应链多周期碳减排契约协调研究 |
| 二、不完全信息下绿色供应链碳减排博弈研究 |
| 三、多对多型绿色供应链碳减排契约研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7）基于区块链的电子供应链信任管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2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区块链理论 |
| 2.1.1 区块链概念与特性 |
| 2.1.2 区块链构成要素及其散列交易结构 |
| 2.2 区块链核心技术 |
| 2.2.1 共识机制 |
| 2.2.2 P2P技术 |
| 2.2.3 非对称加密技术 |
| 2.3 信任机制的经济理论分析 |
| 2.3.1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信任问题分析 |
| 2.3.2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信任问题分析 |
| 2.3.3 基于博弈论的信用问题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心化模式下电子供应链信任机制研究 |
| 3.1 中心化模式下电子供应链信任机制问题分析 |
| 3.2 基于第三方支付下的电子供应链信任机制 |
| 3.2.1 基于第三方支付的电子供应链信任机制分析 |
| 3.2.2 基于博弈论的第三方信任机制分析 |
| 3.3 ADR模式下的电子供应链信任机制构建 |
| 3.3.1 基于ODR的电子供应链信任机制 |
| 3.3.2 电子供应链ODR系统设计 |
| 3.4 本章小结 |
| 4 基于区块链的电子供应链信任管理机制研究 |
| 4.1 区块链与信任关系的理论逻辑分析 |
| 4.1.1 信任关系的结构类型 |
| 4.1.2 区块链与信任关系的逻辑分析 |
| 4.2 区块链与电子供应链信任管理耦合分析 |
| 4.2.1 基于文化属性的价值理念耦合 |
| 4.2.2 基于社会属性的共性机制耦合 |
| 4.2.3 基于经济属性的利益动机耦合 |
| 4.3 基于区块链的电子供应链信任管理机制模型 |
| 4.3.1 合约层 |
| 4.3.2 共识层 |
| 4.3.3 数据层 |
| 4.4 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信任管理机制博弈验证 |
| 4.4.1 博弈模型构建 |
| 4.4.2 博弈模型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区块链技术解决供应链信用问题的应用 |
| 5.1 区块链解决供应链交易物流信用问题的研究 |
| 5.2 区块链解决供应链金融交易环节的信用问题的研究 |
| 5.3 区块链解决供应链信息流通环节信用问题的研究 |
| 5.5 本章小结 |
| 6 结论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创新点与存在的问题 |
| 6.2.1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6.2.2 本文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经济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 ——影响机理、统计测度和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价值 |
| 1.2.1 学术价值 |
| 1.2.2 应用价值 |
| 1.3 研究目标、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 |
| 1.5 难点问题与可能的创新 |
| 1.5.1 难点问题 |
| 1.5.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关于虚拟经济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
| 2.1.1 虚拟经济概念的由来和发展 |
| 2.1.2 虚拟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 |
| 2.1.3 虚拟经济理论的应用研究 |
| 2.1.4 虚拟经济测度的相关研究 |
| 2.2 实体经济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实体经济理论回顾 |
| 2.2.2 实体经济测度综述 |
| 2.3 经济虚拟化及其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综述 |
| 2.3.1 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基础 |
| 2.3.2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反作用 |
| 2.3.3 虚拟经济独立于实体经济发展,经济呈现虚拟化特征 |
| 2.4 本章小结 |
| 3.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1 问题提出 |
| 3.2 经济循环系统中虚拟化现象的描述 |
| 3.3 宏观理论模型下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影响的机理分析 |
| 3.3.1 宏观模型的选择与基本设计 |
| 3.3.2 模型的求解 |
| 3.3.3 均衡状态分析 |
| 3.3.4 虚拟化程度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 |
| 3.3.5 关于机理分析的几点启示 |
| 3.4 数值估算与模拟分析 |
| 3.4.1 生产、消费函数的选择与动态方程的具体形式 |
| 3.4.2 参数取值与说明 |
| 3.4.3 数值估算与模拟 |
| 3.5 本章小结 |
| 4.经济虚拟化统计测度的理论分析 |
| 4.1 相关文献中虚拟化度量的方法与存在的问题 |
| 4.1.1 单一指标 |
| 4.1.2 多指标 |
| 4.1.3 虚拟变量 |
| 4.1.4 建立测度指标体系的构想 |
| 4.2 经济虚拟化测度的理论探讨 |
| 4.2.1 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再到虚拟化 |
| 4.2.2 从国民经济核算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
| 4.2.3 经济虚拟化测度的要点概念归纳 |
| 4.3 虚拟化测度体系的基本框架构成分析 |
| 4.3.1 虚拟经济测度的基本框架 |
| 4.3.2 实体经济测度的基本框架 |
| 4.3.3 经济虚拟化测度的基本框架 |
| 4.4 本章小结 |
| 5.虚拟化测度指标体系的建立与实践 |
| 5.1 测度指标体系构建的指导原则 |
| 5.1.1 准则依据 |
| 5.1.2 测度体系构建和统计指标选取的原则 |
| 5.2 测度指标体系的设立 |
| 5.2.1 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2.2 虚拟经济测度体系 |
| 5.2.3 实体经济测度体系 |
| 5.2.4 经济虚拟化程度的测度体系 |
| 5.3 指标体系的测算实践 |
| 5.3.1 测算实践的难点说明 |
| 5.3.2 虚拟经济测度指标的实践 |
| 5.3.3 实体经济测度指标的实践 |
| 5.3.4 经济虚拟化发展水平的测度实践 |
| 5.3.5 资金虚拟化流向程度的测度实践 |
| 5.4 本章小结与展望 |
| 5.4.1 本章小结 |
| 5.4.2 关于虚拟经济核算研究的展望与探索 |
| 6.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
| 6.1 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论与阻碍论 |
| 6.1.1 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论 |
| 6.1.2 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阻碍论 |
| 6.2 实证研究综述与存在问题分析 |
| 6.2.1 现有实证研究综述 |
| 6.2.2 现有实证研究存在的问题分析 |
| 6.3 实证模型选择与设计 |
| 6.3.1 非参数和半参数回归的基本原理与流程 |
| 6.3.2 门限回归的基本原理与流程 |
| 6.4 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4.1 实证分析所要论证的主要结论归纳 |
| 6.4.2 数据整理与基本描述 |
| 6.4.3 经济虚拟化发展水平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
| 6.4.4 资金虚拟化流向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
| 6.4.5 资金虚拟化流向对消费的影响 |
| 6.4.6 资金虚拟化流向对投资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7.促进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现实思考 |
| 7.1 我国经济虚拟化与实体非均衡发展的几个主要原因 |
| 7.1.1 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远低于虚拟经济 |
| 7.1.2 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 |
| 7.1.3 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结构性问题 |
| 7.2 虚实发展失衡与其主要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验证 |
| 7.2.1 对各影响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 |
| 7.2.2 对残差项的进一步拟合 |
| 7.3 促进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
| 7.4 本章小结 |
| 8.结论、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全文主要结论归纳 |
| 8.2 建议与启示 |
| 8.3 不足与研究展望 |
| 8.3.1 存在的不足 |
| 8.3.2 进一步的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经济金融化与中国实体企业发展研究 ——基于中国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拟解决的问题及研究意义 |
| 1.2.1 拟解决的问题 |
| 1.2.2 理论意义 |
| 1.2.3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唯物辩证法对金融化理论研究的根本性指引作用 |
| 1.4.2 具体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文献综述 |
| 2.1 经济金融化概念的界定争论 |
| 2.1.1 国家视角下的经济金融化定义 |
| 2.1.2 企业视角下的金融化定义 |
| 2.1.3 个人视角下的金融化定义 |
| 2.2 经济金融化的测度指标探讨 |
| 2.2.1 测度经济金融化的宏观指标 |
| 2.2.2 测度经济金融化的微观指标 |
| 2.3 经济金融化原因分析 |
| 2.3.1 垄断资本学派经济停滞论 |
| 2.3.2 自由竞争学派金融不稳定论与破坏性竞争论 |
| 2.3.3 结构凯恩斯主义金融不稳定论 |
| 2.3.4 积累的社会结构论 |
| 2.3.5 新自由主义论 |
| 2.3.6 利润驱动论 |
| 2.3.7 股东价值导向 |
| 2.4 经济金融化对实体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
| 2.4.1 金融与经济增长 |
| 2.4.2 经济金融化对企业实业资本积累的影响 |
| 2.4.3 经济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 3.经济金融化的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经济金融化的定义 |
| 3.1.2 关于实体经济与实体企业概念的说明 |
| 3.2 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 |
| 3.2.1 金融资本积累理论 |
| 3.2.2 产业资本理论 |
| 3.2.3 资本积累理论 |
| 3.2.4 资本有机构成理论 |
| 3.2.5 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 |
| 3.3 几种典型的经济金融化相关理论 |
| 3.3.1 希法亭金融资本理论 |
| 3.3.2 凯恩斯主义金融发展理论 |
| 3.3.3 大卫哈维资本时空修复理论 |
| 3.4 本章小结 |
| 4.经济金融化的机制分析:基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积累关系的一般性思考 |
| 4.1 金融化起源与过程 |
| 4.1.1 商业资本中偶然的金融化形式 |
| 4.1.2 产业资本主导下扩大的金融化形式 |
| 4.1.3 金融资本主导下一般金融化形式 |
| 4.2 经济金融化发生机制:部门间的分析 |
| 4.2.1 资本的限度 |
| 4.2.2 资本积累的双轨制:产业资本积累与金融资本积累 |
| 4.2.3 资本分利的双轨制: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利润分化机制 |
| 4.2.4 金融资本超额利润形成的原因分析 |
| 4.2.5 金融资本主导下的积累模式:从产业资本积累到金融资本积累 |
| 4.3 金融资本主导下产业资本循环与积累挤出过程:基于产业部门内部的分析 |
| 4.3.1 货币资本的循环 |
| 4.3.2 生产资本循环 |
| 4.3.3 商品资本循环 |
| 4.4 经济金融化体系中的金融资本循环 |
| 4.4.1 金融资本循环的独立化 |
| 4.4.2 金融资本循环的驱动机制 |
| 4.5 金融化阻碍了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实现 |
| 4.6 本章小结 |
| 5.“中心—边缘”国家去工业化与经济金融化的比较研究 |
| 5.1 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去工业化与经济金融化 |
| 5.1.1 中心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积累 |
| 5.1.2 中心国家去工业化趋势 |
| 5.1.3 中心国家经济金融化趋势 |
| 5.1.4 中心国家再工业化与经济金融化 |
| 5.2 从中心国家到边缘国家的经济金融化 |
| 5.2.1 世界体系视角下的经济金融化过程 |
| 5.2.2 依附理论中的经济金融化倾向 |
| 5.2.3 金融抑制与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金融化过程 |
| 5.3 资本主义边缘国家去工业化与金融化 |
| 5.3.1 边缘国家积累阶段分析 |
| 5.3.2 边缘国家工业化与去工业化:以巴西为例 |
| 5.3.3 边缘国家经济金融化的发生 |
| 5.3.4 边缘国家金融化具有深刻的经验教训 |
| 5.4 本章小结 |
| 6.中国经济“去工业化”与“经济金融化”的可能性分析 |
| 6.1 中国工业发展阶段及困境 |
| 6.1.1 关于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判断 |
| 6.1.2 去工业化的两种逻辑 |
| 6.1.3 中国去工业化的可能性分析 |
| 6.2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表现、原因及影响 |
| 6.2.1 中国宏观领域经济金融化的表现及测度 |
| 6.2.2 中国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原因分析 |
| 6.2.3 中国经济金融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 6.3 中国与“中心—边缘”国家工业化和金融化问题的对比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经济金融化与实业投资:基于中国上市非金融企业的研究 |
| 7.1 企业实业投资 |
| 7.1.1 企业实业投资 |
| 7.1.2 实业投资的影响因素及表现 |
| 7.1.3 实业投资、资本集聚与经济发展 |
| 7.2 实体企业金融化 |
| 7.2.1 实体企业金融化内涵 |
| 7.2.2 实体企业金融化表现 |
| 7.2.3 企业金融化过程中的资本转移 |
| 7.3 金融化影响企业实业投资的机制分析 |
| 7.3.1 企业金融化与资本集中 |
| 7.3.2 金融化对企业实业投资的抑制作用 |
| 7.3.3 金融化对企业实业投资的促进作用 |
| 7.4 金融化对企业实业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分析 |
| 7.4.1 计量模型构建 |
| 7.4.2 选取的变量数据说明 |
| 7.4.3 实证结果分析 |
| 7.4.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经济金融化与实体企业创新 |
| 8.1 企业创新与企业发展 |
| 8.1.1 企业创新的定义 |
| 8.1.2 企业创新与实业资本积累 |
| 8.1.3 我国实体企业的创新现状 |
| 8.2 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分析及研究假设 |
| 8.2.1 金融化背景下的企业创新分类:实质性创新与策略型创新 |
| 8.2.2 融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 8.2.3 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分析 |
| 8.2.4 研究假设 |
| 8.3 金融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分析 |
| 8.3.1 计量模型构建 |
| 8.3.2 选取的变量数据说明 |
| 8.3.3 实证结果分析 |
| 8.3.4 进一步研究和稳健性检验 |
| 8.4 本章小结 |
| 9.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1.1 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和资本积累理论在回答经济金融化问题上的科学性 |
| 9.1.2 经济金融化问题产生的一般性原因 |
| 9.1.3 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再确立 |
| 9.1.4 中心边缘国家经济上去工业化和金融化现象严重 |
| 9.1.5 中国存在去工业化和经济金融化的可能性 |
| 9.1.6 经济金融化对中国实体企业发展存在显着的挤出效应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
| 9.2.2 加强金融监管 |
| 9.2.3 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更加尊重劳动 |
| 9.2.4 发扬工匠精神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经济“脱实向虚”倾向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及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二章 经济“脱实向虚”的理论分析 |
| 2.1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范畴界定 |
| 2.1.1 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 |
| 2.1.2 虚拟经济的界定与现代发展 |
| 2.1.3 实体经济的界定与现代发展 |
| 2.2 经济“脱实向虚”的定义与内在根源 |
| 2.2.1 经济“脱实向虚”的定义 |
| 2.2.2 经济“脱实向虚”的内在根源和应对策略 |
| 第三章 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表现与原因分析 |
| 3.1 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具体表现 |
| 3.1.1 金融业自我膨胀 |
| 3.1.2 房地产业泡沫化 |
| 3.1.3 实体经济自身走向虚拟化 |
| 3.2 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具体原因分析 |
| 第四章 经济“脱实向虚”倾向的实证研究 |
| 4.1 样本、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 实证检验 |
| 4.2.1 平稳性检验 |
| 4.2.2 协整检验 |
| 4.2.3 误差修正模型 |
| 4.2.4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五章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由虚拟企业引发的企业间信用化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资本论》视域中的虚拟经济[D]. 鲁静静. 浙江大学, 2021(01)
- [2]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侯周梓. 兰州大学, 2021(02)
- [3]基于场论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合作生成机制研究[D]. 于波.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4]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5]金融化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机制研究[D]. 汪星余. 中共中央党校, 2020
- [6]绿色供应链的碳减排契约优化研究[D]. 杨光.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7]基于区块链的电子供应链信任管理机制研究[D]. 万强强. 中北大学, 2020(09)
- [8]经济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 ——影响机理、统计测度和实证研究[D]. 石凯.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9]经济金融化与中国实体企业发展研究 ——基于中国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实证分析[D]. 余声启.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10]经济“脱实向虚”倾向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D]. 陈乐毅. 南京财经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