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妥善实行领导职务任期制(论文文献综述)
陈新明[1](2021)在《任期制下领导干部决策机会主义行为及其治理》文中提出在任期约束和政绩考核晋升的激励制度环境中,领导干部决策容易产生"晋升锦标赛"模式下的届中机会主义、为官不为和届际机会主义等决策机会主义行为。治理领导干部决策机会主义行为,可推动绩效考核法治化、数字化、分类化转型,纠正决策机会主义行为偏差;推进领导干部监督体系建设,增加决策机会主义行为成本;加强正念训练,消解决策机会主义行为的心理动机。
孙新生[2](2021)在《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较好克服了革命时期注重个人、家庭、宗族、朋友等小群体利益的传统社会特殊主义价值观的侵蚀,新中国成立后执掌全国政权而来的权力腐蚀,以及改革开放后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特别是新旧体制机制转轨过程中腐败大量增加的挑战。这是如何实现的呢?不少学者认为,1978年前主要靠群众运动反腐,1978年后主要靠制度反腐。但这种观点忽略了的是,改革开放前不仅有群众运动反腐,也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组建了纪委、监委等反腐败机构,逐步建立了腐败惩治的权限、规则和程序,而且群众运动都是中共中央直接发动、组织的,除文化大革命外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控制开展的,群众运动中都有制度建设环节,违纪违法人员的处理也是由专门机构进行。在改革开放后的反腐败实践中,除不开展群众运动外,大多数制度规则、程序、机构都延续了新中国成立早期及革命时期确立的制度框架。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反腐败实践分别界定为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的二分法,割裂了两个时期的历史联系,同时也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确立的拒腐防变体制机制,而这恰恰是建国后拒腐防变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本文在将拒腐防变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进行检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拒腐防变,关键在于其是高度制度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成立起就注重用制度化的方式拒腐防变,同时虽经历曲折反复但总体上较好地处理了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辩证关系,将群众参与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可以说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拒腐防变的主线。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初步探索期,确立了思想建党优先、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原则框架。在这些原则框架下,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确立从思想和作风问题抓起,防止这些问题演化为腐败问题的管党治党思路,使党员干部改变源自传统农业社会的观念和特质,接受马克思主义公共利益至上的普遍主义价值观,自觉做到不想腐。确立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建立专门干部选拔机构,将自上而下的领导考察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考察结合起来,从选人用人的源头遏制腐败。严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建立反腐败专门机构,严格实施党的纪律,及时纠正党员的小错误、清除党员队伍中的腐化分子,使大多数党员既不敢腐也不能腐。通过井冈山工农兵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实践等,对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制度化方式进行探索,初步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早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期。针对全国执政后腐化现象大幅增加的现实,将整风整党运动与执行纪律、整顿干部、清理组织、反对腐败结合,深化了延安整风运动模式;相继建立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其组织机构、职责范围、领导体制、工作规则与程序等为1978年后纪委恢复重建提供了基本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信访制度等为群众监督以及参与反腐败提供了制度化途径。但对党内贪污腐化特别是科层化管理体制滋生的官僚主义等隐性腐败,中央领导层在反腐败以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方式为主还是以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为主上分歧越来越大,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张力逐步凸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期。中国共产党将拒腐防变重新纳入制度化轨道,探索在不开展群众运动条件下拒腐防变的路径,对群众参与的规模和数量进行规范限制,更多依靠党和国家体制特别是专门机构自上而下反腐。其中,1983年整党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以及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构建起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恢复重建后的纪委确立三项主要任务、五项基本权限、双重领导体制、纪委监察局合署办公体制,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体系,在“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注意区分纪律问题与法律问题,并在理念、规则和程序上探索党纪和国法的衔接,推动腐败惩治走上法制化轨道。但在拒腐防变制度化迅速提高的同时,群众参与逐渐边缘化,群众反腐与制度化的反腐体制对接不顺畅,党委政府与民间社会在反腐问题上不时出现紧张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加速推进期。针对制度执行不力、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以制度执行力建设为突破口,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强力正风肃纪反腐、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纪律、作风建设规定和腐败惩治法律法规落实落地,有力维护制度权威、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同时,通过畅通群众信访举报机制,构建群众网上曝光、舆论发酵、执纪执法部门追查相结合的监督方式,并通过巡视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特别是明确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与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结合起来,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进一步理顺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关系,在拓宽群众制度化参与途径、将群众监督整合进拒腐防变制度化格局上取得重要进展。回顾百年拒腐防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化为主线,在思想教育、组织机构、惩治腐败、权力监督等制度化上都取得了不少历史经验。在新征程上,必须传承好这些宝贵经验,坚持和完善思想教育制度化,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整风整党,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结合起来,使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思想建党的过程;坚持和完善组织机构制度化,任人唯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反腐败专门机构;坚持和完善腐败惩治制度化,将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结合起来,依规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将严惩腐败作为教育、制度的支撑和后盾;坚持和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化,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拓宽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腐败因素的侵蚀、长期执政奠定坚实基础。
张泰[3](2021)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实践与理论思考》文中研究说明之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而言,党内民主理论是政党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内民主实践是推进政党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实践,党内民主建设是一项事关政党自身发展与价值实现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党内民主包括党员权利主导安排党内制度并使党内权力在其范围内运行的应然民主形式和政党资源支配权在党员权利和党内权力之间再分配的实然民主程序,而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使党内民主建设成为每个政党都要面对的必然课题。政党政治资源的稀缺性和政党主体对稀缺资源追逐欲望的无限性使现实中党内权力的膨胀与党员权利的扩张同样不可避免。党内民主建设则是经由党内法治,使党员权利与党内权力在合法有序的博弈互动中有效实现民主价值。党内民主建设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政党成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奋斗目标。这种先进性与科学性、阶级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统一使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不仅遵循党内民主建设的一般规律,而且在协调党内关系与执掌国家权力的过程中体现出基于内在规定性之上的特殊要求。本文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一项整体性理论研究。文章以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为指导,在较为全面地把握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要素构成、运行机理、思想资源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总结了各党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特点,分析了各党的历史传统、政党生态、政治主题和现实条件等具体差异,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把握。本文主体除导论外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界定党内民主的基本概念与要素构成,厘清党内民主建设与政党本身的内在关联,概括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科学内涵与基本遵循,阐释党内民主建设的认知体系与实践机制;第二章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内民主建设原理并挖掘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党内民主建设主张及西方学者对党内民主建设的见解,追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源头与理论借鉴;第三章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自1917年执政以来的党内民主建设实践进行回顾和考察,展示其主要脉络;第四章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逻辑和差异成因,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具体特征;第五章总结党内民主建设的发展规律,从政党意识及其价值意蕴、政党职能及其有效履行、党员权利及其实现保障、党内权力及其监督制约、党内制度及其运行支撑以及政党文化及其培育滋养等主要内容和实现机制,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应当形成的理论自觉。本文着重阐释与论述了以下观点:1.党员权利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成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享有党内政治资源的资格,可大致分为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管理的权利、党员决定党内权力授予的权利及党员言论自由的权利三大类。党员权利享有的前提是遵守党章等党内法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形态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与民主协商。2.党内权力是为了实现党员权利的需要,通过党员权利的合法让渡和授予,由党内部分成员和组织获取的、超出于其他党员和党组织之上的强制性力量。党内权力主要表现为对政党政治资源的支配力、对政党组织的统御力、对政党行为的干预力及对政党成员的影响力。党内权力的运行是一个有序过程,以授予为起点、以决策为核心、以执行为关键,以被监督制衡为保障。3.党内制度是对政党意识形态、政治纲领、组织结构、活动方式的明确,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都必须共同遵守的活动原则和行为规范。党内制度是维系党员权利与党内权力良性互动的引导和保障,党内民主建设经由党内制度对党员、干部、组织等构成党的生机与活力的各个要素产生作用。制度化水平的高低以及制度运行的成效,关系党内民主建设的实际水平,同时也关系到整个政党组织的质量与活力。4.党内成员通过履行党内义务而享有党员权利,通过党员权利实现而主导党内制度安排,使党内权力在制度规范下运行。党员权利实现离不开党内权力的工具价值,使其维护并服务于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又要控制党内权力,避免其因自我增殖、异化而成为党员权利的对立物。这既是党员权利实现的整个过程,也是党内民主的主要内容,因而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一般属性。5.党内民主是政党现代化的生命性表征,而对党员权利保障的理论认识则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首要前提。可以认为,以党员权利主导为基本理念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是实现党内价值结构由党内权力本位向党员权利本位转变的基础。以党员权利保障为起点建立党内制度体系,是实现党内治理方式由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转变的支撑。以党员权利效能为目标运作党内资源,是实现党内民主机制由外在协调手段向内在规定属性转变的关键。以党员权利追求为动力加强党的建设,是实现党内政治局面由外在一致向内在和谐转变的法宝。6.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不仅具有一般政党的功能,还承载着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使命。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本质上是党内关系科学性、民主性、法治性的实践形态,包括由指导思想、着力之点、发生逻辑及评价标准等构成的认知体系和由价值指向、主要内容、实践载体及贯彻保障等构成的实践机制。由此展开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推进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对党内民主建设的深化发展和价值跃升。7.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是政党党内民主一般规律与马克思主义政党鲜明政党意识在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相结合的产物。特定的政治主题指引着党内民主建设的价值导向,具体的政党生态孕育着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特征,党内制度的科学有效性、实践针对性及法治功能性主导着党内民主建设的运行机制,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及其民主能力直接关系到党内民主建设的质量与水平。8.在封建文化传统深刻影响和执政初期恶劣生态中,苏联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取向是以党内权力为既定,党员权利服从于党内权力,党内制度体现党内权力意志;在世界多极化格局和党内多元化需求的压力下,苏联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又从权力过度集中的极端走向了权利失去限制的另一个极端。受议会民主文化和政党合并历史的影响,东欧共产党在内外合力下对党内民主建设逻辑进行调整,以党员权利为核心,辅以党内权力和党内制度为之服务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建设以完善党内制度体系为关键,党内权力来源于并代表党员权利,以党内制度规范党内权力并保障党员权利,用党内制度体系的现代化来牵引党内民主建设的现代化发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吸取苏东剧变教训、借鉴中共改革经验中发展党内民主建设逻辑,以党员权利为原点,党内权力服务于党员权利,党内制度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制度化成果,并尝试多种制度形式和民主形态。9.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实践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提供了弥足可贵的历史经验和思想启迪。具体来说,首先党要强化先进政党意识的价值引领作用。以标识政党由来、维系政党生存、引领政党发展的政党本质属性为党内民主建设提供方向遵循。其次,党要牢记崇高的使命担当。履行政党职能,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将党内民主追求升华为国家民主理念和社会民主共识,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价值所在。再次,党要坚持党员主体地位。以保障党员权利为党内民主建设的先决条件,将党内民主潜在优势转换为政党治理显性效能,为党内政治生活注入生机与活力。第四,党要树立明确的责任意识。以法规支撑党内民主建设的过程,用法治保障党内民主发展的成果,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建立健全权力合理制约权力、权利有效监督权力的法规体系和法治模式。第五,党要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制度原则,丰富完善基本民主制度,贯彻落实具体民主制度,为党内民主成长提供根本保障。第六,党要锤炼优秀的政治品格。通过科学理论思想、先进价值理念、纯洁党性党德等政党文化建设,为提升党内民主品质厚植信仰给养、精神涵养和组织滋养。
丛喜权[4](2021)在《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研究》文中提出高校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建设在高校这一特定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对高校的领导,多次对高校党的建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全面加强高校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对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围绕新时代高校党建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及新时代高校党建内容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关系来论述新时代高校党的建设。通过对新时代高校党的建设概念分析,厘清高校党的建设涵义。探究新时代高校党的建设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为起点,以我国几代领导人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为理论基础,特别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党的建设理论为新时代高校党的建设的遵循。阐述新时代高校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党的建设历史和经验,我们既要看到高校党的建设取得的成绩,更要清醒地认识到通过巡视发现高校党的建设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组织制度、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出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为新时代高校党的建设问诊把脉。用以推动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的发展,从而保证党对高校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推动高校“双一流”建设,实现高校内涵式发展宗旨。本文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高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高校党建工作重点任务》及高校巡视通报等法规文件及会议精神为依据,既从学理的角度分析高校党的建设理论,又从高校党的建设政策法规的法理角度和高校党的建设实际情况的现实角度来研究,全面系统梳理了高校党的建设,探究全面加强新时代高校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建设内容。通过加强高校党的政治思想建设,保障高校办学坚定的政治方向,使高校领导班子成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通过加强高校党的组织建设,增强高校党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创新力,提升高校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战斗力,保持高校党组织的先进性、纯洁性、人民性。通过加强高校作风纪律建设,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进一步推进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全面加强新时代高校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把高校党的制度建设贯穿各项建设始终,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实现“四个服务”目标。
刘爽[5](2020)在《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研究 ——基于权力分割与互动的视角》文中认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复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近40年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前行,以办学体制改革为重点不断成长。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背景、过程和所处的阶段,既不同于欧洲政府烙印深刻的私立高等教育,也不同于美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家市场化特征明显的私立高等教育,这决定了我国民办高校法人治理问题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由于受到各种利益的驱动,以及外部监管的不到位,出现了一系列法人治理结构不适的症状,亟待通过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实现学校决策权、行政权和监督权的适度分离与相互制衡,推动我国民办高校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在大学治理日益复杂的现代趋势中,特别是国家大力倡导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文章以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为研究靶向和分析核心,根据研究的重点抽取出民办高校、治理结构等核心概念并加以解析,以述评的形式对业界和学界的研究做学术考察,藉由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将治理思维引入民办高校之中。论文以治理理论为指导,作为在理论层面对主体内容进行研究的方法论;以组织理论为参考,重点分析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现状与问题;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补充,为提升民办高校治理问题与策略提供多维的视角。文章认为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是以能动主体的组织建设为核心,以相关制度的设计为表述的框架性安排。同时,硬性的结构会在民办高校内部孕育出无形的运行机制,共同作用于民办高校的发展。能动主体主要包括董事会、校长(校长班子)、党委、监事会、学术委员会等能够输出思想与意志的权力源。制度安排主要是指与主体建设和功能发挥相对应的制度设计。运行机制是法人治理活动中最抽象的客观存在,其实质是机构“运行方法与关系的总和”,运行机制主要涉及到权力输出与资源配置两块内容,调控着权力主体间管理、监督、制衡和保障的各种关系。文章根据法人治理结构的组成,主要从主体设置及对应的制度安排切入,佐以对相关机制的分析,逐渐厘清法人治理在结构化层面以权力和制度为突出存在的现实矛盾与困境。研究从私立高等教育发达程度与地理文化影响的角度选取美国、日本、台湾的私立大学法人治理结构作为重要参照对象进行梳理分析,以尝试从中获取可资借鉴的经验。文章最后提出了我国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策略组块主要从政府、学校、治理结构主体三个维度来思考。政府的政治意志是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安排的刚性指南,民办教育的发展历程表明,外部政策始终是民办高校发展的风向标与土壤,它的每一项“思想”“原则”“规定”都决定着民办高校发展的步伐,甚至是存亡。民办高校自身治理结构的安排本质上就是权力、资源的配置。民办高校的资金来源、发展类型(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发展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法人决策者、管理者及其他能动主体的“执业能力”综合了“人”的行政气质、思维品质与道德情怀,对完善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生成组织治理文化起着潜在的基础性的作用。政府主要通过政策调节民办高校法人治理方向与治理环境,从而匡正治理结构。高校自身主要通过内部制度与机制设计破除权力集中的壁垒,平衡各种权力主体力量,实现权力互动,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结构主体中“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能动性的发挥上,通过具体行动直接对法人治理结构做出或正向或负向的安排。
张珊珊[6](2020)在《新时代党政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推动党政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建设是深化干部人事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关系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历史等因素导致我国党政干部难以实现既能上又能下的动态管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治国理政新战略为推动党政干部能上能下机制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因此对党政干部能上能下机制的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201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该规定按照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解决干部能上不能下问题作出具体规定,但是就目前来看党政干部能上能下机制仍未实现常态化和自然通畅。因此文章以如何建设好新时代党政干部能上能下机制为研究目的,结合前人的研究经验以及西方国家文官制度中的做法与经验,认为我国党政干部能上能下机制顺利实施的关键在于能“下”。历史不断发展,党和国家做出了一定的探索和努力,但干部难“下”的顽疾始终没有得到根治。其主要原因在于党政干部对能“下”的心里认同度不高、干部调整程序不科学、党政干部能“下”监督机制不够有力。此外,一直以来干部能“上”的通道虽有,但“上”的途径较为单一且选拔标准存在特定偏向。机制创新是实现党政干部能上能下的有效途径,加强党政干部能上能下机制的建设,不仅要培育党政干部能上能下的正确权力观,还要科学制定党政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创建党政非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机制,更要丰富和畅通党政干部合理进出口以及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
李悦鸣[7](2020)在《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研究》文中认为考核评价是党管干部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与工具,是对党政领导干部治理能力、执行效率等多方面的评判,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是保障这一评判得以科学有效进行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百年历程中,党和国家治理主题发生多次转变,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亦适时调整以突出治理主题的地位和重要性,为党政领导干部的外在施政行为与内在动机提供导向,表现出极强的回应性与调试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与高压反腐常态化运行,党政领导干部的行为动机发生微妙变化,“为官不为”等消极不作为现象开始抬头,党政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新性下降,致使其治理能力遭到削弱,激励党政领导干部担当作为的紧迫性不断增强。在此情形之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考核评价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重要性,相继制定和出台《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等一系列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条例、办法,注重突出考核评价的激励属性,以期激励党政领导干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进程中勇于担当、敢于作为。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是评价和判断党政领导干部施政行为效果的基本保障,是考核评价工作有序运行的基础所在,具有天然的激励属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党和国家治理主题、发展战略以及制度建设等因素的影响,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是一个不断演变发展的过程,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审查机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干部考察鉴定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四个阶段,极大的激励了党政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治理能力、优化工作绩效,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激励效应得以凸显。考核评价内容体系与指标体系是党和国家治理主题的外显,是既定时期党和国家承担的主要任务与工作目标,对党政领导干部行为具有显着的导向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之上,架构起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评模式,将地区经济发展与党政领导干部政治晋升等个人利益有机结合,极大的激励了党政领导干部发展经济的热情,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面对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绿色GDP、“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等理念的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重要内容,激发了党政领导干部注重环境保护、生态治理的积极性,有效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于此同时,在过度关注某一领域的过程中,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出现异化,如在“经济优先”的时期,党政领导干部注意力与资源向经济领域过度倾斜,导致经济片面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在环保比重上升时期,随着生态问责等负向激励的不断强化,党政领导干部对环境保护高度重视,“环保一刀切”成为生态治理的重要手段,企业关停、工厂停工乃至“无猪县”等现象不断上演,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置于对立面,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本文采用晋升锦标赛理论、行为主义激励理论、绩效考核理论,探讨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问题,是因为其为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衡量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路径方式,打破了政绩生成的黑箱,使政绩具有了可衡量性与可判断性,能有效激励党政领导干部围绕考评目标展开工作。党政领导干部不仅是“党性人”、“政治人”,同时也是理性“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是其行为动机的必然选择。激励党政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是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核心要义,目标责任导向下的政绩发生行为扭曲效应、负向强激励指向下的履职行为替代效应以及正向强激励维度下考评激励的挤出效应是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异化的主要表现,致使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结果失真、考核评价激励约束失效,致使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沦为党政领导干部谋取个人利益和自保的工具,其激励效应出现异化。究其原因,一是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激励信息不对称。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自下而上考评信息获取阻塞、自上而下激励信息传递延迟以及考核激励信息黑箱共同作用,都为党政领导干部加工政绩信息、扭曲考评结果创造了条件。二是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自身缺陷。考核评价机制内生不完善性、外在环境制约以及自发性考核激励规范性失效削弱了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激励效应,为激励效应异化埋下了隐患。三是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约束失衡。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推进,强化考评约束功能的同时弱化其激励功能,激励约束失衡导致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异化。四是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机制激励行为动机异化。考评结果与党政领导干部个人利益获取密切相关,在利益刺激之下,党政领导干部的动机、行为都围绕利益展开,与维护公共利益价值相悖,引发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异化。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就是要充分发挥考核评价的激励功能,激发党政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但是受考评机制不完善等多元因素的影响,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激励效应出现异化,出现“数字政绩”“积极避责”“为官不为”等现象。因此,提升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要不断完善和创新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优化考评内容、明晰考评责任、创新考评方式、强化数据应用和注重考用结合等层面进行顶层设计。一是优化考评内容,营造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导向。通过突出考评政治标准、崇尚实绩和完善考评指标体系,为党政领导干部行为提供明确导向。二是明晰考评责任,强化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激励效果。通过健全考评主体责任体系、构建考准考实的考评理念和加强考评工作业务培训等方式,确保考评结果的准确性,为将激励做对奠定基础。三是创新考评方式,满足党政领导干部多元激励要求。探索正负向考评协调推进、长短期考评有序衔接、多元化考评同步展开和差异化考评精准发力等多元考评方式,从不同的维度对党政领导干部的政绩进行评判,为多元激励创造条件。四是强化数据应用,提升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精度。从考评数据采集、信息共享和数据平台层面着手,从而有效解决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考评的精度。五是注重考用结合,保障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落实。考评结果的及时反馈与激励手段的有效落实对党政领导干部具有激励作用,完善考评结果审核机制、构建激励标准体系、强化结果刚性运用和细化申诉救济机制等方面着手,提升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结果落实的时效性,确保考评激励的充分落实。通过完善和优化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以考评激励刺激和引导党政领导干部的动机行为,激发党政领导干部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龚佩[8](2020)在《论中国特色任期制的完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任期,是指担任职务的期限。所谓任期制,是指一种有时间界限的公职人员管理制度,即公职人员只能在规定的年限内任职。任期制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对公职人员进行管理的基本制度,在中国全称为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俗称干部任期制。研究公职人员的职务任期制度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它有利于贯彻人民主权原则,有利于制约、监督国家公权力,有利于畅通公职人员能上能下的渠道。目前,世界各国的任期制主要有四种模式,即“任期期限制”、“任期期限+任期届数制”、“任期期限+任期届数+最高任职年限制”、“最高任职年限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采用“任期期限制”和“任期期限+任期届数制”,中国则包括上述四种任期制模式。与西方国家相比较而言,中国任期制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具体表现在:一是理论基础不同。西方任期制的理论基础是人民主权理论和权力制约监督理论,中国任期制还以党的领导理论、干部年轻化理论为理论基础。二是适用范围不同。西方任期制的适用范围是与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共同进退的政务官,中国任期制的适用范围不仅包括选举中得到人民支持的选任制公职人员,还涉及许多的委任制公职人员。三是适用依据不同。西方任期制的适用依据是宪法和法律,中国任期制的适用依据还包括党章、党内法规。中国任期制具有较大的制度优势,但在实践中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一是任期意识不强;二是职务变动频繁;三是科学的任期考核体系尚未建立;四是任期规定不细致。为此,在坚持和发展任期制中国特色的同时,还需优化任期考核体系、严格控制任期内的职务变动、建立健全任期制所需的配套制度。
梁师嘉[9](2020)在《党政主要领导平均任期对区域环境治理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却频繁产生,其中最重要的是环境问题。随着环境在党政领导考核指标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各地方政府对于环境也是越来越重视。但是环境治理是一个长期见效的过程,而相比之下,党政领导的任期往往只是一个短期的时间概念,因此本论文将要探究党政领导任期和污染环境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填补目前党政领导任期和环境治理之间关系的这一领域空白和为将来的党政领导任免在环境方面的考虑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论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搜集了大量党政领导任期和环境治理相关的数据信息,包括党政领导任期内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之间的数据,我国各区域的党政领导任期与环境治理的数据,不同类别的党政领导之间的任期与环境治理的数据以及加重环境考核指标后党政领导任期与环境治理之间的数据。论文建立了回归模型对党政领导任期与区域环境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同时采用了历史迭代OLS估计方法。在变量检验中本文进行了相关性检验以排除严重内生性怀疑,此外,为保证结论的稳健性,在所有的实证研究中均采用了VIF进行膨胀检验以排除多重共线性。最终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四点,第一,从整体来说,党政领导任期越长,区域的环境污染程度越严重;第二,将我国按照地域位置划分为东、中、西、东北这四个区域,分别对不同区域的环境污染情况进行研究,得出了中部地区环境污染情况要优于其他三个区域的结论,可以看出我国的环境治理问题不能一概而论;第三,从分党政角度分析,区域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对于党委领导和政府领导的任期长短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第四,研究了2007年前后环境污染与党政领导任期之间关系的对比,结果显示2007年之后由于加重了环保考核力度,党政主要领导对环境治理有所重视,但对环境治理的成效仍有一定的努力空间。总体来说,区域环境污染与党政领导任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需要分类进行讨论。总之,环境问题需要越来越重视,而落实到地方上就需要地方党政领导作出合理的执政行为。所以今后不论是在党政领导任免、党政领导调动上,都需要考虑环境治理的问题,同时根据党政领导任期和环境治理之间的关系来综合考虑党政领导的任期和调动。
王静[10](2020)在《常州市天宁区基层领导干部“能下”问题探索》文中研究表明在经历了多年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后,我国在干部人事制度管理方面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干部“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现象仍是存在。在从严治党、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推动干部“能上能下”,特别是重点处理干部“能下”的方面,是从严管理干部、科学有效建设领导班子的重要行动,是增进干部队伍新陈代谢、优胜劣汰、构建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从而达到班子整体合力好、高效运转的重要突破口。本文基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彼得原理等理论,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常州市天宁区基层领导干部作为研究对象,对基层领导干部现状和“能下”相关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基层领导干部存在“不愿下”、“不敢下”、“不能下”三大现实难题,分析了微观传统理念禁锢、中观制度执行、宏观机制不健全等原因,通过分析中央、省、市相关政策,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提出了创造干部“能下”的良好氛围、建立大众信服的认定标准、健全务实有效的评价体系、建立“下”后干部的善后保障机制等一些意见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立足于当前基层在干部“能上能下”,尤其是“能下”方面的突出问题,分析制约干部“能下”的社会、制度、实施等方面原因,探索干部“能下”的主要路径和方式,不仅力在解决基层领导干部“能下”问题,也通过考核制度、培训制度、跟踪管理制度等善后保障机制,加强“下”的干部的后续管理,希望构建起进出上下皆可、高效有序活力充沛的干部队伍。该论文有表1个,参考文献69篇。
二、妥善实行领导职务任期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妥善实行领导职务任期制(论文提纲范文)
(1)任期制下领导干部决策机会主义行为及其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一、任期制的历史脉络与发展 |
(一)古代官员任期与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格局 |
(二)我国干部任期制的发展与特点 |
二、任期制下领导干部决策机会主义行为的表现及其产生原因 |
(一)任期制下领导干部决策机会主义行为的表现 |
(二)任期制下领导干部决策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原因 |
三、领导干部决策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路径 |
(一)动力优化:推动绩效考核“三化”转型,纠正决策机会主义行为偏差 |
(二)约束重塑:推进领导干部监督体系建设,增加决策机会主义行为成本 |
(三)心理治理:加强正念训练,消解决策机会主义行为的心理动机 |
(2)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特色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无产阶级政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特殊性要求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国家和政党腐败根源的分析 |
一、腐败植根于私有制 |
二、腐败源于国家和社会的异化 |
三、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权本质上是廉洁政治 |
第二节 列宁的探索和国外无产阶级政党、国家拒腐防变的历史困境 |
一、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挑战 |
二、权力腐蚀的挑战 |
三、制度化不足的挑战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问题的提出 |
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拒腐防变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二、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的主线是制度化 |
三、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辩证关系的处理是影响拒腐防变历史进程的重要变量 |
四、本文的核心概念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早期探索(1921 年至1949 年)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原则框架 |
一、思想建党优先:化解党的组织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矛盾 |
二、民主集中制:避免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两个极端 |
三、党的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民粹主义两种倾向 |
第二节 延安整风运动与思想教育的制度化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的早期实践 |
二、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与清理整顿 |
三、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思想改造、思想拒腐的典型范式 |
第三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的三大要件 |
一、基层组织建设 |
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
三、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党的纪律的实施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 |
一、井冈山的工农兵民主政治 |
二、苏维埃反贪污浪费工作中的群众参与 |
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民主监督和廉政实践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新中国建立早期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1949 年至1965 年) |
第一节 全国执政后拒腐防变形势的变化 |
一、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现象较革命时期大幅增加 |
二、正在形成的科层化国家管理体制预防显性腐败与滋生隐性腐败的双重性 |
三、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对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关系的认识分歧 |
第二节 50 年代初整风整党对延安整风模式的深化 |
一、整风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结合 |
二、整党与清理党员、组织建设结合 |
三、整风整党与“三反”等反腐败运动结合 |
第三节 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的建立 |
一、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
二、职责范围的框定 |
三、领导体制的变革 |
四、基本工作规则与程序的建立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和反制度化 |
一、人民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
二、社教运动: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1978 年至2012 年) |
第一节 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必然性 |
一、放弃群众运动反腐 |
二、腐败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 |
三、邓小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第二节 1983 年整党确立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 |
一、与日常工作结合,不开展运动 |
二、整党中的一切问题由相关党组织讨论解决 |
三、严格控制打击面,防止“左”的偏向 |
四、审慎稳妥纯洁组织、清理队伍 |
第三节 各领域改革和拒腐防变制度构建 |
一、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 |
二、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三、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 |
四、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 |
第四节 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反腐败法制化 |
一、纪检监察机构的重建 |
二、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的系统构建 |
三、“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中对党纪和国法问题的区分 |
四、党纪与法律的衔接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时代拒腐防变制度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 |
第一节 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根源和后果 |
一、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 |
二、制度执行不力的根源 |
三、制度执行不力的后果 |
第二节 习近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一、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 |
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 |
三、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 |
四、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 |
第三节 作为制度执行典范的中央八项规定 |
一、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制度体系 |
二、中央八项规定的主要特点是执行有力 |
三、中央八项规定体现了自上而下组织监督和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的结合 |
第四节 腐败惩治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
一、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 |
二、创新审查调查方式,提高办案效率 |
三、构建形成国内反腐与国际反腐的闭环 |
第五节 巡视制度的调整改进 |
一、提升巡视权威 |
二、巡视重在发现问题 |
三、巡视拓宽了群众参与反腐败的制度化渠道 |
第六节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
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强化公权力监督的重要制度创新 |
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解决了反腐败的三大难题 |
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反腐败纳入法治化轨道 |
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监委的赋权与限权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经验 |
第一节 思想教育制度化 |
一、必须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改造,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 |
二、必须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相结合 |
三、整风整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进行 |
四、必须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结合起来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 |
一、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基层基础 |
二、必须坚持任人唯贤,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
三、必须加强反腐败专门机构建设,做到赋权与限权相结合 |
第三节 腐败惩治制度化 |
一、必须时刻警惕不利环境中的干扰因素,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
二、必须坚持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相结合,完善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 |
三、必须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 |
第四节 权力监督制度化 |
一、必须处理好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的关系,将群众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 |
二、必须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自上而下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相结合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3)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实践与理论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评析 |
三、研究方法与内容结构 |
四、创新之处与主要不足 |
第一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 |
第一节 党内民主 |
一、党内民主的支撑要素 |
二、党内民主的价值 |
三、党内民主的一般性特征 |
第二节 党内民主建设 |
一、党内民主价值厚植于政党目标 |
二、党内民主原则取决于政党类型 |
三、党内民主形态孕育于政党生态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 |
一、基于政党基本性质的内容体系 |
二、基于政党价值指向的主要特征 |
三、基于政党发展目标的建设逻辑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内民主建设思想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党内民主建设思想 |
二、列宁党内民主建设思想 |
第二节 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党内民主建设主张 |
一、李卜克内西与倍倍尔强调党内民主价值 |
二、普列汉诺夫追求党内广泛民主 |
三、卢森堡主张制约党内权力以保障党员权利 |
第三节 西方学者关于党内民主的主要见解 |
一、关于党内民主的属性 |
二、关于党内民主的功能 |
三、关于党内民主的价值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主要脉络 |
第一节 苏联共产党首开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先河 |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确立与运用 |
二、党员权利资格的设置与实践 |
三、党内权力的结构及其运行 |
四、党内民主建设停滞、倒退后陷于无序状态 |
第二节 原东欧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道路探索 |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沿袭与调整 |
二、党员权利内容的规定与延伸 |
三、党内权力运行的机制建设 |
四、党内民主建设迷失方向直至改旗易帜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曲折创新党内民主发展机制 |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阐释与创新 |
二、党员权利范围的明晰与扩展 |
三、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发展完善 |
四、党内民主建设的持续推进 |
第四节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多样性探索 |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坚持与发展 |
二、党员权利保障的细化与救济 |
三、党内权力的适应性集中与制约 |
四、党内民主建设的形式多样性 |
第四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分析比较 |
第一节 苏联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分析 |
一、党内民主建设的运行逻辑 |
二、党员权利匮乏的历史根源 |
三、党内权力集中的政治生态 |
四、建立党内制度的现实局限 |
五、党内政治生活陷入极端民主化的背景性分析 |
第二节 原东欧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分析 |
一、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调整 |
二、党内民主理念的文化基础 |
三、党员权利扩展的客观环境 |
四、党内生活制度化的现实困境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分析 |
一、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创新 |
二、党内民主价值的历史形成 |
三、“民主”与“集中”有机统一的执政生态 |
四、构建党内制度体系的现实支撑 |
第四节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分析 |
一、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发展 |
二、党内权力集中的历史渊源 |
三、党员权利保障的时代背景 |
四、探索党内制度形态的现实条件 |
第五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几点启示 |
一、强化政党意识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首要前提 |
二、履行政党职能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价值指向 |
三、保障党员权利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先决条件 |
四、规制党内权力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内在要求 |
五、完善党内制度是党内民主建设的根本保障 |
六、培育政党文化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长效滋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一)研究的目的 |
(二)研究的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现状的评述 |
三、研究的方法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的思路 |
(二)研究的方法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注释 |
第二章 新时代高校党建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 |
一、新时代高校党建的概念解析 |
(一)党建的涵义 |
(二)高校党建的涵义 |
二、新时代高校党建的形势和任务 |
(一)新时代高校党建的新形势 |
(二)新时代高校党建的新任务 |
(三)新时代高校党建的新要求 |
三、新时代高校党建的理论基础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党建思想 |
(二)十八大前党的领导人关于高校党建论述 |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党建理论 |
注释 |
第三章 新时代高校党建的成就及问题 |
一、新中国高校党建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 |
(一)十八大以前高校党建的发展历程 |
(二)新中国高校党建的基本经验 |
二、新时代高校党建的新成就 |
(一)高校领导班子建设切实加强 |
(二)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 |
(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提升 |
(四)高校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 |
三、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 |
(一)一些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站位不高 |
(二)一些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执行不到位 |
(三)一些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效能发挥不充分 |
(四)一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落实不利 |
(五)一些高校作风纪律建设有待加强 |
四、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问题成因分析 |
(一)思想认识上重视不够 |
(二)体制机制建设滞后 |
(三)“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 |
注释 |
第四章 全面加强新时代高校党的政治和思想建设 |
一、把高校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
(一)高校党的政治建设是根本性建设 |
(二)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是加强高校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
(三)严格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是加强高校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途径 |
二、高校党的思想建设是基础性建设 |
(一)思想建设是高校党建的宝贵经验 |
(二)坚定理想信念是高校党的思想建设根基 |
(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干部 |
三、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价值引领 |
(一)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二)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
(三)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 |
(四)挖掘大数据网络化思想政治教育效能 |
注释 |
第五章 全面加强新时代高校党的组织建设 |
一、坚持和完善高校党的领导体制 |
(一)发挥高校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 |
(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
(三)全面加强高校领导班子建设 |
二、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 |
(一)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体制机制建设 |
(二)提升院(系)党的组织力建设 |
(三)加强师生支部和党员队伍建设 |
三、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专业化高校干部队伍 |
(一)党的干部是教育事业的中坚力量 |
(二)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校干部 |
(三)健全高校干部建设与管理体系 |
注释 |
第六章 全面加强新时代高校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 |
一、坚持高校正风肃纪建设 |
(一)作风建设是高校党建的长期任务 |
(二)加强纪律建设是高校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
(三)加强高校党员干部纪律建设 |
二、加强高校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和监管 |
(一)加强高校纪检监察干部建设 |
(二)加强高校纪检监察干部监管 |
(三)加强高校纪(监)委组织和监督体系建设 |
三、建立健全高校监督长效机制 |
(一)建立健全党内监督机制 |
(二)建立健全内控机制 |
(三)建立健全巡视全覆盖新机制 |
注释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5)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研究 ——基于权力分割与互动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的意义 |
二、概念辨析 |
(一)民办高校 |
(二)法人制度 |
(三)民办高校法人 |
(四)法人治理结构 |
(五)权力 |
三、研究述评 |
(一)关于高校治理的研究 |
(二)关于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内涵的相关研究 |
(三)关于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问题的相关研究 |
(四)关于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优化策略的相关研究 |
(五)对现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
四、研究设计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的创新 |
第二章 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理论基础 |
一、治理理论 |
(一)治理理论的一般表述 |
(二)治理理论的内涵特性 |
(三)治理理论在民办高校运行中应用的适切性 |
二、组织理论 |
(一)科学组织理论代表性观点及其适切性 |
(二)行为科学组织理论代表性观点及其适切性 |
(三)丛林阶段组织理论代表性观点及其适切性 |
(四)当代组织理论代表性观点及其适切性 |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 |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形成 |
(二)利益相关者的划分方法 |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的适切性 |
第三章 我国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现状 |
一、决策机构——董事会的民本化 |
(一)民办高校董事会的由来 |
(二)民办高校董事会的组成与职能 |
(三)民办高校董事会的制度规定 |
二、行政管理机构——校长班子的民办化 |
(一)民办高校校长的遴选 |
(二)民办高校校长的制度规定 |
三、学术评议机构——学术委员会的建制迁转 |
(一)民办高校学术委员会的产生 |
(二)民办高校学术委员会的功能 |
四、监督机构——监事会的主体培育 |
(一)民办高校监事会的来源 |
(二)民办高校监事会的存在与构成 |
五、政治保障机构——党委的空间拓展 |
(一)民办高校党委的定位与功能 |
(二)民办高校党委的制度安排 |
第四章 我国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问题剖析 |
一、法人治理主体权力配置失衡 |
(一)董事会权力一支独大 |
(二)“党、政、监、学”权力集体式微 |
(三)师生权力严重缺位 |
二、法人治理制度设计乏力 |
(一)董事会相关制度过于松散 |
(二)党建相关制度尚不完善 |
(三)“校、监、学”相关制度缺乏特色 |
第五章 域外私立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经验参考 |
一、美国私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泛化均权型 |
(一)美国私立大学的董事会 |
(二)美国私立大学的校长 |
(三)美国私立大学的教授委员会 |
(四)美国私立大学的学生组织 |
二、日本私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政府控权性 |
(一)日本私立大学的理事会 |
(二)日本私立大学的监事会 |
(三)日本私立大学的评议会 |
(四)日本私立大学的校长 |
(五)日本私立大学的教授会 |
三、台湾私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专业分权型 |
(一)台湾私立大学的董事会 |
(二)台湾私立大学的监察人 |
(三)台湾私立大学的校长 |
(四)台湾私立大学的校务会 |
(五)台湾私立大学的师生组织 |
第六章 我国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路径优化 |
一、从缺位到归位:政府的责任担当 |
(一)完善民办高校法人分类管理政策体系 |
(二)明确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权利 |
(三)扩大办学自主权,激发高校治理活力 |
二、权力分割与互动:民办高校的制度与机制设计 |
(一)规范治理主体的权力运行 |
(二)建构“多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制度框架 |
(三)完善公益性“市场运行”机制 |
三、角色调适与身份认同:“主体人”的资质修为 |
(一)董事长:治理格局与公益情怀 |
(二)校长:运营思维与多维意识 |
(三)党委书记:政治意识与权力格局 |
(四)监事会主席:制衡能力与专业素质 |
(五)学术委员会主席:学术权威与学术能力 |
参考文献 |
附录 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调查问卷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部分相关研究成果 |
致谢 |
(6)新时代党政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 研究背景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三) 小结 |
三、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一) 研究方法 |
(二) 创新点 |
第二章 相关理论概述 |
一、 党政干部的概念 |
二、 能上能下机制的概念 |
三、 能“上”的形式 |
四、 能“下”的形式 |
五、 新时代党政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建设现实意义 |
第三章 英美国家文官制度中能上能下的做法及其借鉴 |
一、 英国文官能上能下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
二、 美国文官能上能下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
第四章 当前党政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建设主要障碍 |
一、 当前党政领导干部能“上”机制建设主要障碍 |
(一) 党政领导干部能“上”途径比较单一 |
(二) 党政领导干部能“上”晋升标准存在偏向 |
二、 当前党政领导干部能“下”机制建设主要障碍 |
(一) 党政领导干部能“下”的心理认同度不高 |
1. 对能“下”的认同存在偏差 |
2. “官本位”观念的消极影响 |
3. 社会舆论对“下”的干部负面影响 |
(二) 干部调整程序不科学 |
1. 调整程序缺乏严谨性 |
2. 调整渠道不合理,调整下来的干部难安置 |
(三) 党政干部能“下”监督机制不够有力 |
1. 体制内监督不严格 |
2. 社会群众监督不力或不关心 |
3. 舆论监督不通畅 |
第五章 新时代党政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健全与完善 |
一、 树立党政干部能上能下的正确观念 |
(一) 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
(二) 营造能上能下的良好氛围 |
二、 科学制定党政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机制 |
(一) 设定科学化的标准体系 |
(二) 完善领导干部能“上”机制 |
(三) 完善领导干部能“下”机制 |
三、 创建党政非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机制 |
(一) 创建党政非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机制的意义 |
(二) 创建党政非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方式 |
四、 丰富和通畅党政干部合理“进出口” |
(一) 丰富和通畅党政干部能“上”机制的合理“入口” |
(二) 丰富和通畅党政干部能“下”机制的合理“出口” |
五、 强化党政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实施监督 |
(一) 强化体制内监督 |
(二) 强化群众监督 |
(三) 强化舆论监督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简要评述 |
1.3 研究框架 |
1.3.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1.3.2 章节安排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1.4.1 研究方法 |
1.4.2 创新点 |
第2章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理论阐释 |
2.1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概念界定 |
2.1.1 党政领导干部 |
2.1.2 考核评价机制 |
2.1.3 激励效应 |
2.2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理论分析 |
2.2.1 激励效应的发生逻辑 |
2.2.2 激励效应的主要表现 |
2.2.3 激励效应的类型划分 |
2.3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激励效应研究的理论基础 |
2.3.1 晋升锦标赛理论 |
2.3.2 行为主义激励理论 |
2.3.3 绩效考核理论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激励效应的生成机理分析 |
3.1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激励效应的生成机理 |
3.1.1 目标管理责任制下的行政发包 |
3.1.2 锦标赛体制下的政绩比拼行为 |
3.1.3 财政联邦主义与地方经济增长 |
3.2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生成过程 |
3.2.1 党政领导干部政绩生成函数 |
3.2.2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政绩函数 |
3.2.3 党政领导干部政绩收入函数 |
3.2.4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函数 |
3.3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形态分析 |
3.3.1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静态分析 |
3.3.2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动态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历史变迁 |
4.1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历史变迁 |
4.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审查机制 |
4.1.2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政领导干部考察鉴定机制 |
4.1.3 改革开放时期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
4.1.4 新时代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
4.2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变迁的基本逻辑 |
4.2.1 适应党和国家治理实践的战略需要 |
4.2.2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回应性调适 |
4.2.3 满足干部考核评价综合效应的价值诉求 |
4.2.4 彰显中国特色干部考评理论的话语创新 |
4.3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激励效果呈现 |
4.3.1 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干部队伍政治认同 |
4.3.2 提升治理能力,推进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
4.3.3 刺激干部行为,优化党政领导干部政绩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实证研究 |
5.1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基本假设 |
5.1.1 考核评价机制完善程度对干部行为的影响 |
5.1.2 考评结果运用对干部行为选择的影响 |
5.1.3 激励方式组合策略对干部行为选择的影响 |
5.2 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初步验证:基于X县的个案分析 |
5.2.1 考评驱动下的干部行为选择策略 |
5.2.2 激励约束失衡情形下的考评漠视 |
5.3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评价 |
5.3.1 问卷编制 |
5.3.2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5.3.3 变量说明 |
5.3.4 研究方法与信度检验 |
5.3.5 结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异化表现 |
6.1 目标责任导向下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行为扭曲 |
6.1.1 过于突出政绩行为的时效性 |
6.1.2 过度强化政绩行为的可见性 |
6.1.3 过分关注政绩行为的自利性 |
6.2 负向强激励指向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履职行为替代 |
6.2.1 “一票否决”机制下党政领导干部积极避责 |
6.2.2 高压问责态势下党政领导干部消极不为 |
6.3 正向强激励维度下的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挤出 |
6.3.1 指标维度:指标数量与权重决定其重要程度 |
6.3.2 注意力维度:党政领导干部忽视非关键领域指标 |
6.3.3 资源分配维度:发展资源分配和投入的倾斜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异化的成因分析 |
7.1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激励信息不对称 |
7.1.1 自下而上考评信息获取阻塞 |
7.1.2 自上而下激励信息传递延迟 |
7.1.3 考核激励信息不对称与“黑箱”共同作用 |
7.2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自身缺陷 |
7.2.1 考核评价机制内生不完善性 |
7.2.2 考核评价机制外部环境制约 |
7.2.3 自发性考核激励规范性缺失 |
7.3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约束失衡 |
7.3.1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正向激励效应弱化 |
7.3.2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负向激励效应突出 |
7.3.3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零激励效应较为显着 |
7.4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机制激励行为动机异化 |
7.4.1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动机异化 |
7.4.2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行为异化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提升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路径选择 |
8.1 优化考评内容,营造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导向 |
8.1.1 突出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政治标准 |
8.1.2 崇尚党政领导干部重实绩的导向 |
8.1.3 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指标体系 |
8.2 明晰考评责任,强化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效果 |
8.2.1 健全考评主体的职责体系 |
8.2.2 构建考准考实的考评观 |
8.2.3 加强考评工作的业务培训 |
8.3 创新考评方式,满足党政领导干部多元激励需求 |
8.3.1 正负向考评协调推进,稳定保持激励效果 |
8.3.2 长短期考评有效衔接,持续释放激励效应 |
8.3.3 多元化考评同步展开,探索复合激励模式 |
8.3.4 差异化考评精准发力,实现精准激励结果 |
8.4 强化数据应用,提升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精度 |
8.4.1 优化党政领导干部考评信息采集机制 |
8.4.2 畅通党政领导干部考评信息共享渠道 |
8.4.3 打造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数据平台 |
8.5 注重考用结合,保障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落实 |
8.5.1 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考评结果审核机制 |
8.5.2 构建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标准体系 |
8.5.3 强化党政领导干部考评结果刚性运用 |
8.5.4 细化党政领导干部考评申诉救济机制 |
8.6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一、研究结论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一: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访谈提纲 |
附录二: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激励效应调查问卷 |
附录三: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 |
附录四: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 |
博士阶段主要科研成果 |
(8)论中国特色任期制的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言 |
1.1 研究现状 |
1.1.1 已有研究的成果 |
1.1.2 已有研究的评述 |
1.2 研究方案 |
1.2.1 研究方法 |
1.2.2 主要内容 |
1.3 论文创新点 |
第2章 中国任期制的模式 |
2.1 任期制的参数 |
2.1.1 任期期限 |
2.1.2 任期届数 |
2.1.3 最高任职年限 |
2.2 任期制的四种模式 |
2.2.1 任期期限制 |
2.2.2 最高任职年限制 |
2.2.3 “任期期限+任期届数”制 |
2.2.4 “任期期限+任期届数+最高任职年限”制 |
2.3 任期制的中国选择 |
2.3.1 任期制参数 |
2.3.2 任期制模式 |
第3章 中国任期制的特色分析 |
3.1 理论基础的特色 |
3.1.1 西方国家的理论基础 |
3.1.2 中国的理论基础 |
3.2 适用范围的特色 |
3.2.1 西方国家的适用范围 |
3.2.2 中国的适用范围 |
3.3 适用依据的特色 |
3.3.1 西方国家的适用依据 |
3.3.2 中国的适用依据 |
第4章 中国任期制的实践评估 |
4.1 任期意识缺乏 |
4.1.1 缺乏任期责任意识 |
4.1.2 缺乏坦然退出意识 |
4.2 任期职务不稳定 |
4.2.1 频繁调动的现状 |
4.2.2 频繁调动的弊端 |
4.3 任期规定不细 |
4.3.1 计算方法不明确 |
4.3.2 制度性规范缺失 |
4.4 任期考核不科学 |
4.4.1 任期考核标准简单化 |
4.4.2 任期考核方法浅层化 |
4.4.3 任期考核主体单一化 |
第5章 中国任期制的完善方案 |
5.1 发展任期制的中国特色 |
5.1.1 推进党规与国法协调 |
5.1.2 扩大任期制的适用范围 |
5.2 优化任期考核体系 |
5.2.1 增加任内考核权重 |
5.2.2 完善考核评价标准 |
5.2.3 建立任期目标责任制 |
5.3 严格规范职务变动 |
5.3.1 明确规定职务变动的程序 |
5.3.2 明确规定职务变动的条件 |
5.4 建立健全配套制度 |
5.4.1 建立任期审计联动机制 |
5.4.2 健全任期届满退出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习间发表的论文 |
(9)党政主要领导平均任期对区域环境治理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关于党政领导晋升锦标赛的研究 |
1.3.2 关于党政领导任期现象的研究 |
1.3.3 关于党政领导任免政策的研究 |
1.3.4 关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研究 |
1.3.5 关于生态文明观的研究 |
1.3.6 研究述评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技术路线图 |
2 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党政领导任期 |
2.1.2 环境库兹涅兹假说 |
2.2 理论基础 |
2.2.1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理论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2.2.3 绿色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4 生态环境保护理论 |
3 研究设计 |
3.1 模型与研究方法 |
3.1.1 模型设计 |
3.1.2 研究方法 |
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3.3 变量检验 |
3.3.1 描述性统计 |
3.3.2 相关性检验 |
4 实证研究 |
4.1 基础模型 |
4.2 分区域模型 |
4.3 分党政模型 |
4.4 分期模型 |
4.5 实证研究小结 |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
5.1 结论 |
5.2 政策建议 |
6 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10)常州市天宁区基层领导干部“能下”问题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评析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 创新点与研究难点 |
2 基层领导干部“能下”问题的理论阐述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2 领导干部“能下”政策概述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3 常州市天宁区基层领导干部“能下”现状分析 |
3.1 基层领导干部队伍概况 |
3.2 基层领导干部“能下”现状——基于案例分析 |
4 基层领导干部“难下”问题及归因 |
4.1 基层领导干部“难下”的现实问题 |
4.2 基层领导干部“难下”问题的归因 |
5 国内外公务员先进管理经验及借鉴 |
5.1 国外公务员管理制度的经验 |
5.2 国内领导干部管理制度创新改革的经验 |
5.3 国内外公务员先进管理经验借鉴 |
6 完善基层领导干部“能下”的一些建议 |
6.1 积极营造干部“下”的良好氛围 |
6.2 建立群众信服的认定标准 |
6.3 健全务实高效的评判体系 |
6.4 建立“下”的干部善后保障机制 |
7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妥善实行领导职务任期制(论文参考文献)
- [1]任期制下领导干部决策机会主义行为及其治理[J]. 陈新明. 领导科学, 2021(13)
- [2]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D]. 孙新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
- [3]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实践与理论思考[D]. 张泰. 山东大学, 2021(10)
- [4]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研究[D]. 丛喜权.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5]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研究 ——基于权力分割与互动的视角[D]. 刘爽. 吉林大学, 2020(03)
- [6]新时代党政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建设研究[D]. 张珊珊.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2020(12)
- [7]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研究[D]. 李悦鸣. 湘潭大学, 2020(12)
- [8]论中国特色任期制的完善[D]. 龚佩. 湘潭大学, 2020(02)
- [9]党政主要领导平均任期对区域环境治理影响研究[D]. 梁师嘉.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9)
- [10]常州市天宁区基层领导干部“能下”问题探索[D]. 王静.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