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拖拉机与农用运输车》2004年1~6期总索引(论文文献综述)
余美芳[1](2019)在《顺德区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及尾气后处理装置试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大气污染排放标准的提高和大气污染控制措施的实施,电厂、工业源和机动车等重点污染源的减排潜力不断下降,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排放问题日益凸显。准确量化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污染物排放量以及探讨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是制定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控制措施的基本依据。为此,本研究采用基于功率的排放因子法开发了2016年顺德区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清单,并基于蒙特卡罗法定量分析了排放清单结果的不确定性。其次,利用搭建的WRF-CMAQ空气质量模型体系模拟了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程度。此外,研究在筛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叉车、挖掘机和装载机各1辆)上加装尾气后处理装置并进行跟踪测试,探讨了后处理装置对车辆运行工况的影响以及对尾气烟度值的减排效果。结果表明:2016年顺德区非道路移动机械NOx、PM10、PM2.5、VOCs和CO的排放量分别为4350吨、411吨、390吨、560吨和2901吨。其中,NOx和PM2.5的排放量在顺德区人为源总排放量中的占比分别为16.1%和10.3%,表明非道路移动机械已经成为顺德区NOx和PM2.5的主要排放源之一。此外,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清单总量不确定性中NOx、PM10、PM2.5、VOCs和CO的不确定性范围分别为-26.4%32.6%、-34.3%46.4%、-33.9%45.9%、-34.2%47.3%和-49.4%82.9%。模型模拟结果表明,顺德区2016年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对NO2的生成为正贡献,且贡献大小呈现出季节差异,其中,10月份贡献最大而4月份贡献最小,分别为1.9 ug/m3和1.0 ug/m3,1月、4月、7月和10月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对PM2.5的生成贡献分别为0.2 ug/m3、0.2 ug/m3、0.3 ug/m3和0.3ug/m3。至于O3,在7月,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使其浓度上升了1.4 ug/m3,而在1月、4月和10月,由于光照不强不利于光化学反应,NOx的排放促进了NO对O3的滴定作用,反而使O3的浓度分别降低了1.6 ug/m3、2.1 ug/m3和1.2 ug/m3。最后,跟踪测试结果表明,安装后处理装置后,测试车辆均保持相对稳定的作业状态,其排气温度主要集中在后处理装置中的颗粒物发生氧化反应的最佳温度范围内,且排气背压对发动机性能影响不大,能够确保发动机的各项功能正常运行,此外,安装后处理装置6个月之后,叉车、挖掘机和装载机排气烟度值的减排效率分别达到88%、89%和83%,表明此装置对于车辆尾气烟度值的净化效果显着。
谢翔[2](2017)在《直过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 ——基于一个布朗族村寨的个案研究》文中提出直过民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并延续使用的特定集合概念。特殊的族群社会形态变迁、国家给予的系列专享扶持政策、较少的族群人口数量、长期滞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诸多充满原始氏族特征的族群文化事象和多为内陆沿边且偏远闭塞的族群生境等共性,使直过民族成为有别于诸多非直过民族的特殊存在。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是民族文化产业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对作为特殊存在的直过民族的文化现代建构加以关注和探讨,有助于充实直过民族研究从而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直过民族,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直过民族文化事象从而发掘其潜在的文化资本价值,有助于更加有效地探索直过民族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从而助力直过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对直过民族之一的布朗族一个村寨社区曼芽的个案研究,采取“模式”而非“典型”以及“过程”与“符号”相结合的研究视角,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场域理论和文化变迁理论等为指导,结合田野调查和文献查询等相关研究方法,依历史时期为序,首先从族群传统生计模式、社会组织结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和教育模式等方面展现布朗族在漫长历史时期中形成的传统文化及其突出的原初性、借取性等特征;其次,回顾“直接过渡”政策施行后国家力量对布朗族传统文化以消解和征用为主要方式的改造:再次,通过重点分析改革开放后的族群社会结构重组、经济发展影响下的族群文化自觉、并行教育模式中的族群文化再制、现代科技对族群文化的冲击和推促、族群精英在文化建构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族群“文化名片”布朗弹唱的存续发展状况,力图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作为符号的民族文化事象”和“作为过程的民族文化生活”的布朗族文化的现代建构,呈现一种直过民族中正在发生的族群文化现代建构“模式”,为直过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和未来变迁的研究提供一个真实的案例。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认为直过民族文化的存续历史是一个不断变迁和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着无数次对族群“传统”文化事象的选择、传承、重组和抛弃,从整体上呈现出“借取—消隐—再造”的建构轨迹。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前所未有的外来文化冲击,直过民族文化不会自动放弃自身的文化调适和更新机制,地方性知识与现代性诉求间的强大张力始终存在,只要其契合“文化传统”的建构依然还在继续,只要这种建构能被科学合理地加以引导并充分将潜在的后发优势转变为现实,那么,直过民族文化的未来将呈现的绝不是族群文化的终结,而将是作为文化变迁的积极形式呈现的不断建构,将是通过“和而不同”的族群特色文化建构,与其他民族文化并肩同道,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存续格局。
师丽娟[3](2016)在《中外农业工程学科发展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农业工程是将工程技术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农业生产、加工以及农村生活与生态环境维护和改善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工程技术对实现农业现代化起着重要作用。中外农业工程学科以其研究对象的相同而具有一定的共性,又因中国农业工程学科的形成与发展较晚而致中外学科所关注具体问题及发展阶段产生一定的差异。分析比较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农业工程学科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可为中国农业工程学科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为此,论文以中外农业工程学科历史演进为主线,从纵横两个维度对农业工程学科发展历程进行全方位研究,基于国内外学科发展规律,建构中国农业工程学科创新发展框架,为学科科研队伍建设与优秀人才培养提供支撑,以此推动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1)运用积累变革规范理论,系统分析了中外农业工程学科创建、发展及变革历程,归纳总结了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中外学科遵循相同的发展规律,学科发展过程呈现出周期性波浪式前进的态势,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2)运用内生型与外生型发展理论,分别对中外学科启动时间、形成条件、推动力量、发展路径等进行了分析与比较。研究表明,欧美农业工程学科属于先发内生型发展模式,中国农业工程学科属于后发创新型发展模式。(3)利用科学计量学方法与可视化知识图谱技术,从科学研究视角可视化揭示并比较分析了中外学科知识结构及其演化过程。研究表明,中外农业结构不同造就学科研究各有侧重;动力与机械等学科传统研究领域中外出现关注度相对下降现象;中国追赶国际学科前沿的步伐明显加快,但智能农业等新兴研究主题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中国学科创新动力虽明显加强,仍需在原始创新方面进行重点突破。(4)运用文献研究与实证分析方法,对中外学科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的发展与演变进行了分析和比较。结果表明,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两种模式的有机融合已成为必然趋势,中国农业工程学科应立足地域需求,创建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国外通识教育强调知识的广度,课程内容更趋多元化,国内则强调思想政治理论方面的教育。中国应通过强化基础理论教学,文理并重,积极推进通识教育课程改革。(5)探讨了中外高等工程教育最新变革趋势以及农业工程学科创新发展面临的环境。研究表明,中国“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与欧美CDIO工程教育模式指导思想高度一致,二者为农业工程学科创新发展提供了方向。农业工程学科的创新应遵循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实际工程为背景,以工程技术为主线,提高学生工程意识、工程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培养,通过深化企业与高校合作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黄儒毅[4](2013)在《手扶式双能源电动助力两轮车的设计与研究》文中提出在我国的广大丘陵山区,有些地方还沿用着传统的田间运输工具,如人力独轮车,双轮车等,这些工具有劳动强度较大,生产效率低等缺点。随着农业运输机械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的革新,人们开始探索手扶式双能源电动助力两轮车,试图较好地解决山地果园内部的物资运输问题。这种两轮车具有操作轻便、省力、地形适应性强等特点。论文课题在详细分析农业运输机械的国内外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针对山地果园农业运输的问题,提出了手扶式双能源电动助力两轮车的方案,以适应各种狭窄的路面状况,特别是果园运输。蓄电池和带ISG电机(Integrated Starter and Generator,起动发电一体机)的发动机作为动力源,驱动无刷直流电机运行,推动两轮车前进。两轮车手柄上的传感器检测人的推力,通过控制系统,控制电机转速,实现电动助力。论文课题对手扶式双能源电动助力两轮车的助力控制系统进行了设计与研究。在硬件电路设计上,选用了Microchip公司生产的dsPIC30F2010作为电机控制的主芯片和英飞凌公司生产的IKCS12F60F2A智能功率模块,主要实现对无刷直流电机的转速按照使用要求进行控制。在硬件设计上,设计完成了主电路,电流检测电路等相关电路。完成了抗干扰电路设计,很好地保证了控制器系统在工作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在软件设计时,主要完成了系统主程序、电机换向和调速子程序、电流检测程序、动力源切换程序等相关程序。试验测试表明:所设计研发的手扶式双能源电动助力两轮车基本能够实现预期设计功能。依据不同的负载,采集了助力的大小,进行了多组对比试验。手扶式双能源电动助力两轮车在进行物资运输时,电机工作正常,速度适中,能够实现智能电动助力,两种动力源的切换平稳可靠,操作便捷省力,各项指标合格。系统工作可靠稳定,基本完成了系统设计功能,达到了设计要求。
宋超[5](2007)在《建国初期中苏农业科学技术合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曾经走过一条辉煌灿烂的发展道路,其成就令西方世界望尘莫及。明清之后,封建政府保守传统,闭关自守,轻视科学技术,农业科技发展曲折,日趋落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侵入掠夺,战乱频繁,经济萧条。解放前夕,农业科技教育机构残缺,基本生产资料严重不足,农业再生产十分困难。苏联的经济、科技是从19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十月革命后,苏联在基础研究各学科几乎都有世界水平科学成果,建立了完善发达的农业科研、教育体系。至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农业科技居世界先进行列,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科学技术是在人类的共同努力、相互交流中发展起来的。国际科学技术合作是后进国家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中苏互助合作关系由来已久,不断发展。进入20世纪,由相互同情和支援,发展为友好、互助与同盟。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经济凋敝,灾害频仍,国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实行封锁、禁运政策和战争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同苏联进行全面经济技术合作。中苏农业科学技术合作具有良好的政治、经济、人文背景和多方面的优势与基础条件。中苏农业科技合作具有突出优势和既有基础。中苏比邻而居,山水相连,共同边界达7600多公里。两国文化相互交流与融通,文化异质性及其对合作影响较小。两国在同一纬度均有大面积国土和耕地,生态环境相同或相近,有利于农业品种引进和技术移植;同时,两国幅员辽阔,南北跨度大,生态环境复杂多样,种质资源丰富,互补性强,培育农业新品种条件得天独厚。在我国中苏边境省区引进使用拖拉机和半机械化农具最早。早在20世纪初,新疆、内蒙和黑龙江、吉林等地的边民就开始使用从苏联引进的拖拉机(火犁)和各类马拉农具。20世纪30、40年代,便与苏联开展了比较广泛的农业科技合作。例如,向苏联派遣留学生,聘请苏联专家,从苏联引进农业新品种和农机具,并大范围推广。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地区在推广使用苏联技术、良种、农业机械及农场建设、管理等方面为全国提供经验和示范。同时,一些合作项目被承接下来,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国际科学技术合作的途径是影响合作成效的关键。在中苏农业科学技术合作的11年间,随着两国外交关系及合作进程的发展,合作途径不断拓展。前期合作没有统一的组织协调机构,采取外交、外贸途径进行,以聘请专家、互遣留学生、交换实用的和传统的农业技术、相互引进和交换种子、苗木等为主要内容,基本属于互换型合作。中期合作则通过中苏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进行组织和协调,双方合作研究项目逐渐增多,合作模式开始由互换型向互补型转化。后期合作重点是围绕“122项协定”规定的项目,由双方共同进行科学研究。同时,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农业科研单位与苏联对口机构相继建立了直接联系,科研信息、书刊资料和试验材料能够及时交换,为提高合作科研效率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双方提出的项目内容来看,前期合作主要是解决我国生产中的技术问题,中后期则逐渐转向以增设新学科专业和“122项”合作科研为重点,如聘请师资、专家,派遣实习生、研究生等。苏方提出的项目,前期侧重于种质资源和我国传统农业技术方面的相关内容,中后期则逐渐转向以我国采用苏联技术的改进成果和新研究成果为主。这就是说,后期基本属于互补型合作。互补型合作层次更深,双方主要输出是智力资源。这是合作深化和发展的结果,标志着我国农业科技力量和科研水平逐步提高,与苏联差距不断缩小。互补性构成双方合作的基础,中苏农业科技合作对两国整体经济技术合作具有特殊意义。从两国整体合作来看,由于我国向苏联提出的项目以工业为主,并且数量多、任务重,几乎达到了苏方的最大承受能力,而苏方非常重视我国农业技术,提出的项目以农业为重点。为了“以农补工”,我国对苏联提出的农业项目尽可能给以满足。所以,就两国农业科技合作而言,中方承担苏方提出的项目比中方向苏方提出的要多。特别是后期,在苏方强调双方承担项目要尽可能均等的情况下,我国承担的农业项目更多。这是两国农业科技合作不断发展深入及合作途径不断拓宽的重要促成因素。建国初期中苏农业科学技术合作,采用了当代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常用的各种方式。这些方式包括:互派科学家、学者、专家、留学生;交换科技情报及文献;共同制定和执行计划与项目;共同研究、开发和试验,交换研究成果、交流科研经验;以及共同组织举办训练班、学术会议、成果展览会等。本文根据档案及其他有关资料对上述各种合作方式内容进行了细致研究。科技合作的目的在于引进对方国家科学技术,为我所用。苏联专家和留学生是传播科学技术的主要载体,在科技合作中作用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1948—1960年,农业部门聘请苏联专家共221人,派遣农科留苏学生253人,苏联派遣来华考察专家共95人,中方向苏联派遣考察人员335人。苏联专家的聘请、选派要求标准很高,审查严格。我国聘请苏联专家重点是为了发展高、精、尖、新的现代化技术以及培养高等院校开设新专业或新课程的师资。苏联专家具有顾问、专家的双重身份。他们以精深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务实的作风,在制订科学规划、科技教育和生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科技的灵魂在于开放。中苏专家互访与广泛交流,有助于加深合作,促进双方农业科技发展。留苏学生是经过严格的标准和程序选派的,苏联高等农业院校有100多所,他们集中在几所最优秀的院校,半数以上是在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和列宁格勒农学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苏农业科技合作为我国农业生产提供了现代先进技术和宝贵经验,实现了农业增产和植物病虫害、牧畜疫病的及时防治,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苏联引进的农业优良品种,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丰富了农业育种材料。例如,从苏联引入的棉花品种是一些地区20世纪50、60年代生产的主体品种,也是后来育成品种的主要遗传物质载体;利用引进品种和近代形成的杂种畜群,育成了一批畜牧新品种;一些在近代未能推广的农业技术得到提高完善和普及,如新疆细毛羊、卡拉库尔羔皮羊、伊犁白猪、苏白猪和家畜人工授精技术、青贮饲料技术等。通过中苏农业科技合作,增设新学科,培养人才,我国建立了现代农业科学的学科体系。留苏学生的专业有2/3属于农业基础科学,并侧重于新兴学科,如动植物生理、生化、生物物理等。这批留苏学生是我国农业科研、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学术队伍的领兵人。原子能农业利用是当时新设学科之一,其卓越成就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反响,已形成社会经济效益近60亿元。50年代初,从苏联引进的拖拉机和耕垦、耙耢、播种、中耕、收割、脱粒等15种主要农业机械,通过消化引进技术,50年代末全部实现国产化。截至1958年底,全国拖拉机总量由1949年的117台发展到45000台。由苏联提供全套农机设备,派来不同层次专家援建的国营友谊农场,是新中国第一个按照科学程序建立的大型机械化国营农场。它的建立,引入了土地规划技术和国营农场建设、管理的经验,培养了大批人才,为农业机械化起到了示范作用,达到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出粮食、出经验、出人才”的要求。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友谊农场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机械化农场和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建场以来生产粮食累计达百亿公斤,并形成了现代化大农业的独特经营模式,成为中国现代化农业的示范基地。中苏农业科技合作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行的双方输出、双向对流的互助合作,两国都是受益者。苏联从我国大量引进的传统农业技术、新技术成果和农业品种,对农业发展也产生了积极作用和影响。同时,中苏农业科技合作存在一些缺憾和负面影响,如高等农业教育全盘苏化的弊端,照搬苏联政治干预学术的做法,推行“米丘林学说”,限制摩尔根遗传学,以及文化传统的排异和固有局限也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但是,合作的积极意义是主要的。本研究认为,建国初期中苏农业科学技术合作的产生、发展与终结是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与影响的结果,具有一定历史必然性;这段合作历史对新中国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奠定了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和农业机械化的初步基础,对中国农业发展影响深远。
赵世秀[6](2021)在《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综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面对经济新常态的挑战,中央提出了供给侧、需求侧双向改革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制定了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其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优化资源要素配置,落实好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积极提升发展质量,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但“三农”问题和新型城镇化存在区域复杂性和差异性,黑龙江垦区作为中国最大的垦区,现代化大农业示范效应显着,农业占比高,城镇化过程具有特殊性。农业机械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到粮食安全,供、需双向改革,区域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利实现。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思路,综合农业系统工程、协同论、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对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研究。(1)建立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研究模型。在界定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按时序分析了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影响因素及存在的问题。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系统论等,结合黑龙江垦区的实际情况,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梳理了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机理,建立了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两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和系统耦合度模型。(2)综合评价黑龙江垦区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基于DPSIR概念模型,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五个维度,分别建立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加权平均法计算的线性模型得出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综合评价值从2004年的0.2增长到2018年的6.21,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值从2004年的0.19增长到2018年的1,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均呈现不断提升趋势,经济收入、农机动力、劳动生产率、人的文化素养等主要因素对各系统影响明显。在评价过程中,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主观权重,粒子群算法优化的投影寻踪模型计算客观权重,进而求得综合权重进行综合评价,使评价更高效、准确。(3)实证研究黑龙江垦区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动态发展关系。运用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VAR模型和生产函数模型,采用时间序列统计分析方法测算了农机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度、动态影响关系和贡献率。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结果显示:2018年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度达到优秀协调水平,两者间有着非常明显的互相影响关系,但耦合协调度显示,2004-2015年期间,农业机械化长期滞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2016-2018年,农业机械化出现加速发展,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2018年时,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近乎实现同步协调发展,但此时新型城镇化滞后于农机化发展。VAR模型实证得出:2004-2018年间,农机化对城镇化的平均贡献率为38.76%,城镇化对农机化的平均贡献率为53.77%。基于CD生产函数测算的2004年-2018年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平均值为28.78%。通过农机贡献率值和各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可以看出,近些年来黑龙江垦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与劳动力资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农业机械总动力,环保投入,基础设施投入要素有关,其中农业机械化的贡献最为明显。因此,为促进两系统优化协调发展,应在不断提升农机化发展层次的同时,重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4)根据区情提出促进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对策。为使农机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至2035年全面实现现代化,应在政策制度、社会经济发展、科技人才三方面制定有效策略。政策制度层面,建立健全产业支撑和社会服务管理制度,建立起与黑龙江垦区改革相适应的农业现代化产业支撑金融、服务、管理政策体系,发挥政府部门社会管理职能的优势,提高城镇治理水平和社会保障服务水平。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继续坚持发展现代化农业,发挥现代企业经管优势,促进农机智慧化升级发展,延展产业链推动农机制造业、服务业发展;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发挥特色城镇化集聚效应,加强城镇吸引力,促进城镇经济繁荣,发挥市场作用,促进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科技创新和人才育成方面,鼓励研发和创新,提升农机化高科技水平;培养具备现代农机技术的职业农民和引进高质素农机智慧化专业人才,形成人力资源、资金运用和产业发展进一步优化协调的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
张亮[7](2019)在《岭南传统农具探析》文中指出传统农具是农耕社会主要的生产生活工具,见证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历程。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传统农具在现实生活中逐渐减少甚至不断消失。因此对传统农具的研究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传统农具研究的文献非常丰富,但同时也存在着部分的不足之处,比如缺乏对岭南地区农具的单独研究。岭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形成了很多独特的风俗文化,同时伴随着各种具有地域特色的生产工具,本文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传统农具研究的难点之一是实物的收集。我校农博馆注重对农具的保护工作,近两年的时间里付出大量的劳力收集传统农具。这些收集到的农具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研究农具的材料、技术和工艺最宝贵的资料,文章将以此为重点对象进行展开个案研究。本文另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是岭南地区各地方方志。经过数据搜集,本文对方志中包含的农具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并且利用大数据思想对其计算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为:通过系统地研究岭南地区传统农具的整体情况,包括对岭南地区农具的分类整理、各种农具的发展演变,并在研究的过程中对农具的材料使用以及在农业劳作中的使用方式、使用效率进行详细的解读和对比,全面揭示岭南传统农具的类型、起源、演变、功用、制作、特色和价值,以及岭南传统农具在岭南农林牧副渔业发展中的作用。在明确的研究目的的指引下,本文采用了很多比较实用的研究方法。在查阅文献、书籍和各种论文时采用了文献研究法,之外还有去乡下访谈、博物馆参观等调查法和对比分析法等常规方法进行研究。由于本人系理科出身,对程序有所了解,因此采用了程序处理数据的方法。正文部分以个案研究为主,文章主要从岭南地区传统大田农具和岭南地区专门类农具两个大的门类入手,在传统大田农具分类中又细分为整地用具、播种用具、中耕用具、排灌用具、收获用具、加工运输及储藏用具和劳保类用具。在整地类用具中主要讲述了犁、牛轭、耕盘、耙、耖、搭、铲锹类和荡田器,在这些农具的讲述中,做到了详略得当,并与前人互补,如在犁的讲述中,省略掉前人已经研究过的部分,总体以简述为主。在耙、耖、锹、铲和荡田器等部分,适度的解读,达到文章主题“岭南传统农具探析”的基本目标。文章在播种农具、除草农具类别中,选取了个别的农具作为研究对象。排灌工具是前人研究的重点对象,特别是水车类农具,为避免重复,本文以研究戽斗为主,只对水车部分做了简要的说明。在收割工具类别中,禾刀、手捻刀与摘禾刀几乎是之前研究的空白,因此文章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在加工运输类农具中,以扁担和独轮车为主要研究对象,为了方便,最后把竹编类农具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第三章的研究以水产养殖类为主,第四章研究两种个案农具,公婆犁和踏犁。在个案农具研究之外,文章的主要价值体现在数据的收集与整理上,本文对与文章相关的各类农具数据进行了收集和处理,最后以程序的方式进行地理方位的展现,清晰准确的各种农具的分布情况。在附录中进行了程序处理,本文使用的统计分析工具主要是“jupyter notebook”,包含的库函数主要是“numpy”和“matplotlib”,使用的编程语言是“python”,最终以图形化的方式展现出农具的分布情况。由于很多方志的记载不够完整,如果直接显示分布就会出现很多空白,因此在图形化展示的过程中增加了预测算法。此算法使用了人工智能中聚类算法的思想。通过对各种材料的整理统计分析,利用程序的图形化展示,文章清晰地展现出了岭南地区传统农具的分布情况,再结合校农博馆收集到的实物对岭南地区的农具进一步的对比研究,全面展示岭南传统农具的类型、功用、演变、特色等,显现出传统农具的实用价值和历史价值。同时也体现了本文研究在学理上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姜璐[8](2019)在《青藏高原农村家庭能源消费与能源贫困研究 ——以青海省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家庭能源活动已经逐步成为区域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亦是能源地理和能源转型研究的前沿和热点。目前,家庭部门已成为能源需求和碳排放的主要贡献方,同时,面向家庭尺度的精准能源政策亦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调控工具。既有研究表明,家庭能源消费受收入水平、建筑特性、家庭属性、气候环境以及地方文化等多因素差异,因此迫切需要开展多时空背景下家庭能源消费调查,系统揭示区域家庭用能的基本模式,探究家庭能源消费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发掘家庭节能的潜力与主要障碍,有利于提升关于家庭能源消费情景的高精度阐释,并为走向可持续能源转型决策提供依据。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生态环境系统脆弱区和典型的文化多样区,因此立足青藏高原开展人地关系分析对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地域意义和科学及实践意义。本研究则以青海省为案例靶区,以家庭能源活动为主要对象,基于实地调研开展其家庭能源消费调查,通过开展农区、牧区、农牧区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的入户调查,建立区域和家庭尺度的家庭能源消费基础数据库,开展家庭能源消费结构、空间特征、多维效应及优化策略研究,认识青藏高原家庭能源活动和能源贫困情况。本研究系统回顾了家庭能源消费研究的国内外进展,构建了家庭能源消费文献综述分析框架,进而基于Citespace等文献计量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深度总结出国外家庭能源消费研究主题、主要特征及影响因素等,揭示中外家庭能源消费的行为过程及其驱动力,充分论证了本研究的相关科学问题及创新尝试,为问卷设计、实地调研和后续深度分析提供了基础支撑和指引。在文献综述基础上并结合青海省的环境地理及人文社会特征分析,设计完成了包含调研家庭基本情况、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和来源、家庭能源消费用途、能源效用和偏好、政策机制及效应、节能意识与行为调查等六部分86个具体问题的问卷,并对青海省8个市州、22个县区的498户家庭用能信息进行问卷调查;随后从牧区、农区、农牧交错区累计抽取50余个家庭开展实地访问,进而构建了基于青海省的青藏高原地区家庭能源消费活动基础数据库。基于上述数据库并结合统计年鉴及其他学者研究成果,本研究采用Tobit计量模型分析非商品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并通过研究家庭收入与能源消费支出关系,评估能源贫困程度;分区域开展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分析,结合青海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家庭收入分组,开展家庭能源消费用途量化、能源的可得性以及认知分析,系统阐明区域家庭能源消费的时空变化规律;计算家庭能源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量,研究家庭能源消费的环境效应和健康效应;应用物质流分析可视化软件,建立典型家庭的能源流模型,准确辨识家庭能源收集-消费-排放过程的关键行为,从时空视角探索家庭能源需求的数量和质量。研究发现:1)家庭收入、人口规模、能源可得性及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家庭能源消费的重要因素,而区域地理环境特征及资源禀赋则决定了家庭能源结构的基本特征,农区、牧区以及农牧交错区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存在空间差异,如牧区、农区和农牧交错区家庭用能中非商品能源占比分别为71.6%,49.6%和52.89%;牧区以畜粪(61.25%)为主要家庭能源;农区家庭以柴薪(31.9%)、秸秆(22.3%)为主,而农牧交错区则兼具二者特征,以煤炭(21.97%)、畜粪(21.11%)和薪柴(16.7%)为主;煤炭对非商品能源消费的替代作用显着低于沼气;交通用能已经成为家庭能源消费的主要增长点并呈现进一步增长趋势。2)青海的能源贫困表现为现代能源短缺而非能源可得性,由于现在能源供给不足,仍有超过50%的人口处于能源贫困,为实现家庭向现代能源转型,应提高现代能源在家庭能源消费中的比例,目前以收入贫困人群为主要对象的能源政策需要做出调整。3)相较于低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的能源消费种类更丰富,消费体量更多。在牧区,家庭能源消费结构转向多种能源组合,煤炭的消费比重增加,在能源用途上,平均每户家庭比农区和农牧交错区需要消费更多的能源满足取暖(2507 kgce)、炊事(2575 kgce)和交通(581 kgce)的用能需求;在农区,尽管电力是家庭认为最重要的能源,但电力使用在能源消费结构中仅占4%;在农牧交错区,受农业政策和牧业政策的双重影响,家庭能源消费转向以煤炭为主的多种能源组合结构。区域兼具不同文化,环境意识差异导致家庭能源消费存在差别;4)家庭能源消费的环境生态效应具有复合特征。牧区、农区和农牧交错区CO2人均年排放量分别为3857 kg、2977 kg、4119 kg,其次依次是CH4和NO2,牧区的CH4排放最大,增温效应明显。SO2是农牧区家庭能源消费主要产生的污染物,人均年排放量为12.98 kg,TSP是牧区家庭能源消费产生的最主要污染物,人均年排放量为20.12 kg。
孙晓飞[9](201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路运输政策演变研究(1979-)》文中研究说明交通运输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服务型产业,是维护经济运行与社会正常运转和协调发展的基本条件。公路运输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约着整个交通运输产业的效率,并影响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在公路、铁路、水路、民航、管道五大运输方式中,公路运输充分发挥了其他运输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对提高人民群众出行质量、改善生活面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反过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也对公路运输供给能力及服务水平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公路运输政策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协调参与公路运输活动的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为指导、规范公路运输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体制机制上的保证。因此深化对公路运输产业政策的研究,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更有深远的实践意义。本文将当代公路运输政策的演变历程置入中国公路运输发展的宏大背景下,展开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析。全文包括绪论、第一、二、三、四、五章以及结束语,共七部分。绪论首先对公路运输、道路运输、道路运政管理、公路运输管理、运输政策等概念定义及内涵进行了界定,然后分析了从历史角度研究公路运输政策的意义,详述了当前理论界在公路运输政策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果及研究不足,进而提出研究思路,并说明了本书创新之处,同时也分析了本文的不足之处及努力方向。第一章分中华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两个阶段,对改革开放以前公路运输政策的演变进行回顾,探讨政策制定实施的经验得失。第二章介绍了初步市场化进程阶段(1979-1991)公路运输政策转变的历史形势,从全面放开的市场准入、运输企业的全而改革、积极推进市场培育、市场监管政策的制度化等方面详细阐述了该阶段公路运输政策的具体内容、实施情况及对道路运输业和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并简要分析了政策的成效及不足。第三章介绍了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阶段(1992-2002)的公路运输政策制定实施的时代背景,从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及推行股份制改革、市场准入的从严、以优化为中心的运输结构调整、全方位的市场监管等方面阐释了该阶段公路运输政策的具体内容、实施措施,分析了上述政策对道路运输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最后简要评价了该阶段政策成效。第四章交代了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2003-)公路运输政策调整的社会背景,然后从市场准入退出机制的统筹考虑、运输结构的全方位和深层次调整、市场监管理念及措施的创新等方面论述了该阶段公路运输政策的主要内容、实施举措,分析了政策的实施对道路运输行业和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并对该阶段政策实施成效做了简短归纳。第五章归纳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公路运输政策的演变特点,,总结了当代公路运输政策制定实施的主要经验和教训,并结合行业发展实践提出了对今后10-20年公路运输政策应采取走向的一系列建议。结束语部分在全面分析政策演变特点及实施得失的基础上归纳出一系列结论:今后10-20年既是我国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的时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法制建设必须重视完整性、前瞻性及可操作性;在完善法制建设的基础上,公路运输政策应当更加注重政策的科学性、系统性;道路运输管理中,行政、经济、法律三种手段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应当把如何实现运输结构的科学调整作为今后政策完善的核心内容之一;解决现有公路运输政策的不足,不仅需要道路运输管理部门转变理念,更需要各级政府和交通主管部门转变理念,统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输发展,科学构建综合运输体系,指导道路运输行业走科学发展之路。
蔡立雄[10](2008)在《经济市场化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文中研究说明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变迁的基本方向是市场化。市场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包含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所有领域深刻变化,各种制度变迁是市场化动态演进的具体体现。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市场化水平不同,人的行为模式也不同,制度的形成来自于利益最大化的人的行为选择。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市场化发展与制度变迁的中介。本文综合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等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绩效进行系统的考察,探索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所带来各利益相关方行为的变化以及由此所诱发的农村制度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中总结农村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规律,为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1978年的中国农村制度变迁表面上是饥荒引起,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差异的存在,市场交易使这种差异显性化,为获取这种差异带来的潜在收益使制度变迁得以扩大和维持,这是农地制度变迁的个人需求因素。与此同时,集体化监督成本的高昂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下的低效率也使集体和国家有参与获取公共领域价格差的需求,这是农地制度变迁的组织和国家需求因素。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在于市场化条件使个人和组织的选择集合扩大、知识的增长、技术进步、组织成本改变与政治支持的变化使制度供给成本下降或收益增加。需求和供给的合力使制度变迁成为多方一致的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相对价格差异进而导致制度变迁,反过来制度变迁使生产要素从低收入领域转入高收入领域,形成正反馈促进了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从而推动中国农村市场经济进一步高级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不仅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而且由于各地区改革进程和发展条件的差异,各地区市场化水平是不平衡的,农村经济各部门、各方面的市场化进程也是不均衡的。市场化的演进不是单调递增或平滑演进,在某些时间会出现跳跃,如1998年与1997年相比,市场化指数净提高3.76%,在某些年份也可能出现指数下滑现象,如1999-2000年市场化下降了0.68%;各指标的市场化演进速度也是不同的,表现为非平衡性特征,农村经济的货币化水平较高,表现为高水平均衡;而农村中介组织的发展与政府职能转换和市场环境建设是农村市场化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对2002-2004年各地区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横向测度中发现: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普遍偏低,主要表现为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比较单一、乡镇企业发展不足、劳动力的市场化水平不高、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的发展有限、农村市场环境建设水平较低等;政府多予少取政策对农村市场化发展有重要作用,为此政府在推进农村市场化过程中应建立相应的支持机制。根据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理论,制度变迁表现为制度失衡与制度均衡交替出现的过程,当制度变迁发生时,旧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断,新制度的代替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和秩序,因而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表现为阶段性的跃进过程;由于路径依赖和知识积累、集体学习的渐进性与持续性,制度变迁条件的积累与局部的小规模的制度变迁可能是一个渐进的持续的过程。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个阶段性与连续性同时并存的过程。农业是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的产业,它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土地、气候等自然环境,具有在一个比较广阔的空间内分散分布和多变性的特征,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过程必须适应自然力作用过程,农业的产业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的制度或组织特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经济组织主要包括家庭、合作经济组织和非合作性经济组织,家庭是农业生产的最基本组织形式;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兴起是农户为应对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的一种制度创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生产物;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户基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为削弱工业对农村的产品垄断而产生的又一种经济组织。对农村经济市场化与制度变迁绩效的基本衡量标准是帕累托标准,它更强调是农户在市场化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绝对收益地位的改善,可以分成两个维度进行测量,一个效率维度,二是公平维度。在利用前沿生产函数对第一产业生产效率的衡量中,本文发现,市场化对第一产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起主要作用,而教育因素与技术效率的改进无明显相关。在对公平的测算中,从绝对收益的改善上看,农户的收入水平提高与市场化水平有正相关关系,农村市场化的发展还大量减少了农村的绝对贫困化程度;从农村居民的相对收入差距看,农村市场化的发展在初期缩小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而在市场化发展的中后期,扩大了农村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教育性因素与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提高有正相关关系,越是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工资与教育的相互诱致机制越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经济市场化发展到较高级阶段所进行的又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市场化发展使农村居民的收入预期发生变化、各经济主体对风险的防范要求更强烈、对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有更高的期待,由此诱致相对价格变化,使制度变迁成为多方一致的意愿,而经济的发展、知识的积累、加入WTO所产生的倒逼机制使这种变迁成为可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是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多方利益一致的结果,在实施过程中特别要尊重农民的意愿,按农业、农村发展规律办事,顺势而为,防止这场变迁落入高成本、低收益的强制性变迁陷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关键在于培育更高级的市场经济主体——新农民和农村新型经济组织。
二、《拖拉机与农用运输车》2004年1~6期总索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拖拉机与农用运输车》2004年1~6期总索引(论文提纲范文)
(1)顺德区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及尾气后处理装置试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现状及国内外发展动态 |
1.2.1 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清单研究进展 |
1.2.2 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对空气质量影响的研究进展 |
1.2.3 非道路机械排放控制技术研究进展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主要研究内容 |
1.4 研究技术路线与方法 |
1.5 论文组织架构 |
第二章 顺德区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清单估算方法建立 |
2.1 排放源分类系统的构建 |
2.2 清单计算方法建立 |
2.2.1 工程机械 |
2.2.2 农业机械 |
2.3 保有量及活动水平信息获取与来源 |
2.3.1 保有量统计 |
2.3.2 其他活动水平数据 |
2.4 排放因子选取 |
2.5 不确定性分析方法 |
2.6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顺德区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清单及不确定性分析 |
3.1 清单结果及不确定性分析 |
3.1.1 非道路移动机械清单结果 |
3.1.2 清单不确定性分析 |
3.2 贡献特征分析 |
3.2.1 不同机械类型的贡献特征 |
3.2.2 不同镇街的贡献特征 |
3.3 时空特征分析 |
3.3.1 时间特征分析 |
3.3.2 空间特征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顺德区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对空气质量影响评估 |
4.1 研究区域及空气质量模拟体系搭建 |
4.1.1 研究区域 |
4.1.2 模型参数设置 |
4.1.3 模型输入排放清单来源 |
4.2 模型模拟结果验证 |
4.3 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对空气质量影响模拟 |
4.3.1 情景方案设定 |
4.3.2 情景模拟结果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顺德区非道路移动机械尾气后处理装置试验研究 |
5.1 后处理装置及在线监控管理平台 |
5.1.1 柴油氧化催化器 |
5.1.2 柴油催化型颗粒捕集器 |
5.1.3 尾气后处理装置在线监控管理平台 |
5.2 试验方法、车辆、仪器 |
5.2.1 试验方法 |
5.2.2 测试车辆 |
5.2.3 测试方法及标准 |
5.2.4 测试设备仪器 |
5.3 跟踪测试结果分析 |
5.3.1 运行时间 |
5.3.2 排气温度 |
5.3.3 排气背压 |
5.3.4 烟度值 |
5.4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2)直过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 ——基于一个布朗族村寨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视角 |
三、理论运用 |
四、研究方法 |
五、相关研究综述 |
六、田野点概况 |
第一章 布朗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及特征 |
第一节 布朗族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延续 |
第二节 布朗族传统文化的特征 |
第二章 “直接过渡”与布朗族文化变迁 |
第一节 布朗族的“直接过渡” |
第二节 国家力量对布朗族传统文化的改造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布朗族文化的建构 |
第一节 新时期的族群社会结构重组 |
第二节 经济发展与族群文化自觉 |
第三节 教育并行模式与族群文化再制 |
第四节 现代科技对族群文化的冲击和推促 |
第五节 族群精英在族群文化建构中的作用 |
第四章 族群“文化名片”——布朗弹唱 |
第一节 布朗弹唱的历史源流 |
第二节 布朗弹唱的现代建构 |
第三节 民族文化产业视角下的布朗弹唱 |
结语 |
一、直过民族文化的建构轨迹 |
二、直过民族文化现代建构的路径思考 |
附录 |
一、图片索引 |
二、表格索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中外农业工程学科发展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d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1.4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相关理论述评 |
2.1 积累与变革规范 |
2.2 内生型与外生型发展理论 |
2.3 科学计量学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学科发展模式与规律 |
3.1 农业工程学科的缘起 |
3.2 学科发展阶段性特征 |
3.3 学科发展模式及演进规律 |
3.4 学科发展模式比较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基于科学研究视角的学科知识结构演化 |
4.1 数据获取与分析方法 |
4.2 国外可视化结果与分析 |
4.3 国内可视化结果与分析 |
4.4 中外知识结构演化之比较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学科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的演变 |
5.1 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 |
5.2 中国农业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 |
5.3 中外农业工程课程体系之变迁 |
5.4 中外农业工程课程体系比较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农业工程高等教育的创新与发展 |
6.1 学科专业、学位制度及专业认证 |
6.2 欧美CDIO工程教育模式 |
6.3 中国特色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 |
6.4 中国农业工程高等教育的创新与变革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进一步研究设想 |
7.1 主要结论 |
7.2 创新之处 |
7.3 研究不足和进一步研究设想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作者简介 |
(4)手扶式双能源电动助力两轮车的设计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文献综述 |
1.1 农业运输机械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1.1.1 农业运输车的定义 |
1.1.2 农业运输车的国内研究现状 |
1.1.3 农业运输车的国外研究现状 |
1.1.4 农业运输车的发展趋势 |
1.2 山地果园运输机械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
1.2.1 山地果园运输机械国内的研究现状 |
1.2.2 山地果园运输机械国外的研究现状 |
1.2.3 山地果园运输机械的发展趋势 |
第2章 绪论 |
2.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2.2 研究范围和内容 |
第3章 手扶式双能源电动助力两轮车的总体设计 |
3.1 手扶式双能源电动助力两轮车的机械机构总体设计 |
3.2 手扶式双能源电动助力两轮车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原理 |
3.2.1 ISG电机 |
3.2.2 手柄推力检测传感器 |
3.3 手扶式双能源电动助力两轮车的电机控制系统 |
3.3.1 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系统的原理 |
3.3.2 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系统的转子位置传感器 |
第4章 电动助力两轮车控制器的硬件设计 |
4.1 控制器系统总体结构 |
4.2 主控芯片的选用 |
4.2.1 dsPIC30F2010单片机的特点 |
4.2.2 dsPIC30F2010芯片的内部框图和引脚图 |
4.3 主电路设计 |
4.4 智能功率模块的选用 |
4.5 电源电路和复位电路的设计 |
4.5.1 电源电路的设计 |
4.5.2 复位电路的设计 |
4.6 霍尔信号采集电路 |
4.7 电流检测电路 |
4.8 蓄电池充电电路 |
4.9 手柄传感器检测电路 |
4.10 硬件抗干扰措施 |
4.10.1 确的选取元器件 |
4.10.2 正确使用元器件 |
4.10.3 线路板设计 |
第5章 系统的软件设计 |
5.1 软件开发环境介绍 |
5.2 系统主程序设计 |
5.2.1 各模块初始化 |
5.2.2 主程序设计 |
5.3 电子换相程序设计 |
5.4 电机调速的程序设计 |
5.5 动力源切换程序 |
5.6 系统软件运行可靠性分析 |
第6章 系统调试与结果分析 |
6.1 实验条件与设备 |
6.2 电机霍尔位置传感器波形图 |
6.3 车速与推力关系实验 |
6.4 手柄传感器检测的推力与检测电压之间的标定 |
6.5 手柄推力与电机功率的关系 |
第7章 结论及建议 |
7.1 结论 |
7.2 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一览表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申请的发明专利 |
(5)建国初期中苏农业科学技术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一、中苏关系研究概况 |
二、中苏经济技术合作研究概述 |
第三节 论文的结构与主要内容 |
一、研究内容界定 |
二、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
二、论文的学术创新点 |
三、论文的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中苏农业科技合作的历史背景 |
第一节 近代中国农业科技概况 |
一、曲折发展与相对落后 |
二、农业生产力遭到破坏 |
第二节 20世纪上半叶苏联的农业与科技 |
一、苏联农业概况 |
二、苏联科技实力 |
三、苏联农业科技、教育和机械化水平 |
第三节 中苏结盟与经济技术合作 |
一、从相互同情与支援到互助结盟 |
二、中苏结盟与经济技术合作 |
第二章 中苏农业科技合作的优势和基础 |
第一节 中苏农业科技合作的文化基础 |
一、文化异质与认同对国际合作的影响 |
二、中苏文化融通与认同的历史必然性 |
三、中苏两国文化交流、融通与认同 |
第二节 中苏农业科技合作的地缘优势 |
一、农业引种和育种的地理区位优势 |
二、农业科技合作的边境优势 |
第三节 建国前中苏(俄)农业科技合作 |
一、农业技术引进与推广 |
二、农业优良品种引进与推广 |
三、农机具引进与应用 |
四、农科留苏教育 |
第三章 中苏农业科技合作的途径 |
第一节 前期合作的外交途径 |
一、建国初期我国科技外事工作的管理体制 |
二、农业科技合作外交途径的形成 |
三、外交途径实现的外贸方式 |
第二节 建立科技合作的专门机构 |
一、中国科技界在苏联的对口考察及其意义 |
二、签署《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
三、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建立 |
四、中苏农业科技合作的发展 |
第三节 共同制定并实施农业“122项”科研计划 |
一、《十二年科学规划》与农业科技 |
二、《十二年科学规划》与“122项”协定 |
三、农业“122项”协定的实施 |
第四节 中苏对口农业机构的直接联系 |
一、中苏农业部之间的直接联系 |
二、中苏两国农业科学院之间的直接联系 |
三、其他对口农业科研机构的直接联系 |
四、中苏高等农业院校的直接联系 |
第四章 中苏农业科技合作的方式与内容 |
第一节 聘请顾问和专家 |
一、苏联专家的规模 |
二、苏联专家的部门分布及工作特点 |
三、选派与聘请苏联专家的要求 |
四、聘请苏联专家的补偿与生活待遇 |
五、各合作阶段中苏政策调整及其影响 |
第二节 互派留学生 |
一、向苏联派遣农科留学生的意义 |
二、派遣留苏农科学生的严格选拔 |
三、农科留苏学生的派遣规模 |
四、农科留苏学生的培养 |
第三节 专家互访与交流 |
一、中国专家对苏联的农业考察 |
二、苏联专家对中国的农业考察 |
第四节 相互引进和交换农业良种 |
一、中国从苏联引入的农业良种 |
二、苏联从中国引进农业良种和技术概况 |
第五节 中国从苏联引进的农机具 |
一、新式农具引进 |
二、农业机械引进 |
第五章 中苏农业科技合作的积极意义 |
第一节 为中国发展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持 |
一、先进技术与提高农业产量 |
二、有效防治植物病虫害和家畜疫病 |
第二节 种质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家畜育种的成效 |
一、种质资源的收集保护和利用的成效 |
二、家畜育种的主要成效 |
第三节 促进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科教事业 |
一、增设新的学科专业 |
二、培养现代农业科技人才 |
第四节 实现进口农机国产化 |
一、仿制改进与机引农业机械国产化 |
二、技术引进消化与拖拉机制造业发展 |
第五节 国营友谊农场建立和发展的示范作用 |
一、土地规划学科的引入与技术传播 |
二、学习和消化先进农业科技知识 |
三、输出农业科技人才和技术 |
四、友谊农场发展与农业现代化 |
第六章 中苏农业科技合作的缺憾及其影响 |
第一节 中苏农业科技合作的文化传统制约 |
一、中苏(俄)文化传统的差异 |
二、文化传统的撞击与排异 |
三、中国文化传统固有局限对合作的制约 |
第二节 中苏农业科技合作的缺憾 |
一、有些项目合作缺乏计划性 |
二、引进消化技术存在一定不足 |
三、全盘引进与照搬苏联高等农业教育模式 |
第三节 政治因素对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 |
一、“米丘林学说”的传播及负面作用 |
二、“大跃进”运动对合作科研和留苏教育的影响 |
三、政治分歧与苏联后期合作的退缩 |
结语 中苏农业科技合作的动因、机制与终结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建国初期中苏农业学技术合作应聘来华工作的部分苏联专家名单 |
二、1953——1965年留苏农科研究生、进修生、实习生分专业人数统计表 |
三、1954年苏联赠送给中国建立大型国营机械化农场的农机设备清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综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1.1 研究目的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存在的问题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1.4.1 研究目标 |
1.4.2 研究内容 |
1.4.3 技术路线 |
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分析 |
2.1 黑龙江垦区概况及特点 |
2.1.1 黑龙江垦区概况 |
2.1.2 黑龙江垦区特点 |
2.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发展进程分析 |
2.2.1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发展历程 |
2.2.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发展影响因素 |
2.2.3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存在的问题 |
2.3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分析 |
2.3.1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历程 |
2.3.2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影响因素 |
2.3.3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存在的问题 |
2.4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机理 |
2.4.1 发达国家农业机械化与城镇化互动经验借鉴 |
2.4.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过程 |
2.4.3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系统模型 |
2.5 本章小结 |
3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 |
3.1 评价模型 |
3.1.1 DPSIR概念模型 |
3.1.2 DPSIR模型逻辑关系分析 |
3.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3.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3.2.2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
3.2.3 评价指标体系 |
3.3 权重的计算方法 |
3.3.1 主观权重的确定 |
3.3.2 客观权重的确定 |
3.3.3 综合权重计算 |
3.4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综合评价 |
3.4.1 评价指标有效性分析 |
3.4.2 计算权重 |
3.4.3 黑龙江垦区农机化发展状态评价 |
3.5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评价 |
3.5.1 评价指标有效性分析 |
3.5.2 计算权重 |
3.5.3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状态评价 |
3.6 本章小结 |
4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度测评及影响关系分析 |
4.1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度测评 |
4.1.1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测算 |
4.1.2 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4.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实证 |
4.2.1 计量模型说明 |
4.2.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实证 |
4.3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对新型城镇化增量贡献测评 |
4.3.1 农业机械化对新型城镇化增量贡献理论基础 |
4.3.2 黑龙江省垦区农业机械化对新型城镇化增量贡献实证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5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策略 |
5.1 制度机制改革策略 |
5.1.1 完善城乡一体化各项管理制度 |
5.1.2 改革优化相关主体职能 |
5.1.3 深化农垦改革落实产业发展政策 |
5.2 社会经济发展策略 |
5.2.1 发展垦区特色新型城镇化策略 |
5.2.2 差异化可持续发展农业机械化 |
5.2.3 优化产业结构升级 |
5.3 科技人才策略 |
5.3.1 注重人才培养与引进 |
5.3.2 加快农机化技术创新应用 |
5.4 本章小结 |
6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 |
6.2 创新点 |
6.3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个人简历 |
(7)岭南传统农具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序言 |
1.1 研究的背景和研究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3 相关文献与研究方法 |
1.4 数据处理中的小问题 |
1.4.1 数据排序问题 |
1.4.2 用途不明现象 |
1.4.3 传统与非传统界定问题 |
2 岭南传统大田农具 |
2.1 整地农具 |
2.1.1 整地农具简要分析 |
2.1.2 犁 |
2.1.3 牛轭、耕盘 |
2.1.4 耙、搭、耖 |
2.1.5 铁铲、木柄铁锹 |
2.1.6 荡田器 |
2.2 播种用具 |
2.2.1 播种农具简要分析 |
2.2.2 秧铲 |
2.3 中耕用具 |
2.3.1 中耕农具简要分析 |
2.3.2 中耕除草机 |
2.3.3 锄 |
2.4 排灌用具 |
2.4.1 排灌用具简述 |
2.4.2 戽斗 |
2.5 收获用具 |
2.5.1 收获工具简述 |
2.5.2 禾刀、手捻刀、摘禾刀、镰刀 |
2.6 加工运输及储藏用具 |
2.6.1 加工运输及储藏用具简述 |
2.6.2 加工运输及储藏用具数据集 |
2.6.3 扁担 |
2.6.4 独轮车 |
2.6.5 竹篮类用具 |
2.6.6 竹匾、竹初籭 |
2.6.7 竹砻 |
2.7 劳保类用具 |
2.7.1 劳保工具简述 |
2.7.2 秧凳、秧马、秧船 |
3 岭南地区专门类农具 |
3.1 果蔬类农具 |
3.1.1 果蔬类农具简析 |
3.1.2 果蔬类农具数据 |
3.1.3 秧梳、除虫梳 |
3.2 林业用具 |
3.2.1 林业用具简析 |
3.2.2 林业用具数据与个案 |
3.3 蚕桑类用具 |
3.3.1 蚕桑类用具简析 |
3.3.2 蚕桑类用具数据 |
3.3.3 竹花簇 |
3.4 养殖及捕捞业用具 |
3.4.1 养殖业用具简析 |
3.4.2 养殖业用具数据 |
3.4.3 鱼叉、鱼劈 |
3.4.4 鱼篓、筛、笼等渔具 |
4 岭南地区个别农具个案研究 |
4.1 公婆犁 |
4.2 (岭南)踏犁 |
5 结语和讨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 岭南农具分布显示程序 |
附录2 学校农业博物馆数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8)青藏高原农村家庭能源消费与能源贫困研究 ——以青海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应对气候变化与区域环境治理的共同需求 |
1.1.2 可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需求 |
1.1.3 家庭尺度是能源地理研究精细化的必然趋势 |
1.2 研究意义与关键问题 |
1.2.1 研究意义 |
1.2.2 关键问题 |
1.3 研究内容与理论方法 |
1.3.1 框架结构 |
1.3.2 理论基础 |
1.3.3 研究方法 |
1.3.4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研究进展与综述 |
2.1 中国家庭能源研究进展及述评 |
2.1.1 研究主题与热点 |
2.1.2 家庭能源消费特征及其趋势 |
2.1.3 家庭能源消费的环境效应 |
2.1.4 家庭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 |
2.1.5 中国家庭能源转型政策 |
2.2 国际家庭能源消费研究进展与述评 |
2.2.1 家庭能源消费研究热点及其主题 |
2.2.2 发达国家家庭能源消费特征及其趋势 |
2.2.3 家庭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 |
2.2.4 家庭能源消费的环境效应 |
2.3 国内外家庭能源消费研究对比及启示 |
2.3.1 家庭能源消费特征差异 |
2.3.2 家庭能源消费影响因素差异 |
第三章 研究区概况和数据采集 |
3.1 青藏高原区情概述 |
3.2 研究靶区概况及能源地理特征 |
3.2.1 自然地理特征 |
3.2.2 社会经济特征 |
3.2.3 自然资源概况 |
3.2.4 民族文化特征 |
3.3 数据采集过程及处理 |
3.3.1 数据采集步骤 |
3.3.2 数据标准化及预处理 |
第四章 能源消费结构与能源贫困评估 |
4.1 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及影响因素 |
4.1.1 家庭能源消费结构 |
4.1.2 家庭能源用途及其分布 |
4.1.3 非商品能源需求的影响因素 |
4.2 能源贫困内涵与方法 |
4.2.1 能源贫困内涵 |
4.2.2 能源贫困测量方法 |
4.3 青海省能源贫困测量 |
4.3.1 基于现实情景 |
4.3.2 基于以电取代固体能源的情景 |
4.3.3 能源贫困和收入贫困 |
4.4 小结 |
第五章 家庭能源消费的空间分异特征 |
5.1 牧区家庭能源消费活动特征 |
5.1.1 家庭能源消费结构 |
5.1.2 家庭能源用途量化 |
5.1.3 家庭能源重要性认知分析 |
5.1.4 家庭能源可得性分析 |
5.2 农区家庭能源消费活动特征 |
5.2.1 家庭能源消费结构特征 |
5.2.2 家庭能源用途量化 |
5.2.3 家庭能源重要性认知分析 |
5.2.4 家庭能源可得性分析 |
5.3 农牧交错区家庭能源消费活动特征 |
5.3.1 家庭能源消费结构 |
5.3.2 家庭能源用途量化分析 |
5.3.3 家庭能源重要性认知分析 |
5.3.4 家庭能源可得性分析 |
5.4 家庭用能结构空间比较(交通用能) |
5.4.1 出行交通方式 |
5.4.2 交通用能结构 |
5.4.3 节能政策响应 |
5.5 小结 |
第六章 家庭能源消费环境效应分析 |
6.1 环境效应机理及排放测算 |
6.2 总体分析 |
6.3 空间对比分析 |
6.4 小结 |
第七章 典型家庭能源消费物质流建模 |
7.1 牧区典型家庭能源活动建模分析 |
7.2 农区典型家庭能源活动建模分析 |
7.3 农牧交错区典型家庭能源活动建模分析 |
7.4 小结 |
第八章 家庭能源消费优化策略 |
8.1 加强政策制定,夯实数据统计 |
8.1.1 分区制定政策 |
8.1.2 加强生活能源消费统计工作 |
8.1.3 加强交通部门能源政策制定 |
8.2 优化炉灶设备,改造住宅外墙 |
8.2.1 优化炉灶设备 |
8.2.2 改造住宅外墙 |
8.3 推广清洁能源,缓解能源贫困 |
8.3.1 扩大太阳能应用方式 |
8.3.2 提高沼气利用技术 |
8.3.3 倡导清洁能源消费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1.1 青海家庭能源消费特征及能源贫困评估 |
9.1.2 牧区家庭能源消费结构特征 |
9.1.3 农区家庭能源消费结构特征 |
9.1.4 农牧交错区家庭能源消费结构特征 |
9.1.5 家庭能源消费环境效应空间特征 |
9.1.6 家庭能源消费优化策略 |
9.2 创新点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问卷信息 |
附录2 半结构式访谈提纲 |
附录3 调研实图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路运输政策演变研究(197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概念说明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 |
四、公路运输历史沿革概况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前公路运输政策的回顾(1978年以前)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公路运输政策(1912-1949) |
一、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 |
二、公路运输政策的构成 |
(一) 由宽趋严的市场准入 |
(二) 以兴办公路联运为特点的运输组织政策 |
(三) 市场监管政策由缺失到初步规范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公路运输政策(1950-1978) |
一、计划经济体制形成阶段的公路运输政策(1950-1965) |
(一) 影响政策的政治经济因素 |
(二) 建国初期运力的恢复及企业管理的加强 |
(三) 运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及调整 |
(四) 逐步封闭的市场准入 |
(五) 运输结构的重新构建 |
(六) 市场监管的推陈出新 |
二、计划经济体制趋于僵化阶段的公路运输政策(1966-1978年) |
(一) 特殊社会因素对政策的不利影响 |
(二) 运力结构的顾此失彼 |
(三) 市场监管机制由破坏到有限恢复 |
第二章 初步市场化进程中的公路运输政策(1979-1991) |
第一节 政策转变的历史形势 |
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 |
二、国家对发展交通的高度重视 |
三、管理体制由政企合一到逐步分离的适时转变 |
第二节 全面放开的市场准入 |
一、客货运市场对各种经济成分全面放开 |
二、相关业务市场实行开放 |
第三节 运输企业的全面改革 |
一、实行放权减税让利 |
二、积极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
三、开展企业内部配套改革 |
四、发展多种形式的横向联合 |
五、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
第四节 积极推进市场培育 |
一、经营主体的多元化 |
二、运力结构的优化 |
三、运输经营方式的多样化 |
四、运输组织的合理化 |
五、站场加大建设力度及向社会全面开放 |
第五节 市场监管政策的制度化 |
一、适应供求关系变化的运价管理 |
二、面向全行业的车辆技术管理 |
三、由多头管理到分工管理的安全监管 |
四、维护市场秩序的治理整顿 |
五、以管理和技术性节能为主,结构性节能为辅 |
小结 |
第三章 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阶段的公路运输政策(1992-2002) |
第一节 政策制定实施的时代背景 |
一、市场经济战略目标的确定 |
二、公路基础建设的飞速发展 |
三、行业管理理念及方式的根本转变 |
第二节 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及推行股份制改革 |
一、引导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扩大经营权 |
二、推行股份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三、加强企业质量管理 |
第三节 市场准入的从严 |
一、客运市场的严格准入及退出机制的探索 |
二、加强规范的货运市场准入 |
三、引进外资由侧重立项审批到规范外资经营的转变 |
第四节 以优化为中心的运输结构调整 |
一、推进运输主体的规模化 |
二、引导运力结构调整 |
三、促进运输经营结构调整 |
四、推动运输组织结构调整 |
五、重视站场投资、布局及经营结构调整 |
第五节 全方位的市场监管 |
一、积极适应市场规律的运价管理 |
二、加强车辆技术管理 |
三、积极探索安全管理新的体制机制 |
四、开始建立从业资格制度 |
五、深入开展道路运输市场整顿治理 |
六、侧重节能法规标准建设及产品监测认证推广 |
小结 |
第四章 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的公路运输政策(2003-) |
第一节 政策调整的社会背景 |
一、发展观念的转变 |
二、法制建设的深入 |
三、交通体制的重大改革 |
第二节 市场准入退出机制的统筹考虑 |
一、加快线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
二、严格设定准入条件及经营期限 |
三、规范外资引进 |
四、积极推行质量信誉考核,健全市场退出机制 |
第三节 运输结构的全方位、深层次调整 |
一、推进集约化、规模化的企业组织结构调整 |
二、实行多样化的运力结构调整 |
三、进一步细化经营方式的运输经营结构调整 |
四、重视合理化的运输组织结构调整 |
五、加大站场投资力度,重视布局规划 |
第四节 市场监管理念及措施的创新 |
一、市场整顿长效机制的建立 |
二、紧密联系成品油价的运价管理 |
三、以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为重点的技术管理 |
四、安全监督管理职能的强化 |
五、逐步建立治理超限超载工作长效机制 |
六、加快构建职业资格体系 |
七、结构、技术、管理并重,节能与减排结合 |
小结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公路运输政策经验教训及建议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公路运输政策制定实施的经验教训 |
一、各类公路运输政策的演变特点 |
二、公路运输政策制定实施的经验 |
三、公路运输政策教训及不足分析 |
第二节 公路运输主要政策走向建议 |
一、加快结构调整升级步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二、健全市场准入退出机制,全面推进诚信体系建设 |
三、统筹城乡道路客运协调发展 |
四、建立以市场定价为主的价格形成体系 |
五、推进安全监管常态化、规范化、标准化 |
六、建立节能减排长效机制,推动两型社会建设 |
七、全面推行职业资格制度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1949-2008年全国道路运输行业统计数据表 |
附录2: 文中表格索引 |
附录3: 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大事记要(2003.1-2009.7) |
后记 |
(10)经济市场化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逻辑思路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逻辑思路 |
1.2 相关概念 |
1.2.1 制度 |
1.2.2 制度安排、制度结构 |
1.2.3 制度均衡、制度非均衡与制度变迁 |
1.2.4 农户 |
1.2.5 经济市场化 |
1.3 基本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结构安排 |
1.4 主要研究方法 |
1.5 本文主要的创新点与不足 |
1.5.1 主要的创新点 |
1.5.2 不足之处 2 制度经济学及其对农村制度变迁的理论解释——文献评述 |
2.1 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 |
2.2 制度的经济功能 |
2.3 制度产生与演化的逻辑 |
2.3.1 制度是如何产生的 |
2.3.2 制度为何而产生 |
2.3.3 制度变迁的一般知识基础 |
2.3.4 制度变迁的主体与模式 |
2.3.5 制度变迁的原因与动力 |
2.3.6 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 |
2.3.7 制度变迁的方式 |
2.3.8 制度变迁的过程、时滞与路径依赖 |
2.4 制度经济学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理论中运用和发展 |
2.5 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农村制度变迁中运用和发展 |
2.5.1 关于农户行为的研究 |
2.5.2 制度变迁依据的研究 |
2.5.3 制度变迁效率的研究 |
2.6 现有研究的不足 3 市场化、价格差异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 |
3.1 经济市场化及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3.1.1 经济市场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
3.1.2 经济市场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3.2 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市场化发展与制度变迁的中介 |
3.2.1 市场化的发展改变了要素或产品的时间、空间等方面的相对价格 |
3.2.2 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 |
3.3 在转型经济中,政府是制度变迁的第一驱动力和保障力量 |
3.4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的理论考察 |
3.4.1 市场化与农村制度变迁:过程描述与理论解析 |
3.4.2 市场化与农村制度变迁:比较与分析 4 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发展的测度 |
4.1 现有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测度的研究评述 |
4.1.1 市场化水平测度的理论 |
4.1.2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测度研究的进展 |
4.1.3 目前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定量分析的主要成就与不足 |
4.2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的指标体系构建 |
4.2.1 主要经济指标选取 |
4.2.2 各项经济指标的分值分配及计算方法 |
4.3 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的具体计算方法 |
4.4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的测定(1996-2005年) |
4.5 2004年各地区农村经济市场化的相对进程 5 中国农村市场化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分析 |
5.1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演进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 |
5.1.1 农村市场化的启动阶段(1978-1984年) |
5.1.2 大力引进市场经营机制阶段(1985-1988年) |
5.1.3 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徘徊阶段(1989-1991年) |
5.1.4 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阶段(1992-2000年) |
5.1.5 农村市场化的深化与完善阶段(2001年至今) |
5.2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与制度变迁的主要成就与不足 |
5.2.1 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5.2.2 农村市场化与制度变迁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变迁方向 6 中国农村经济主体的行为分析与制度选择 |
6.1 人的行为与制度的起源和变迁的一般描述 |
6.1.1 制度人的行为假设 |
6.1.2 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制度的起源与变迁 |
6.1.3 制度约束下的人的行为 |
6.2 农地产权制度和经营制度可能选择集与收益成本分析 |
6.2.1 农业的制度属性 |
6.2.2 农地产权制度 |
6.2.3 农地经营制度 |
6.3 中国农村经济主体的制度选择与行为 |
6.3.1 农户的制度选择与行为 |
6.3.2 农村经济组织的制度选择与行为 |
6.3.3 政府的农村制度选择与行为 |
6.3.4 中国农村制度中利益冲突与协调 7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供求分析 |
7.1 主要新制度经济学家关于制度供求的基本理论 |
7.2 影响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需求因素分析 |
7.2.1 市场规模的变化 |
7.2.2 技术进步 |
7.2.3 各经济主体对收入预期的改变 |
7.3 诺斯与樊纲模型的改进与影响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分析 |
7.3.1 知识的积累 |
7.3.2 技术进步 |
7.3.3 组织成本变化 |
7.3.4 政府支持的变化 |
7.4 制度变迁理论的修正与补充——时滞与路径依赖 |
7.4.1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中的时滞 |
7.4.2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7.5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阶段性与连续性 8 经济市场化与中国农村经济组织变迁 |
8.1 农户间合作与农村经济组织 |
8.1.1 农户间的合作行为与合作效益 |
8.1.2 合作与农村经济组织 |
8.1.3 国际农业经济组织及其发展的考察 |
8.2 市场化与中国农村传统的非正式组织的演进 |
8.2.1 关于中国农村宗族制度演进的一个争议 |
8.2.2 农村宗族制度的主要功能 |
8.2.3 1949-1978年的中国宗族制度的演化轨迹 |
8.2.4 1978年后中国农村宗族制度的演化轨迹 |
8.3 市场化条件下的中国农村经济组织的变迁 |
8.3.1 家庭经营组织 |
8.3.2 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 9 以市场化为基础的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 |
9.1 经济绩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 |
9.1.1 帕累托效率及其对农村制度变迁的启示 |
9.1.2 经济效率的测量方法 |
9.1.3 效率与公平的对立统一关系 |
9.1.4 公平的计量 |
9.2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绩效的基本描述 |
9.2.1 基本情况与可能的解释 |
9.2.2 近三十年中国农村分省经济增长特征与影响因素描述 |
9.3 制度变迁与农业发展的实证研究 |
9.3.1 生产函数设定 |
9.3.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9.3.3 估算与结果 |
9.4 中国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分解 |
9.4.1 1978-2005农村不平等的测度 |
9.4.2 收入来源结构及其对不平等的影响(1984-2005) |
9.5 制度变迁与中国农村反贫困 |
9.5.1 制度变迁与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反贫困的成就 |
9.5.2 市场化与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 10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场新的大规模制度变迁 |
10.1 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关的理论问题评述 |
10.2 经济市场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条件和原因 |
10.2.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的背景 |
10.2.2 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提出与实施的基本条件 |
10.2.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原因 |
10.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
10.3.1 在理论上,有效率的制度变迁主要是一种诱致性变迁 |
10.3.2 建国以来农村有效率的制度变迁主要是诱致性制度变迁 |
10.3.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应采取诱致性制度变迁路径 |
10.4 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培育新农民、新组织 |
10.4.1 培育新农民 |
10.4.2 培育新型农村经济组织 |
10.5 2006年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分析 |
10.5.1 生产方面 |
10.5.2 生活方面 |
10.5.3 城乡统筹情况 11 结论与进一步研究展望 |
11.1 结论 |
11.2 进一步研究展望 附录一: 陈宗胜计算的中国农业市场化程度 附录二: 程国强计算的中国农业市场化指数 附录三: 习近平计算1998年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水平 附录四: 乡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分类 附录五: 部分地区农民经济组织的发展情况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拖拉机与农用运输车》2004年1~6期总索引(论文参考文献)
- [1]顺德区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及尾气后处理装置试验研究[D]. 余美芳. 华南理工大学, 2019
- [2]直过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 ——基于一个布朗族村寨的个案研究[D]. 谢翔. 云南大学, 2017(09)
- [3]中外农业工程学科发展比较研究[D]. 师丽娟. 中国农业大学, 2016(08)
- [4]手扶式双能源电动助力两轮车的设计与研究[D]. 黄儒毅. 西南大学, 2013(01)
- [5]建国初期中苏农业科学技术合作研究[D]. 宋超. 南京农业大学, 2007(05)
- [6]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综合评价研究[D]. 赵世秀.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2021(01)
- [7]岭南传统农具探析[D]. 张亮. 华南农业大学, 2019(02)
- [8]青藏高原农村家庭能源消费与能源贫困研究 ——以青海省为例[D]. 姜璐. 兰州大学, 2019(02)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路运输政策演变研究(1979-)[D]. 孙晓飞.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7)
- [10]经济市场化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D]. 蔡立雄. 西北大学, 2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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