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向激励:消除民营企业信息不对称的政策设计（论文文献综述）
胡彦鑫[1]（2021）在《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及其风险管理研究》文中认为伴随着我国产业与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一段时期以来,产融结合成为提升企业资本运营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有效途径,也成为大型企业集团实现多元化的重要发展战略。“由产到融”以及“由融到产”的两种运营方式,相互渗透、组合互补,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重要探索。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这种探索,其初衷在于充分借鉴发达市场经济体产融结合的实践,探索拓宽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补充的渠道,以满足巴塞尔协议有关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嗣后,三十余年的改革发展进程中,我国逐步形成了“由产到融”的政策实践,并极大提升了企业投资的活力,促进了产业资本与金融业的协同发展,满足了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监管要求,提升了企业效能。然而,随着风险冲击和内外环境的改变,“由产到融”的政策实践在近期以来出现了风险积聚的现象,甚至诱发了严重的金融风险。如包商银行被“明天系”掏空,成为“明天系”企业的提款机,最终诱发严重的信用风险。2018年,监管当局专门出台针对性的金融监管文件,规范企业投资境内金融机构,防范交叉风险传染,促进企业与金融机构良性发展。回顾我国企业与银行业协同发展的历史实践,在充分肯定企业资金进入银行业提升运营效能的同时,亦宜反思这一进程中的风险形成,应如何正确认知效能提升与风险事件频发成为摆在理论研究与金融实践层面的一个颇为棘手的课题。基于此,本文聚焦于科学评估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及产生的风险这一时代课题,为提高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有效规范公司参股银行行为、防范产融结合风险、实现实体经济健康持续的增长提供有益借鉴。本文从防范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入手,根据当前公司参股银行后风险事件频发且实体企业与金融企业之间风险交叉传染的特点,梳理公司参股银行的动因、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机理以及风险产生的机理,构建公司参股银行效能及其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拓展公司参股银行效能及其风险管理的经济学解释。回顾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的发展历程,明确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的动因,同时选取2008年-2018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我国公司参股银行后,在缓解约束与提高效率两方面的现状与问题,同时对我国公司参股银行关联交易风险、交叉传染风险进行进一步对比与分析,分析其产生的危害。进一步在理论梳理和现状剖析的基础上,采用2008-2018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混合效应面板回归、Probit、Tobit等方法实证分析了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影响,一方面验证了公司参股银行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另一方面验证了公司参股银行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通过参股商业银行,我国公司能够提高效能,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风险;本文进一步将包商银行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剖析,深入探究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发生的原因及其危害,同时通过34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司参股银行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最后,对全文的结论进行归纳,并从稳定货币政策预期、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合理支付股利、规范公司参股银行市场秩序、完善企业及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和强化外部监管等方面提出提高公司参股银行效能、加强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管理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性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公司参股商业银行的实际,梳理了公司参股银行后所产生的经济后果,一方面能提高参股公司的效能,另一方面也会产生较大的风险。公司参股银行通过信息效应、协同效应和银企关联效应三种渠道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公司参股银行影响投资效率的机理体现在:一是当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相对较小时,相对充沛的内源资金会造成企业管理人员过度自信,进而为追求更大的利润空间而提高投资规模,而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便很容易出现过度投资,从而导致企业投资效率的降低。二是当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相对较大时,企业可以利用的资金就会相应降低,优先的可支配资金会使企业错过很多预期收益较高的投资项目,导致投资效率的降低;当企业缓解了融资约束,企业就会避免错失收益较高的投资项目,进而提高投资效率。三是因融资约束导致的企业资金量的减少从另一个角度可以促使企业在投资之前加强对投资项目的甄别,选择投资价值更大的项目,同时进一步加强投资项目的管理,从而提高投资效率。因此本文认为融资约束能够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与此同时,公司参股银行后,主要存在两种风险,即关联交易风险,实体与金融交叉传染的风险。第二,通过历史分析法系统梳理了中国参股银行的发展历程及其动因,同时综合运用混合效应面板回归、Probit、Tobit等计量方法,揭示了公司参股银行后在提高效能方面存在异质性影响。公司参股银行之后,融资约束程度显着降低,企业所有制性质、国家宏观政策、区域发展和营商环境在缓解融资约束过程中发挥着调节作用;参股银行可以显着缓解由于融资约束造成的投资效率损失。第三,通过实证研究并辅以典型案例分析公司参股银行风险产生的危害,揭示了关联交易风险及交叉传染风险产生的原因,随着非国有股东占比的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随之提升,并对不同银行产生非对称性影响。通过系统梳理包商银行发生风险事件的全过程,揭示产融结合风险发生的主要原因及危害,风险成因归结为市场秩序不规范、公司财务不稳健、银行公司治理不完善和外部金融监管失灵四方面,两类风险具有隐蔽性强、破坏性大和周期性等特征,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同时,容易诱发区域性金融风险。通过2008-2018年34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司参股银行后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整体来看,随着非国有股东参股银行比例的上升能显着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非国有股东参股商业银行通过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进而提高了银行的风险承担。非国有股东参股商业银行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城商行非国有股东参股比例的提升能够促进银行风险承担的提升,而股份制银行非国有股东参股比例的提升抑制了银行风险承担,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并未产生显着影响。
龚卉元[2]（2021）在《国资收购民企及参与董事会治理的效果研究 ——以长沙水业收购惠博普为例》文中提出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历经40多年,其中国企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正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我国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先后经历了多个阶段。当下,企业实施混改的模式以国资引入非国有资本为主。自党的十八大明确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步深化,越来越多的民企选择引入国资实施混改。但是当下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文献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并且研究多集中于国资引入民企这一模式。对于民企引入国资实施混改,特别是关于国资进入民企后如何参与混改民企治理的相关研究更是不多。民企引入国资实施混改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生事物,研究国资参与民营企业混改的模式及如何参与混改民企的治理,对实施混改的民企优化其公司治理结构,提升混改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国资长沙水业收购民营企业惠博普实施混改及国资长沙水业如何参与惠博普董事会治理的案例研究,总结了该案例国资参与民企混改的经验,有助于为其他国资参与混改民企的董事会治理提供可借鉴的经验。本文选取了国资长沙水业收购民企惠博普这一典型案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规范性研究法与案例研究法相结合的方式对该案例进行了研究。本文在归纳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民企引入国资的动机与国资收购民企动机的相关理论并归纳了当前国资参与混改民企董事会治理的模式。随后,结合长沙水业与惠博普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分析了国资与民企参与此次收购的目的,并梳理了收购过程。接着,本文探讨了长沙水业参与惠博普董事会的模式,剖析了国资选择该模式的原因以及该治理模式对惠博普董事会治理产生的影响。最后,基于前文的研究,得出了长沙水业收购惠博普这一案例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相应启示。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往国内学者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引入民营企业。因此有关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文献中,多为国企混改的相关文献。而关于民营企业引入国资,实行民企混改的研究较少。并且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混改的动机、方式及股权结构等方面,本文从民营企业引入国资的视角讨论了国资参股民企混改的问题,并进一步探讨了国资如何参与混改民企董事会治理的问题,从而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文献。（2）目前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案例研究的文献相对较为匮乏,本文以国资长沙水业收购民营企业惠博普实行民营企业混改为场景,运用规范性研究法与案例研究法分析了国资参与混改民企董事会治理的模式,并剖析了国资选择该种治理模式的原因以及该种董事会治理模式对民企产生的影响,从案例研究角度丰富有关国资收购民企及其参与民企治理的相关研究。
李海石[3]（2021）在《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以及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持续深化,上市公司逐步建立起规范化治理体系,并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股权结构。在此背景下,上市公司治理问题得到了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阶段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面临着独特的现实问题,由于历史演进的不同和产权性质差异的存在,与国外集团公司整体资产上市不同,中国国内的上市公司多是由集团公司拆分部分优质资产上市而来,从而形成了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这种“两级三层”或是更为复杂股权结构的存在,在增加了原有委托代理链条长度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国上市公司存在与美英等国家表现形式不同的委托代理问题,即第一类代理问题和第二类代理问题并存,利益冲突方涵盖了实际控制人、大股东、中小股东和上市公司。现有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大多基于金字塔股权结构,从“自上而下”的单向治理维度探究实际控制人或大股东、母公司在上市公司治理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但是这种研究思路存在一定局限性,既没有系统性地考虑现实问题,也并未将作为独立法人主体的上市公司的自主治理和制衡能力同步纳入研究视域。目前仅有的关于自主性的研究大多以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为背景,以母子公司关系为基础。这往往忽视了金字塔股权结构下可追溯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治理中的“隐性”影响,因而难以全面揭示现阶段资本市场问题频现的根本原因。上市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不能仅听从于实际控制人抑或大股东的安排,更应该保护以中小股东等众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但现行上市公司治理体系难以约束实际控制人抑或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具体来说:一方面,如若实际控制人抑或大股东通过股权设置和投票权安排掌握了上市公司实际权力,就会有动机通过直接影响上市公司内部的权力配置（控制董事会多数席位和直接委派高管团队）,进而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条件与上市公司合谋,通过“隧道效应”和“壕堑效应”等方式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攫取超额控制权收益。另一方面,当实际控制人抑或大股东与上市公司对短期利益和公司经营的长期利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上市公司既可以通过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提升其内生的股权制衡能力,也可以通过提高公司透明度、借助引进战略投资者和聘任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等外生变量从权力制衡维度约束实际控制人抑或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保障上市公司经营和战略自主性。目前,中国上市公司越来越强调其独立法人属性以及和实际控制人、大股东抑或母公司等方面的良性互动,通过与各利益相关者博弈构建其自主治理体系,并以此作为公司治理创新的主要路径。相较于传统“自上而下”的单向治理研究范式,本文基于“双向治理”的研究脉络深度剖析了上市公司自主性形成的理论机理,极大地拓展了集团公司和母子公司的研究框架。通过引入经济学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理论,构建了上市公司自主性分析矩阵和数理模型,揭示了实际控制人、大股东抑或母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围绕剩余控制权的讨价还价过程与博弈结果。进一步,本文结合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实践,提出“双向治理”视角下的上市公司自主性研究应该融合实际控制人“隐性控制”观、大股东和母公司的“显性控制”观和上市公司制衡观,并基于此构建了上市公司自主性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聚合出上市公司自主性指标,旨在解决当前“自主性”研究指标的单一性和薄弱性问题。就现阶段而言,股东权益最大化依然是公司治理的主要目标,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与上市公司绩效息息相关。那么,如何评价上市公司自主性在企业经营和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呢?本文提出了基于结果导向和过程导向的企业绩效划分标准,旨在澄清目前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企业绩效定义和度量混淆不清的问题,从而对上市公司经营与治理效果建立全面系统的评价体系。进一步,通过对经营和治理环节的深度剖析,本文以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方式论证了基于结果导向的上市公司自主性与财务绩效的关系和基于治理规范性的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揭示了上市公司自主性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和具体情境因素。本文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8年的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证实上市公司自主性具有积极的治理效果。具体而言,首先,本文研究了基于结果导向的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研究发现:（1）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企业财务绩效呈现显着正相关关系,即上市公司自主性越高,企业财务绩效越好。（2）产权性质、市场化程度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在上市公司自主性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3）大股东侵占、内部控制水平和创新能力在上市公司自主性与财务绩效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此外,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基于治理规范性的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1）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信息披露质量呈现显着正相关关系,即上市公司自主性越高,信息披露质量越好。（2）产权性质、高质量审计、公司透明度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在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3）第二类代理成本在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信息披露质量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上市公司自主性能够通过抑制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进而提升信息披露水平。总体而言,本文利用大样本证实了上市公司自主性对基于结果导向的企业财务绩效和基于过程治理规范性导向的信息披露质量具有积极治理效果,不同股权结构设计下的实际控制人差异对企业价值和成长性的影响不同。整体而言,本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单向治理”研究边界,从实际控制人、大股东抑或母公司、上市公司三个主体的互动关系出发,丰富并发展了上市公司自主性的理论基础,明确了自主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治理效应,揭示了上市公司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作用路径和情境因素,有助于更深层次的认识上市公司自主性治理对企业持续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对充分发挥上市公司自主性、提高上市公司绩效以及保护利益相关者权益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杨帆[4]（2021）在《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与产能过剩问题的暴露,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然而我国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与前沿国家仍有一定差距,还存在着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现实问题。金融作为经济的命脉,其目的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主体的技术进步乃至经济增长,然而在当前我国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下,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否得到充分有效的金融支持,尚存在许多争议。并且,金融配置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同样成为了阻滞优化的一大凸出问题。与此同时,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呈显着上升趋势,其大大提高了信息处理能力和信息使用效率,其能否成为创新驱动新的引擎?其在金融融资配置与创新过程中能扮演怎样的角色?沿着这些问题,本文利用我国2008年—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省级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等宏观指标,通过理论建模和实证检验研究了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直接与复合影响。此外,本文对融资结构进一步细分,从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方面进行了相关讨论,并考察了所有制及产业技术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涉及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三个方面:在创新投入方面,债权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研发决策与持续性研发决策均具有抑制作用。相对而言,股权融资为更适宜的融资渠道,其可以使得企业倾向于高投入研发决策与持续性高投入研发决策。结合内源融资的促进作用,整体上企业研发投入的融资优序是“内源融资>股权融资>债权融资”。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不敏感,虽然促使企业在当期倾向高投入研发决策,但未表现出持续性。并且,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正向调节股权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而对债权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作用不显着,并且在企业研发决策和持续性研发决策上同样表现出这种交互效应。此外,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的直接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其中短期债务、长期债务、信贷融资及商业信用融资同样表现出了抑制作用,而其交互效应具有一致性。在所有制异质性方面,与民企相比,国企的债权融资并未降低其研发投入水平。在产业技术异质性方面,高技术企业债权融资也未削弱其研发投入水平。在创新产出方面,债权融资会降低企业的创新产出数量,但一定的债权融资可以发挥治理效应,对企业创新产出质量存在“倒U”型影响。与之不同,股权融资对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表现出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然而对高质量创新产出数量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增加企业创新产出数量与高质量创新产出数量,但对企业创新产出质量存在“U”型的非线性影响。并且,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正向调节融资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此外,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的直接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其中长期债务不仅没有抑制创新产出数量,而且能够显着促进创新产出质量,而其交互效应具有一致性。在所有制异质性方面,关于创新产出数量,国企较民企具有优势;而关于创新产出质量,民企的表现优于国企。在产业技术异质性方面,高技术企业的债权融资对创新产出数量与高质量创新产出数量表现出显着的抑制作用,而低技术企业未表现出显着性。在创新效率方面,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对企业创新数量效率均具有抑制作用,且股权融资对企业创新质量效率同样存在负向影响,而债权融资对企业创新质量效率具有“倒U”型影响。因此,除了债权的治理效应,融资在效率层面容易产生“创新惰性”。与之不同,新一代信息技术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数量效率与创新质量效率。并且,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正向调节融资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缓解其“创新惰性”。此外,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的直接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商业信用融资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数量效率,长期债务与债券融资可以有效促进创新质量效率,且基金持股融资对创新效率未表现出抑制性影响,而其交互效应具有一致性。在所有制异质性方面,与民企相比,国企的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并没有制约其创新数量效率,但在创新质量效率方面国企却存在债务治理效应弱化问题。在产业技术异质性方面,债权和股权融资的影响未呈现明显差异,并且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促进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数量效率还存有局限性。本研究有助于拓展学术界对融资结构、信息技术与创新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深度,并为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互联网+”战略驱动创新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和启示,可能的创新之处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基于龚强等（2014）、张一林等（2016）关于融资可得性的数理模型,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因素纳入统一的逻辑框架,从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对创新风险的不同“态度”出发,系统构建了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的数理模型。（2）鉴于鲜有文献涉及融资结构对创新产出质量与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创新效率三个方面探究了融资结构对企业创新能力的直接影响,并对融资结构进一步细分,从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方面进行了细致讨论,从而丰富了融资与创新的研究。（3）由于既有微观研究多采用电子邮箱、官方网站等单向指标来评价信息技术的水平,难以客观地揭示其完全水平,且宏观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微观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还略显单薄,本文通过重新测算区域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指数,探究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从而拓展了信息技术与创新的研究。（4）考虑到在金融的配置资源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等成为了阻滞优化的凸出问题,然而鲜有研究探讨信息技术通过克服主体间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在融资与创新的关系间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本文将融资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机结合,探究了两者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复合影响。
李静婷[5]（2020）在《高铁开通对企业研发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研发优势已经成为国家在新经济形势中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障。为了应对市场竞争和降低信息不对称,中小企业在进行研发投资决策时会积极学习模仿行业领先公司,从而产生研发溢出效应。随着全国高速铁路建设进程地推进,资本、信息、人力、知识等要素在高铁辐射范围内加速流动,从而能够节约同行业公司研发信息的搜寻成本、加强企业间人才的流动和交流、缓解学习行业领先公司研发行为过程中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目前关于研发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地区和行业层面,高铁开通的经济后果侧重于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缺乏高铁开通这一外生事件对于企业研发创新学习跟随效应影响的深入研究,其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也有待进一步挖掘。因此研究高铁开通对研发溢出效应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基于同行业公司创新投资学习效应视角,以2008-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对企业研发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显着促进行业内研发活动的溢出效应,且当公司处于高科技行业或东部地区时,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对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研发投资风险更大的研究阶段研发活动溢出效应的促进影响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能够丰富公司行业内研发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有助于从微观层面提供高铁开通经济后果新的经验证据,为公司和投资者如何更好地把握高铁开通带来的机遇提供实践指导,同时也为中国高铁建设规划提供相关建议。
苑黛君[6]（2020）在《我国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OFDI）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动力之一,在刺激就业、促进创新、缓解产能过剩以及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近年来,中国OFDI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加之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阶段,与此同时,全球政治经济环境日趋复杂,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以便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深入实施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考虑到我国长期以来国有银行“一支独大”的单一金融结构和“所有制歧视”等问题仍然制约着企业融资和对外投资。作为金融体系结构优化的重要特征,金融生态多样性水平的提升——无论是金融机构种类的增多,还是金融机构规模分布均匀性的提升,都将有利改善这一局面。因此,深入探究如何引导金融生态多样性更全面、更有效地促进OFDI发展,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从理论层面分析了金融生态多样性影响OFDI的作用机理。随后本文以2005-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作为考察样本,分别运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ALP模型构建和测算了金融生态多样性、OFDI规模及其二元边际等指标。最后,本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链式中介效应模型、半参数面板数据模型等实证方法,分别从总量规模、增长来源视角检验了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规模及其二元边际的影响效果和作用路径,兼顾分析了两者关系的地区异质性和非线性特征。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金融生态多样性影响OFDI规模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规模的影响效应显着为正。分样本回归的结果表明相比于东部地区和“一路”沿线省份,这种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和“一带”沿线省份中更加强烈。（2）从中介渠道来看,金融生态多样性除了对OFDI规模有直接影响之外,还会通过地区整体企业的外部融资效率间接影响OFDI规模。（3）从作用轨迹和特征来看,在样本考察期内,两者之间呈现“N”型的非线性关系。这说明在金融生态多样性发展过程中其对OFDI既有正向作用也有反向作用,对OFDI的影响效果取决于两种作用的博弈。分样本回归的结果表明,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规模的作用效果存在显着的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两者之间的“N”型曲线形态特征明显,拐点出现得远早于全国和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两者之间呈现“W”型曲线关系,该地区虽然整体金融生态多样性水平相对较高,但其发展阶段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需要更高的金融生态多样性水平才能弥补地区企业外部融资水平的不足以促进OFDI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进一步对OFDI增长进行结构性分解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其与OFDI扩展边际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而与OFDI集约边际则表现为负相关关系。考虑到我国OFDI主要沿扩展边际增长,探讨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扩展边际的影响对分散对外投资风险、促进OFDI稳健发展更具现实意义。（2）从中介渠道来看,金融生态多样性在促进OFDI扩展边际增长方面主要是通过提高融资效率的路径来实现的。（3）从作用轨迹和特征来看,在金融生态多样性发展过程中,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扩展边际的影响呈现不规则的倒“U”型关系。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OFDI的融资担保制度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因地制宜促进OFDI发展以及引导对外投资走多元化发展之路等政策建议。这不仅有助于明确政府政策的着力点和方向,对全面深化金融结构性改革和“一带一路”倡议、促进OFDI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论文有图31幅,表24个,参考文献145篇。
刘志永[7]（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高锐[8]（2020）在《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以来,随着一系列“严监管”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各类金融风险呈现收敛可控的局面,中国金融杠杆率得到了有效控制,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次凸显出来。为应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各项举措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但又出现政策持续放宽导致的局部领域杠杆率快速回升的问题。为什么“防风险”政策和行动会加剧民营企业融资的难度?而随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的政策和举措会再度引发风险?从公共治理学科的视角看,“防风险”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不能实现平衡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解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涵,给出推动“防风险”背景下民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答案。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防控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间的矛盾,其本质上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之间的矛盾,其根源在于政府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无法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要求。二者的协调本质上涉及金融体制结构改革、政府经济金融职能重新定位、政府金融管理权力分配等问题。因此,本文从金融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给出如何促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答案。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形式,是各类金融活动主体在国家治理框架下维护金融稳定、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相互关系,以及治理的方式方法、途径、过程和能力。本文认为,“金融治理”的概念和框架更加适用于解释和应对纷繁复杂的金融事务管理活动和金融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其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蕴意是健全现代金融治理体系、塑造现代金融治理能力,即实现国家金融治理的现代化。本文所探讨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是金融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就是金融风险可控,包括实现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银行同业业务等的良好治理,同时,把握好改革、发展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避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就是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优化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从而为金融体系注入源源活力、为金融创新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以此推论,构建现代化金融治理框架,对缓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出现的突出矛盾、实现两者的统一与平衡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金融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旨向是要求政府履行现代金融治理职能,一是要进一步增强市场意识,明确政府干预边界、推进金融市场化程度,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要通过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体系,积极有为地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从而实现“金融监管”到“金融治理”的转变、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本文主要研究了如何实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即如何处理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总体上,文章基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背景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变化的实践状态,通过建构现代金融治理分析框架,考察其中存在的金融治理偏差和失灵问题,继而寻求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具体而言,首先,研究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可以进一步防止金融“脱实向虚”的倾向,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的意愿和能力,进而优化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另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使得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变窄,促使银行收紧信贷政策、减少民营企业贷款份额,从而加剧了民营企业流动性风险和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其次,文章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就是要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推动传统的金融监管范式向金融治理转变。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实现金融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制度、金融治理体制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主体、金融治理工具的多元化,是政策供给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动员能力、金融服务能力、通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调金融治理中的部门整合和多元融合。再次,文章认为从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实践情况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表现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前后民营企业融资难度的变化,不同企业由于规模、类型、信用甚至隐性社会地位的差异而金融风险与融资水平不同,以及抑制金融业发展造成的金融资源配置和实体经济发展在结构上出现不协调、不适应。其原因在于金融治理制度、体制、政策、协调能力、动员能力等出现问题与偏差,以及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金融治理体系存在的固有矛盾引发的治理失灵。本文从金融治理偏差与失灵两个理论分析维度出发,通过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归因分析结构,系统地揭示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一般规律。最后,本文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实现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优化需要完善金融治理偏差与矫正金融治理失灵。其一,采用多元化治理工具,继续推进金融治理手段科技化,丰富已有治理理念。其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积极推动建立更加有序、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其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建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优化的长效机制。其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进程,为金融治理得以实现提供各种制度机制支持。其五,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其六,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等金融治理各项体系,继续推进金融市场改革与开放,增强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林明灯[9]（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提出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陶莹莹[10]（2020）在《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中国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于经济发展的潜在增长率下降,产业结构受其影响也将会进行调整、社会资源将会重新整合。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离不开企业的高效投资,企业的投资效率对企业以及产业的持续发展而言都至关重要。各产业正是由分布在各产业链条上的单个企业所构成,每个企业的投资决策效率与否决定了产业内资源分布结构的合理性,每个企业的高效投资才形成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需要每个企业正确有效的投资决策来带动。此外,自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双向投资与产业合作的政策文件,并建立了创新园区、产业合作等多种合作机制,旨在优化完善“一带一路”区域的贸易投资环境、促进双向投资,由此可见,企业的投资行为不仅对企业自身的发展很重要,还直接构成了我国经济板块中尤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首先,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搜集、归纳、梳理国内外有关股权激励和投资效率的文献资料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在综合分析有关学者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后,建立了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模型,用实证研究法检验股权激励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本文以2008年-2018年共1306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回归分析之前对样本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根据Husman检验结果确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回归,为确保回归结果具有准确性又进行了robust检验,确保模型具有稳健性。然后,得出实证结论:实施股权激励和投资效率存在正相关关系,非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对于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大,企业规模会提高股权激励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对策建议,对提高我国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重要帮助。
二、双向激励:消除民营企业信息不对称的政策设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双向激励:消除民营企业信息不对称的政策设计（论文提纲范文）
（1）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及其风险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公司参股银行的文献综述 |
| 1.2.2 关于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文献综述 |
| 1.2.3 关于公司参股银行风险管理的文献综述 |
| 1.2.4 小结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 |
| 1.5 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2章 公司参股银行效能及其风险管理的理论分析 |
| 2.1 公司参股银行的动因分析 |
| 2.1.1 公司参股银行的内涵 |
| 2.1.2 公司参股银行的动因 |
| 2.2 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分析 |
| 2.2.1 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内涵 |
| 2.2.2 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机理分析 |
| 2.3 公司参股银行的风险管理分析 |
| 2.3.1 公司参股银行的风险及其危害 |
| 2.3.2 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形成的机理分析 |
| 2.3.3 公司参股银行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
| 2.4 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及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 |
| 2.4.1 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4.2 公司参股银行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效能及风险危害的事实描述 |
| 3.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的发展历程及评价 |
| 3.1.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的发展历程 |
| 3.1.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的总体特征 |
| 3.1.3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现状的评价 |
| 3.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融资约束的事实描述及评价 |
| 3.2.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融资约束的现状 |
| 3.2.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融资约束现状的评价 |
| 3.3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投资效率的事实描述及评价 |
| 3.3.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投资效率的事实描述 |
| 3.3.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投资效率现状的评价 |
| 3.4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危害的事实描述及评价 |
| 3.4.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危害的事实描述 |
| 3.4.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危害现状的评价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效能的实证研究 |
| 4.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融资约束的实证研究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指标选取 |
| 4.1.3 实证模型设定 |
| 4.1.4 实证结果分析 |
| 4.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融资约束下的投资效率实证分析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指标选取 |
| 4.2.3 实证模型设定 |
| 4.2.4 实证结果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危害的实证研究 |
| 5.1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关联交易风险、风险传染的典型案例分析 |
| 5.1.1 包商银行基本概况 |
| 5.1.2 包商银行风险事件梳理 |
| 5.1.3 包商银行暴露的风险问题 |
| 5.2 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承担的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提高公司参股银行效能、加强我国公司参股银行风险管理的对策 |
| 6.1 有序推进产融结合、缓解融资约束 |
| 6.1.1 稳定货币政策预期、缓解企业在银根收紧时期的融资约束 |
| 6.1.2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缓解营商环境较差地区的融资约束 |
| 6.2 借力产融结合、提高投资效率 |
| 6.2.1 发挥产融结合在提高国有大型企业投资效率中的积极作用 |
| 6.2.2 合理支付股利、提高上市公司投资效率 |
| 6.3 严格投资条件、有序规范公司参股银行的市场秩序 |
| 6.3.1 严格规范公司参股商业银行的市场准入 |
| 6.3.2 强化公司控股商业银行的资质要求 |
| 6.4 规范公司出资来源与完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并重、促进公司与银行良性互动 |
| 6.4.1 规范公司参股银行出资来源、强化公司资本监管 |
| 6.4.2 在实体公司和商业银行之间设立防火墙、防范风险交叉传染 |
| 6.4.3 完善国内商业银行的信息管理系统、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 |
| 6.4.4 提高监事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防止内部监管失效 |
| 6.5 强化外部监管、有效降低风险发生频率和风险危害 |
| 6.5.1 完善产融结合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法治保障 |
| 6.5.2 多措并举完善穿透式监管、有效杜绝非公允关联交易和防范风险 |
| 6.5.3 避免运动式金融监管、提高外部监管有效性 |
| 总结与展望 |
| 一、总结 |
| 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情况和其它科研情况 |
（2）国资收购民企及参与董事会治理的效果研究 ——以长沙水业收购惠博普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民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 |
| 1.2.2 关于国资收购民企的动机的研究 |
| 1.2.3 关于国资参与民企公司治理的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框架 |
| 2 国资收购民企及参与董事会治理的理论概述 |
| 2.1 国资收购民企的动机 |
| 2.1.1 增强国资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 |
| 2.1.2 优化国有资源的配置 |
| 2.1.3 扶持民企的发展 |
| 2.1.4 缓解国资的政策性负担 |
| 2.2 民企引入国资的动机 |
| 2.2.1 获取政府隐形担保从而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 |
| 2.2.2 进入壁垒性行业 |
| 2.2.3 获得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 |
| 2.2.4 获得产权保护 |
| 2.3 国资参与民企董事会治理的模式 |
| 2.3.1 委派非执行董事并与管理层协议签订业绩承诺 |
| 2.3.2 同时委派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 |
| 2.3.3 委派执行董事直接参与企业管理 |
| 2.3.4 不委派董事但与管理层签订业绩承诺 |
| 2.4 国资参与民企董事会治理的理论基础 |
| 2.4.1 产权理论 |
| 2.4.2 资源依赖理论 |
| 2.4.3 委托代理理论 |
| 2.4.4 契约理论 |
| 3 国资长沙水业收购民企惠博普的案情介绍 |
| 3.1 民企惠博普的概况 |
| 3.1.1 惠博普公司简介及股权结构 |
| 3.1.2 惠博普的经营情况 |
| 3.2 国资长沙水业的概况 |
| 3.2.1 长沙水业公司简介 |
| 3.2.2 长沙水业经营情况 |
| 3.3 民企惠博普引入国资的动因 |
| 3.3.1 引入国资能够获得融资便利 |
| 3.3.2 获取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 |
| 3.3.3 借助国有企业的资源促进企业国际化经营 |
| 3.3.4 引入战略投资者优化股权结构 |
| 3.3.5 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 |
| 3.4 长沙水业收购惠博普的动因 |
| 3.4.1 惠博普产业布局符合湖南省产业发展规划 |
| 3.4.2 惠博普的行业发展潜力大 |
| 3.4.3 惠博普的环保业务与长沙水业的战略目标协同 |
| 3.4.4 强化国资对水资源的控制力 |
| 3.5 长沙水业收购惠博普的过程 |
| 3.5.1 惠博普停牌筹划引入国资长沙水业 |
| 3.5.2 惠博普与长沙水业签订股份转让协议 |
| 3.5.3 惠博普将控制权转移给长沙水业 |
| 3.5.4 改选惠博普董事会与监事会 |
| 4 长沙水业参与惠博普董事会治理模式的选择及效果分析 |
| 4.1 长沙水业参与惠博普董事会治理的模式 |
| 4.1.1 委派董事的形式:委派董事长与非执行董事 |
| 4.1.2 委派董事的数量:占关联董事的多数席位 |
| 4.1.3 改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
| 4.1.4 董事会对高管的监督机制:与管理层签订业绩承诺协议 |
| 4.2 长沙水业参与惠博普董事会治理模式选择的原因分析 |
| 4.2.1 委派非执行董事不在公司领取报酬保持董事监督的独立性 |
| 4.2.2 委派关联董事数量达到了控制董事会的目的 |
| 4.2.3 留任原公司管理层将公司的经营权交给民营企业家 |
| 4.2.4 签订业绩承诺协议对原公司管理层实施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
| 4.3 长沙水业参与惠博普董事会治理模式的效果分析 |
| 4.3.1 长沙水业控制了惠博普董事会多数席位 |
| 4.3.2 强化了董事会对经理层的监督 |
| 4.3.3 董事会成员给惠博普带来了政策性资源 |
| 4.3.4 将经营权交给原管理层调动了惠博普原管理层的积极性 |
| 4.3.5 通过签订业绩承诺协议保障了混改后的业绩增长 |
| 4.3.6 促进了公司股东财富效应的增加 |
| 5 案例的研究结论及其启示 |
| 5.1 研究结论 |
| 5.1.1 惠博普引入国资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获得国资资源 |
| 5.1.2 国资收购惠博普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实现战略发展目标 |
| 5.1.3 国资委派非执行董事并控制惠博普董事会提高了董事会治理效应 |
| 5.1.4 与惠博普原管理层签订业绩承诺协议促进了公司绩效的提高 |
| 5.2 案例启示 |
| 5.2.1 政府应鼓励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实现不同性质股权的融合 |
| 5.2.2 选择恰当的治理模式是混改取得成效的关键 |
| 5.2.3 与原管理层签订业绩承诺协议有助于混改企业完善监督、约束机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概念界定 |
| 1.2.1 双向治理的界定 |
| 1.2.2 上市公司自主性的界定 |
| 1.2.3 企业绩效的界定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2.1 金字塔结构下实际控制人“隐性”控制研究 |
| 2.1.1 实际控制人界定 |
| 2.1.2 实际控制人与公司治理研究 |
| 2.2 金字塔结构下大股东抑或母公司“显性”控制研究 |
| 2.2.1 大股东和母公司控制界定 |
| 2.2.2 大股东和母公司控制与公司治理研究 |
| 2.3 基于“双向治理”的上市公司自主治理研究 |
| 2.3.1 上市公司自主治理的产生与发展 |
| 2.3.2 上市公司自主治理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3 上市公司自主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上市公司自主性理论基础与形成机理 |
| 3.1 上市公司自主性形成理论基础 |
| 3.1.1 资源依赖理论 |
| 3.1.2 合作博弈理论 |
| 3.1.3 非合作博弈理论 |
| 3.1.4 理论研究演进 |
| 3.2 上市公司自主性形成动因 |
| 3.2.1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
| 3.2.2 制度驱动因素 |
| 3.2.3 成本驱动因素 |
| 3.2.4 利益相关者驱动因素 |
| 3.2.5 大股东侵占驱动因素 |
| 3.3 上市公司自主性形成的建模分析 |
| 3.3.1 实控人和母公司与上市公司潜在的利益冲突分析 |
| 3.3.2 模型及分析 |
| 3.4 上市公司自主性路径选择 |
| 3.4.1 内生视角下混合所有制改革驱动的股权制衡 |
| 3.4.2 外生视角下的上市公司权力制衡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结果导向的上市公司自主性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 |
| 4.1 上市公司自主性与财务绩效理论分析 |
| 4.1.1 上市公司自主性与财务绩效 |
| 4.1.2 上市公司自主性与财务绩效的调节效应分析 |
| 4.1.3 上市公司自主性与财务绩效的中介作用分析 |
| 4.2 上市公司自主性与财务绩效实证检验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选择与度量 |
| 4.2.3 模型构建 |
| 4.2.4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检验 |
| 4.2.5 多元回归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治理规范性的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信息披露质量关系研究 |
| 5.1 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信息披露质量理论分析 |
| 5.1.1 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信息披露质量 |
| 5.1.2 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信息披露质量的调节效应分析 |
| 5.1.3 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
| 5.2 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信息披露质量实证检验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选择与度量 |
| 5.2.3 模型构建 |
| 5.2.4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检验 |
| 5.2.5 多元回归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方法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融资结构理论 |
| 2.1.2 创新理论 |
| 2.1.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1.4 信息经济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创新的影响因素 |
| 2.2.2 融资结构对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2.3 信息技术对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 研究述评 |
| 第3章 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能力的理论分析 |
| 3.1 研究模型设定 |
| 3.1.1 融资时序 |
| 3.1.2 研发风险 |
| 3.1.3 信用风险 |
| 3.2 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可得性关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分析 |
| 3.2.1 债权融资 |
| 3.2.2 股权融资 |
| 3.2.3 企业同时进行股权与债权融资的讨论 |
| 3.2.4 融资结构与企业创新能力的进一步分析 |
| 3.3 纳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分析 |
| 3.3.1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能力 |
| 3.3.2 新一代信息技术于融资与企业创新中的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新一代信息技术、融资结构、创新能力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
| 4.1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测算与特征分析 |
| 4.1.1 信息技术相关测算的介绍 |
| 4.1.2 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测算方法 |
| 4.1.3 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测算结果及特征分析 |
| 4.2 融资结构的度量与特征分析 |
| 4.2.1 融资结构的度量 |
| 4.2.2 宏观视角下中国的融资特征分析 |
| 4.2.3 微观视角下中国企业的融资特征分析 |
| 4.3 创新能力的度量与特征分析 |
| 4.3.1 创新能力的度量 |
| 4.3.2 宏观视角下中国的科技创新的特征分析 |
| 4.3.3 微观视角下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特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投入决策的实证检验 |
| 5.1 研究假说 |
| 5.2 实证研究设计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模型设定 |
| 5.2.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直接影响检验 |
| 5.3.2 复合影响检验 |
| 5.3.3 内生性处理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3.5 融资结构细分下的再检验 |
| 5.3.6 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5.3.7 产业技术异质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实证检验 |
| 6.1 研究假说 |
| 6.2 实证研究设计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模型设定 |
| 6.2.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关于创新出数量的直接影响检验 |
| 6.3.2 关于创新出质量的直接影响检验 |
| 6.3.3 复合影响检验 |
| 6.3.4 内生性处理 |
| 6.3.5 稳健性检验 |
| 6.3.6 融资结构细分下的再检验 |
| 6.3.7 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6.3.8 产业技术异质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效率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说 |
| 7.2 实证研究设计 |
| 7.2.1 数据来源 |
| 7.2.2 模型设定 |
| 7.2.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关于创新数量效率的直接影响检验 |
| 7.3.2 关于创新质量效率的直接影响检验 |
| 7.3.3 复合影响检验 |
| 7.3.4 内生性处理 |
| 7.3.5 稳健性检验 |
| 7.3.6 融资结构细分下的再检验 |
| 7.3.7 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7.3.8 产业技术异质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创新投入方面 |
| 8.1.2 创新产出方面 |
| 8.1.3 创新效率方面 |
| 8.2 启示建议 |
| 8.2.1 国家层面的政策建议 |
| 8.2.2 企业层面的经营建议 |
| 8.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5）高铁开通对企业研发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现状与存在不足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与研究创新 |
| 2 文献回顾 |
| 2.1 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 |
| 2.1.1 内部因素 |
| 2.1.2 外部因素 |
| 2.2 企业研发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 |
| 2.2.1 研发溢出效应的测度 |
| 2.2.2 研发溢出效应的经济后果 |
| 2.3 高铁开通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相关理论 |
| 3.1.1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 3.1.2 模仿理论 |
| 3.1.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2 研究假设 |
| 4 研究设计 |
| 4.1 变量的定义与度量 |
| 4.1.1 被解释变量 |
| 4.1.2 解释变量 |
| 4.1.3 控制变量 |
| 4.2 假设检验模型 |
| 4.3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5 实证结果 |
| 5.1 描述性统计 |
| 5.2 相关性分析 |
| 5.3 多元回归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 |
| 5.4.2 模型设定误差 |
| 5.5 进一步检验 |
| 6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我国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变量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框架 |
| 2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2 金融生态多样性的影响效果研究 |
| 2.3 OFDI及其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4 金融生态多样性与OFDI的关系研究 |
| 2.5 金融生态多样性与OFDI二元边际的关系研究 |
| 2.6 金融生态多样性影响OFDI的非线性特征研究 |
| 2.7 研究评析 |
| 3 金融生态多样性影响OFDI的理论分析 |
| 3.1 基础理论 |
| 3.2 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的作用机制及研究假设 |
| 3.3 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及研究假设 |
| 4 金融生态多样性与OFDI的测度及现状分析 |
| 4.1 中国OFDI的发展现状与特征 |
| 4.2 OFDI的测度 |
| 4.3 中国金融生态多样性的发展现状 |
| 4.4 金融生态多样性的测度 |
| 4.5 金融生态多样性与OFDI的特征事实 |
| 5 金融生态多样性影响OFDI规模的实证分析 |
| 5.1 变量选取 |
| 5.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5.3 面板数据的一般关系测量 |
| 5.4 金融生态多样性影响OFDI规模的检验 |
| 5.5 金融生态多样性影响OFDI规模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6 金融生态多样性影响OFDI规模的非线性检验 |
| 5.7 金融生态多样性影响OFDI规模的地区异质性检验 |
| 5.8 稳健性检验 |
| 6 金融生态多样性影响OFDI二元边际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选取与面板数据的一般关系测量 |
| 6.2 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二元边际影响差异的检验 |
| 6.3 基于融资效率的金融生态多样性影响OFDI扩展边际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4 金融生态多样性影响OFDI扩展边际的非线性检验 |
| 6.5 稳健性检验 |
| 7 结论和政策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论文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8）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政府经济金融职能的理论演进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相关研究 |
| (三)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相关研究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研究 |
| (五)文献述评 |
| 四、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相关概念 |
| (二)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相关概念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的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政府金融监管改革理论 |
| (二)现代金融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概述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时代背景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举措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行动机制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影响 |
| (一)正面影响 |
| (二)负面影响 |
| 三、实践层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 |
| (一)调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政策重点 |
| (二)平衡“防风险”和“促发展”的关系 |
| (三)进一步促进民营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
| 第三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金融治理现代化 |
| 一、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阐释 |
| (一)金融治理体系现代化 |
| (二)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三)金融治理模式现代化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下的现代金融治理意涵 |
| (一)“防风险”与“促发展”的有机统一 |
| (二)政府治理行为制度性约束的同步加强 |
| (三)中央和地方金融治理权力的合理配置 |
| (四)政府、市场和自组织治理机制的协调 |
| (五)金融治理“公共理性”水平显着提升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下的现代金融治理理论框架建构 |
| (一)现代金融治理体系构面 |
| (二)现代金融治理能力构面 |
| (三)现代金融治理模式构面 |
| 第四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实践探析:金融治理的偏差与失灵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实践景观 |
| (一)总体性失衡表现 |
| (二)阶段性失衡表现 |
| (三)结构性失衡表现 |
| (四)冲突性失衡表现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下金融治理偏差 |
| (一)治理制度偏差 |
| (二)治理体制偏差 |
| (三)治理主体偏差 |
| (四)治理工具偏差 |
| (五)金融政策偏差 |
| (六)协调能力偏差 |
| (七)动员能力偏差 |
| (八)服务能力偏差 |
| (九)通用能力偏差 |
| (十)治理模式偏差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下金融治理失灵 |
| (一)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 |
| (二)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 |
| (三)金融治理机制存在固有的局限性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归因的二维结构 |
| (一)基本假设 |
| (二)二维结构 |
| (三)结构矩阵 |
| 第五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路径选择:金融治理的矫正与完善 |
| 一、提升金融治理工具的运用水平 |
| (一)实现治理工具多元化 |
| (二)推进治理手段科技化 |
| 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
| 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 |
| (一)加强各项政策紧密配合 |
| (二)坚持结构性去杠杆政策 |
| (三)落实民企长效发展政策 |
| 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 |
| 五、理顺金融治理之中的各种关系 |
| (一)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 |
| (二)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 |
| (三)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
| 六、改革完善金融治理体制与体系 |
| (一)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 |
|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三)健全金融监管体系 |
| (四)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 2.1 传统OFDI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 2.6.1 东道国视角 |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 2.7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函数设定 |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产权制度 |
| 5.1.2 经济制度 |
| 5.1.3 创新制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所有制差异 |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 5.4.3 产业差异 |
| 5.4.4 行业集中度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 6.4.3 产业异质性 |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 7.4 异质性检验 |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 8.1.1 契约制度 |
| 8.1.2 物权制度 |
| 8.1.3 税收制度 |
| 8.1.4 信贷制度 |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 8.2.1 政府支出 |
| 8.2.2 供给效率 |
| 8.2.3 政府干预 |
| 8.2.4 政府补贴 |
| 8.2.5 行政审批 |
| 8.2.6 政府腐败 |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8.4 管理启示 |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10）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2 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的相关理论 |
| 2.1 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的基础理论 |
| 2.1.1 股权激励的方式及特征 |
| 2.1.2 企业的投资活动及投资效率 |
| 2.2 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的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3 激励理论 |
| 2.2.4 产权理论 |
| 3 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 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动因 |
| 3.1.1 减少管理层短期行为 |
| 3.1.2 矫正管理层的风险偏好 |
| 3.1.3 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
| 3.1.4 作为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手段 |
| 3.2 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影响投资效率的途径 |
| 3.2.1 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减少短期行为影响投资效率 |
| 3.2.2 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影响投资效率 |
| 3.2.3 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降低管理者自利行为影响投资效率 |
| 4 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研究假设 |
| 4.2 研究设计 |
| 4.3 研究模型设计 |
| 4.4 实证研究过程 |
| 4.4.1 数据来源及样本选取 |
| 4.4.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3 相关性分析 |
| 4.4.4 回归分析 |
| 4.5 实证结论 |
| 5 有效实施股权激励提高公司投资效率的建议 |
| 5.1 宏观对策 |
| 5.1.1 放宽对国企实施股权激励的政策约束 |
| 5.1.2 减少政府对国企的过度干预 |
| 5.2 微观对策 |
| 5.2.1 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
| 5.2.2 完善管理人员业绩考核体系 |
| 5.2.3 完善公司股权结构 |
| 5.2.4 强化外部审计监督作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双向激励:消除民营企业信息不对称的政策设计（论文参考文献）
- [1]公司参股银行的效能及其风险管理研究[D]. 胡彦鑫.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国资收购民企及参与董事会治理的效果研究 ——以长沙水业收购惠博普为例[D]. 龚卉元.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1)
- [3]上市公司自主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D]. 李海石. 山东大学, 2021(11)
- [4]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D]. 杨帆. 西北大学, 2021(12)
- [5]高铁开通对企业研发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D]. 李静婷.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
- [6]我国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的影响研究[D]. 苑黛君.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7]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8]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D]. 高锐. 吉林大学, 2020(08)
- [9]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10]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D]. 陶莹莹.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