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世对我国房地产的影响及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指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聂世坤[2](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李其成[3](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胡维[4](2017)在《当前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困境、成因及对策探索 ——基于货物贸易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货物贸易大国。但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面临了一系列诸如出口效益低下、国际市场环境恶化、贸易结构不合理、贸易增速下降的难题。要有效化解这一局面,从贸易大国跨越至贸易强国,就必须深入研究我国外贸发展现状,深度分析当前外贸困境、影响因素等,研究应对这一困境的对策措施。在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指导下,通过用比较分析法对当前中国货物贸易困境进行分析,得出当前中国货物贸易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是进出口增速下滑、贸易不平衡加剧、出口结构升级缓慢、贸易市场集中化以及贸易方式不合理等。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发现当前困境的成因来自于外部环境与内部问题两方面。依据分析结果,构建货物贸易发展困境指标体系并采用单项指标对中国货物贸易发展困境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构建当前中国货物贸易发展困境指标的因子分析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对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因子进行降维,将得出的三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规模因子、效益因子和质量因子,运用其对当前中国货物贸易发展困境进行综合评价,得出综合得分。此时的综合得分即为当前中国货物贸易发展困境指数。而后引入困境成因的国内因素,将困境指数作为因变量,国内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时间序列多元回归分析。根据实证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因子分析得出效益因子和质量因子对当前我国货物贸易困境的影响作用较小,结构规模因子的作用最大;表明目前我国的贸易增长仍然是依托以量取胜而非以质取胜。第二,回归分析得出,房地产的“挤出效应”、企业税收成本和人力资本对当前贸易困境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其中,房地产行业的“挤出效应”影响最大,企业税收成本其次,人力资本的影响相对最小。针对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抑制泡沫经济,振兴实体经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包括降低企业所得税和推广“单一窗口”制度等,以提升企业投入积极性;通过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和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来发展新型业态,培育竞争新优势;调节贸易顺差规模,缓解贸易不平衡,包括以内需填补外需、加强国际协商和贯彻“一带一路”战略;加快构建内外协调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培育创新型人才和自主品牌来加快创新驱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叶莉[5](2008)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的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得到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TJZZ06-2-007)的资助。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金融市场越来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金融全球化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给金融市场参与者和决策者带来了新的挑战,并且使局部金融危机在国际间迅速传染,也使得金融危机的易发性、联动性和破坏性越来越明显,各国面临的金融风险显着增加,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随着金融业对内、对外“双向式开放”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尤其是资本项目开放的推进,金融体系的安全性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内资金融机构的加入、资本项目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均会改变国内金融业所面临的竞争环境,使中国的金融业在引入新增变量的形势下重新洗牌,亦将给我国经济、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带来诸多难题,对我国金融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利用金融全球化的优势推进我国经济平稳持续发展,维护我国的金融利益;同时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始终是一对相伴相生的矛盾,也是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本论文通过国内外文献研究,从全球化视角分析、延展了金融安全的内涵,理清了金融安全与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了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安全的关系。认真研究和系统分析国内外关于金融安全问题的相关理论,着重对金融危机理论的最新发展,特别是对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金融危机理论进行系统阐述,并着重论述与金融安全相关的金融脆弱性理论、金融预警管理理论以及金融风险管理等理论,为本论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是探索和构建金融安全预警管理理论的前提和基本条件。本论文归纳、总结了金融安全实践研究成果,分析、比较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金融预警制度,总结了上述发达国家金融预警制度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安全预警体系提供有益的经验。本论文将金融安全的运行体现在金融市场各业务子系统的安全之中对中国金融安全的运行原理进行了探讨。从银行安全、货币安全、股市安全、债务安全、保险安全和金融体制安全等方面揭示了中国金融发展及持续稳健运行是中国金融安全的根本;对各类金融业务分类子系统安全运行的关联及动态变化从风险和危机的联动效应方式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各类金融安全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原理、过程和方式。在此基础上,剖析了金融安全运行的内生性、外生性,为金融安全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较系统的理论基础。本论文从中国金融业现状、国际资本流动态势、资本账户开放现状及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入手,遵循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对中国金融安全的现实状态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分析,对影响中国金融安全若干突出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创建了中国金融安全预警管理理论,研究、探讨了金融安全运行基本态势、金融安全态势监测与预警的内涵和基本特征以及中国金融安全预警管理理论原理。本论文在阐述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国金融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利用基因遗传算法与人工神经网络融合技术的优越性,设计了基因遗传神经网络优化模型,提出基于基因遗传BP网络模型的金融安全预警支持系统构建方案,对金融安全预警系统进行建模,并论证该模型在金融安全预警的适用性和可行性。运用金融业相关数据对模型进行仿真和验证;运用所构建的预警系统对中国目前的金融安全状态进行综合判断。依托所构建的金融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探索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安全态势预控对策及危机管理的方法。
赵筱阳[6](2006)在《入世过渡期后我国房地产业的对策》文中研究指明在我国加入WTO五周年之际,结合我国房地产业现状,从房地产企业、金融体制,消化空置房以及发展中介市场等方面分别阐述了入世过渡期后我国房地产业的对策,希望提高我国房地产企业的竞争力。
师华[7](2007)在《入世过渡期后我国建筑服务贸易法律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方,在这五年的过渡期内,我国建筑业市场逐渐对外开放,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大量地进入我国承揽工程和承包项目。我国按照入世时在建筑业领域的承诺以及WTO关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等规则的精神,在政府、企业、行业等各个层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使建筑业管理制度逐渐完善。尽管如此,在建筑业国际化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的问题。本文在分析WTO与建筑服务贸易相关规则和我国入世以来建筑业管理制度特别是建筑服务贸易法律制度以及借鉴WTO成员方建筑市场准入技术性壁垒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过渡期后我国建筑服务贸易的法律对策。 我国建筑市场对外开放的管理制度是伴随着我国建筑市场的对外开放而产生和建立的。在建筑业对外开放中,政府的管理体现为从政府主导型到政府主导与其他利益相关者驱动型相结合的方式;企业改制逐渐规范化法制化,建筑企业的管理正在向科学化、现代化和国际通行的模式转变;行业组织和中介组织等服务机构得到进一步培育和规范,中介服务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在这种多层次的管理中,法制管理是最高层次的管理,建筑业对外开放主要是通过建筑服务贸易法律制度加以规范的。 本文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以下内容: 1、研究了WTO主要成员方在建筑服务贸易领域的承诺,特别是其实施建筑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技术性壁垒的经验,为过渡期后我国建筑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论述了建筑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制度经济学理论、法理学理论和政府规制理论。为进一步研究建筑服务贸易法律制度及其完善奠定了理论基础。 3、在研究服务贸易、建筑服务贸易的内涵、特征、发展特点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我国入世时在建筑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和过渡期建筑服务贸易领域的主要法律规范,指出在建筑服务贸易法制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过渡期后健全、完善建筑服务贸易法律制度指明了方向。4、分析了WTO规则——这一国际社会成员国政府共同规范国际贸易行为的规则,特别是与建筑服务贸易相关的一系列规则,为过渡期后建筑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的制定提供了必须遵循的法律依据 5、探讨了过渡期后我国建筑服务贸易法律对策:以WTO规则为依据,既要对我国建筑产业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又要促进建筑业的对外开放,这也是我国建筑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前提条件。 6、结合上海2010年世博会中外双方共同建设场馆的特点,分析了世博会场馆建设中的建筑服务贸易法律问题,着重研究了世博会建设中外国承包商市场准入中的主体资格法律问题。 7、在对本文研究内容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以后研究工作的方向。
熊俊[8](2006)在《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能否持续快速增长下去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问题的实质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这种动力的大小如何,这正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旨在从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出发,建立一个经济增长动力的理论框架,并以此为基础,综合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等分析方法,高度重视中国国情及其在双重转型期的特点,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和供给制约、城市化和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以及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本文在吸收内生增长理论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中投入的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资本、简单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并对索洛模型进行了扩展,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模型,该模型所表达的基本思想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来自四种要素投入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使对中国这样的不发达经济而言,知识资本投入的增长不仅是全部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的一部分,而且其所对应的自主创新成果的增加形成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之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源于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的节约和知识的进展三个部分,它与技术进步既存在紧密联系,也有重大区别,且四种要素投入之间、以及各种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也是理解和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机理的重要基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都可能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约,这种需求不足主要是由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等长期性因素导致的,因而具有长期性且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产生阻碍作用。由于要素市场很不完善、政府投入不足以及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不完善等原因,中国经济增长也受到要素供给不足的制约。城市化的快速持续推进和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对缓解经济增长的供给制约和需求制约,进而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广泛而强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城市化和加入WTO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政府应围绕促进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增长中的重大作用,为此,政府对自身的职能要准确定位,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制订和实施匹配性强的政策法规构建经济增长的动力,要做到这些,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全文除导论外,共分六章。导论部分阐述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并简要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基本思路和创新之处。第一章以理论分析为主。首先,对经济增长、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因素等基本概念进行辨析和界定;然后,以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为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哈多德──多马模型、新古典新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等有代表性的增长理论进行评析;最后,在吸收内生增长理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对索洛模型进行了扩展。在扩展模型的研究中,对索洛模型三个假设条件的作用一一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条件虽然对索洛模型能用于经济增长核算是必要的,但对于提示和表达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的思想而言,并不是必要的,因此这三个假设条件可放松。另外,将索洛模型中的生产要素由两个增长为四个,即增加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并将各种要素定义为存量。然后,经过数学推导,得出一个综合性和适用性很强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模型。第二章是关于技术、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相互关系的一般分析。本章考察和界定了不同意义上的"技术",并对经济学中的技术进步进行了分类;分析和讨论了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的区别和联系,四种要素投入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各要素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技术有技术学意义上的技术、投入产出意义上的技术和经济学中的广义技术三个层面,只有投入产出意义上的技术进步率才等同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且这些要素的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也存在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是理解和分析经济增长机理的重要基础。第三章在运用第一章的理论模型和第二章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对我国需求不足的存在性及其主要方面、需求不足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与经济增长需求制约的长期性进行以实证分析为主的研究。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的几年里,中国存在总量性的需求不足,且需求不足的主要方面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除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外,主要是因为现阶段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由于已经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很难在短期内缩小至适度范围内,因此由消费需求不足主导的需求不足可能存在于很长一段时期内;长时间的需求不足不仅在总体上会阻碍要素投入的增长,而且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四章首先探讨了供给不足的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然后对要素供给不足的存在性及其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供给不足包括产品供给不足、要素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不足三个层面,三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从制约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要素供给不足是最直接、是核心的方面,而制度供给不足是最深刻的原因;尽管长期以来,中国的储蓄率之高世界罕见,而且政府文件中都强调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性,但除简单劳动力供给充足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都存在供给不足,导致这三种要素供给不足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是体制性的;每种要素的供给不足都会对其他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产生程度不同的阻碍作用,特别是人力资本供给不足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既广泛又严重的制约作用。第五章提出城市化和加入WTO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的观点,较详细地论证了中国城市化的滞后性、城市化发展存在的巨大空间、加入WTO对进出口和引进外资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促进作用,并分析了城市化和加入WTO促进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理。中国的城市化无论是从"量"上还是从"质"上看,都显得滞后,特别是从城市化率看,与世界其他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比,中国的城市化存在较严重的滞后,而从一般规律看,中国已进入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发展阶段,因此,只要城市化战略正确,中国将经历城市化快速推进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加入WTO作为一个长期过程,已经而且还将对中国的进出口、引进外资以及体制改革产生重大促进作用;城市化和加入WTO对消除或减轻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和供给制约,进而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生产率的增长产生广泛而强大的推动力,因此,城市化和WTO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第六章首先讨论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干预经济的理由和政府职能定位的基本原则、中国经济社会的特殊性和政府职能定位、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着力点,然后根据前面几章的研究结论提出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最后分析了政府自身改革的必要性。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理由是市场机制存在固有的缺陷,而政府干预存在市场所不具备的优势。政府干预经济必须适度的理由是政府也存在"失灵"。从中国的特殊性看,中国政府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相比,其职能范围应更广,政府更应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重大的推动作用;政府应在减轻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和供给制约,真正构建城市化和加入WTO这两大引擎方面采取匹配性强的有效对策;为了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佟克克[9](2006)在《中国房地产周期波动理论和对策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房地产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规模扩张失调、价格涨幅过快、产业运行周期波动剧烈等问题。国内外相关学者虽然对中国房地产业的周期波动现象给予极大的关注和研究,但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深入研究如何在房地产业运行过程中识别周期波动状况,进而采取措施来避免周期波动带来的影响,探索房地产经济运行、波动机制的规律性特征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则相对不足。而如何从中国社会体制的特殊性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着手,研究中国房地产业的增长与周期波动的内在机制,进而针对周期波动采取相应政策等课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对实现中国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更是我们在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本研究主要完成了六方面的工作,得到了相关研究成果如下:1、以房地产业发展较为成熟的北京、上海和广州等35个大中城市为对象,综合考虑制度变量和经济变量两个层面,建立了一套系统涵盖了房地产投资、生产、交易、制度等各个方面的中国房地产周期衡量指标体系,采用扩散指数方法(简称DI),编制中国房地产周期波动趋势图,反映1981年至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房地产周期发展过程,并将其划分为四个周期,实践表明能够较好地反映中国房地产周期波动趋势。2、基于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深入研究了中国房地产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得出中国房地产周期和宏观经济周期是一种正相关关系、波长大体一致,但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四个阶段在时间上不一致,房地产周期的复苏、萧条期滞后,而繁荣、衰退期超前的结论。并总结出房地产周期波动具有内在的助涨助跌性和房地产投资的波动具有粘性的两个主要特点。且中国房地产投资波动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敏感度差,但反映度较强,宏观经济政策对房地产投资起信号指导作用的时间长度较长的实际状况充分证明了上述结论的科学性。3、从中国房地产市场投资、供求和价格等基本方面入手,综合研究了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问题,界定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性质,透过房地产投资额、房屋空置率和价格等指标的定量分析,认为房地产在快速发展中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过热,某些地区、某些方面存在着泡沫。并指出国家在出台抑制房地产泡沫政策中要充分考虑以下几个研究结论和观点:①房地产投资的走势说明宏观调控已初见成效;②判断房地产是否出现泡沫,关键是看是否存在真实需求;③个人己经逐步成为住宅消费市场的主体;④房地产空置量确实是影响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双刃剑;⑤房地产价格呈现平稳增长态势是好事情,只是上涨的幅度应该适度。4、基于对中国房地产业面临着新的社会、经济、法制和技术等新形势的研究,深入分析了房地产周期剧烈波动的后果。认为房地产周期的剧烈波动将加剧房地产金融风险、鼓励投机和腐败行为、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等负面影响。5、深入分析了影响中国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因素,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角度研究其对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影响。认为土地政策、利率等因素对房地产业的影响较大。政策变动不仅影响投资,也影响消费。当前出台的控制土地供应量、提高利率等政策措施对防止当前中国房地产业过热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消费因素主要影响需求,短期内我国房地产需求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此后几年因消费不足对房地产业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性较小。6、提出了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是在不同时期配置利用土地资源时,要做到土地资源利用净效益的现值最大化,平缓房地产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剧烈波动,减少过度的房地产泡沫对整个国民经济危害,注重房地产行业利润空间的稳定性。实现房地产可持续发展应该保证使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相统一,通过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使房地产成为和谐社会的物质保障。最后,为实现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促进中国房地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1、指出新形势下可持续发展是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目标,提出了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涵义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2、建立了一套系统的中国房地产周期衡量指标体系,综合考虑制度变量和经济变量两个层面,采用扩散指数方法(简称DI),编制中国房地产周期波动趋势图,给出了中国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基本规律。并深入分析了影响我国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因素,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角度研究其对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影响并给出相应的对策。3、综合研究了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问题,界定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性质,给出国家在出台抑制房地产泡沫政策中要充分考虑的问题的研究结论和观点。
梁文东[10](2006)在《我国房地产中介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及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我国房地产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房地产中介行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但是,由于房地产中介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性,房地产中介在大发展的同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对我国的房地产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因此,研究和完善房地产中介法律制度,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展房地产中介行业所必须解决的首要任务。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的房地产中介法律制度来完善我国的房地产中介法律制度,以及在我国已经加入WTO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法律的构建来保护我国的房地产中介业的发展,对此,笔者提出了一些建议,如建立外资机构的市场准入制度,合法的利用贸易壁垒调控开放度,设立本行业的WTO咨询组等。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了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首先从房地产中介的定义出发,在归纳和总结了现有的房地产中介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笔者对房地产中介的认识,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和得出了房地产中介法律的概念,同时,本文对房地产中介法律产生的理论基础和房地产中介法律关系进行了阐述。除此之外,本部分还对房地产中介法律的两个基本问题,即房地产中介人及其权利义务和房地产中介业务及其特征进行了分析。 第二部分:本部分着重分析了我国现行的房地产中介法律制度。首先分析了我国现行的房地产中介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结构,并指出了其中需要改进的弊端。其次分析了市场准入制度在房地产中介市场的应用。再次分析房地产中介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本部分的写作是为了了解我国现行房地产中介法律制度的现状及其缺点。 第三部分:本部分以对境外比较完善的房地产中介法律制度的分析为切入点,分析了它们的基本制度体系和一些具体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对房地产中介人员的分层管理制度和牌照管理制度进行了重点阐述,笔者认为这两方面的内容对我国的房地产中介人员的管理应有所助益。然后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我国的房地产中介法律制度改进的一些措施。 第四部分:本部分将房地产中介法律制度的建设纳入我国已经加入WTO的大背景中,首先分析了入世后我国房地产中介法律制度建设所面临
二、入世对我国房地产的影响及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对我国房地产的影响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标 |
1.1.3 研究意义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1.2.1 利用外资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1.3.4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1.3.4 文献评述 |
1.4 论文结构 |
1.5 研究方法 |
1.6 创新之处 |
1.7 研究不足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3.1.4 层次分析法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4.3.1 动机分类 |
4.3.2 市场寻求型 |
4.3.3 避税地投资 |
4.3.4 政策激励型 |
4.3.5 制度寻求型 |
4.3.6 战略投资型 |
4.3.7 要素寻求型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4.4.1 政策优势 |
4.4.2 资本优势 |
4.4.3 技术优势 |
4.4.4 货币优势 |
4.4.5 国家优势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6.1.2 资本的分配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4 稳健性检验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7.5 异质性检验 |
7.5.1 时间异质性 |
7.5.2 国家异质性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路径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理论基础 |
一、金融监管的公权力属性 |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理论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的多元与多重 |
一、金融监管权主体的多元化 |
二、金融监管对象的全覆盖 |
三、金融监管内容的系统化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结构化”性质 |
一、国家权力的央地配置 |
二、“结构化”视角下的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 |
一、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根本动因 |
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竞争需要是直接动因 |
三、维护金融安全是终极动因 |
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重要动因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变迁和现状 |
第一节 中央金融监管权模式的历史变迁 |
一、1949-1979:中央银行“大一统”时代 |
二、1979-1992: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地方监督保障 |
三、1992-2003:分业监管与地方干预 |
四、2003-至今:分业监管与金融监管协调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历史考察 |
一、1949 年以来我国权力央地关系的发展 |
二、我国金融监管央地关系的变迁 |
第三节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
一、中央金融监管权配置现实 |
二、金融监管权集中配置于中央的弊端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现实 |
四、央地双层监管的显着趋势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困境 |
第一节 地方金融监管的多重困境 |
一、应对传统金融的困境 |
二、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依据普遍缺失 |
三、地方监管机构定位不清 |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困境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危机 |
一、金融立法现状 |
二、现行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央地配置域外模式借鉴 |
第一节 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 |
一、美国的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二、加拿大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三、美国、加拿大分权型多层监管体制特征 |
第二节 集中型单层监管模式 |
一、英国金融监管权集权型单层配置模式 |
二、德国依托地方银行的地方监管模式 |
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行政授权地方监管模式 |
四、欧盟合作性金融监管模式 |
五、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层监管模式的特征 |
第三节 域外金融监管的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一、域外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 |
二、监管权力央地配置模式的决定因素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制度建构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宏观设计 |
一、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价值取向 |
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配置目标 |
三、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主要原则 |
第二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路径 |
一、通过法律制度配置监管权力 |
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作用 |
第三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主体配置 |
一、监管机构配置的基本原则 |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统筹监管模式 |
第四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内容配置 |
一、厘清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界限 |
二、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界限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内容 |
第五节 配套制度设计 |
一、中央从严格分业走向行业统筹 |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关系 |
三、创造地方金融监管权实现的条件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当前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困境、成因及对策探索 ——基于货物贸易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2.1 基于对外贸易所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相关研究 |
1.2.2 基于对外贸易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1.2.3 评价对外贸易发展水平相关的实证研究 |
1.2.4 相关文献评述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中国货物贸易发展的理论基础及其演变 |
2.1 货物贸易的概念界定 |
2.2 货物贸易发展的理论基础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2.2.3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2.3 中国货物贸易发展的演变历程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货物贸易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3.1 中国货物贸易发展困境分析 |
3.1.1 进出口增速下滑 |
3.1.2 贸易不平衡加剧 |
3.1.3 出口结构升级缓慢 |
3.1.4 贸易市场集中化 |
3.1.5 贸易方式不合理 |
3.2 当前中国货物贸易发展困境的成因分析 |
3.2.1 外部环境的挑战 |
3.2.2 内部存在的问题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当前中国货物贸易发展困境的测度 |
4.1 构建货物贸易发展困境评价的指标体系 |
4.1.1 发展规模评价指标 |
4.1.2 发展结构评价指标 |
4.1.3 发展效益评价指标 |
4.1.4 发展质量评价指标 |
4.2 对当前中国货物贸易发展困境的单项指标测度 |
4.2.1 国际市场占有率 |
4.2.2 贸易条件指数 |
4.2.3 出口依存度 |
4.2.4 出口集中度 |
4.2.5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
4.2.6 竞争优势指数 |
4.2.7 劳动生产率 |
4.2.8 专利授权率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当前中国货物贸易发展困境成因的实证分析 |
5.1 因子分析与评价 |
5.1.1 评价方法的选择 |
5.1.2 因子分析指标体系构建 |
5.1.3 因子分析过程 |
5.1.4 综合评价 |
5.2 多元回归分析 |
5.2.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5.2.2 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5.2.3 回归结果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对策建议 |
6.1 抑制泡沫经济,振兴实体经济 |
6.2 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 |
6.3 发展新型业态,培育竞争新优势 |
6.4 实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缓解贸易不平衡 |
6.5 加快构建内外协调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6.6 加快创新驱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5)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的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国际背景 |
1-1-2 国内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5 创新性研究成果 |
第二章 金融安全内涵及理论与实践研究评述 |
§2-1 金融全球化内涵及主要特征 |
§2-2 金融安全的内涵、特征及种类 |
2-2-1 金融安全概念的理论界定 |
2-2-2 金融安全概念的进一步界定 |
2-2-3 金融安全的内涵 |
2-2-4 金融安全的基本特征 |
2-2-5 金融安全的种类 |
§2-3 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安全的关系 |
§2-4 金融安全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
2-4-1 金融危机理论研究 |
2-4-2 金融脆弱性理论研究 |
2-4-3 金融预警理论研究 |
2-4-4 金融风险管理理论研究 |
§2-5 金融安全实践研究综述 |
2-5-1 金融安全的阶段性研究 |
2-5-2 金融危机预警指标的选择研究 |
2-5-3 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选择研究 |
2-5-4 金融安全与金融监管 |
§2-6 西方发达国家金融预警制度比较 |
2-6-1 美国金融预警制度 |
2-6-2 英国金融预警制度 |
2-6-3 日本金融预警制度 |
2-6-4 发达国家金融预警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2-7 对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
§2-8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金融安全运行原理与机制研究 |
§3-1 金融安全运行的基本原理 |
3-1-1 银行安全运行原理 |
3-1-2 货币安全运行原理 |
3-1-3 债务安全运行原理 |
3-1-4 股市安全运行原理 |
3-1-5 保险安全运行原理 |
3-1-6 金融体制安全运行原理 |
§3-2 金融安全运行的联动效应分析 |
§3-3 中国金融安全运行机制分析 |
3-3-1 金融安全运行的内生机制分析 |
3-3-2 金融安全运行的外生机制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金融安全状况的总体分析与评价 |
§4-1 中国金融业现状与金融安全 |
4-1-1 银行业安全状况分析 |
4-1-2 证券业安全状况分析 |
4-1-3 保险业安全状况分析 |
§4-2 国际资本流动态势与中国金融安全 |
4-2-1 我国参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历史和现状 |
4-2-2 金融开放下的资本流入与中国金融安全 |
4-2-3 金融开放下的资本流出与中国金融安全 |
§4-3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现状与金融安全 |
4-3-1 中国资本账户管理的现状 |
4-3-2 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与金融安全 |
§4-4 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与金融安全 |
4-4-1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迁 |
4-4-2 钉住汇率制度下的金融安全 |
4-4-3 现行汇率制度下的金融安全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金融安全预警管理理论研究 |
§5-1 金融安全态势监测与预警概述 |
5-1-1 金融安全运行基本态势判断 |
5-1-2 金融安全态势监测与预警内涵 |
5-1-3 金融安全态势监测预警系统的基本特征 |
§5-2 中国金融安全预警管理理论研究 |
5-2-1 金融安全预警管理的目的和任务 |
5-2-2 金融安全预警管理的独特功能 |
5-2-3 金融安全预警管理的工作内容 |
5-2-4 金融安全预警管理的基本结构 |
5-2-5 金融安全预警管理的活动模式 |
5-2-6 金融安全预警管理的组织方式 |
5-2-7 金融安全预警管理的运作程序 |
5-2-8 金融安全预警管理的对策体系 |
§5-3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的构建 |
§6-1 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的设计 |
6-1-1 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设计的原则 |
6-1-2 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的基本结构 |
6-1-3 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的运作程序 |
§6-2 金融安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的设置 |
6-2-1 金融安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6-2-2 金融安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的结构 |
6-2-3 金融安全预警区间的测定及安全等级划分 |
§6-3 金融安全监测预警模型研究 |
6-3-1 模型构建原理 |
6-3-2 模型在金融安全预警的适用性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中国金融安全预警管理实证研究 |
§7-1 实验应用平台 |
§7-2 网络配置 |
7-2-1 样本数据的选取 |
7-2-2 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 |
7-2-3 权重的确定 |
7-2-4 网络节点选择 |
§7-3 实验过程 |
7-3-1 遗传算法优化BP网络的权重、阈值 |
7-3-2 训练和学习 |
7-3-3 预警模型的验证 |
7-3-4 模型的预警 |
§7-4 预警结果分析与评价 |
7-4-1 安全区间的确定 |
7-4-2 预警结果分析与评价 |
§7-5 中国金融安全态势预控对策 |
7-5-1 金融安全态势的宏观预控 |
7-5-2 金融安全态势的预控对策 |
7-5-3 金融安全预控对策实施的建议 |
§7-6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结论 |
§8-2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
附录B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
作者简介 |
(6)入世过渡期后我国房地产业的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一 增强企业竞争力 |
二 完善企业机制、调整法规 |
三 完善金融体制 |
四 消化空置商品房的措施 |
五 大力发展和完善房地产中介服务市场 |
(7)入世过渡期后我国建筑服务贸易法律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和选题依据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选题依据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3.2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1.4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文献综述—国内外建筑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研究 |
2.1 国外研究状况 |
2.1.1 关于“承诺” |
2.1.2 关于建筑市场准入的“技术性壁垒”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建筑服务贸易法律的理论基础 |
3.1 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理论 |
3.1.1 制度的内涵 |
3.1.2 制度的构成 |
3.1.3 制度的变迁 |
3.1.4 法律制度在制度变迁中的地位、需求和供给 |
3.2 法理学关于法的理论 |
3.2.1 法的功能 |
3.2.2 法的作用 |
3.2.3 法的功能和法的作用的关系 |
3.3 政府规制理论 |
3.3.1 政府规制的概念、产生原因 |
3.3.2 政府规制失效及优化 |
3.3.3 入世与政府规制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入世过渡期我国建筑服务贸易法律现状分析 |
4.1 服务贸易与建筑服务贸易 |
4.1.1 服务贸易—国际贸易新的增长点 |
4.1.2 建筑服务贸易 |
4.2 我国建筑服务贸易法律现状分析 |
4.2.1 我国入世时在建筑服务贸易领域的承诺 |
4.2.2 我国入世承诺的履行 |
4.2.3 入世过渡期建筑服务贸易法律制度评析 |
4.2.4 现行法律存在的问题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WTO与建筑服务贸易相关的规则分析 |
5.1 WTO法律框架及规则 |
5.2 WTO与建筑服务贸易相关的规则 |
5.2.1 《货物贸易多边协定》与建筑服务贸易相关的原则 |
5.2.2 《服务贸易总协定》与建筑服务贸易相关的原则 |
5.2.3 与建筑服务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规则 |
5.2.4 与建筑服务贸易相关的政府采购规则 |
5.2.5 与建筑服务贸易相关的争端解决规则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过渡期后我国建筑服务贸易法律对策 |
6.1 坚持 WTO规则的前提下,完善建筑服务贸易法律 |
6.1.1 加强建筑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技术性壁垒的研究 |
6.1.2 学会利用WTO规则的弹性空间和例外条款 |
6.1.3 以《政府采购协定》引导我国建筑服务贸易法律的制定 |
6.2 实施建筑业担保、保险制度,防范建筑工程风险 |
6.2.1 工程保证担保与建筑工程领域风险的防范 |
6.2.2 工程保险和建筑工程领域风险的防范 |
6.2.3 工程保证担保与工程保险在防范建筑工程风险方面的区别 |
6.2.4 运用国际工程保证担保和国际工程保险化解建筑工程风险的对策 |
6.3 建立建筑行业国际执业资格制度,促进建筑业的对外开放 |
6.3.1 国外建筑行业执业资格制度的比较分析 |
6.3.2 我国建筑行业执业资格制度建立的进展情况及特点 |
6.3.3 我国建筑行业执业资格制度的发展建议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案例分析—世博会建设中建筑服务贸易法律问题 |
7.1 世博会场馆建设中承包主体资格的法律问题 |
7.1.1 我国建筑企业承揽世博场馆项目工程的主体资格条件 |
7.1.2 外商投资建筑企业承揽世博场馆项目工程的主体资格条件 |
7.1.3 外国承包商承揽世博场馆项目建设的主体资格条件 |
7.2 外国承包商承接世博场馆建设项目的工程总承包问题 |
7.3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束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个人简历: |
已发表论文: |
研究项目: |
(8)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相关研究评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结构框架和主要内容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经济增长理论评析及对索洛模型的一个扩展 |
第一节 基本概念辨析 |
第二节 经济增长理论评析 |
第三节 对索洛模型的一个扩展 |
第二章 技术、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相互关系的一般分析 |
第一节 技术与技术进步的分类 |
第二节 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的区别和联系 |
第三节 四种要素投入之间的相互影响 |
第四节 要素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第三章 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 |
第一节 需求不足的存在性及其主要方面 |
第二节 需求不足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第三节 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需求制约的长期性 |
第四章 中国经济增长的供给制约 |
第一节 供给不足的三个层面及相互关系 |
第二节 要素供给不足的存在性分析 |
第三节 要素供给不足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第五章 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 |
第一节 城市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 |
第二节 加入WTO: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二 |
第六章 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及政府改革 |
第一节 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几个重要指导思想 |
第二节 政府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对策 |
第三节 政府职能与政府改革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致谢 |
(9)中国房地产周期波动理论和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一、研究目的 |
二、本研究的现实意义 |
三、本研究的理论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国外关于房地产周期波动的研究概述 |
二、国内对房地产周期波动研究的概况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二、研究的基本方法 |
第二章 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基本理论 |
第一节 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含义、类型与阶段 |
一、房地产周期的阶段 |
二、房地产周期的基本特征 |
三、房地产周期的类型 |
四、房地产周期波动的测定方法 |
第二节 房地产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 |
一、经济周期的定义 |
二、经济周期的类型 |
三、房地产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 |
第三节 房地产周期波动与房地产泡沫 |
一、房地产泡沫的定义、特征、评价指标及成因 |
二、房地产周期波动与房地产泡沫的关系 |
第四节 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一、政策因素 |
二、经济因素 |
三、心理因素 |
四、技术因素 |
第三章 中国房地产周期划分及波动影响研究 |
第一节 新形势下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环境 |
一、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 |
二、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经济环境 |
三、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法制环境 |
四、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技术环境 |
五、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分析 |
第二节 中国房地产周期划分方法研究 |
一、中国房地产周期已有划分方法简述 |
二、中国房地产周期衡量指标的选择 |
三、中国房地产周期划分的实证分析 |
第三节 中国房地产周期与宏观经济波动的互动分析 |
一、定性分析 |
二、定量分析 |
第四节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问题的实证研究 |
一、对中国当前房地产市场现状的判断 |
二、中国房地产泡沫存在的实证分析 |
三、中国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原因分析 |
第五节 中国房地产周期剧烈波动的影响分析 |
一、加剧房地产金融风险 |
二、鼓励投机和腐败行为 |
三、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
四、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 |
第四章 中国房地产周期波动成因的分析 |
第一节 房地产周期性波动影响因素分析 |
一、政治因素 |
二、经济因素 |
三、社会因素 |
第二节 房地产周期性波动影响因素变化趋势实证分析 |
一、宏观经济环境 |
二、政府宏观调控 |
三、市场供求机制 |
四、价格机制 |
五、土地开发 |
第五章 促进中国房地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
第一节 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
一、房地产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
二、房地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控制 |
第二节 促进中国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
一、政府层面的发展建议 |
二、企业层面的发展建议 |
第三节 推动房地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
一、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
二、完善土地管理体制 |
三、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 |
四、建立市场经济秩序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第一节 论文结论及主要创新点 |
一、论文的主要工作与结论 |
二、论文主要创新点 |
第二节 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
致谢 |
参考文献 |
(10)我国房地产中介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第一部分 房地产中介的基本问题 |
一、房地产中介概述 |
(一)、房地产中介的概念 |
(二)、房地产中介产生的理论基础 |
(三)、房地产中介法律关系 |
二、房地产中介人及其权利义务 |
(一)、房地产中介人的概念 |
(二)、房地产中介人的权利义务 |
三、房地产中介业务及其特征 |
(一)、房地产中介业务 |
(二)、房地产中介业务的经济特征 |
(三)、房地产中介业务的法律特征 |
四、研究房地产中介法律制度的现实意义 |
第二部分 我国对房地产中介的法律规制 |
一、我国房地产中介的基本构架 |
(一)、房地产中介的法源探究 |
(二)、我国房地产中介现行框架结构的弊端 |
二、房地产中介市场准入制度 |
(一)、房地产中介市场准入制度的成因 |
(二)、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的市场准入制度 |
(三)、房地产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制度 |
(四)、房地产中介市场的分级准入管理制度 |
三、房地产中介的行为规制 |
(一)、房地产中介服务合同的法律规定 |
(二)、房地产中介服务的收费规则 |
(三)、房地产中介服务业务的可转让性规定 |
(四)、房地产中介业务操作的透明性规范 |
第三部分 境外房地产中介的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
一、境外规制房地产中介市场的法律监管体系 |
(一)、房地产中介服务市场严格的准入制度 |
(二)、信息披露制度 |
(三)、明确完备的管理制度 |
(四)、房地产中介服务执业保护机制 |
二、房地产中介服务从业人员的管理制度 |
(一)、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分层管理制度 |
(二)、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执业牌照管理制度 |
三、房地产中介机构管理制度 |
(一)、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的设立 |
(二)、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佣金的分配 |
(三)、纠纷的调处机制 |
四、对我国房地产中介管理的启示 |
(一)、管理的层次化 |
(二)、明确政府在房地产中介服务中的法律地位及管理责任 |
(三)、完善房地产中介服务资质管理制度和信誉制度 |
(四)、明确和强化中介行业组织的职能 |
(五)、建立健全房地产中介服务纠纷调处机制 |
第四部分 入世后对我国房地产中介的影响及对策 |
一、世贸组织规则对我国房地产中介服务业的要求 |
二、世贸组织规则对我国房地产中介法律的影响 |
(一)、对制定房地产中介法律规则的影响 |
(二)、受世贸组织规则影响的法律规则对房地产中介的影响 |
三、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房地产中介的其他重要影响 |
(一)、入世对我国房地产中介服务业的直接影响 |
(二)、入世对我国房地产中介服务行业的间接影响 |
四、入世后房地产中介服务法律法规的对策 |
(一)、建立健全行业法规,优化市场竞争环境 |
(二)、按照对等原则确立外资机构的市场准入制度 |
(三)、按照透明度原则,设立本行业WTO咨询组 |
(四)、合法的利用贸易壁垒调控开放度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四、入世对我国房地产的影响及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3]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4]当前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困境、成因及对策探索 ——基于货物贸易分析[D]. 胡维. 福州大学, 2017(03)
- [5]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的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D]. 叶莉. 河北工业大学, 2008(08)
- [6]入世过渡期后我国房地产业的对策[J]. 赵筱阳. 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04)
- [7]入世过渡期后我国建筑服务贸易法律对策研究[D]. 师华. 同济大学, 2007(02)
- [8]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D]. 熊俊. 四川大学, 2006(07)
- [9]中国房地产周期波动理论和对策研究[D]. 佟克克. 北京交通大学, 2006(03)
- [10]我国房地产中介法律问题研究[D]. 梁文东. 西南政法大学, 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