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共产党定能带领人民实现三大任务（论文文献综述）
刘华超[1]（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黄春森[2]（2020）在《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发展轨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姜潞潞[3]（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发展历程研究》文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与时俱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活动,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亦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在不同时代语境中有着具体的特点表征。本文按照“理论解读——进程梳理——经验总结”的研究思路,对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引言部分从当前国内外形势出发,阐释研究缘起,并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归纳总结,厘清本篇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探讨了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一部分,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基本概述研究。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是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政治性、人本性、长期性和时代性的特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恩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爱国主义思想作为理论支撑,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及促进大学生自身的全面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第二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发展。以历任党的领导核心的形成为时间节点,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恢复调整:改革开放激发各领域活力,大学生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以“三大任务”和“五爱”教育为主要内容,以理论教育、社会实践和榜样示范法为主要方式;二是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发展完善: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复杂,学生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和理性务实,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题,强化理论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三是对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稳步提升:科技革命带来世界和中国的竞合发展,大学生更加追求独立和自我实现,国家重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宣传教育,社会实践、网络教学等新的爱国主义教育形态兴起;四是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深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学生思想更加多样,承担的责任更加重大,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梦教育为主要内容,“三全”与新媒体育人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第三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经验总结与启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理论为指导,遵循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规律,以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为指向,向着科学化、专业化和系统化的方向发展。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将秉承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理念,坚持破立结合,在守正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结语部分是对全文总的概括。从时代背景出发,阐释我国新的历史方位,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着新使命,期待着新作为,希望有更多人一起关注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陈芳洁[4]（2020）在《新时代我国农村扶贫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摆脱贫困一直是千百年来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美好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伟大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精准扶贫方略,着力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质量、解决区域整体性贫困、强化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促进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全部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庄严承诺,带领全体人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2020年是我国决胜脱贫攻坚的节点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灭绝对贫困将是人类反贫困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脱贫摘帽并不是中国扶贫工作的终点,而是新生活和新奋斗的起点,必须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基础上,把防范返贫和应对相对贫困作为当前和未来扶贫工作的重点,朝着带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而不懈努力奋斗。首先,本文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和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对国内外关于贫困问题的文献资料进行概括和总结,分别界定了贫困与扶贫的相关概念,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贫困的思想,为新时代我国农村扶贫问题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本文探究了新时代背景下持续推进农村扶贫工作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意义。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论述了持续推进农村扶贫工作的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农村扶贫工作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和为世界提供中国减贫方案几个方面论述了持续推进农村扶贫工作的现实意义。再次,本文分析了当前农村扶贫工作的成就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自实行精准扶贫方略以来,在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生活质量、地区整体减贫等方面,我国扶贫工作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然而,当前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同样存在诸多问题,贫困人口内生发展能力不足、扶贫干部政策执行中的行为失范、贫困地区扶贫资源配置不合理、已脱贫人口返贫风险高、未来应对相对贫困问题任务艰巨,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梳理脱贫攻坚取得伟大成就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坚持党的领导、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最后,本文提出了新时代持续推进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相应对策。在深入剖析新时代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总结脱贫攻坚经验的前提下,分别从加强和改善党对扶贫工作的领导;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推进扶贫资源的高效配置;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范返贫;扶贫重点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五个方面提出了可供参考的对策建议。
杨帆[5]（2020）在《鄂豫皖根据地革命歌曲之研究》文中指出回溯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历史长河,无论是对于中国革命史,还是中国近现代的文艺史、音乐史,鄂豫皖根据地的音乐历史都应该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的历史一章。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歌曲有着浓烈的意识形态属性,是作为政治导向的重要载体。革命歌曲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一种重要的革命宣传途径在今天已然成为了政治学与音乐学争相研究的集体回忆,这也是无数仁人志士通过自己的革命意志而流传下来的革命与艺术的结晶。本文将着力于对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歌曲进行研究,明确鄂豫皖根据地与革命歌曲的相关释义,梳理革命歌曲的产生与传播方式。同时通过梳理根据地的革命历史以及根据地所属大别山的民歌曲调,探究出中共建党以来至1937年间鄂豫皖根据地革命歌曲的曲调来源。革命歌曲作为政治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时具有重要的政治功用,探讨鄂豫皖革命歌曲的政治功用以及音乐与政治的必然联系势必将革命歌曲的政治价值显现出来,同时作为革命时代的产物也需要通过梳理来探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这一瞥必不可少的革命歌曲。
柴桂枝[6]（2020）在《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妇女识字班研究 ——以任丘南关村和邓河口村妇女识字班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识字班”是晋察冀广大农村地区一种比较普遍的民众学习形式,是民众自发、自愿参加的学习组织,它以“无人数、无场地、无时间、无年龄”限制特点适应了农村社会。中国共产党通过深入农村地区,大力办识字班教育的同时,也注重发挥其政治功能的作用,宣传中共各项农村惠民政策,推动了众多工作的顺利完成。此外,在收集有关资料中发现,妇女识字班在农村大量存在,而且规模不一、形式多样。本文通过任丘个案再现了战争年代妇女的生活状态、教育现状,也可发现妇女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挑战。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究,让我们感受到教育在支援战争和妇女解放过程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以及对如今教育体系的改革有重要借鉴作用。
乔傲龙[7]（2019）在《《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文中指出《抗战日报》创刊于“晋西事变”结束之后的1940年9月18日,1946年7月1日更名为《晋绥日报》,1949年5月1日停刊,前后历时9年。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后改为晋绥分局）的机关报,在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为中心,分五个部分对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进行了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考察。本文所称的文化动员,既包括一般意义上所指称的以文化为手段所进行的动员,即以文学、艺术、新闻等方式动员民众参与中共领导下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及社会经济活动,同时亦包括以文化建设为目的而进行的人才动员,即中共为了发展其领导之下的文化事业,广泛地动员民众参与到文化建设之中。第一部分追溯了中共的办报传统及其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以及从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到“晋西事变”之前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牺盟会、战动总会在晋西北地区的办报活动,论述了这一时期报纸所具有的鲜明的统一战线色彩,并重点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采编队伍的发展。这支采编队伍的人员具有双重角色,他们因动员而加入这支队伍,又通过办报动员了其他广大群众。在文化动员中,他们起到了核心的引领作用。从初期以国共对立时期的储备干部及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发展的知识人才为主,到1942年延安知识人才的大量补充,再到抗战胜利之后本土知识分子的崛起,《晋绥日报》（《抗战日报》）办报队伍9年间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化动员的总体进程,由此可以看出此种动员不同于其他社会动员的渐进性特征、其对人才培养的依赖,以及文化人才培养的接续性要求。第二部分论述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通讯队伍的建立和完善。报纸的通讯工作在1942年之前和之后的对比结果表明,在文化落后的根据地,只有党的各级政权把办报视为一种“深入的组织工作”,举全党之力并发动群众参与,报纸才能体现出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党性,并成为党对群众进行文化动员的有力武器,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则必须通过完善的通讯网才能得以顺利实现。事实上,在《晋绥日报》（《抗战日报》）9年的发展过程中,报纸质量与通讯工作始终呈现出极强的正向相关。报纸通讯员队伍的逐渐壮大、专业水平的不断提升、通讯网络的建立和完善,有力地提升了文化动员的覆盖面及有效性。第三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三级报网中的地方油印报纸和基层乡村的黑板报,及其与晋绥农村的冬学运动、识字运动、读报运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油印报和黑板报作为大报的二级和三级系统,其成败的关键依然在于群众路线是否得到了有力的执行,而冬学、识字、读报等群众运动的开展,不但本身就是文化动员的重要部分,而且是报纸的文化动员能否得到预期回应的根本性前置要件。第四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在社会动员中的新闻“客里空”问题及其成因,并对晋绥边区反“客里空”运动中“新闻求实”与“思想土改”两条线索进行了梳理,通过大量的个案分析证明:工具目的只能通过专业主义途径得以实现,因此工具主义必须坚持适度性原则,以保证新闻真实性与政治正确性之间最低限度的平衡,否则将适得其反。第五部分得出全文结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文化建设是“比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更难的题目”,文化动员应充分估计文化建设的长期性、渐进性特征,而人才能否接续、动员能否持久则是文化动员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战时的教育条件导致了特定门类人才在供给侧的困难,而受众的接受水平则导致了特定文化产品在需求侧的疲软,由供需关系所导致的失衡结构,是文化动员的决策者和文化建设的规划者必须理智面对的现实,因时因地制宜是上策,一味求全可能适得其反;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文化动员中成功的群众路线并非线性结构,而是一个棋盘状系统,在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之下,“棋盘效应”使每个运动都与其他所有运动相为支撑,从而形成化合作用;群众路线的本质是群众利益路线,文化动员本质上也是利益动员,其功能是通过“利他”而实现的,只有以此认识为前提去组织动员,才能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不能切中民众的利益诉求,无助甚至有损于民众利益的实现,则动员的意图终将落空;党报是政党开展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但工具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尊重新闻自身规律为前提,以牺牲新闻真实为代价的工具追求必将适得其反。
孙延青[8]（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指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刘纯一[9]（2019）在《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1992）中国侨务政策之研究》文中认为在领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将华侨华人问题视为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侨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休戚相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侨务工作由之前的革命手段转变为政府行为,侨务政策也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以及中国政府在外交策略的考虑着眼,做出了相应的历史性调整,国内以安置归侨侨眷工作为主,国外则将处理好与华侨住在国的关系摆在首位。“文化大革命”期间,侨务领域遭遇重创,海内外广大侨胞因此蒙上一层深重的心理阴影,中国国家形象、国民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国内各领域逐步开展“拨乱反正”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亦重新对“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进行确定,以“改正错误、重聚人心”为指导,更是对以往的政策失误进行了系统的纠偏,而恢复侨务工作、落实侨务政策也被提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毫无疑问,侨务政策的制定依据及执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广大华侨华人、归侨侨眷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同时对于促成与之形成新团结、新合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侨务工作作为中国政府工作的一条重要战线,成为了中国总体发展布局的战略性工作,与时代发展的脉搏同频共振。得益于邓小平等中央高层的关于“‘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的一系列表态,为侨务工作冲破“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禁锢,在改革开放中发挥其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提供了基本的思路与遵循。其后,中国政府以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战略高度重视侨务工作,根据归侨侨眷、海外华侨华人群体呈现出的新变化、新特点,认识到几千万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作用是中国大发展的“独特机遇”,进而不断调整侨务工作的整体性思路,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充分利用海外华侨华人资金、智力资源,调动国内归侨侨眷的积极性,使侨务工作迅速打开新局面,并呈现出勃勃生机,中国的侨务事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中国侨务政策调整转变的历史进程,既有来自于国际环境的压力,更多的是与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变化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的总体框架和基本思路是,对改革开放前新中国侨务政策的基本思想原则和内容进行考察,通过对过往政策历史的回溯,进而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侨务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宏观背景,阐明这一时期中国侨务政策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着重论述改革开放初期侨务政策的深刻内涵及其实践价值。从而深入挖掘侨务工作与改革开放的关联性,并从中分析阐明侨务政策规定内容及其在调整中和实践中的变动因素,继而试图从时代背景和形势发展中对这种变化予以合理的解释。笔者参考公共政策的相关理论,注意理解把握侨务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执行的关键环节,探讨中央在制定出台侨务政策时的现实考虑,以及地方在执行落实侨务政策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从社会变迁、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探讨了改革开放后（1978-1992）侨务政策制定和执行产生的实际影响,思考侨务工作应该注意的问题和努力方向,为进一步改进侨务工作以使之更好地融入中国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提供参考意见。
杨昌斌[10]（2019）在《当代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简称“双拥”）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领导人民军队独创的光荣传统和特有的政治优势。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领导人民军队,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双拥实践活动,并形成了一系列双拥工作理论,成为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实践领域的不断拓展和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了治国理政建军的新境界。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双拥工作,对做好双拥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开展双拥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本文从提出“双拥思想”（“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的简称）概念（即“关于双拥工作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入题,对“双拥”这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独创的具有政治性、全局性、社会性的活动,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和总结,以“当代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简称“当代双拥思想”）作为研究课题,主要从八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主要介绍课题选题的缘起与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对国内外关于双拥、双拥工作、双拥思想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文献研究,界定了相关概念,说明了论文创新点,明确了研究内容、方法和思路。第二部分,主要揭示双拥思想的内涵和价值意蕴,探究其渊源及其在实践中体现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成为双拥工作和处理军政军民关系的思想指南的独特价值。第三部分,廓清双拥工作的历史发展脉络,概括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不断丰富发展的双拥思想的核心内容,提出不同历史时期双拥思想有其核心要义、目标、任务,阐明双拥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丰富创新,体现了双拥思想血脉基因、精髓本质。第四部分,系统梳理当代双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双拥工作的讲话、指示等内容,分析当代双拥思想的形成路径和发展历程,指出当代双拥思想形成于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期,成熟于党的十八大确立习近平同志为全党全国全军领导集体核心以后。第五部分,重点论述当代双拥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要义。从双拥工作本质、目标、主体、关键等四个方面对当代双拥思想的主要内容展开阐述论证,详细阐述军民融合内涵、理念、机制、发展战略等核心要义,深刻剖析当代双拥思想需要把握的理论核心。第六部分,深入论述当代双拥思想具有的科学性与实践性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统一、全局性与局部性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统一的四个理论特点,揭示双拥思想的理论价值、科学禀赋。第七部分,从当代双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汇聚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伟力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实现新形势下强军目标的重要保证等三个方面,分析当代双拥思想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第八部分,从实践维度,全面论述如何推动当代双拥思想指导工作、落地见效。主要从政治思想、工作力量、组织制度等几个方面,详细阐述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充分发挥广大军民主体作用、坚持组织制度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等实践要素。本文试图在三个方面进行创新:一是提出“双拥思想”和“当代双拥思想”。论文提出的“双拥思想”,是将其提升到政治理论的指导思想层面,完成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在此基础上,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建军实践中,对“双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完善定义为“当代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简称为“当代双拥思想”。二是从理论层面首次概括出党的历代双拥思想的核心要义。党的第一代双拥思想核心要义是“军民一致”,党的第二代双拥思想核心要义是“军民共建”,党的当代双拥思想核心要义是“军民融合”。三是系统阐述当代双拥思想的理论特点和重大意义。指出当代双拥思想具有科学性与实践性、继承性与创新性、全局性与局部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理论特点。是十八大以来党在治国理政建军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双拥实践的新发展,是汇聚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伟力的强大思想武器和实现新形势下强军目标的重要保证。
二、中国共产党定能带领人民实现三大任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共产党定能带领人民实现三大任务（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基本评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相关概念与内容 |
| 一、政党与执政党 |
| 二、党的领导与执政 |
| 三、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 |
| 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
| 一、党的执政理念 |
| 二、党的执政基础 |
| 三、党的执政方式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二、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 |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培养党的革命斗争能力 |
| 一、依靠正确革命政策巩固根据地政权 |
| 二、党的革命策略正确源于调查研究 |
| 三、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斗争胜利之本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局部执政增强党的执政信心 |
| 一、指导中国革命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 二、抗战时期局部民主执政实践影响深远 |
| 三、思想与组织建设并重是党的建设特色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锻炼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实施政策 |
| 二、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终结民国政治逻辑 |
| 三、围绕工作重心转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 |
| 第一节 全面探索时期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 |
| 二、新中国安全依然在遭受着严重威胁 |
| 三、整党和党的建设任务艰巨且刻不容缓 |
| 第二节 革命化执政理念内蕴于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必须以革命手段解决革命未竟事业 |
| 二、革命化思维根植于党的灵魂深处 |
| 第三节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合理运用阶级斗争有助巩固执政基础 |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有损执政之基 |
| 第四节 “左”的运动严重弱化党的执政能力 |
| 一、政治运动仅适用于战争年代与特殊时期 |
| 二、“运动主义”必然践踏法制与正常秩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 |
| 第一节 党执政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 |
| 一、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 |
| 二、国内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带来执政危机 |
| 三、新世纪急需创新发展理念解决执政难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坚守执政为民理念 |
| 二、更加关注民主与法制在执政中的作用 |
| 三、改革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执政体制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 二、提出践行“三个代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三、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型 |
| 第四节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锻造新型政党 |
| 二、坚持“以人为本”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
| 三、强调一体推进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 |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 |
| 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二、一个“转化”与两个“没有变”是最大国情 |
| 三、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 |
| 第二节 、创新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
| 二、明确以提升党的政治能力为统领 |
| 三、坚决以提高党的法治能力为重心 |
| 第三节 厚植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 二、坚持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能力为支柱 |
| 三、强调以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为基础 |
| 第四节 完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强化以提升党的应急处突能力为先手 |
| 二、增强以抓落实与改革攻坚能力为保障 |
| 三、注重以制度规范和改进党的全面领导 |
| 四、把全面依法治国与特色民主协同推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启示 |
| 第一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转型动力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民主政治真谛 |
| 第二节 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
| 一、完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 |
| 二、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 |
| 三、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 |
| 第三节 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一、注重把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
| 二、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 |
| 三、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 |
| 第四节 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 |
| 一、健全的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是基础 |
| 二、完善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是关键 |
| 三、科学的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是目标 |
| 第五节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 |
|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
| 三、不断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相关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发展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概述 |
| (一)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相关内涵界定 |
| (二)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特征 |
| (三)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支撑 |
| (四)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意义 |
| 二、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发展 |
| (一)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恢复调整 |
| (二)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发展完善 |
| (三)对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稳步提升 |
| (四)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深化 |
| 三、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经验与启示 |
| (一)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经验 |
| (二)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新时代我国农村扶贫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文献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点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的主要方法 |
| 三、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贫困 |
| 二、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
| 三、扶贫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 |
| 二、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相关理论 |
| 第三章 新时代持续推进农村扶贫工作的时代背景和重要意义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国际背景 |
| 二、国内背景 |
| 第二节 重要意义 |
| 一、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增进人民福祉的现实需要 |
| 二、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
| 三、实现农村扶贫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 |
| 四、为世界反贫困斗争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
| 第四章 新时代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现状 |
| 第一节 新时代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成就及成功经验 |
| 一、新时代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伟大成就 |
| 二、新时代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成功经验 |
| 第二节 新时代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 |
| 一、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
| 二、扶贫干部政策执行中的行为失范 |
| 三、贫困地区扶贫资源配置不合理 |
| 四、已脱贫人口再度返贫风险高 |
| 五、未来应对相对贫困问题任务艰巨 |
| 第五章 新时代持续推进农村扶贫工作的对策 |
| 第一节 加强和改善党对扶贫工作的领导 |
| 一、增强党的贫困治理能力 |
| 二、强化党在扶贫领域的作风建设 |
| 第二节 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 |
| 一、培育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意识 |
| 二、强化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
| 第三节 推进扶贫资源的高效配置 |
| 一、重塑乡村社会结构提升扶贫瞄准效率 |
| 二、发挥地方资源禀赋优势发展特色产业 |
| 第四节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范返贫 |
| 一、完善防范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 |
| 二、注重对已脱贫人口的扶贫政策衔接 |
| 三、推进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
| 第五节 扶贫重点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
| 一、建立相对贫困群体认定监测机制 |
| 二、推动区域和城乡之间协调发展 |
| 三、健全“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 |
| 四、实现乡村振兴与相对贫困治理统筹衔接 |
| 第六章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鄂豫皖根据地革命歌曲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的时间界定 |
| 三、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
| 第一章 鄂豫皖根据地与革命歌曲 |
| 第一节 革命根据地与革命歌曲的相关释义 |
| 一、苏区、革命根据地与革命歌曲的释义 |
| 二、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 |
| 第二节 鄂豫皖根据地的建立 |
| 一、鄂豫皖根据地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基础 |
| 二、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北苏区的建立与合并 |
| 第三节 革命歌曲的产生与传唱 |
| 一、鄂豫皖革命歌曲的产生 |
| 二、鄂豫皖革命歌曲的传唱 |
| 第四节 鄂豫皖革命歌曲的传播 |
| 一、革命歌曲的纸质传播方式 |
| 二、革命歌曲的其他传播方式 |
| 第二章 追根求源与曲调求索 |
| 第一节 外国歌曲重新填词的歌曲 |
| 一、日本传入的歌曲 |
| 二、欧洲传入的歌曲 |
| 第二节 知识分子新创作的歌曲 |
| 一、作曲家创作的歌曲 |
| 二、红军宣传员创作的歌曲 |
| 第三节 民歌重新填词的歌曲 |
| 一、常见的山歌小调填词的歌曲 |
| 二、采用其他民歌填词的歌曲 |
| 第四节 尚不明确曲调的歌曲 |
| 一、曲调模糊的歌曲 |
| 二、曲调完全不可考的歌曲 |
| 第三章 思想主题与政治功用 |
| 第一节 规范军队行为纪律的歌曲 |
| 一、体现红军形象的政策性歌曲 |
| 二、规范军人行为的纪律性条令歌曲 |
| 第二节 激发人民革命热情的歌曲 |
| 一、反映穷苦人民的革命歌曲 |
| 二、反映送郎参军与军民鱼水情歌曲 |
| 第三节 鼓舞红军战斗士气的歌曲 |
| 一、描写红军战斗历程和生活的歌曲 |
| 二、歌颂红军战争胜利的歌曲 |
| 第四节 “瓦解敌人”的政治攻势歌曲 |
| 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恶行径的歌曲 |
| 二、反映苏区好风光和起义革命的歌曲 |
| 第四章 政治导向与历史评判 |
| 第一节 音乐的政治导向与历史因应 |
| 一、音乐作为政治手段的历史渊源 |
| 二、音乐作为政治手段的具体表现 |
| 第二节 革命歌曲的历史构建与政治意蕴 |
| 一、革命歌曲的历史构建 |
| 二、革命歌曲的政治意蕴 |
| 第三节 革命歌曲的文化溯源与价值显现 |
| 一、鄂豫皖根据地歌曲的历史渊源 |
| 二、根据地革命歌曲的价值体现 |
| 第四节 革命歌曲的审美观照与历史审视 |
| 一、革命歌曲的审美观照 |
| 二、鄂豫皖革命歌曲的历史审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妇女识字班研究 ——以任丘南关村和邓河口村妇女识字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及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国内研究 |
| (二)国外研究 |
| (三)几点结论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晋察冀边区识字班教育发展概况 |
| 一 晋察冀边区开展识字班教育的历史背景 |
| (一)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 |
| (二)提高民众政治思想水平 |
| (三)提高民众建设和生产知识 |
| (四)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 |
| 二 抗战胜利后边区教育的发展过程 |
| (一)第一阶段识字班教育的概况 |
| (二)第二阶段识字班教育的概况 |
| (三)第三阶段识字班教育的概况 |
| 三 晋察冀边区识字班教育的内容 |
| 第二章 晋察冀边区任丘两个典型个例 |
| 一 任丘南关村和邓河口村的概况 |
| (一)任丘南关村 |
| (二)邓河口村 |
| 二 任丘两个村妇女识字班的建立与发展 |
| (一)邓河口村妇女识字班的发展历程 |
| (二)南关村妇女识字班的发展历程 |
| (三)任丘两个村妇女识字班的比较 |
| 第三章 晋察冀边区妇女识字班取得成效 |
| 一 晋察冀边区妇女识字班教育的成绩 |
| (一)提高了广大农村妇女的知识文化水平 |
| (二)提高了广大农村妇女的政治觉悟 |
| (三)促进了广大农村妇女的解放 |
| 二 晋察冀边区妇女识字班教育的不足 |
| (一)教育内容脱离实际,设施不健全 |
| (二)教员缺乏,学员单一 |
| (三)约束力度不够,易垮台 |
| 三 晋察冀边区进行识字教育经验与启示 |
| (一)教育要与社会环境相适应 |
| (二)教育要走群众路线 |
| (三)教育要有严格的制度做保障 |
| 结语 |
| 附表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及学术交流 |
（7）《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阐释 |
| 四、行文结构及内容 |
| 五、运用的资料及分析方法 |
| 六、本文的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从固有人才到本土精英——“意识形态部队”的组建 |
| 第一节 《抗战日报》创刊之前中共在晋绥的社会动员模式 |
| 一、报纸是社会动员的制高点 |
| 二、中共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 |
| 三、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中共领导下的晋西北进步报刊 |
| 四、“晋西事变”与《抗战日报》的创刊 |
| 第二节 “固有知识分子”与《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一、“固有知识分子”与国共两党对立时期的中共人才储备 |
| 二、3:3:3——《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第三节 报纸的地方化努力与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一、《抗战日报》的地方化努力 |
| 二、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第四节 文化动员的成果——山药蛋派与七七七文艺奖 |
| 一、山药蛋派与《抗战日报》副刊作者群 |
| 二、七七七文艺奖与晋绥文艺队伍 |
| 三、1949 年干部南下对晋绥文化的影响 |
| 第二章 全党办报与通讯网络建设 |
| 第一节 融入中共组织——党报姓党的目标追求 |
| 一、不带编号的党内文件 |
| 二、“聋盲软哑”——言说与倾听之间的疏离 |
| 三、一纸《决定》引领晋绥全党参与办报 |
| 四、全党办报的生动局面 |
| 五、书记县长笔下的新闻稿件 |
| 第二节 链接基层社会——“局域”通讯网络的构建 |
| 一、各级党委对报纸通讯工作的推动 |
| 二、通讯队伍的动员 |
| 三、通讯队伍的组织 |
| 四、通讯员的培养:刊授、函授、面授 |
| 五、从农民到优秀通讯员:一个生动的个案 |
| 六、“逼”和“哄”:一个通讯模范县的成长 |
| 七、通讯队伍规模、来稿数量、报纸发行量的变化 |
| 八、晋绥根据地通讯网络建设的历史借镜 |
| 第三章 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黑板报”与读报小组 |
| 第一节 冬学运动与文化翻身 |
| 一、从《抗战日报》看晋绥冬学的起伏 |
| 二、从晋绥冬学看民众文化需求的变动 |
| 三、冬学运动与群众办报 |
| 第二节 读报运动与读者的“创造” |
| 一、通讯网络是读报活动的基本依托 |
| 二、识字运动是读报发展的有力助推 |
| 三、“报纸上山”与“报纸下地” |
| 四、读报运动与文化觉醒 |
| 五、读报运动的收获 |
| 第三节 油印报、黑板报与晋绥边区三级报网 |
| 一、油印报:在黑板报与大众报之间 |
| 二、民众的舆论机关——黑板报 |
| 第四章 《晋绥日报》的“客里空”新闻与反“客里空”运动 |
| 第一节 “客里空”,一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 |
| 第二节 “客里空”背后的集体无意识 |
| 一、“意义”的诱惑——从记者谷曼看“客里空”的心理机制 |
| 二、需求指导下的供给——从“模范村”报道看工具主义生产模式 |
| 三、私欲对“公器”的觊觎——工具主义的次级衍生 |
| 第三节 《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一、新闻求实——专业主义视野下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二、“思想土改”——工具主义层面上的反“客里空”运动 |
| 第四节 反“客里空”运动的历史回响 |
| 一、土改纠偏与《晋绥日报》停止反“客里空” |
| 二、毛泽东“谈话”与此后30年对反“客里空”运动的评价 |
| 三、反“客里空”,一个未了的话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9）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1992）中国侨务政策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旨趣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旨趣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说明 |
| (一) 时间跨度选取 |
| (二) 中国侨务政策 |
| 1. 政策对象 |
| 2. 政策内容 |
| 三、研究现状及理论背景 |
| (一) 研究现状 |
| 1. 系统全面的梳理侨务政策体系及思想理论 |
| 2. 某一领域侨务政策的发展历程和演进情况 |
| 3. 关于各类具体侨务政策的执行情形的研究 |
| 4. 落实侨务政策对地方发展变迁影响的研究 |
| (二) 理论背景 |
| 四、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1. 历史文献分析法 |
| 2. 社会史研究方法 |
| 3. 口述史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之前侨务政策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之前侨务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一、吸引海外知识分子回国报效 |
| 二、成立运行侨务工作机构组织 |
| 三、土地改革中考虑侨胞特殊性 |
| 四、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 |
| 五、鼓励侨胞兴学捐赠 |
| 六、妥善安置归国华侨 |
| 七、辅导华侨回国投资 |
| 八、大力保护争取侨汇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侨务政策遭冲击破坏 |
| 一、海外侨务工作被否定 |
| 二、侨务机构组织被撤销 |
| 三、归侨侨眷被歧视迫害 |
| 四、侨捐侨资工作的倒退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之后侨务政策的恢复调整 |
| 第一节 侨务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一、驳斥“海外关系复杂论” |
| 二、“建庙”与“请菩萨” |
| 第二节 侨务政策内容的调整 |
| 一、侨务政策的关涉范围更为全面细致 |
| 二、侨务政策的重心更加倾向经济工作 |
| 第三节 国内侨务政策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
| 一、国内侨务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 |
| 二、全面恢复归侨侨眷的政治权利 |
| 三、保障归侨侨眷的合法经济权益 |
| 四、鼓励归侨侨眷同海外正常联系 |
| 五、推进华侨农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
| 第四节 国外侨务政策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
| 一、国外侨务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 |
| 二、积极保护保障华侨的正当权益 |
| 三、发扬海外侨胞爱国爱乡的传统 |
| 四、促进华侨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 |
| 五、鼓励华侨自愿加入住在国国籍 |
| 六、教育华侨遵守尊重当地法律习俗 |
| 七、协助华侨华人发挥“桥梁”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侨务政策执行所反映出的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侨务政策落实带来的社会关系调整 |
| 一、落实政策的“不得刁难” |
| 二、适当照顾是否“开后门” |
| 三、“调动”一切积极力量 |
| 第二节 广东福建落实侨房退还的社会影响 |
| 一、侨房退还问题的历史成因 |
| 二、侨房退还政策执行的难度 |
| 三、侨房退还工作的显着成效 |
| 第三节 一桩纠结的侨房退还案的政策因由 |
| 一、政策“鼓励”下的申诉 |
| 二、政策执行上的“无奈” |
| 三、久拖未决中的“困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发挥侨务政策优势与助推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发挥“侨”的作用来搞活经济 |
| 一、“发展才是硬道理” |
| 二、“门路要多一点” |
| 三、“不要丧失机遇” |
| 第二节 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侨”企 |
| 一、举足轻重的侨资企业 |
| 二、蓬勃兴起的侨属企业 |
| 三、紧跟政策的自办企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侨界的政治参与程度及其影响效度 |
| 第一节 侨界与统一战线工作 |
| 一、华侨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颇有渊源 |
| 二、侨界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构成 |
| 三、侨胞积极推进祖(籍)国的统一大业 |
| 第二节 民间外交的重要力量 |
| 一、正视侨务工作的外交特性 |
| 二、华侨华人与中美关系改善 |
| 三、华侨华人的影响日益增强 |
| 第三节 侨界参政议政的选择 |
| 一、政治环境的认知差异 |
| 二、制度机制的有效保障 |
| 三、文化情感的认同归属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当代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 国内双拥研究 |
| 2. 国外相关理论研究 |
| (三)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 研究思路 |
| 2. 研究方法 |
| (四) 主要创新点 |
| 一、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的内涵及价值意蕴 |
| (一) 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的内涵 |
| 1. 中国古代兵民关系思想的批判继承 |
| 2. 中国共产党双拥工作实践的理论概括 |
| 3. 马克思主义军政军民关系理论的中国化 |
| (二) 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的价值意蕴 |
| 1. 思想政治教育处理军政军民关系的思想结晶 |
| 2.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重要法宝 |
| 3. 贯彻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的具体体现 |
| 4. 开展双拥工作和密切军政军民关系的行动指南 |
| 二、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的历史脉络 |
| (一) 双拥工作发端及双拥思想萌芽 |
| 1. 对革命军队军民关系的探索与实践 |
| 2. 新型军民关系雏形 |
| 3. 双拥思想萌芽 |
| (二) 土地革命至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军民一致”为核心的双拥思想 |
| 1. 土地革命时期,双拥思想初步形成 |
| 2. 抗日战争时期,双拥思想正式形成 |
| 3. 解放战争时期,双拥思想进一步发展 |
| 4.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双拥思想日臻完善 |
| (三) 改革开放时期以“军民共建”为核心的双拥思想 |
| 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双拥思想在恢复中发展 |
| 2. 双拥工作不断创新,新时期新型军政军民关系形成 |
| 三、当代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一) 当代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初步形成 |
| 1. 双拥工作融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2. 双拥工作体现改革、发展、稳定要求 |
| 3. 双拥工作成为社会系统工程 |
| 4. 双拥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
| 5. 双拥工作实现军地互办实事常态化 |
| (二) 当代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发展成熟 |
| 1. 军政军民关系的新发展 |
| 2. 双拥工作目标的新定位 |
| 3. 双拥工作领域的新拓展 |
| 四、当代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的主要内容与核心要义 |
| (一) 当代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的主要内容 |
| 1. 明确双拥工作的本质既是政治任务,又是社会工作 |
| 2. 明确双拥工作的目标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部队战斗力 |
| 3. 明确双拥工作的主体是广大军民 |
| 4. 明确双拥工作的关键是领导 |
| (二) 当代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以“军民融合”为核心要义 |
| 1. 创新了双拥思想理念 |
| 2. 丰富了双拥思想内容 |
| 3. 提升了双拥工作战略地位 |
| 五、当代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的理论特点 |
| (一) 科学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
| (二) 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 |
| (三) 全局性和局部性相统一 |
| (四) 历史性和现实性相统一 |
| 六、当代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的重大意义 |
| (一) 当代双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 1.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
|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在双拥领域的具体体现 |
|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体现 |
| (二) 当代双拥思想是汇聚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伟力的强大思想武器 |
| 1. 政治上增强军政军民团结的自觉性 |
| 2. 战略上增强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自觉性 |
| 3. 全局上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觉性 |
| (三) 当代双拥思想是实现新形势下强军目标的重要保证 |
| 1. 加强双拥工作是提升部队战斗力的必然要求 |
| 2. 加强双拥工作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必然选择 |
| 3. 加强双拥工作是人民军队使命担当的必由之路 |
| 七、当代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的实践要素 |
| (一) 政治思想上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
| 1. 党的政治理论是双拥工作的指导思想 |
| 2. 党的领导是双拥工作的根本原则 |
| 3.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双拥工作的基本遵循 |
| (二) 工作力量上始终坚持充分发挥广大军民主体作用 |
| 1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保证作用 |
| 2. 拓展双拥工作的实践主体 |
| 3. 调动广大军民参与双拥工作的积极性 |
| (三) 组织制度上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
| 1. 强化双拥组织领导 |
| 2. 创新双拥工作载体 |
| 3. 完善法律政策制度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四、中国共产党定能带领人民实现三大任务（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2]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发展轨迹[D]. 黄春森. 湘潭大学, 2020
- [3]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发展历程研究[D]. 姜潞潞.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新时代我国农村扶贫问题研究[D]. 陈芳洁. 东北农业大学, 2020(05)
- [5]鄂豫皖根据地革命歌曲之研究[D]. 杨帆. 武汉音乐学院, 2020(06)
- [6]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妇女识字班研究 ——以任丘南关村和邓河口村妇女识字班为例[D]. 柴桂枝.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D]. 乔傲龙. 山西大学, 2019(02)
- [8]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9]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1992）中国侨务政策之研究[D]. 刘纯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5)
- [10]当代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研究[D]. 杨昌斌.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