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牦牛》杂志1979年至1985年编辑工作总结(论文文献综述)
罗诗婷,邓绍根[1](2021)在《百年回顾: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历程》文中提出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就是党的整个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党的新闻事业发展相伴的还有对党的新闻事业史的持续关注与研究。本文系统回顾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四个时期的中共新闻事业史研究状况。发现四个历史时期分别对应萌芽起步、曲折发展、恢复开拓和繁荣创新的发展特点。结论部分针对中共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三点建议。
陈丁漫[2](2021)在《双流甘孜藏族的日常生活研究》文中指出
张琳[3](2021)在《华北人民政府版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在平山县王子村正式成立后,对华北解放区政治、经济、文化进行正规化的统一管理。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除陈布新,开创性地展开中小学教育改革,开启新中国人民教育发展的先河。华北人民政府版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影响着新中国成立后各个版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及历史学教育教学改革。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入侵,军阀割据,战乱不已,学校教科书杂乱,殖民主义、封建主义思想充斥其中。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革故鼎新,统一编审与修订解放区教科书,从体例、内容、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等方面破旧立新,把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与与学校教学实践相结合,将历史教育与社会动员相结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授历史知识,探究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体现了史学教育为培养新中国、新社会建设者服务的教育思想。编审者的爱国情怀、进步思想倾注于新教材编写、审订之中。华北人民政府版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不仅吸收了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教科书的优点和经验,而且赋予了成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崭新内容,贯穿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教科书雏形,为当今教材编写和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历史镜鉴。
暴占杰[4](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在全国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历史性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而这其中,中国共产党对西藏贫困问题的治理实践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原因在于,西藏地处青藏高原,集我国边疆地区、边缘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落后地区于一体,加之和平解放前长期遭受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蹂躏,导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就贫困状况而言,西藏贫困人口多且分布广泛,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而且还存在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2011年,西藏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作为国家战略安全屏障,西藏存在境内分裂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威胁国家统一与安全的稳定问题。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将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来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体现了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解决西藏的贫困问题能够为推进西藏持续稳定和长足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综合上述因素,西藏在党和国家扶贫工作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关系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西藏的扶贫工作既在国家总的扶贫战略框架内开展,又有党中央、国务院超常规的特殊扶持政策的推动。长期以来,学术界偏重于在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对西藏反贫困实践进行实证研究,而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纵向宏观考察我们党在西藏扶贫工作中的具体实践较为薄弱。2019年,西藏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2020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2021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不管是从学术视角来看,还是从时间节点来讲,研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对西藏乃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长足发展意义深远。有鉴于此,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基于西藏深度贫困这一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以探讨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为主线,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学科研究法等方法。依托包括党和国家以及西藏地方历史文献、着作、期刊、报纸等各类文献资料,并参考相关会议纪要、政策文件、统计年鉴、地方志等材料,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逻辑,进而总结经验,为今后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和推动西藏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启示,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分为六章对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展开研究。第一章是绪论。回顾了关于西藏贫困问题与扶贫工作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主题。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能从中把握学术界研究进展,找准研究角度,借鉴前人研究经验,趋避其研究不足之处。这样既可以做到查漏补缺,又可以避免重复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和述评,确立了从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贫困问题实践角度着手研究。第二章是关于西藏贫困问题的相关概述。对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念、贫困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进行了阐释。从西藏区情出发,结合当地经济、地理、社会、宗教、民族等特点探讨西藏面临的贫困问题。纵向梳理西藏不同阶段的贫困特征,同时横向对比西藏贫困问题与全国其他区域的差异。这既可以有效衔接下文中国共产党西藏贫困治理所做的有针对性工作,也凸显了西藏扶贫工作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同时还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采取超常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开展西藏的扶贫工作。第三章是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在理论上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贫困思想,借鉴中国传统反贫困思想和国外有益的反贫困理论,能够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贫困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从实践层面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西藏扶持、支援和建设为此后的扶贫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该部分主要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以中央和西藏地方扶贫政策和取得的成效为标准,将西藏扶贫工作细化为三个阶段,包括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扶贫攻坚阶段、扶贫开发深化阶段,分别论述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方党委、政府都出台了哪些政策,如何具体开展工作,有什么特点,取得了哪些成效。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这一章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具体阐述中央关于西藏的脱贫攻坚政策与西藏精准脱贫具体实践。本章与上一章节是文章的核心部分,这两章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扶贫工作的演进脉络,历史经验清晰地呈现出来,为总结经验和启示提供研究基础。具体来说,这一章主要探究中国共产党为推进新时代西藏发展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的战略规划,构建的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以及施策路径,并总结了脱贫攻坚阶段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所取得的工作成效。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本章在梳理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反贫困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解决西藏贫困问题的经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合力,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的与时俱进,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在汲取经验的基础上还应该展望未来,明确今后推动西藏的扶贫工作和发展应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通过扶贫工作历史性地消除西藏绝对贫困问题,对西藏的发展和稳定意义重大,创造了中国减贫治理的“西藏样本”,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光辉典范。探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路径,总结经验和启示,以期对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何禹珩[5](2021)在《组织起来 ——“十七年”时期四川版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现当代版画史研究叙事中,“四川版画”作为一种群体艺术现象或是“画派”“流派”已成为既成概念。然而这一概念仍有很多模糊之处,本文将它的成型发展过程限定于其发展最为蓬勃也构成了今日认知的代表性面貌的“十七年”时期以便进行阶段性的溯源和讨论。在对这一段史实的梳理中,“四川美协”与之紧密的关联与所起的重要作用无法忽视,这也点出了“十七年”时期美术创作中所蕴含的组织化、集体化、体制化等问题。本文从四川版画与四川美协之所以紧密相关的历史脉络谈起,首先回顾了新兴木刻运动中的“组织”传统、版画在新中国成立后新时期中的处境以及四川美协这一机构的来龙去脉。当四川美协开始发挥时代赋予它的责任时,版画由于各方面原因成为了“排头兵”,这直接催生了四川版画的兴起。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艺术家们参与构建组织了集体并需要首先作为集体的一份子作出自己的贡献,而在这种集体组织的氛围里艺术家们也各自探索出了有共性也有个性的创作面貌,最终构成了今日所见之四川版画的基本面貌。四川版画这种地域性的发展并非特例,“十七年”时期的版画发展由点成面,成为了版画史中的一个重要篇章。本文通过对四川版画及其核心组织者四川美协脉络的历时性过程的探寻以及对横向共时性的观照,意在深化对这一中国现代美术发展重大转折时期所呈现的艺术景观及文化生产方式等问题的理解。
丁斯甘[6](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指出《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曾毅[7](2020)在《新中国甘孜藏族自治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回顾和现实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孜州)是藏族传统上康区的核心区域。它成立于195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州。解放初,甘孜州仅有各类干部690余名,其中少数民族干部80余名。截止2019年,全州共有各类干部62300余名,其中少数民族干部38800余名,藏族干部35800余名,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全州地区生产总值388亿元,是1950年的1142.5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4831元、12808元,分别是1950年的137.7倍和145.5倍;全州18个贫困县(市)、1360个贫困村全部摘帽,22.2万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70年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党的民族理论和干部政策在甘孜州得到了较好地贯彻运用,其干部队伍建设有值得总结的经验,对民族自治州而言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范例。以往专门研究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较多,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把民族地区干部队伍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体现了党的德才兼备和五湖四海干部政策优良传统。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无论是少数民族干部还是汉族干部,都是党和国家的干部,都要以党和国家事业为重,以造福各族人民为念。由于资料获取受限和信息滞后等原因,目前对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研究范围和领域呈现碎片化特征,局限于某一时期、某个具体问题,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不足。尽管如此,前人的研究仍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为基础,以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和干部政策为指导,把甘孜州干部队伍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从理性认识甘孜州的基本特点切入,对甘孜州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特点进行分析,重点是其自然环境对干部队伍建设的制约性,以及“治藏必先安康”在“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和把握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外部环境。在此基础上,回顾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梳理总结解放初期、民主改革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及改革开放时期等阶段干部队伍建设的主要做法和阶段性特征、历史经验和教训。在新时期市场经济和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环境下,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面临挑战,存在着数量不足、素质不高等问题。同时,党中央先后召开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每次会议都对干部队伍建设提出要求,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又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通过对甘孜州干部队伍的现状调查,从干部队伍结构、履职和职业发展两个重要维度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目前在民族结构、籍贯结构、政治面貌结构、年龄结构等方面较为均衡,但在学历结构、专业学科结构、行政辖区分布结构、行政职级结构等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平衡问题,这些问题是干部队伍诸多结构因素中与发展稳定工作密切相关的因素,集中反映出当前干部队伍培养难、留不住引进难以及基层能力薄弱的问题。有效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加强干部队伍精神品质和纪律作风修养,继承弘扬“老甘孜精神”,持续加大正风反腐力度,同时对当前较为突出的培养难、留不住引进难、适应基层工作需要的“双语”干部严重缺乏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刘金[8](2020)在《金学铁抗日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朝鲜族作家、民族抗战斗士金学铁(本名洪性杰,1916-2001),经历过抗日战争、朝鲜战争的洗礼,目睹了朝鲜半岛的分裂和冷战格局下的对立斗争,他是东亚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和平年代,他追忆往昔并以在场者的视角、纪实的描述,忠实地记录了这段惊心动魄的东亚近代史。金学铁以抗日战争为主题创作的小说、散文和传记文学作品,是建立在其亲身抗战体验基础上的记忆书写,实现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高度耦合,还原了朝鲜革命者探索民族解放道路的艰辛过程,描绘了中韩革命者联合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壮丽史实,被反复描写的朝鲜义勇队抗战叙事也成为金学铁抗日文学的独特印记。金学铁于1946年在韩国首尔登上文坛,1952年定居中国延边,一生坚持用朝鲜语进行文学创作,他的抗日文学书写在中国朝鲜族文坛和韩国文坛上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与价值。一方面,这些文字填补了中国朝鲜族抗日文学的空白,也是韩国最早的游击队文学。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在韩国的出版发行,引起了韩国学界对海外同胞文学和抗日文学的讨论和关注,为中韩文学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金学铁的抗日书写再现了朝鲜革命青年的抗战历程,而他个人及其所属的朝鲜义勇队的抗战活动也以纪录片的形式被搬上银幕,流亡海外的朝鲜民族独立运动家的革命事迹继而被更多的韩国民众知悉。通过梳理金学铁在东亚的活动轨迹和文学创作经历,不难发现其坎坷的生命体验与其文学思想的形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出生便带着“亡国奴”枷锁的金学铁,成长在殖民地社会这一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加速了金学铁民族意识、爱国主义精神的觉醒以及反抗性人格特质的形成,坚定了他投身民族解放运动的决心。其次,在中国的抗战活动进一步鼓舞了少年金学铁争取民族解放的斗志和信心,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的战斗精神也为其文学作品增添了高洁傲岸的精神色彩。另外,抗战时期的战地文艺创作也为其正式走上文学道路提供了实践经验。解放后,回到韩国的金学铁以残缺的身躯进行文艺创作,正式从一名抗战军人转变为小说家、作家。但冷战格局下意识形态的对立斗争,让金学铁被迫从韩国逃离到朝鲜,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了整个青春的他,无法对自己的国民身份实现认同。最终,他再次来到中国,离散生活的苦闷只能借助抗日记忆的书写进行排解。而金学铁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幽默和诙谐的源头,即千锤百炼中淬炼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不屈的反抗精神以及现实主义精神。金学铁的抗日文学作品主题鲜明、体裁多样,普遍呈现出自传体叙事特点,作者以自我言说的叙事方式流露出对身份的思索和追认。例如,抗战回忆录《抗战别曲》记录了朝鲜义勇队成员“金学武”、“文正一”、“康秉学”等人的革命经历,金学铁以旁观者和记录者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诸多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义勇队群像,是一部关于朝鲜义勇队的群体传记。而金学铁作为群像中的一员,对群体的肯定也的对自我的肯定,对他人的描写从侧面对自我形象进行弥补,也可以看作是“他传化的自传”。自传《最后的分队长》则是金学铁对自己人生历程的总结性回顾,时间和空间跨度最大,完整的展示了一个殖民地少年成长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再到无产阶级作家的自我成长历程。自传体长篇小说《激情时代》以金学铁的成长经历为蓝本,是历史真实和文学想象的结合,通过对镜像自我“徐船长”的描写,重新审视和反思自我。同时,小说浓郁的民族色彩,流露出作者强烈的民族情感。从自传到自传体小说不仅丰富了自我形象,也表现出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精神需求。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曾说,“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当离散成为生活常态之后,金学铁思念故土的苦闷也只能在文字中得以消解。金学铁抗日文学作品在内容、主题、情节等方面存在着大量的主题互涉,其文学叙事也与其他历史文本也呈现出广义的互文关系。具体来说,在金学铁的抗日文学作品中,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之间、散文之间以及不同文体的作品之间,通过作者的“自我改写”、“自我引用”等方式,实现了文本的交织和相互印证,产生了文本的互动和交叉,即,“内互文”关系。金学铁频繁引用自己之前发表过的作品,这种自我引用和重复并非自我抄袭,而是以自省的方式重新审视自己的前文本,从而进一步强调在海外进行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艰苦奋斗历程,以期引起东亚各国的更多关注。另一方面,金学铁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作家,记录历史、传递真相永远是他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的小说与同时代其他文本乃至与社会历史文化这个大文本之间也存在主题互涉,即“外互文”关系。小说的文学叙事与新闻报道的历史叙事在不同侧面和不同角度互相回应,交织出文学化的历史现场。总之,“互文性”叙事贯穿于金学铁抗日文学作品的始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历史与虚构的界限,是作者对历史和记忆的重新审视和书写,多种文体的综合运用也使结构上呈现和谐的形式美感。金学铁抗日文学书写是对来华抗战的朝鲜革命者抗战经历的历史记录,以独特的叙事视角、真实的叙事内容,在东亚抗日叙事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和重大历史文献价值。当记忆开始变得模糊,文字便成为保存记忆的最好方式。在中国的抗日斗争史和韩国的民族解放史上,朝鲜义勇队的名字因金学铁的抗日书写而开始变得清晰。作为一个历史见证者和发言人,金学铁实现了记录真实历史、展示朝鲜革命青年战斗面貌的承诺。他这一篇篇或短或长的文学作品承载着东亚人民的集体记忆和他的独特个体记忆,这些“证词”既是金学铁为自己也是为已故的战友发声,一方面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另一方面是避免海外革命者的功绩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金学铁的抗日文学为朝鲜革命者竖起了一座座文字的丰碑,也由此成为文化记忆的媒介和传递民族价值观、构建民族同一性的“记忆之场”。金学铁的抗日文学是东亚近代史的缩影并在一定意义上重构了反殖民斗争史。
付甜甜[9](2020)在《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文中指出20世纪20年代初至延安文艺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召开,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完成了从稚嫩到成熟,从理论模仿、照搬到结合中国实际最终实现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作为一种外源性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离不开每个参与其中的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更离不开各种文艺组织、刊物等的推动。座谈会前,以组织形态为划分依据,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传播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社团时期(1921年至1930年,主要以文学社团为平台的传播时期)、“左联”时期(1930年至1936年,主要以“左联”为依托传播与发展的时期)、延安文艺前期(1937年至1942年,依托多种类型组织的发展时期)。不同时期的组织形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既包含优点也有局限性。不同阶段的组织形态之间也有内在的关联,下一阶段的组织方式既有对上一阶段的继承也有发展,它们在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新的问题。但无论是发展还是问题,又都成为下一个阶段的起点。在这种组织形态的更替与演进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不断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始终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不同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都或多或少参与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过程,成为组织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社团时期,共产党人主要以个体身份有限地参与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基本上没有介入这一过程;“左联”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其主导下的群众性文学组织——“左联”参与到这一进程,但受到客观条件的极大限制,尤其是在“左联”后期,党组织与“左联”一度失去联系;延安文艺前期,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领导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但此前党与文艺组织间松散的联结关系并没有完全改变。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参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的局限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因客观历史条件限制,介入与领导不够;二是因缺乏经验及党内的错误思想,造成了一些失误。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传播主要以文学社团为依托。文学社团作为本时期理论发展的主要方式,其优点是非常明显的:集团性的论战方式、激进的论战策略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文坛的关注,为此后马克思主义文论赢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文学社团集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于一体,社团内的理论家与当下文坛、文本紧密联系,理论与文学实践互动,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从开始就带有一种实践性品格;论战过程中各社团为了寻找有利于自身的理论武器做了大量的译介工作,为此后他们实现联合、成立“左联”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局限性也客观存在:身处在社团中的理论家难以改变的、基于社团利益的先在立场,使得他们在提倡某种理论时,有意识地进行选择,甚至误解、扭曲,导致理论的偏狭、偏激;文学社团作为一种群体组织,其群体行为在思维以及决策上的特点,助长了“左”的倾向,压抑了左翼文学内部多元化观点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留有封建宗法组织的痕迹,为了标榜自己的观点而导致门户之见,忙于无谓论争与内耗,未认真进行学理辨析,不利于学术问题的探讨。从整体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论本时期在国内的发展还是初步的、稚嫩的且有很大片面性。“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以群众性文艺组织“左联”为具体依托。“左联”与社团时期的文学社团相比既有一些共性,也有不同之处。共性在于:在社团生存方式上,他们都采取激进的、对外论战的生存策略;在人事关系上,普通盟员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以刊物作为联结的纽带。不同之处在于:从立场上看,“左联”成立的首要因素是政治立场的一致,而社团时期的文学社团基本都是同人社团,更多是以文学观点、趣味的一致作为集合的因素;从组织结构来看,“左联”比普通文学社团结构更为严密,且多了一个机构——党团。“左联”的优势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它将文坛上的左翼文艺团体以及个人都收入麾下,结束了左翼文坛论争不断的混乱局面,保存并壮大了左翼文艺力量。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初步的中国化。“左联”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左联”内部有两个领导核心一一党团与鲁迅,这两个核心之间因“左联”后期“联络人”的不确定性以及非面对面的交往模式而导致沟通不畅,不利于“左联”文艺活动的深入开展;其次,“左联”是一个以社团间联合为主导的新型文学组织,这使得“左联”的组织基础薄弱,内部思想分歧并不时论争,造成了内部的分裂与隔阂;最后,“左联”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成员,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左的、机械主义的倾向也对“左联”有着直接的影响。延安文艺前期,国内外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这里获得了相对自由多元的发展空间。因此座谈会之前,各种类型的文艺组织蓬勃发展。粗略地划分,这些文艺组织包含两大类型,一类是自由结社的知识分子型文学社团、一类是以文艺演出为主的文艺团体。前者主要继承了国统区的左翼文艺传统,后者则承继苏区文艺而来。这些蓬勃发展的文艺组织部分地克服了“左联”后期所出现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本时期组织形态上的最大特点是党的高层领导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高度关注与指导。但是座谈会之前的文艺组织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数量大、种类多、层次丰富,但是没有一个核心的领导组织进行统一的管理,这就造成文艺组织各自为政,莫衷一是。各文艺组织虽然明确文艺活动的大方向,但是对具体文艺问题的理解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第二,《讲话》前文艺活动总体上是在一种比较自由的氛围内开展,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但是在战时敌我斗争的情况下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如一些文艺团体内部过于散漫、缺乏纪律性与集体意识、个人主义严重等。这就影响了文艺活动的深入,甚至产生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都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讲话》形成的重要背景。结语部分包含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总结《讲话》前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特点及这种特点对理论发展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其次,梳理了三种组织形态下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子命题的推进。这实际上是对论文主题进行另一个视角的解读;最后,总结了《讲话》形成的背景以及《讲话》作为文艺理论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苏日那[10](2020)在《蒙古贞地区蒙古族语言生活调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蒙古贞地区蒙古族语言生活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方法,获取蒙古贞地区蒙古族语言生活的第一手材料,据此分析该地区人文社会环境、日常生活领域、教育领域中的蒙古族语言生活现状和相关语言政策。在此基础上,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并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由以下六个部分构成。绪论部分简要介绍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等。第一章从蒙古贞的历史变迁(历史背景、人口变化)、文化传承与变迁(语言文化、媒体接触)、蒙古族教育概况(起步期、探索期、调整期)等几个方面,介绍、分析蒙古贞地区人文社会环境和语言生活环境,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化的对策建议。第二章审视和研究语言政策问题。首先,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有关定义和目标着手,通过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的相关性,阐明了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如何影响语言实践;其次,基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蒙古贞地区地方性法规(条例),从民族语文工作、民族教育工作、民族文化工作、民族干部培养等几个方面,阐述了蒙古贞地区民族政策落实情况;最后,针对语言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第三章为分析和归纳日常生活领域部分。在蒙古族聚居区和蒙汉杂居区选择老、中、青三个不同年龄段的被试,从语言习得和语言能力、语言使用状况、语言态度等方面对语言使用现状进行调查研究,进一步阐明了语言价值观和语言实践的相互影响。其后,对日常生活领域语言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因素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第四章为教育领域部分,在了解教学概况的基础上,对教学现状和学习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其中包括对教师进行的语言习得和语言能力、语言使用状况、语言态度等专项调查;对学生进行的语言习得和语言能力、语言使用状况、学习态度等专项调查。在此之后,综合教育领域语言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第五章系结语部分,以“正常情况下,语言与生活的万千变化没有偶然性,都是必然发生”为题,在调查分析、综合研究基础上分总结、结论、余论三个部分进行了归纳与总结。总结部分,概括了蒙古贞地区蒙古族语言生活。结论部分,对蒙古语使用现状、语言态度、语言流失概况等进行研究反思,并对其语言文化发展提出几点重要启示。余论部分,针对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几点建议。
二、《中国牦牛》杂志1979年至1985年编辑工作总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牦牛》杂志1979年至1985年编辑工作总结(论文提纲范文)
(1)百年回顾: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历程(论文提纲范文)
一、萌芽起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研究 |
二、曲折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研究 |
三、恢复开拓: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研究 |
(一) |
(二) |
(三) |
四、创新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研究 |
(一)系统性着作不断出现 |
(二)研究不断细化和深入 |
(三)受到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支持力度更大,且研究视角更加多元 |
五、结论 |
(3)华北人民政府版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四)概念界定 |
一、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前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概说 |
(一)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地区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使用 |
(二)解放战争前期华北地区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使用 |
二、华北人民政府版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 |
(一)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 |
(二)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修订与出版 |
三、华北人民政府版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体例、内容、特点 |
(一)《新编高级小学历史课本》的体例、内容 |
(二)《初级中学中国近代史》的体例、内容 |
(三)《高级中学中国历史》的体例、内容 |
(四)中学与小学历史教科书的联系与区别 |
(五)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特点 |
四、华北人民政府版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思考 |
(一)唯物史观传播与历史学科教学有机结合 |
(二)学校教育与社会动员相统一 |
(三)促进新中国教科书出版的恢复与发展 |
(四)对当代中国教科书编写的影响 |
(五)对新时代“四史”学习教育的启示 |
(六)探索中的遗憾与不足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重点与难点 |
1.4.1 研究重点 |
1.4.2 研究难点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研究不足 |
第2章 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述 |
2.1 贫困理论基本释义 |
2.1.1 贫困的定义 |
2.1.2 贫困的标准 |
2.1.3 贫困的分类 |
2.1.4 扶贫的内涵 |
2.2 西藏贫困问题的基本状况 |
2.2.1 贫困人口较多且分布广 |
2.2.2 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 |
2.2.3 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严重 |
2.3 西藏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 |
2.3.1 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 |
2.3.2 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 |
2.3.3 落后的基础服务设施 |
2.3.4 突出的健康风险问题 |
2.3.5 严重的精神文化贫困 |
2.4 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 |
2.4.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
2.4.2 筑牢党在西藏执政根基的需要 |
2.4.3 实现西藏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
3.1 理论基础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反贫困理论 |
3.1.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扶贫工作的论述 |
3.1.3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反贫困的思想 |
3.1.4 西方学者关于反贫困的理论探索 |
3.2 实践基础 |
3.2.1 1949-1958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3.2.2 1959-1977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第4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 |
4.1 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1978-1993) |
4.1.1 出台西藏农牧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
4.1.2 改革制约农牧区发展的经济体制 |
4.1.3 初步开启西藏扶贫开发的新模式 |
4.1.4 体制改革阶段西藏扶贫成效总结 |
4.2 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 |
4.2.1 西藏扶贫攻坚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
4.2.2 新的特殊优惠政策的出台与落实 |
4.2.3 扶贫攻坚阶段西藏脱贫工作成效 |
4.3 扶贫深化阶段(2001-2011) |
4.3.1 探索适宜西藏扶贫开发的新路子 |
4.3.2 明确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目标 |
4.3.3 夯实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 |
4.3.4 扶贫开发政策落地与基本成效总结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发展的战略抉择 |
5.1.1 规划新时代富民兴藏路线 |
5.1.2 加快推进西藏高质量发展 |
5.2 构建西藏精准扶贫的实施机制 |
5.2.1 西藏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 |
5.2.2 西藏精准扶贫的政策机制 |
5.2.3 西藏精准扶贫的责任机制 |
5.2.4 西藏精准扶贫的投入机制 |
5.2.5 西藏精准扶贫的退出机制 |
5.2.6 西藏精准扶贫的监督考核机制 |
5.3 明确西藏精准扶贫的施策路径 |
5.3.1 特色产业开发:撬动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杠杆 |
5.3.2 易地扶贫搬迁:打破恶劣生存环境的束缚 |
5.3.3 生态保护扶贫:破解“富饶的贫困”陷阱 |
5.3.4 大力发展教育:阻断西藏贫困的代际传递 |
5.3.5 社会保障兜底:兜住西藏脱贫攻坚的底线 |
5.4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工作成效 |
5.4.1 第六次座谈会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长足发展 |
5.4.2 “三不愁三有三保障”脱贫目标基本实现 |
5.4.3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创新与发展 |
第6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 |
6.1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历史经验 |
6.1.1 始终坚持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 |
6.1.2 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的强大合力 |
6.1.3 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持续革新 |
6.1.4 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 |
6.2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对西藏未来减贫与发展的启示 |
6.2.1 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
6.2.2 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 |
6.2.3 在脱贫攻坚基础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6.2.4 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后记 |
(5)组织起来 ——“十七年”时期四川版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鲜明而模糊的四川版画 |
二、本文研究意义、视角及相关问题研究现状 |
第一章 统一战线:四川版画与美协的历史前缘 |
第一节 组织的渊源与新生 |
第二节 “绘画可以代替木刻”? |
第三节 从“美术组”到“美协”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一个部队:四川版画的组织与生成 |
第一节 队伍的凝结 |
第二节 抓品种,求发展 |
第三节 四川美协版画创作氛围的兴起 |
第四节 作为集体的创作 |
第五节 作为组织的工作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从巴蜀到高原:群体中的艺术家与创作 |
第一节 等待“时间开始”:革命观与集体观的塑造 |
第二节 山乡巨变:艺术家对川渝本土的观照 |
第三节 雪山红日:对藏族的认识与塑造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共时发生:“十七年”版画新格局的形成 |
第一节 征服荒原:北大荒版画的兴起 |
第二节 江南神韵:江苏水印木刻的衍生 |
第三节 历史的小结:“三大画派”的确认与缘由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结语: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
第一节 新时期四川版画的延续与实践 |
第二节 四川版画“传统”之思 |
附录一 1954 年-1966 年重庆地区部分美术作品展览 |
附录二 本文参考四川美协成员部分采访索引及其加达瓦访谈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第一章 《通报》创立的时代背景 |
第一节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文化格局 |
一、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活动 |
二、19 世纪后期的实践性汉学家 |
第二节 19 世纪法国本土的汉学格局与《通报》的创立 |
一、19 世纪法国专业汉学机构和汉语教学 |
二、《通报》的创立条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通报》概况 |
第一节 《通报》的前身——《远东杂志》 |
一、考狄的《远东杂志》概况 |
二、《远东杂志》的文章梳理 |
三、《远东杂志》与《通报》 |
第二节 《通报》概况 |
一、《通报》的关注范围 |
二、《通报》的栏目设置 |
三、《通报》的历任主编 |
四、《通报》的发行情况 |
第三节 《通报》的作者群体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通报》的内容(上)——《补充索引》中的主题研究 |
第一节 《通报》目录索引中的研究主题分布 |
一、《通报》目录索引 |
二、《通报》的主题内容与研究领域分布 |
三、《通报》汉学主题分类 |
第二节 《通报》的文献学研究 |
一、语言比较研究 |
二、碑铭及各种考古材料的使用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通报》的内容(下)——《补充索引》的地区研究 |
第一节 《通报》西域地区研究 |
一、西域地区文章分类 |
二、《通报》西域史地探险纪事 |
第二节 《通报》的“Tibet”研究 |
一、“Tibet”文章分类 |
二、《通报》西藏探险纪事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通报》的发展与20 世纪上半期的法国汉学 |
第一节 《通报》汉学地位的确立 |
一、《通报》的撰稿人特征 |
二、《通报》的汉学定位 |
三、开放的汉学交流平台 |
四、《通报》的影响力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 |
一、专业汉学范围的专精 |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 |
三、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和持续加强的学术自觉 |
四、法国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交往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7)新中国甘孜藏族自治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回顾和现实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理性认识甘孜州的基本特点 |
第一节 自然环境的两重性特点 |
一、自然环境的有利因素 |
二、自然环境的制约性因素 |
第二节 社会历史特点 |
一、政治历史沿革与民族人口结构 |
二、民族历史文化独特 |
三、“治藏必先安康”在“治边稳藏”战略中的地位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甘孜州建立至改革开放前干部队伍建设历史回顾 |
第一节 新生政权初期的干部队伍建设 |
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培养造就第一代干部 |
二、民主改革为干部队伍建设增添新鲜血液 |
三、这一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总结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干部队伍建设 |
一、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培养使用各民族干部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环境影响导致干部队伍建设滞后 |
三、这一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曲折前进的特点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新时期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历程及特点 |
第一节 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迎来机遇与挑战 |
一、新时期发展与稳定为甘孜州工作定位 |
二、中央对涉藏地区实行差别化区域治理迎来干部队伍建设机遇 |
三、市场经济环境和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对干部队伍的挑战 |
第二节 新时期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的阶段性特点 |
一、恢复党的干部政策确立“四化”标准 |
二、结合民族地区特点提升干部专业能力 |
三、反对分裂维护稳定成为干部政治能力建设重要内容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现状调查 |
第一节 干部队伍结构分析 |
一、干部队伍结构情况 |
二、干部队伍双向流动情况 |
三、干部队伍结构特点分析 |
第二节 干部队伍履职与职业发展状况 |
一、干部队伍履职和职业发展调查 |
二、干部队伍履职和职业发展评价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及对策建议 |
第一节 加强干部队伍精神品质和纪律作风修养 |
一、干部队伍精神品质方面 |
二、干部队伍纪律作风方面 |
第二节 着力解决制约干部队伍建设的突出问题 |
一、干部队伍建设中培养难的主要表现和对策 |
二、干部队伍留不住引进难的主要原因和对策 |
三、适应基层工作需要的“双语”干部问题和对策 |
本章小结 |
结语 |
附录:清代选派官员和教师进藏办法及优惠待遇摘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金学铁抗日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金学铁抗日文学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第二章 金学铁的生命体验与抗日文学创作 |
第一节 殖民地生活体验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
第二节 跨国抗战体验与战地文艺创作 |
第三节 离散生命体验与抗日记忆书写 |
第四节 生命体验对其文学思想的形塑 |
第三章 记忆·叙事·认同:自传体叙事与身份认同 |
第一节 《抗战别曲》:群像塑造与群体认同 |
一、英雄叙事与群像塑造 |
二、群像解读与群体认同 |
第二节 《最后的分队长》:双重身份建构与自我认同 |
一、从“皇国臣民”到抗战军人的身份转变 |
二、作家身份的建构与自我认同 |
第三节 《激情时代》:“镜像自我”与民族认同 |
一、主体性建构与“镜像自我” |
二、民族想象与民族认同 |
第四节 金学铁的自传体叙事策略及其现代性 |
第四章 对话历史·烛照时代的互文性叙事 |
第一节 内互文性:“自我改写”与“自我引用” |
一、主题重复与“自我改写” |
二、情节续写与“自我引用” |
第二节 外互文性: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互文 |
一、抗战现场的历史叙事:《朝鲜义勇队通讯》 |
二、文学叙事的互文改写:《激情时代》 |
第三节 互文性叙事的艺术效果 |
一、互文性叙事策略的选择动因 |
二、叙事功能及审美效果 |
第五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学位论文评闻及答辩情况表 |
(9)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论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二 基本概念界定与问题说明 |
三 研究现状分析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五 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与理论推进 |
第一节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背景 |
一 晚近以来的社会及文化运动 |
二 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 |
三 文学生产方式的转变 |
四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领域的有限参与 |
第二节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及特点 |
一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以文学社团为依托 |
二 20世纪20年代文学社团的组织形态特点 |
第三节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就 |
一 创造社与太阳社创办的刊物 |
二 “革命文学”论争期间论战各方的理论观点及贡献 |
三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推进 |
第四节 文学社团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的局限性 |
一 先在立场造成理论的偏狭 |
二 群体组织压抑多元观点的发展 |
三 宗法特点导致门户之见 |
第二章 “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与理论推进 |
第一节 “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背景 |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文艺运动 |
二 文学生产方式深入变革 |
三 南京政府对“左联”的文化压迫与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围剿 |
第二节 “左联”的组织形态与特点 |
一 “左联”的组织结构 |
二 “左联”的组织特点 |
第三节 “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就 |
一 “左联”时期的刊物 |
二 “左联”时期的译介 |
三 原创性 |
第四节 “左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的局限性 |
一 “左联”内部两个领导核心沟通不畅 |
二 “左联”组织基础薄弱 |
三 “拉普”对“左联”的消极影响 |
第三章 延安文艺前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与理论推进 |
第一节 延安文艺前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背景 |
一 陕甘宁边区成立与边区知识分子政策 |
二 延安文艺的源头:苏区文艺与左翼文艺 |
第二节 延安文艺前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及特点 |
一 党的高层领导开始比较多地介入文艺活动 |
二 形式多样的文艺组织 |
三 风格多样的文艺刊物 |
四 延安文艺前期文艺组织的优点及局限 |
第三节 延安文艺前期文艺组织与传播方式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影响 |
一 领导讲话与文艺理论 |
二 文艺组织与文艺理论 |
三 文艺组织、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 |
四 文艺组织与理论译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蒙古贞地区蒙古族语言生活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研究缘起 |
0.1.1 选点原因 |
0.1.2 选题原因 |
0.1.3 选题意义 |
0.2 研究现状 |
0.2.1 蒙古族语言生活概况 |
0.2.2 蒙古贞语言生活概况 |
0.2.3 研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
0.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0.3.1 调查工作基本情况 |
0.3.2 调查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人文社会环境 |
1.1 历史变迁 |
1.1.1 历史背景 |
1.1.2 人口变化 |
1.2 文化传承与变迁 |
1.2.1 语言文化 |
1.2.2 媒体情况 |
1.3 蒙古族教育概况 |
1.3.1 起步期 |
1.3.2 探索期 |
1.3.3 调整期 |
1.4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
1.4.1 存在的问题 |
1.4.2 对策建议 |
小结 |
第二章 语言政策 |
2.1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
2.1.1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相关定义 |
2.1.2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目标 |
2.1.3 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 |
2.2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 |
2.2.1 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综述 |
2.2.2 蒙古贞地区地方性法规(条例) |
2.2.3 政策落实情况 |
2.3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
2.3.1 存在的问题 |
2.3.2 对策建议 |
小结 |
第三章 日常生活领域语言使用现状 |
3.1 语言习得和语言能力 |
3.1.1 语言习得和习得环境 |
3.1.2 语言能力 |
3.1.3 语言文字学习途径和动机 |
3.2 语言使用状况 |
3.2.1 家庭语言使用 |
3.2.2 社区语言使用 |
3.2.3 行政司法语言接触 |
3.2.4 媒体接触 |
3.3 语言态度 |
3.3.1 语言的社会地位评价 |
3.3.2 语言文字发展前景期望度 |
3.3.3 行为倾向和双语教育态度 |
3.4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
3.4.1 存在的问题 |
3.4.2 因素分析 |
3.4.3 对策建议 |
小结 |
第四章 教育领域蒙古语文教学现状 |
4.1 教育教学基本情况 |
4.1.1 教育现状 |
4.1.2 学校概述 |
4.2 蒙古语文教学现状 |
4.2.1 语言习得和语言能力 |
4.2.2 语言使用状况 |
4.2.3 语言文字学习动机和语言文字态度 |
4.2.4 教学及科研 |
4.3 蒙古语文学习现状 |
4.3.1 语言习得和语言能力 |
4.3.2 语言使用状况 |
4.3.3 学习态度 |
4.4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
4.4.1 存在的问题 |
4.4.2 对策建议 |
小结 |
总结与思考 |
一、总结 |
二、结论 |
三、余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附录二 田野采撷 |
附录三 数据资料 |
致谢 |
四、《中国牦牛》杂志1979年至1985年编辑工作总结(论文参考文献)
- [1]百年回顾: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历程[J]. 罗诗婷,邓绍根. 新闻春秋, 2021(03)
- [2]双流甘孜藏族的日常生活研究[D]. 陈丁漫. 西南民族大学, 2021
- [3]华北人民政府版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研究[D]. 张琳.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D]. 暴占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5]组织起来 ——“十七年”时期四川版画研究[D]. 何禹珩. 中央美术学院, 2021(09)
- [6]《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7]新中国甘孜藏族自治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回顾和现实问题研究[D]. 曾毅. 西南民族大学, 2020
- [8]金学铁抗日文学研究[D]. 刘金. 山东大学, 2020(05)
- [9]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D]. 付甜甜. 山东大学, 2020(01)
- [10]蒙古贞地区蒙古族语言生活调查研究[D]. 苏日那. 内蒙古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