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鞍钢:加快西部开发需要新思路(论文文献综述)
叶善青[1](2020)在《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文中研究表明减贫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社会需长期面对的现实问题。2020年我国即将打赢的脱贫攻坚战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作为还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世界人口最多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相对贫困问题还将长期存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资源短缺约束加剧,我国的贫困和扶贫实践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传统的以制度改革、开发战略为主的扶贫成效开始放缓;过度的扶贫开发伴随着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日益凸显;现行标准下脱贫人口获得资源相对困难;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和疫病交织而导致的返贫现象增多;传统的“开发式扶贫”与近年的“精准扶贫”在基层实践中逐步呈现出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丰富的物质生活需求对传统的开发扶贫、精准扶贫提出了更高要求等。以上这些都亟需我们寻求一条新的扶贫途径。顺应当前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本文在系统梳理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理论和实证方法,将减贫与生态建设结合起来研究,提出应走因地制宜、低碳循环、持久效率、包容发展的精准生态扶贫新路,力求为处于脱贫攻坚决胜期的当下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我国如何推进扶贫事业提供一种新思路。论文立足于我国传统开发扶贫实践和2020年脱贫攻坚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剖析了我国开展精准生态扶贫的现实动因及具备的条件;运用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比较分析与综合分析、共性分析与特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论证了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存在的交互影响关系;探析了生态贫困类型、成因、辨识方法以及精准生态扶贫的作用机理,揭示了生态贫困存在“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等四种主要类型,从新的角度为精准化识别扶贫对象提供了靶向引导,也为精准生态扶贫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论文在分析我国精准生态扶贫现有探索成效和存在问题以及借鉴国外开展针对性生态减贫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了精准生态扶贫的理论框架,设计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生态扶贫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并提出了基于资源禀赋开展针对性、差异化的生态扶贫措施建议,以为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协同开展减贫与生态保护服务。精准生态扶贫战略的提出,是现有精准扶贫实践和传统扶贫开发理论的发展,其现实依据是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生态贫困问题的存在,理论基础在于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价值取向在于创新包容低碳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是基于资源禀赋生态治贫发展,基本要求在于通过资本、劳动力、技术、制度等要素保障,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力量消除生态贫困地区人与生态环境不良关系,实现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协同,根本目标在于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推动生态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享有美好生活。
古晓洁[2](2020)在《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和门槛效应 ——基于非对称异质性视角》文中研究指明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经济总量不断攀升,但同时区域发展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在当今国际上,经济发展问题集中表现为区域间经济的不均衡发展。过去四十年,中国优先在东部地区成立各个经济特区,形成诸多经济圈,各种经济资源向东部地区集聚,使得区域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中国政府政策支持带来的经济发展优势随着区域差异的扩大而日趋式微。同时,全球经济下行的趋势也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因此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根据Demurger(2001)的观点,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方式,即给予中西部地区政策上的支持和优惠;另一种是间接方式,引导地区间的要素流动,通过这种溢出效应来带动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各地区在自然条件、要素配置、产业耦合、价值链跃升等方面差异较大,如何弥补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不同而导致的经济发展约束,本文认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有助于省际之间以及本省与外界的交流,既可以通过投资直接促进本省的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其他省份的经济增长对本省的溢出效应来间接地促进本省的经济增长(Charles et al.,2006)。交通基础设施通过改变不同区域间的可达性引起区域之间的时空收缩,降低运输成本、商务成本,增强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经济的集聚、扩散、辐射能力,促进区域经济融合(丁胜仁,谢永利,2009)。除了直接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外,本文还借鉴Ottavianao线性新经济地理模型的做法,将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纳入线性新经济地理模型,更注重考察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效应的空间非对称性和种类非对称性,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效益,探究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路径及对应的政策措施。这一研究范式更能准确把握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为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建议。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论证了不同类型和不同区域的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搞发展存在种类非对称和空间非对称影响。利用1998-2016年数据建立包含各个具体核心解释变量在内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空间溢出效应,并分析不同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同一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溢出效应的种类非对称性;进一步分东中西三个区域分别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同一交通基础设施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非对称性。最后,建立门槛效应模型,用于研究不同交通运输方式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否会随着交通运输方式运营规模的变化而具有门限特征,同一交通基础设施在不同区域的门槛效应的差异性和不同交通基础设施在同一区域门槛效应的差异性。全样本下,普通面板回归模型说明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确实存在显着影响,且铁路、公路、内河航道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即铁路、公路可以显着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内河航道对经济的影响不稳定。空间模型结果显示铁路、公路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着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内河航道的溢出效应不显着。从不同交通基础设施来看,普通面板回归下,公路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最显着,铁路次之;在空间模型下,铁路对经济发展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最显着,公路次之,交通基础设施的这种影响呈现显着的种类非对称性和空间非对称性的双元异质性特征。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规模报酬特征,除不考虑空间效应下的铁路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特征,其余不管是在空间效应下还是非空间效应下都呈现规模报酬递减特征,说明交通基础设施规模不是越大越好,应与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在相匹配的规模。从地区来看,普通面板回归模型下,三大交通基础设施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最显着,在三大交通基础设施中,公路对东中西部经济的促进作用最显着,铁路次之;在空间模型下,三大交通基础设施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正向空间溢出作用最显着,在三大交通基础设施中,铁路对东中西部的空间溢出效应最显着,公路次之,内河航道作用方向不稳定且不显着。从门槛回归结果来看,特定水平下的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锁定”效应。铁路、公路对东部地区经济的影响均呈显着上升趋势,规模越大促进作用越大,但内河航道呈负向影响且不显着;铁路只在第三阶段才对中部经济发展起显着正向促进作用,公路对其始终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内河航道影响不显着;铁路、内河航道对西部地区经济的正向影响呈显着下降趋势,公路先下降后上升。说明交通基础设施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其建设规模应与经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盲目扩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主要针对各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状况、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政策等方面提出建议。
李卓琦[3](2019)在《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些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无法解决,而使其现代化进程陷入停滞的一种状态和困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带来的重大风险,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发展脉络中深入思考和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科学回答了“中国何以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如何更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观点和思想主张。可以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既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关系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途命运的一个重大问题。从理论与现实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无疑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了习近平关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主要回答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中国为什么必须而且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二是关于中国怎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跨越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三是关于研究习近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思路的重大意义。本研究以问题为导向,从发展的实际情况入手,整体研究框架从问题剖析、理论阐释、解决路径、未来展望、重大意义五个层面具体展开。绪论主要阐明习近平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论述与基本观点,总结了习近平关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思路的主要特点,阐明实施五大发展理念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并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分析与国际经验及其相关重要概念进行说明。第一章阐述习近平对中国必须而且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判断和现实依据。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发展阶段的趋势性变化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新的战略目标。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不利因素主要是传统增长方式转型困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缓慢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失衡,但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备稳定的国家体制和治理体制,形成了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动力,同时抵御风险的能力逐步增强,这是我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和优势。从发展进程和发展要求看,中国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的基本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从发展大国走向发展强国的必要前提。第二章到第六章针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同矛盾和困境,全面深入地阐述并分析习近平关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新发展理念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路径,体现了习近平对中国如何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基本思路的主体内容和基本方式。一是关于通过深入推进创新发展以增强核心竞争力而解决发展质量不高和动力不足的思路和对策问题。二是关于通过推进协调发展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思路与对策问题。三是关于通过实行绿色发展来破解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的思路和对策问题。四是关于通过坚定不移走开放发展之路避免封闭僵化的思路和对策问题。五是关于通过共享发展以破解发展不公和贫富悬殊的思路和对策问题。第七章探讨了习近平关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继续发展以基本实现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思路。主要分析未来30年的国际国内发展形势,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的发展阶段、发展方向和最终目标论述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如何更好发展的问题。结语部分阐述了对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思路的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阐明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观点和思想主张,既是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科学指引,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途径。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与当前中国发展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成果。在这一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开辟了一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顺利实现现代化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图景。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观点和思想主张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对世界现代化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柯潇[4](2017)在《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 ——面板数据计量方法的政策效应评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我国面临的国内发展环境是“基础设施水平全面跃升,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并强调“加快完善高速铁路网是国家交通建设重点工程的首要任务”。基于该背景,高铁作为中国高端制造业的代表和交通建设的重点工程,其投资对沿线目标站点城市与地区的经济增长将会产生何种影响?高铁最先将为哪些城市或产业带来发展机遇?高铁引致的经济增长是否惠及民众?高铁增长效应背后的机制及其异质性效应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同时,尽管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希望制定本国基础设施的最优规模与结构,但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对于推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至关重要的交通、能源及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对一国总体经济的增长将会产生何种影响?处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其基础设施的数量增加、质量改进与结构升级等不同维度的发展将对当地的经济增长分别产生什么影响?围绕评估交通基础设施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问题,既有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也留下了些许遗憾如,若使用传统的IV-2SLS策略以个体对处理的同质性响应为假设前提,可能与区位异质性的典型特征事实相悖。若采用拟实验策略,却因其将研究对象限定为非目标站点,而不易于识别目标站点的处理效应。尽管可获得准外生的基础设施变化,但却难以避免在较低空间维度加总的截面个体之间,因空间互动、经济活动重组或溢出而导致的偏误。亦难以为基础设施改进能否从总体上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提供答案。此外,实证研究鲜有关注基础设施的政府公共支出结构这一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重要维度(Barro,1990)等。针对现有文献的不足,本文试图植根于经济现实,从有别于现有文献的视角出发,以期为上述研究问题寻找答案。针对个体区位的异质性、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基础设施发展维度的多样性,尝试从个体区位异质性处理效应的层面,研究高铁基础设施项目对城市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深入探究其作用机制,以及形成异质性高铁增长效应的原因。此外,本文还将探究对推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至关重要的交通、能源、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其数量的增加、质量的提高与结构的升级等不同维度的发展对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基于此,从区位比较优势的角度提出基础设施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是一项以实证分析为主,辅之以理论分析的研究。具体研究重点如下:第一,本论文率先以区位禀赋异质性的典型经验事实为出发点,针对各区位潜在的对高铁政策的异质性响应,引入Hsiao,Ching and Wan(2012)的面板数据政策效应评估方法,基于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在个体区位层面、高铁线段层面及地区层面,针对已通车的“四纵”高铁项目对沿线目标站点区位的经济增长效应作评估。该方法论的基本思想是利用非高铁城市的人均GDP,构造高铁城市若不发生处理的情况下人均GDP的反事实。研究发现,在上述三个空间尺度均存在显着的异质性高铁处理响应。个体区位层面高铁增长效应的大小介于5%与59%之间,且具有持续性。高铁增长效应为正的站点城市主要集中在京沪高铁沪宁段、东南沿海高铁的甬台温福厦段,以及武广高铁的湖南段。首先从高铁项目中受益的城市多位于中国沿海地区,集聚在核心城市群且通常系交通枢纽。结果显示,工业化水平更高、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更强、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更好的区位更易于从高铁项目中首先受益。而地方保护主义水平显着阻碍高铁城市的经济发展。第二,为了进一步检验高铁基础设施投资政策的有效性,以及上述结论的外部有效性,本文率先将Abadieetal.(2003,2010,2015)构建的合成控制法,引入中国高铁的增长效应评估之中,并与中国实验性高铁线段——秦沈客专案例巧妙结合,采用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秦沈高铁沿线六个站点城市的经济增长路径构造反事实,以获得高铁处理效应的无偏估计。并利用合成控制组的信息对高铁效应的显着性作严格的统计推断。同时,本文还率先引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乘数效应理论,从地方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更细致深入地探究高铁增长效应背后的作用机制。充分利用合成控制组的信息,进一步考察探索推动老工业基地站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寻找异质性高铁效应产生的根源。研究结果显示,(1)秦沈高铁项目显着并持续地推动了沿线地区,以及大部分高铁站点城市人均真实GDP的增长。然而高铁处理效应存在明显的区位异质性,其中,增幅最大的是省会城市沈阳与油城盘锦。(2)进一步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结果表明,高铁项目不同程度地促进了不可贸易部门的就业增加,个别可贸易部门就业增加如采掘业;站点城市不同程度地经历了经济结构转型与多样化,以及人口与就业的增加,进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3)区位禀赋异质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累积形成的比较优势是形成个体区位异质性高铁增长效应的根源。但是,并未发现在秦沈客专基建结束之后,来自政府支出或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证据。结果表明,中国首条高铁推动了沿线老工业城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各地的禀赋结构出发,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培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逐步进行产业转型与多样化,进而实现持续的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增长。第三,由“点”及“面”,本文将研究的视角从关注高铁对个体区位增长效应评估的框架中跳脱出来,进而拓展到综合探究近年来在工业化进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交通、通讯与电力等重要的基础设施部门,探讨各交通基础设施在不同维度的发展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中国2007-2015年的省域面板数据,将上述基础设施在数量、质量及结构方面多维度的发展指标引入增长回归分析之中,实证估计中国省域基础设施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针对基础设施及诸项增长解释变量可能的内生性问题,运用系统广义矩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提取基础设施变化中的外生部分以识别因果效应。研究发现,公路基础设施的质量、交通运输业在政府公共支出中的结构、电力基础设施在政府支出中的结构,以及通讯终端设备普及率等4项指标对经济增长有显着且稳健的正效应。然而,本文未发现交通基础设施的数量对研究期内经济增长有显着影响。进一步分析显示,西部地区电力基础设施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着低于中东部地区。而通讯终端设备普及率的增长效应仅在西部地区显着。结果表明,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为突破基础设施瓶颈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而进行的基础设施质量和结构升级对经济的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此外,基础设施对增长的贡献取决于国内外的宏观经济形势、区域经济发展所处阶段、政策的导向,以及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与类型。综上,本文首次尝试基于个体区位异质性的典型经验事实,将新近发展的针对空间加总单元在个体层面政策效应评估中仅有“唯二”的面板数据政策效应评估方法,即 Hsiao et al.(2012)与合成控制法 Abadie et al.,(2003,2010,2015)用于中国高铁基础设施投资对沿线目标站点地级市的政策效应评估与机制分析。本文第四和第五章的实证框架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跳出传统的城市内/城市间回归研究模式,将关注点从总体平均处理效应拓展至个体区位的层面,获得了全新的实证发现。尤其是,本文第五章进一步尝试从地方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深入探究高铁经济增长效应背后的机制,以及异质性高铁增长效应产生的根源,更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与此同时,本文第六章以新时期基础设施在多个重要维度上的发展为切入点,亦是本文的创新。选用省域面板数据使经济活动因重组或溢出效应导致的偏误最小化。在计量方法上,采用与收入数据相适应的动态面板模型,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量同时处理不可观测的省域固定效应、潜在的各增长解释变量的内生性,以及测量误差、差分方程中滞后解释变量的弱工具变量等问题。上述结果均已通过稳健性检验,结果可靠稳健,可以为国家或地区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经验证据。
董洪乐[5](2014)在《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多民族国家是世界体系中最主要行为体,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也是国家发展的常态主题。在世界全球化、现代化的急剧浪潮中,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作为一种持续性历史进程,具有特殊性与复杂性;这一治理过程具有主体、客体、过程、目标、价值所组成的结构体系;这一治理行为过程必然追求常态性、针对性与战略性。作为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体现形式,政党与政党制度因素与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过程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与互动。中国是典型的现代多民族国家,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的最重要主体,这一治理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继承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保障西北边疆安全、维护国家统一、加快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为基本目标;必须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守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与发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并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本原则。由于历史局限性、现实复杂性,党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治理远未臻于至善。政治社会秩序没有完全稳定;治理绩效不高;基层政权的组织建设与功能优化亟待加强;制度供给、制度功能的合理定位与发挥存在短板;民族政治文化的传统性、依附性、神圣性、封闭性、排外性明显,民族政治文化现代化程度不高;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三股势力对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正常宗教活动的影响恶劣,这些都是新时期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与难题。针对“不可治理性”,中国共产党要充分发挥政党优势,进一步维护稳定,优化治理环境;增强政治合法性,提高治理绩效;加强政权建设,夯实治理基础;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现代文化引领发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政治文化建设,促进民族政治文化现代化建设;旗帜鲜明地反对、打击三股势力。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治理任重道远,党作为治理的领导者、主导者、组织者,党的自身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影响政治治理的重要内在因素,要牢牢把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一主线,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促进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中,强化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势在必行,要在国家治理与政府治理战略规划的宏观指导下,加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达成有效治理、高效治理、长效治理,深入推进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进程。
吴群刚[6](2012)在《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构建西部地区可持续的产业发展能力》文中研究指明产业素质是加快西部开发、缩小西部地区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核心内容之一。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特点和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日益发展,使实施资源导向的传统工业化战略和依靠规模扩张带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必须从根本上调整发展思路,积极实施竞争优势导向的跨越式产业发展战略,在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分工的积极因素、全面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依据产业竞争和产业替代的因果关系,通过企业策略行为和政府政策引导,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努力实现后发优势,实现"扬长避短"与"优胜劣汰"的有机结合。以市场导向型、环保友好型、资源集约型、效益综合型、民众受益型为目标模式,架构西部地区可持续的产业发展能力。其政策制定必须纳入一个包括调整产业结构、改善硬件基础设施、改革和完善发展的制度基础、加快技术创新、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等内容在内的多样化综合政策框架。
胡鞍钢,熊义志[7](2012)在《西部开发应优先实施知识发展战略》文中指出中央强调西部开发要有新思路,采用新办法、新机制。我们在分析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西部区情的基础上提出西部开发的新思路是优先实施知识发展战略。知识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发展要素。知识促进经济增长、知识增加人民福利、知识推动社会变革。根据我们的研究,西部同东部最大的差距并不是经济发展差距,而是知识发展差距,并且越是在最新的对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知识因素上差距越大。同时,西部内部知识发展也不平衡,一些地区知识发展水平较高,成为西部知识发展极,大多数地区知识发展水平极为落后。西部发展最大的瓶颈是知识发展水平落后。要缓解制约西部发展的瓶颈,必须优先实施知识发展战略。知识发展战略是以人为本、开发到人的战略,是推动社会全面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实施知识发展战略必须分析知识发展所需的设施和服务的经济属性,依据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优化配置效力和政府解决市场失效的作用,制定发展战略,向全体公民提供平等的知识发展机会,以知识促进发展。西部的知识发展战略应当分层次展开:在加强个人知识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上实施网络开发,向西部地区的全体公民提供基础教育、电信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服务,改变高等教育、互联网等为精英阶层所垄断的状况,使之走向大众化和普及化;在西部产业升级、信息化和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上实施点轴式开发;在高新技术研究与发展上实施极化开发。
卢涛[8](2005)在《省情与发展:山东新世纪竞争优势分析及发展战略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的头二十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尤其是十六届五中全会之后,国家总体发展目标和区域发展布局逐步清晰,一个新的地区发展高潮正在兴起。在我国经历改革开放“长三角”和“珠三角”两轮发展高潮后,哪里是中国新一轮发展的增长极?在新世纪、新机遇面前,“东部率先发展”①的着力点在哪里?面对国家经济增长极向环渤海经济圈北移的趋势,山东也提出了建设“经济强省”、“半岛城市群制造服务业基地”等竞争性发展战略,那么,山东能否担当起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增长极”的重任?其省情特征和竞争优劣势在哪里?未来发展战略的目标、方向和重点又应是什么?山东的情况在全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正确分析和解决上述问题对于山东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乃至东部地区实现新跨越都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山东省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及战略管理理论分析方法为指导,选用经过修正的国家竞争力模型作为地区竞争力分析框架,在对全国31省市区竞争力指数指标计算的基础上,从东部沿海尤其是苏浙鲁粤等省比较分析的角度研究探讨了山东省情及经济发展的特征、竞争优势和发展战略,提出了山东新世纪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方向及政策建议,力图为山东新世纪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和国家第三步宏伟战略目标实现提供决策参考。作者研究认为,山东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发展转型的经济起飞阶段,总体竞争力在全国较为领先,在东部沿海省份中则相对落后。但其基础设施先进、自然资源丰富和人力成本低等特点以及内需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在东部沿海地区未来发展中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具备成为中国下一轮发展增长极的基础条件和成功的可能性,但未来发展制约因素还很多,目前暂不具备充当增长“领头雁”的条件,近期战略发展的基调应该是调整,即采取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竞争优势导向的发展战略,依据省情和比较优势实际调整竞争力结构,在保持适度较快发展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富民强省的目标并在全国新一轮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黄颂文[9](2005)在《21世纪初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法制保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旨在对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现状做出综合、系统的归纳,针对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化特点、趋势和原因进行探讨,对21世纪初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内容和途径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对策,为政府制定和实施更为科学的农村反贫困战略、决策提供咨询意见。21世纪初,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最主要的贫困地区。我国贫困人口分布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少数民族人口和贫困人口在地域分布上的重合。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根据少数民族人口少、居住分散、地理条件较差、交通不便、经济欠发达等特点,实施特殊的民族政策,尤其是进行扶贫开发20多年来,西部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但是由于历史、地理等种种原因,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达程度仍远远滞后于其他地区,贫困状况依然严峻,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并存,绝对贫困人口多、面广、程度深、返贫率高,由此构成了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严峻挑战。21世纪初,西部民族地区扶贫开发还面临许多新的困境。主要是贫困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形势严峻,人口较少民族贫困问题越来越突出,生态环境恶化,移民搬迁难度大,民族地区财政扶贫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等等。致贫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客观原因,也有历史原因。区域环境恶劣是造成西部民族地区贫困的客观条件,人口素质低是造成贫困的深层原因,扶贫政策的内在缺陷,贫困地区优惠政策被弱化等也严重地影响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的步伐。21世纪初,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新的走势。西部民族地区出现扶贫开发速度趋缓,脱贫人口呈递减趋势,贫困人口分布越来越分散,贫困程度更加严重,农村低收入人口返贫率高,衡量贫困的水平指标将趋高位,历史致贫因素趋弱,致贫新因素却日益趋强,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已接近“合理”区间的上限,妇女、老人、儿童和残疾人将成为贫困人口中最受关注的群体等基本走势。 21世纪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战略应该由过去单纯关注贫困户的收入贫困,更多地转向关注知识贫困(获取、吸收、交流、创造知识的能力)、权力贫困(就业机会、收入机会)和人力贫困(识字水平、营养卫生健康),在贫困地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进一步认识到农村反贫困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及时调整反贫困战略的政策导向。采取特殊对策,解决少数民族剩余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逐步把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稳定巩固下来,为提高生活质量奠定坚实的基础。 21世纪初,我国政府需要制定一个综合性的反贫困的政策体系,要注意把经过实践检验的政策措施和成功经验适时地提升为法规,使我们的反贫困工作由过去主要靠政策逐步地转向依靠法律法规,确保反贫困具有政策的稳定性、持续性和法律的保障性,真正能够“依法治农、依法兴农、依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要加快反贫困立法。农村发展要有新思路,要统筹城乡发展,停止对“三农”的剥夺,充分调动城乡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转变“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形成西部民族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的局面。要完善和调整利于贫困人口减负的税费制度,进一步完善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尤其是移民新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解决好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结构等问题。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走向制度化、法制化,真正让贫困农民“生有所靠、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必须对民族地区财政扶贫政策进行调整改革,建立有利于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信贷机制。要结合《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定和完善有利于民族地区发展的各种政策,促进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21世纪初,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法制保障
李具恒,李国平[10](2004)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研究的逻辑反思:文献综述》文中指出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以来 ,有关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探索汗牛充栋。按照西部大开发何以开发、谁来开发、开发什么、如何开发的思维逻辑 ,就凸现的各种战略进行梳理 ,确立新的框架。由此引发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逻辑起点、已有战略构建的定位、理论创新、思维创新、区位把握的瓶颈制约、综合开发战略的结构创新等问题的思考。
二、胡鞍钢:加快西部开发需要新思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胡鞍钢:加快西部开发需要新思路(论文提纲范文)
(1)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的结构框架与研究方法 |
一、结构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一、主要创新点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一、贫困 |
二、减贫 |
三、生态贫困 |
四、精准生态扶贫 |
第二节 主要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理论 |
三、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第二章 精准生态扶贫问题的提出 |
第一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脱贫攻坚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
一、经济发展任务要求持续推进扶贫事业 |
二、经济增速放缓带来开发扶贫投入压力 |
三、区域发展不平衡要求深度贫困区脱贫加劲 |
四、社会结构分化需加大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 |
第二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传统开发扶贫方略的升级方向 |
一、弥补传统开发扶贫的不足 |
二、具备创新包容低碳发展新特质 |
三、优化现有扶贫模式和体系 |
第三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需要 |
一、两者密切相关且具内在协同性 |
二、助推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三、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谐发展 |
四、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
第四节 精准生态扶贫已具备实施条件和机遇 |
一、生态扶贫战略理念日渐清晰 |
二、生态扶贫政策调整日趋到位 |
三、生态扶贫实施环境日臻完善 |
四、生态发展与生态减贫已成为国际共识 |
第三章 我国生态贫困的现实与理论考察 |
第一节 贫困状况与生态环境条件 |
一、当前我国贫困状况 |
二、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状况 |
第二节 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关系的理论阐释 |
一、环境脆弱引发生态贫困论 |
二、生态贫困导致生态环境脆弱论 |
三、生态贫困和生态环境脆弱交互影响论 |
第三节 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关系的实证分析 |
一、表现及特征比较 |
二、空间分布考察 |
三、耦合度评价 |
四、数据验证 |
第四节 生态贫困类型的划分 |
一、划分原则 |
二、划分依据 |
三、主要类型辨识 |
第五节 生态贫困主要类型的形成原因 |
一、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的成因 |
二、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的成因 |
三、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的成因 |
四、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的成因 |
第四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现机理与实践探索 |
第一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现机理 |
一、生态环境内生变量化优化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目标 |
二、绿色投入产出动力机制的构建驱动了生态经济增长 |
三、扶贫整体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升 |
第二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践进程及成效 |
一、实践进展情况 |
二、典型实践案例 |
三、现有实践成效 |
第三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践障碍 |
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依然存在矛盾 |
二、产业资本增值和产业项目选择不能满足需求 |
三、市场要素、社会及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作用不足 |
四、生态贫困基本情况不精准 |
五、生态扶贫资源配置体制机制还不完善 |
第五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国际经验启示 |
第一节 相关国家针对性生态扶贫举措 |
一、针对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 |
二、针对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 |
三、针对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 |
四、针对制度缺失性致贫型 |
第二节 国际针对性生态扶贫的基本经验 |
一、高效利用生态资源促进经济发展 |
二、保障生态贫困人口发展权益 |
三、注重市场减贫与社会减贫作用 |
四、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 |
第三节 国际经验对我国精准生态扶贫的启示 |
一、精准生态扶贫成效获得应立足资源禀赋选择适宜模式 |
二、精准生态扶贫动力激发需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
三、精准生态扶贫区域协调要有统一的资源配置管理机构 |
四、精准生态扶贫有序实施重在制度的健全与保障 |
第六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战略导向 |
第一节 坚持生态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
一、促进生态建设与扶贫开发良性互动 |
二、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布局 |
三、坚持生态扶贫与新农村建设相衔接 |
第二节 立足资源禀赋发展与因人施策相结合 |
一、基于区域禀赋因地制宜发展 |
二、因应家庭差异分类帮扶 |
三、区分贫困个体不同施策 |
第三节 发挥市场机制与社会多方力量作用 |
一、突出发挥市场作用 |
二、培育社会力量参与 |
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
第四节 完善生态扶贫制度设计和治理体系建设 |
一、优化顶层制度设计 |
二、科学搭建治理体系 |
三、创新精准运行机制 |
第七章 推进精准生态扶贫的措施建议 |
第一节 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一、坚持“三生融合”,厚植生态资本 |
二、发展科技新能源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
三、加强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四、推进劳动力转移,多举措提供就业机会 |
第二节 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一、科学合理开发利用生态资源 |
二、探索生态资源的价值转换渠道 |
三、优先发展生态服务业 |
四、深化发展现代化农业 |
五、积极发展特色禀赋产业 |
第三节 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一、全面推进废旧资源再生利用 |
二、发展资源互补或替代的产业 |
三、推进生态复建工程 |
四、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
五、加快新城镇、新农村建设 |
第四节 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一、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
二、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
三、完善精准生态扶贫模式 |
四、健全财税金融支持政策 |
五、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2)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和门槛效应 ——基于非对称异质性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目标及研究内容 |
一、研究目标 |
二、研究内容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及难点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点和难点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第一节 交通基础设施相关理论 |
一、交通基础设施的概念 |
二、交通运输理论 |
三、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四、新经济地理理论 |
五、包含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理论 |
六、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
第二节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文献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第三节 关于门槛效应的研究综述 |
第四节 文献评述 |
第三章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
第一节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 |
一、短期路径和长期路径 |
二、微观路径和宏观路径 |
三、反馈路径 |
四、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和门槛效应模型 |
五、作用机制图 |
第二节 研究假设 |
第四章 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空间自相关性 |
第一节 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现状描述 |
一、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和运输能力的发展状况 |
二、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描述 |
第二节 东中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差异描述 |
一、交通基础设施运营里程和运输规模的差异 |
二、经济发展的差异 |
第三节 交通基础设施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一、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二、区域经济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自相关性 |
第五章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的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第一节 数据说明和指标选取 |
一、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
二、控制变量 |
第二节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说明 |
一、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二、数据的相关性说明 |
三、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
第三节 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普通面板回归 |
一、OLS回归和GLS回归 |
二、RE(随机效应回归)和FE(固定效应回归) |
三、面板数据多种工具变量法 |
四、分地区FE(固定效应)回归 |
第四节 空间溢出模型 |
一、基本模型的建立 |
二、全样本下的空间溢出效应模型 |
三、交通基础设施异质性分析 |
四、地区异质性分析 |
第六章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 |
第一节 门槛效应模型的基本原理 |
第二节 门槛回归结果 |
一、东中西地区三大交通基础设施门槛效应Bootstrap检验结果 |
二、东部地区门槛回归 |
三、中部地区门槛回归 |
四、西部地区门槛回归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研究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若干问题的说明 |
一、关于习近平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重要论述与基本观点 |
(一)习近平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重要论述 |
(二)习近平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基本思路 |
(三)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决策 |
二、研究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思路的重大意义与基本框架 |
(一)研究意义与现状 |
(二)研究思路与框架 |
(三)研究方法 |
三、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分析与国际经验 |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与原因 |
(二)国际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 |
四、若干重要概念说明 |
(一)中等收入陷阱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现代化 |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全面小康 |
(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共同富裕 |
第一章 中国必须而且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一、中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 |
(一)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发展阶段的趋势性变化 |
(二)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 |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重要目标 |
二、中国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任务 |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必要前提 |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不利因素 |
(一)传统增长方式转型困难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缓慢 |
(三)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 |
四、中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 |
(一)稳定的领导体制和治理体制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保障 |
(二)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基础 |
(三)科学技术的进步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动力 |
(四)抵御风险的强大能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保证 |
第二章 创新发展:跨越发展低质的困境 |
一、创新水平是关系能否“爬坡过坎”的根本 |
(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
(二)创新发展的实质是发展动能的根本性转换 |
(三)创新发展是主导国家命运的一场深刻变革 |
二、中国创新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 |
(一)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
(二)科技与经济“两张皮” |
(三)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不高 |
(四)科技开放合作力度不够 |
三、通过创新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路径 |
(一)赶超创新:以“非对称”路径实现引领式发展 |
(二)协同创新:以“政产学研用”模式构建高效创新体系 |
(三)系统创新:以“两轮驱动”释放最大创新活力 |
(四)开放创新:以全球视野谋划创新站位 |
第三章 协调发展:跨越发展失衡的困境 |
一、协调发展是事关我国发展全局的关键 |
(一)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 |
(二)协调发展的实质是补齐短板与激发潜力的统一 |
(三)协调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支撑 |
二、我国发展不协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
(一)区域发展不协调 |
(二)城乡发展不平衡 |
(三)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 |
三、通过协调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路径 |
(一)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
(三)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 |
第四章 绿色发展:跨越环境污染的困境 |
一、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 |
(一)绿色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 |
(二)绿色发展的实质是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统一 |
(三)绿色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 |
二、中国绿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一)资源消耗增大 |
(二)环境污染严重 |
(三)生态破坏明显 |
三、通过绿色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路径 |
(一)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
(二)加快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 |
(三)用系统工程思路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
第五章 开放发展:跨越封闭僵化的困境 |
一、开放是发展的必由之路 |
(一)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根本出路 |
(二)开放发展的实质是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
(三)开放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途径 |
二、中国全面开放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
(一)世界经济增长复苏乏力 |
(二)贸易霸凌主义严重威胁经济全球化 |
(三)全球经济治理滞后 |
三、通过开放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路径 |
(一)构建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新体制 |
(二)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平台拓展发展新空间 |
(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 |
第六章 共享发展:跨越贫富悬殊的困境 |
一、共享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选择 |
(一)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
(二)共享的实质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 |
(三)共享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和归宿 |
二、我国共享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
(一)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
(二)就业结构性矛盾明显 |
(三)社会保障公平性不足 |
三、通过贯彻共享发展理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路径 |
(一)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
(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
(三)完善普惠性社会保障体系 |
第七章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继续发展的基本思路 |
一、未来3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发展形势 |
(一)国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
(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
(一)进入富有创新活力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
(二)进入和谐有序美好的现代化发展阶段 |
(三)进入两个文明并重发展的行稳致远阶段 |
(四)进入发展地位跃升与世界强国地位确立阶段 |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构想 |
(一)发展阶段:开启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
(二)发展方向:坚定不移地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
(三)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四、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进 |
(一)全面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各项部署 |
(二)坚持在发展中不断改善民生 |
(三)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四)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结语 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思路的重大意义 |
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二、提供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思路 |
三、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伟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成果清单 |
致谢 |
(4)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 ——面板数据计量方法的政策效应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 |
1.2.1 研究问题 |
1.2.2 研究方法 |
1.2.3 研究意义 |
1.3 本文创新点 |
1.4 文章结构 第二章 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相关文献回顾 |
2.1 理论研究综述 |
2.1.1 早期的理论研究 |
2.1.2 一个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框架 |
2.2 实证研究综述 |
2.2.1 早期的实证研究 |
2.2.2 政策效应评估研究综述 |
2.2.3 溢出效应研究综述 |
2.2.4 关于高速铁路的研究综述 |
2.2.5 中国基础设施相关研究综述 |
2.3 本章结语 第三章 建国以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 |
3.1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历程 |
3.1.1 公路建设 |
3.1.2 铁路建设 |
3.1.3 民航航线与机场建设 |
3.1.4 水路建设 |
3.1.5 管道设施建设 |
3.2 中国交通运输能力的发展 |
3.2.1 总运量与总周转量 |
3.2.2 不同运输方式的运输能力分析 |
3.3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
3.4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
3.4.1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现状 |
3.4.2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不足 |
3.5 本章小结 第四章 高铁是否促进经济增长:来自面板数据项目评估方法的证据 |
4.1 引言 |
4.2 计量模型与估计 |
4.3 数据与设定 |
4.3.1 数据 |
4.3.2 设定 |
4.4 高铁项目的处理效应 |
4.4.1 处理组城市的预测模型 |
4.4.2 处理组城市的平均处理效应 |
4.4.3 全路段/线平均处理效应 |
4.4.4 具体示例 |
4.5 异质性高铁效应的影响因素 |
4.6 稳健性检验 |
4.6.1 敏感性检验 |
4.6.2 可证伪性检验 |
4.7 本章结语 第五章 交通基础设施与包容性经济增长——来自中国首条高铁秦沈线的案例研究 |
5.1 引言 |
5.2 中国的老工业基地 |
5.3 理论框架 |
5.3.1 不可贸易部门 |
5.3.2 可贸易部门 |
5.3.3 结构转型 |
5.3.4 政府财政支出与固定资产投资 |
5.4 计量模型、估计与检验 |
5.4.1 合成控制法的因子模型与处理效应估计量 |
5.4.2 全路线平均处理效应 |
5.4.3 显着性检验 |
5.5 数据与样本 |
5.6 高铁项目的处理效应 |
5.6.1 个体区位层面 |
5.6.2 高铁线路层面 |
5.7 高铁增长效应的机制与异质性效应的根源 |
5.7.1 产业与就业 |
5.7.2 政府干预与投资 |
5.8 稳健性检验 |
5.9 本章结语 第六章 基础设施的数量、质量和结构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来自省域动态面板模型的新证据 |
6.1 引言 |
6.2 中国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升级:交通运输、能源电力、通讯信息 |
6.2.1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发展 |
6.2.2 能源电力基础设施的发展 |
6.2.3 信息通讯基础设施的发展 |
6.3 变量与数据 |
6.3.1 变量 |
6.3.2 数据 |
6.4 计量模型与估计 |
6.5 实证结果与讨论 |
6.5.1 pooled OLS与FE OLS估计结果 |
6.5.2 GMM估计结果 |
6.6 本章结语 |
6.7 本章附录 第七章 全文总结与研究展望 |
7.1 全文总结 |
7.2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致谢 |
(5)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二、论文选题在理论研究或实际应用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
三、论文选题的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及研究的可行性 |
四、论文研究的基本思路与创新性 |
五、论文不足及进一步研究设想 |
第一章 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的理论阐释 |
一、政治治理理论及其建构 |
(一) 治理 |
(二) 政治治理及其理论建构 |
二、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 |
(一) 现代多民族国家 |
(三) 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 |
(四) 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的结构分析 |
(五) 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分析 |
三、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的常态性、针对性、战略性 |
(一) 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的常态性 |
(二) 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的针对性 |
(三) 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的战略性 |
第二章 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 |
一、政党、政党制度、现代多民族国家及其治理 |
二、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过程 |
三、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与影响 |
四、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完善与发展 |
第三章 党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的目标、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
一、西部大开发与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 |
(一) 我国是典型统一的现代多民族国家 |
(二) 西部大开发与党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 |
二、治理的目标 |
(一) 西北边疆安全 |
(二) 国家统一 |
(三) 经济发展 |
(四) 民族团结 |
(五) 社会稳定 |
三、治理的指导思想 |
(一)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
(二) 继承毛泽东思想 |
(三) 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四、治理的基本原则 |
(一)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守社会主义制度 |
(二) 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与发展 |
(三)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第四章 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存在的问题 |
一、治理的环境问题 |
(一) 国内整体环境 |
(二) 西北民族地区特殊性环境 |
(三) 区域稳定基本态势 |
(四) 西北民族地区政治与社会稳定治理面临的挑战 |
二、治理的绩效问题 |
(一) 政治治理绩效 |
(二) 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绩效考察 |
三、治理的政权体系基础问题 |
(一) 政治治理中的政权系统 |
(二) 西北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状况 |
(三) 西北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的治理困境 |
四、治理的制度问题 |
(一) 现代治理中的制度讨论 |
(二) 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的制度体系 |
(三) 西北民族地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运行功效 |
(四) 西北民族地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运行中的问题思考 |
五、政治文化问题 |
(一) 政治文化 |
(二) 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生态 |
六、三股势力问题 |
(一) 三股势力 |
(二) 三股势力产生的思想渊源 |
(三) 三股势力对我国西北新疆地区渗透 |
(四) 疆内最大三股势力集团——“东突”组织的错误思想观念体系分析 |
第五章 党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的战略举措 |
一、进一步维护稳定,优化治理环境 |
(一) 对造成政治不稳定的直接原因的分析 |
(二) 对政治不稳定的形成过程分析 |
(三) 对政治不稳定的结果分析 |
二、增强政治合法性,提高政治治理绩效 |
(一) 增量政党合法性 |
(二) 维护制度合法性 |
(三) 提高政策合法性 |
(四) 整合身份合法性 |
三、加强政权建设,夯实治理基础 |
(一) 国家政权建设 |
(二) 强化基层政权建设 |
四、坚持并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一) 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二) 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五、以现代文化引领,促进民族政治文化现代化建设 |
(一) 树立以现代文化引领发展的主流文化氛围 |
(二)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现代化建设 |
(三) 推行稳健的社会化过程,积极培育公民文化 |
六、旗帜鲜明地反对、打击“三股势力” |
(一) 三股势力对西北民族地区的危害 |
(二) 打击三股势力的举措 |
第六章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促进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 |
一、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科学化释义 |
二、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是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 |
三、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促进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 |
四、深入推进西北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8)省情与发展:山东新世纪竞争优势分析及发展战略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提出及选题意义 |
1.2 背景 |
1.3 研究意义 |
第2章 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 |
2.1 理论基础 |
2.2 分析框架及研究方法 |
第3章 机遇与挑战:从经济大省到经济强省 |
3.1 基本省情 |
3.2 经济发展特点分析 |
3.3 机遇与挑战:经济发展的SWOT 分析 |
第4章 经济发展阶段及增长来源 |
4.1 经济发展的阶段定位 |
4.2 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动力源泉 |
4.3 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
第5章 未来发展潜力与趋势----地区竞争力分析 |
5.1 地区竞争力及其指标选择与计算 |
5.2 东部沿海10 省市分项竞争力比较分析 |
5.3 与东部省市竞争力差距原因分析 |
5.4 总体竞争优势及战略方向选择 |
第6章 山东之路:回顾、反思与建议 |
6.1 发展战略的回顾与总结 |
6.2 发展战略的评价与反思 |
6.3 未来发展对策建议 |
第7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A:地区竞争力指标选择及在 IMD 框架内新旧指标体系对照表 |
附录 B:全国31 省市区竞争力指标数据总对比表(2003 年)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21世纪初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法制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第一章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
第一节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文地理的基本情况 |
一、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最主要的陆上边疆区域 |
二、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集中自然文化资源最富集的区域 |
三、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自然环境最不平衡经济发展层次多样化的区域 |
第二节贫困和贫困的演变 |
一、贫困和贫困的标准 |
(一)贫困的概念 |
(二)贫困线和贫困标准 |
二、测量贫困的办法 |
(一)采用货币收入与消费额来确定和测量贫困 |
(二)采用健康与教育来确定和测量贫困 |
(三)采用脆弱性来确定和测量贫困 |
三、贫困的演变 |
第三节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化的基本情况 |
一、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历史回顾 |
二、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是我国绝对贫困人口继续存在并且高度集中的区域 |
三、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是我国贫困强度指数最高的区域 |
四、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是我国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区域 |
五、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是我国返贫率最高的区域 |
第二章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面临的困境和原因探究 |
第一节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形势严峻 |
一、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点 |
二、影响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环境因素分析 |
(一)绝对贫困人口高度集中地区产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环境因素 |
(二)相对贫困人口比较集中地区产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环境因素 |
第二节西部民族地区人口较少民族贫困问题和移民搬迁问题越来越突出 |
一、贫困问题仍然是21世纪初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中最突出和最普遍的问题 |
二、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移民搬迁难度加大 |
第三节西部民族地区扶贫资金筹措和管理有待进一步规范 |
一、扶贫资金筹措困难,资金投入后所有权归属不明 |
二、财政扶贫资金管理使用不够规范 |
三、贫困农户难以得到信贷资金支持 |
第四节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面临困境的原因分析 |
一、区域环境恶劣是造成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客观条件 |
二、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的不同社会阶段逐渐退于劣势地位 |
三、人口素质低是造成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深层原因 |
四、扶贫机制、政策的内在缺陷,西部贫困地区优惠政策被弱化 |
(一)地方政府偏离既定的扶贫宗旨和目标 |
(二)优惠政策被弱化 |
(三)信贷扶贫政策的基本缺陷 |
第三章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贫困问题基本走势 |
第一节西部民族地区扶贫开发速度趋缓 贫困人口分布越来越分散 |
一、扶贫开发速度趋向缓慢,脱贫人口呈递减趋势 |
二、贫困人口分布越来越分散,贫困程度更加严重 |
第二节西部民族地区农村低收入人口返贫率高 贫困人口趋向三元化 |
一、贫困人口处于不稳定解决温饱状态,无条件享受基础设施改善带来的好处 |
二、贫困指标将趋高位,贫困人口趋向三元化 |
第三节导致贫困的因素日益趋强 妇女老人儿童等将成为弱势群体 |
一、历史致贫因素趋弱,致贫新因素却日渐趋强 |
二、妇女、老人、儿童和残疾人将成为弱势群体 |
第四节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已接近“合理”区间的上限 |
一、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综合实力低于全国水平和国定贫困县的平均水平 |
二、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民收支高于全国和国定贫困县的平均水平,少数民族贫困县之间收入差距悬殊 |
三、少数民族贫困县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比全国和国定贫困县的要高 |
四、少数民族贫困县文教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缓慢 |
第四章21世纪初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战略、内容和途径 |
第一节21世纪初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 |
一、21世纪初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扶贫开发的战略目标 |
二、21世纪初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扶贫开发的战略重点 |
(一)要认清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及时调整反贫困战略的政策导向 |
(二)采取特殊对策,解决民族地区剩余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
(三)逐步把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稳定巩固下来,为提高生活质量奠定坚实基础 |
第二节21世纪初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扶贫开发的内容和途径 |
一、以“整村推进”的扶贫机制改善民族地区贫困村的生产生活条件 |
二、积极做好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是加快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 |
(一)实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是西部民族地区实施人力资源开发的前提和基础 |
(二)实现教育适度超前发展,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是西部民族地区实施人力资源开发的根本保证 |
(三)加快发展乡镇企业、城镇化建设和劳务输出,是西部民族地区实施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举措 |
三、积极推进西部民族地区优势特色农业,扶持扶贫龙头企业 |
(一)西部地区农业结构调整战略和途径 |
(二)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扶持扶贫龙头企业 |
第五章21世纪初西部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和农村社会保障走向法制化研究 |
第一节尽快使反贫困走上法制化轨道 |
一、使农村反贫困走向法制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一)农村扶贫开发的长期性、艰巨性,客观上决定了需要通过法律手段保证基本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二)加强农村反贫困立法是保护农民利益的需要 |
(三)依法促进贫困地区发展,是国内外开发贫困地区的基本经验,扶贫开发法制建设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
二、使农村扶贫开发走向法制化的若干建议 |
(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使反贫困走向法制化的基础和前提 |
(二)构建《贫困地区促进法》的框架设计建议 |
第二节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走向制度化、法制化探析 |
一、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 |
(一)建立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生有所靠” |
(二)在民族地区逐步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老有所养” |
(三)在民族地区建立和恢复农村合作健康医疗保险制度,保证“病有所医” |
(四)确立自然灾害分级救济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
二、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探讨 |
(一)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对西部农民的影响和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必要性 |
(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基本原则 |
(三)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总体框架设计 |
第六章结合《民族区域自治法》完善和发展21世纪初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政策 |
第一节统筹城乡全面发展 停止对“三农”的掠夺 |
一、统筹城乡全面发展的必要性 |
二、建立城乡统一制度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 |
(一)统一的产权制度使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优化并顺利配置 |
(二)统一的价格制度彻底消除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
(三)统一的户籍制度促使农民合理流动 |
(四)统一的就业制度使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优化配置 |
(五)统一的福利保障和教育制度使农民公平地享有各种福利保障和教育待遇 |
(六)统一的财税金融制度是农民减负的重要环节 |
第二节稳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巩固扶贫成果的有力保证 |
一、界定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农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 |
二、不断强化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权,逐步实现“耕者有其权” |
三、集体土地应当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明确承包范围,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 |
四、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和承包期限,允许有条件地进行小调整 |
五、要明确土地承包费提取办法、承包合同的确定和完善承包纠纷处理机制 |
第三节完善西部民族地区扶贫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制度 |
一、完善民族地区财政扶贫政策的建议 |
(一)重点加大对西部极贫人口集中地区的投入,配套资金不能“一刀切” |
(二)根据新阶段扶贫特点,调整民族地区财政扶贫政策 |
(三)创新扶贫资金管理方式,加强民族地区财政扶贫资金报账制 |
(四)利用民族地区财政政策推动全社会参与扶贫 |
二、建立有利于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信贷机制建议 |
三、在民族地区农村实践和创新小额信贷模式 |
(一)继续借鉴小额信贷在国际和中国发展的经验 |
(二)民族地区开展小额贷款应注意的问题 |
(三)借鉴国际经验因地制宜的采取不同模式开展小额贷款 |
(四)小额贷款方式要创新,要有民族地区特色 |
第四节结合《民族区域自治法》调整和发展民族政策 |
一、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
二、完善和实行照顾及鼓励民族地区企业发展的政策 |
三、完善和实行优惠金融政策,建立有利于民族地区发展的融资机制 |
四、完善区域发展政策,在资源开发中照顾少数民族利益,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
五、实施支持民族地区发展非国有经济,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的产业政策,扶持民族地区发展乡镇企业 |
六、继续和完善开展边境贸易与实施沿边开放政策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后记 |
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声明 |
四、胡鞍钢:加快西部开发需要新思路(论文参考文献)
- [1]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D]. 叶善青.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2]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和门槛效应 ——基于非对称异质性视角[D]. 古晓洁.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5)
- [3]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研究[D]. 李卓琦. 湖南科技大学, 2019(06)
- [4]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 ——面板数据计量方法的政策效应评估[D]. 柯潇. 厦门大学, 2017(02)
- [5]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研究[D]. 董洪乐. 兰州大学, 2014(08)
- [6]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构建西部地区可持续的产业发展能力[A]. 吴群刚. 国情报告(第四卷 2001年(下)), 2012
- [7]西部开发应优先实施知识发展战略[A]. 胡鞍钢,熊义志. 国情报告第三卷2000年(上), 2012
- [8]省情与发展:山东新世纪竞争优势分析及发展战略选择[D]. 卢涛. 清华大学, 2005(04)
- [9]21世纪初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法制保障研究[D]. 黄颂文. 中央民族大学, 2005(04)
- [10]西部大开发战略研究的逻辑反思:文献综述[J]. 李具恒,李国平. 甘肃高师学报, 2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