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江西工业探寻后备粮仓（论文文献综述）
陈亮[1]（2019）在《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甘青民族走廊地跨甘肃、青海两省,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部,也是我国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共存的区域,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明清以来,在甘青民族走廊内生活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民族,本区域更成为汉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的交汇之处。鉴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及民族多元格局,受到明清历任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明清政府通过对本区域实施有效控制与管理,使其从“边疆”渐成“腹地”,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持续不断的经济开发推动了甘青民族走廊内的人口、农牧业、工商业的发展,并对域内的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产生极大影响。人口的增长和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明初,国家从战略地位的高度对甘青民族走廊进行开发与建设,卫所体系的建立不仅为明朝奠定坚实的军事保障,也意味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大批迁入的戍边将士既促进了人口增长,也有力推动了域内的经济开发。明末清初,甘青民族走廊内战事频仍,人口损耗极大,至康熙中后期,随着政局稳定及社会发展,人口迅猛增长,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人口的自然增殖使甘青民族走廊内各地的经济开发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治之后,本区域爆发多次反抗清朝统治的战争,不仅造成大量人口伤亡,也严重阻滞了经济发展。农业开发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入明以来,出于军事战略的考量,明廷实施以屯田为基础的屯卫制度,向西不断拓展的农业开发不仅巩固了西部疆域,也开启了区域农业一体化的进程。有清一代,各族百姓在明代农业开发的基础上,展开更大规模的垦地运动。此时段内,土地开垦不再集中于平地与川地,山地、坡地皆试种杂植,土地开发程度再创历史新高。在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各少数民族逐渐弃牧业农,这不仅确立了农业经济在本区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也改变了域内的民族格局。随着屯田的开发,小麦的分布区域日益扩大,最终在甘青民族走廊内形成小麦种植区与青稞种植带,而这条农业种植带往往也是汉族与藏族的分界线。清中后期,高产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设施的兴修,均促进农业不断发展,并为工商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本区域工商业也取得一定发展。首先,在丰富原材料的基础上,明清时期本区域传统手工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而晚清之际,近代机器制造业的萌芽开始出现,域内呈现出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大机器生产并存的场景,尤其是近代工业的出现对地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其次,明清时期本区域的商业逐渐从明代的链条式经贸模式由向清代的区域贸易圈转变。明朝政府主导的“茶马贸易”与“朝贡贸易”构成与内地交往的经济链,其在推动各民族经济交流的同时,也强化了彼此间的政治、文化交流。入清以来,随着农业化的纵深发展和商业通道的繁荣,甘青民族走廊逐渐成为全国性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在民族贸易的推动下,不仅出现专业化的商品市场,也兴起多个颇具影响的民族贸易市镇,最终在清中期形成以甘青民族走廊为依托的区域贸易圈。持续性的经济开发使地域社会在多个层面产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力量不断渗透,推动了本区域行政建置的发育进程,原本归属土司或寺院管理的土地及人口逐渐处于国家管辖之下。宗族作为基层社会重要的民间组织形态,其形成与地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并成为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此外,随着民族贸易的兴起,部分农业人口开始转移至工商领域,商人与手工业者阶层不断壮大。明代的屯田开发为甘青民族走廊植入新的社区,屯堡、铺舍、营等错落分布于民族交汇区域,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多民族共处的分布格局。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衣食内容更为多元,城乡生活日益丰富,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奢侈之风逐步在各地蔓延。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也使明清时期的文化教育较前代多有建树,中央政府不仅设置大量官学、书院、社学,还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开办义学等,凸显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性及多元性。本文选择甘青民族走廊这一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人文地理区域为研究范围,以明清以来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而分析自然、人文及历史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作用,同时分析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存在的内在联系。这对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徐云涌[2]（2015）在《城镇化制度协同研究》文中提出综观人类经济发展史,城镇化与工业化如影随形,相互促进：工业化助推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倒逼工业化转型升级。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是工业化粗放发展的产物,则今后是城镇化制度协同引领中国工业化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型的新阶段。在当前经济发展减缓、结构升级压力倍增的新常态下,基于协同视角,对城镇化命题进行旨在均衡与有序的制度协同研究,无论对于城镇化本身的健康发展,抑或中国工业化深入推进及发展方式转型,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关城镇化研究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本研究拟从制度协同这一新视角来展开。一是,城镇化尤其是中国的城镇化,是个巨系统,庞大、复杂、牵一发动全身,需要有个好的视角；二是,城镇化研究尤其是城镇化制度研究,尽管文献很丰富,但制度之间的耦合、衔接、互动鲜有涉及,基于“协同”角度的探讨是个新领地；三是,当前城镇化发展到了制度作用凸显阶段,需向制度要“红利”、向制度求“协同”,以推进新型城镇化。本研究拟采用文献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理论分析与经验总结相融通、归纳与演绎相交叉的方法,重点研究三个方面：探求“制度协同”的定义；确立城镇化制度的五个维度；研究城镇化制度协同的机理。第一,制度协同的定义。在第1章导论提出问题的基础上,第2章结合自然学科与制度经济学等有关协同理论与概念,提出制度协同是制度负反馈和正反馈同时发生作用,从制度均衡到制度不均衡,再到新的均衡的不断演进过程,表现为制度由非协同向新的协同的演化过程,协同不是单一制度的最优组合,是宏观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功能结构的优化,是有约束条件的最优。第二,确立城镇化制度的五个维度。第3、4章以推进城镇化的制度动力为标准,纵观城镇化典型实践,统揽城镇化制度的本质功能与类别演进,确定城镇化的人文、土地、产业、人口、生态五个最重要维度。人文维度主要选取文化制度、产业维度主要选择宏观产业制度、土地维度主要选取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制度、人口维度主要选取户籍制度、生态维度主要选取宏观生态制度,分别厘清每个维度的正向或负向力量,归纳了该维度的城镇化制度特征,并选取江西的例子或者小样本进行剖析,同时借鉴国外有关制度,论述每个维度下的城镇化制度效应。第三,研究城镇化制度协同的机理。主要包括第5章和第6章内容。第5章主要依据城镇化制度之间的竞合关系、耗散结构和变迁格局中的历史惯性,构建城镇化制度协同模型,主要用五维竞合协同、序参量钻石两个子模型进行阐释：五维竞合协同模型主要阐释城镇化制度五个维度之间的关联衔接、互斥竞合；序参量钻石模型主要阐释在当前被忽视的人文和生态维度与其他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借鉴协同论的序参量支配原则,探索性提出：在城镇化制度协同中,第一序参量为人文制度,第二序参量为生态制度。提出了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有利于经济和生态良性循环“五个有利于”的城镇化制度协同目标,归纳了偏执一端、顾此失彼、好大喜功等制度非协同典型。在第5章的基础上,第6章着重从三方面分析城镇化制度协同的机理：一是城镇化制度协同的规律性。制度的产生、演进、变迁有其自发性,制度体系内部如果仅仅依靠自发地协同,必然缺乏时效、漠视整体,大量个体利益突兀尖锐地存在,无法实现和谐,无法解决城镇化面临的各种冲突、各类协调,必须顺应规律进行积极的协同干预,从而促进城镇化各种有效制度的形成,加速各类制度之间的耦合历程。城镇化制度协同需要考虑个体成本与收益、社会成本与收益、政治成本与收益,利益考量是城镇化制度协同的基本原则。切合实际的好的制度构架,应体现更多的理性、建设性、协调性,可以更好地谨慎调整、理性平衡相关各方群体的利益关切。既不能超越基本的制度发展演进规律,又要更好地发挥制度协同作用,发挥制度安排主体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二是城镇化制度协同的结构性。研究各种制度安排之间的层次、关系、影响、相互协调等问题,确定制度的最佳结构,显然是制度协同中极为关键的问题。制度协同的效率不可能通过简单加总单项制度安排的效率来得到,主要取决于构成这一制定结构的人文、产业、土地、人口、生态等维度的制度安排的效率。微观而言,城镇化单项制度安排在制度结构中造成的独特效率,以及制度五个维度结合的方式力度不一样,导致形态各异的、具有个性特色的小城镇的形成。宏观而言,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最终成型的“特色”除了中国城镇化的历史传承、现实基础的独具特色外,还应是五个维度的制度安排实现了高效益：耦合性最大化、冲突性最小化、真空性最小化。三是城镇化制度协同的动态性。制度协同存在因时而动的变化特征。这个“时”本质上就是生产力变化。一个时期的生产力状况、水平、性质,决定了该时期任何制度的产生,制度的调整和适应,必然是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改进而做出的相应的变化的,这就是时势造就制度,制度协同必须因应时势,如此才能提升制度协同的效率。人文、产业、人口、土地、生态等五个制度的维度,无论从哪个角度动态地发挥作用,都离不开城与乡的关系,城与乡的动态变化是制度协同的主要矛盾。城镇化自然演进的历程与阶段性的特征表明,中国城镇化是一个可以发挥“后发优势”的过程。政策含义上,本研究认为维度的跛足是加剧城镇化失衡问题的主要原因,要以“制度协同”思维整体推进城镇化改革。当前,要更加重视城镇化制度的人文维度和生态维度。需要指出的不足是,由于“制度协同”相关研究较少,本文的很多研究带有初步的探索性质。所确立的五个维度,考虑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空背景、不同的发展阶段可能会有所不同,城镇化制度的维度存在个数或内容的增删空间,所以,从精准研究来看,五个维度确立的科学性和完备性存有一定欠缺。此外,对非协同的深入阐述,以及城镇化制度协同理想模式的研究,还有许多进一步研究探索空间。
郑云波[3]（2012）在《言官与光绪朝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言官是晚清统治集团中的重要官僚群体。他们出身于科甲正途，饱受儒学熏陶，有强烈的卫道意识，而其职司纠举弹劾，又与卫道意识产生强烈互动，从而对晚清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光绪朝是晚清政治演化最为激烈时期，洋务、维新、新政、立宪乃至革命，或次第发生，或并驾齐驱，在近代史上，堪称典型的转型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集团表现各有不同，言官则以其特殊的身份与地位参与到每一个重大的事件当中。本文通过对光绪朝言官思想的载体——奏折进行分析，揭示言官在历次重大事件中的表现，从而深入展现这一群体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影响与作用，同时也说明巨大的社会变迁又是怎样影响社会的精英群体。光绪入承大统之时，洋务运动已经进行十年，但是，以传统卫道士自居的言官多数站在洋务派的对立面，对洋务新政进行指责、批评，甚至否定。只有少数言官对洋务新政的新兴建设项目进行赞美和支持，打破了传统印象中言官顽固、守旧的形象，标志着经过中国近代化浪潮的洗礼之后，言官群体也开始出现了裂痕。甲午战败，变法兴起，针对变法，言官群体开始分化。其中，热情支持变法者，就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表意见，力陈变法维新之道；顽固反对变法者，不惜落井下石，罗织罪名，对维新派人物及其主张进行非议和攻击。双方的论争与新旧两党的交锋相始终。庚子事变后的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迫使统治集团发起了一场自救运动，即清末新政，在新政中，言官表现差异巨大，前期相对沉寂，后期趋于活跃，在对新政中各项举措的认识上，虽然也存在着守旧和激进两派争论，但此时的言官已绝少顽固到底、对新政全然否定，而是在宏观上认同新政，却对具体的方案提出各种责难和批评。这种矛盾反映着在浩荡的变革潮流面前言官的犹豫、踟蹰与彷徨。伴随着洋务新政、戊戌新政以及清末新政的进行，晚清的政治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无论是言官附和清流弹劾南派政治势力，还是站在帝党一边攻击后党集团，亦或是丁未政潮中与庆、袁的斗争，言官皆以其纠举弹劾，驳正伪失的使命感，积极参与其中。他们虽然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己任，但是又毫无例外地成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工具。总之，言官在光绪朝的种种表现，既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光绪朝政的发展变化，又使言官本身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整体性特征而言，整个言官队伍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之下缓慢的转变着自身，由守旧向开明、消极监督向积极建言、由仅仅做君主的耳目向敢于驳斥皇皇上谕发展，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传统的封驳职能；就个体性特征而言，一些言官在政治参与中实现了某种质的变化，成为新社会政治力量的代言人、拥护者。
汤样生[4]（2007）在《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演变与经济变迁（1949-1998） ——以江西为例》文中认为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成为经济发展和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金融体制是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又是金融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从确立到不断演变，先后经历统收统支、差额包干、实贷实存和比例管理四种形式，它们对经济的发展和变迁产生过重要影响。以往区域性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研究非常缺乏，而总体性研究又基本上是在对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研究层面上展开，就制度论制度，基本上没有将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和区域社会经济演变状况结合起来考察。基于此，本文以江西省建国以来不同历史时期（1949—1998）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为研究对象，将体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还原为具体的历史场景，放大观察体制发挥作用的历史过程，藉此揭示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与区域经济变迁的关系。本文研究认为，江西省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演变是经济体制不断改革的结果，它一经付诸实施，又反过来推动江西省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成为产业结构长期变迁的重要因素。江西省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演变不仅是自身体制变革的历史过程，它还透显出金融体制变革的脉络，其背后蕴藏的是经济体制长期的变迁，折射出江西省五十年来社会经济的演进和变化。
弋杨[5]（2005）在《宋代江西书院及其发展的社会环境》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用文本分析和史实阐述相结合的方法,对宋代江西书院的基本状况及其与文化、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的相互关系进行了阐述。江西书院在宋代十分兴盛,推动书院兴盛的原因是什么呢?宋代江西书院是在什么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发展兴盛的呢?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作一些探索。除导论外,全文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章:宋代江西书院的兴盛面貌。 江西书院始于唐末五代,是中国古代书院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自此以降至于明代,江西书院的数量都位居全国前列。宋代尤其如此,其教学和规制堪称书院“典范”,涌现出白鹿洞书院、濂溪书院、象山书院、白鹭洲书院、鹅湖书院等有名的书院,留下了像朱熹、陆九渊等一批大家的足迹。 第二章:宋代江西书院兴盛的思想文化动因。 唐末五代以及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给书院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文化环境。儒学复兴思潮源于北方,以韩愈等人为代表,经过五代的发展,到北宋后进入高潮。在官学废缺的情况下,以复兴儒学为宗旨的书院逐渐发展起来,儒家私学传统在书院中找到了传承。南宋时期,随着
二、为江西工业探寻后备粮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为江西工业探寻后备粮仓（论文提纲范文）
（1）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基本概念界定 |
| 三、研究资料和研究现况 |
| 四、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五、研究的主要内容、难点、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人口变迁 |
| 第一节 明代人口的变化 |
| 一、明初大规模移民推动人口增长 |
| 二、明中后期人口呈下降趋势 |
| 第二节 清代的人口起伏 |
| 一、清前期人口的恢复性发展 |
| 二、乾隆四十一年至咸丰三年间人口的滞胀 |
| 三、同治兵燹后的人口骤减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少数民族人口 |
| 一、明代的“西番”人口 |
| 二、清代的少数民族人口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农牧业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 |
| 一、明代农业的西向拓展 |
| 二、清代农业一体化的完成 |
| 三、传统农作物结构的变化 |
| 四、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 |
| 第二节 农业生产方式的演化与水利设施的兴修 |
| 一、农业技术与生产工具的进步 |
| 二、明代水利工程的创修 |
| 三、清代水利渠网的完善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畜牧业的发展 |
| 一、明代官营养马业的勃兴 |
| 二、清代官营养马(驼)业的延续 |
| 三、明、清民营畜牧业的发展变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传统手工业及近代工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传统手工业的传承与发展 |
| 一、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兴起 |
| 二、矿产资源的开采与加工 |
| 三、少数民族手工业的延续 |
| 第二节 近代工业的萌芽 |
| 一、洋务运动背景下的近代工业 |
| 二、清末的“新政实业” |
| 第三节 传统手工业及近代工业发展的特点 |
| 一、较强的地域性和民族色彩 |
| 二、外部因素推动下的发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商业进展 |
| 第一节 明代链条式的经贸模式 |
| 一、国家掌控下的茶马贸易 |
| 二、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朝贡贸易 |
| 第二节 清代区域贸易的繁荣发展 |
| 一、流通商品种类的多元化 |
| 二、民族贸易推动商业市场形成 |
| 三、商人群体对商贸交流的促进 |
| 四、商路的开辟与贸易圈的建立 |
| 第三节 明清两代商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一、从“重农抑商”向“重农重商”的转变 |
| 二、国家少数民族政策对民族贸易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经济发展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
| 第一节 地域社会的变化 |
| 一、行政区域的扩张与编户齐民 |
| 二、宗族的形成与发展 |
| 三、商人及手工业阶层的壮大 |
| 第二节 社会生活的变革 |
| 一、军民共处与新村寨聚落的形成 |
| 二、由俭入奢的消费观念 |
| 三、丰裕多元的衣食品类 |
| 四、日益丰富的城乡生活 |
| 第三节 族际间的交往融合与文化熏染 |
| 一、民族间的互动与交融 |
| 二、土官的“向化”现象 |
| 第四节 文化教育与风气开通 |
| 一、明代文教的兴起 |
| 二、清代文教的继续推广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城镇化制度协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 1.2.3 当前研究成果的局限性 |
| 1.3 研究思路和可能创新点以及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和可能创新点 |
| 1.3.2 研究框架与逻辑结构 |
| 1.3.3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2 制度与制度协同 |
| 2.1 制度基本理论 |
| 2.1.1 制度均衡与非均衡 |
| 2.1.2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
| 2.1.3 局部制度变迁与整体制度变迁 |
| 2.2 协同基本理论 |
| 2.2.1 协同论与系统论 |
| 2.2.2 慢变量支配原则和序参量 |
| 2.2.3 协同学中求解演化方程 |
| 2.3 制度协同的含义 |
| 2.3.1 制度协同的一般考察 |
| 2.3.2 制度协同的一般定义 |
| 2.4 制度或制度协同与城镇化的关系 |
| 2.4.1 “城镇制度”与“城镇化制度” |
| 2.4.2 “制度安排”与城镇发展 |
| 3 城镇演进与制度协同的基点 |
| 3.1 城镇发展源流与不同制度特性 |
| 3.1.1 城镇产生的普遍性特征 |
| 3.1.2 中国古代城镇兴起的人文特性 |
| 3.1.3 城镇演化的不同制度特性 |
| 3.2 西方城镇化制度样本与发展中国家的“借鉴困境” |
| 3.2.1 苏俄中央计划型城镇化的经验教训 |
| 3.2.2 欧美市场驱动型城镇化的经验教训 |
| 3.2.3 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经验教训 |
| 3.3 中国现代城镇发展的多维个性特征 |
| 3.3.1 中国城镇化发展阶段性特征及主要问题 |
| 3.3.2 中国城镇化制度协同的五大约束条件 |
| 3.3.3 中国城镇化进入了向制度协同要动力的新阶段 |
| 4 城镇化制度协同的五个维度 |
| 4.1 五个维度的确定 |
| 4.1.1 城镇制度的内涵与分类 |
| 4.1.2 城镇制度的功能设置 |
| 4.1.3 城镇化制度动力的五个维度 |
| 4.2 人文维度 |
| 4.2.1 城镇聚落与社会文化变迁 |
| 4.2.2 城镇与乡村的人文裂缝 |
| 4.2.3 弥合城乡人文裂缝的两大制度要义 |
| 4.2.4 城镇建设的文化制度设计 |
| 4.3 产业维度 |
| 4.3.1 城镇的产业制度效应 |
| 4.3.2 支柱产业与城镇发展的互动 |
| 4.3.3 产业政策对城镇化的障碍分析 |
| 4.3.4 产业政策的要点 |
| 4.4 土地维度 |
| 4.4.1 土地与城镇土地配置 |
| 4.4.2 中国城镇化中土地资产的运作现状与问题 |
| 4.4.3 土地制度对城镇化的约束 |
| 4.5 人口维度 |
| 4.5.1 人口迁移是最显着的城镇化表征 |
| 4.5.2 户籍制度的变迁与创新 |
| 4.5.3 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壁垒 |
| 4.6 生态维度 |
| 4.6.1 生态城市学派理论与资源环境约束 |
| 4.6.2 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制度建设 |
| 4.6.3 推进生态城镇的制度偏离 |
| 5 城镇化制度协同的模型构建 |
| 5.1 协同论与制度竞合 |
| 5.1.1 城镇化制度竞合与耗散结构 |
| 5.1.2 城镇化制度的历史惯性 |
| 5.2 城镇化制度协同模型 |
| 5.2.1 维竞合协同模型 |
| 5.2.2 序参量钻石模型 |
| 5.3 城镇化制度协同的衡量 |
| 5.3.1 城镇化制度协同的目标 |
| 5.3.2 制度协同的城镇化理想模式 |
| 5.3.3 城镇化制度非协同的几种类型 |
| 6 城镇化制度协同的机理阐释 |
| 6.1 城镇化制度协同的规律性阐述 |
| 6.1.1 城镇化制度自发协同的局限 |
| 6.1.2 城镇化制度协同的利益冲突 |
| 6.1.3 推进城镇化要积极顺应制度协同规律 |
| 6.2 城镇化制度协同的结构性阐述 |
| 6.2.1 影响制度协同效率的制度结构 |
| 6.2.2 微观意义上的建设特色小城镇的解释 |
| 6.2.3 宏观意义上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解释 |
| 6.3 城镇化制度协同的动态性阐述 |
| 6.3.1 制度协同存在因时而动的变化特征 |
| 6.3.2 城与乡的动态变化是制度协同的主要矛盾 |
| 6.3.3 中国城镇化的后发优势 |
|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1.1 维度的跛足加剧城镇化的失衡问题 |
| 7.1.2 城镇化制度创新应有大历史观 |
| 7.1.3 以制度协同思维整体推进城镇化改革 |
| 7.1.4 中国城镇化进程受一定的时空约束 |
| 7.2 政策含义 |
| 7.2.1 以更多的人文理念、历史耐心推进城镇化 |
| 7.2.2 以更多的田园形态、生态思维推进城镇化 |
| 7.2.3 以更多的政策统合、多规合一推进城镇化 |
| 7.2.4 以更多的人本理念、梯度策略推进城镇化 |
| 7.2.5 以更多的产城融合、平台保障推进城镇化 |
| 7.2.6 以更多的市场力量、开放思维推进城镇化 |
| 参考文献 |
| 在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简介 |
| 致谢 |
（3）言官与光绪朝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学术史回顾 |
| （一）民国时期 |
| （二）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 |
| （三）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
| 二、 本选题的学术意义 |
| 三、 本文的基本框架及内容 |
| 四、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五、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清代言官制度之沿革 |
| 第一节 清代言官制度之源流 |
| 第二节 清代言官的选任考核与升转 |
| 一、 言官的选任 |
| 二、 言官的考核与升转 |
| 第三节 清代言官的职权 |
| 一、 参议政事权 |
| 二、 监察行政权 |
| 三、 驳正违失权 |
| 四、 弹劾官吏权 |
| 五、 考核官吏权 |
| 六、 侍班纠仪权 |
| 七、 会谳重案权 |
| 八、 辨明冤枉权 |
| 九、 财政审计权 |
| 十、 监察科举权 |
| 第四节 晚清言官制度的变化 |
| 一、 言官机构存废的论争 |
| 二、 晚清言官制度的改革 |
| 三、 对清末言官制度改革的评价 |
| 第二章 言官与洋务新政 |
| 第一节 言官对洋务新政的态度 |
| 一、 言官对洋务新政的冷漠 |
| 二、 言官对洋务新政的批评 |
| 三、 言官的治国之术 |
| 第二节 言官与修建铁路的论争 |
| 一、 洋务派与顽固派关于修建铁路的争论 |
| 二、 言官对建造铁路的态度 |
| 三、 对言官在铁路问题论争中表现的评价 |
| 第三节 言官与其它洋务新政 |
| 一、 筹办海防、各业并举 |
| 二、 整顿同文馆，选拔经世人才 |
| 三、 振兴商务以保利权 |
| 四、 兴办矿务以开财源 |
| 第三章 言官奏议与戊戌新政 |
| 第一节 言官倡导的政治变革主张 |
| 一、 诏定国是以正趋向 |
| 二、 改革体制以推行新政 |
| 三、 操权柄、明赏罚、斥顽臣，以行实政 |
| 第二节 言官的经济变法主张 |
| 一、 振兴农工商务以杜外洋之漏卮 |
| 二、 筹办铁路矿务以杜各国觊觎 |
| 三、 裁厘加税以裕国恤商 |
| 四、 借洋款以办实业 |
| 第三节 言官的文化教育变法主张 |
| 一、 改革科举制度 |
| 二、 建立新式学堂 |
| 三、 言官的其它文教主张 |
| 第四节 言官的反变法主张 |
| 一、 攻击维新团体 |
| 二、 攻击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 |
| 三、 攻击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 |
| 四、 重惩维新党人 |
| 第四章 言官与清末新政 |
| 第一节 言官与清末新政的施行 |
| 一、 言官与清末新政的发动 |
| 二、 言官与教育改革 |
| 三、 言官与内政改革 |
| 四、 言官与经济改革 |
| 第二节 预备立宪的缘起与言官的态度 |
| 一、 日俄战争的结局催生了立宪思潮 |
| 二、 考政大臣对清末预备立宪的推动 |
| 三、 言官对君主立宪的态度 |
| 第三节 言官与官制改革 |
| 一、 对官制改革的态度 |
| 二、 对责任内阁的态度 |
| 三、 对于化除满汉畛域的陈言 |
| 四、 关于设立议院的建议 |
| 第五章 言官与光绪朝政争 |
| 第一节 言官与光绪初年的政争 |
| 一、 同、光之交的政局与清流派的产生 |
| 二、 言官与清流 |
| 三、 云南报销案与南北党争 |
| 四、 言官与慈禧、奕之争 |
| 第二节 初期帝后党争中的言官 |
| 一、 言官与李鸿章靠近后党之始 |
| 二、 言官与慈禧太后复出 |
| 三、 言官与帝后两党的对立 |
| 第三节 言官与丁未政潮 |
| 一、 丁未政潮的缘起 |
| 二、 言官在政潮推波助澜 |
| 三、 丁未政潮的余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4）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演变与经济变迁（1949-1998） ——以江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研究现状 |
| 1.2.2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与区域经济变迁关系研究现状 |
| 1.3 论文结构及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演变与经济体制改革 |
| 2.1 统收统支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的金融产物 |
| 2.1.1 统收统支体制的确立 |
| 2.1.2 统收统支体制的反复变革 |
| 2.2 差额包干体制：一种过渡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 |
| 2.2.1 差额包干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
| 2.2.2 差额包干体制是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改革的大突破 |
| 2.3 实贷实存体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下的金融大变革 |
| 2.3.1 实贷实存体制改革是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时代要求 |
| 2.3.2 实贷实存体制是金融体制的一次“大手术” |
| 2.4 比例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
| 2.4.1 比例管理体制是经济和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双重选择 |
| 2.4.2 比例管理体制是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转折点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演变与江西经济总量 |
| 3.1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演变与存款及贷款增长 |
| 3.1.1 统收统支体制对存款及贷款的影响 |
| 3.1.2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三次重大变革对存款及贷款增长的作用 |
| 3.2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演变对金融经济环境的影响 |
| 3.2.1 统收统支体制对金融经济环境的影响 |
| 3.2.2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历次改革对金融经济环境的作用 |
| 3.3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演变与经济总量变迁的关系 |
| 3.3.1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演变对经济总量的影响 |
| 3.3.2 信贷投放量与经济总量回归及相关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演变与产业结构 |
| 4.1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演变与社会主义工业化 |
| 4.1.1 统收统支体制与社会主义工业化 |
| 4.1.2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工业化 |
| 4.2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演变与农村经济变迁 |
| 4.2.1 统收统支体制与农村经济 |
| 4.2.2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变革与农村经济变迁 |
| 4.3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演变与第三产业的发展 |
| 4.3.1 统收统支体制与第三产业 |
| 4.3.2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变革与第三产业发展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宋代江西书院及其发展的社会环境（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第一章 宋代江西书院的兴盛 |
| 第一节、江西书院的由来及其兴盛 |
| 第二节、例举几大着名书院 |
| 第二章 宋代江西书院兴盛的思想文化动因 |
| 第一节、儒学复兴思潮是书院的催生剂 |
| 1. 儒学复兴思潮是书院的催生剂 |
| 2. 儒家私学传统对书院的影响 |
| 第二节、理学兴盛推动南宋江西书院蓬勃发展 |
| 1. 江西理学与书院共同繁荣 |
| 2. 理学家积极投身书院的实践 |
| 第三节、宗教文化对江西书院的影响 |
| 1. 江西佛道二教的昌炽及其对儒者的刺激 |
| 2. 佛家精舍与儒家书院 |
| 3. 理学大量汲取佛道二教思想 |
| 第三章 宋代江西书院发展的经济环境 |
| 第一节、“人足衣食”的宋代江西社会 |
| 第二节、作为宋朝粮仓的江西农业 |
| 第三节、手工业和矿冶业的进步 |
| 第四节、活跃的商业与城市发展 |
| 第五节、造纸与刻印业的繁荣 |
| 第四章 宋代江西书院发展的社会环境的其他问题 |
| 第一节、书院生存的物质条件 |
| 第二节、朝廷提倡文治使读书风气日益浓厚 |
| 第三节、人物荟萃的人文环境 |
| 第四节、书院与官学、科举的相互关系 |
| 参考文献 |
| 声明 |
四、为江西工业探寻后备粮仓（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D]. 陈亮. 兰州大学, 2019(08)
- [2]城镇化制度协同研究[D]. 徐云涌. 江西财经大学, 2015(12)
- [3]言官与光绪朝政研究[D]. 郑云波. 吉林大学, 2012(03)
- [4]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演变与经济变迁（1949-1998） ——以江西为例[D]. 汤样生. 南昌大学, 2007(06)
- [5]宋代江西书院及其发展的社会环境[D]. 弋杨. 四川大学, 20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