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后期国外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趋向（论文文献综述）
周星[1]（2022）在《中国民族政治学八十年》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中国民族政治学这一门学科学术史的综述。民族政治学在中国已有80年的发展历史,它不仅形成了初具体系的学科体制与专业规范,还积累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本文对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边政学、初创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的民族政治学,分别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术史梳理,阐明两者各自的时代大背景与基于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课题意识;还进一步对21世纪初期中国民族政治学学科建设的进展与成就展开了详细论述,对近20年以来中国民族政治学的主要成就作出必要归纳,指出在中国存在着"复数"的民族政治学的研究路径以及它们各自在研究中国民族政治相关问题时所分别具有的学术性价值。
漆飞[2]（2021）在《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论文以当代批判理论的共同体思想为研究对象,在当代美学的问题域中聚焦审美共同体的问题研究,在内容上呈现为生命政治与共同体的美学之维、审美共同体的共识与差异、主体化与去主体化、边界与去边界等具体问题,以及审美共同体的理论批判五个章节。审美共同体研究以生命政治作为总体性的研究进路。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经由微观政治与感性生命场域的重返生成了对政治和美学的不同理解路径。当代批判理论家不同程度地改写、颠覆和超越福柯对于生命权力的后现代式考察,以生命经验的感性之维重构当代生命政治与感觉共同体之间的理论关联。朗西埃转换了福柯的生命政治论题,以对政治与治安的讨论激活对感性共同体分配机制、去身份化和异质感知构成等问题的阐发,经由感性领域的重构生成了不同于福柯的感性政治进路。阿甘本、奈格里、哈特、埃斯波西托等人则基于对生命感知潜能的总体性观照,重新思考感觉共同体与审美感知、主体经验之间的张力,建构了不同生命政治进路下的审美共同体批判思想。共识与差异是审美共同体的本体性问题。当代批判理论接续和吸收早期批判理论和后批判理论对于宏大叙事、总体性和同一性逻辑的解构,但其并不全然地消解差异,而是在尊重差异和异质性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感觉和情感共通的审美共同体范式。通过颠覆和超越存在论对于共在的反思,当代批判理论家将总体性问题视为一种新的本体论,以独一性、任意独一性、独一复多来重新规定审美共同体内部无法被化约的差异性,阿甘本以任意独一性来指认无法被表征的非本质差异性,埃斯波西托以疫责的空无属性来回应它与普遍性的关系,奈格里和哈特则将差异视为具有生成共同性的重要机制,赋予其生产性的潜能。感知、经验、语言和情感多维度地参与审美共同体的主体表达,基于差异的多元共同体形构出诸多不同类型的去主体化范式。对生命的伦理-美学诉求贯穿在当代批判理论关于审美共同体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始终,通过秉承福柯晚年对于自我生存的去主体化思考,当代批判理论家以“去同一化”和“去身份化”来重新界定共同体内部感性生命存在的具体内涵。朗西埃以无分之分作为感觉共同体的解放主体,奈格里与哈特基于情感、认知和审美等感性系统来具有生产潜能的主体范式,以容纳差异的诸众来形塑审美共同体的发生,阿甘本则将纯粹潜能作为生命感知的触发机制,以语言和艺术的可交流性作为去主体化的具象呈现方式。“去身份化”是审美共同体的具有解放潜能的主体感性表达,其既没有返回到启蒙现代性时期被高扬的主体性,也未完全地落入后批判理论对于主体的全面批判和解构。基于审美共同体对于差异性和去主体化的内部构成,其外部存在形态呈现为从有边界的、实体的、稳定的向去边界的、非实体的、流动的等方面的转变。认同的危机与归属的困境是审美共同体存在形态问题的核心所指,埃斯波西托以免疫机制的否定性特征预设了一种非实体化感觉共同体的出现,作为边界机制的免疫范式彰显出对感性生命的纳入与排除逻辑,阿甘本以难民的现实问题激活了对生命政治边界的思考。媒介、信息和技术共同地参与着审美共同体的建构,传统基于血缘、宗族和地缘等自然关系纽带的共同体范型被松动,基于流动性的情感、感觉和意义的虚拟化审美共同体正在生成之中。审美共同体以情感和感性系统为内核建立起新的认同价值体系并延伸出诸多不同的表达范式,其自身也蕴藏着向审美乌托邦、异托邦、世界主义等诸多形态转变与对话的可能性。当代批判理论家经由共同体审美和感性维度的阐发,营构出一种基于容纳差异、去主体化的、无边界的、非实体的、流动生成的审美共同体范式,这一范式不仅构成了对于后现代以降总体性危机的重新反思和回应,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对当代美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在回应后现代之后的总体性问题时,当代批判理论彰显出极强的现实介入品性和批判色彩,然而这一介入性常常体现为理论与思辨层面的介入性。在面向现实语境中的具体问题时,审美共同体思想呈现出其限度,一方面是在理论介入现实时存在转换的矛盾性和难以现实化,另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不可转换性。
李何春,张劲夫[3]（2020）在《政治人类学的三个里程碑及在中国实践的三次接力》文中研究表明政治人类学诞生至今八十余年,历经几任旗手的努力,先后形成了三个里程碑,其研究范式从早期的静态理论发展到动态理论,再到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全球化等理论融入其研究之中,拓展了传统人类学研究的领域。政治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中国后,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和持续关注。一批本土学者在译介与本土化实践中竞相角逐,犹如一场接力赛,历经三十余年,逐渐形成了关注本土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取向和概念话语。结合中外学者的研究经验,政治人类学在继承传统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可开展对边疆民族社会变迁的研究,亦可分析国家、地区或社会组织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从而发挥政治人类学的学科优势和应用性特点。
王静宜[4]（2019）在《劳拉·纳德法律人类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人类学分支学科的法律人类学是一门较为年轻的学科,该学科的研究肇始于西方的殖民统治。法律人类学从西方引入到中国并非遥远的事情,其强调以人类学的田野民族志方法来研究我国社会的法律问题。由于这一分支学科的跨学科性,使得参与到这个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具有多样的学科背景,正因为此,不同研究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视角来思考法律在社会文化之中基本问题及其作出的理解也不相同。面对这些不同的理论观点,如能细致的把握其理论来源、背景和指向,是一件能使这门学科在我国得到更好发展的有益之事。就目前来讲,我国的法律人类学研究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西方法律人类学的理论发展及其学科前沿缺乏较为深入的了解,难以建立关于法律人类学的学科体系;二是对西方法律人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缺乏系统的研究,难以把握法律学家的学术抱负和思想脉络;最后,缺乏探索中国问题的学术自觉。本文选取美国着名的黎巴嫩裔学者劳拉·纳德的法律人类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评介纳德的法律人类学思想,展示西方法律人类学的理论前沿,丰富对法律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认识。纳德在学界的学术地位、成果数量和影响力,满足了人物思想研究的基本条件,是研究当代西方法律人类学不能绕开的学术大家。本文在收集、阅读、翻译纳德作品的基础上,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和大数据的手段,居于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对纳德的法律人类学作品进行分析,着力理解与梳理其作品中呈现的核心思想和理论观点,进而对纳德的法律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做出评价。本文认为,纳德法律人类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用多点、持续的田野调查实践创新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提出了“向上看”的研究视角和“垂直切片”的分析方法,开拓了法律人类学研究西方社会的法律问题的视野:在纠纷研究中引入了过程论的分析工具,进而提出“过程控制”的理论,推动法律人类学研究从案例中心向过程中心的转变;发现了和谐社会中的强制和谐现象,并通过分析社会中权力、意识形态与公民个体的关系,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控制,以及从社会控制向文化控制的转向,从而构建了“和谐理论”。本文除绪论和结论外,正文共有四章。第一章“始于墨西哥的法律文化研究”。该章自纳德与人类学的结缘讲起,讲述纳德的第一次田野调查以及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在纳德人类学研究的“成人礼”的博士论文:《塔利亚与竺奎拉:萨巴特克社会组织的比较研究》中,纳德对墨西哥的两个萨巴特克人村庄:塔利亚和竺奎拉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了两个村庄的家庭组织、自治组织以及申诉救济,从而指出其中的社会文化法律问题,并引发纳德对法律民族志的思考。纳德对塔利亚和竺奎拉两个村庄的比较研究,为她的学术之路奠定坚实的第一步,也为以后的和谐理论的提出埋下了伏笔。第二章“在美国本土拓展法律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该章阐释了纳德在美国本土如何拓展法律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事例。纳德先后主持了两个大型的合作研究项目:伯克利乡村法律研究项目和伯克利投诉研究项目,两个项目分别关注不同社会中的纠纷过程以及对美国社会消费投诉的研究。两个研究项目斩获了巨大的成功,出版成为《纠纷的过程:十个社会中的法律》和《无法接近的司法:美国司法体系的替代性选择》两部作品。两个研究项目成为纳德对美国本土进行研究反思的开端,进而,她提出了“向上看”的研究视角,呼吁研究者们将研究的目光从社会底层转向社会精英;采用“垂直切片”的方法对社会权力体系进行剖析;并使用“过程控制”不断丰富对社会环境的描述和权力的动态性研究。第三章“从案例中心到过程中心的纠纷研究”。该章从纳德的研究专长之一:纠纷研究切入,将纳德的学术研究放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情景中思考,考察纳德在法律人类学研究从“规则中心”到“过程中心”的转变中所作出的贡献。纳德作为这一研究转向的引领者,对纠纷过程以及“替代性纠纷解决”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极富盛名的纠纷理论。第四章“和谐的理论”。该章围绕着纳德提出的“和谐理论”展开讨论,认为“和谐理论”是纳德在对墨西哥萨巴特克人长达十年的研究后提出的另一个代表性的理论,她的专着《和谐的观念:萨巴特克山区的正义与控制》一书全面地论证了这一理论。纳德对“和谐理论”的发现与阐释,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动态的过程,自墨西哥的萨巴特克人开始,再到美国和其它地区的研究,最后形成了从“和谐”到“强制和谐”的转变。结论部分对全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概述纳德的影响和贡献,并从纳德不同的社会身份,对纳德的学术魅力和学术热情进行解读与评述,并从笔者的经验和阅读感悟中深化对纳德的认识。
熊宇[5]（2019）在《传统型合法性的政治符号逻辑 ——以金雀花王朝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金雀花王朝之所以可以统治英格兰超过两个世纪,成为英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久的一个王朝,其关键原因在于基于合法性之上的自愿服从代替了强制力量的统治。而以往的合法性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权力、政治行为等,至于仪式、符号、建筑、游行、纪念日等文化现象,则往往被忽视。因此,本文试图以政治符号为视角,运用结构-功能分析的方法研究金雀花王朝的合法性建构,并以此为例,展示传统型合法性背后的政治符号逻辑。符号理论揭示了符号世界对常识世界、对人类主体具有能动的“建构”作用,这一点启发了我们从动态的社会结构中去思考合法性问题。沿着这一思路和角度,我们可以把表达合法性信念的各种话语、行为、仪式、建筑等视为一套关于合法性的政治符号系统,进而引入关于政治符号与合法性相互作用、相互建构这一视角,从而把合法性理解为在一个既定的社会结构下,政治权力主体建构政治符号的结果。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本文将社会结构分为文化、政制、个体三个层次,并在其中探讨政治符号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从而将政治符号分为三个维度,即信仰、规范、认知,分别执行认同功能、稳定功能和服从功能。政治符号建构构成了合法性基础,因而对应于政治符号的三个维度,也需要厘清合法性的三个基础。本文将合法性的基础分为价值、法理、民意三个方面,并对政治符号的三个维度与合法性的三个基础进行一一对接,在信仰维度上政治符号发挥认同功能,构成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在规范维度上政治符号发挥稳定功能,构成合法性的法理基础;在认知维度上政治符号发挥服从功能,构成合法性的民意基础。根据这一理论模型,本文将政治符号、合法性以及传统型合法性进行一一对接,进而展开对金雀花王朝合法性的政治符号逻辑的具体分析。首先,本文根据合法性的三个基础和金雀花王朝的政治现实,将金雀花王朝的合法性基础划分为:以“王权神授”为核心的信仰体系,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继承观念,以“契约关系”为支撑的君臣观念。其次,本文根据政治符号的三个维度选择金雀花王朝的政治符号,信仰维度的政治符号包括:神话、王室圣徒、宗教仪式、宗教建筑;规范维度的政治符号包括:婚礼仪式、王室纹章、先王葬礼、加冕仪式;认知维度的政治符号包括:纹章、城堡、城市特权状、迎接仪式。最后,本文运用所选择的政治符号具体分析传统型合法性政治文化资源,信仰维度的政治符号建构了以“王权神授”为核心的信仰体系,为合法性建构提供了价值基础;规范维度的政治符号内化了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嫡长子继承观,为合法性建构提供了法理基础;认知维度的政治符号规训了以“契约关系”为支撑的君臣观,为合法性建构提供了民意基础。本文通过具体分析金雀花王朝合法性的政治符号逻辑,提出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话语、行为、仪式、建筑,都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庞大无比的符号系统,在这一符号系统背后所传递和表述的核心观念,就是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信念。然而,社会结构本身所具有的巫魅化、非理性、遮蔽化等特点,使得政治符号建构的传统型合法性也具备了同样的特点。反之,传统型合法性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结构的巫魅化、非理性化、遮蔽化。本文运用结构-功能分析法,将可观察的统治者行为,即建构政治符号,作为研究对象,把政治符号视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分析其实际运作过程中所蕴涵的意义体系在不同结构上发挥的功能作用,从而全面把握政治符号对建构合法性的影响与意义。这一研究不仅开拓了政治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进一步揭示了政治权力的运作机制,尤其是丰富了学界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探讨,拓展了研究合法性的文化资源。但是,由于本文涉及政治合法性理论、符号理论,这两大理论的思想体系均精深宏大,而笔者能力有限,故本文内容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提升。
倪震宇[6]（2019）在《空间人类学视野下的聚落空间形态与结构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空间人类学为视野,以聚落空间为研究对象,探求聚落空间形态与结构的多维成因。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关注人类社会多样性的探索。空间人类学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为基础,架构一种全新的空间视野,解读聚落空间的组织形态。以人类社会的多种组织方式为线索,从生计、合作、秩序三个层面出发,从生计模式、社会组织、政治宗教三个不同侧面认识聚落空间形态与结构。生计模式视野下的聚落空间形态是人类在自然生态环境中聚居,对诸土地、水等资源的选择、利用与控制的产物。农业经济与商业经济作为人类定居社会的两种基本经济类型,深层作用于聚落空间,形成了稳定分散、匀质分布的乡村聚落和集聚向心、层级分布的商业聚落,具有完全不同的聚落空间形态。社会组织视野下的聚落空间形态是以住宅这种承载社会单元——家庭的物质空间,作为普遍的建筑类型和聚落的空间单元。单元依据亲属网络和共同利益两种方式聚居,形成封闭排外、等级分层的家族聚落和开放包容、阶级分化的行业聚落,具有完全不同的聚落空间形态。政治和宗教是维持社会秩序、防止社会失序的重要保证。政治形成稳定的政治组织,构成人类社会的行政管理系统,系统通过正式的社会控制和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如法律法规、社会规范等,共同作于聚落空间形态。而宗教是人类的精神追求,但也一种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通过信仰、价值、生活方式与规范等,决定这聚落空间的形态。聚落空间演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历时变化结果。不同的演变过程、演变动因、演变机制,形成不同的聚落空间形态,折射出聚落空间结构的多样性、复杂性的动态构成。正文字数:13.5万字全文数字（含注释、参考文献、附录）:16万字图片:260余幅表格:5幅
赵志浩[7]（2019）在《从传统部落组织到现代权力组织的变迁研究 ——以祁连县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组织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本研究采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对以祁连县为中心的组织变迁展开研究。1949年以前,阿柔藏族部落组织长期是管理祁连县的主要权力组织;1949年以后,部落组织被取代,祁连县逐步建立了现代县—乡—村三级权力组织体系。从传统部落组织到现代权力组织是一次根本性的组织变迁。部落组织建立在传统型权威基础之上,基于对悠久规则与权力谱系的信仰;而现代权力组织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之上,基于对已制定的规则之合法性的信仰,以及对根据这些规则发号施令者权力的信仰。由于合法性基础的根本差异,造成二者在诸多方面都存在显着差异,比如权力结构、运行规则、管理成员身份等,这些差异都是这一根本差异的具体表现。阿柔部落组织结构非常简单。纵向间,部落组织存在“金字塔式”的权力配置结构,形成基本层次（千户部落）—中间层次（百户部落）—最低层次（十户部落、帐圈）三个层次;横向间,部落组织没有形成不同职能分工的权力组织主体,部落组织集政治、经济、司法、军事等职权于一体。在部落组织的顶端,存在一个权威中心——千户,他是组织内部一切权力的来源。在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存在严格的等级差异,这种差异是源自于组织成员的世袭身份。组织权力沿着上下级之间进行传导,最终到达部落组织的每一个成员。这条权力传输链条能够顺畅运行依靠于部落组织内部严格的惩罚机制。最终,在部落组织中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模式,即权力压迫模式。祁连县现代权力组织,是一套比较复杂的组织系统。纵向间,现代权力组织形成了县—乡—村三个层次;横向间,根据权力配置和职能分工的基本原则,建立了不同的权力组织主体。在县一级,设置了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县司法组织、县武装部、县群团组织等不同的权力组织;在乡（镇）一级,设置了乡（镇）党委、乡（镇）人大、乡（镇）政府、乡（镇）武装部、乡（镇）群团组织;在行政村一级,设置了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自治委员会和村民小组。除了这些正式的权力组织之外,祁连县还设置了议事协调性权力组织——“小组”。这些权力组织共同构成了祁连县域内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枢的网络结构。在这种网络结构中,党的权力可以纵向延伸到底,横向延伸到边,从而实现对所有层级和不同种类的权力组织的绝对领导,所有其他权力组织依赖于党的组织而存在,围绕着党的组织而运转。本研究将这种权力结构和运行模式称为权力中枢模式。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发现从传统部落组织到现代社会的县—乡—村各权力组织是一次根本性的组织变迁,也是当地社会组织系统的一次断裂,但是二者之间的耦合性,使组织变迁能够顺利完成过渡。与此同时,本研究还发现在基层社会中,虽然部落组织解体了,但是部落组织的部分管理规范却嵌入到祁连县现代村级权力组织之中。
周传斌,马文奎[8]（2018）在《中国民族政治学的回顾与前瞻》文中研究说明民族政治学是国内出现较晚的民族学分支学科,是中国特色民族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产物。文章从民族学出发界定民族政治学的学科属性,分四个阶段回顾了中国民族政治学的发展历程,讨论了与之相关学科的研究现状,提出了建设更具整合性的民族政治学学科架构的设想。
马晓帆[9]（2018）在《边疆政治演进中的族名实践——以德昂族族称为视角》文中认为德昂族官方称谓的出现与族称的历史变迁是清代中缅战争以来在疆域边缘特殊区位环境下边疆政治力量长期演进推动的结果。德昂族的族称命名在历史脉络中蕴涵着支配政治资源,区分政治秩序,赋予政治权利等族群政治生活的内涵。在政治人类学范式下对德昂族族名进行回溯研究,旨在说明古典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边疆少数民族族名所承载的深刻政治关系与政治涵义。
徐勇[10]（2018）在《人类学与政治学的交融:新政治人类学的“权力逻辑”》文中研究表明从人类学的发展阶段来看,人类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是记述表现人类社会风土人情的学科,人类学对政治生活的关注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文化人类学产生之前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这一阶段中,人类学研究中涌现出部分人类学者开始重视人类社会中存在的非正式权力现象,人类学展示了政治化的倾向,文化人类学之后,政治化的倾向愈发明显。文化人类学阶段,人类学研究与政治的结合催生了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政治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在于无国家社会中,政治权力的运作与亲属制度、继嗣等分不开关系。新政治人类学打破传统政治人类学学科时间、空间的界限,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人类学社会"权力"的产生、分配和异化,在新政治人类学之下,人类学和政治学交汇融合、取长补短,为人类社会"善"的追求而不懈奋斗。
二、20世纪后期国外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趋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世纪后期国外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趋向（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民族政治学八十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应运顺势的边政学 |
| 三、从政治民族学到民族政治学 |
| 四、民族政治学学科的确立和成长 |
| 五、民族政治学的核心课题 |
| 六、讨论：“复数”的民族政治学 |
（2）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生命政治与共同体的审美之维 |
| 第一节 生命政治的批判理论进路 |
| 一、微观政治与生命政治 |
| 二、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 |
| 三、治理术与生命政治 |
| 第二节 生命政治与感性共同体 |
| 一、感觉共同体的分配机制 |
| 二、感觉共同体的去身份化 |
| 三、感觉共同体的异质感知构成 |
| 第三节 作为否定性范式的感觉共同体 |
| 一、感性生命的原初典范 |
| 二、例外状态与共同体的界槛 |
| 三、朝向死亡政治的生命感知形式 |
| 第四节 作为肯定性范式的感觉共同体 |
| 一、以情感为核心的生命政治生产 |
| 二、超越生命政治的免疫式共同体 |
| 三、感知潜能与人类共在的张力 |
| 第二章 共识与差异:审美共同体的本体性问题 |
| 第一节 总体性问题的批判理论进路 |
| 一、非同一的星丛共同体 |
| 二、超越总体的绝对差异 |
| 第二节 歧感共同体与差异性感知的重组 |
| 一、重返感性经验的社会场域 |
| 二、可感性分配与审美感知的重构 |
| 三、制造差异的美学异托邦 |
| 第三节 容纳差异的多元共同体 |
| 一、超越存在的非同一共同体 |
| 二、无法被化约的差异性 |
| 三、共同性与差异的生成潜能 |
| 第三章 主体化与去主体化:审美共同体的主体性问题 |
| 第一节 主体性问题的批判理论进路 |
| 一、从先验主体到实践的主体 |
| 二、被建构的非中心化主体 |
| 三、人民作为去身份化的主体表达 |
| 第二节 生成性的诸众与艺术的生产 |
| 一、诸众与主体性的生产 |
| 二、非物质生产的感性装置 |
| 三、爱的政治与情感劳动 |
| 第三节 生命主体的感知潜能与语言经验 |
| 一、空无属性的赤裸生命 |
| 二、生命经验的纯粹表达 |
| 三、多元叠合时间中的潜能主体 |
| 第四章 边界与去边界:审美共同体的存在形态 |
| 第一节 从实体的/边界的向非实体的/去边界的转换 |
| 一、从共同体到共通体:感觉的共通 |
| 二、免疫范式的边界机制 |
| 三、难民与生命政治边界 |
| 第二节 从稳定的到流动的共同体 |
| 一、认同的危机与归属的困境 |
| 二、流动-生成中的情感纽带 |
| 第三节 审美共同体的形态转换与价值功能 |
| 一、审美乌托邦、敌托邦、异托邦 |
| 二、虚拟的感知远托邦 |
| 三、包容与对话的美学世界主义 |
| 第五章 审美共同体理论的限度 |
| 第一节 难以现实化的形式共通 |
| 一、作为规范性的生命-形式 |
| 二、感知潜能的非现实性 |
| 三、介于反乌托邦与虚无主义之间 |
| 第二节 主体性生产的转换困境 |
| 一、浪漫主义式的构成性力量 |
| 二、爱的政治是否可行? |
| 三、理想主义者的革命式乌托邦 |
| 第三节 想象式的边界机制 |
| 一、边界转换的有限性 |
| 二、归属的结构性难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人名索引 |
| 附录二 概念索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3）政治人类学的三个里程碑及在中国实践的三次接力（论文提纲范文）
| 一、西方政治人类学发展的三个里程碑 |
| (一)静态平衡理论:第一个里程碑的出现 |
| (二)从静态分析到动态理论的探索:第二个里程碑的形成 |
| (三)卢埃林《政治人类学导论》的出版与第三个里程碑的形成 |
| (四)西方政治人类学三个里程碑对中国政治人类学实践的影响 |
| 二、政治人类学在中国实践中出现的三次接力 |
| (一)引介:卢氏论着的翻译引发的第一次接力 |
| (二)本土化实践:政治人类学研究的第二次接力 |
| (三)创新与探索:中国政治人类学发展的第三次接力 |
| 三、政治人类学在中国实践中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
| (一)“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定位 |
| (二)中国政治人类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
| (三)西方政治人类学思想对中国政治人类学实践的持续影响 |
（4）劳拉·纳德法律人类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择美国人类学家劳拉·纳德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 |
| 三、研究综述 |
| (一)西方法律人类学的研究 |
| (二)美国的“法(律)与社会运动” |
| (三)我国法律人类学的研究 |
| (四)对纳德的研究 |
| 四、研究方法与路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路径 |
| 五、篇章结构及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始于墨西哥的法律文化研究 |
| 一、纳德的人类学“成年礼” |
| (一)与人类学结缘 |
| (二)第一次田野调查 |
| (三)法律人类学初探 |
| 二、纳德的博士论文及其研究的法律人类学问题 |
| (一)田野点基本情况介绍 |
| (二)比较研究的展开 |
| 三、纳德对田野工作的感悟 |
| (一)行进艰难的田野调查 |
| (二)法律民族志及其整体观 |
| (三)社会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 |
| 四、讨论与小结 |
| (一)致敬马林诺夫斯基 |
| (二)女性与法律人类学 |
| (三)多元的表达 |
| 第二章 在美国本土拓展法律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
| 一、伯克利研究项目:两项大型的合作研究 |
| (一)走出传统的伯克利乡村法律研究 |
| (二)继续向前的伯克利投诉研究项目 |
| 二、“向上看”的研究视角与“垂直切片”的方法 |
| (一)“向上看”的研究视角 |
| (二)“垂直切片”的方法 |
| 三、“过程控制”的研究 |
| (一)“过程控制”(Controlling Processes)源自何处 |
| (二)“过程控制”究竟为何 |
| 四、讨论与小结 |
| (一)不断超越 |
| (二)法律人类学研究的反身性问题 |
| 第三章 从案例中心到过程中心的纠纷研究 |
| 一、纠纷研究的基本论题 |
| (一)不同视角的纠纷研究 |
| (二)中心议题:过程与处理 |
| (三)美国的纠纷理论 |
| 二、纠纷及其解决过程研究 |
| (一)纠纷过程的研究 |
| (二)纠纷过程的维度 |
| (三)纠纷的解决研究 |
| (四)过程主义 |
| 三、“替代性纠纷解决” |
| (一)“替代性纠纷解决”缘何 |
| (二)“替代性纠纷解决”的研究 |
| (三)“替代性纠纷解决”去往何处 |
| 四、讨论与小结 |
| (一)纠纷探讨 |
| (二)现实关怀 |
| 第四章 和谐的理论 |
| 一、和谐理论的提出 |
| (一)法律人类学领域对和谐理论的研究 |
| (二)纳德和谐理论的提出 |
| (三)纠纷、意识形态与自治 |
| 二、萨巴特克的和谐 |
| (一)国家性与地方性法律 |
| (二)萨巴特克的和谐案例 |
| (三)纠纷与和谐 |
| 三、从和谐到强制和谐 |
| (一)和谐与控制 |
| (二)和谐的全球图景:法律的使用者 |
| (三)人类学、民族学与和谐 |
| 四、讨论与小结 |
| (一)褒贬不一 |
| (二)法律民族志:书写与对话 |
| 结论 |
| 一、纳德的影响与贡献 |
| (一)纳德的人格魅力 |
| (二)纳德的贡献 |
| 二、纳德法律人类学研究的理性 |
| (一)学科定位 |
| (二)法律之论 |
| (三)研究策略 |
| 三、纳德法律人类学研究的诗性 |
| (一)研究的热情 |
| (二)想象力 |
| (三)研究情怀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纳德履历 |
| 附录二 :纳德作品录 |
| 附录三 :专有名词中英文对照表(一) |
| 附录四 :专有名词中英文对照表(二) |
| 致谢 |
（5）传统型合法性的政治符号逻辑 ——以金雀花王朝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政治符号与合法性的结构-功能分析 |
| 第一节 政治生活的符号化现象 |
| 一、常识世界与符号世界 |
| 二、从符号到政治符号的延伸 |
| 三、信仰、规范与认知：政治符号的三个维度 |
| 第二节 合法性的政治符号之维 |
| 一、价值、法理与民意：合法性的三种基础 |
| 二、政治符号与合法性的生产与再生产 |
| 第三节 金雀花王朝的案例导入 |
| 一、王权神授、继承制度与君臣关系：传统型合法性的三个特征 |
| 二、关于金雀花王朝政治符号的选择 |
| 第二章 建构信仰——金雀花王朝王权神授观中的政治符号逻辑 |
| 第一节 王权神授——神话和王室圣徒 |
| 一、作为解释王权来源的神话 |
| 二、作为守护神的王室圣徒 |
| 第二节 上帝恩典——宗教仪式和宗教建筑 |
| 一、作为上帝拣选人间代表的宗教仪式 |
| 二、作为展示王权神圣性的宗教建筑 |
| 第三章 内化规范——金雀花王朝长子继承观中的政治符号逻辑 |
| 第一节 父权转移——婚礼仪式和王室纹章 |
| 一、作为维持血统纯正的婚礼仪式 |
| 二、作为合法继承者凭证的王室纹章 |
| 第二节 君权转移——先王葬礼和新君加冕仪式 |
| 一、作为先王权力终结标志的葬礼 |
| 二、作为新君继承权力标志的加冕仪式 |
| 第四章 规训认知——金雀花王朝君臣观中的政治符号逻辑 |
| 第一节 贵族臣服——纹章与城堡 |
| 一、作为识别身份等级的纹章 |
| 二、作为政治演变晴雨表的城堡 |
| 第二节 市民拥戴——城市特权状和迎接仪式 |
| 一、作为市民自治的城市特权状 |
| 二、作为国王巡游的迎接仪式 |
| 第五章 政治符号建构对传统型合法性的历史影响 |
| 第一节 政治符号建构对传统型合法性的积极影响 |
| 一、增强政治认同的有效工具 |
| 二、维护社会稳定的文化资源 |
| 三、规训大众服从的符号权力 |
| 第二节 政治符号建构对传统型合法性的消极影响 |
| 一、阻碍政治理性化发展的神秘力量 |
| 二、加深王位继承与君主能力脱节的程序操演 |
| 三、强化民众集体无意识的符号暴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空间人类学视野下的聚落空间形态与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缘起 |
| 0.2 概念界定 |
| 0.2.1 空间人类学 |
| 0.2.2 聚落 |
| 0.2.3 空间形态与结构 |
| 0.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1 地理学领域 |
| 0.3.2 社会学领域 |
| 0.3.3 人类学领域 |
| 0.3.4 建筑学领域 |
| 0.4 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 |
| 0.4.1 研究对象 |
| 0.4.2 研究内容 |
| 0.4.3 研究方法 |
| 0.5 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空间人类学的视野与架构 |
| 1.1 人类社会组构 |
| 1.1.1 文化与社会 |
| 1.1.2 社会系统 |
| 1.1.2.1 系统概念 |
| 1.1.2.2 功能主义 |
| 1.1.2.3 先赋地位与获致地位 |
| 1.2 生计模式视野 |
| 1.2.1 调适 |
| 1.2.1.1 调适单位 |
| 1.2.1.2 文化生态 |
| 1.2.1.3 文化核心 |
| 1.2.2 经济体制 |
| 1.2.2.1 农耕生活 |
| 1.2.2.2 集约农业和非工业城市 |
| 1.2.3 分配与交换 |
| 1.2.3.1 互惠 |
| 1.2.3.2 再分配 |
| 1.2.3.3 市场交换 |
| 1.3 社会组织视野 |
| 1.3.1 婚姻与家庭 |
| 1.3.1.1 婚姻 |
| 1.3.1.2 核心家庭 |
| 1.3.2 亲属网络 |
| 1.3.2.1 居住模式 |
| 1.3.2.2 扩展家庭 |
| 1.3.2.3 继嗣与继嗣群体 |
| 1.3.3 共同利益群体 |
| 1.3.4 社会分层 |
| 1.3.4.1 阶级和等级 |
| 1.3.4.2 流动 |
| 1.4 政治宗教视野 |
| 1.4.1 政治 |
| 1.4.1.1 政治组织 |
| 1.4.1.2 社会控制 |
| 1.4.2 宗教 |
| 1.4.2.1 多重解释 |
| 1.4.2.2 信仰准则 |
| 1.4.2.3 宗教实践 |
| 第二章 生计模式视野下的聚落空间形态与结构 |
| 2.1 土地利用与资源控制 |
| 2.1.1 地形作用 |
| 2.1.1.1 自然山体 |
| 2.1.1.2 沿河而居 |
| 2.1.2 土地划分 |
| 2.1.3 水利工程 |
| 2.1.3.1 水网系统 |
| 2.1.3.2 桥梁工程 |
| 2.1.3.3 排水供水 |
| 2.2 农业经济与乡村聚落 |
| 2.2.1 农业经济 |
| 2.2.2 聚落空间形态的组成 |
| 2.2.2.1 乡村中心 |
| 2.2.2.2 村巷空间 |
| 2.2.2.3 乡村边缘 |
| 2.2.3 聚落空间分布的特征 |
| 2.2.3.1 稳定分散 |
| 2.2.3.2 匀质分布 |
| 2.3 商业经济与商业聚落 |
| 2.3.1 商业经济 |
| 2.3.2 聚落空间形态的组成 |
| 2.3.2.1 集市广场 |
| 2.3.2.2 商业街道 |
| 2.3.2.3 滨河地带 |
| 2.3.3 聚落空间分布的特征 |
| 2.3.3.1 集聚向心 |
| 2.3.3.2 层级分布 |
| 第三章 社会组织视野下的聚落空间形态与结构 |
| 3.1 住宅类型 |
| 3.1.1 住宅与家庭人口 |
| 3.1.2 住宅与家庭组织 |
| 3.1.3 住宅与家庭等级 |
| 3.2 家族与家族聚落 |
| 3.2.1 家族 |
| 3.2.2 聚落空间形态的组成 |
| 3.2.2.1 核心空间 |
| 3.2.2.2 血缘组织 |
| 3.2.2.3 邻里组团 |
| 3.2.3 聚落空间分布的特征 |
| 3.2.3.1 封闭排外 |
| 3.2.3.2 等级分层 |
| 3.3 行会与行业聚落 |
| 3.3.1 行会 |
| 3.3.2 聚落空间形态的组成 |
| 3.3.2.1 中心空间 |
| 3.3.2.2 业缘组织 |
| 3.3.2.3 行业居住区 |
| 3.3.3 聚落空间分布的特征 |
| 3.3.3.1 开放包容 |
| 3.3.3.2 阶级分化 |
| 第四章 政治宗教视野下的聚落空间形态与结构 |
| 4.1 社会控制 |
| 4.1.1 正式的社会控制 |
| 4.1.1.1 安全防御 |
| 4.1.1.2 法律法规 |
| 4.1.2 非正式的社会控制 |
| 4.1.2.1 社会规范 |
| 4.1.2.2 文化濡化 |
| 4.2 信仰与行为模式 |
| 4.2.1 价值系统 |
| 4.2.1.1 象征体系 |
| 4.2.1.2 庇护功能 |
| 4.2.1.3 聚居起源 |
| 4.2.2 组织与约束 |
| 4.2.2.1 社会管理 |
| 4.2.2.2 仪式庆典 |
| 4.2.2.3 生活规范 |
| 第五章 聚落空间演变的过程、动因与机制 |
| 5.1 聚落空间演变的过程 |
| 5.1.1 生长 |
| 5.1.1.1 集聚 |
| 5.1.1.2 扩散 |
| 5.1.2 变迁 |
| 5.1.3 消亡 |
| 5.2 聚落空间演变的动因 |
| 5.2.1 基础动因 |
| 5.2.2 主导动因 |
| 5.2.3 动因转换 |
| 5.3 聚落空间演变的机制 |
| 5.3.1 自下而上 |
| 5.3.1.1 自组织 |
| 5.3.1.2 “有机的”聚落空间形态 |
| 5.3.2 自上而下 |
| 5.3.2.1 主导控制 |
| 5.3.2.2 “规划的”聚落空间形态 |
| 5.3.3 双向机制 |
| 全文结论 |
| 一、本研究总结 |
| 1.空间人类学视野 |
| 2.空间人类学视野下的聚落空间形态 |
| 3.空间人类学视野下的聚落空间结构 |
| 4.城乡空间形态与结构的重新审视 |
| 二、本研究的创新点 |
| 1.构建聚落空间研究整体性的认识视野 |
| 2.建立聚落空间研究结构性的组织关系 |
| 3.探索聚落空间演进适应性的演变机制 |
| 三、后续研究方向 |
| 1.深化聚落空间演进适应性机制研究 |
| 2.实践的检验与指导 |
| 参考文献 |
| 中文学术论着 |
| 译着及外文论着 |
| 期刊文献 |
| 学位论文 |
| 图表目录与来源 |
| 绪论 |
| 第一章 |
| 第二章 |
| 第三章 |
| 第四章 |
| 第五章 |
| 博士在学期间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7）从传统部落组织到现代权力组织的变迁研究 ——以祁连县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主要概念：权力、权威和组织 |
| 一、权力和权力配置 |
| 二、权威和权威类型 |
| 三、组织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政治人类学文献综述 |
| 二、阿柔部落组织的研究综述 |
| 三、现代权力组织的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界定、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界定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五节 田野素描：历史变迁中的祁连县 |
| 一、祁连县的自然环境 |
| 二、1949 年以前祁连县行政建制和族群变迁的历史 |
| 三、1949 年以后祁连县行政建制和族群变迁的历史 |
| 第二章 追根溯源——阿柔部落的发展历史 |
| 第一节 藏族部落发展史略 |
| 一、远古时期的藏族部落 |
| 二、吐蕃时期的藏族部落 |
| 三、分裂时期的藏族部落 |
| 四、元代及之后各时期的藏族部落 |
| 第二节 阿柔部落的历史 |
| 一、有关阿柔部落起源的神话传说 |
| 二、阿柔部落早期发展的历史 |
| 三、阿柔部落发展的鼎盛阶段 |
| 四、阿柔部落的衰落、分裂和北迁 |
| 五、阿柔部落在祁连县的恢复和发展阶段 |
| 第三章 阿柔部落组织研究 |
| 第一节 阿柔部落组织的构成、层级结构和权力配置 |
| 一、阿柔部落组织的构成 |
| 二、阿柔部落组织的层级结构 |
| 三、阿柔部落组织的权力配置 |
| 第二节 阿柔部落组织的职能 |
| 一、阿柔部落组织的政治职能 |
| 二、阿柔部落组织的经济职能 |
| 三、阿柔部落组织的司法职能 |
| 四、阿柔部落组织的军事职能 |
| 第三节 权力压迫模式：阿柔部落组织的权力运行方式 |
| 一、权威中心 |
| 二、等级结构 |
| 三、惩罚机制 |
| 第四章 阿柔部落组织的终结和现代权力组织的建设 |
| 第一节 全国各省藏区的解放和民主政权建设 |
| 一、甘、青藏区的解放 |
| 二、川、滇藏区的解放 |
| 三、西藏的解放 |
| 四、社会主义民主政权的建设 |
| 第二节 祁连县的解放和政权组织建设 |
| 一、祁连县解放的历史过程 |
| 二、阿柔部落在祁连地区解放过程中的历史贡献 |
| 三、祁连县政权组织建设 |
| 第五章 祁连县现代权力组织研究 |
| 第一节 县级权力组织 |
| 一、党委组织 |
| 二、人大组织 |
| 三、政府组织 |
| 四、政协组织 |
| 五、司法组织 |
| 六、军事组织 |
| 七、群团组织 |
| 第二节 乡(镇)级的权力组织 |
| 一、乡(镇)级政权建设的历史 |
| 二、乡(镇)级权力组织的发展阶段 |
| 三、人民公社组织 |
| 四、乡镇权力组织 |
| 第三节 村级权力组织 |
| 一、村党支部 |
| 二、村委会 |
| 三、村民小组 |
| 第四节 议事协调性权力组织——“小组” |
| 一、“小组”发展的历史和分类 |
| 二、“小组”的设置状况 |
| 三、“小组”的功能与运行 |
| 四、“小组”在县域政治中的地位 |
| 第五节 阿柔部落组织管理规范的嵌入 |
| 一、阿柔部落组织管理规范嵌入的原因 |
| 二、阿柔部落组织管理规范嵌入的作用 |
| 第六章 权力中枢模式下祁连县域内各权力组织之间的关系和运行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权力组织结构的表现形式和特点 |
| 第二节 权力中枢模式 |
| 一、纵向间权力组织之间的关系 |
| 二、横向间权力组织之间的关系 |
| 三、正式科层权力组织与“小组”之间的关系 |
| 四、权力中枢模式的特点 |
| 五、小结 |
| 第三节 祁连县权力组织关系和运行方式 |
| 一、各权力组织纵向之间的关系 |
| 二、各权力组织横向之间的关系 |
| 三、正式科层权力组织与“小组”之间的关系 |
| 四、祁连县权力中枢模式的形成和具体特点 |
| 第七章 结语 |
| 一、阿柔部落组织和现代县—乡—村各级权力组织的对比 |
| 二、断裂、耦合与嵌入：部落组织与现代权力组织之间的关系 |
| 三、从传统型权威到法理型权威：权力组织变迁背后的逻辑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中国民族政治学的回顾与前瞻（论文提纲范文）
| 一、民族政治学的学科属性 |
| 二、中国民族政治学的发展历程 |
| (一) 拓荒阶段:20世纪20—40年代 |
| (二) 播种阶段:20世纪50—70年代 |
| (三) 萌芽阶段:20世纪80—90年代 |
| (四) 成长阶段:21世纪以来 |
| 三、民族政治学相关学科的研究现状 |
| (一) 政治人类学 |
| (二) 民族社会学 |
| (三) 政治学中的民族研究 |
| (四)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
| 四、中国民族政治学的前瞻 |
（9）边疆政治演进中的族名实践——以德昂族族称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一、族名与政治的“关系结构” |
| 二、清代中缅战争与中缅边界的“波龙人” |
| (一) “征缅之役”时期“云南边外土司”的政治认同与“波笼”族称的出现 |
| (二) “征缅之役”后“波龙”族称的意义阐释 |
| 三、19世纪初期云南芒市族群武装斗争与“波龙”族称社会定义的流变 |
| (一) 地方族群变动与权力失序 |
| (二) 族称用字与族称社会意义的流变 |
| 四、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崩龙族的识别及其民族认同争议 |
| (一) 民族识别、族群称谓与身份争议 |
| (二) 族称的国家认定与民族身份流失 |
| 五、国家民族平等观念的族名实践:1 9 8 5 年“崩龙族更改族称座谈会”的召开与德昂族称的社会命名 |
| (一) 族称的重构:民族精英提案 |
| (二) 族称的协商与认定:更改族称座谈会的召开与国家确立民族身份 |
| (三) 德昂族称的社会命名与族名释义 |
（10）人类学与政治学的交融:新政治人类学的“权力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一、人类学的政治之根 |
| (一) 古典哲人的政治情怀 |
| (二) 近代古典人类学家的政治关怀 |
| 二、人类学与政治学的交汇与融合 |
| (一) 传统人类学的政治关怀 |
| (二) 阐释人类学:人文价值的回归 |
| 三、新政治人类学的权力因素 |
| (一) 新权力观 |
| (二) 与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融合 |
四、20世纪后期国外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趋向（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民族政治学八十年[J]. 周星. 西北民族研究, 2022(01)
- [2]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D]. 漆飞. 兰州大学, 2021(09)
- [3]政治人类学的三个里程碑及在中国实践的三次接力[J]. 李何春,张劲夫.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6)
- [4]劳拉·纳德法律人类学思想研究[D]. 王静宜. 云南大学, 2019
- [5]传统型合法性的政治符号逻辑 ——以金雀花王朝为例[D]. 熊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6]空间人类学视野下的聚落空间形态与结构研究[D]. 倪震宇. 东南大学, 2019(06)
- [7]从传统部落组织到现代权力组织的变迁研究 ——以祁连县为中心[D]. 赵志浩. 兰州大学, 2019(08)
- [8]中国民族政治学的回顾与前瞻[J]. 周传斌,马文奎. 宁夏社会科学, 2018(05)
- [9]边疆政治演进中的族名实践——以德昂族族称为视角[J]. 马晓帆.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1)
- [10]人类学与政治学的交融:新政治人类学的“权力逻辑”[J]. 徐勇.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