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永远的伤害,来自移情(论文文献综述)
杨帆[1](2021)在《论超级人工智能的人权主体资格》文中提出本文所定义的超级人工智能是在大脑和智能方面具有极高类人性的人工智能,而非具有独立意识和情感的人工智能。当人工智能具备了较高类人性时,就已经可以影响人类的道德文明和社会秩序,且超级人工智能只需拥有高度学习能力和生存目的,甚至不需要具备意识和情感,就会对人权提出要求,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生命没有公认的定义,超级人工智能或成为新的“数字族群”,人类应当抛弃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理性的看待人工智能的超速发展和可能出现的人权诉求。随着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共同进化,两者呈现相互趋同的态势,为赋予超级人工智能人权主体资格提供了现实基础。确立超级人工智能的人权主体地位既有利于人类极致理性的实现,也有利于人类文明中道德与善的完满;尽管如此,我们也需正确对待其可能带来的冲击,警惕“人类关切”的丧失及道德伦理失常。变革往往都是一瞬间的,我们无法阻止人工智能发展的脚步,超级人工智能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应发挥法律的前瞻性和预测性,正视超级人工智能出现的可能,准备回应其人权诉求,积极谋求人机社会的和谐发展。
李佳佳[2](2021)在《移情的概念内涵和功能 ——基于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视角》文中认为移情是我们在道德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一个词语,但是不同的研究领域、不同的学者对于移情的定义存在极大的多样性。本文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梳理不同类型的移情概念的基础上,指出适合伦理学领域所采用的移情的概念模型。二是探究移情在道德生活中的功能。首先,本文将基于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视角,梳理出几种不同类型的移情概念模型,并指出其中哪种定义方式是更适合在伦理学领域中采用的。其次,对于移情在道德领域中的功能,学者产生了激烈的讨论。一派观点认为移情对我们的道德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另外一派观点认为移情是道德生活所必需的基础。本文将应用其中一种概念模型对移情面临的批评给出一定程度的回应。最后,本文将试图论证虽然移情并不是道德行动的充分或必要条件,但是移情作为一种可以调节的能力,在道德领域还是存在不可忽视的价值,需要我们采用模仿、想象、换位思考等方法来培养移情能力。
李娜[3](2021)在《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 ——基于道德随附性分析的一种道德本质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理解道德以及道德的(the moral)与非道德的(the non-moral)的关系问题,是道德哲学研究的基础问题之一。在分析哲学伦理学的各种争论中,道德随附性逐渐成为论辩的焦点。道德随附性一般是指,道德的随附于非道德的,非道德基础属性的同一可以保证随附性道德属性的同一。要合理地回答道德的本质问题,阐明道德的客观性和规范性,就需要提供一种道德本质论,使其能够合理地说明道德随附性,同时维护道德的规范性。本论文以西方元伦理学中的道德随附性争论为着眼点,通过重点讨论非自然主义的道德实在论与非认知主义的道德表达主义在道德随附性方面的争论,表明随附性在解决道德本质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元伦理学中的地位,然后尝试提出一种更加合理的道德本质观点——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来解决以往道德表达主义本身的困境,推进对道德随附性的理论诠释以及对道德本质问题的回答。首先,论文从元伦理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理解道德”切入,简单考察了道德实在论的三种类型——还原论的伦理自然主义、非还原论的伦理自然主义和伦理非自然主义,及其理论竞争者——道德建构主义、道德错论、非认知主义、道德非实在论,在分析阐述道德实在论所面临的认识论挑战、实践论挑战、本体论挑战的基础上指出,随附性问题是道德实在论面临的核心挑战,主要由非认知主义提出的随附性论证构成了对道德实在论的重要反驳。这表明了构建一种更合理的道德本质理论的必要性。接着,本论文借助心灵哲学中的随附性讨论,从概念、类型、定义、相关概念关系等几个角度回答了“什么是随附性”的问题。在此基础之上,笔者着重考察了伦理学中的道德随附性问题。道德错论作为一种认知主义理论,用道德随附性来攻击道德实在论,认为道德实在论无法解释道德随附性,同时用道德怀疑论的方式取消了自己对道德随附性问题的解释性负担。非认知主义者布莱克本认为伦理非自然主义难以支持道德随附性,不能解释混合世界禁令,而自己的投射主义理论很容易解释随附性和相关的混合世界禁令。非自然主义的道德实在论者沙佛-兰道则指出,非认知主义诉诸随附性的论证将论证起点设定为“世界就是像自然科学描述的那样”,但这个论证前提本身就是无法被证明的。沙佛-兰道认为,一方面,道德实在论者可以解释随附性。首先,道德实在论并不一定缺少蕴含命题;即使被指责缺少蕴含命题,道德实在论也并不缺少“共犯”。其次,随附性质的每一个实例都是完全由被随附性性质构成或实现的。另一方面,表达主义不能很好地解释随附性,它难以说明为什么对两个描述性相同的行为采取不同态度的人犯了某种概念上的混乱。但迈克尔·里奇和罗伯特·马布里托认为,构成性进路的道德实在论并不能保证作为概念必然性的道德随附性,而吉伯德的更复杂的解释性表达主义可以解释道德随附性。在道德实在论内部,沙佛-兰道的构成性进路也被指责为一种自然主义。除了沙佛-兰道之外,克莱默、克莱格、韦奇伍德、菲茨帕特里克等伦理非自然主义者在随附性论证方面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进路。这些尝试最终表明,为了解决道德随附性问题,非自然主义不得不向自然主义靠拢。虽然斯坎伦区分了混合的规范性判断和纯粹的规范性判断,认为混合规范判断所对应的规范性事实才随附于相关的非规范性事实,而纯粹规范判断并不依赖于自然事实或超自然事实。但这并不能帮助非自然主义回应全局性的随附性挑战。在随附性论证的挑战之下,更多的实在论者走向保守,认为道德随附性是一种原初的事实、形而上学学说或教条。非还原论者斯德津甚至直接指出,一个人究竟认可哪种形式的随附性,将取决于一个人的元伦理学背景理论。笔者认为,元伦理学中传统的道德本质理论难以完全消除随附性担忧。自然主义者无法解释道德随附性的重要性,因为他们认为道德属性就是自然属性,随附性好像是自然而然、不值一提的。非自然主义者难以解释道德随附性是如何随附的,因为他们认为道德属性不是自然属性,而是自成一格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属性之间究竟如何能做到随附呢?表达主义将随附性看作一种主观约定,又难以解释道德的客观性和规范性。因此,只有建构一种更具有解释力的道德本质理论,道德随附性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说明。对道德随附性问题的持续关注构成了本文建构一种新的道德本质理论的理论冲动。在分析非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的内部困难、发展演变、当前困境、理论优势和未来走向的基础上,本论文吸取情感认知-评价理论、非自然主义的部分合理之处,试着提出一种从“非认知主义”到“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发展路径,即通过对情感进行一种认知-评价性的理解,使道德表达主义能够更好地回应道德语言问题、态度分裂问题、道德取消主义等质疑和困境,在与吉伯德“解释的表达主义”、史密斯的“理性主义-性情理论”的比较中,构建一种更合理的、认知主义的新表达主义理论。新表达主义理论认为,道德判断区别于其他判断的核心特征在于它表达道德情感,这种道德情感本身包含着认知-评价性信念和非认知性情绪,作为情感表达的道德话语涉及描述性成分、评价性成分和心理倾向性成分,因而具有实在的随附性基础。道德的评价性成分是随附于描述性成分的,不过由于个体繁荣计划的具体差异,以及受到人格、性情等心理倾向性成分的影响,在现实中也会表现出相同认知条件下的道德分歧。但无论如何,作为情感表达的道德话语说出了某些关于事实的描述,这是它具有适真性(truth-aptness)的根本原因,也是它与自然命题具有随附关系的原因之一。同时,道德情感由于关心人的自我繁荣和幸福计划,从而天然地蕴含着非自然性的价值评价。但新表达主义不像传统非自然主义那样,认为道德情感是完全自成一格的独特事物,它承认自然基础对道德情感、态度的奠基性作用。这种基础作用是通过类似于意向性网络-背景那样的结构来发生作用的,情感或态度意向性的心理学结构与语言意向性类似。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并不意味着可还原、可简化,以至没有独立的随附性道德情感领域。这种新表达主义理论并不主张承诺极端的自然主义、放弃理性主义,或者使伦理学成为心理学或广义社会学的一部分。它只是强调,作为情感或态度内容的评价性事实是实在的,因为这些评价性关系是在具有心理实在性的意向性网络、与社会实在性有关的意向性背景下,对经验信息进行理性的道德反思这一多维结构中生成的。这使得它融合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能够解释道德判断与情感反应之间的关键性鸿沟。它既吸收了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强调价值在本质上与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关切有关,以避免非自然主义框架下道德属性的神秘性,又坚持理性主义的统一原则,使得我们可以在千差万别的情感中关注共同点,构筑公共的道德生活。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理论可以利用在自然科学中被经常使用的最佳解释推理原则,给出一种本体论承诺。最佳解释推理是指,如果通过设定某些事实我们就能最佳地说明被观察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应该倾向于主张我们有关事实的信念为真,相关事实确实存在。道德本体论研究和一些复杂的前沿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只能在当前的人类智力范围内通过反思性平衡、融贯性解释做出最佳选择,就像在心身问题上所做的心理-物理随附性解释那样。在实践论的动机理论方面,新表达主义理论主张,情感或态度是有表征内容的心理状态,其内容或对象就是道德事态或道德命题,道德情感或态度本质上是一种意向性态度或命题性态度。因此,道德动机既是一种心灵状态,又要诉诸世界的特征,因为具体的事态才是心灵意向状态的内容。在实践论的理由理论方面,工具主义认为,你有一个理由做某事,仅因为做它能够帮助完成对你而言重要的事情,欲望在此扮演重要的角色。道德理性主义则断言,在道德义务和行动理由之间存在一种蕴含关系或必然关系。理由内在主义拓宽了工具主义的考量范围,认为除了欲望之外的其他东西(比如信念、长期计划、忠诚,等等)也能够驱动人们。而新表达主义理论认为,理由的内在主义并不与理性主义截然对立,道德情感关心我们的目标和计划,情感本身便包含着我们对重要事物的判断,虽然这种判断可能是有理性缺陷的;理由并不完全基于内部心理要素,它也是关涉自然事实的,所以有关情感或态度的分歧,常常需要通过对自然事实的各种补充、转换性描述等来解决;判断实践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对外部事实的明智审慎的理性评估,使道德判断能够成为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法则。总之,一种认知主义的情感表达主义可以更好地同时解释道德理由的驱动性和规范性。在认识论的道德分歧方面,新表达主义理论认为,道德情感中包含意向态度下的认知性信念和非认知性情绪,因而,在类似理想咨询者的条件下,道德事实或属性能够为道德能动者所认知,非道德事实的同一决定了道德事实或属性的同一,但现实中的能动者要获得有关具体情境的所有相关非道德知识非常困难,而且视角性成见、偏见、自利、不充分的同情心、厌恶等很多因素阻碍了合理推理和道德感知,道德能动者在获取全部的、复杂的相关非道德事实方面存在差异,再加上主观上的理性能力差异和情绪差异(也常被称为品格差异或心理倾向差异),使得道德能动者对道德事实的认识出现分歧。在认识论的道德知识方面,新表达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融贯论;同时认为我们并不需要将所谓经过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严格界定为可靠的、不变的起点,而是主张所有的道德判断都处在情感的意向性信念网络之中,都是开放的、不断修正的;既然情感是认知主义的,所以实际的道德分歧解决过程仍然可以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反思平衡过程;保持对情感的反思,进而产生对培养积极情感的思想收获与方法改进,使公民能够更好地参与伦理政治程序,这是各类道德教育实践的永恒目标追求。在本体论的道德解释方面,新表达主义理论能够回应所谓的副现象问题,既承认自然属性所承担的解释性工作,也不否认道德属性所具有的解释性功能,合理地避免将道德属性看作副现象。新表达主义能够在解决情感与社会性自然事实、心理性自然事实的随附性关系的基础上,从本体论角度说明道德事实的解释性作用。此外,本论文还从道德错论、建构主义、非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强劲实在论等角度构造了针对新表达主义理论的一些挑战,并一一做出回应,同时也较好地回应了传统情感主义经常遇到的琐碎性威胁。本论文的创新突破点在于,第一,探寻有关道德本质问题论证的焦点分歧,对道德随附性问题在元伦理学中的地位给予更充分的说明和评估,提出道德实在论所面临的认识论挑战和实践论挑战最终都与道德随附性问题这个更深层的本体论挑战密切相关。第二,阐明非自然主义实在论有关道德随附性的解答,指出非自然主义最终不得不向自然主义靠拢;对表达主义的优劣势进行评估,指出它要合理地解释随附性而不伤害道德客观性的话,也需要与认知主义相结合。第三,借助情感认知-评价理论,将非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改造为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缩小其与道德实在论的距离,融合非自然主义与自然主义,为道德随附性问题提供更融洽合理的解释,从而更加有效地回应道德怀疑论,丰富中国元伦理学的话语方式和理论视角。
钟磊[4](2021)在《校园欺凌的影像呈现及教育反思 ——基于我国三十部青春题材电影的分析》文中提出校园欺凌是世界各国中小学校园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校园欺凌更对欺凌者和被欺凌者的身心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因其存在的普遍性、后果的高危害性和严重性以及防治的低效性,校园欺凌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各国教育机构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成为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和共同关注的教育难题。在此背景下,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成为国内外教育理论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当前,已有研究从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对校园欺凌的概念内涵、类型特点、影响因素和对策建议进行了系统分析与有益探讨,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前提与基础。但校园欺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产生与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其深刻理解与有效防治需要多视角的解读以及多方力量的整合。因此,从多个角度,借助不同媒介,采用多种方法,对其进行全视角和全景式的透视与剖析,才能达成对其全面和全方位的深度解读。与此同时,随着恶性校园欺凌事件的频繁发生,以及各方的广泛关注,各种以校园欺凌为主题的题材被拍摄成电影,以此来反映现实,映射问题。此类题材的电影致力于利用影像叙事的手段对校园欺凌事件进行再现,并在此过程中加入导演自身的思考,使其呈现出真实性、哲思性与娱乐性共存的特征。一方面,作为影视教育,校园欺凌影像是具有艺术性的教育活动;另一方面,作为艺术作品,校园欺凌影像又是具有教育意蕴的影视艺术。于此意义而言,校园欺凌影像有机结合了艺术与教育,为研究校园欺凌问题提供了有效媒介、全新载体和独特视角。基于此,本研究立足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以吉尔·德勒兹的“时间-影像”“运动-影像”理论、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理论、古斯塔夫·勒庞的“心理群体”概念以及格伯纳的“涵化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文献研究、文本分析、符号分析以及焦点小组访谈等研究方法,对作为研究媒介和载体的30部反映校园欺凌问题的青春题材电影进行分析与探讨,充分挖掘电影所具备的现实性特征与意义,并对电影反映现实的方式和手段、电影的情节内容、人物设置、人物形象在现实中的定位以及电影的拍摄技法进行分析、总结与共性特征提取,在此基础上,将其与现实生活做类比,进而对现实中的校园欺凌现象进行影射、分析与研究,以深度挖掘校园欺凌影像呈现的教育反思及意蕴。遵循此逻辑思路,在对校园欺凌的影像呈现以及校园欺凌影像的叙事动机进行分析阐述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影像呈现的校园欺凌成因及教育反思。概括而言,核心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如下七个部分。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缘起、研究问题、研究意义、文献综述以及研究设计与方法。第一章为校园欺凌研究的理论基础,重点探讨了吉尔·德勒兹的“时间-影像”“运动-影像”理论、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理论以及古斯塔夫·勒庞的“心理群体”概念以及格伯纳的“涵化理论”及其运用于校园欺凌研究的适切性。第二章为校园欺凌的影像呈现,主要从人物形象、空间叙事和行为表达三个维度呈现影像中的校园欺凌景象;第三章为校园欺凌影像的叙事动机,重点从私人矛盾空间建构与社会关系不合理两个维度分析探讨了样本电影影像叙事的推进;第四章为影像呈现的校园欺凌成因,主要从学校教育的功利化倾向、家庭教育的功能性扭曲以及社会教育的结构性缺失三个维度展现了影像呈现的校园欺凌成因;第五章为校园欺凌影像呈现的教育反思,主要从影视和教育两个维度分析探讨了校园欺凌影像呈现出的教育意蕴、思考与反省,具体包括充分尊重校园欺凌事件的真实性、准确把握校园欺凌影像的立场与观点、有效阐释校园欺凌事件的生成与化解机制以及主动凸显主体关注与人文关怀等对策思考,以充分有效发挥校园欺凌影像教化与规训、反思与批判的教育价值及社会功用。结语部分主要从教化与规训、反思与批判两个维度对校园欺凌影像呈现的教育意蕴、思考和反省进行了归纳与总结。
范贻铭[5](2021)在《斯洛特道德情感主义中的移情研究》文中提出斯洛特是近现代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的领军人物,他充分吸收了休谟《人性论》以及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同情理论,开创性的继承道德心理学霍夫曼和巴特森的理论思想,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转换到了情感主义,并在近代情感主义的基础上,构建了以移情为主的道德情感主义。他想通过移情理论的构建来更好的把情感主义元伦理学和情感主义规范伦理学糅合在一起,他认为移情是一种心理机制,并把移情作为道德行为的基础动因。他的道德情感主义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情感主义道德判断一直被理性主义所诟病,斯洛特提出一个“二阶移情”的概念,他把“冷暖”理解为一种情感表达形式,即使人产生温暖或心凉的感觉,而这种“冷暖”感是人与生俱来的,他把移情理论带入到情感主义道德判断中,把近代情感主义一直被诟病的道德判断是一种后天形成的道德观念这一命题打翻,使得道德判断具有了先天性和客观性;在规范伦理学层面,他认为移情提供给人们一种更加合理的道德评价标准,他把他的规范美德伦理学归纳为,一个能体现行为者品行的行为是道德义务所要求的,当且仅当该行为反映行为者的完整的移情关爱。(1)本篇论文可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斯洛特移情理论的演化过程,这里主要是对休谟的“同情说”和斯密的“同感说”以及道德心理学方面霍夫曼的移情与道德发展、巴特森的移情——利他主义假说的具体阐述,斯洛特着重参考了休谟和霍夫曼的理论,批判性继承了斯密和巴特森的理论并用来强化自己的道德情感主义中移情的理论思想,之后是对斯洛特移情概念的一个详细解析,包括移情的起源,以及斯洛特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移情思想的具体架构,并剖析移情与传统同情的区别和联系。第二部分是对斯洛特移情问题主要过程的阐述:其一是对传统情感主义元伦理学角度道德判断的革新,通过对理性主义道德判断的批判来确立情感主义道德判断的地位,开创性地对克里普克式指称固定论进行改良创立半——克里普克式指称固定论对道德正当性进行指称固定并加入移情理论使其道德判断具有先天性;其二是对规范伦理学中道德义务与理性道德规则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以及道德义务与移情反应中的对应直接性关系进行阐述;其三是通过斯洛特正义观与罗尔斯《正义论》阐述斯洛特对于运用移情来对正义做的整体性评价以及财富和政治权力分配中对于正义的体现和把移情运用到社会分配正义中的一些美好假设;第四部分是对斯洛特移情问题的一个整体性评价:包括确立了道德判断的客观性地位、阐明了道德义务的利他性特质、以及在一定基础之上对斯洛特移情理论的深入研究有利于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发展;同时也存在了或多或少的理论漏洞,包括移情范围模糊化、移情不当边缘化以及利他移情绝对化问题。
潘越[6](2021)在《青少年道德推脱与家庭教养方式的关系及教育干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青少年时期是个体道德认知发展的关键时期,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是青少年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家庭作为一个人成长的摇篮,是培养青少年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最初环境。一个家庭选择怎样的家庭教养方式对于青少年的道德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父母的态度与教养行为,每时每刻都在向子女传递着自己的道德理念与价值观念。父母教给子女的不应仅仅是科学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注意到自己的教养方式会对子女的道德行为方式产生怎样的影响。许多研究都表明父母的教养方式会影响到子女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以及道德行为等各个方面,积极健康的教养方式会对子女的身心健康及未来的道德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子女和父母的互动与情感交流如果是积极的、良性的,那么他们会把在家庭中获得的这种积极体验和习得的正确道德行为模型运用到社会交往中,这将有助于青少年表现出更少的道德推脱行为。本文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采用已有的道德推脱问卷与家庭教养方式问卷对青少年的道德推脱以及家庭教养方式的状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总体的道德推脱程度较轻,但仍然存在道德推脱的现象,主要表现在责备归因与非人性化两个维度上。青少年的道德推脱在性别、独生与非独生子女以及年级等人口学变量上存在统计学差异;青少年总体感受到的家庭教养方式属于权威型,但仍然存在消极教养的现象,集中体现在父亲鼓励自主与母亲鼓励自主两个维度上。同时,探究了家庭教养方式与青少年道德推脱的关系,结果证实了青少年的家庭教养方式与道德推脱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家庭教养方式能够显着预测青少年的道德推脱水平的研究假设。并尝试运用社会学习理论、教育生态学理论、归因理论、移情理论等心理学与教育学的相关理论为青少年的道德发展提供教育干预的对策。
刘航羽[7](2021)在《旁称代词“人家”的多维研究》文中认为在现代汉语中,存在名词“人家”和人称代词“人家”。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人称代词“人家”,我们认为名词“人家”与代词“人家”在句法、语义、语用上存在本质的不同,本文研究代词“人家”。纵观半个世纪,对于“人家”的研究虽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还存在一些尚需探讨的问题,本文将对“人家”进行重新审视,以期对“人家”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首先是研究综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并对“人家”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提出尚需探讨的问题:“人家”的类别归属、历史来源、在旁称代词系统中的特殊地位等。随后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与语料来源。第二章从句法描述角度对“人家”进行梳理,将“人家”放置在若干不同的句法环境中,运用表格的形式,在分析“人家”充当的句法成分的基础上分析其语义类型,探究可与“人家”连用的成分以及连用时的语法关系,以期对“人家”的句法描述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第三章从语义描述角度对“人家”进行探究,先对“人家”类别归属的多种说法进行剖析,并逐一指出它们存在的问题,随后对“人家”的基本语义进行科学的判定,指出“人家”为“旁称代词,指说话人和听话人以外的人,和‘自己’相对,大致相当于‘别的人、另外的人’”。而后分析旁称代词“人家”的语义特点及其扩展语义。第四章从主观化角度对“人家”灵活多变的用法加以研究,指出说话人的视角与情感决定了“人家”一词的用法和选择。结合特定的语言环境,从视角的转换、移情的表达等角度分析探讨“人家”是如何从旁称功能向其他指称功能转换的。第五章从历史来源的角度对“人家”的词义演进进行考察,梳理旁称代词“人家”的产生及其发展脉络,从来源上认识“人家”的实质并与现代汉语中的各种用法相结合,以期对“人家”的句法、语义、语用特征有更深入的认识。第六章将“人家”放在旁称代词这一系统中去考察,进行旁称代词间的共性与差异性研究,探索旁称代词系统内部成员的分工与竞争关系,得出“人家”在旁称代词系统中的独特意义和用法,对“人家”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第七章是结语。这一部分对全文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梳理与总结,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继而展望了日后有待研究的问题。
范小青[8](2020)在《石黑一雄的“世界文学”写作》文中提出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日裔英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2017)、布克奖(1989)获得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创作长篇小说7部,短篇小说集1部,短篇小说若干。其中,《长日将尽》《莫失莫忘》等作品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在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凭借在文学市场与文学评价体系中的成功,石黑一雄实践了“国际化写作”的理念,创作出具有国际化、世界化特征的作品,最终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目前,其作品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球拥有广泛读者。本文将石黑一雄“国际化写作”(international writing)的文学理念及创作实践置于“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的理论语境中进行研究,考察其文学特质,指出其创作经历了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世界化”(universalization)的发展,从“移民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学”。石黑一雄作品的思想内核是理想主义与世界主义,在主题、风格与接受上均具有跨国主义、世界主义特征,成为当代世界文学的经典。以此为基础,本文将其文学实践概括为“世界文学”写作,并以“‘人类主题’的发掘与表现”“‘世界主义风格’的确立与呈现”为切入点展开论述,指出其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实现了本土性与世界性、严肃性与通俗性的平衡,其基础是面向世界读者的创作方针与英语的普及性。最后,从当代世界文学转型的宏观视角考察石黑一雄的创作,分析其与后殖民文学与世界主义文学的联系,明确其在这一转型浪潮中的地位。全文分为四章,从文学理念与创作实践两个角度出发,通过文本细读,对石黑一雄“世界文学”写作的主题与风格上的核心特色进行细致分疏。第一章勾勒出石黑一雄创作演进的路径,指出其文学从“国际化写作”出发,经过国际化与世界化,最终成为“世界文学”。本章以“国际化写作”“世界主义文学”与“世界文学”理论为基础,解析石黑一雄的创作理念与文学实践,着重阐述“国际化”与“世界化”在此过程中的具体表现。第一节围绕石黑一雄的跨国书写与“国际化写作”理念展开,指出身为移民作家,其人其作天然具有国际化特征。第二节从其面向世界读者的创作方针出发,分析“国际化写作”的思想内核,即世界主义,并从流散性与世界性的融合,阐释其作品与“世界主义文学”的关联。第三节以“存在寓言”“全球感”与“平衡(本土性与世界性、严肃性与通俗性)”为关键词,论证石黑一雄的文学是当代世界文学的典型。第二章讨论“‘人类主题’的发掘与表现”,指出石黑一雄的文学主题经历了从本土性到世界性的发展,其核心是发掘与表现具有人类共性的“存在”主题。第一节以从国际化到世界化为线索,勾勒其文学创作主题的发展轮廓,论述其从发掘“日本性”到探索“人类共性”的演变。第二节以存在主义哲学为线索,通过文本细读,对“人类主题”展开详细论述。首先,从“浮世”的世界、人生与艺术三个层面,指出其文学中悲剧性的根源在于“浮世”的不确定性,而“浮世”的底层代码为现代性。其次,围绕“‘存在’的可能性”及“镜像人物”两个层面,剖析主人公的“存在”,聚焦“另一个‘我’”的主题,指出其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均产生与叙述者对自我的想象,且这与作者的文化身份与个人经历有关。第三章分析“‘世界主义风格’的确立与呈现”,指出石黑一雄的“世界主义风格”的确立源于其面向世界读者的创作方针。石黑一雄的“世界主义风格”主要有三大特征:抽象化、抒情化与大众化,分别对应着“多维象征系统”“移情策略”与“文体实验”三个方面。第一节从作品中的符号与隐喻入手,分析“多层并置”的意义堆叠手法,提出“多维象征系统”的概念。第二节围绕移情策略展开,着重分析不可靠叙事、复现与留白三种叙事手法,阐明其文本产生移情效应的机制。第三节讨论对通俗文类的戏仿以及作品的互文性,将其概括为“文体实验”。戏仿通俗文类有助于实现大众化的目标,而互文性则构建起一体化的“石黑一雄宇宙”。最后一章从宏观视角审视石黑一雄的文学,分析其与后殖民文学、世界主义文学之间的联系,指出其通过“国际化写作”的文学理念与创作实践参与到当代世界文学转型的浪潮之中。第一节阐述世界文学的现状与挑战,并揭示转型的两大趋势:强调本土性的后殖民文学与强调世界性的世界主义文学。第二节分析石黑一雄的文学与后殖民文学、世界主义文学的联系,明确其在当代世界文学转型中所处的位置。
赵唱[9](2020)在《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研究》文中提出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是一种以“公民”为主体、以“养成公民保护生态自觉性”为目的的新型生态治理模式。这种新型方案通过培养“自下而上”的公民生态道德自觉性来应对以往“由上而下”的政府强制公众保护生态模式,这一过程的完成须经认知、规范和实践三条进路才可能达成:认知进路为公民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了“思想觉悟”,规范进路使得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有理可依,而实践进路则从内外两个层面为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提供了具体策略,三条路径缺一不可。本文内容由绪论、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绪论是对论文的选题、主旨、框架、创新点等所做的详细说明。基于对国内外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研究现状的分析与梳理,更多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政府管理及环境保护领域,从哲学或伦理学角度分析的研究不多。本文以“公民”主体为立足点,从哲学角度透析出一种“自下而上的、公民自觉的”生态道德养成模式,这是关于生态问题的一种价值观或认知上的新诠释。第一章主要从理论和实践维度对“公民生态道德养成问题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分析。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理论基础包括公民身份理论、道德自觉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实践观、生态整体主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它们分别是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研究的主体、认知、实践、目标(生态目标与道德养成目标)支撑;现实基础则源于文艺复兴之后主体性的复归以及工业文明导致的生态危机加剧。而整个公民生态道德养成历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分别是“顺天而行”的朴素直觉生态阶段、以“主体性”和“他者性”为特征的主客二分生态阶段、以“主体间性”为特征的双向关系生态阶段,这是一个从直观到理性、从独断到相互的生态进化过程。第二章阐释的是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主要内容。通过对公民与生态公民、道德与道德养成、公民生态道德养成与公民生态素养培育等概念的辨析,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是一场以“生态公民”为主体、以“生态觉悟”为核心、以“道德养成”为目标、存在于生态领域的一场人类思维模式改革,其特征是多元性、引导性和实践性,其实质是将生态保护阵地由“政府”转至“公民”、由“强制主导”转为“自觉维护”。这种对公民主体自觉性的强调确保了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存续价值,但是这种自觉性道德养成的困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分别体现在认知、规范和实践领域,具体指由“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引出的价值认知困境、由“道德能否习得或何以习得”造成的规范引导困境和由“公民与自然沟通的不搭界问题”导致的实践操作困境。第三章是从认知角度探究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进路。作为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第一困境,认知困境是公民主体“自主、自觉”发生形态的根源所在。从历史来看,要促进公民与自然和谐相处,仅仅依赖科技的发展是不够的,解除对主体的束缚、发掘人类热爱生命的天性才是应对生态治理的根本思路。当整个世界都在催促着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时,“觉悟”便成为了每个公民最重要的一种认知能力,其中“思考性觉悟”、“学习性觉悟”和“实践性觉悟”在切入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认知困境、规范困境和实践困境方面意义重大,而由此引申出的“和谐觉悟”、“过程觉悟”和“递进觉悟”分别为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提供了总体目标、内在心态和信心表征,这些内容的综合便是公民与生态和谐相处的道德标杆——“觉悟式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观”。第四章从规范角度探析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进路。“觉悟”仅仅是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认知钥匙,若要使得公民生态道德逐步成型,为公民设定具体的规范与方案是必须更是必要的。但问题是,生态公民主体并不是单一的,故针对不同群体也要有不同的道德养成方案。从“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可以看出,公民大体具有“利己”和“利他”两类生态观,而前者又可分为个人主义和合理利己主义生态观,后者则包括无差别利他主义与有差别利他主义生态观,而这四种在养成难以度上也有不同。故此从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合理利己”、“他者不伤害”和“多思慎行”三立场出发,分别可为上述四种生态公民设定一套“公民生态道德递进养成步骤”方案,即当公民在与生态交往初期应当具有“生态警觉”规范,当公民与生态无利益冲突时公民应当保持一种“不伤害原则”,而当公民与生态发生利益冲突时则应当持有一种“多为他者着想”的心态,直至最后养成“无私为他”的最高公民生态道德标准。第五章从实践角度探析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进路。马克思在分析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时曾指出,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实践异化”才促使人类生态急剧恶化;而旧有的生态治理路径多采取的是政府强制管理与教育措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以及人类平等性意识的增强,人对于“美好生活追求”的欲望也愈加强烈,而这种追求归根到底是人对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是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追求,正是这些主体愿望的不断萌发使得“己(内在自主追求)+他(外在引导式教育)”辩证式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成为可能。具体而言,“从己出发”的内在路径源于“公民主体与生态客体无法通约”问题,正是这一问题使得公民无法直观体会到生态之悲、之苦,它是公民与生态难以和谐相处的内在困境,而“移情”可作为解决这一困境的重要策略,其作用集中体现在促使公民在“生态警觉-不伤害-为他者着想-无私为他”的递进之路上更具同情之心;“从他出发”的外在路径指的是除己之外可以影响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其他措施,具体包括作为“引导者”的政府、作为“推进者”的学校、作为“扶持与监督者”的社会和作为“熏陶者”的家庭,他们分别采取法规约束、语言引导、身教熏陶、网络宣传和反复操作这五种方式对公民进行生态知识以及生态技能的训练,从而促使公民在“生态警觉-不伤害-为他者着想-无私为他”的递进之路上更加顺畅,最终促使全面自由发展式公民生态道德的养成。结语部分主要对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展望:一是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完善;二是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实践化与本土化。
孟翊洁[10](2020)在《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文中提出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历史学经历了转型。在新的史学语境下,记忆在历史话语体系中受到很大关注,记忆本身以及有关各种历史事件和经历的记忆,成为学界的研究对象,由此出现了“记忆的繁荣”。记忆研究的兴起与叙事、创伤、集体记忆、个体记忆等概念相互交织。纳粹大屠杀是20世纪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对大屠杀的研究对于推动记忆在历史话语中的发展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大屠杀记忆作为20世纪末以来历史学研究的热点,是考察历史编纂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视域下记忆话语的兴起、现状及走向的绝佳视角。本文旨在透过对纳粹大屠杀记忆在史学视域下的历史流变、时代特性、叙事突破及理论反思,揭示大屠杀记忆研究对于历史学在理论发展和叙事实践方面的启示与价值。本文按照首先分别考察一般意义上与历史学相关的记忆研究和已成熟的纳粹大屠杀研究,再以二者之间理论上的关联与相互渗透作为反思的切入点进行,并依照此思路将全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本文对20世纪历史话语体系中记忆研究的兴起进行了总体考察,并按以下三步进行。第一步考察历史学的当代转型,重点梳理后现代思潮挑战下历史学在研究旨趣、观念和方法上的变化,及其与记忆研究兴起的关系。第二步是对历史与记忆关系的再梳理。整个20世纪,在记忆兴起之前及之后的语境下,历史学对历史与记忆关系的研究旨趣也经历了从强调区分对立到更关注二者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历史与记忆在方向和目的两个方面的共同指向是大屠杀记忆史学考察的重要基础,笔者还就此作了重点梳理和分析。第三步笔者提出,20世纪历史话语体系对记忆的关注中,大屠杀是焦点事件,大屠杀记忆体现出了集体记忆与创伤记忆这两重属性,然后分别对集体记忆、创伤记忆作了概念梳理,进而对作为集体创伤记忆的大屠杀记忆进行了进一步界定和分析。其次是对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流变和特性的分阶段考察。笔者分别以1961年艾希曼审判和1986年德国“历史学家之争”为节点,将20世纪下半叶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演进分为战后初期、“黄金时代”和后大屠杀时代三个阶段,以此对时代变化下大屠杀记忆在历史背景、关键事件、社会氛围及学术观念等方面展现的特性进行总结。为了区分不同主体的立场,每一阶段的考察都以德国和犹太世界为不同阵地进行。总体来说,战后初期以沉默与外属化为特征,“黄金时代”以神圣化与道德化为特征,后大屠杀时代则以历史化与多元化为特征,呈现出较鲜明的阶段特性。随后,本文以后大屠杀时代为背景,重点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大屠杀记忆走向多元化和私有化的背景及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语境下,大屠杀记忆在历史表现上的困境与理论突破。笔者以1990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召开的探究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表现极限的学术会议为切入点,重点关注参会并在之后进一步就此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海登·怀特、索尔·弗里德兰德、多米尼克·拉卡普拉三位史家。他们各自的理论阐述和相互交锋,分别涉及大屠杀在历史表现问题上与文学理论、史学实践、创伤理论的交融。本文基于三位史家的不同视角,进一步分析了历史记忆在当代史学研究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效应。最后,笔者就大屠杀记忆在当下史学理论领域中引发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纳粹大屠杀作为一个极限事件,难以对其作出充分准确的历史解释,已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笔者梳理和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纳粹主义历史解释范式的演变,认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反犹主义是大屠杀发生的思想根源。同时,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反映了其冷战式思维惯性,这也是过往在西方学界未被真正重视但值得批判和警惕的方面。同时,笔者也对大屠杀记忆的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进行了反思。首先通过选取时间性与历史性为例,揭示大屠杀记忆的各种因素在当前及未来的历史书写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道德张力问题。之后,利用玛格利特的理论模型对大屠杀记忆道德属性的复杂性进行反思。最后,通过批判二元对立式的理论惯习,尝试提出一种理论假设,即以道德性为核心的“魔方式”多面体来考察和定位大屠杀中各因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联。此外,本文还以“记忆、正义与纪念”为主题进行了延伸性思考。笔者结合当前西方记忆研究的前沿关注点,对与记忆相关的历史正义、纪念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思考,旨在强调职业历史学应注重大屠杀记忆的复杂性,并以更清醒的视角、更开放的态度为保持记忆的理论活力和社会功能而持续进行有价值的探索。
二、永远的伤害,来自移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永远的伤害,来自移情(论文提纲范文)
(1)论超级人工智能的人权主体资格(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1 超级人工智能的概念界定 |
2 从超级人工智能对人权主体资格问题重新审视 |
2.1 生命的重新定义 |
2.2 人类中心主义与去人类中心主义 |
2.3 人权主体资格及主体范围的扩展 |
3 研究超级人工智能人权主体资格的必要性 |
3.1 超级人工智能的进化 |
3.2 超级人工智能与人的互相趋同性 |
3.2.1 超级人工智能的大脑类人性 |
3.2.2 人体机能的超级人工智能化 |
3.3 超级人工智能人权主体资格确立的价值 |
3.3.1 极致理性的实现 |
3.3.2 道德与善的完满 |
4 超级人工智能的人权界限及内容—一个最低限度的设想 |
4.1 超级人工智能的人权界限及内容界定 |
4.2 对超级人工智能生命权的设想 |
4.3 对超级人工智能自由权的设想 |
4.4 对超级人工智能尊严权的设想 |
5 超级人工智能人权主体化带来的挑战和风险 |
5.1 超级人工智能与“人类关切”之丧失 |
5.2 超级人工智能与人类的道德伦理 |
6 超级人工智能人权主体资格预期对当前人工智能立法的启示 |
6.1 超级人工智能的研发、使用与毁弃 |
6.1.1 超级人工智能的研发规范 |
6.1.2 超级人工智能的使用规范 |
6.1.3 超级人工智能的毁弃规范 |
6.2 超级人工智能的人权立法启示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学研究成果 |
致谢 |
(2)移情的概念内涵和功能 ——基于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国内外移情概念研究 |
1.2.1 国内移情概念研究 |
1.2.2 国外移情概念研究 |
1.3 对移情道德功能的分歧 |
2.定义移情的三种模型 |
2.1 模型Ⅰ:认知模型 |
2.2 模型Ⅱ:情感分享模型 |
2.3 模型Ⅲ:认知与情感分享模型 |
2.4 选择第三种模型的理由 |
3.对移情道德功能的批评 |
3.1 反对移情的极端立场 |
3.2 反对移情的温和立场 |
4.对于移情批评的回应 |
4.1 对于反对移情的极端立场的回应 |
4.1.1 移情与道德判断 |
4.1.2 移情与道德发展 |
4.1.3 移情与促发道德行动 |
4.2 对于反对移情的温和立场的回应 |
5.移情在道德生活中的限度 |
5.1 移情不是道德行动的充分或必要条件 |
5.2 移情是一种可调节的能力 |
5.3 重视移情的价值 |
6.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3)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 ——基于道德随附性分析的一种道德本质论(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 |
一、道德的本质问题在元伦理学中的地位 |
二、本论文的研究对象界定 |
第三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一、国外道德随附性问题研究动态 |
二、国内道德随附性问题研究动态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 |
一、研究思路 |
二、论文结构 |
第一章 如何理解道德:道德实在论及其面临的挑战 |
第一节 道德实在论 |
一、还原论的伦理自然主义:两种典型观点 |
二、非还原论的伦理自然主义:康奈尔实在论 |
三、伦理非自然主义 |
第二节 道德实在论的理论竞争者及随附性挑战 |
一、道德建构主义 |
二、道德错论 |
三、道德非认知主义 |
四、弱认知主义的道德非实在论 |
五、道德实在论面临的核心挑战: 随附性问题 |
第二章 道德随附性: 元伦理学理论竞争的重要议题 |
第一节 随附性: 概念、类型及边界 |
一、随附性概念溯源 |
二、随附性的类型及其定义 |
三、随附性与其相关概念的关系 |
第二节 基于道德随附性的争论 |
一、道德实在论内部的随附性争论 |
二、布莱克本基于道德随附性提出的反道德实在论论证 |
三、沙佛-兰道对布莱克本随附性论证的反驳 |
第三节 伦理非自然主义能够消除随附性担忧吗? |
一、给道德随附性提供一种伦理的解释: 克莱默 |
二、给道德随附性提供一种概念的解释 |
三、引入一种新的模态概念来解释: 韦奇伍德 |
四、模仿非还原物理主义的进路: 功能主义 |
五、一种构成性的形而上学解释: 麦克弗森对兰道理论的公式化 |
六、以标准为基础来解释: 菲茨帕特里克对兰道理论的修正 |
第四节 小结 |
一、伦理非自然主义的随附性担忧有多严重? |
二、一些非自然主义者继续在努力 |
三、争议之下: 走向保守 |
第三章 新表达主义: 解释道德随附性的一种认知主义进路 |
第一节 非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 |
一、道德表达主义的内部困难及发展演变 |
二、道德表达主义的当前困境和未来走向 |
三、道德表达主义的优势 |
第二节 表达主义: 从非认知主义到认知主义 |
一、非认知主义者视角下的情感和态度 |
二、情感一定是非认知的吗: 情感的认知-评价理论 |
三、表达主义一定是非认知主义的吗: 认知主义的道德表达主义 |
第三节 新表达主义理论 |
一、新表达主义理论与道德随附性 |
二、认识论框架: 一种理性主义的认知-评价主义 |
三、本体论承诺: 一种解释主义的道德实在论 |
第四章 新表达主义的解释力 |
第一节 内部挑战与回应 |
一、新表达主义与道德动机、道德理由 |
二、新表达主义与道德分歧、道德知识 |
三、新表达主义与道德解释 |
第二节 外部挑战与回应 |
一、道德错论: 可能批评与回应 |
二、建构主义: 可能批评及回应 |
三、非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 可能批评与回应 |
四、强劲实在论: 可能批评与回应 |
五、对琐碎性威胁的回应 |
余论 |
一、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理论的理论后果 |
二、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理论的实践后果 |
三、研究的未来展望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校园欺凌的影像呈现及教育反思 ——基于我国三十部青春题材电影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校园欺凌现象的普遍性 |
(二)校园欺凌后果的高危害性和严重性 |
(三)校园欺凌影像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有效媒介和全新载体 |
二、研究问题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四、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五、文献综述 |
(一)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 |
(二)关于校园欺凌题材电影的研究 |
(三)研究述评 |
六、研究设计与方法 |
(一)研究对象 |
(二)样本选取 |
(三)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校园欺凌研究的理论基础 |
一、吉尔·德勒兹的“时间-影像”“运动-影像”理论 |
(一)“运动-影像”理论 |
(二)“时间-影像”理论 |
(三)德勒兹理论运用于校园欺凌研究中的适切性 |
二、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理论 |
(一)微观权力理论的提出 |
(二)微观权力形式的演变 |
(三)微观权力的表现形式:规训与惩罚 |
(四)微观权力的运作方式 |
(五)规训与惩罚理论运用于校园欺凌研究的适切性 |
三、古斯塔夫·勒庞的“心理群体”概念 |
(一)心理群体的特征 |
(二)“心理群体”概念运用于校园欺凌研究的适切性 |
四、格伯纳的“涵化理论” |
(一)大众传媒与“社会学习” |
(二)电影与大众教育 |
(三)“涵化理论”运用于校园欺凌研究的适切性 |
第二章 校园欺凌的影像呈现 |
一、人物形象 |
(一)冲动的欺凌者 |
(二)委屈的被欺凌者 |
(三)沉默的大多数 |
(四)为人师表的焦虑 |
二、空间叙事 |
(一)躁动的班级教室 |
(二)被冷落的校园角落 |
(三)并不宁静的教师办公室 |
三、行为表达 |
(一)冲突中的言语 |
(二)冲突中的肢体动作 |
(三)潜在的网络行动 |
第三章 校园欺凌影像的叙事动机 |
一、私人矛盾空间建构 |
(一)心理冲突 |
(二)物理空间 |
二、权力关系不合理 |
(一)社会位阶与身份焦虑 |
(二)性别关系 |
(三)叙事线索 |
第四章 影像呈现的校园欺凌成因 |
一、学校教育的功利化倾向 |
(一)学校教育功利化倾向在样本电影中的表现 |
(二)学校教育制度严苛的影响 |
(三)学校教育制度压抑学生现实诉求的影像分析 |
二、家庭教育的功能性扭曲 |
(一)家庭教育的缺失 |
(二)家庭教育的滥用 |
(三)家庭教育的过度 |
三、社会教育的结构性缺失 |
(一)社区教育工作的关注度不足 |
(二)网络的误导与激化 |
(三)社会刻板成见 |
第五章 校园欺凌影像呈现的教育反思 |
一、充分尊重校园欺凌事件的真实性 |
(一)什么是充分尊重校园欺凌事件的真实性 |
(二)为什么要充分尊重校园欺凌事件的真实性 |
(三)如何充分尊重校园欺凌现象的真实性 |
二、准确把握校园欺凌影像的立场与观点 |
(一)准确把握校园欺凌影像立场与观点的主体 |
(二)准确把握校园欺凌影像立场与观点的方法 |
(三)准确把握校园欺凌影像立场与观点的意义 |
三、有效阐释校园欺凌事件的生成与化解机制 |
(一)校园欺凌事件的生成 |
(二)校园欺凌事件的化解 |
(三)校园欺凌生成与化解机制的现实应用 |
四、主动凸显主体关注与人文关怀 |
(一)关怀被欺凌者的现实处境 |
(二)抱有真诚的教育关注 |
(三)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斯洛特道德情感主义中的移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1.3.1 研究方法 |
1.3.2 创新点 |
2 道德情感主义中的移情 |
2.1 伦理学理论来源 |
2.1.1 休谟的同情说 |
2.1.2 斯密的同感说 |
2.2 道德心理学理论来源 |
2.2.1 巴特森的移情——利他主义假说 |
2.2.2 霍夫曼的移情与道德发展 |
2.3 斯洛特移情思想的建立 |
2.3.1 移情的初度 |
2.3.2 斯洛特的移情思想 |
2.3.3 斯洛特对移情与同情的初步分析 |
3 移情与道德判断 |
3.1 情感主义道德判断的来源 |
3.1.1 斯洛特对理性道德判断的质疑 |
3.1.2 道德判断情感大于理性 |
3.2 半——克里普克式指称固定论 |
3.2.1 指称固定论的指称后天性 |
3.2.2 斯洛特对于移情的指称固定 |
3.3 对传统情感主义道德判断的修正 |
3.3.1 二阶移情产生道德态度 |
3.3.2 移情期望强化道德态度 |
3.3.3 道德态度确定道德判断 |
4 移情与道德义务 |
4.1 道德规则对移情的影响 |
4.1.1 道德规则强化道德义务 |
4.1.2 道德规则与移情相辅相成 |
4.2 移情偏向与道德义务的对应直接性 |
4.2.1 时间直接性 |
4.2.2 知觉直接性 |
4.2.3 因果直接性 |
5 移情与正义 |
5.1 正义始于移情 |
5.1.1 斯洛特对于正义的理解 |
5.1.2 正义是对移情的映射 |
5.2 移情与分配正义 |
5.2.1 财富分配正义 |
5.2.2 政治权利分配正义 |
6 对于斯洛特移情的整体性评价 |
6.1 对于当代情感主义的突出贡献 |
6.1.1 确立了道德判断的客观性 |
6.1.2 阐明了道德义务的利他性 |
6.1.3 利于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发展 |
6.2 道德情感主义中移情的漏洞 |
6.2.1 移情范围模糊化 |
6.2.2 移情不当边缘化 |
6.2.3 利他移情绝对化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致谢 |
(6)青少年道德推脱与家庭教养方式的关系及教育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问题的提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1.理论意义 |
2.实践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1.关于道德推脱概念及机制的研究 |
2.关于道德推脱测量方法的研究 |
3.关于道德推脱影响因素的研究 |
4.关于道德推脱对青少年人格发展消极影响的研究 |
5.关于家庭教养方式定义及类型划分的研究 |
6.关于家庭教养方式测量方法的研究 |
7.关于家庭教养方式影响因素的研究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1.关于道德推脱测量的研究 |
2.关于道德推脱对青少年人格发展消极影响的研究 |
3.关于家庭教养方式定义的研究 |
4.关于家庭教养方式测量方法的研究 |
5.家庭教养方式影响因素研究及影响结果的研究 |
(三)已有研究的评述 |
1.已有研究的成就 |
2.已有研究的不足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一)青少年 |
(二)道德推脱 |
(三)家庭教养方式 |
四、理论基础 |
(一)社会学习理论 |
(二)教育生态学理论 |
(三)归因理论 |
(四)移情理论 |
(五)认知发展阶段理论 |
五、研究方法与研究假设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假设 |
(三)研究对象 |
六、研究工具及研究过程 |
(一)研究工具 |
1.道德推脱问卷 |
2.家庭教养方式问卷 |
3.数据处理与分析 |
(二)问卷信效度分析 |
1.道德推脱问卷信效度分析 |
2.父母教养方式问卷的信效度分析 |
七、研究结果与分析 |
(一)青少年道德推脱的总体情况 |
1.青少年道德推脱特征分析 |
2.青少年道德推脱差异分析 |
(二)青少年家庭教养方式总体情况 |
1.青少年家庭教养方式分类情况 |
2.青少年的家庭教养方式以权威型为主 |
3.消极教养主要体现在父亲鼓励自主与母亲鼓励自主维度上 |
(三)青少年道德推脱与家庭教养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
1.青少年道德推脱与家庭教养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
2.青少年道德推脱与家庭教养方式的回归分析 |
3.不同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对青少年道德推脱的影响分析 |
八、教育干预策略 |
(一)家庭维度 |
1.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教养理念,培养子女的担当意识 |
2.父母要调整家庭教养方式,培养子女的道德情感 |
3.父母要端正自身道德行为,培养子女的道德智慧 |
(二)学校维度 |
1.学校要加强对家长的教育引导,形成道德教育合力 |
2.学校要积极培养青少年的道德责任感 |
(三)政府维度 |
1.政府要净化新闻媒体环境,使媒体成为传播道德的积极力量 |
2.政府要积极建设公共设施、举办公益活动,促进青少年的道德成长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1 青少年道德推脱问卷 |
附录2 家庭教养方式问卷(母亲版) |
附录3 家庭教养方式问卷(父亲版)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7)旁称代词“人家”的多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对象 |
第二节 “人家”的研究综述与研究意义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语料来源 |
第二章 “人家”的句法描述 |
第一节 “人家”的句法功能 |
第二节 可与“人家”连用的成分 |
第三节 “人家”的指称功能 |
第三章 “人家”的语义描述 |
第一节 人家”的基本语义 |
第二节 旁称代词“人家”的语义特点 |
第三节 “人家”的扩展语义 |
第四章 “人家”的语用功能 |
第一节 “人家”的视角 |
第二节 “人家”的移情度 |
第三节 “人家”的情感表达效果 |
第五章 “人家”的历史来源考察 |
第一节 “人家”由偏正短语发展而来 |
第二节 “人家”由偏正短语到名词 |
第三节 “人家”由名词到代词 |
第六章 “人家”与其他旁称代词的比较 |
第一节 旁称代词的共性 |
第二节 旁称代词的差异性 |
总结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石黑一雄的“世界文学”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创作演进: 从“国际化写作”到“世界文学” |
第一节 国际化的文化身份与创作理念 |
一、移民作家的跨国主义选择 |
二、国际化小说: 主题、风格与语言 |
第二节 从国际化到世界化 |
一、面向世界读者的创作方针 |
二、流散性与世界性的融合 |
第三节 创作“世界文学” |
一、书写存在寓言 |
二、营造全球感 |
三、实现两种平衡 |
第二章 “人类主题”的发掘与表现 |
第一节 题材之演变与主题之深化 |
一、从日本性出发 |
二、探索并表现人类共性 |
第二节 核心主题: 人的“存在” |
一、“浮世”人生 |
二、另一个“我” |
第三章 “世界主义风格”的确立与呈现 |
第一节 抽象化: 石黑一雄的多维象征系统 |
一、符号的功能: 模拟生活与解构神话 |
二、隐喻的三种类型与多维结构 |
第二节 抒情化: 石黑一雄的移情策略 |
一、第一人称不可靠叙事的对话性 |
二、复现与留白的情感调度作用 |
第三节 大众化: 石黑一雄的文体实验 |
一、戏仿通俗文类的大众化意图 |
二、在互文中建构“石黑一雄宇宙” |
第四章 当代世界文学转型中的石黑一雄 |
第一节 当代世界文学的转型 |
一、世界文学的现状与挑战 |
二、两个方向: 后殖民文学与世界主义文学 |
第二节 拥抱转型: “世界文学”写作的两种路径 |
一、石黑一雄与后殖民文学 |
二、石黑一雄与世界主义文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研究意义 |
0.1.1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理论意义 |
0.1.2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实践意义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0.2.1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0.2.2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0.3 思路与结构框架图 |
0.3.1 本文的研究思路 |
0.3.2 结构框架图 |
0.4 研究方法 |
0.5 创新之处与难点 |
0.5.1 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0.5.2 研究的难点 |
第一章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形成基础 |
1.1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理论基础 |
1.1.1 公民身份理论 |
1.1.2 道德自觉思想 |
1.1.3 马克思主义生态实践观 |
1.1.4 生态整体主义思想 |
1.1.5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 |
1.2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实践基础 |
1.2.1 主体性复归是公民自觉生态道德养成的前提 |
1.2.2 生态危机使得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成为必然 |
1.3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历史嬗变 |
1.3.1 以“顺天而行”为特征的朴素直觉时期 |
1.3.2 以“主体性”和“他者性”为特征的主客二分时期 |
1.3.3 以“主体间性”为特征的双向关系时期 |
第二章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内涵与特征 |
2.1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内涵阐释 |
2.1.1 以“生态公民”为主体的关系剖析 |
2.1.2 以“生态觉悟”为核心的素养培育 |
2.1.3 以“道德养成”为目标的生态模式 |
2.2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特征 |
2.2.1 多元性特征 |
2.2.2 引导性特征 |
2.2.3 实践性特征 |
2.3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主要困境 |
2.3.1 由“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引出的价值认知困境 |
2.3.2 由“道德能否习得或何以习得”造成的规范引导困境 |
2.3.3 由“公民与自然沟通的不搭界问题”导致的实践操作困境 |
第三章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认知进路 |
3.1 从认知角度分析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必要性 |
3.1.1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历史困境 |
3.1.2 公民生态道德的认知现状堪忧 |
3.1.3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认知内容 |
3.2 觉悟式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观的内涵 |
3.2.1 觉悟概念的层次划分 |
3.2.2 和谐觉悟——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总体目标 |
3.2.3 过程觉悟——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内在心态 |
3.2.4 递进觉悟——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信心表征 |
3.3 觉悟式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观的作用 |
3.3.1 “思考性觉悟”之于公民生态道德养成价值认知困境的作用 |
3.3.2 “学习性觉悟”之于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规范引领困境的作用 |
3.3.3 “实践性觉悟”之于公民生态道德养成实践操作困境的作用 |
第四章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规范进路 |
4.1 四种公民生态道德观的源起及内涵 |
4.1.1 个人主义生态观 |
4.1.2 合理利己主义生态观 |
4.1.3 无差别利他主义生态观 |
4.1.4 有差别利他主义生态观 |
4.2 四种公民生态道德观之养成剖析 |
4.2.1 四种公民道德观之养成优劣势透析 |
4.2.2 四种公民生态道德观之养成难易度分析 |
4.3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立场 |
4.3.1 合理利己立场 |
4.3.2 他者不伤害立场 |
4.3.3 多思慎行立场 |
4.4 公民生态道德递进养成步骤 |
4.4.1 生态警觉——生态交往初期的公民生态道德 |
4.4.2 不伤害原则——无利益冲突时的公民生态道德 |
4.4.3 为他者着想——有利益冲突时的公民生态道德 |
4.4.4 无私为他者——公民生态道德的最高标准 |
第五章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实践进路 |
5.1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实践渊源与范式确立 |
5.1.1 实践异化与生态危机 |
5.1.2 旧有实践路径梳理与分析 |
5.1.3 辩证式公民生态道德实践范式内涵 |
5.2 从“己”出发的公民生态道德养成内在路径 |
5.2.1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内在困境——主客不可通约 |
5.2.2 主客不可通约困境的应对路径——移情策略 |
5.2.3 移情策略在生态领域的具体应用 |
5.2.4 公民生态道德的移情递进养成模式 |
5.3 从“他”出发的公民生态道德养成外在路径 |
5.3.1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外在因素及其作用 |
5.3.2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外在路径的核心内容 |
5.3.3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外在路径的主要方式 |
5.3.4 公民生态道德的教育递进养成模式 |
5.4 从“和谐”出发的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综合路径 |
5.4.1 “己+他”式个体公民生态道德实践养成 |
5.4.2 全面自由发展式公民生态道德实践养成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20世纪历史话语中的记忆问题相关研究 |
(二)纳粹大屠杀及其记忆研究 |
三、研究意义、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现代历史话语下记忆的兴起 |
一、20世纪记忆在历史学中兴起的背景 |
(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与挑战 |
(二)“宏大叙事”的解体与历史学的碎片化、私化 |
(三)多元化的历史 |
二、历史与记忆的关系 |
(一)区分与对立 |
(二)联系与相互作用 |
(三)历史与记忆的共同指向 |
三、大屠杀记忆:历史学对记忆重新关注的焦点 |
(一)集体记忆 |
(二)创伤记忆 |
(三)作为集体创伤记忆的大屠杀记忆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流变与特性 |
一、战后初期(1945—1961):沉默与外属化 |
(一)德国:心照不宣的集体沉默和外属化 |
(二)犹太世界:消极的沉默者和犹太复国主义 |
二、“黄金时代”(1960S—1980S):神圣化与道德化 |
(一)被道德化的大屠杀记忆:艾希曼审判及对极权主义的思考 |
(二)被神圣化的大屠杀记忆:六日战争、赎罪日战争和美国“受害者文化”的兴起 |
三、后大屠杀时代(1980S以来):历史化与多元化 |
(一)政治文化变迁下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争”和对纳粹主义的“历史化” |
(二)战争焦虑下的犹太世界:私有化记忆时代的传承和再现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聚焦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表现问题 |
一、20世纪90年代: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表现问题与“叙事的转向” |
(一)大屠杀记忆及其历史表现 |
(二)“叙事的转向” |
(三)叙事主义语境下的大屠杀记忆 |
二、海登·怀特:情节化处理的限度与“不及物写作” |
(一)叙事与情节化模式 |
(二)情节化处理的限度:基于大屠杀反思的修正 |
(三)关于大屠杀的“不及物写作”设想 |
三、索尔·弗里德兰德:关于整体大屠杀史的多层次叙事 |
(一)与布罗扎特之争:引发对大屠杀叙事的理论思考 |
(二)精神分析方法在历史叙事中的运用 |
(三)“记忆与历史的互动”实践 |
四、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创伤记忆的历史分析与书写 |
(一)拉卡普拉的创伤理论 |
(二)移情与再现 |
(三)“行动化”与“修通”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大屠杀记忆的理论反思 |
一、反犹主义:对大屠杀的意识形态探索 |
(一)纳粹历史解释范式的演变 |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反犹主义 |
二、记忆的多面:大屠杀记忆的历史书写与道德张力 |
(一)时间性与历史性 |
(二)大屠杀记忆的道德维度 |
本章小结 |
结语 记忆、正义与纪念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永远的伤害,来自移情(论文参考文献)
- [1]论超级人工智能的人权主体资格[D]. 杨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1(08)
- [2]移情的概念内涵和功能 ——基于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视角[D]. 李佳佳.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2)
- [3]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 ——基于道德随附性分析的一种道德本质论[D]. 李娜. 山东大学, 2021(11)
- [4]校园欺凌的影像呈现及教育反思 ——基于我国三十部青春题材电影的分析[D]. 钟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斯洛特道德情感主义中的移情研究[D]. 范贻铭. 河北经贸大学, 2021(12)
- [6]青少年道德推脱与家庭教养方式的关系及教育干预研究[D]. 潘越.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7]旁称代词“人家”的多维研究[D]. 刘航羽. 天津师范大学, 2021(10)
- [8]石黑一雄的“世界文学”写作[D]. 范小青. 苏州大学, 2020(06)
- [9]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研究[D]. 赵唱. 山西大学, 2020(12)
- [10]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D]. 孟翊洁.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