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文化变革中的民族性问题——读《太和十五年》（论文文献综述）
齐盛[1]（2019）在《北魏法制演进的文化因素》文中研究指明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前承东汉、后启隋唐,历时超过三个半世纪,其间除了西晋的短暂统一外,属于一个大的分裂时期。在整个中国法律史学科的研究中,对魏晋南北朝法制的研究历来较为薄弱,并且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曹魏和两晋法制,而对南北朝时期的法制除了南朝的梁、陈律和北齐律外仍缺乏足够的重视。众所周知,西晋是三国归一后的统一政权,东晋是司马氏在江南半壁江山的延续,而南朝是东晋的延续。北朝从何而来?其源自东晋时期北方大乱时的“五胡十六国”,由北魏统一后与南朝南北对峙。东晋十六国时期,内迁的游牧民族相继在北方建立政权。这些进入中原的胡人政权有一个共同点:改革本民族的旧风俗、旧传统,尊崇儒学,学习中原地区汉族先进的农业文化。用农业文化取代游牧文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若不如此,这些胡人政权便无法真正在中原农耕地区稳固立足。在经历了长期混战和前秦的短暂统一后,北方最终由北魏所统一。北魏是北朝的开创者,由鲜卑族拓跋部所建。它兴起于塞外,后向中原渗透并不断发展壮大。北魏改写了自十六国时期以来胡人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成功问鼎中原并最终成为与南方汉族王朝比肩而立的稳固王朝。中国北方由此逐步趋向稳定,政治、经济和文化也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北魏这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之所以能够实现对北方黄河流域的稳固统治,绝不仅仅只是因为其强大的武力,还有很多其他因素的作用。在支撑北魏长期稳固统治的诸多因素中,法制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北魏于386年建国,534年分裂为东西两部,存世约一个半世纪。自398年的《天兴律》开始,期间曾多次修律,至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年）最终完成《正始律》（即通常所说的《北魏律》）。可见,北魏政权对法制建设的高度重视。北魏统治者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多次进行制律和修律的活动。导致北魏统治者多次制律和修律的原因是什么?客观来看,这主要是北魏社会文化发展所造成的结果。也就是说,北魏的社会文化发展到哪一个阶段,相应的文化因素就会促使其制律和修律。纵观北魏王朝的整个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不断变革的历史。从文化的角度对北魏法制进行研究,即把法制作为北魏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对法制与文化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关系进行探讨。这种视角把北魏社会的文化因素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的整体来展开研究,有助于把整个社会视为完整的文化系统,有助于站在更高的角度、更全面地审视文化因素对北魏法制发展的巨大作用。那么,究竟是哪些文化因素在制约和决定着北魏的法制进程呢?法律是人类文化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法律,是人类活动的对象性成果,凝结着人们在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主观力量和才能。而文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范畴,它包含多方面内容,从所包含内容的角度来看,文化主要由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几部分构成。其中,行为方式中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一因素对法制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作为统治民族的拓跋鲜卑的生产生活方式由游牧文化整体性逐步转变为农耕文化后,北魏法制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来根植于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法制就不得不改弦更张。此外,社会伦理道德也是一个重要的核心因素,它属于价值观范畴。价值观决定行为规则,作为价值观的社会伦理道德必然对作为行为规则的法制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在影响北魏法制的诸多文化因素中,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伦理道德是其中的核心因素。当然,典章制度、政治文化以及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也是北魏法制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因素。论文即从这一角度出发,通过具体考察北魏的生产生活方式、政治文化、伦理道德等文化因素的转变,探讨北魏法制的发展演变轨迹及其规律。本文背后的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伦理观念转变→作为行为规则的法律制度转变。可见,生产生活方式是决定法制最根本的文化因素。除导语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对“文化”的界定。由于文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范畴,因此有必要首先对文中所使用的文化概念进行必要的界定,具体说明此概念包含哪些层面,本文所谓的“文化因素”具体何指。接下来,将论述法制与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怎样通过北魏时期的文化因素来分析、研究其法制。第二章是北魏法制的历史演进。本章从前北魏时期的法制谈起,对拓跋鲜卑习惯法、代国时期的法制、北魏前期的法制、孝文帝朝以后的北魏法制进行详细论述。通过对北魏法制的产生、发展整个过程的全面梳理,力求呈现北魏王朝一百多年间法制发展的全貌。第三章具体分析北魏法制中的生产生活方式因素,即影响北魏法制的经济文化因素。客观来看,生产生活方式这一因素对法制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作为统治民族的拓跋鲜卑的生产生活方式由游牧文化整体性地逐步转变为农耕文化后,北魏法制赖以存在的基础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来根植于游牧经济基础上的法就不得不改弦更张。至孝文帝太和年间,随着俸禄制、均田制的相继确立,北魏国家的生产生活方式已彻底转变为农耕文化式的。因此,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影响北魏法制最根本的文化因素。第四章分析北魏法制的政治文化因素。从北魏建国到其灭亡,在政治文化方面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变化。立国之初,部落大人制的显着遗存违背了皇帝希望高度集权的内心愿望。道武帝遂在汉族士人的辅助下,以汉制为基础开始典章制度的创立。这一时期,政治文化变革的一条主线就是要不断强化皇权。在对曹魏和西晋的统治政策进行比较后,北魏选择了借鉴曹魏的名法之治,统治集团也以曹魏的继承者自居而将晋贬称为僭伪。入主中原后,政治文化的转变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但其道路并非一帆风顺,鲜卑的传统政治文化时有回流。至孝文帝时,汉化的方向已牢不可破,孝文帝以多种措施将政治文化的变革大步向前推进,九品中正制和士族门阀制的确立使南朝的政治制度几乎被全盘移植,北魏的政治文化因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政治文化因素显着地影响了北魏法制的面貌。第五章分析影响北魏法制的社会文化因子,具体包括社会伦理道德、教育、宗教等因素。儒家思想对拓跋鲜卑统治集团的影响从北魏建国前即已开始,北魏政权建立后,这一影响更是与日俱增并不断深入。北魏历代皇帝均重视儒家思想,将其作为治国的重要指导;在重视儒家思想的同时尊崇和提倡儒学,兴办儒学教育,儒学教育得以广泛推行。如此一来,儒家思想及其伦理道德便不断向社会浸润。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魏政权实现了文化意义上的彻底转型:儒学教育进一步发展、创新,高度儒家化的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在拓跋鲜卑统治集团、官僚集团和全社会牢固地扎下根来。在最高统治者亲力亲为的大力推动下,北魏社会文化的核心因子最终实现了高度汉化和完全的儒家化,北魏法律的儒家化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结语部分对北魏法制的发展进行规律性总结,指出“文化是决定北魏法制快速乃至跳跃式发展的根本”。在诸多影响北魏法制的文化因素中,生产生活方式和儒家化的社会伦理道德是最核心的因素。此外,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推动对北魏法制的演进也具有重要作用。
沈文博[2]（2018）在《文化世界中的政治意识—钱穆“政道论”研究》文中指出钱穆,中国现代着名史学家、教育家,以其独特的文化史观在我国当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钱穆长寿且治学勤勉,着作丰硕,他一生治学中心都在中国传统文化处,对传统文化诸多领域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诚然,钱穆思想的重点在于文化学及历史学,但是因着其特殊的历史文化理念,使得他的思想达到了在历史学、文化学、教育学乃至政治学等领域的贯通。钱穆虽然终生未曾担任政府实务,但对传统政治与近当代政局有着独到的见解。本文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钱穆的政治思想做出较为总体性的梳理与阐释,分析钱穆政治思想的核心与特质,建构理想政治的框架,对其思想体系做出一有益补充。本文致力于三点:一是自历史角度对钱穆政治思想的萌发、形成、演变等过程做一叙述,以此见其衍变,着重突出了钱穆本人家庭、性格以及历史事件等因素对于钱穆思想的影响;二是从学术转变的过程中追寻其内在心理的转变,以见其历史选择背后的原因;三是钱穆政治理论的落实,即将之政治理论作一较为具体的实际建构。文章即就此将行文分为五章:第一章是钱穆学术人生的奠基期,主要讲述他文化与政治思想萌发的背景;第二章是国难背景下钱穆思想的转变,自之前的学斋派转向学术报国,开始产生以学术激发民族精神的文化建国政治理念;第三章是香港时期的社会活动,这一时期的钱穆以文化为己任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其中又以政治时评与创办新亚书院为主;第四章是政治活动受挫之后的重新选择,这一时期钱穆迎来了自己“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顶峰,却出现了学术思想与社会活动的新离合,学术上转而为向内的心性研究,政治时评看似激进,但相较于香港时期,实际不进反退,远不及其学术思想的精进。第五章是钱穆对于理想政治的具体构建,以“三民主义”为核心阐述当代新背景下的建国理想。通过对钱穆政治思想的整合与分析,作者认为这是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以传统政治为依托,并融合了西方民主宪政思想的独特政治思想,将政治理想置于文化“一体论”“生命论”中,其核心内容是以“以道统领导政统”的“文治政治”,是一种以人文引导政治的“政道”。钱穆的这一政治思想在孕育于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代表性,尤其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的结合上,于现今社会也有着相当的借鉴价值。也是因为其政治理论多是出于文化与学术理想,钱穆对于政治的论述很多时候是以“原则”“理论”代替部分史实,由此出现了政治思想的“理想化”与“空泛性”的弊病。
姚立伟[3]（2016）在《北魏宦官与皇权之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北魏宦官与皇权关系密切,从政治态势来讲,宦官任职内外,有利于北魏官僚政治建构、皇权强化；从政治事件来看,宦官因政治倾向、文化取向差异而分化为不同政治集团,并依附外朝胡化、汉化势力参与政治斗争,有时甚至会弱化君主权力。自军事领主权转化而来的北魏皇权,面临着怀有贵族政治诉求的鲜汉大族所带来的压力,尤以军功勋贵对皇权进一步扩张的阻碍作用为明显。北魏皇权为排抑鲜汉大族,安排亲信宦官任职重要职位。宦官任职范围横跨内廷、朝堂、地方,任职领域包括人事、司法、礼仪、军事等。从宦官势力渗入上述领域可看出,皇权对这些重要领域与职位控制的加强,同时对鲜汉大族的贵族政治诉求予以有效抵制,并建构官僚政治。北魏宦官葬附京城、为政能力较强且成效较为显着,侧面表明依附皇权的官僚群体正在形成。北魏一代,汉化、反汉化浪潮交替出现,外朝政治冲突影响到宦官势力分化。在宗爱政变、孝文改制、元叉专政等政治事件中,均有倾向胡化势力宦官集团参与其中,虽可能一时得势,最后却多被清洗。倾向胡化宦官集团渐次被清洗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宦官势力的逐步汉化,至东魏北齐,宦官文化倾向虽依然以胡汉杂糅为主,但部分宦官及其家族成员已经表现出较为显着的汉化、文士化特征。在宦官势力汉化过程当中,北魏统治者推行汉化改制、内廷汉化教育机构设立、宦官与汉族士人的交往等因素也起到一定作用。宦官社会地位升降、任职禁卫、东宫属官等也是北魏宦官与皇权关系的重要方面。北魏皇权藉由宦官社会地位的升降,显示出其对反抗势力的镇压能力和对官僚集团的支配、处分能力。宦官任职禁卫、东宫属官,则会对君主安危、行为处事等方面产生一定影响。
肖唐镖,余泓波[4]（2015）在《近30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回顾与展望》文中认为国内近30年来的政治文化研究呈现这样的格局:本土性问题研究与引介性研究并存,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互为消长,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历史—制度主义、人类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等四种路径多元发展;但也存在研究主题庞杂、原创性不足、缺乏问题意识与学术对话、研究方法滞后等不足。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新生代研究队伍的成长及国际学术交流的频繁,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已经出现走向兴盛的新趋势。
王祥[5]（2013）在《北魏酷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北魏酷吏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产生、发展均与北魏政治密切相关。与其他朝代酷吏相比,北魏酷吏群体表现出诸多“个性”。本文拟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北魏酷吏群体特点及其成因,从一个侧面深化对北魏政治的认识和理解。“酷吏”一词始于西汉,后为历代史家所沿用,但其涵义在汉唐之间颇有变化。基于此,本文第一部分拟对“酷吏”涵义在汉唐之间的演变加以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北魏酷吏的涵义进行界定,并对北魏酷吏群体成员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整理,以作为研究的基础性资料。北魏疆域辽阔,民族构成、民族关系复杂,其核心则为胡汉关系。据统计数据可知,北魏酷吏群体成员构成中民族差异较为明显,本文第二部分着重考察北魏酷吏群体成员的民族构成及其在不同阶段的变化情况,进而探讨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作为北魏官吏队伍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北魏酷吏的政治行为有一定共性,但由于人生阅历、家世背景、个人性格等方面存在差异,具体到每一个酷吏成员来说,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又有较大差别。基于这种差异的客观存在,在对相关史料解读的基础上,根据为政动机、行为和表现,将北魏酷吏划分为“贪虐”型与“功用”型两类,本文第三部分即主要探讨这一问题。官吏队伍的状况直接影响到政治的运作,而吏治之清明或腐败,根本上取决于政治制度的约束。政治制度的完善及其有效实施,有利于实现吏治清明,反之则容易造成吏治败坏,北魏酷吏之“贪秽狼藉”很大程度上在于制度的缺失。本文第四部分拟从班赏制度的兴废、俸禄制度具体实施情况等角度,探讨北魏酷吏“贪贿狼藉”的成因。另外,考虑到鲜卑族乃崛起于漠北的胡族,其民族文化性格对北魏政治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在探讨北魏酷吏“贪秽狼藉”成因时,也从鲜卑族之民族文化性格角度略加分析。作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种常见现象,酷吏屡见史乘,因此,分析酷吏现象,就必须考虑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及其指导思想等因素。研究表明,酷吏的产生与法家思想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法家以法治国、重刑重杀等思想主张,实为历代酷吏产生的思想根源。就北魏而言,情况又略有不同,主要表现为拓跋鲜卑尚武、尚功的民族文化性格,与法家严刑峻法思想的两相重叠,二者的重叠导致北魏确立了严酷的政风,从而成为北魏酷吏产生的温床。此外,随着司法实践中刑讯的广泛采用,北魏推出了保障刑讯的立法,为北魏酷吏施政提供法律基础的同时,更提供了制度保障。本文第五部分对此亦略加分析。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北魏酷吏所表现出的“贪虐”引起统治阶层及社会民众的不满,本文结论部分在全面梳理前文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北魏后期整肃吏治的努力及其失败进行了分析,进而揭示北魏后期酷吏与皇权之间的“共生”依存关系。皇权崩溃,则无论循吏还是酷吏,都丧失了存在的依托,北魏酷吏随着北魏政权的灭亡而走向尽头。
牛晓育[6]（2011）在《孝文帝汉化的弊端分析》文中提出北魏政权由贵族制向着官僚制的转变,从北魏建都平城的时候已经开始缓慢而持续的进行,太和十六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改降五等,分定姓族,是以强制乃至暴力的方式完成了汉化的过程,这些造成了北魏后期的政权动荡,甚至于成为北魏灭亡的重要原因。
苗霖霖[7]（2011）在《北魏后宫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后宫制度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内容,通过对北魏后宫制度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北魏政权的民族特色,还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孝文帝汉化政策实际运用情况的认识,对北魏社会史以及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北魏后宫人员可以分为皇后、殡妃、女官以及宫女四个等级,殡妃、女官内部又按照品级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因此,后宫制度实际上是以等级制度为中心,通过后妃、女官、宫女实际生活,展现出的君臣尊卑体系。本文按照时间线索,对北魏前期、中期、后期后宫制度变化的内容和原因进行论述,并通过对后宫人员选拔方式、乘坐的车荤、穿着的服饰、佩戴的发饰,以及死后的待遇等方面的论述,说明后宫人员的待遇与她们所处等级的关系,展现孝文帝汉化措施在后宫中的运用情况,及其对北魏后宫制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周建江[8]（2008）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创建并确立过程中不容忽视的若干问题》文中研究表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创建并确立是现实的,并且有着雄厚的文化、文学基础,然而也存在着若干需要澄清的问题。就中国古代文学而言,需要关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失传的问题、以汉语文字记录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次生态问题、汉语翻译并记录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汉文化传统解说的问题、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的问题。
王建舜[9]（2003）在《平城弃守与北魏灭亡——读《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文中提出北魏政治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变革的历史。《太和十五年》所张扬的是民族文化的本位主义,意在说明,在文化冲突中,保持自己文化的重要性。孝文帝迁都洛阳,放弃的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种文化,是维系北魏生存的民族文化。
周建江[10]（2003）在《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民族文学研究中有关作家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文中研究指明民族文学研究中对作家的研究不能忽视他们对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汉族作家多能够做到认同 ,在少数民族政权下为其国家服务 ,在痛苦的嬗变中 ,完成自己的一系列认同。否则 ,无以在少数民族政权下生存和发展。对于民族政权下作家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问题 ,我们必须极为关注。这是我们正确认知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心态、以及检验作家文学创作成果的核心问题。
二、政治文化变革中的民族性问题——读《太和十五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政治文化变革中的民族性问题——读《太和十五年》（论文提纲范文）
（1）北魏法制演进的文化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本文对“文化”的界定 |
| 第一节 学术界对“文化”概念的主要观点 |
| 一、何谓“文化” |
| 二、本文所使用的文化概念 |
| 第二节 本文的具体考量 |
| 一、法与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 |
| 二、怎样通过文化的视角看待北魏法制的进步 |
| 第二章 北魏法制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前北魏时期(376年以前)法制的演进 |
| 一、前北魏时期拓跋鲜卑的发展概况 |
| 二、拓跋鲜卑的习惯法 |
| 三、代国时期(315-376年)的法制 |
| 第二节 北魏前期(386年-476年)法制的演进 |
| 一、道武帝时期(386-409年)的法制 |
| 二、明元帝时期(409-423年)的法制 |
| 三、太武帝时期(423-452年)的法制 |
| 四、文成帝时期(452-465年)的法制 |
| 五、献文帝时期(465-476年)的法制 |
| 第三节 孝文帝朝以后(476年-534年)法制的演进 |
| 一、孝文帝时期(476-499年)的法制 |
| 二、宣武帝时期(499-515年)的法制 |
| 三、孝明帝及其以后(515-534年)的北魏法制 |
| 第三章 北魏法制的生产生活方式因素 |
| 第一节 前北魏时期的生产生活方式 |
| 一、生产生活方式的基本形态 |
| 二、原始生产生活方式下法制的简陋 |
| 第二节 北魏前期的生产生活方式 |
| 一、狩猎业和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
| 二、掠夺经济不可或缺 |
| 三、农耕经济逐渐占主体地位 |
| 四、关于北魏修长城 |
| 五、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对法制的巨大影响 |
| 第三节 孝文帝朝以后的生产生活方式 |
| 一、孝文帝等帝王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
| 二、俸禄制的确立 |
| 三、均田制的确立 |
| 四、农耕经济更加巩固 |
| 五、生产生活方式的彻底转变对法制的根本性影响 |
| 第四章 北魏法制的政治文化因素 |
| 第一节 前北魏时期的政治文化 |
| 一、拓跋鲜卑独立意识的勃兴 |
| 二、代国时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 |
| 第二节 北魏前期的官制及政治文化 |
| 一、道武帝时期的官制 |
| 二、明元帝时期的官制 |
| 三、太武帝时期的官制 |
| 四、文成帝、献文帝时期的官制 |
| 五、北魏前期官制和政治文化的主要特点 |
| 六、北魏前期政治文化对法制的影响 |
| 第三节 孝文帝对北魏官制和政治文化的改造 |
| 一、孝文帝进行官制改革的背景 |
| 二、太和十五年(491年)的官制改革 |
| 三、太和十七年(493年)的官制改革(前《职员令》) |
| 四、太和十九年(495年)的官制改革 |
| 五、太和二十三年(499年)的官制改革(后《职员令》) |
| 六、孝文帝进行官制改革和引进士族门阀制的原因 |
| 七、孝文帝改造下的政治文化对法制的影响 |
| 第四节 宣武孝明两朝的政治文化 |
| 一、宣武帝时期政治的腐败及其政治文化 |
| 二、孝明帝时期吏治及政治文化的严重腐朽 |
| 三、宣武孝明两朝政治文化对法制的影响 |
| 第五章 影响北魏法制的社会文化因子 |
| 第一节 前北魏时期的社会文化因子 |
| 一、拓跋鲜卑民族原始而质朴的社会文化 |
| 二、宗教信仰:萨满教 |
| 三、这一时期社会文化因子对法制的影响 |
| 第二节 北魏前期的社会文化因子 |
| 一、统治者对儒学的提倡与儒学教育的发展 |
| 二、儒家伦理道德观逐渐向社会浸润 |
| 三、佛教的兴盛及与道教的斗争 |
| 四、北魏前期社会文化因子对法制的影响 |
| 第三节 孝文帝朝以后的北魏社会文化因子 |
| 一、相当程度的儒家化社会伦理出现 |
| 二、新型学校的创立与儒学教育的广泛推行 |
| 三、佛教愈加兴盛 |
| 四、统治集团与社会上层文化核心因子的完全汉化 |
| 五、社会文化因子对法制的决定性影响 |
| 六、北魏法制儒家化的标志性案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文化世界中的政治意识—钱穆“政道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关于政治思想与文化的研究 |
| (二) 关于近代学人与政治的研究 |
| (三) 关于钱穆的研究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社会转型中的书斋学者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中的政治思潮 |
| 一、自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
| 二、转型的困境 |
| 三、对于未来道路的争议:转型背景下的几种社会文化思潮 |
| 第二节 早年的学术积淀 |
| 一、短暂的求学生涯——早年传统教育与新式学堂 |
| 二、执教中小学——学术积淀与萌发 |
| 第三节 与北平知识界的和合与游离 |
| 一、近代中国知识界与“政制救国” |
| 二、北平执教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火中的爱国学者:从史学角度解读传统政治 |
| 第一节 国难中书就《国史大纲》 |
| 一、辗转西南着史报国 |
| 二、以国史解读传统政治文化 |
| 第二节 转捩文化研究 |
| 一、执教齐鲁 |
| 二、扛起传统文化的旗帜 |
| 三、走出学斋 |
| 四、短暂的学术游离期:再度沉寂为学人 |
| 小结 |
| 第三章 流亡中的文化斗士:投身教育和社会实践 |
| 第一节 新亚学校与新士人之培养 |
| 一、初次办学的困窘 |
| 二、发展新亚 |
| 三、游学欧美体认中西文化差异 |
| 第三节 流亡学者政治文化活动 |
| 一、50年代初期香港局势 |
| 二、评议近现代政制 |
| 三、学术与政治的合作 |
| 第三节 新士人之实践 |
| 一、新亚教育 |
| 二、无奈辞职与重返学术 |
| 小结 |
| 第四章 孤独的传统续脉者:以文化比较阐扬政治理想 |
| 第一节 “国士”的政学分离 |
| 一、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
| 二、归宗理学与心性修养 |
| 第二节 回归中西比较 |
| 一、中西文化本源的差异 |
| 二、政治文化内核差异 |
| 三、多统而分裂的政治格局 |
| 第三节 晚年学术整理及与友人的学术合离 |
| 一、晚年目盲与学术整理 |
| 二、与同时代学者之思想差异 |
| 小结 |
| 第五章 以“三民主义”建构新政治 |
| 第一节 “民族主义”:自根自本的“中国式民主政治” |
| 一、中国式民主政治 |
| 二、“公忠不党”与政党政治 |
| 三、“以德望镇群伦”的元首制度 |
| 四、自主自由的教育制度 |
| 第二节 “民权主义”:选贤与能 |
| 一、选举、考试与民权 |
| 二、“选贤与能”与“平权” |
| 三、新国会 |
| 第三节 “民生主义”:农村自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北魏宦官与皇权之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 对宦官、皇权概念的说明 |
| (二) 选题依据和价值 |
| (三) 学术史回顾与研究现状 |
| 一、北魏宦官与皇权强化及官僚政治构建 |
| (一) 北魏皇权重用宦官与排抑鲜汉大族 |
| 1. 打击鲜汉大族与重用宦官势力 |
| 2. 宦官任职内外及其对鲜汉大族的抑制 |
| (二) 北魏宦官理政能力及其成效 |
| (三) 北魏宦官墓葬地选择与依附皇权之官僚群体形成 |
| 二、胡汉冲突中的北魏宦官文化倾向变化 |
| (一) 北魏宦官制度建构与皇权正统性、权威性 |
| (二) 太武帝时期宦官之依附胡化、汉化势力 |
| (三) 孝文帝强化皇权与对待胡化、汉化宦官之政策 |
| (四) 元叉、刘腾政变中的胡汉冲突因素 |
| (五) 东魏北齐宦官及其家族成员之汉化、文士化倾向 |
| (六) 北魏宦官汉化历程及其原因 |
| 三、从北魏宦官社会地位变迁、任职禁卫及东宫看宦官与皇权之相互影响 |
| (一) 北魏宦官社会地位变迁与皇权力量彰显 |
| 1. 皇权建构法制与宦官社会地位之下降 |
| 2. 皇权展现专制能力与宦官社会地位之升降 |
| (二) 宦官任职禁卫及对君主安危、宦官干政程度之影响 |
| (三) 宦官任东宫属官及其对太子成长、宦官攫取权势之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近30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起步与演进:以着作为主的梳理 |
| 二、中国政治文化实证研究的进展与现状:以论文为主的述评 |
| 三、结论和讨论 |
（5）北魏酷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第一章 “酷吏”内涵及北魏酷吏问题 |
| 第二章 北魏酷吏群体人员构成 |
| 一 北魏酷吏群体成员民族成分 |
| 二 北魏酷吏群体成员民族成分比率变化 |
| 第三章 北魏酷吏群体的类型划分 |
| 一 “贪虐”型酷吏 |
| 二 “功用”型酷吏 |
| 第四章 北魏酷吏“贪秽狼藉”之原因探讨 |
| 一 班赏制度的兴废与北魏前期吏治腐败 |
| 二 俸禄制度之失与北魏后期官员腐化 |
| 三 民族文化性格与北魏官员腐败 |
| 第五章 北魏酷吏施政风格之思想根源与司法实践 |
| 一 北魏酷吏施政风格的思想根源 |
| 二 北魏酷吏施政风格与法制实践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孝文帝汉化的弊端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孝文帝前北魏政权的汉化 |
| 2 孝文帝汉化的措施 |
| 3 汉化遗留的问题和造成的结果 |
| 4 结语 |
（7）北魏后宫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存在的问题 |
| 四、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北魏后宫制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秦汉魏晋时期后宫制度概述 |
| 第二节 北魏前期的后宫制度 |
| 第三节 北魏中期的后宫制度 |
| 第四节 北魏后期的后宫制度 |
| 第二章 北魏后宫等级制度及后宫人员的地位变化 |
| 第一节 皇后 |
| 一、皇后的地位 |
| 二、皇后的地位变化 |
| 第二节 嫔妃的等级及地位变化 |
| 一、嫔妃的等级 |
| 二、嫔妃的地位变化 |
| 第三节 女官的等级及地位变化 |
| 一、女官的等级 |
| 二、女官的地位变化 |
| 第四节 宫女的来源及地位变化 |
| 一、宫女的来源 |
| 二、宫女的地位变化 |
| 第三章 北魏后宫选拔制度 |
| 第一节 皇后的选拔制度 |
| 一、北魏前期皇后的选拔 |
| 二、北魏中期皇后的选拔 |
| 三、北魏后期皇后的选拔 |
| 第二节 嫔妃的选拔制度 |
| 一、北魏前期嫔妃的选拔 |
| 二、北魏中期嫔妃的选拔 |
| 三、北魏后期嫔妃的选拔 |
| 第三节 女官的选拔制度 |
| 第四章 北魏后宫车服制度 |
| 第一节 后宫车辇制度 |
| 一、北魏前期的后宫车辇制度 |
| 二、北魏中期的后宫车辇制度 |
| 三、北魏后期的后宫车辇制度 |
| 第二节 后宫服饰制度 |
| 一、北魏前期的后宫服饰制度 |
| 二、北魏中期的后宫服饰制度 |
| 三、北魏后期的后宫服饰制度 |
| 第三节 后宫印缓与佩玉制度 |
| 一、皇后的玺缓与佩玉 |
| 二、缤妃的印缓与佩玉 |
| 三、女官的印缓与佩玉 |
| 第四节 后宫发饰制度 |
| 一、北魏前期的后宫发饰制度 |
| 二、北魏中期的后宫发饰制度 |
| 三、北魏后期的后宫发饰制度 |
| 第五章 北魏后宫丧葬制度 |
| 第一节 后宫墓葬制度 |
| 一、皇后的墓葬制度 |
| 二、嫔妃的墓葬制度 |
| 三、女官的墓葬制度 |
| 第二节 后宫追赠制度 |
| 一、嫔妃的追赠制度 |
| 二、女官的追赠制度 |
| 第三节 后宫溢法制度 |
| 一、皇后的谧法制度 |
| 二、殡妃的溢法制度 |
| 第六章 北魏后宫职官制度 |
| 第一节 皇太后宫的官员 |
| 一、官员的选择 |
| 二、官员的任职 |
| 第二节 皇后宫的官员 |
| 一、官员的选择 |
| 二、大长秋的职掌 |
| 三、大长秋的属官 |
| 第三节 负责缤妃生活的官员 |
| 一 负责嫔妃日常生活的宫官 |
| 二、负责嫔妃生活的女官 |
| 结语 |
| 参考资料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政治文化变革中的民族性问题——读《太和十五年》（论文参考文献）
- [1]北魏法制演进的文化因素[D]. 齐盛.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3)
- [2]文化世界中的政治意识—钱穆“政道论”研究[D]. 沈文博.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
- [3]北魏宦官与皇权之关系研究[D]. 姚立伟. 扬州大学, 2016(02)
- [4]近30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回顾与展望[J]. 肖唐镖,余泓波. 政治学研究, 2015(04)
- [5]北魏酷吏研究[D]. 王祥. 扬州大学, 2013(04)
- [6]孝文帝汉化的弊端分析[J]. 牛晓育.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1(05)
- [7]北魏后宫制度研究[D]. 苗霖霖. 吉林大学, 2011(09)
- [8]“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创建并确立过程中不容忽视的若干问题[J]. 周建江. 民族文学研究, 2008(01)
- [9]平城弃守与北魏灭亡——读《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J]. 王建舜. 雁北师范学院学报, 2003(04)
- [10]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民族文学研究中有关作家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J]. 周建江. 民族文学研究, 20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