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重新认识（论文文献综述）
李炜光,张晓凯[1]（2021）在《“量入以为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理财原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量入以为出"是着名的"商周之变"中制度革新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治国理财的实践意义和思想价值,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理财原则之一。运用财政学中的政府收支均衡理论和财政史研究常用的"历史叙事方法"（historical-narrative method）,同时借鉴训诂学、考古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方法,对量入为出法则的生成起点和背景、古文献的来源和考据、观念的形成和体制建构、发展的线索和逻辑、治国实践中的政策检验和比较,以及深刻的思想史内涵等作出较为细致的阐释。可以判定,"量入以为出"是周人对后世中国人下达的"行政命令",其所倡导的将财政置于经济发展水平之上和对财政征收有所约束的精神,构成财政学理论中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解释模型,值得今天的人们继续传承和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探索。
杨宇勃[2]（2020）在《“量入为出”财政观的打破与晚清国债体制初创》文中研究说明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社会开始从独立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形态,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其各种政治观念随之演变,其中就包括"量入为出"财政预算观念的打破。进入晚清,中国独立的财政收支平衡被列强摧毁,财政赤字愈发严峻,随着财政危机的加深,近代意义上的政府债务观念开始出现,并影响到晚清国债体制的建设,使得近代国债体制开始在中国出现,庞大而复杂的晚清中央与地方债务关系逐渐形成,并趋向规范化、统一化、近代化。
蒋武鹏[3]（2020）在《国家治理视域下预算监督法治化研究》文中提出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发挥审计监督、预算监督的职能作用,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预算监督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式,日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现代预算要义就是通过有效的预算法律的监督约束,将预算关系规范在法治轨道上。预算治理能力和监督法治化是一个国家综合治理能力与执政水平的体现,直接关乎全体公民的利益。预算法律制度本质上就是要实现传统预算管理向现代预算治理的转变。为此,有很多学者指出,预算治理应当成为当前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性主题。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将预算改革推向国家治理的新高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的要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预算监督和治理是达到公共治理效率最佳的重要手段。一国的预算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该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反映出来,由于预算与社会活动诸多方面都是密切相关的,因而建立和完善一套现代公共预算制度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但要求政府在财政管理方面完全在法律与制度的体系下运行,同时还要注重财政预算的透明度与民主化,更重要的是其关系到国家社会治理的转型,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对财政预算审查监督制度进行完善,保证该制度的高度透明,同时使民众都能够广泛参与进来,形成全民监督的机制,以更加有效的推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努力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但是,我国预算监督和治理还存在提升和优化空间。如何实现预算监督法治化,落实对政府预算的约束、管理和监督,是预算治理的关键问题。本文提出预算监督法治化应当成为国家治理视域下预算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突破口和重要举措。剖析我国当前预算监督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存在问题,依据预算监督的相关理论,分析对目前我国预算治理监督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地区的地方预算监督示范改革的先进理念和实践经验,本文关注到我国的整体预算监督制度改革实践应当自觉贯彻“法治改革观”,进而以预算监督法治化作为突破口,以制度变革方式实施的普惠性、实质性减税降费,不仅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以支定收”保护国民的利益,更会倒逼形成预算的刚性约束,有助于促进国家预算监督体系的完善,真正实现“量入为出”。在减税降费背景下强化预算监督法治化的发展理路,应重塑预算监督理念,重构预算监督机制,完善预算监督路径,建立健全党委、人大、公众以及司法的协同预算监督体制,拓展多元主体参与预算监督、优化预算监督有效性、威慑性的路径,构建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之间的良性“取予关系”。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强调了加强党的预算监督主体作用,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以预算监督法治化为发展路径,依法强化人大预算监督职能,把政府权力关进预算这个笼子里,全面提升预算治理能力,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国家善治。本文具体内容安排如下:首先是国家治理视域下预算监督法治化研究导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及实践价值,研究现状、研究进路及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难点和创新点对本文涉及的术语概念进行说明。第一章阐述预算监督的一般理论,并对我国三种预算监督制度的具体方式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分析了预算监督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第二章探讨了预算监督法治化和国家治理关系,从国家治理的内涵,历史发展过程对治理理论进行了评析,阐述了国家治理与预算监督制度改革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便为我国预算监督制度改革提供借鉴。第三章剖析了国家治理视域下预算监督法治化的困境与问题。对法律控制、权力机关监督和社会监督在当下预算监督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第四章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预算监督治理的基本路径,分析预算治理实现预算监督法治化转型的体现,提出预算监督治理应当是以实现预算共治为目标,以预算法治为路径,基于可实现的预算效治,达成符合财政民主价值的预算善治。预算实现治理只有契合预算共治、预算法治、预算效治与预算善治的定性定位,才能在预算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中实践预算约束治理,预算运行治理、预算绩效治理、预算监督治理、预算问责治理五种治理进路,对我国预算实现治理进行了定位和定性,同时分析了预算监督制度改革在国家治理下所面临的调整和回应,为下一步提出预算监督改革的法治化进路明确了方向和导向。第五章为论证了国家治理视域下预算监督制度改革的法治化进路。主要从加强预算监督信息公开化、合理配置预算监督权、加强预算法律监督程序、完善预算监督实现路径和加强党的预算监督五个方面进行阐述,明确我国应建立多层次的预算监督机制。
蔡毅[4]（2020）在《清末新政时期清廷试办国家预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古代即有编制财政收支计划的传统,上自周代“九式”、“九赋”,下至明清时期会计录,历经千余年发展演变,编制技术与造报程式均日趋完备,但终为帝王决策之据,未脱离传统“度支之学”的窠臼。而西方预算自诞生之日起,便走上了限制王权,力争“财为民用”的迥异道路,直至议会最终掌握预算监督权与议决权,国家财政收支完全纳入法制轨道。太平天国起义与洋务运动将传统财政推入了近代化轨道,且为日后试办预算奠定了一定基础。甲午战争前后,西方近代预算学说随宪政思想传入中国,逐渐被官员士绅所熟知,并有若干省份先行试办。新政改革上谕后,清廷举办新政、清偿外债皆需巨款,财政捉襟见肘,于是有试行预算来解决财政困境的建议,统治者亦为之所动。在历经财政机构改革、财况调查统计、清理财政、货币金融改制等先期筹备工作后,清廷于1910年2月开启了首次试办预算历程,预算编定后交付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经议员集议通过后奏请摄政王批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例国家预算,即宣统三年预算案。清廷于第二年春季续办宣统四年预算,在章程与造报结果上均较上年有明显改进,编定后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未经议决而清王朝已迅速土崩瓦解,故两次试办仅有预算而无最终决算,但首开中国近代预算之功不容抹煞。通过新政时期的两次试办预算,各地收支造报渐趋明晰,财政金融体系渐趋完备,相关章程的制订与财税官员的历练培养,更为日后民国时期预算制度的发展完善奠定了相当的制度与人才基础。然而试办预算期间自始至终充斥着各方争斗,皇室内部因预算而“兄弟失和”;部院督抚就预算与度支部反复“讨价还价”,无视预算约束章程;言官报界与财政监理官互相龃龉,冲突不断。作为度支部与部院督抚利益角逐焦点的宣统三年预算案,在成立后亦屡被后者奏请修改。欧美日本屡试不爽的“灵丹妙药”,却在晚清的中国发生了变异。由此昭示国人外洋制度虽好,但更重要的是良好的实施环境与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否则只能是华而不实的空头文件,难收开源节流、调剂国用的功效。
华清君[5]（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涂德先[6]（2019）在《预算控制下地方债务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适度的举债能为公共服务与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但是,若缺失预算控制的有效约束、无节制地举债,将可能降低地方政府公信力,甚至可能转化为局部或系统性的财政风险。2014年新《预算法》重新赋予了省级政府有限的发债权,通过预算管理对地方债务进行治理和规范也取得初步成效。然而,我国虽然有预算法,但显性与隐性债务问题非常巨大,地方政府举债过程中存在诸多与预算控制相悖的法律问题,主要表现为:地方人大未充分行使预算审查监督权、违反量入为出原则违规举债严重、地方举债预算控制不力、肆意变相违规举债突出等。而导致上述问题的法律原因主要有:地方人大的举债监管规定尚不完备、以偿债能力为发债基准尚未法定化、地方举债预算控制机制虚化严重、违规举债的监管与问责力度过轻等。鉴于我国尚未形成系统的地方债务预算管理制度,为了能使地方债务更好地符合预算控制的要求,防止地方政府违规举债,因此笔者通过分析预算控制规范地方债务蕴含的立法目的以及地方举债应当遵从的基本要求,借鉴域外运用预算控制机制约束地方政府举债、监管与惩处过度负债的立法与治理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议应当做到充分落实地方人大预算审查监督权并将偿债能力作为发债基准法定化,强化预算法律的债务控制机制,并配套完善地方举债监管与问责法律机制等。以期更好地运用预算控制机制对我国地方债务进行治理和规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杨扬[7]（2019）在《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地方政府债务呈现爆发式增长及由此引发的债务风险的不断上升。2008年,为应付国际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我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扩张性经济政策在短期内有效稳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却导致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负债率的显着升高。虽然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地方政府负债率仍然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但地方政府除了负有偿还责任的直接显性债务之外,还存在大量负有担保责任或救助责任的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财政部数据显示,2017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6.51万亿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过估算认为,2017年末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为27.8万亿元,合计为44.31万亿元。债务规模在过去二十一年间由1996年0.1829万亿元增长了 221.03倍,年均增长率远高于同期GDP和地方财政收入。隐性和或有负债不仅数额巨大,而且缺乏规范化运作和透明监管,成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主要部分。当经济形势向好时,地方政府不容易发生债务违约;一旦经济形势转弱,债务风险会随着政府偿债压力增大而暴露出来,严重甚至有可能爆发债务危机。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未来三大任务之首,并明确防范重点是金融风险。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未来要“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关键在于客观有效评估政府债务风险状况,并从根本上把握和了解债务风险形成的内在机理。为此,本文展开的主要工作有:首先,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研究框架。地方政府债务作为公共债务的一种,是中央政府以下的各级政府部门及其所属机构向个人、社会团体等借款或发行债券所产生的财政义务。债务风险源于债务资金回报收益的不确定性与举债主体被迫接受持续的偿还支付之间的矛盾。因此,负债只是债务风险问题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全面分析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除了地方政府负债之外,还需要关注地方政府资产。基于此,本文从债务融资特征这一角度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内涵做出界定,并结合公共产品和代际公平理论、府际权力关系理论、区域经济竞争理论、或有权益方法和投资组合风险分析等相关理论,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涉及的一些基础性内容进行探讨,为进一步深入分析提供理论依据。其次,通过梳理我国地方债制度的发展历程,本文详细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现状,发现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一,债务规模扩张速度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如果这种趋势一直持续,有可能导致地方财政未来陷入失衡处境。其二,虽然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率相比西方国家仍有距离,但若是以债务率衡量,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已经高于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并接近美国水平。而人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则与西方国家大体持平,这说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为严重,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债务承受能力相对较弱。其三,我国大规模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造成其供给过剩,导致政府债务资金回报收益连年降低,未来存在收不抵支的危险。其四,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期限分布不合理,短期债务偏多,中长期债务偏少。由于债务资金主要投向基础设施投资,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较长,地方政府资产收益与利息支付间的期限错配严重,需要借助债务转滚予以维持。这种融资方式不仅会加重政府债务负担,而且还会将债务期限结构进一步向短期压缩。第三,通过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在全面、完整、准确了解我国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状况前提下,本文分别运用或有权益方法和投资组合风险分析法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量化测算和评估。结果表明,2010-2017年我国地方政府风险水平在整体上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大的直接因素,一是地方政府资产负债杠杆率不断上升,二是由于地方政府可偿债资产年均收益率的持续下降。如果将养老金缺口计入统计范围,那么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水平会进一步增大。就2017年情况而言,只有当地方政府实际承担的养老金缺口现值少于24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才能处于可控范围之内。第四,通过关注政府治理中的结构性特征,本文由微观层面入手分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形成机理。地方政府作为独立经济主体,它们与投资者之间类似于一种“租佃”的经济关系。在区域间吸引外资的竞争中,地方政府一方面向投资者出让土地使用权,另一方面向他们提供生产所需的各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由于受到晋升激励的作用,地方官员倾向于推动基础设施这类资源密集型公共投资项目向上级发出自己政绩信号。在不同地区官员之间的晋升博弈中,地区招商引资、土地使用权出让、城市和开发区建设、土地财政等因素耦合在一起,相互支持,形成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变动趋势,结果导致各地区基础设施投资过剩和地方债务规模膨胀,并造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持续增大。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需求在基础设施投资明显过剩情况下依然呈现出强烈递增倾向。最后,本文结合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现状考察、测算评估、机理分析,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提出一系列防控和化解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政策和建议。包括:改进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绩效评价,以此强化地方政府自我偿债激励。引入权责发生制,依据这一会计基础建立我国的政府债务会计体系,以此完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披露。构建一套适应我国情况的风险预警体系,从总体上监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水平。构建一套专门的事后应急处置机制,防止债务风险出现失控情形。优化和改进我国目前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制度。推动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市场发展,促进信用评级行业健康和有序发展。
陈治[8]（2019）在《减税、减负与预算法变革》文中研究表明减税是当前我国税制变迁的重要议题。然而,与不断推陈出新的减税措施形成对照的是纳税人获得感与减税目标期待之间仍然存在一定距离。其中缺乏从支出对税收征收的影响、税收征收相对于支出获得的适度性、税收征收后的使用绩效等收支统合的维度对纳税人负担进行全面考量,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减税减负的实践效果。需要通过对预算权力与税收调控权力的兼容协调、预算权力与预算权利的二元构造、预算权力自身的放权激励与责任约束的机制匹配,降低纳税人实际负担税收的水平,进一步优化税收规模的适度性,提升税收使用绩效,实现减税减负的法治化目标。
佟远鹏[9]（2019）在《明代货币调控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4—17世纪是欧亚政治、经济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贸易网络使明朝步入了一个维新时代。明前期,政治、军事等体制是基于实物化的财政体制而建立的。随着实物化财政体系不能满足明廷日益扩大的财政需求,明廷愈加频繁地通过货币调控政策以市场路径调集物资资源,这一转变引致了财政体制逐渐转向货币化。明代货币调控政策是明廷为维系货币体系而进行的体制调整,是明廷在货币乃至财政领域采取的再均衡策略,奠定了财政改革的基础。明前期,在实物为主的财政体系下,明廷选择了官府直接调动物资资源的社会组织方式。宝钞本位货币体制使明廷能够强制调集市场资源,保障了实物支配财政体制的市场基础。明廷不断增加宝钞的发行量和财政支用范畴,使明廷能够集中的物资资源愈发庞大。然而宝钞发行量过多,持续贬值,这使明廷稳定币值的调控政策收效甚微。持续扩张的财政规模使宝钞由稳值货币变为名义货币,财政和市场支付系统的二元分化严重影响了官府对实物资源的支配能力。明中后期,财政体制逐渐走向货币化,货币制度由宝钞本位转向银钱并行。随着明廷逐渐减少宝钞在财政支付系统的流通,财政和市场领域物价分化的趋势得以遏制。财政货币化使明廷直接调集物资资源的能力大幅下降,通过市场调集物资资源的路径愈加重要。明廷通过调整货币在财政领域的流通范畴、修订货币律法、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平抑物价,使官府发行的铜钱和市场供应的白银间保持相对稳定的比价,进而保障了官府对物资资源的支配能力。明廷采取货币调控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保持币值的稳定,直接目的是保持物价的稳定。为了满足不断扩张的财政支出,明廷需要在稳定物价的基础上增加货币财政收入,这一过程只有在币值稳定的货币体系下才有实现的可能和意义。从短期角度来看,明代货币调控政策在财政流通领域基本实现了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增加了货币财政收入。然而在市场流通领域,宝钞贬值的趋势使明廷难以在宝钞本位制下保持物价的稳定,这促使明廷改革货币制度。从长期角度来看,货币制度的变革表明明廷更为关注稳定物价而非稳定币值。这与货币调控政策的根本目的并不冲突,只有在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下,货币在财政和市场支付系统内才能保持币值稳定,而非引致财政和市场流通领域的二元对立,削弱官府的财政能力。明代货币调控政策的路径既包含货币领域,也包含财政领域和法律领域。货币调控的直接方式是调节货币的供应量、币值、比价,间接方式是调节货币行用的财政范畴和比例,修订货币相关律法只是保障货币市场正常运行的辅助手段。从明代米价资料角度来看,明廷常用的货币调控路径是调整货币的支纳范畴和比例,其次则是对货币领域的调控,最后形成律令或条例的调控方式较少。明代货币调控政策具有层级性、季节性和地域性,财政导向的影响较市场导向更大。在层级性方面,明代货币调控政策更关注高层流通层级,以对白银的调控最为频繁。在季节性方面,货币调控政策更为关注征纳税粮的夏秋两季,明前期主要是夏季,中后期虽各季节的货币调控政策分布频次较为平均,但仍以夏秋季节频次最高。在地域性方面,货币调控政策更为关注保障财政税入征解的关键地区,南方漕粮区和大运河沿线区的货币调控分布频次最高,尤以南、北直隶地区的货币调控频次为最。
姚远[10]（2019）在《RH农场全面预算管理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全面预算管理如今已成为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管理企业的一种重要方法。国有农场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类型,是农业发展的推动力量。国有农场要想在长期经营发展中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就必须要学习科学合理的企业运营管理方式,而全面预算管理就是其中具有重要作用的一个环节。黑龙江省国有农场如今面临着企业制改革,削减社会管理职能,规范各项企业制度,农场内部管理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全面预算管理在应用过程中还是存在许多问题。本文采用理论研究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在理论研究方面,运用了文献研究法,通过研读关于全面预算管理的相关国内外文献,整理了其中一些文献的重要观点和内容,并对文献进行了述评;之后分别梳理了国有农场和全面预算管理的相关概念,及平衡计分卡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和马斯洛需求理论。在案例研究方面,运用了案例分析法、实地调研法和层次分析法,首先,本文介绍了RH农场的概况与组织架构,其次,深入调研并结合RH农场全面预算管理的目标制定、编制、执行、控制、考评等方面的实施现状,分析RH农场实施全面预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接着,通过与RH农场相关管理人员实地沟通商讨,因地制宜的设计出优化方案,尤其构建了RH农场基于平衡计分卡的新的全面预算管理考评体系。最后,分析了优化设计的预期应用效果,包括实施保障措施和预期效果,以此来促进RH农场更好的经营管理与发展。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RH农场通过实施优化后的全面预算管理设计,可以弥补之前预算管理模式的不足,优化其全面预算管理管理工作,提升资金管理水平,提高RH农场的经营管理能力,增强RH农场在农垦企业中的竞争力,促进RH农场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也为我国国有农场企业提供了一种创新型的预算管理模式。
二、对“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重新认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重新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1）“量入以为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理财原则（论文提纲范文）
| 一、《王制》“量入以为出”条文意释解和思想内涵 |
| 二、《王制》可以作为周人活动的证据吗? |
| 三、西周时期国家理财观念的形成与体制建构 |
| 四、为什么是“三十年之通” |
| 五、治国理财的实践检验和政策比较 |
| 六、“量入以为出”的思想史意义 |
| 七、结论 |
（2）“量入为出”财政观的打破与晚清国债体制初创（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古代的“量入为出”财政观 |
| 二、近代财政收支平衡的打破与新债务观的萌发 |
| 三、晚清政府债务举借的前期及其中存在的问题 |
| 四、晚清政府债务举借后期及近代国债体制的初创 |
| 五、结语 |
（3）国家治理视域下预算监督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价值 |
| 二、 研究现状及其评析 |
| （一） 国外相关研究 |
| （二） 国内相关研究 |
| （三） 对现行研究的评析 |
| 三、 研究进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进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 本文的难点和创新点 |
| （一） 本文难点 |
| （二） 创新点 |
| 第一章 预算与预算监督制度概述 |
| 第一节 预算监督的一般理论 |
| 一、 预算的内涵和特征 |
| （一） 预算来源 |
| （二） 预算监督的广义内涵 |
| （三） 预算特征 |
| 二、 预算监督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 |
| （一） 形成过程 |
| （二） 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我国三种预算监督制度的比较 |
| 一、 理论基础不同 |
| (一) 投入导向型预算监督模式的理论基础：传统行政理论 |
| (二) 绩效导向型预算监督模式的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理论 |
| 二、 预算监督能力不同 |
| (一) 预算监督主体的不同 |
| (二) 审查监督时间的不同 |
| 三、 预算监督权力不同 |
| (一) 预算修正案提交权力的不同 |
| (二) 预算监督和审议后，审议结果的效力不同 |
| (三) 预算监督的范围和详略不同 |
| 四、 预算监督的方法、方式不同 |
| (一) 立法情况的不同 |
| (二) 报告情况不同 |
| (三) 人大利用审计机关的力度和范围不同 |
| (四) 信息公开程度不同 |
| (五) 表决方式不同 |
| (六) 初审和正式审查的做法不同 |
| 第三节 预算监督制度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
| 一、 预算监督的基本原则体现效率与公平理念 |
| 二、 预算监督的程序性控制要求民主与法治理念 |
| 三、 预算监督权力配置必须保障纳税人的权利 |
| 第二章 预算监督法治化和国家治理关系探讨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的一般理论 |
| 一、 国家治理的内涵 |
| 二、 “依法治国”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 |
| 三、 治理理论的理论发展评析 |
| （一） 从统治走向治理 |
| （二） 从治理走向善治 |
| （三） 从善治走向法治，升级版为良法善治 |
| 第二节 预算监督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
| 一、 预算监督与国家治理的相互影响性 |
| （一） 共同价值诉求 |
| （二） 互联体系构成 |
| （三） 特质形态共生 |
| （四） 互促功能实现 |
| 二、 预算监督与国家治理的价值诉求性 |
| （一） 预算监督直接塑造了国家治理的基本规范 |
| （二） 预算监督贯穿公共政策全过程 |
| 三、 预算监督与国家治理的民主法治性 |
| （一） 预算民主是民主政治的构成部分 |
| （二） 预算法治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
| 第三节 预算监督制度改革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 |
| 一、 预算监督制度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性 |
| 二、 预算监督制度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 |
| 三、 预算监督制度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可行性 |
| 第四节 预算监督制度改革对国家治理构建的挑战与回应 |
| 一、 调整政策供给路径 |
| 二、 平衡审查监督维度 |
| 三、 拓展改革所需信息支撑 |
| 四、 增强主体自身改革动能 |
| 第三章 国家治理视域下预算监督法治化的困境与问题 |
| 第一节 预算监督法治化的现实困境 |
| 一、 问责权利意识欠缺 |
| （一） 公众缺乏权责意识 |
| （二） 缺乏公众责任意识 |
| 二、 缺乏相关法律支撑 |
| 三、 预算透明度低 |
| 四、 责任权力边界不清 |
| 五、 制度漏洞制约问责 |
| （一） 自由裁量权的制度缺陷 |
| （二） 人大在预算审查、调整与决算中的制度缺陷 |
| 第二节 权力机关在预算监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预算监督立法存在缺陷 |
| 二、 人大预算监督机制不完善 |
| 三、 预算执行缺乏公开性、透明性 |
| 四、 预算审计制度设计不合理 |
| 第三节 社会监督在预算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公民预算知情权问题 |
| （一） 法律保障的缺位 |
| （二） 机制保障的缺失 |
| 二、 公民预算监督权问题 |
| 三、 公民预算决策参与权问题 |
| （一） 缺乏制度性的法律依据 |
| （二） 参与层次偏低，参与领域狭窄 |
| （三） 预算编制粗陋，预算参与困难 |
| （四） 被动参与多，参与能力有限 |
| （五） 缺乏对公民预算参与权的救济途径。 |
| 第四章 国家治理视阈下预算监督治理转型的体现与实现 |
| 第一节 预算监督治理在我国的实现与实践的梳理 |
| 第二节 预算治理的定位与定性 |
| 一、 预算共治 |
| 二、 预算法治 |
| 三、 预算善治 |
| 四、 预算效治 |
| 第三节 预算治理的方向和导向 |
| 一、 强化预算约束治理 |
| 二、 细化预算运行治理 |
| 三、 优化预算绩效治理 |
| 四、 深化预算监督治理 |
| 五、 硬化预算问责治理 |
| 第五章 我国预算监督制度改革的法治化进路 |
| 第一节 预算监督制度改革一：加强党的预算监督 |
| 一、 加强党的预算监督主体作用 |
| 二、 强化党对预算监督的保障力度 |
| （一） 实行监督公开制度 |
| （二） 实行监督反馈处理制度 |
| （三） 实行监督问责制 |
| 三、 拓展党对预算监督的方法和手段 |
| 第二节 预算监督制度改革二：加强预算监督信息公开化 |
| 一、 提高预算公开透明度 |
| （一） 建立公开透明预算信息披露制度 |
| （二） 构建政府财务报告体系 |
| （三） 创新预算信息公开渠道 |
| 二、 政府预算透明化、公开化 |
| （一） 预算公开的时间和频度 |
| （二） 预算公开的程序和内容 |
| （三） 预算公开的方式 |
| 三、 公民预算知情权的法律保障 |
| 第三节 预算监督制度改革三：合理配置预算监督权 |
| 一、 公民预算监督权的法律保障 |
| （一） 纳税人诉讼的主体资格问题 |
| （二） 纳税人诉讼的受案范围 |
| （三） 纳税人诉讼中的程序问题 |
| 二、 平衡预算监督决策权力之间的关系 |
| 三、 合理协调人大与党委、政府之间的关系 |
| （一） 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 （二） 正确处理党委、政府与人大的关系 |
| 四、 修正预算进度制定过程中的监督权 |
| 第四节 预算监督制度改革四：加强预算法律监督程序 |
| 一、 加强人大参与预算过程监督的立法工作 |
| 二、 强化预算监督制度执行法律效力 |
| 三、 加强人大自身能力建设提高监督实效 |
| 四、 扩大公众参与预算监督制度范围 |
| （一） 公众参与的合法性是预算民主化的基础 |
| （二） 预算参与的模式 |
| （三） 对我国参与预算改革的建议 |
| 五、 建立政府财政绩效评价机制，加大预算监督约束力度 |
| 第五节 预算监督制度改革五：完善预算监督实现路径 |
| 一、 认清减税降费的内在逻辑：以支定收 |
| 二、 厘清预算监督的内在逻辑：量入为出 |
| 三、 以减税降费为契机促进预算监督权的有效行使 |
| （一） 认真对待权力：预算与法治异曲同工 |
| （二） 把权力关进笼子：预算与监督殊途同归 |
| （三） 重塑预算监督：“减税”与“监税”不谋而合 |
| 四、 减税降费背景下预算监督制度改革的实现路径 |
| （一） 健全政治化监督路径 |
| （二） 强化法治化监督路径 |
| （三） 推进社会化监督路径 |
| （四） 建构司法化监督路径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一、 作者简介 |
| 二、 科研成果 |
| 后记 |
（4）清末新政时期清廷试办国家预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财政通史类研究 |
| 1.2.2 清末新政时期财政改革整体研究 |
| 1.2.3 清末新政时期国家预算专题研究 |
| 1.3 相关界定 |
| 1.3.1 概念界定 |
| 1.3.2 时间界定 |
| 第二章 新政时期试办国家预算的背景 |
| 2.1 中国历史上的“国家预算” |
| 2.1.1 唐代早期及之前的“国家预算” |
| 2.1.2 中晚唐至清代的“会计录” |
| 2.1.3 “量入为出”财政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
| 2.2 财政近代化的开端 |
| 2.2.1 近代性质财政款目的出现 |
| 2.2.2 财政收支结构的逐步近代化 |
| 2.2.3 近代地方财政的发轫 |
| 2.3 西方近代预算的传入与早期实践 |
| 2.3.1 西方近代预算的产生与发展 |
| 2.3.2 近代预算知识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
| 2.3.3 近代预算在各省的早期尝试 |
| 2.4 试办预算的紧迫性 |
| 2.4.1 庚子国难后集权与筹款之需 |
| 2.4.2 宪政筹备清单中的赶办要项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新政时期试办预算前相关筹备工作 |
| 3.1 财政管理机构改革 |
| 3.1.1 中央财政管理机构改革 |
| 3.1.2 地方财政管理机构改革 |
| 3.2 调查统计各省财政状况 |
| 3.2.1 宪政编查馆主导下的财政调查统计 |
| 3.2.2 奏定调查财政条款后的进展 |
| 3.3 财政领域的清理整顿 |
| 3.3.1 奏颁清理财政章程 |
| 3.3.2 普设专局与派驻财政监理官 |
| 3.3.3 财政清理的艰难推进 |
| 3.4 货币金融领域改革 |
| 3.4.1 改革前币制之混乱 |
| 3.4.2 币制金融改革措施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宣统三年、四年试办国家预算 |
| 4.1 宣统三年预算案始末 |
| 4.1.1 奏颁预算相关章程 |
| 4.1.2 造报与议决预算 |
| 4.2 宣统四年预算的编制与上报 |
| 4.2.1 相关预算章程的编订 |
| 4.2.2 预算造报情形 |
| 4.3 宣统三年、四年预算比较 |
| 4.3.1 预算章程的改进 |
| 4.3.2 预算总表的比较分析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主要执行机构态度与各利益主体间矛盾斗争 |
| 5.1 主要执行机构态度 |
| 5.1.1 部院态度—以陆军部为例 |
| 5.1.2 各省督抚的应对之策 |
| 5.2 各利益主体间矛盾斗争之一斑 |
| 5.2.1 朝中亲贵间的博弈 |
| 5.2.2 财政监理官与言官等的矛盾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新政时期试办预算的成效、局限及启示 |
| 6.1 试办预算的主要成效 |
| 6.1.1 财政经济方面成果 |
| 6.1.2 法律章程方面成果 |
| 6.2 试办预算的局限与启示 |
| 6.2.1 试办预算的局限性 |
| 6.2.2 试办预算的启示 |
| 6.3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6）预算控制下地方债务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难点 |
| 2 预算控制及对地方债务的法律规制 |
| 2.1 预算控制的基本理论 |
| 2.1.1 预算控制的基本内涵 |
| 2.1.2 实行预算控制的必要性 |
| 2.2 地方债务的立法现状 |
| 2.3 预算控制约束地方债务的立法目的 |
| 2.4 预算控制下地方举债的基本要求 |
| 3 地方债务与预算控制相悖的法律问题及原因 |
| 3.1 地方债务的现状 |
| 3.1.1 地方债的发展演变 |
| 3.1.2 对“地方存量债务置换”的质疑 |
| 3.2 与预算控制相悖的法律问题 |
| 3.2.1 地方人大未充分行使预算审查监督权 |
| 3.2.2 违反量入为出原则违规举债严重 |
| 3.2.3 地方举债预算控制不力 |
| 3.2.4 肆意变相违规举债突出 |
| 3.3 导致与预算控制相悖的法律原因 |
| 3.3.1 地方人大的举债监管规定不完备 |
| 3.3.2 以偿债能力为发债基准尚未法定化 |
| 3.3.3 地方举债预算控制机制虚化严重 |
| 3.3.4 违规举债的监管与问责力度过轻 |
| 4 域外地方债务预算控制的立法实践与借鉴 |
| 4.1 域外地方债务预算控制的立法实践 |
| 4.1.1 事前防范:举债预算控制机制 |
| 4.1.2 事后管理:过度负债的监管与惩处机制 |
| 4.2 域外地方债务预算控制的经验借鉴 |
| 5 完善地方债务规制的法律建议 |
| 5.1 充分落实地方人大预算审查监督权 |
| 5.2 将偿债能力作为发债基准法定化 |
| 5.3 强化预算法律的债务控制机制 |
| 5.3.1 强化地方举债预算硬约束 |
| 5.3.2 健全预算控制导向的举债程序 |
| 5.3.3 拓宽债务收支的预算管理 |
| 5.3.4 强化偿债准备资金储备 |
| 5.4 完善地方举债监管与问责法律机制 |
| 5.4.1 完善地方举债监管机制 |
| 5.4.2 强化违规举债问责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7）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与评析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评析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论文创新之处 |
| 1.4.2 论文研究不足 |
| 第2章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和辨析 |
| 2.1.1 地方政府债务的界定 |
| 2.1.2 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辨析 |
| 2.1.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界定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产品和代际公平理论 |
| 2.2.2 基于组织学视角的府际权力关系理论 |
| 2.2.3 区域经济竞争理论 |
| 2.2.4 或有权益方法 |
| 2.2.5 投资组合风险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发展现状与问题 |
| 3.1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发展历程 |
| 3.1.1 地方政府债务起步阶段(1949-1958年) |
| 3.1.2 地方政府债务停滞阶段(1959-1978年) |
| 3.1.3 地方政府债务恢复阶段(1979-1993年) |
| 3.1.4 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模式积极探索阶段(1994-2007年) |
| 3.1.5 地方政府债务加速发展阶段(2008至今) |
| 3.2 地方政府债务现状 |
| 3.2.1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及增长率 |
| 3.2.2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层级结构 |
| 3.2.3 地方政府债务举债主体 |
| 3.2.4 地方政府债务资金来源 |
| 3.2.5 地方政府债务资金投向 |
| 3.3 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中存在的问题 |
| 3.3.1 债务规模扩张速度过快,财政稳定性受到威胁 |
| 3.3.2 债务负担过重,政府和私人部门承受能力相对不足 |
| 3.3.3 基础设施投资过剩,债务资金回报率持续下降 |
| 3.3.4 债务期限配置不合理,利息支付压力增大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量化测算与评估 |
| 4.1 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分析 |
| 4.1.1 我国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框架构建 |
| 4.1.2 我国地方政府资产负债状况 |
| 4.2 基于或有权益方法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 |
| 4.2.1 或有权益方法的理论推导和模型构建 |
| 4.2.2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测算 |
| 4.2.3 债务风险评估结论 |
| 4.3 基于投资组合风险分析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 |
| 4.3.1 投资组合风险分析的基本思想 |
| 4.3.2 投资组合风险的定义和测算指标 |
| 4.3.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测算 |
| 4.3.4 债务风险评估结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
| 5.1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机理分析:“地方政府-投资者”理论分析框架 |
| 5.1.1 模型设定和前提假设 |
| 5.1.2 区域竞争中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 5.1.3 引入晋升激励的地方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 5.1.4 理论模型分析结果的进一步阐释 |
| 5.2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机理分析的实证检验 |
| 5.2.1 计量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
| 5.2.4 计量回归结果 |
| 5.2.5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国际经验 |
| 6.1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事前约束 |
| 6.1.1 地方政府借债的规则和程序 |
| 6.1.2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 |
| 6.2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事后处置 |
| 6.2.1 地方政府破产程序的法律定义 |
| 6.2.2 地方政府债务重组 |
| 6.2.3 地方政府财政调整 |
| 6.3 地方政府债券市场 |
| 6.3.1 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发展概览 |
| 6.3.2 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监管 |
| 6.4 地方政府信用评级 |
| 6.4.1 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的组成要素 |
| 6.4.2 主要评级机构对于地方政府信用的评级程序 |
| 6.4.3 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方法的变化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防范和化解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对策建议 |
| 7.1 改进地方官员绩效考核机制,强化地方政府自我偿债激励 |
| 7.2 建立地方政府债务会计系统,完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披露 |
| 7.3 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体系 |
| 7.4 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 |
| 7.5 优化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制度 |
| 7.6 推动地方政府信用评级市场发展 |
| 7.7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减税、减负与预算法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 一、背景与问题:减税、减负及其法治化路径转换 |
| 二、预算法实施中的税收效应:来自支出面的减税制约因素 |
| (一) 税收征收的刚性约束 |
| (二) 税收规模的适度性衡量 |
| (三) 税收使用的有效性评价 |
| (四) 小结:预算法法权构造与税收效应的逻辑理路 |
| 三、预算法税收征收效应的调适———预算权力与税收调控权力的兼容协调 |
| 四、预算法税收规模效应的调适———预算权力与预算权利的二元构造 |
| 五、预算法税收使用效应的调适———预算权力放权激励与问责约束的机制匹配 |
| 结语 |
（9）明代货币调控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 |
| (一)货币制度变革与调控 |
|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
| (三)钞锭与银锭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学术回顾 |
| (一)明代整体性货币史研究 |
| (二)明代货币政策研究 |
| (三)明代货币制度研究 |
| (四)明代货币类型研究 |
| (五)明代商业观研究 |
| (六)研究趋势 |
| 四、理论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理论 |
| (二)方法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明代多元货币体系 |
| 一、货币流通形态 |
| (一)明代法定通货 |
| (二)明代商品货币 |
| 二、货币管理机构 |
| (一)货币发行机构 |
| (二)货币收贮机构 |
| (三)货币调控机构 |
| 三、货币流通层级 |
| (一)财政与市场支付系统 |
| (二)高层与基层流通区域 |
| (三)季节性的回流与储备 |
| 第二章 明代货币调控缘由 |
| 一、平抑物价 |
| (一)平抑物价的政策渊源 |
| (二)公私俱困的米粮储备 |
| (三)因事而设的货币政策 |
| 二、平衡收支 |
| (一)平衡收支的策略源流 |
| (二)收不抵支的财政趋势 |
| (三)平衡收支的货币政策 |
| 三、不经之费 |
| (一)定额度支的财政模式 |
| (二)内库营收的货币政策 |
| 第三章 明代货币调控路径 |
| 一、货币政策 |
| (一)调控货币供应量 |
| (二)稳定货币的币值 |
| (三)调控货币的比价 |
| 二、财政政策 |
| (一)调整货币征收范畴 |
| (二)调整货币征纳比例 |
| 三、法律规范 |
| (一)调整货币立法范畴 |
| (二)调整货币犯罪量刑 |
| 第四章 明代货币调控实践 |
| 一、明代币值的米价指标 |
| (一)米价指标的理论 |
| (二)米价数据的来源 |
| (三)米价检验与修正 |
| 二、官私支付系统的米价 |
| (一)财政支付系统米价 |
| (二)市场支付系统米价 |
| (三)货币调控的二元性 |
| 三、地域和季节的米价差 |
| (一)地域间米价和货币调控 |
| (二)季节性米价与货币调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RH农场全面预算管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国外研究动态 |
| 2.国内研究动态 |
| 3.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图 |
| 1.研究思路 |
| 2.技术路线图 |
| (五)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与不足 |
| 1.创新点 |
| 2.不足 |
| 二、相关概念与理论依据 |
| (一)相关概念 |
| 1.国有农场 |
| 2.全面预算管理 |
| (二)理论依据 |
| 1.平衡计分卡理论 |
| 2.战略管理理论 |
| 3.马斯洛需求理论 |
| 三、RH农场全面预算管理实施现状 |
| (一)RH农场概况 |
| 1.RH农场简介 |
| 2.RH农场组织结构及人员配备 |
| (二)RH农场全面预算管理实施现状 |
| 1.全面预算管理组织架构及主要职责 |
| 2.全面预算管理目标的制定 |
| 3.全面预算管理的编制 |
| 4.全面预算管理的执行 |
| 5.全面预算管理的控制 |
| 6.全面预算管理的调整 |
| 7.全面预算管理的考核与分析 |
| (三)RH农场目前全面预算管理模式 |
| 四、RH农场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RH农场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 |
| 1.全面预算管理的意识薄弱 |
| 2.预算目标与发展战略目标脱节 |
| 3.预算编制弹性不足 |
| 4.预算外支出时有发生 |
| 5.预算控制流于形式 |
| 6.预算执行的反馈调整不及时 |
| 7.预算考核激励不足 |
| (二)RH农场全面预算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1.RH农场缺乏全面预算管理的基础环境 |
| 2.预算目标缺乏战略导向 |
| 3.预算编制方法落后 |
| 4.预算执行刚性不足 |
| 5.RH农场财务监督难度大 |
| 6.信息化程度不高 |
| 7.预算考核体系不健全 |
| 五、RH农场全面预算管理的优化设计 |
| (一)优化设计整体框架与实施目标 |
| 1.整体框架 |
| 2.实施目标 |
| (二)全面预算管理基础环境的优化设计 |
| 1.提高管理层重视程度 |
| 2.建立全员参与预算管理机制 |
| 3.健全预算组织体系 |
| (三)预算目标的优化设计 |
| 1.实行基于战略的预算管理模式 |
| 2.制定基于战略的预算管理目标 |
| 3.引入平衡计分卡科学分解目标 |
| (四)预算编制的优化设计 |
| 1.实现多元化编制方法 |
| 2.完善预算编制“上下结合”流程 |
| (五)预算执行的优化设计 |
| 1.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 |
| 2.强化预算管理制度刚性约束 |
| 3.严格监督预算执行情况 |
| (六)预算控制的优化设计 |
| 1.完善预算管理与内部控制制约机制 |
| 2.推行财务办事公开化制度 |
| 3.预算审批控制设计 |
| (七)预算调整的优化设计 |
| 1.加强预算信息化建设 |
| 2.切实有效加强各部门沟通 |
| 3.按比例预留备用金 |
| (八)预算考评的优化设计 |
| 1.基于平衡计分卡完善预算考评指标体系 |
| 2.考评与激励机制相挂钩 |
| (九)本章小结 |
| 六、RH农场全面预算管理优化设计的预期效果 |
| (一)保障措施 |
| 1.加强预算编制人员的培训 |
| 2.定期开预算会 |
| 3.及时修正预算制度 |
| (二)预期效果 |
| 1.优化全面预算管理工作 |
| 2.资金管理水平显着提高 |
| 3.降低RH农场经营风险 |
| 4.内部控制得到加强 |
| 七、结论与展望 |
| (一)结论 |
| (二)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附录6 |
| 附录7 |
| 附录8 |
| 附录9 |
| 附录10 |
| 附录11 |
| 附录12 |
| 附录13 |
| 附录14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四、对“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重新认识（论文参考文献）
- [1]“量入以为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理财原则[J]. 李炜光,张晓凯. 学术界, 2021(04)
- [2]“量入为出”财政观的打破与晚清国债体制初创[J]. 杨宇勃. 江西社会科学, 2020(09)
- [3]国家治理视域下预算监督法治化研究[D]. 蒋武鹏. 吉林大学, 2020(08)
- [4]清末新政时期清廷试办国家预算研究[D]. 蔡毅. 河北大学, 2020(08)
- [5]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6]预算控制下地方债务法律规制研究[D]. 涂德先. 暨南大学, 2019(02)
- [7]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D]. 杨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 [8]减税、减负与预算法变革[J]. 陈治. 中国法学, 2019(03)
- [9]明代货币调控政策研究[D]. 佟远鹏. 河南大学, 2019(01)
- [10]RH农场全面预算管理问题研究[D]. 姚远. 佳木斯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