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龙文化”与刘邦的“造神”依据(论文文献综述)
彭丹[1](2021)在《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虽然阳明学和道统论分别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然而阳明学道统思想的研究一直以来却较为薄弱。固然从整体来看阳明学的确少谈“道统”一词,但阳明学者的道统意识却又十分强烈,具有道统意蕴的论述也十分丰富。本文紧紧围绕本质性与历史性两个道统论的关键维度,通过对不同类型道统思想的细致分析,以期勾勒出阳明学道统思想的整体面貌。第一章总体讨论阳明学道统思想的由来、表现形式和发展轨迹。朱子学以凸显精神文化意蕴的道学来理解道统,阳明学继承了这一立场。不过在具体表述上,从阳明而下,阳明学者较多使用宗、脉这两个概念来表达自我的道统关切。其中,宗偏向本质型维度而脉偏向历史性维度。由所宗不同,阳明学可以分为以良知、仁、身、性概念为中心的四个道统思想类型,其中以致良知为宗和以求仁为宗是两种前后相继的主要类型。在以道学理解道统之外,基于对实际治理秩序的强调,随后晚明阳明学又出现了治、学二分,以治统摄学统的道统思想新局。第二章主要论阳明学对“十六字心传”的理解。“十六字心传”是朱子学道统思想的中心论点。阳明在朱子理学道统论的背景下,早期以源于“十六字心传”的心学为主旨论述道统,阳明后学不论具体立场为何,都不否认圣学为心学的基本观点。就道心人心的关系而言,阳明和大部分后学都持心即理的观点,对道心人心坚持一种天理人欲的对立理解;少数后学则将道心人心视为一种非一非二的体用关系。不过虽然立论各异,阳明学者都能将道心把握为主体性价值的内在根源,这就和朱子学的理解区隔开来。阳明学者也多有将中视为圣学之宗的提法。总体来说,“十六字心传”在阳明学道统思想中处于一个既重要又缺少独立性的位置,可以在总体上确定阳明学的道统思想是一种心学道统论,但不能以此判定各学者道统思想的具体意涵。第三章专论阳明学中以良知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阳明起初以心学衡定圣学,在自身良知学成熟以后,便大肆宣讲良知学,以良知为中心定位圣学。阳明道统谱系的突出特点是推重颜子和周、程二子。阳明的大多数一传弟子接踵继武。浙中王门一传侧重揭示在中之体,江右王门一传关注工夫,归寂派王门一传偏重寂、静等观念,他们以良知学为核心各有侧重地建立各自的道统论述。良知学的道统地位在阳明从祀时达到了高峰。但是阳明二传弟子以后,除了一些浙中王畿后学以外,鲜少有以良知为中心而建立道统论述者。随着良知学权威的下降,良知道统论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第四章考察阳明学中以仁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阳明在致良知之外,也特别重视一体之仁并在晚年大力提倡,但始终没有完全将其提至道统论述的层面。蒋信以万物一体为宗,在阳明弟子中独树一帜。在他们的影响下,以仁为宗的道统思想在二传以后弟子中得到了张扬。江右王门二传仁、心并重,浙中王门二传大力渲染仁体的宇宙意义,黔中王门注意发挥仁体合内外寂感的本质,天台一系的学者建立万物一体之仁的道统历史铺陈,泰州后学颜钧、何心隐则在道统中直接孔仁。这些学者的道统论述与致良知为宗者的不同就在于以求合内外的仁为旨归并以此来定义心体,在谱系上以仁学为中心而回归孔孟。此外,以修身为宗旨的道统思想将身体性作为道德实践的根本,宗性的道统思想以性为首出的观念,此二种道统思想可以视为仁学道统思想的同调。第五章讨论晚明阳明学道统思想的新局。阳明后学中主张三教合一论者有一种平视三教的正统主张,不特别标榜道传的儒家系谱,这以李贽、焦竑二人为代表。而更多的三传以后弟子以治、学两条线索组织道统论,治之统系虽以学为根本,却将学之统系兼摄。江右王门胡直后学邹元标、郭子章并列治、学两条谱系;浙中王门陶望龄的道统论也有着道事合一和道不即事的两条线索;泰州罗汝芳更是推尊明太祖,以孔孟之学佐唐虞之统的最早代表。在这几者之外,泰州后学杨复所与管东溟的道统理论,在鲜明地以治摄学的同时又融摄三教,将“道统”包含广大社会政治伦理秩序建立的意蕴表露的更为显豁。这样,代表治统的明太祖获得了超然的道统地位,道统中实际秩序治理的内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但这也造就了道统被治统融合的风险。本文第六章观察阳明学的传道观与传道实践,这是从较为现实和对阳明学者自身较近的时间点中发见道统思想的特点。阳明学者通常都有着较为鲜明的任道意识,有的学者对道的承担意识还特别强烈。阳明学者的传道观有着丰富多样的内涵,既受到禅宗传灯观念和宗族观念的深刻影响,又蕴含着道的普遍存在和独断承担这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阳明后学对于孰为阳明后之正传意见分歧不一,主要有以江右、浙中、泰州三种看法,这表现了阳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地走向分化。和一般认为不同,总体上阳明学的传道实践并不非常普遍,只在浙中和泰州王门的若干人物中有所表现。最后余论论述本文的分析对理解阳明学历史发展逻辑和建设当代道统理论两个方面的启示。对道统思想史的阐释可以观察出阳明学与晚明学术发展的某些趋势与特点;而传统儒学本身要求道治合一的内在结构特质也值得当代道统建构论者深思。
于海龙[2](2020)在《秦朝亡国谶言传播及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秦朝亡国谶言是秦朝末年反秦者使用的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舆论宣传工具。秦朝亡国谶言的传播与秦政权走向灭亡之间具有重要关联。历史事实从反面证明,若不能及时、合理地应对不利言论,则有可能“一言成谶”,对国家发展、社会稳定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论文针对秦朝亡国谶言产生与传播的特定史实进行具体分析,在对比秦汉社会舆论处理方式的基础上,为如何应对不利于国家发展的言论进行了思考。绪论部分主要论述选题的学术背景与研究意义,对“秦朝亡国谶言”进行界定,描述相关研究成果,对研究思路与方法做出说明。第一章对秦朝亡国谶言传播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在阅读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论文对秦朝亡国谶言传播背后的政治背景、文化背景、阶级背景进行了分析,主要研究秦朝统治政策、文化政策、官吏队伍对亡国谶言传播的影响。第二章主要对秦朝亡国谶言的传播内容进行分析。利用文献分析法,以《史记》等史料为研究文本,对符合概念界定的秦朝亡国谶言内容进行了列举,将谶言分为诅咒、造神、模糊三大类型,并对不同类型谶言的特征进行分析。第三章对秦朝亡国谶言的群体传播渠道进行挖掘。秦朝亡国谶言传播中存在多个群体传播渠道:战国时期其余六国贵族这类反秦者渠道;儒家群体渠道;被秦朝统治政策压迫的豪富群体渠道;秦官方渠道。第四章主要对秦朝亡国谶言传播的影响进行分析。秦统治者的错误应对扩大了谶言传播的影响,陈胜等人利用秦朝亡国谶言从事反秦活动,民间力量最终也转投反秦者的怀抱。论文采用个案研究方法,选取有关刘邦的秦朝亡国谶言进行研究,对其如何影响刘邦的反秦行为,为刘邦提供实质帮助进行分析。同时,结合秦朝之后的谶言传播情况,分析了秦朝亡国谶言对后世谶言形式的影响。第五章是对秦朝亡国谶言传播的启示进行分析。主要包含汉代的社会舆论处理方式和可供当代借鉴的经验。汉朝在时间和制度上与秦朝有着密切联系,论文对汉朝的相关政策进行深入发掘,列举了汉朝不同于秦朝的社会舆论处理措施。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总结出对现代社会舆论引导有价值的启示。秦汉的不同命运说明只有重视社会舆论,并采取合理的应对方式,才能实现对舆论的有效引导,降低舆论发酵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在以上基础上,论文提出增强民众国家认同的观点,认为发挥媒体的作用,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有利于塑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可从根本上减少不利于社会发展的舆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媒介手段如何进步,类似秦朝亡国谶言这样的社会舆论出现都不可避免。这些不利于社会发展的舆论在内容、形式、传播手段上会有所改变,内在核心却不会变,总会试图用语言等手段对社会、国家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以史为鉴,了解秦朝亡国谶言传播的具体情况,有利于政府对社会舆论传播有清晰的把握,从而提高应对、引导措施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常钰[3](2021)在《纬书天子观探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先秦乃奠基时期,伴随着秦汉大一统,结束百家争鸣定一尊,尤以汉为代表。汉代儒家以经学为体系,与各派交杂,发展出一套具有时代特色的天人之学。谶纬作为一种迷信的社会思潮,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不仅在民间广为流传,也曾被王莽、刘秀所青睐。谶纬的作用有二,一方面被用来巩固统治,挽救危机,论证其统治合法性,当然,这个作用发挥的远没有后者强烈。另一方面被用来当做谋位篡权的工具,体现了其反抗思潮特征,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谶纬表面充斥着神话与神秘性,实质却是以政治为中心,以天子观为工具,维护封建统治。纬书中存在着对天子全方位的论述,从天子的降生和到谁身上以及如何行使手中特权,因而天子观的问题也就论证了统治的合法性,谶纬正是要掌握这个统治的话语权。正是由于此纬书中充斥着大量编造的政治神话,将神、自然、天、人合为一体化。在这个过程中,对君主的美化也处于圣化和神化并存阶段。谶纬作为一种舆论表达方式,将迷信与政治信仰顺畅的融为一体。先是加强了人们对天的崇拜,再一次的将天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又借助天威和天人感应来宣扬帝王的神圣。推天及人是惯用手法。天论与天人关系是纬书政治神话的理论基础,谶纬体系的搭建离不开天人合一的思想。天是百神之首,天通过阴阳之气与人相感应,同时将天道德化、人格化,天亦有喜怒哀乐,人与之同感。但是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可以直接与天沟通,这个关系中的核心就是“天子”,也就是人间的君主。天会受命有德之君,往往以符瑞作为征兆,天赐生命予万民,万民皆由天子养育。天赋予天子治理万民的特权,天子因此成为可以沟通神与人的特殊中介。万民蒙昧无知,所以是天子来实行礼乐教化,从而才有的天下太平,如果君主失德,那么就会出现天谴作为报应。编撰谶纬的经师们以王权专制制度的核心,也就是皇帝,来展开比附,围绕经义,通过授命、符瑞、星象五行灾异说等体现出来,对天子的降生、权力的来源、内容和权力的制约加以描述,同时寄托了这些儒家经师们美好的社会政治理想,把他们期望实现的清平政治都糅进了谶纬之中,所有的美好都是施教化行礼乐的结果,都是有德的结果,对于当时两汉之际频繁的变动,所有的异象都是天在发威,警告君主,否则天命就会发生转移,另择其人。也就是从这个环节开始,谶纬的灵活性由此展现,恰好是夺权者需要之处,这种天命道德观是纬书政治神话中的基本要素,是说明政权转移的核心所在,王莽篡汉就是在这种背景和思潮中完成的。加之官学吸纳大量太学生,太学生量多则生患,为了参与政权谋求政治仕途,利用统治者迷信的特点,与方士相结合,引经论世,批判社会,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这个过程又是极为复杂的,由原来自发的一种文化形式转变成一种有目的的政治斗争形式,成为政权夺利的工具,蒙骗民众,达成野心,谶纬的伪造性也由此可见一斑。总而言之,不同于正统的革命论,谶纬的天子观显然是一个极端表现,是维护和夺取政权的有利舆论工具,对于君主统治合法性的问题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解释图示,让统治者对它既需要又不得不远离,它的难以控制也最终使得它遭受了禁绝的命运。但同时谶纬又是一个历史、文化资源极为丰厚的思想宝库,虽最终因难以控制而被禁绝,但仍对当时以及后来的魏晋玄学、理学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影响了人们的心理习惯和政治信仰。
林玲[4](2019)在《炎帝神话传说与信仰研究》文中提出炎帝是史前时期的重要神话人物,秦汉之际与神农杂糅,享有“农业始祖”之称。先秦文献记载中,神农是农业文明发生时代的代表人物,而炎帝则是带有巫术宗教性质的火师,在汉代经过刘歆的附会以及后人的建构,炎帝与神农逐渐融为一人。在俗民信仰中,炎帝具有多重神格,是关系农业丰收、日常祸福的重要神只。甘肃仇池、山西上党、陕西宝鸡、河南伊川、湖南炎陵、湖北随州等地都广泛流传着炎帝的神话传说,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记忆。本文探讨了炎帝的神格性质、部族迁徙、民间信仰和当代展演,对所搜集的炎帝神话典籍文献与口头文本进行分类整理,并对学界尚存争议的问题予以厘清、分析。此外,笔者通过对山西、陕西、湖南三地炎帝文化的实地考察与比较,较为全面地展现出炎帝信仰的地域特色与炎帝文化的传承现状。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包括选题目的与意义、国内炎帝研究综述、本文的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对象的界定四个方面。第二章,对炎帝神格性质的探析,主要是对炎帝原生神格“火神”、次生神格“农业神”、衍生神格“雨神”身份的论述。首先是对炎帝“火神”身份的分析,春秋时期《管子·轻重戊》《左传·昭公十七年》《国语·晋语四》等古籍皆言炎帝为火师。本小节通过梳理“五行说”与炎帝“火师”身份之间的文化渊源,重点探究炎帝如何在官方政治、民间信仰的推动下由“火师”逐渐被配为“南方之帝”,最终演变成“火神”的发展过程。其次在炎帝“农业神”神格一节中,对炎帝、神农二者身份如何被黏连予以分析梳理,认为后人推崇炎帝的重要原因在于“神农”赋予他的“农业神”身份。就炎帝农业功绩而言,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现谷种,教民耕种;二是始作耒耜,发展农业。再者是对炎帝“雨神”神格的讨论,该小节以现代语境下高平长畛村独特的“祈雨习俗——逼炎帝下雨”为例,深入挖掘当地求雨民俗仪式的宗教性、信仰的世俗性、方式的地方性等特征,展示出山西高平祈雨习俗中“暴尪求雨”“结神亲”等古俗遗存。第三章,炎帝部族迁徙的地望辨析,本章侧重于对炎帝部族活动地域的梳理。学界炎帝故里之争由来已久,对“神农、炎帝分属二人”之说学界已达成共识,但对其“故里”探究时又将二者相混,本文主张炎帝、神农既非同一人,也非同一部族,故对二者传承地的分析应该分而述之,不可混为一谈。第一节分别对炎帝、神农的传承地进行考证,从“姜”“羌”字形相近、姜水与羌水同源、姜炎部族与古羌族活动地域范围的重合、上古时期秦陇一带生态环境四个角度出发,得出炎帝所生之地——姜水,属于秦陇文化圈;后通过对“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以及“淇山”由“标志性地名”转化为“文化性地名”的分析,得出“神农部族活动范围应在太行之野”的结论。第二节以“常羊山”为切入点,认为炎帝族与神农族由于部族征战、自然灾害等原因,最终融为一个部族。炎帝沿袭神农之号,故称炎帝神农氏;并进一步探究古上党地区的“羊头山”与甘肃一带“常羊山”的关系,明确炎帝部族迁徙所带来的“常羊山”与“羊头山”的山名更替,认为现代意义的“常羊山”较之最初典籍中的“常羊山”,地理位置已经发生了改易。第三节首先对“陈”所在之地“宝鸡陈仓”与“河南淮阳”分别介绍,从炎帝部族战败迁徙与“陈、鲁二地的炎帝文化遗存”两方面入手,以证明炎帝部族在河南、山东一带也曾有过生产活动。第四节侧重于对炎帝“‘被’葬长沙”过程的梳理,主要分析了宋代、明代、清代三朝“炎帝葬于茶乡之尾说”的定型过程。第四章,炎帝信仰的地域比较。本章以山西上党、陕西宝鸡、湖南炎陵三地的炎帝信仰为研究对象,试图展现出不同地域炎帝信仰的特征,即“庙宇碑记中炎帝信仰的功能性”“口承文本与崇火尚红习俗中炎帝信仰的地方性”“官祭与血祭下炎帝信仰的多元性”。通过对三地炎帝信仰的考察与探究,勾勒梳理了山西上党地区明清碑刻所体现的炎帝信仰的社会规范性、民间宗族性、信仰多功能化等特征;陕西宝鸡地区口承文本、“崇火尚红”习俗与炎帝信仰的互动关系;湖南炎陵地区官祀(官祭)与民祀(血祭)、信仰的道统化、皇权力量等因素,对南方炎帝地域文化生成的促进作用。三地炎帝信仰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成为衔接地方历史传统、承载俗民记忆的重要存在方式。第五章,当代炎帝神话与文化景观的互动。以山西高平炎帝陵为个案,重点论述在文化产业化思潮中炎帝神话传说的当代表述。第一节主要分析了当代炎帝形象的三个层面,即对其“人文始祖”身份的阐释、“民族精神象征符号”的宣扬以及民众对炎帝“俗神”身份的建构;通过典籍文献与民间口头文本的对读,分析在社会意识、国家话语的渗透下炎帝形象的生成与存在形态。第二节从神话文本、景观遗存、信仰仪式三个方面来探究炎帝神话与文化景观间的互动关系,认为景观拥有客观存在的自然属性和由人类生命活动体验而赋予它的文化属性。景观记忆的激活,往往需要依托神话传说、祭祀仪式等活态资源来实现。第三节则是针对炎帝陵文化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山西高平炎帝文化呈现出既有地域特色又兼具全国性炎帝文化的共通特质,总体表现为文化上差异性的不断消解,趋同性的不断增强。炎帝神话传说产业化在资源利用方式上的模式化,对文化景观打造的平庸化,以及在生产性保护发展走向上的滞后,都大大削弱了炎帝文化的经济价值。因此,如何“讲好高平自己的炎帝故事”“打造炎帝文化品牌”“完善相应公共服务设施”是山西高平炎帝陵产业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论文注重活态资料的挖掘,试图通过对地方口头传说、庙宇碑刻、庙会活动、信仰习俗的分析,对炎帝神话传说的民间形态予以描述。每一部分力求以研究问题为切入点,或是对以往学术讨论的整理爬梳,或是对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新见,或是结合新发现的地方材料进行论述阐发。本文将炎帝文化置放于“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科背景下考察,注重对炎帝文化生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特定存活地域的探究,以期呈现出炎帝神话传说的地方历史传统与当代民众信仰现状。
康玥[5](2019)在《汉代志怪及准志怪小说研究》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汉代小说进行专题研究后,汉代小说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但学界多受鲁迅“今见汉人小说多为伪托之作,非汉人作品”观点的影响。八十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汉代小说,尤其是汉代志怪小说,并通过更细致的考证辨析,使得汉代志怪小说研究在成书年代和作者的考辨以及文本辑佚上获得显着成果。鉴于目前较缺少系统性的汉代志怪小说综论,本文作以尝试,希望在总体风貌上概括汉代志怪小说的特点,并尽量收揽杂存于汉代子、史作品中的准志怪故事,为更全面的汉代志怪小说研究贡献力量。本文以汉代志怪与准志怪小说为研究对象。绪论部分简要概述目前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成就与空间,并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以期读者对本文探讨的话题形成了解。第一章旨在厘清相关概念。第一节首先针对“汉代志怪可否称为小说”一问题作出回答,通过展现古代小说概念的变迁、分析当今研究采用的不同小说概念之优劣,综合分析,提出较为科学合理的小说要素。第二节通过追溯“志怪”与“小说”语词的缘起乃至合流过程,逐渐凸显志怪小说作为古代小说的重要一类,以神、仙、鬼、怪、妖、异为主要叙述对象的写作特点。第三节通过结合不同学者对“准志怪”概念的界定,从实际研究需求出发,确定本文采用的“准志怪”概念。第二章旨在对近年考辨较多且存有争议的汉代志怪小说进行梳理,确定较为可信的研究范畴。本章分为三节:地理博物类志怪、杂史杂传类志怪、杂记类志怪,对可纳入汉代的志怪小说作品从作者、年代、篇名、辑佚、版本等角度进行梳理。鉴于学界对各个文本的考辨已经有较多讨论,此章主要在于梳理分析,形成较为可信的研究范畴。第三章旨在进行全貌式的汉代志怪小说写作特点分析。立足文本,从叙事模式、形象塑造、文辞特点及写作体例等多个角度出发,对汉代志怪小说作通览性质的写作特点概括。本章共分三节:第一节为地理博物类志怪的承变;第二节为志怪的仙话特质;第三节为志怪的史化演绎。第四章重点为收揽汉代子、史作品中的准志怪故事。通过整理《史记》及《风俗通义》中丰富精彩的的志怪故事,扩大汉代志怪小说的研究范畴,得以更综合地考察汉代志怪写作的成果。第五章旨在展现汉代志怪小说的历史语境,阐释汉代志怪风貌形成的历史动因。该章从信仰、政治、人才、文学四个角度出发,综合文学内部与外部多种因素,加深对汉代志怪成长环境的了解。
刘悦[6](2019)在《唐前史传人物在敦煌变文中的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左传》《史记》等开创的史传传统是中国叙事文学的基础和源头。其中所书写的历史人物在后来被不断叙述和演绎,在不同文本中表现出不同的形象。人物形象演变历程一直在学界广受关注。值得重视的是,一些颇具代表性的史传人物也在唐代敦煌变文中的部分讲史类作品中得到了描摹和呈现,展现出较为独特的面貌,这些讲史类作品以史传为基础,对后来的平话小说、历史演义产生影响。本文以敦煌变文中出现的八位历史人物为切入点,综合运用平行研究、文本细读、社会历史研究等方法,尝试对二者间的差异性与共通性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从文化、艺术、心理等角度进一步探寻原因。研究变文与史传文学间的关系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史传对叙事文学的重大影响,也为雅俗文化的相互交流提供思路。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绪论、正文以及余论。绪论首先对文献材料和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整理、明确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通过研究现状指出了本文研究的可行性和价值,确立研究思路和方法。正文由四章构成。第一章,“唐前史传人物在变文中的形象演变”从选取的八位历史人物入手,对其故事流变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勾勒故事发展的大致脉络,并对比总结其在变文故事书写中的不同内容。从不同方面对人物形象演变进行梳理,为后文展开具体的比较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变文书写中的特质”主要讨论了史传人物进入变文书写后所具有的特质。首先是语言结构上。灵活随意的口语、情感表达的私人性和书写模式的程式化使之区别史传,体现出民间性。其次在情节故事上,宗教形象和宗教活动现象表现出变文的宗教特质。最后,鲜明的个性和夸张的人物描写满足人们的娱乐性要求。第三章,“变文人物书写对史传传统的承继”主要论述变文书写中的史传人物与史传叙事中人物的一致性。首先变文在对史传人物重新塑造的过程中体现出儒家思想对“义”“勇”“智”“孝”的褒扬以及儒家维护服务大一统的意识。其次,受到史传“实录”干预,变文故事尊重历史背景和人物基本命运,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进行创作想象。其三,变文继承了史传的描写手法、叙述方法和第三人称非聚焦型的叙述方式,艺术手法的熟练运用使变文的篇章布局紧驰有度,人物事件的叙述描写更具艺术性。第四章,“史传人物在变文书写中形象异同探源”在前面章节的基础上,对形象异同分别探析,认为其主要受到文化、艺术、心理三个层面的影响。其相同性归纳为三点:一是佛教与儒家的相互渗透的社会背景导致佛经叙述和史传叙事的相互融合;二是作为兼具历史与文学双重特征的文体,传记文学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想象使它与变文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三是作家受到的文化教育决定了史传人物在变文书写中的表现。其差异性根源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从创作过程和目标看,史传的目的是记载史事为后世的统治提供经验,而变文作为宗教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产物,带有迎合受众者的趣味的目的;从创作审美上,史传叙事追求典雅性和完整性,以阐明“义理”为创作旨归。变文则以俗为美,以情感的抒发为主要动力;从创作心理上,自我意识的不同觉醒和对欲望的不同认识导致二者对“人性”的不同体现。余论部分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变文在史传与小说发展关系中所起到的联结作用,以及在雅俗文化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变文具有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为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多样性提供新的思路。
龚礼茹[7](2018)在《岭南女神信仰研究 ——以龙母、冼夫人和妈祖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女神信仰在中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现象,是特定历史时期对女性崇拜现象的真实反应。随着男权社会的产生,男尊女卑成为中国社会两性关系的主旋律,在神灵系统中性别的差异也有所体现,女性神居于从属地位。与中原地区不同,岭南地区女性占据重要社会地位,女性神崇拜相当活跃。在岭南女神谱系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西江流域的龙母、粤西南地区的冼夫人和广泛分布在沿海地区的妈祖。为更好聚焦女神信仰的研究,本文以龙母、冼夫人和妈祖为论述中心,对土着女神和外来女神在岭南传播的结构和特点、女神和儒释道的关系、与民众的联系以及与周边地区的女神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岭南宗教传统中的性别议题。早期形成的土着女神与岭南地方传统和汉人南迁的历史有关。由于未受儒释道文化影响,岭南女性掌握一定的社会权力,以女性巫师和土酋女首领为代表的女性,与自然图腾崇拜、汉文化的祖先崇拜相结合,形成了龙母和冼夫人为主的土着女神崇拜。明清以降,儒释道文化进一步传入岭南,岭南女神信仰出现了两个显着的变化:一是以妈祖为代表的外来女神传入岭南地区,迅速在各地传播,女神原型由掌握权力的女性向平民女性过渡,经济活跃导致人们更加重视信仰的功利性而非权力;二是女神信仰作为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释道关系密切。儒释道思想自身形成一套特殊的性别概念,导致受它们影响和作用的女神信仰显示了与土着女神时期不同的特性。原本通过肯定女性社会角色的土着女神崇拜,逐渐向否定女性社会角色来体现女神纯洁的女性特征。女神信仰建构的历史的背后,包含了古人对于性别与自然关系的认知。除此之外,民间社会按照他们的世界观和认知方式来接受女神信仰,民众选择女神与地方历史传统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有关。综上,本论文的结论认为,女性神的生成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在历史现实中,不断结合地方文化传统、儒释道的互动以及民众的需求,完成其“女性”身份的附加和神圣空间的延展。
郗贤召[8](2018)在《命运与抉择:“民国第一神童”江希张研究》文中提出江希张,被康有为誉为“民国第一神童”。他生于清朝末年,卒于本世纪初,不仅见证了20世纪上半叶的风云变幻,而且也亲历了下半世纪的海外流离。无论天下大事,还是个人遭际,莫不从其档案资料中一一展现。其一生客观上反映出了20世纪社会变迁之下的个体的发展变化,同时又充斥着时代变迁与个体发展的冲突与调和,既有面对命运而无奈,又有不甘现状而反抗的特点。江希张出生在山东济南历城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耕读之家。其高祖江福津自幼酷嗜理学,“发捻之乱”时被推举为周围二十一村团总,捻军过境因奋力抵抗,全家几近灭门。这一灾难的降临使江家元气大伤,但事后朝廷的封赏又给江家带来了无尚的哀荣,江家后人由此对清廷感恩戴德,对传统儒学更是情有独钟。这与山东济南的人文与自然环境为江希张日后的“神童”道路提供的文化前提。儒学的日益衰微以及科举制的废除,四民社会的解体为江希张的“神童”道路创造了机遇。江希张之父江钟秀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乡村文人,儒学的日渐衰微与科举制的废除,对早已习惯了绵延即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来说是不小的打击,对像江钟秀这样的有功名的读书人来说尤甚,一方面还未取得最终功名,另一方面他们在村中的地位受到挑战。面对此种境况,江希张之父江钟秀并未坐以待毙,碌碌终生,而是扛起复兴儒学的重任,他采取着书立说,制定乡约以及将儿子江希张打造成为“神童”等一系列措施,以期振兴儒学。江希张的“神童”命运在其未降生之时就以被其父江钟秀设计好了。然而成为“神童”绝非一朝一夕之力,在其父江钟秀“武训转世”之梦,以山东地方官为主的政府的青睐,入京伴读以及纸媒报刊的宣传之下,江希张“神童”形象日渐深入人心,在有江希张署名《四书白话解说》问世之后,最终被康有为冠以“民国第一神童”的美誉。面对设定好的命运,很容易忽视江希张作为一个儿童的正常心理需求,从现有资料中可以看到江希张的挣扎痕迹,最终在政府干预下,“神童”江希张做出了最后的抉择,接受现代化正规教育。“神童”江希张既接受正规教育,又与其父江钟秀合作倡办万国道德会。万国道德会借江希张的“神童”名号进行宣传以扩大影响,同时,江希张靠万国道德会的宣传名声日甚。于是,“神童”江希张逐渐成为民国一些宗教社团青睐的对象,如“世界六圣宗教大同会”等。江希张借万国道德会也宣传了自己欲“融汇道、释、基、回四教教义于孔教根本道德而息战救世”的宗教大同思想。个人无法摆脱其所生活的时代而独立存在。以中国传统文化成名的“神童”江希张在接受新式教育后逐渐萌生了出国留学的思想,并且最终选择了自然科学化学作为主修专业;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其着手整理古籍的计划化为泡影并因此滞留海外;新中国的成立使其有了发挥价值的舞台,为我国化工香料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江希张独特的历史遭遇以及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又决定了其无法摆脱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江希张作为中国几千年来众多“神童”中的代表,具有中国神童的本土性,与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的神童有着明显的区别,随着中国逐渐融入世界,中国的“神童”也与世界看齐,但大部分神童都逃离不了“神童迷局”。江希张的“神童”形象深入人心,许多人将其当做偶像进行膜拜,逐渐有了一种信仰化的趋势,如作家赵树理曾经每天对着“神童”江希张的照片焚香跪拜,随着“神童”影响的增大,新、旧两派人士针对神童展开了评论,由此“神童”产生了认同危机。将“神童”江希张放到民国造神运动中的观察,不过是其中的一例,却有着普遍的规律,即教育的落后,社会充斥着愚昧致使迷信的盛行。对江希张一生进行梳理考察,有助于理解个体的命运、抉择与时代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如何评价江希张,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如何看待传统文化,有利于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
王若[9](2015)在《上古崇蛇之俗》文中研究说明崇蛇是上古先民动物崇拜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也是与中国龙崇拜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支。崇蛇之俗的起源主要有三:一是蛇符合先民“变化”的生死观念,并成为其中的翘楚;二是符合“两种生产”的愿望,承载着对农业生产和“种的繁衍”的期许;三是其生产环境为深山大泽,而深山大泽往往兼有沟通神人鬼沟通之用,并具备孕育珍宝的潜在可能。换而言之,崇蛇与先民长寿、生产和财富这三个愿望息息相关。崇蛇与阴阳观念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阴阳是中国最原始的分类,在此基础上生发的其他分类方式也或多或少与阴阳这个维度交融。五虫也是五行之属分类的一种,蛇在其中属于鳞虫,而鳞虫在阴阳中属阳中阴,即少阳。蛇为女子之祥由其与毛虫对比所呈现的阴性所决定,玄武龟蛇相交的形象则具有阴阳相交的寓意。龙蛇之“化”与“蛰”为阴阳之“化”提供了最绝妙的注脚。其一,龙蛇入蛰、出蛰,皆是顺应阴阳之“化”的方式。其二,龙蛇“与时俱化”,无论是自身形态的变化,还是化作他物或龙蛇互化,都完成了与外界环境的协调。其三,龙蛇通过变化以存身避害的特性为君子所崇尚、效仿,并衍生出了“不得时则龙蛇”的人生哲学。崇蛇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从观念到形式的变化,早期主要是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此两者主要侧重于观念的层面;崇蛇由观念落实到行为层面,则体现在蛇的巫术地位。崇蛇也衍生除了专门的“蛇兆”类型,在汉前史书记载中形成了征兆中不同被统治者加以利用,为皇权的建构助力甚多。尤其经过有汉一代,统治者的倡导和宣传使得对蛇的崇拜登峰造极。
强春蕾[10](2012)在《论高建群作品的浪漫书写》文中研究表明高建群在众声喧哗的当代文学流派中独树一帜,他的作品中所透射出的浪漫性,正是中国文学中所匮乏和追求的。本文以高建群的长篇小说和部分短篇小说为蓝本,对其浪漫性进行专门论述,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如何被译介和进入我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并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中掀起三次高潮。浪漫主义文学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各阶段,处于国家主体政治思想的制约下,几乎都是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陪衬而存在,难以得到积极的发展。这就更凸显了高建群浪漫主义创作的意义和价值。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小说中的神秘色彩。高建群笔下的神秘主义不同于贾平凹的赤裸裸地挪用古代志怪小说的方式,而是用神话叙事的方式构建其思想世界,重点强调神秘的现实指向性。他从宗教、种族和英雄的角度出发,用宗教神话诠释了悲天悯人的创作情怀,用种族神话传达了生殖崇拜的古老观念,用英雄神话表现了始终不变的英雄情结,引导人们更加关注人生、人性,参悟生命的本真。第三部分主要论述小说中的爱情。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主观抒情性,爱情是情感中最强烈的表现形式,高建群在小说中或以爱情为主题,或以爱情为线索,有飞蛾扑火的爱情,有爱恨不得的爱情,有相爱却不能在一起的爱情,也有长相厮守的爱情,每种爱情都让人看到情感自然的迸发和不可遏止的激烈。第四部分主要论述小说中的乡土浪漫性。在浪漫主义对现代性的反叛中,“回归自然”是最好的反击口号,高建群的小说多以陕北高原为精神家园,创造出了具有高建群特点的故乡原型“吴儿堡”“六六镇”,将整个陕北的独特性以及作者对陕北的情感、态度融入其中,展现了独有乡土气息,透出一股原始的张力和忧郁的情调。
二、试论“龙文化”与刘邦的“造神”依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龙文化”与刘邦的“造神”依据(论文提纲范文)
(1)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对象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二、阳明学的范围和人物 |
三、道统的意涵与特质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一、阳明学的研究 |
二、道统论的研究 |
三、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的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文章结构 |
一、本文研究方法 |
二、本文思路与结构 |
第一章 阳明学道统意识的由来、表现与发展 |
第一节 道统与道学 |
第二节 宗与脉 |
一、宗与宗旨 |
二、血脉与学脉 |
第三节 阳明学道统思想的中心宗旨 |
一、阳明学道统思想的四种宗旨类型 |
二、致良知与求仁之别 |
第四节 学与治: 道统的两条谱系 |
一、以体为本的外化型文化观 |
二、以治统衡定道统 |
第二章 阳明学道统视域中的“十六字心传” |
第一节 圣学为心学 |
一、“十六字心传”与心学的来历 |
二、“圣人之学,心学也” |
第二节 阳明学的道心人心论 |
一、“初非有二心也”——王阳明的道心人心论 |
二、阳明后学的道心人心诠释 |
第三节 “中为万世圣学之宗” |
第四节 “十六字心传”在阳明学道统思想中之地位 |
第三章 致知乃千古之秘: 以良知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 |
第一节 “千古圣学之秘”——王阳明的道统思想 |
一、以心学为中心的道统论述 |
二、良知道统论的提出 |
三、“颜子没而圣学亡” |
四、推重周程而两可象山 |
第二节 阳明一传弟子对良知道统思想的承继 |
一、江右王门一传的良知道统思想 |
二、浙中王门一传的良知道统思想 |
三、归寂派王门一传的良知道统思想 |
第三节 二传以后阳明学者中良知道统思想的延续 |
一、宋仪望的《阳明先生从祀或问》 |
二、浙中王畿后学的良知道统思想 |
第四节 “何必——谈良知”——良知道统思想的衰落 |
一、作为圣学阶段的良知学 |
二、良知宗旨权威的下降 |
第四章 圣学以求仁为宗: 以仁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 |
第一节 早期阳明学的仁学道统思想趋向 |
一、王阳明“万物同体之指”:仁学道统思想的先声 |
二、蒋信以万物一体为宗的道统思想 |
第二节 二传以后阳明学者对仁学道统思想的发扬 |
一、江右王门二传的仁学道统思想 |
二、浙中王门二传的仁学道统思想 |
三、黔中王门的仁学道统思想 |
四、泰州耿定向一系的仁学道统思想 |
五、泰州颜钧一系的仁学道统思想 |
第三节 仁学道统思想的同调 |
一、“修身为本”的道统思想 |
二、以性为宗的道统思想 |
第五章 三教合一与治学二分: 晚明阳明学道统思想的新局 |
第一节 三教合一式的道统认知 |
一、李贽: “儒、道、释之学一也” |
二、焦竑: “尧舜周孔即为佛” |
第二节 治、学二系的分列: “道统”的重新出场 |
一、江右胡直后学对“道统”的提揭 |
二、浙中陶望龄: 道事合一的道统思想 |
三、泰州罗汝芳: 以“孔孟之学”佐“唐虞之统”的道统思想 |
第三节 以治摄学、会和三教的道统论 |
一、杨起元的道统思想 |
二、管志道的道统思想 |
三、道治之合 |
第六章阳明学者的传道观念与实践 |
第一节 阳明学者的任道意识 |
第二节 阳明学者的传道观 |
一、衣钵相传观 |
二、宗族衍续观 |
三、道一与遍在 |
四、自悟与讲学 |
五、闻知与见知 |
第三节 阳明之正传 |
一、以江右为正传 |
二、以浙中为正传 |
三、以泰州为正传 |
第四节 阳明学者的传道实践 |
余论 |
第一节 阳明学的历史演进 |
一、从宗旨的角度看阳明学的发展 |
二、对明清之际儒学转向的认识 |
三、甘泉学对中晚明学术影响的估价 |
第二节 道统论的当代建构 |
一、当代道统论建构的两个阶段 |
二、儒家道统论的当代困局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秦朝亡国谶言传播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由来 |
二、概念界定 |
三、研究现状 |
四、理论基础 |
五、研究方法 |
六、创新点 |
第一章 秦朝亡国谶言传播的社会背景 |
第一节 政治背景:不合时宜的统治政策 |
第二节 文化背景:高压独裁的文化环境 |
第三节 阶级背景:吏治腐败加剧社会对立 |
第二章 秦朝亡国谶言的类型与特征 |
第一节 秦朝亡国谶言的类型 |
第二节 秦朝亡国谶言的特征 |
一、诅咒型谶言特征 |
二、造神型谶言特征 |
三、模糊型谶言特征 |
第三章 秦朝亡国谶言的群体传播渠道 |
第一节 六国贵族群体:最主要的渠道 |
第二节 儒生群体:特殊群体的渠道 |
第三节 豪富群体:辅助渠道 |
第四节 官方:“无意”的渠道 |
第四章 秦朝亡国谶言传播产生的影响 |
第一节 为国家动乱埋下隐患 |
一、统治者应对不当使谶言传播效果增强 |
二、基层官员以谶言为理由从事反叛活动 |
三、民间力量转向反秦势力 |
第二节 为反秦者提供支持 |
一、反秦前:为刘邦集聚力量 |
二、反秦时:为刘邦营造声望 |
三、灭秦后:为刘邦争霸提供条件 |
第三节 影响后世谶言的形式 |
一、“言之有物”的事物形式谶言 |
二、“空穴来风”的语言形式谶言 |
三、“真假难辨”的借先人或异人名义的谶言 |
第五章 秦朝亡国谶言传播对后世的启示 |
第一节 汉代统治者学会正确处理社会舆论 |
一、倾听并利用社会舆论 |
二、多措并举收集社会舆论 |
三、及时改变统治思想以维护社会稳定 |
第二节 当代社会舆论处理可借鉴的经验 |
一、防微杜渐:及时应对舆论 |
二、因时而变:合理进行宣传 |
三、固本培元: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3)纬书天子观探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框架与创新点 |
一、谶纬的形成和纬书的流传 |
(一)谶纬的形成 |
(二)纬书的流传 |
二、纬书的天论、天人感应论和天子降生说 |
(一)天论与天人感应论 |
1.天论 |
2.天人感应论 |
(二)天子降生说 |
1.感生说 |
2.异貌异表说 |
3.符瑞说 |
三、纬书的天子权力观 |
(一) 天子权力的来源:天命 |
(二)天子权力的五独观 |
1.天下独有 |
2.名号独享 |
3.势位独一 |
4.权力独操 |
5.决事独断 |
(三)天子权力的更替:再受命 |
(四)天子权力的制约—天谴论 |
四、纬书的天子治理观 |
(一)法天行政 |
1.法天象以定朝制 |
2.法天象以定四时 |
3.法天象以行变易 |
(二)德主刑辅 |
1.以德固本 |
2.以刑为辅 |
(三)礼乐教化 |
1.明礼定分 |
2.乐贵相和 |
五、纬书天子观的特征与影响 |
(一)纬书天子观的特征 |
1. 神秘化 |
2.统一性 |
(二)纬书天子观的影响 |
1.对两汉之际历史的影响 |
2.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4)炎帝神话传说与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意义与目的 |
1.1.1 选题意义 |
1.1.2 研究目的 |
1.2 国内研究综述 |
1.2.1 炎帝身份的辨别 |
1.2.2 炎帝故里的考证 |
1.2.3 炎帝文化内涵的诠释 |
1.2.4 炎帝文化的生产性保护 |
1.3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1.3.1 资料来源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对象的界定 |
第二章 炎帝多重神格的生成发展 |
2.1 原生神格:火神 |
2.1.1 民间信仰中的“火神”炎帝 |
2.1.2 政治话语下的“火神”炎帝 |
2.2 次生神格:农神 |
2.2.1 “农神”身份的嫁接 |
2.2.2 炎帝的农业“功绩” |
2.3 再生神格:雨神 |
2.3.1 长畛村“逼”炎帝下雨 |
2.3.2 .长畛村祈雨习俗的特征 |
第三章 炎帝部族迁徙的地望辨析 |
3.1 炎帝与神农传承地考 |
3.1.1 炎帝生于姜水 |
3.1.2 神农树五谷于淇山之阳 |
3.2 炎帝与神农融于常羊 |
3.2.1 炎帝部族的迁徙 |
3.2.2 常羊山的“易名” |
3.3 初都陈又徙鲁 |
3.3.1 “陈”所在地 |
3.3.2 部族战败迁徙 |
3.3.3 陈鲁炎帝遗迹 |
3.4 被葬于茶乡之尾 |
3.4.1 关于炎帝之死 |
3.4.2 炎帝被葬过程 |
第四章 山陕湘炎帝信仰的地域特征 |
4.1 山西上党:碑刻庙宇所承载的炎帝信仰 |
4.1.1 炎帝信仰的社会规范性 |
4.1.2 炎帝信仰的民间宗族性 |
4.1.3 炎帝信仰的多功能化 |
4.2 陕西宝鸡:口承文本与习俗中的炎帝信仰 |
4.2.1 炎帝信仰的文本依据 |
4.2.2 炎帝信仰的习俗展现 |
4.3 湖南炎陵:官祭与血祭下的炎帝信仰 |
4.3.1 官祭主导下的炎帝信仰 |
4.3.2 血祭习俗中的炎帝信仰 |
4.4 三地炎帝信仰的共性特征 |
第五章 炎帝神话传说与文化景观的互动:以高平炎帝陵为例 |
5.1 炎帝形象的当代建构 |
5.1.1 人文始祖 |
5.1.2 精神象征 |
5.1.3 民间俗神 |
5.2 炎帝神话传说的景观化 |
5.2.1 神话传说文本层面 |
5.2.2 实物遗迹层面 |
5.2.3 信仰仪式层面 |
5.3 炎帝陵产业化启示 |
5.3.1 明确“如何讲好一个故事” |
5.3.2 倾力打造炎帝文化品牌 |
5.3.3 完善相应公共服务设施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节选 |
附录一:山西长治、高平炎帝调查录音整理 |
附录二:陕西宝鸡炎帝调查录音整理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汉代志怪及准志怪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现状 |
第二节 研究思路、方法和意义 |
第一章 概念界定 |
第一节 小说——汉代志怪可否称为小说? |
一、古代小说概念之变迁—四阶段论 |
二、当今采用的古代小说概念—三类 |
三、本文采用的小说概念标尺—四要素 |
第二节 志怪小说 |
一、从“志怪”、“小说”到“志怪小说” |
二、作为古代小说的重要一类 |
三、志怪小说之怪 |
第三节 准志怪小说 |
第二章 汉代志怪小说着作汇考 |
第一节 地理博物类志怪 |
一、《括地图》 |
二、《神异经》 |
三、《十洲记》 |
四、《洞冥记》 |
第二节 杂史杂传类志怪 |
一、《列仙传》 |
二、《汉武故事》 |
三、《蜀王本纪》 |
四、《徐偃王志异》 |
第三节 杂记类志怪 |
一、《异闻记》 |
第三章 汉代志怪小说的艺术分析 |
第一节 地理博物类志怪的承变 |
一、空间叙事逻辑: 从空间认识到空间描摹 |
二、物的信仰: 从博物介绍到状物论说 |
第二节 志怪的仙话特质 |
一、塑造仙人形象 |
二、从描述异域奇物到建构富丽仙境 |
第三节 志怪的史化演绎 |
一、全知叙述 |
二、叙述者的显现: 愉悦与讽喻 |
三、虚实结合,以实补虚 |
第四章 汉代准志怪小说收揽 |
第一节 《史记》中的准志怪小说 |
第二节 《风俗通义》中的准志怪小说 |
一、物怪故事 |
二、鬼魂故事 |
三、仙人故事 |
第五章 汉代志怪小说的历史语境 |
第一节 信仰: 巫风鬼道与神仙方术 |
一、巫风鬼道 |
二、神仙方术 |
第二节 政治: 阴阳五行与谶纬之学 |
一、阴阳五行:思想范式 |
二、谶纬文化 |
第三节 人才: 典藏教育与待诏制度 |
一、书籍典藏: 文化之动力,文学之借鉴 |
二、教育系统: 官私合力,文人壮大 |
三、待诏制度: 方士文人,着述成风 |
第四节 文学: 史传诗赋之积淀渗透 |
一、史传文学: 孕育志怪小说的母体 |
二、汉赋: 虚构和语言艺术的浸染 |
小结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唐前史传人物在敦煌变文中的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研究方法及目的 |
第一章 唐前史传人物在变文中的形象演变 |
第一节 先秦历史人物 |
一、舜 |
二、伍子胥 |
三、孟姜女 |
第二节 《史记》《汉书》中的历史人物 |
一、李陵 |
二、王陵 |
三、季布 |
第三节 其他正史中的历史人物 |
一、王昭君 |
二、韩擒虎 |
第二章 变文书写的特质 |
第一节 语言、结构的民间性 |
一、灵活生新的口语性 |
二、情感表达的私人性 |
三、书写模式程式化 |
第二节 情节、故事的宗教性 |
一、龙、帝释、五道将军等神仙援助 |
二、祭祀、斗法等宗教活动 |
三、梦、预兆等灵异现象 |
第三节 形象、情境的娱乐性 |
一、为子死孝,为臣死忠: 人物脸谱化 |
二、怒发嬉笑,面面逼肖: 个性的锐化丰满 |
三、奇情侠气,逸韵英风: 艺能的夸大 |
第三章 变文人物书写对史传传统的继承 |
第一节 儒家观念的延续 |
一、义、勇、智、孝: 个体行为的儒家准则 |
二、“大一统”: 变文中的家国理想 |
第二节 真实人物:对 史传历史的认同与共构 |
一、人物形象的同一与强化 |
二、历史情节的承继与微调 |
第三节 艺术手法的借鉴与衍伸 |
一、不幻不文: 虚实结合的描写手法 |
二、字句章法: 详略得当的叙述方法 |
三、全知视角的叙述方式(第三人称非聚焦型) |
第四章 史传人物在变文中的形象异同探源 |
第一节 形象相同探源 |
一、社会: 佛儒互渗 |
二、艺术: 想象与真实 |
三、表现: 作家读者的接受与体验 |
第二节 形象差异探源 |
一、创作目标: 实录性与故事性 |
二、审美倾向: 教化主理与娱乐主情 |
三、情感诉求: 神性与人性 |
第三节 审美意识与宗教精神的背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7)岭南女神信仰研究 ——以龙母、冼夫人和妈祖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言 |
第一节 选题说明 |
第二节 研究回顾 |
第一章 土着女性与岭南女神信仰的形成 |
第一节 养母与女巫:西江流域的龙母信仰 |
第二节 祖先和官僚:粤西南的冼夫人信仰 |
第三节 小结 |
第二章 佛教、道教与岭南女神信仰的变迁—以妈祖为中心 |
第一节 他乡的女神—妈祖 |
第二节 佛道南传和岭南女神 |
第三节 小结 |
第三章 岭南女神和儒家思想 |
第一节 哲学观念 |
第二节 道德伦理 |
第三节 小结 |
第四章 乡土社会的人、神与空间 |
第一节 传说故事中的女神 |
第二节 仪式中的女神—以粤西南“年例”为中心 |
第三节 小结 |
第五章 比较视野中的岭南女神 |
第一节 “宇宙—自然”中的性别:阴阳哲学与北方女神 |
第二节 “家庭—社会”中的性别:社会性别与南方女神 |
第三节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命运与抉择:“民国第一神童”江希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章 灾难与荣耀 |
一、江氏族人与其生活环境 |
(一)江家庄与江氏族人 |
(二)江家庄所在地的自然环境 |
(三)江家庄所在地的人文环境 |
二、中国传统尊孔读经与江氏家族 |
(一)江氏家族的儒学风尚 |
(二)团练制度下的江家及两种文化的对抗 |
(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灾难的降临 |
三、因祸得福——惨祸与哀荣! |
第二章 “力挽狂澜”:传统文化的没落与乡村文人 |
一、突如其来的打击 |
(一)清政府文化政策的变化与儒学的衰微 |
(二)科举制的废除和四民社会的解体对乡村文人的影响 |
(三)儒学帝国的崩溃与民国肇造 |
二、坚定地卫道者 |
(一)儒学控制力下降与一个乡村文人眼中的社会动乱 |
(二)卫道抱负:江钟秀的自救措施 |
三、儒学帝国崩溃下的乡村文人:江钟秀评析 |
第三章 制造“神童”:江希张“神童”形象的初步建构 |
一、传统文化:“神童”江希张的根基 |
(一)江希张命运的设定:江钟秀的梦 |
(二)家学渊源与江钟秀、王崇孟二人的早教 |
(三)滞后的乡村:传统文化存在的温床 |
二、社会文化炒作 |
(一)山东地方官的青睐 |
(二)入京伴读和纸媒的宣传 |
(三)“神童”之名再次响彻全国:一部着作的功劳 |
三、神乎?人乎! |
(一)人造“神童”的无奈 |
(二)时代的变迁与“神童”的抉择 |
第四章 江希张与民国宗教社会团体——以万国道德会为例 |
一、动乱的时代与江钟秀、江希张父子的抉择 |
(一)万国道德会成立的背景 |
(二)江钟秀、江希张与万国道德会初创 |
(三)万国道德会与其他宗教团体之比较 |
二、江希张在万国道德会中的形象考察 |
(一)万国道德会的报刊宣传与江希张“神童”形象的最终形成 |
(二)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江希张与万国道德会的关系 |
(三)其他宗教社会团体对“神童”形象的利用 |
三、小结 |
第五章 人生主题演变 |
一、“神童”走向世界 |
(一)令人意想不到的“神童”课程选择 |
(二)“出国热”与“神童”江希张的赴法留学 |
(三)鲍罗廷娜事件:不为人知的秘密 |
(四)夫妻二人的留学生活 |
二、江希张与抗日战争 |
(一)日寇侵华对江希张生活的影响 |
(二)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背景与江希张编纂经书计划 |
(三)江希张重操旧业与文化复古运动 |
(四)抗日战争的爆发与江希张的异国漂泊 |
三、抗战胜利后的江希张 |
(一)“神童”当初抉择的成效:江希张与我国的香化工业 |
(二)民国以来江希张收入变化 |
(三)江希张眼里的胡风集团 |
(四)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下的江希张 |
(五)“文化大革命”中的江希张 |
第六章 江希张的社会关系 |
一、江希张与政府要员 |
(一)清末地方政要 |
(二)北洋政要 |
(三)与国民政府要员来往 |
二、求学时师友 |
(一)拜门恩师:康有为 |
(二)结拜兄弟 |
三、亲人 |
(一)老泰山宋发祥及其家人 |
(二)续娶的妻子及其家人 |
四、宗教团体人脉 |
(一)王凤仪 |
(二)梁硕光与赵子范 |
(三)宗教界其他人士 |
五、化工路上的引路人 |
(一)法国好友朱克桑 |
(二)汪巨川 |
六、醉心民航事业的许启兴 |
七、小结 |
第七章 “神童”江希张的社会影响与“神童”文化 |
一、“神童文化”概况 |
(一)中国传统神童现象 |
(二)近代世界其他地区“神童”大观 |
(三)中国传统“神童”与国外“神童”之比较 |
二、江希张“神童”形象及其社会影响 |
(一)江希张“神童”形象分析 |
(二)“神童文化”中的社会观感与“神童”江希张的社会影响 |
(三)“神童”江希张的认同危机与民初“新”、“旧”文化之争 |
三、现今神童现象 |
(一)当今神童的发展 |
(二)神童的迷局及反思 |
第八章 民国造神运动与“神童”江希张信仰化 |
一、民国前期的造神运动略说——基于“神童”江希张成名前后 |
二、“神童”江希张信仰化趋势 |
三、“神童”江希张信仰化审视 |
四、小结 |
第九章 近代社会变迁中知识分子的抉择——对江希张一生简评 |
一、“时势造英雄” |
二、传统与现代 |
三、“神童”养成记:略论江钟秀的育儿模式 |
附录一 江希张生平年表 |
附录二 江希张家族谱系 |
附录三 |
附录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上古崇蛇之俗(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背景与价值 |
二 研究综述 |
三 主要研究内容 |
第一章 崇蛇之俗的源起 |
第一节“变化”的生死观念 |
一 “万物化生”的三重内涵 |
二 “变”、“化”之别 |
三 善变之蛇 |
第二节“两种生产”的愿望 |
一 生命的“两种生产” |
二 蛇为生殖的象征 |
三 蛇为土地的使者 |
第三节 深山大泽生龙蛇 |
一 “昆仑弱水”的组合意象 |
二 富丽的“珠宫” |
三 灵蛇之珠 |
第二章 崇蛇与阴阳观念 |
第一节 阴阳分类与五虫 |
一 阴阳:分类的开端 |
二 分类体系的扩展 |
三 五虫的分类 |
第二节 蛇的阴阳属性 |
一 鳞虫之阴阳 |
二 蛇为“女子之祥” |
三 玄武:阴阳的结合体 |
第三节 龙蛇与阴阳之“化” |
一 龙蛇之“蛰” |
二 “化”与“时” |
三 “存身”之道 |
第三章 上古崇蛇的表现 |
第一节 蛇之图腾崇拜 |
一 龙子与蛇种 |
二 “感蛇而孕”的神话 |
三 蛇的图腾禁忌 |
第二节 蛇之自然崇拜 |
一 蛇的神异化 |
二 水旱之神 |
三 山神 |
第三节 蛇之巫术地位 |
一 “蛇巫”的命名 |
二 “蛇巫”的形象 |
三 蛇:巫术的工具 |
第四章 崇蛇与皇权建构 |
第一节 蛇之征兆 |
一 汉前常见的“蛇兆” |
二 “蛇兆”的形成 |
第二节 崇蛇与汉代的皇权神化 |
一 《龙蛇歌》的君臣之喻 |
二 汉帝的造神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10)论高建群作品的浪漫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
1.1 浪漫主义在国外的发展 |
1.2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 |
第二章 叙事的神秘 |
2.1 神秘与浪漫主义 |
2.2 神话叙事 |
第三章 真爱的歌咏 |
3.1 罂粟之恋 |
3.2 永恒之恋 |
3.3 异乡之恋 |
第四章 故园的守望 |
4.1 乡土记忆 |
4.2 独特意象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试论“龙文化”与刘邦的“造神”依据(论文参考文献)
- [1]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D]. 彭丹. 山东大学, 2021(11)
- [2]秦朝亡国谶言传播及启示[D]. 于海龙.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3]纬书天子观探研[D]. 常钰.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2)
- [4]炎帝神话传说与信仰研究[D]. 林玲. 山西大学, 2019(02)
- [5]汉代志怪及准志怪小说研究[D]. 康玥. 山东大学, 2019(09)
- [6]唐前史传人物在敦煌变文中的书写[D]. 刘悦.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7]岭南女神信仰研究 ——以龙母、冼夫人和妈祖为中心[D]. 龚礼茹. 深圳大学, 2018(07)
- [8]命运与抉择:“民国第一神童”江希张研究[D]. 郗贤召. 山东师范大学, 2018(12)
- [9]上古崇蛇之俗[D]. 王若. 青岛大学, 2015(05)
- [10]论高建群作品的浪漫书写[D]. 强春蕾. 西北大学, 20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