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国银圆在嘉道年间的流通(论文文献综述)
贾晓阳[1](2020)在《清代“以商辅农”的乡村经济——以歙县北岸吴氏为中心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利用明代《古歙北岸支谱》、晚清《海盐吴公盛号账簿》以及民国《北岸吴慎德堂族谱》等新出史料,以北岸吴氏宗族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了清代地方社会的宗族发展与商业经营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北岸吴氏宗族的发展、重建及迁徙均与其商业经营有莫大的关系,商业利润的回流支撑了北岸村落的营建以及宗族体系的形成。歙南北岸吴氏的个案,充分印证了在人地关系紧张的清代乡村社会,商业经营对乡村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王艳明[2](2020)在《清仪阁中的金石鉴藏世界》文中认为学界对张廷济(1768—1848)的评价众说纷纭,或有訾议其小学、书法成就与商人身份,而不能客观认识其价值者。本文以现存张廷济的稿本及影印本日记等资料入手,结合张廷济《桂馨堂集》及相关金石题跋文献,比勘现存实物、拓本、图像等,对张廷济及清仪阁金石鉴藏状况加以综合考察,力求全面、立体地确认并还原清仪阁在清代金石鉴藏史上的价值和地位。乾嘉以来,吉金鉴藏向以嘉兴为盛。嘉兴金石家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物,从钟鼎彝器到泉币、钱范、兵器、古权、镜鉴、砖瓦、墨砚、纸张等,品类齐备,一时罕有其匹。他的题跋、日记、图录、传拓,也是嘉道时期江南艺术市场的鲜活史料,全面、真实地呈现了这一时期金石鉴藏的社会风貌,印证和再现了中下层文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从清仪阁笔记所载乾嘉时期普通文人文化消费状况,可以窥见江南艺术市场通行货币南北差异,金石书家润格、各类典型古董的价格,器物装潢、镌字的工价,以及古董市场的交易方式与规模。乾嘉时期,吉金收藏家已开始利用全形拓保存和传播藏品,但大部分拓本已失传,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幸运地留存了早期全形拓的重要图像,使后人得以窥见这一段重要的历史事实。此外,张廷济在古玺印的收藏、考释、谱录编纂等方面亦有承继之功,他虽不以篆刻名世,仍被篆刻家们以印学家视之,故得以位列西泠印社二十八先贤之一。研究张廷济,相关史料庞杂而分散,且有真赝之争,在资料甄选上或有缺漏和不当,尚祈方家指正。
赵力[3](2020)在《清末新政视域下的吉林蒙务处述论(1908-1911)》文中认为吉林蒙务处是在清末新政背景下吉林行省针对日俄战后蒙旗危机所设立的蒙务机构。清初,清廷通过多种方式将郭尔罗斯前旗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清廷始终秉持农商经济政策,坚持对蒙地的有序开发和规范经营。针对民人进入蒙地的不同情境,清廷适时地调整政策——在郭尔罗斯前旗设立理民机构。吉林将军通过设治和司法途径介入郭尔罗斯前旗治权,二者逐渐融合。日俄战争之后,东三省蒙旗有外倾之虑,朝野注目于此,筹蒙之议纷纷出现。随后徐世昌就任东三省总督,这标志着东三省及其所辖蒙旗进入新政阶段。吉林行省设立吉林蒙务处,试图将郭尔罗斯前旗一体纳入行省体制以解决蒙旗危机。因经费紧张,吉林蒙务处被附设于吉林旗务处。吉林蒙务处产生于危难之际,脱窠于“蒙务司”之议,欲图“以专责成”之权,但这与分权制衡的新政原则相龃龉。故蒙务处始终在理藩部、东三省总督及吉林巡抚、蒙公以及相关职能部门间起着沟通、传递、交涉、调停的作用。且随着新政向纵深的发展,各职能部门职权逐渐明晰且结构逐渐合理,蒙务事宜因此下沉转移,蒙务处权限因此被剥夺,终成为事简之局所。加之吉林省因举办新政,经费紧缺加剧。在以上因素的合力下,蒙务处最终被归并。在清末新政的大背景下,蒙务处对郭尔罗斯前旗与吉林省的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总而言之,无论是蒙务处的设立,还是蒙务处被归并,都是郭尔罗斯前旗与吉林省相融合的结果。蒙务处作为吉林行省设立的第一个蒙务机构,是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蒙务处被归并后,并不代表着其蒙务职能的消逝,民国初年,蒙务处因边疆危机而重设,这其实表明了其局所的根本性质。
李凯[4](2020)在《清代嘉道年间金石市场价格研究——以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中的古董交易为中心》文中指出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除考据之外,详细记录了张廷济的收藏过程,涉及人物、地点、时间、价格等信息,从中能够解读出他的收藏思路和取向。虽然清朝以拓本加题跋体例成书的金石着述为数不少,但大多以考据为主,绝少反映购藏信息。本文通过对该书中张廷济所记载的古董交
潘将军[5](2019)在《清后期大理地区经济史研究》文中指出大理地处滇西中心,是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咽喉之地。在当前“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背景下,大理应该抓住时机,进一步挖掘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历史文化内涵。清后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处于一种新旧并存的过渡时代,与周边地区、省份、国家的经贸联系交流频繁。这一特殊转型时期,内外环境发生新变化,在经济活动上既有所处时代普遍性的经济发展特色,又有民族地区所特有的经济发展面貌。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意义、界定本文研究的时段与地域范围、相关的研究综述和研究主要内容、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等内容。第二章主要叙述清后期大理地区治理体系概况。分别从行政治理、文化教育以及军事管理等三个方面进行叙述。在行政治理上,主要是叙述清后期督抚治滇和保甲维稳;在文化教育上,主要论述清后期大理地区从传统的旧式教育到新式教育的变化;在军事管理上,主要阐述绿营兵对云南农、工、商业所产生的积极性作用。第三章主要叙述经济活动要素投入。在自然资源上,耕地面积基本趋于稳定,粮食作物品种明显增多,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此外,矿产资源种类丰富。在劳动力资源上,人口经历急剧缩减再缓慢恢复的历史过程;人口主要分布在大理府,尤其是商业较为发达地区;农业人口占有绝对比重。在资本资源上,市场流通货币种类多元化,银钱比价波动大;旧式金融机构继续发展;民间资本的介入不断扩大。在技术资源上,只是对原有生产技术的继承和局部改进。第四章主要叙述经济活动产出。在农业上,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基本稳定,鸦片政策的合法化以及高收益驱动,推动鸦片种植产量大幅提升。在手工业上,一边传统矿产开采日益衰落,而另一边却兴起了石磺矿、乔后井盐矿的开采;纺织业种类增多,产品质量和产量都取得了大幅提升;农副食品乳扇产量高,价值大,收益丰厚。第五章主要叙述消费与财政。在居民消费上,家庭生活必须品物价上涨迅猛,消费成本明显增加;家庭教育消费成本高;鸦片消费广泛,消费群体多为下层百姓。在财政收入上,传统田赋收入不断下降;商牲杂税定额征解减少,而在遇闰加征数上大幅增加;盐课收入在财政收入中比重增加;厘金开始征收,且在财政收入中占有一定比例;在财政支出上,除传统的行政费用和盐业经费外,还出现巡警、教育、实业等新项目的经费支出。第六章论述商贸。城乡市场体系逐渐形成,表现为集市数量增多且分布广,街期缩短,城市规模扩大;贸易商品种类增多,贸易流向更加开放;本土商帮经营规模、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经营行业增多。最后,对清后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进行总结提升并寻找对今天大理州经济发展具有借鉴性的几点启示。本文的研究内容还有很多不足之处,需要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根据现实具体情况进一步探索研究,为大理地区更好发展经济提供服务。
熊昌锟[6](2019)在《清代币制改革的酝酿与纠葛——以厘定国币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明末,机制标准化的外国银元进入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并逐渐向北扩张,长江流域甚至北方商埠、城镇均可见其踪迹。清嘉道年间,清廷内部有关禁止或仿铸洋银的讨论激烈,不过仅流于口舌之争,并未有实质举措。此后,关于存废或仿铸洋银的争论从未停息,及至光绪年间,自铸银元成为共识,广东、湖北等省率先纷纷设局铸币。与此同时,为了弥补"钱荒"造成的制钱不足,各省又大量铸造铜元。由于铸币利润巨大,清廷计划收归货币铸造权。但铸币关乎地方财政收益,造成清廷与各省龃龉不断。因各省不愿放弃铸币之权,加之户部管理体制掣肘,中央统一铸币的方案始终未能实现。而用银造成的镑亏损失,以及英、美、日等国修约要求,都迫使清廷统一币制,厘定国币,然而关于货币本位及国币单位又陷入持久的争论。最终,代铸与附铸省份、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抵牾,以及清廷所具有的体制痼疾,造成中央收归铸币权和币制改革的失败。实际上,清廷与东南四省之争以及国币单位"两元之争",均可看出主权利益与经济理性的两难选择。从清代币制改革所引起的争论及利益纠葛,可窥视中央与地方面对晚清变局的应因之策,以及晚清"新政"政令难以划一、最终多归失败的原因。
刘长林[7](2019)在《论王之春的货币改革思想》文中指出货币改革思想是王之春经济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包括金属货币制度改革与纸币流通两大组成部分。金属货币制度改革主要包括"铸金、银、铜三品钱"与"仿铸金圆"。在外国纸币泛滥并危害国家经济利益的情况下,王之春提出构建国家近代纸币体系,并主张以机器制币用于纸币防伪。虽然王之春的货币改革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但对晚清货币改革思想变迁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林满红[8](2018)在《两千年间的“佛”与“国”:传统中国对西方货币领袖头像的认知》文中提出世界史中的货币图案大抵可分为西方的希腊、罗马体系与东方的中华体系。西方体系有政治领袖头像,东方则无之。虽然《史记》中已有安息大宛之货币有政治领袖头像的记载,但直到1912年,中国才有孙中山下令在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及流通币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像"。这一变化影响至今。在约两千年间,中国传统货币上的图案以文字为主,偶有图像,未及国家领袖头像。中国传统货币上的年号,难以让庶民一目了然,历朝铜钱或外国铜钱与本朝铜钱一并流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试图仿铸外国银币,仍未仿铸领袖头像。相对而言,公元1世纪之后,佛教广泛流播中国,佛像深入民间,而清代中国亦以"佛"称外国银币上的领袖头像。孙中山在传统中国的货币文化中引进国家领导人头像,就国家想象而言,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本研究将由深入庶民日常生活的货币图案指出,在宗教治理现象同样浓厚的传统中国与西方,中国的国家意象相对西方较为模糊;相对以往个别有关传统中国国家观念或佛像的研究,本研究指出传统中国有关佛祖与国家信仰的深浅之别。
熊昌锟[9](2017)在《近代宁波的洋银流入与货币结构》文中认为明末清初,外国标准化的机制银元逐渐流入宁波等地,与秤量使用的银锭相比,银元形制统一、检验方便,节省了一定的交易成本,因此行用日广,进而流通至浙江的其他城镇和农村地区。五口通商以后,国内埠际之间有大量的洋银流动,而自香港等地进口的洋银数量极少。清后期,浙江省厘金收支的四柱清单中,银元的使用已超过银锭与制钱,成为最重要的收支货币。结合清中期至民国初期的契约文书,可以发现丝茶产地以外的宁波及浙东地区农村市场的洋银使用份额远不及银锭、制钱,洋银在港口与农村两个不同市场层级的使用呈现出迥异的特点。
杨上元[10](2017)在《临桂词派与晚清社会》文中认为崛起于晚清光绪朝的临桂词派,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后一个古典词派,也是一个在时代中求新求变的词派。这一词派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其成员的社会身份,他们均由科举正途出身,互为举人同年或进士同年,彼此之间似友情,近亲情,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密切交流。频繁的文酒之会一方面促进了他们同年关系的加强,另一方面也为临桂词派词人的聚合创造了条件。同时,他们多同朝为官,身居言路,在文网松动的晚清,大施拳脚,弹劾官吏,监察行政,在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之中,或各抒忠荩,或联衔公呈,发挥着巨大的政治能量。这一切都促进了他们聚集,在思想上形成大致相同的理念和主张,相应的,频繁的聚集又使得他们词事活动频繁,词学创作繁荣。临桂词派所处的时代,经世致用与西风东渐相互激荡,在面对西学问题时,他们秉持着中体西用的原则,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与边疆舆地等各个方面积极进行维新探索与实践,在很多领域敢为时代之先,如王鹏运是官僚系统第一个提出建立商务局的官员;文廷式、沈曾植是治边疆舆地的大家,他们极具世界眼光,始终将中国置于世界版图中进行考量,拉开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序幕;缪荃孙赴日考察,回国后筹办江南图书馆与京师图书馆,花甲之年投身于公共图书馆运动的潮流之中,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开创者;成昌参与《清史稿·邦交志》的撰写,这是中外关系史首次进入官修正史之中;恽毓鼎主持编纂《各国政艺通考》,彻底改变了世界各国历史无法纳入官修史籍的状况;曾习经赴日考察,回国后参与筹办中国第一个具有近代化设备的官办印钞厂——度支部印刷局,揭开了我国印钞史上的新篇章。在这过程中,他们积极与西方学者进行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中外交流史上留下一段段佳话。戊戌维新中,临桂词派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积极实践,他们参与创办强学会,积极宣传维新变法,翻译西学书籍;他们议办京师大学堂与通艺学堂,探索近代教育的道路;他们筹办《时务报》、《渝报》,开风气,启民智,投身于思想解放的洪流。此时期咫村词社的社集活动受维新变法这一政治事件影响颇深,词社成员众多,词事活动频繁。晚清的吏治改革时,他们弹劾腐败,主张废弃捐输,清理仕途,上下通情。探索出一条京官联名弹劾与报业连续报道的反腐新模式,对社会舆论具有巨大导向作用,促进了传统报业的转型,开拓了近代报业的政治功能,对社会的转型影响深远。身为传统士子的临桂派词人,其忧国忧民之心,干预现实的夙愿,都融入了他们的词作之中,体现出济世、焦灼、悲愤、执着的多重复杂的创作心理。在晚清系列对外战争中,他们坚决主战,在战略战术上提出加强海防,打持久战的建言,战争期间,他们词事活动频繁,词作丰富多样,或表达词人忧患、愤懑的感情,或批判卖国的朝廷高层,或为战争英雄谱写赞歌,临桂词派寄托重大,发言深微的词风即形成于此时。庚子国变之时,他们上折指斥最高统治者不思振作,贪图享乐;密切关注德占胶州湾事件,不断发出将遭瓜分的警告;积极建言献策,主张持平对待教案冲突;认为民气不可用,提出坚决弹压义和团;在庚子年这场滔天巨变之中,他们或历经艰辛,百般查访,万里随扈西行,或困守孤城,无衣无粮,参与救济,维持京城稳定,或跟随救济会船,返乡回南,奔走于东南各省,隐微匡救,力促东南互保之约的达成。国变期间,困守围城的临桂派词人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宋育仁再度集结唱和,词集《庚子秋词》与《春蛰吟》展现了他们悲愤、惊悸与忧愁等情感,京城之外的词人亦有词作,表现了记录当时心境与立言不朽的创作心态。临桂词派是一个在近代化进程中求新求变的古典词派,该词派所处之时代赋予他们求实、开放、革新、平等等这些与众不同的特质,但因他们均为深受家国及儒学教育影响的士子,忠君爱国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之中,他们才华出众,科举顺利,但是在风雨飘摇的晚清,他们亲历了战争及国变,目睹了清王朝上层的腐败无能,这使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情感发生了动摇,因此临桂词派的政治立场、词学创作、词学思想的复杂性也不应被忽略,我们将临桂词派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把握他们的社会阶层和政治立场这两个核心因素,力图更全面地展示临桂词派的风貌。
二、外国银圆在嘉道年间的流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外国银圆在嘉道年间的流通(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以商辅农”的乡村经济——以歙县北岸吴氏为中心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序论 |
一明代后期的北岸吴氏宗族 |
二清代中前期的北岸吴氏茶商 |
三从北岸到岔口 |
四海盐吴公盛茶号 |
余论 |
(2)清仪阁中的金石鉴藏世界(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缘起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思路、创新点与当下价值 |
四、研究方法与路径 |
第一章 乾嘉金石世风中的个人选择 |
第一节 乾嘉金石趣味转向 |
第二节 张廷济对个人价值的定位 |
一、科举后的金石鉴藏取向 |
二、经济收入来源 |
三、“眷恋庭闱”印所示奉孝养亲 |
四、金石自娱 |
第二章 清仪阁鉴藏群体与嘉道时期的艺术市场 |
第一节 张氏家族收藏 |
第二节 徐同柏考释古文奇字 |
第三节 张辛摹勒上石 |
第四节 嘉道时期的艺术市场 |
一、张廷济“贪润自亵”质疑 |
二、通用货币的南北差异 |
三、张廷济等名家书写润例 |
四、书画、经籍、碑帖、钟鼎彝器、金石小品诸古董价格 |
五、古董字画装池与镌字工价 |
六、嘉道古董市场艺术经纪佣金、交易方式与规模 |
第三章 张廷济的金石交游 |
第一节 师友提携:翁方纲、阮元、邢澍等 |
第二节 嘉兴金石圈:张燕昌、吴东发、朱为弼、文鼎等 |
第三节 其他地区朋辈:赵魏、宋葆淳、翁树培等 |
一、张廷济铜器收藏转向及与赵秉冲、宋葆淳之关系 |
二、清仪阁藏品经朱为弼载入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
三、张廷济与何元锡、赵魏 |
第四章 清仪阁中的古器物 |
第一节 《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稿本流传 |
一、稿本递藏 |
二、稿本整理与景印出版 |
第二节 清仪阁藏品考释传拓玩赏 |
一、“摹古金石刻之室” |
二、藏品考释传拓 |
三、经眼古器物题咏玩赏 |
第三节 清仪阁藏品着录与递传 |
一、张氏吉金重器流传 |
二、张廷济与金粟山藏经纸 |
附表:《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藏器 |
第五章 张廷济的印人圈与印学贡献 |
第一节 张廷济的印人圈 |
一、与玺印藏家的交往 |
二、文鼎、曹世模、钱顺甫均为其刻印 |
三、亲友圈印人往还与合作 |
第二节 印学贡献 |
一、印学观念 |
二、印集遗韵 |
三、古玺印考证 |
结论 |
附录:张廷济年谱初稿 |
凡例 |
年谱正文 |
附考:张廷济《方治庵传》 |
一、方絜生平辨正 |
二、张廷济《方治庵传》与方絜生卒、籍贯、别署考述 |
三、方絜与张廷济的交往 |
图目 |
参考文献 |
一、张廷济着述、谱传及方志 |
二、报刊、学位论文及数据库文献 |
三、今版图书文献编年 |
四、日文文献 |
致谢 |
(3)清末新政视域下的吉林蒙务处述论(1908-1911)(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思考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四、利用的档案与文献 |
第1章 清代郭尔罗斯前旗之危局 |
1.1 郭尔罗斯前旗的内化 |
1.1.1 清廷对郭尔罗斯前旗的政治设计 |
1.1.2 政策变迁对郭尔罗斯前旗的影响 |
1.2 郭尔罗斯前旗外倾之忧 |
1.2.1 内部经济问题 |
1.2.2 外部列强侵夺 |
1.3 清廷的对策 |
1.3.1 朝臣的讨论 |
1.3.2 徐世昌的考察和主张 |
第2章 吉林蒙务处的设立 |
2.1 吉林蒙务处的设立与职权 |
2.1.1 吉林行省的成立与吉林蒙务处的设立 |
2.1.2 蒙务处的职权 |
2.2 与东三省蒙务局、吉林旗务处的关系 |
2.2.1 吉林蒙务处与东三省蒙务局 |
2.2.2 吉林蒙务处与吉林旗务处 |
第3章 吉林蒙务处的运行 |
3.1 蒙务处与吉林新政 |
3.1.1 接办蒙话报 |
3.1.2 协办吉林新政 |
3.2 蒙务处与蒙藩新政 |
3.2.1 承办理藩部新政 |
3.2.2 协办蒙公新政 |
3.2.3 划分江套界址 |
第4章 归并于旗务处 |
4.1 问题的出现 |
4.1.1 财政紧缺加剧 |
4.1.2 蒙务治权下沉 |
4.2 归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清代嘉道年间金石市场价格研究——以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中的古董交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一、《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所载金石价格 |
二、从金石交易看张廷济的购藏特点 |
(一)购藏途径 |
(二)购藏态度 |
三、嘉道年间金石价格分析 |
(一)金石与书画价格比较 |
(二)张廷济购藏价格同嘉道年间购买力比较 |
结语 |
(5)清后期大理地区经济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意义、目的及对象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目的 |
四、研究对象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主要内容、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主要内容 |
二、研究思路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清后期大理地区治理体系概况 |
第一节 行政治理 |
一、高层治理——督抚制度 |
二、基层治理体系——保甲制度 |
第二节 文化教育 |
一、传统教育体系概况 |
二、清后期大理教育的改革 |
第三节 军事管理 |
一、绿营兵组织体系 |
二、绿营兵与清朝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
第三章 清后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要素投入 |
第一节 自然资源 |
一、地形状况 |
二、气候状况 |
三、土地资源 |
四、农作物种植情况 |
五、矿产资源 |
第二节 劳动力资源 |
一、人口规模 |
二、人口分布 |
三、人口结构 |
第三节 资本资源 |
一、清后期大理地区市场流通货币 |
二、清朝云南银、钱比价的变化概略 |
三、金融组织机构 |
四、商业资本 |
五、手工业资本 |
第四节 技术资源 |
一、农业生产技术 |
二、手工业生产技术 |
第四章 清后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的产出 |
第一节 农业产出 |
一、经济作物的产出——以鸦片为例 |
二、粮食产出 |
三、种植粮食作物与鸦片效益对比分析 |
第二节 手工业产出 |
一、矿业 |
二、纺织业 |
三、农副食品加工业——以乳扇为例 |
第五章 清后期大理地区居民消费与地方政府财政 |
第一节 清后期大理地区居民消费 |
一、基本物质消费 |
二、文化消费 |
三、烟毒消费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 |
一、财政收入 |
二、财政支出 |
第六章 清后期大理地区商贸 |
第一节 大理地区商业市场 |
一、农村集市 |
二、城镇市场 |
第二节 大理地区主要贸易商品及其流向 |
一、清后期贸易商品及流向的概况 |
二、帝国主义入侵后的贸易商品及流向 |
第三节 商帮 |
一、同乡商帮 |
二、马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论王之春的货币改革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一、金属货币制度改革 |
(一) 铸金、银、铜三品钱 |
1. 清代传统币制缺乏强势本位币, 出现银、钱比值的大幅波动 |
2. 中央铸币权力下放导致地方货币式样繁杂, 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 |
3. 国际金银比重出现“银多金少”, 造成银价下跌 |
(二) 仿铸金圆 |
二、王之春的纸币流通思想 |
(一) 发行纸币的必要性 |
1. 纸币本身的优点———“妙在流通, 利在存寄” |
2. 抵制外国银行在华大量发行纸币 |
(二) 构建近代纸币体系 |
1. 纸币可兑 |
2. 构建纸币对内信用体系 |
3. 准备储备金 |
4. 设立国家银行专司纸币发行 |
(三) 王之春的“防伪”观 |
三、结语 |
(10)临桂词派与晚清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成果综述 |
二 本选题的学术意义 |
三 本文的研究框架及主要内容 |
四 本文的研究方法 |
五 本文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临桂词派与晚清社会近代化进程 |
第一节 从经世致用到中体西用 |
一、经世致用与西风东渐 |
二、中体西用应运而生 |
第二节 临桂词派的构成及特点 |
一、临桂词派的范围 |
二、同年同仁促成聚合 |
第三节 近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实践 |
一、社会经济 |
二、军事与边疆舆地 |
三、社会政治 |
四、社会风俗 |
五、文化教育 |
六、学者交流 |
第四节 词作、词论中的近代特点 |
一、词作中的近代元素 |
二、“重”“拙”“大”与时代思潮 |
三、批判创新、博采众长的词学理论 |
四、“写其胸臆”创作原则 |
第二章 临桂词派与戊戌维新 |
第一节 临桂词派词人的维新思想 |
一、社会政治思想 |
二、经济财务思想 |
三、文化教育思想 |
第二节 临桂词派词人的维新实践 |
一、创立京师强学会 |
二、议办京师大学堂与通艺学堂 |
三、筹办《时务报》与《渝报》 |
第三节 维新与词事 |
一、政治集会促进词事繁荣 |
二、咫村词社的创作内容 |
三、咫村唱和的词史意义 |
第三章 临桂词派与晚清吏治改革 |
第一节 临桂派词人的吏治思想 |
一、整肃官方,惩治腐败 |
二、清理壅塞,上下通情 |
三、废弃捐输,求选真才 |
四、清理仕途,裁汰冗员 |
五、精简胥吏,革除因循 |
六、杜绝滥保,严肃正途 |
第二节 吏治改革新模式的近代意义 |
一、《申报》连续报道京官联名参劾巡抚始末 |
二、言路与报业结合的近代意义 |
第三节 吏治改革对词人创作心态的影响 |
一、己饥己溺的济世心态 |
二、濒洞难掇的焦灼心态 |
三、感时忧世的悲愤心态 |
四、九死未悔的执着心态 |
第四章 临桂词派与晚清对外战争 |
第一节 中法战争中临桂派词人的态度 |
一、临桂派词人与清流 |
二、词人关注中法战争 |
第二节 中日战争中临桂派词人的态度 |
一、词人群体政治能量的变化 |
二、词人们的战争主张 |
第三节 临桂词派的战争词作 |
一、中法战争词作 |
二、中日战争词作 |
第五章 临桂词派与庚子国变 |
第一节 庚子国变中的临桂派词人 |
一、忠耿凛然,王鹏运谏止驻跸颐和园 |
二、日夜思维,关注德占胶州湾 |
三、忧心如焚,力谏对德争端宜持平 |
四、民气不可用,主张弹压义和团 |
五、滔天巨变,南归、随扈与坚守 |
六、隐微匡救,力促东南互保之约 |
第二节 愁情满纸《庚子秋词》 |
一、吹落梅花多少,落花之愁 |
二、闭门寒月照疏襟,寒月之愁 |
三、空有泪珠盈袖,愁极垂泪 |
四、朔风吹雪茸裘薄,寒风中愁 |
五、枕函残梦初惊,残梦之愁 |
第三节 国变词作的创作心态 |
一、其他临桂派词人国变词作 |
二、国变词作的创作心态 |
结语: 复杂求变的古典词派 |
附录一 刘福姚研究 |
一、刘福姚生年考 |
二、刘福姚卒年考 |
三、刘福姚家族考 |
四、刘福姚科举史事勾陈 |
五、刘福姚着述考 |
附录二 刘福姚简谱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外国银圆在嘉道年间的流通(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以商辅农”的乡村经济——以歙县北岸吴氏为中心的研究[J]. 贾晓阳. 中国区域文化研究, 2020(01)
- [2]清仪阁中的金石鉴藏世界[D]. 王艳明. 中国美术学院, 2020
- [3]清末新政视域下的吉林蒙务处述论(1908-1911)[D]. 赵力. 吉林大学, 2020(08)
- [4]清代嘉道年间金石市场价格研究——以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中的古董交易为中心[J]. 李凯. 中国书画, 2020(05)
- [5]清后期大理地区经济史研究[D]. 潘将军. 大理大学, 2019(01)
- [6]清代币制改革的酝酿与纠葛——以厘定国币为中心[J]. 熊昌锟.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3)
- [7]论王之春的货币改革思想[J]. 刘长林.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1)
- [8]两千年间的“佛”与“国”:传统中国对西方货币领袖头像的认知[J]. 林满红.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8(02)
- [9]近代宁波的洋银流入与货币结构[J]. 熊昌锟.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7(06)
- [10]临桂词派与晚清社会[D]. 杨上元. 广西师范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