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应对“早期收获”广西农业出三招（论文文献综述）
陈斌[1]（2021）在《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文中认为盘江流域由南盘江、北盘江及共同交汇而成的红水河和诸支流构成。该水系所覆盖的地理区域,上可经横断山脉承青藏高原,下可凭广西盆地接东南低山丘陵,总体处于云贵高原向东南低山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高原、盆地、丘陵在山脉与河流的交错分布中有序排列。同时,由于该地域主体部分面向海洋,大气湿度极高,导致境内生物多样性水平较高。苗、布依和汉族作为其主体居民,各民族原有的社会文化,在与世居于此的仡佬族相遇之后,再加上多样性生物特征的作用,不仅促生出新文化形态,为多民族共生传统提供人文多样性资源,而且能将人文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很好地契合起来,以创造盘江流域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自秦朝以来的历代王朝国家,或间接、或直接地对此区域实施治理。明清承接前朝遗产,在此综合实施土司、卫所、州县等制度,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统一,为民国和新中国奠定治理秩序框架。社会发展史暨“单线进化论”者认为,这些自上而下的制度,是王朝国家对其实施治理的主要内容,也是盘江流域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认为上述社会发展史叙事有失偏颇。一方面,忽略了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在斗争哲学视野下,有将边疆地方与王朝国家对立二分的嫌疑。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Scott）,采用从边疆看中心的范式,先后推出“弱者的武器”、“佐米亚”（Zomia）等创新概念,彰显东南亚山民文化的主体能动性,以此弥补了社会发展史的缺陷。但他又因为片面强调山民与河谷平原王朝国家的矛盾冲突斗争哲学,忽视了国家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兼容共生机制。事实上,双方除了冲突斗争的消极层面,还有在交往交流和交易博弈中构建共生秩序的积极层面。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在对盘江流域文史和社会沿革机制有整体认知的前提下,考察该流域内各民族自明清以来的社会文化生活实践,一方面,彰显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超越斗争哲学和对立二分视野,在凸显多样主体前提下,通过开放博弈、公平传承方式,实现多元一体的社会治理共生秩序。质言之,探求、理解和维护文化生态多样性体系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可持续机制,乃本文的主要旨趣。为此,本文进而提出三方面创新观察角度。第一,盘江流域是中国大西南山地诸多类型缩影之一。当地居民依托山地文化生态家园和传统资源,相互之间建立起互动互惠交往模式,且在危机时刻能为外来人提供庇护,由此生成多样化民族文化共生机制;第二,元明清以来的中原王朝强化西南山地开发加深统治。这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又因生计资源过度开发而影响到当地可持续发展。面对新的环境压力,山地民族发挥文化多样性社会整合功能,积极地与王朝国家官吏及其代理展开顽强博弈。其实质是山民希望与王朝国家达成新秩序的维权诉求;第三,王朝/国家面对山民的诉求,应是通过双方代理人理性协商推出新制度,形成“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新治理秩序。唯因形格势禁或双方代理人损公肥私,乃至无论羁縻制到土司制、土司制到改土归流及“改卫设县”的制度升级中,都难免出现“反抗镇压+善后安民”的运作机制。但事后看,王朝开发新边疆拓展政治经济利益的诉求,总要通过包容民众维护生态家园、生存环境和社区、生计资源权益的某种自治诉求,才能基于互惠达成长治久安。盘江流域山民与历代王朝/国家的长时段博弈,凸显出如下两方面特征:第一,理论上,盘江流域山民与中原王朝/国家的互动,既非完全的斗争哲学,又非完全的消极顺从。更具体讲,它是界于斯科特（James C.Scott）的“佐米亚逃避”、宋怡明（Michael A.Szonyi）的“积极被统治”与拉铁摩尔（O.Lattimore）的“贮存地对抗”之间的“就地坚守在服从中博弈”。它为各界思考边疆民族与王朝国家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类型样本。第二,实践上,现代国家应对边疆民族基于文化生态家园权益多样性公平传承的博弈诉求,或可借鉴盘江流域互惠双赢的成功经验,致力于边疆民族社区发展与国家治理秩序共建共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和主体能动性相互包容意识。本文力图展现盘江流域与王朝国家博弈过程,旨在基于长时段历史经验,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丰富内涵和机制结构,以此揭示中国筑牢现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厚文化资源,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建设提供有普遍价值的社会产品,进而助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秩序建设。但因笔者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缺陷漏洞在所难免,恳请前辈导师侪辈同仁鞭策提携批评指正。
王越[2]（2021）在《汉代城乡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城乡关系即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以往的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主要侧重于唐宋明清时期的探讨,具体到两汉时期则更加侧重于城市和乡村的分别研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不仅可以补充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体系中相对薄弱的一环,还有助于打通汉代城市研究与乡村研究的关联。同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也有深化“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理解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城乡关系作为研究主体,探究汉代城乡关系的历史实际,梳理两汉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和乡村从宗法血缘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城乡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新的动向。受到多国林立、社会动荡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城乡关系还展现出区域差异性和丰富性的历史特点。短暂的秦王朝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天下一统局面下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汉代以后,城乡关系得以继续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汉代城乡关系中存在较多的同一性要素。这是城乡共同体时代的基因遗存和“大一统”王朝政治体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同一性要素主要体现在政治治理和居民生活两方面。城市与乡村统一于地缘行政管理体系,拥有着相同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人员设置。各种身份人群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广大城乡平民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经济权益和文教机遇。此外,城乡经济和文化方面也具有同一性表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城乡居民在主流思想文化上也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想法与诉求。其二,汉代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并且有差异化发展的趋势。这是城乡共同体色彩淡化,城乡分野明晰化的结果。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空间差异和经济结构差异两方面。城市与乡村在空间规模、空间形态、空间结构以及空间发展趋势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城市与乡村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市场结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此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也存在着各自鲜明的文化特色。就汉代城乡关系的结构与发展趋势而言,城乡同一性要素的存在与城乡的差异化发展始终是并存的。其三,汉代城乡差异推动着城乡相互交流。城市和乡村通过政治互动,实现了治理功能的互补,乡村自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乡经济也因为经济结构的差异和区域差异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城乡思想文化呈现出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形态。汉代人口在城市和乡村中自由选择居住,造就了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流民在城市和乡村中祈求生存,造就了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其四,汉代城乡可以实现相互转化。汉代城乡转化规模十分可观,乡村向城市不断地演进,城市也在向乡村不停地回归。影响城乡转化的因素主要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各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社会单位城乡形态的变化。城乡转化的实现得益于汉代城乡的特定背景,是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城乡共同发展的“马太效应”推动了大都市和小型乡村的涌现,也为城乡转化提供了发展动力。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两汉城乡关系出现了较多变动,其结果是乡村的成长与城市的停滞,但是没有突破城乡关系的原有结构。这是汉代城乡关系有别于其他时期的显着特征。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在于农本,而欧洲古代城乡没有共同的基点,由此造就了中西古代城乡关系的结构差异。同时,官方政府统一主导着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这与西方古代的城乡分治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张古悦[3]（2021）在《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与朝鲜半岛隔江相望,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联系。作为跨境民族,朝鲜人民既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及反动政权的统治下遭遇过压迫与屈辱,也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保卫中国领土完整,为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辽宁地区作为东三省重要的交通枢纽,亦是东北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之一,许多朝鲜人在此地定居生活,同时辽宁地区也是东三省的政治枢纽,为各类朝鲜人团体提供了活动空间。目前关于国内朝鲜人的研究成果仍然以吉林、延边地区为主,而以辽宁地区为研究范围的学术成果仍然较少。本文利用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图书馆、沈阳市档案馆、韩国历史数据中心、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以及新宾、本溪、抚顺等辽宁省地方图书馆所藏朝鲜人原始档案、新闻报纸、各类着作等资料,将民族史与地区史相结合,阐述辽宁地区朝鲜民族的形成发展史。此外,本文以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至1948年辽宁解放为时间范围,以当代辽宁省行政区划为地理界线。从宏观角度考察清政府、奉系军阀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及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辽宁地区朝鲜人政策。并寻找其政策实施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影响,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辽宁地区朝鲜人最终获得解放的过程。本文还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口变化、地域分布、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等方面进行探索与整理,力求从微观角度对朝鲜人在辽宁地区的社会生活情况进行叙述,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历史进行补充。第一章主要内容为1910年以前,由于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日本在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压迫以及连年的自然灾害,导致朝鲜人小规模迁往辽宁地区进行生产生活的过程。因长期受到朝鲜王朝的剥削,朝鲜半岛特别是北部地区的朝鲜人生活状态极为恶劣,为了维持生计,朝鲜人开始越境进入辽宁地区进行农业活动。在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侵占了朝鲜半岛,通过“土地调查事业”为代表的殖民经济体系掠夺了大量土地,导致更多的朝鲜人迁往辽宁地区。由于清朝政府无法阻止移民越境,开始实施吸纳朝鲜人入籍的政策,同时颁布“剃发易服令”并通过扶持中国地主加强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管理。而日本当局为实现其侵略扩张阴谋,利用领事馆与日本农业资本向辽宁地区进行渗透,使朝鲜人的生活受到了较大的影响。第二章主要考察了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至1919年三一运动前,大批朝鲜人因政治与经济因素迁往辽宁地区后,清政府、民国官宪、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围绕朝鲜人实施的不同政策对朝鲜人的政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由于大量朝鲜人的到来,令辽宁地区呈现出多样的民族关系,但相继而来的日本干涉问题也令清政府颇为头痛。因此,辽宁地区的清朝官宪制定了“清源截流”的方针政策,吸引朝鲜人入籍的同时对即将入境的朝鲜人进行限制。其政策精神一直延续至1915年《南满东蒙条约》的签订。在《南满东蒙条约》签订后,日本利用朝鲜人“日本臣民”身份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因此,民国初期的辽宁官宪为减少外交交涉,不得不将政策转变为以“监视控制”为主。在政策逐渐严格的影响下,一部分朝鲜人开始向吉林地区转移。辽宁地区的朝鲜人中绝大部分为贫苦的农民,而即使进入城市,其收入仍处于社会底层。因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在辽宁各地设立朝鲜人会,以提供经济援助为幌子笼络朝鲜人.同时,还设立朝鲜人学校,以“朝鲜教育令”为基础,向朝鲜人子弟传达效忠天皇的腐朽观念,对朝鲜人的文化教育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第三章主要阐述了1919年三一运动后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奉系军阀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当局针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实施的政策以及对朝鲜人生活的影响。三一运动将东北朝鲜人反日运动推向高潮,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开始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打击日本军警。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朝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为防止反日运动影响,除在经济上继续支持朝鲜人会外,还组建亲日朝鲜人武装团体,对朝鲜人反日运动进行镇压,以达成控制朝鲜人的根本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当局还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横行于辽宁地区,导致奉天当局认定朝鲜人是引起内政、外交困境的主要原因。1925年中、日签署《三矢协定》后,奉天当局对朝鲜人采取了排斥驱逐政策,《田中奏折》的出现更是激化了民族矛盾,令辽宁地区一部分当地百姓加入到排斥朝鲜人的行列。排斥驱逐政策的实施不仅使辽宁地区朝鲜人口数量逐年下降,也使朝鲜人的经济生活状况更为恶劣。同时,奉系军阀政府为了抵御日本的教育侵略,以强制手段关闭所有朝鲜人学校,命令辽宁各地朝鲜人子弟进入中国人学校。日本背景的教育机构却借机在日本势力的庇护下发展壮大,向更多的朝鲜人子弟灌输“亲日”思想,对朝鲜人的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第四章的主要内容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与伪满洲国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实施的奴役与经济掠夺政策,使朝鲜人的经济、社会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的侵略引发了辽宁地区朝鲜人的两次避难潮,为解决难民问题,日本当局将朝鲜人集中于“安全农村”与“集团部落”之中,以安置为名对朝鲜人进行监视管制,并利用其进行农业种植能力以方便经济掠夺。同时,日伪政权还对朝鲜人移民实施“放任”政策,并刻意提高民族等级笼络朝鲜人,引起严重的民族矛盾。此后,日伪当局为缓解日本国内就业压力,以“新规入殖”政策代替“放任政策”,使辽宁地区朝鲜人成为日本农业殖民者的“廉价劳动力”。在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的鼓惑下,东北沦陷时期的辽宁地区朝鲜人口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粮食产量也在逐年上升,然而朝鲜人却在日伪政权的盘剥下生活极为艰苦。在日伪政权灭亡前,为增加粮食产量,日伪当局在不切实际的增加移民数量、种植面积与产量目标的同时,还对中、朝人民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特别是“粮谷出荷”政策,强制掠夺了中国以及朝鲜农民的农作物及口粮,在辽宁城乡地区均造成了巨大的粮食恐慌,导致辽宁地区中朝百姓生活在贫困交加的境遇之中。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的侵略与经济掠夺,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辽宁地区的中、朝人民不论派别纷纷加入抗日斗争之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第五章主要阐述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与国民党的掠夺政策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生活的影响。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令朝鲜义勇军挺进东北,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共产党员们也迅速行动,在保护当地朝鲜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的同时,号召朝鲜青年加入革命队伍。在国民党占领时期,辽宁地区朝鲜人积极进行游击战争以保卫革命果实,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令饱受欺凌的辽宁地区朝鲜人真正获得了自由与解放,而广大朝鲜人民也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以不同的方式支援前线,为辽宁地区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中国共产党对朝鲜民族的平等政策与土地政策相比,国民党政府进入辽宁地区后却以清算为借口对朝鲜人资产进行掠夺,导致许多朝鲜农民丧失土地,而城市内朝鲜人也纷纷失业,大量的朝鲜人又一次沦为难民,其中一部分不得不返回朝鲜半岛或进入解放区,导致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口数量急速下降。而国民党政府为减少难民带来的经济压力,制定了朝鲜人遣送计划,但遣送行动只进行了一次便宣告搁浅。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韩侨事务处开始敦促朝鲜人进行农业耕种以补充军粮,但绝大多数朝鲜人因之前的经济掠夺早已无力从事农业活动,甚至许多朝鲜农民沦为难民,流落街头,他们在饥寒交迫中滞留于辽宁地区,直至辽宁解放才重获希望。纵观1910年至1948年朝鲜人迁移至辽宁地区的历史,在日本吞并朝鲜后,朝鲜人怀着寻求容身之所的希望前往辽宁地区,利用熟练的农业技术,在一片荒芜之中开拓出万亩良田。而日本当局不仅对朝鲜人实施“统制利用”政策以干涉中国内政与经济掠夺,还以民族挑拨政策令其受到奉天当局的排斥,在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垮台后,其贻害还导致朝鲜人遭受国民党政府的劫掠。辽宁地区朝鲜人屡屡遭到封建地主、军阀集团与帝国主义的迫害,陷入流离失所的痛苦之中。但即使如此,朝鲜人民仍未放弃民族解放的希望,不仅成立了大大小小的民族主义反日团体,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中国人民携手共同对抗封建地主、奉系军阀、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与国民党反动政权,为辽宁地区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最终成为了光荣的中华民族一员。辽宁地区朝鲜人的历史既是一段开拓、建设新家园的移民史,也是一段在歧视与压迫政策下充满艰辛与苦难的血泪史,更是一段通过坚韧建设与顽强奋斗,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的光荣历程。
察应坤[4]（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研究表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丁凌[5]（2020）在《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征,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年代的一次特殊行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它保存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有生力量,吹响了抵御外敌入侵和反抗剥削压迫的冲锋号。虽然今天的我们已无法重回当年的时空环境,但是若有机会重走长征路,依然能够直观地感受长征的一些特点——“大多时候行走于民族地区”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因为这个特点的存在,才推动和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各民族实际情况的深刻认知,才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探索的进程,才在印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征的同时留下了可资借鉴与总结的民族政策完善与发展经验。基于此,本文从统战学的视角出发,以增进了解、凝聚共识、促进团结的逻辑递进线路作为论文的结构指向,同时借鉴民族学、政治学中的相关知识,充分阐释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形成背景、变化理路、基本内容、历史成效,进而总结其在总体定位、价值实现和创新发展三个方面的当今启示。其中,在阐述这一时期民族政策的形成背景时,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民族政策不可能是无源之水,一定有其客观存在的基础。只要中华民族多元互融的基本特点不变,民族政策就有存在的必然和形成与发展的内在支撑;只要国内外情势有所变化发展,民族政策就有随之调整的方向;只要在此基础上有更加具体的目标与任务要求,民族政策就有细化的现实参考。而这三项因素又成为不断形塑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动力。简言之,上述因素决定了民族政策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外形”,即彼时的时空环境需要什么样的民族政策。紧接着对长征时期民族政策变化理路的探究,实际上是呈现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段是如何调适民族政策使其得到进阶式发展并与上述环境影响下的时代任务相契合的。本文依据长征时期所发布的民族政策相关文件及其内容,总结了民族政策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况。研究认为,战略转移的开始推动了在此之前民族理论的延续,同时也使此前的民族政策派上了用场,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突破性”进展。懋功会师后,党和军队得到了一段时间的休整,对前期的民族政策做了总结与调整,使其与中国革命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并且有了相对充裕的时间对民族政策进行实践贯彻。红军北上后,《八一宣言》传到了延安,中共中央研究了具体形势变化并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同时将民族政策调整到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相结合的新高度。这是民族政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指导着民族政策朝向更加符合国内外情势和少数民族具体情况的方向变化完善,并成为突显民族政策作为统一战线领域政策供给的重要节点。上述前后相继、不断升华的民族政策发展脉络,不仅诠释了其质态与目标的变化,还为形成彼此相关却又作用不同的基本内容奠定了基础。自长征开始,频频出现敌对势力对党和军队的虚假宣传,而党和军队在长征之前尚未在民族地区充分开展民族工作,因此,少数民族群众对真实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为了打消少数民族同胞的疑虑,红军宣传并执行了党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少数民族群众工作等政策,建立了政治关联的通道。同时,红军严格执行党的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宣传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等政策,使少数民族同胞切身感受到了民族平等,由此增进了与各族群众的团结。当看到少数民族同胞生活上的困难后,党针对土地没收与分配、工商业发展、税收等领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内容,虽然有些还需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依据不同地区的特点进行调整,但依然不影响少数民族对于相关政策的理解和支持。为了保障各族同胞当家作主的权利,探索了制度化的组织方式并建立了一批少数民族政权,民族区域自治由此萌芽。毫无疑问,民族政策的质态与目标变化,基本内容的丰富,红军纪律严明的执行等,不仅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还带来了不同角度的收获。从时代发展之维观察,表现在保存革命发展的有生力量、壮大革命队伍、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三个方面。从作为民族政策制定者的中国共产党之维来观察,其对少数民族基本情况有了深入、具体的了解,提高了处理相应问题的能力,并由此奠定了全面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政策发展的雏形。从少数民族作为民族政策受众方的维度观察,其对党的认同,对民主平等与互助发展信念的坚定正是民族政策既作用于以那段历史为基点的现在时态,又作用于以那段历史为基点的将来时态的具体表现。以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为切点,在体悟那段历史的过程中不难提炼很多规律性的内容。不管是紧扣时代发展的主题,把握民族政策的总体定位,还是传承调查研究、政策宣传、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等在长征中得到充分验证的民族政策价值实现的基本条件,抑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做到共性目标与具体实践有机统一,保证民族政策内容形成相互联系的整体等经验承继中实现民族政策的创新发展,都是通过民族政策来增进各族同胞的团结,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推动时代发展的有益做法。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为了更加立体、全面地开展上述研究,本文通过典型案例嵌入式分析的方法,将具有辅证性质的纪实性故事,流传下来的歌谣、诗作,刻在板壁桥头的标语、口号等内容融入了正文中,尽可能地弥补目前成果中以纪念性、描述性研究居多这一不足;运用以内容变化为基础分时段展现民族政策进阶过程的方法,避免了单就某一区域、某一具体政策为研究出发点带来的碎片化现象;加之归纳对比、语句情境分析等方法的运用,在解析具体内容的基础上,力求讲清楚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需要民族政策,需要什么样的民族政策,在不断的理论提升、实践突破与观点积累的过程中最终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内容、作用,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等一系列问题。本文按照上述逻辑线路在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进一步论证了历史文化因素和国内外环境变化与形塑这一时期民族政策之间的关联,说明了基本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功能指向,还细致分析了各主力军在民族政策实践层面事实上经历的阶段和各阶段的首创性内容,在挖掘材料的过程中整理了各主力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时间、对应地区和接触到的主要少数民族,以期进一步完善长征时期民族政策的研究,为后续开展某项具体政策源流或少数民族地区红色基因与社会变迁等主题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线索导引。与此同时,由上述过程去体会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讲到的长征的意义,了解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中国革命发展做出的贡献,感受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共御外侮的决心,不仅对于我们今天深刻认知中国多民族的国情,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更为激发民族政策的价值与作用,使其在不断完善中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之路提供了借鉴参考。
顾王乐[6]（2020）在《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文中认为《说文》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六书”原理对汉字进行系统分析的文字学专着。《说文》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字资料,以及许慎时代关於文字的研究成果,爲古文字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但是许慎所见到的小篆、古文、籀文等字形已有譌误,他对字形结构和造字本义的理解有不少是不可信的。而且《说文》成书以後,屡经传抄刊刻,年代浸远,谬误滋多。历代学者在校正《说文》方面都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真正有所突破则是在近代古文字学兴起以後。随着古文字资料在《说文》研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古文字与《说文》的互证研究已经成爲《说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方面取得了十分显着的成果,除一些专门研究《说文》的着述外,这一时期的许多甲骨金文考释书籍、论文、札记和题跋中都能看到不少根据古文字资料纠正《说文》错误的意见。目前对於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校正《说文》的研究和总结还有很多不到位之处,许多早期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一些已经被古文字学界判定爲错误的观点在《说文》学界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正。本文对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方面的成就、特点以及不足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全文主要分爲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相关术语的界定,学术史的回顾,选题目的及其意义,研究思路等方面内容。第一章主要讨论了与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密切相关的学术背景:一是利用金石文字考订《说文》的学术传统;二是清末民国古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传统《说文》学的拓新;三是出土材料的新发现与研究在清末民国《说文》学界的不同反响。第二章详细介绍了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历程,共分爲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83年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书成到甲骨文发现前夕;第二阶段,从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到1929年马叙伦《说文解字研究法》出版;第三阶段,从三十年代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每一阶段介绍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研究成果。第三、四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成果例释。第三章主要考察清末民国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印证和纠正《说文》篆文和说解方面的具体成果。第四章则主要收录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古籀形体方面的成果。第五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之失误例析。我们对这一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中的失误类型和失误原因进行分类与总结。结语部分对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研究进行总体的评价,并对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说明。附录部分是清末民国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相关论着目录,分爲《说文》研究论着目录、古文字学论着目录和文字学通论着作目录三类。
陈曦[7]（2020）在《《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元至治年间刊行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末明初罗贯中所着《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为《三国志演义》）为三国题材演化史中最为完整亦是最为成功的两部杰出的文艺作品。前者是后者成书的关键环节,由于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不同,两部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文化内涵、美学风格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值得全面细致地进行比较研究。本论文将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整体全面、深入细致地比较研究,同时,重新审视和评价《三国志平话》,对《三国志演义》也会有新的进一步地认识。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三国故事渊源与分合流变。三国故事的总源头乃是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其中特殊人物及重大事件被陈寿遴选入《三国志》,成为正史。后经裴松之补注,又大篇幅扩充,最后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整合,融裴注入正文,遂成为完整的公认的正史文本。其中,未入史传者,有的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遂成为了大众传说。此乃同源分流为史传与传说两大层面。在此过程中,裴注补入内容中已有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一次交流。《三国志》等正史成书后,其中的某些内容又被喜好三国故事的知史者作为结构框架,通过其想象、生发、演绎为新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二次交流。经过魏晋至宋元的漫长历史过程,文人创作与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源远流长,日渐丰富发展,至《三国志平话》的产生,成为大众传说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也是以大众传说为主的两个层面的合流杰作。至《三国志演义》的横空出世,又回归史传,成为以史实为主兼收传说的更高层次的集大成的伟大作品。此乃两个层次的又一次螺旋式上升的交流与合流。第二章,故事情节溯源与异同比较。首先追溯了《三国志平话》的故事情节与《三国志》、裴注的源流关系,并列表加以细致地梳理,比较二者故事情节的前后继承关系,同时比较其许多着名故事的情节设计差异。接着又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史传的不同特征。最后,又以六大着名三国故事为例,个别中见一般地比较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在情节建构层面的同中之异。第三章,人物形象之比较。本章以蜀汉集团的刘、关、张、诸葛亮形象与曹魏集团的主角曹操形象、孙吴集团的主角周瑜形象为例证,管中窥豹,比较《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演义》在人物形象方面的异同。此前,学界对二者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多立足于《三国志演义》,将其吸纳《三国志平话》中有关人物的内容拿来进行比较,绝大多数观点是褒扬《三国志演义》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而贬低《三国志平话》中的人物形象为简单粗陋。笔者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两部作品中均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同中之异,同时,也将其相关内容与《三国志》加以比较,重新评价相同人物形象在不同文本中的思想性格特征及艺术得失,以期对《三国志平话》中的重要人物形象做出新的合理的评价。第四章,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文化意蕴的异同。从民与国关系的层面论之,二者都在弘扬爱国爱民思想。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平话》是“爱民第一”,即把爱民置于安国及一切社会内容的前面;《三国志演义》则是报国第一,安民第二。从作品开头管窥二者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是以因果报应开篇,表达了一种批判暴君、赞扬明君、惩恶扬善的道德理想;《三国志演义》是以“天人感应”思想为主导,以天意来警戒人世开头,引出黄巾起义,追溯乱世缘由;毛本则是以历史循环论起始,用以解释社会分与合的现象与规律。从作品结尾探讨作品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改变了史实,以刘渊兴汉作结,表达了一种复仇的快感与变相兴复汉室的理想愿望;《三国志演义》则遵循史实,通过司马氏一统天下,寄寓了向往统一、君明臣良的理想愿望。第五章,比较论述《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的美学特征。从美学色彩论之,《三国志平话》以喜剧美为主,是喜中有悲;《三国志演义》是悲剧美为主,悲中有喜。二者都追求以奇为美,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演义》是奇中寓真,在情节奇特美的追求中又以真实性与合理性约束之;《三国志平话》是奇上加奇,追求超人之美,神化之美,求奇不已,在奇美中获得快感。从美的性质来说,《三国志平话》占主导地位的是朴质之美,但粗中有细,俗中有雅;《三国志演义》占主导地位的是文雅之美;但亦细中有粗,雅中寓俗。
吴媛媛[8]（2020）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人口老龄化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结构变化的一个复合过程,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多个层面、多个尺度和多种途径,具有中介性、动态性、开放性、空间性和反馈性的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开始下降,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不断上升,形成了一个对经济增长十分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并逐渐转化为推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转变的持续推进,当前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抚养比提高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时期,面临着未富先老、劳动力成本上升、城乡关系矛盾升级以及养老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等问题,对一些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以人口结构性迁移所形成的人口老龄化地域差异和城乡分异为主要切入点,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以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以人口经济相关理论、区域经济增长相关理论以及其它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揭示了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以中介效应分析、非参数估计、门槛效应回归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定量分析方法为研究手段,检验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阐明了人口老龄化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与机制。研究得到如下基本结论:（1）中国人口老龄化整体处于加速发展状态,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和“城乡倒置”特征。这与大规模具有年龄选择性和方向性的人口迁移直接相关,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城乡发展差异所形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是这种人口大规模结构性迁移的主要动力,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会进一步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形成一系列的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2）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加速（正效应）”与“减速（负效应）”效应并存。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和居民消费水平产生了负向影响,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减速效应”,这种减速效应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而加强,长期看会对区域经济增长带来愈加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水平、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正向影响,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加速效应”,但这种“加速效应”是短期的和特定的。（3）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一是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特征,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动态变化的过程,即随着人口老龄化系数的提高,超过特定的门槛值后,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有所下降。二是区域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并非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和空间依赖性,进而导致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显着,即人口老龄化在对本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同时,还会对周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4）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差异显着,老龄化越严重的区域,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的下降幅度越大,越容易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人口老龄化水平较高的东、中和东北地区的下降趋势较为突出,负向溢出效应显着,尤其是东北地区最为明显,而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仍处于对地区经济增长正向影响的加速阶段,存在显着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正向影响下降幅度较城镇地区更加明显,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更强。（5）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差异对城乡发展不平衡具有正反馈效应。城乡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地区转移,一方面减缓了城镇地区老龄化、为城镇地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愈发显着,进而减少了农村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存量,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减速效应”,进一步扩大了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异与城乡发展不平衡之间的正反馈效应。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调节劳动力供给和消费水平,缓解老龄化的“减速效应”;二是加大科教和老龄产业支持力度,稳定老龄化的“加速效应”;三是搭建人才合作的良好平台,激发老龄化的“正向溢出”;四是实施差异化的人口和经济政策,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五是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促进城乡地区均衡发展。
程令政[9]（2020）在《秦及汉初刑罚制度研究 ——以出土简牍资料为主要依据》文中认为睡虎地秦简发现之前,关于秦及西汉早期的刑罚制度,学界对其认识长期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1975年睡虎地秦简的发现改变了这种局面。秦简里的各种律令条文,使学界系统性的研讨秦的刑罚制度成为了可能。随后,1983年张家山西汉早期律令简牍资料的出土,使得这种复原与探讨得以在更坚实的基础上进行。张家山汉简不但提供了远多于睡虎地秦简、以刑律律文形式存在的资料,而且两者相距约40年左右,这就为精确而系统的探讨“汉承秦制”这一问题提供了立体的、可视的基础。时间的差距还意味着刑罚制度变迁演变的轨迹,内中具体刑罚类型的源起与兴废之线路,在这一前提下都得以揭示出来。加上后来又有了主要以秦律令为主的岳麓书院藏秦简和以具有丰富的刑徒管理、服役资料着称的里耶秦简这两种出土资料,此外西北出土的汉简里也存在不少法律方面的内容,这一切都为复原与构建秦及汉初的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秦及汉初的刑罚制度,在汉文帝十三年的刑制改革中,迎来了其生命的终结。这一时间下限的确定,使得我们可以结合其所改革的旧刑制,以其作为终点反馈回去,上溯张家山汉简与睡虎地秦简,将这一时段的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的基本脉络梳理清楚并展示出来。本文就是基于这一背景而展开的一项关于秦及汉初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的研究,主要的目的是在对该时段刑罚制度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厘清该时期刑罚种类的实态并复原其体系。文章共分四章,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依次说明了选题背景、研究对象及范围、先期研究及存在问题、研究方法等项内容,并在最后着重讨论了本文所用简牍资料的性质问题。第二章,刑的起源与本质属性。本章主要就刑的含义、起源及本质属性展开讨论,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刑的含义的分析,意在从古文字学的角度探讨刑的古义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尝试厘清法律意义上的刑的多层含义,最后得出刑的主要含义——特别是在秦及西汉前期——是“肉刑”的结论。第二部分是在刑主要指“肉刑”的基础上,根据古代“兵刑一体”的观念,以及同害刑/反映刑的原理,来说明刑的起源。战争和同害刑/反映刑是中国古代刑罚产生的两大主要途径。第三部分是关于刑的本质属性的分析。第三章,秦及汉初的刑罚体系:以死、刑、耐为中心而展开。由刑的产生方式所决定,刑从本质上来说,其基本的功能就是区分、标识与人格否定。在本文所处理的历史时段里,作为其主体刑罚的死、刑、耐三个刑等尤其体现出了这一特点。以此认识为基础,本文尝试复原出这一时段的刑罚体系。本章主要围绕着死、刑、耐这三个刑等而展开,对每一个刑等中的具体刑罚种类做了分析,在此基础之上,确定了每一种刑罚的等序、位阶,以及其在刑等内部的相互位置,由此而使整个刑等的等次关系得以明晰。同时,由于此前影响刑罚体系正确构建的主要原因,是错误的理解了肉刑/耐刑和劳役刑之间的关系,本章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由刑的本质所决定,劳役刑可以看作是肉刑的自然延伸,因此只能是肉刑或耐刑的下位刑罚。这样的话,在刑罚体系里,劳役刑就不能据有一级刑等的位置。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整个刑罚体系才能构建起来,并均衡有序、条理分明。第四章,汉文帝的刑制改革:秦及汉初刑罚体系的终结。以死、刑、耐为中心的秦及西汉初期的刑罚体系,在汉文帝十三年的时候,迎来了其生命的终结。此后我国的刑罚体系即改变了以肉刑为主的原本面貌,走上了一条以劳役刑为主的更为合理的发展道路。因此,对于秦汉时期的刑制问题来说,文帝改革乃是一大关键。这一改革一方面结束了旧刑制,另一方面又开创了新局面。本章即探索这一改革过程中的刑制变化诸问题。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在下面一些问题上有所突破。首先,秦及西汉前期的刑罚体系仍具有比较强烈的肉刑色彩,因此其主要是由死、刑、耐这三个刑等构成。劳役刑由肉刑和耐刑所涵括,并不在一级刑等之列。如果以学界通行的主从刑架构来说明,则肉刑与耐刑是主刑,劳役刑是从刑或附加刑。其次,得出上述观点的依据,主要来自于对刑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受刑的产生方式的影响,这一属性表现为对受刑人的人格否定,具有“民事死亡”的效果。从肉刑的本质属性上来说,通过残人肢体的方式使受刑者感受到肉体的痛苦仅仅是一个方面,甚至不是主要的方面;肉刑的实质在于区分、刻印、标识与身份降等。再次,在对刑的产生方式以及刑罚体系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五刑制度并非一开始就如同其在秦汉时期所呈现的那样严整而有序,它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中每一种刑罚类型,可能本来都有着自己特殊的起源与适用背景。经过长时期的相互调整与适应之后,在我们目前所见到的秦汉刑罚体系里,方呈现出一种井然有序的相对成熟状态。我们熟知的旧五刑,里面的刑名与其在刑罚体系里位阶,既不是被“制定”出来的,也非成于一时,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能够想象有一个从类型众多且不齐整到数目逐渐减少然后序列化的过程。最后,在探讨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的过程中,尝试解决了前辈学者有所探索但遗留至今的若干问题。
张国良[10]（2020）在《竞德、逐智、争力 ——尚武的三个维度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尚武贯穿于中国武术的历史发展之中,深深影响武术人的技艺提升、武德修为、人生态度等,是与“崇文”相对的客观性存在,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尚武不仅是近代中国摆脱羸弱、实现强健的动力源泉,而且也是当下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力量之源。源于前轴心时代到轴心时代的尚武（军事、国家治理）,韩非子以“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进行了概括。轴心时代尚武（军事、国家治理）的“德”、“智”、“力”三种文化形态不仅成为后世基本范畴和文化母题,而且也深深影响了尚武意识形态和文化实践。基于此,本研究以尚武为对象,运用文化史研究方法,从“竞德”、“争力”、“逐智”三个维度,对应于“武”之“止戈”、“持戈”及其“持/止”张力的智慧化调适,提炼内在逻辑、行为特征和互动关系,梳理其历史经验和文化遗产。以此回应社会尚武认知的单维性,服务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践,助力于中国梦的实现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第一,轴心时代“武”的“德、智、力”文化内涵,蕴含着后世“武”的文化基因。一方面,在文武逻辑辩证的框架中,于学理上将“武”演绎为“武力”的“张”、“弛”而尽显“智慧”,渗透于中国政治、军事实践之中。例如,国家治理的“外儒内法”特征,其“儒”是“德”,其“法”是“力”,其“内”“外”组合体现为“智”。军事实践的“兵儒合流”特征,以“兵”体现“力”,以“儒”彰显“德”,以“合”追求“智”。另一方面,将尚武具体化为文化新系统。“德”对“师出有名”的注重、表现为“象征性打击、有限度打击”等,“智”以“以破求全”而实现胜利成果转化的“代价最小化”、追求“强己弱敌”之效及其优劣强弱态势的转化,“力”则注重“武备”“武风”“武艺”等战备物质基础的建设。第二,尚武具有“竞德、逐智、争力”三个维度的文化结构。尚武（军事、国家治理）的“德、智、力”文化基因,被武术细化为人与人的伦理、技术互动关系后,不仅以“竞德”方向性伦理的规定、“逐智”优化性策略的倡导、“争力”提升性技术的基础,型构了“力技术+德伦理+智策略”三维一体的尚武文化实践新系统,而且还将三维一体的尚武深入到“练以成人”的文化实践之中,形成了由德之竞、技之争、双修之逐智组成的“德技双修”文化特征,交织为“武德与功夫”两大主题,变奏为“武”之“持戈”与“止戈”二元对立的平衡。第三,“竞德”更多是对强者“止戈”的期待。它的内在逻辑既规定了“武”的方向,也从“动作方式、力度、速度、幅度”对武术技术文化进行了多元化规制、在攻防效果上实现由打人而“放人、制人”的转变、在思维方式上确立由打败人到服人的新目标,还将商周敬祖之德改造以祖师信仰而为“武”之方向性提供正当性来源,最终形成了祖师信仰、制度安排、武技践行组成的三维一体的暴力治理文化形态。第四,“逐智”既是弱者智慧也是强者的艺术。它以兵家思维策略和道家智慧生成了“武”的配置优化性和向内求证性逻辑;其技术表征既表现为强者和弱者的方法之“巧”、动作视觉效果的“诈”,也将尚武“逐智”外显为强者和弱者的“指东打西”以及“拳打人不知”和“以小打大”三重技术境界,内隐于暴力冲突情境中“打”与“不打”的适度转换、“打”之良性结果的控制及其“打而不伤”所获得的“象征资本”;其冲突互动是对看似不可调和的“持戈”与“止戈”二元对立进行平衡和调适。第五,“争力”更多是弱者“持戈”的追求。其内在逻辑是实力的提升;其技术文化系统是以劲力训练为主线,内化为提高打击力、追求周身一家的完整性,外化为提高抗击打力、提高对手劲力感知力和敏感性;其冲突互动是身心二元的同时“争力”过程,是在暴力情境“有人/无人”的预设中克服冲突性紧张与恐惧、锻炼“敢打性胆气”和“必胜性胆气”。第六,在“竞德、逐智、争力”中,贯穿其中的主旋律是保持“德/力”的合理张力。尚武的“德/力”张力,一方面形成了武术“力实践、德话语”文化系统,并以“竞德”统一武术拳种流派的“家族相似性”,保持武术文化的统一性、传承性,以不同的“逐智”、“争力”促进武术拳种流派的百花齐放,使武术文化呈现为个体性、多样性。另一方面,“德/力”张力也影响了尚武的方向性规定、优化性配置、实力性提升,决定其强者更为注重“竞德”、弱者更为倾向“争力”、强弱者均有或止戈与持戈智慧性运用的发展方向,对武术人“消费武术”的方式、“自我意识”的形成及其“练以成人”发挥了助力作用。
二、应对“早期收获”广西农业出三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应对“早期收获”广西农业出三招（论文提纲范文）
（1）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边疆发展和治理研究前沿探索 |
| 一、选题定义:边疆发展与治理研究 |
| 二、理论成果综述 |
| (一) 政治人类学 |
| (二) 边疆治理研究 |
| (三) 贵州特色经验 |
| 三、本文创新进路 |
| 四、资料来源概说 |
| 五、总体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盘江流域人文生态 |
| 第一节: 区位沿革与居民构成 |
| 一、内涵四至 |
| 二、边关通道 |
| 三、居民层累 |
| 第二节: 资源耕作与混融秩序 |
| 一、山水田土资源 |
| 二、生计耕作结构 |
| 三、治理秩序混融 |
| 第二章: 集市、生计与互惠 |
| 第一节: 集市类别与功能 |
| 一、形成机理 |
| 二、集市类别 |
| 三、集市功能 |
| 第二节: 族际互惠:青岩案例 |
| 一、名称及区位 |
| 二、形成及变迁 |
| 三、辐射及职能 |
| 四、物源及去向 |
| 第三节: 社会互惠:营屯案例 |
| 一、区位.村名.村史叙事 |
| 二、集市、物产与社会关系 |
| 三、为社会而互惠:WXH的生活史 |
| 第三章: 社会整合绘事后素 |
| 第一节: 拟血亲拓展村寨圈 |
| 一、源起与内涵生成 |
| 二、云顶村案例 |
| 三、营屯村案例 |
| 四、鸟王村案例 |
| 第二节: 结姻亲拓展交际网 |
| 一、婚姻制度与结构功能 |
| 二、“坐花园” |
| 三、“射背牌” |
| 四、姻亲即社会 |
| 第三节: “主客-陪客”丧葬礼制 |
| 一、内涵概说 |
| 二、传统形式 |
| 三、现代沿革 |
| 四、文化逻辑 |
| 第四章: 维权抗争:卫所制度下的民意表达 |
| 第一节: 被“再域化”的日常生活 |
| 一、卫所营建及过程 |
| 二、“借地设防”以牟利 |
| 三、被“再域化”的日常生活 |
| 第二节: 原住民维权抗争类别 |
| 一、常态抗争 |
| 二、非常态抗争 |
| 三、逻辑特征 |
| 第三节: 天顺石门战事 |
| 一、事件过程 |
| 二、社会背景 |
| 三、边政疏失 |
| 四、经验教训 |
| 第五章: 博弈求秩序:流官治理下的民意表达 |
| 第一节:“改土归流”得失辨析 |
| 一、土司制属性 |
| 二、招抚之策 |
| 三、改土归流 |
| 第二节 :控告土官 |
| 一、韦清澜联名控告 |
| 二、云顶村民联合智斗 |
| 三、“均衡三角” |
| 第三节 :抵制胥吏 |
| 一、村名叙事 |
| 二、村庄茶产 |
| 三、胥吏苛征 |
| 四、案例启示 |
| 第六章 :观念秩序:民间传说中的共生超越 |
| 第一节 :背牌图案印章叙事 |
| 一、背牌型构 |
| 二、隐序图案 |
| 三、认同与区分体系 |
| 第二节 :印章起源传说与衍文 |
| 一、青山长官司与副长官司 |
| 二、“倒停王”与“看家虎” |
| 三、牛作为山民祖先化身 |
| 四、“牛虎相争” |
| 结语:内生活力与共生秩序 |
| 一、盘江流域的发展与治理 |
| 二、边疆发展与治理研究的主要范式 |
| 三、盘江流域发展与治理中的共生秩序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成果 |
（2）汉代城乡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学术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关系的变化 |
| 第一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政治关系 |
| 一、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二、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特征 |
| 第二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经济关系 |
| 一、城乡赋役关系的变化 |
| 二、城乡多向的商贸往来 |
| 第三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文化关系 |
| 一、乡村文化的形成 |
| 二、城乡文化的交流互动 |
| 第四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居民关系 |
| 一、城乡居民的流动 |
| 二、城乡居民关系的开放 |
| 第二章 汉代城乡的同一性要素 |
| 第一节 城乡政治治理的同一性要素 |
| 一、地缘行政体系下的城市与乡村 |
| 二、城乡基层组织设置的同一性表现 |
| 第二节 城乡产业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 一、农业的城乡分布 |
| 二、工商业的城乡分布 |
| 第三节 城乡居民生活的同一性要素 |
| 一、城乡居民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 二、城乡居民政治地位的同一性表现 |
| 三、城乡居民生活状态的同一性表现 |
| 第四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 一、城乡思想的同一性表现 |
| 二、城乡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 第三章 汉代城乡的差异化发展 |
| 第一节 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差异 |
| 一、城乡空间规模的差异 |
| 二、城乡空间形态的差异 |
| 三、城乡空间的不同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 |
| 一、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 |
| 二、城乡消费结构的差异 |
| 三、城乡市场结构的差异 |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差异 |
| 一、城市文化的繁华与乡村文化的质朴 |
| 二、城市文化的官方性与乡村文化的民间化色彩 |
| 三、城市文化的兼容性与乡村文化的封闭性 |
| 第四章 汉代城乡的交流与交融 |
| 第一节 城乡治理功能的互补 |
| 一、乡里体系对郡县功能的补位 |
| 二、乡村民间自组织的功能补位 |
| 三、城市治理功能对乡村治理体系的补位 |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的交融 |
| 一、社会再生产中的城乡经济交融 |
| 二、区域交流中的城乡物产交换 |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交互影响 |
| 一、城乡文化的交相互动 |
| 二、思想文化互动的影响 |
| 第四节 城乡人口的流动 |
| 一、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 |
| 二、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 |
| 第五章 汉代城乡的转化 |
| 第一节 汉代乡村向城市的演进 |
| 一、军事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二、政治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三、文化祭祀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四、经济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第二节 汉代城市向乡村的回归 |
| 一、“城—乡”回归的复杂性 |
| 二、上古邑国的衰落 |
| 三、“城—乡”回归的因素导向 |
| 第三节 城乡转化的历史逻辑 |
| 一、城乡关系的特定背景 |
| 二、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 |
| 三、“马太效应”下的城乡转化趋势 |
| 第六章 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 |
| 第一节 城乡关系的变动趋势 |
| 一、城乡关系的变动 |
| 二、变动后的城乡关系 |
| 三、乡村地位的上升 |
| 第二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 |
| 一、农本与汉代城乡关系 |
| 二、城乡关系发展基点的特色 |
| 第三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主导力量 |
| 一、官方对民间力量的引导 |
| 二、城乡关系的主导力量差异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古代文献 |
| 二、考古与简牍资料 |
| 三、今人着作 |
| 四、学术论文 |
| 五、海外研究资料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与拓展突破 |
| 四、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朝鲜人迁入辽宁地区的肇始 |
| 1.1 鸭绿江沿岸生活的早期朝鲜移民 |
| 1.1.1 东北封禁时期的朝鲜移民 |
| 1.1.2 东北解禁后的朝鲜移民 |
| 1.2 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对朝鲜半岛的侵略与掠夺 |
| 1.2.1 朝鲜半岛殖民地体系的设立 |
| 1.2.2 残酷殖民统治导致朝鲜人流离失所 |
| 1.3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辽宁地区的朝鲜人(1910年8月—1919年3月) |
| 2.1 中日两国对辽宁地区朝鲜移民的管理政策 |
| 2.1.1 朝鲜移民的人口数量与地域分布 |
| 2.1.2 清朝末期辽宁官宪的“清源截流”政策 |
| 2.1.3 民国初期辽宁官宪的“监视管理”政策 |
| 2.1.4 日本领事馆的统制政策 |
| 2.2 清末民初时期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2.2.1 极度依赖农业生存的朝鲜移民 |
| 2.2.2 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开始推行殖民教育 |
| 2.2.3 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的兴起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三一运动后的辽宁地区朝鲜人(1919年3月—1931年9月) |
| 3.1 中日对朝鲜人的管理政策 |
| 3.1.1 人口数量逐年下降的朝鲜移民 |
| 3.1.2 奉天军阀政府的“驱逐排斥”政策 |
| 3.1.3 日本领事馆对朝鲜人的“统制利用”政策 |
| 3.2 辽宁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大潮 |
| 3.2.1 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的高峰 |
| 3.2.2 朝鲜人民族主义反日团体的联合 |
| 3.2.3 活跃于辽宁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运动者 |
| 3.2.4 朝共满洲总局的解散及其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
| 3.3 三一运动后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3.3.1 以农为主兼顾工商的职业构成 |
| 3.3.2 日本帝国主义当局极力推行教育侵略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东北沦陷时期辽宁地区的朝鲜人(1931年9月—1945年8月) |
| 4.1 日伪政权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管理政策 |
| 4.1.1 朝鲜人避难潮 |
| 4.1.2 “安全农村”与“集团部落” |
| 4.1.2.1 “铁岭安全农村” |
| 4.1.2.2 “营口安全农村” |
| 4.1.2.3 “集团部落” |
| 4.1.3 日伪强制移民政策导致朝鲜移民数量激增 |
| 4.1.4 “五族协和”的谎言 |
| 4.2 东北沦陷时期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4.2.1 遭受日伪政权极度剥削压迫的朝鲜人 |
| 4.2.2 日伪政权对朝鲜人的奴化教育 |
| 4.3 辽宁地区朝鲜人抗日斗争 |
| 4.3.1 辽宁民众自卫军与朝鲜革命军 |
| 4.3.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朝抗日武装力量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抗战胜利后的辽宁地区朝鲜人(1945年8月—1948年11月) |
| 5.1 中国共产党与“民族平等”政策下的辽宁地区朝鲜人 |
| 5.1.1 朝鲜青年踊跃加入朝鲜义勇军 |
| 5.1.2 东北朝鲜人民民主联盟与土地改革 |
| 5.2 国民党政府对辽宁“收复区”内的朝鲜人管理政策 |
| 5.2.1 设置朝鲜人事务处理机构 |
| 5.2.2 遣散朝鲜人计划 |
| 5.2.3 对朝鲜人资产的掠夺与返还 |
| 5.2.4 救济朝鲜农民 |
| 5.3 抗战胜利后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5.3.1 掠夺政策影响下的朝鲜人口数量与经济生活 |
| 5.3.2 国民党政府扶持监管下的朝鲜人教育 |
| 5.4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类 |
| 二、新闻报纸 |
| 三、着作类 |
| 四、论文类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文献综述 |
| (二) 国外文献综述 |
| (三) 总体评价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难点与新的探索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新的探索 |
| 五、核心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阐释 |
| (一) 核心概念界定 |
| (二) 相关理论阐释 |
| 第一章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形成背景 |
| 一、多民族共存互融的客观条件 |
| (一) 多民族共存是长征时期民族政策必然存在的基本前提 |
| (二) 多民族互融是长征时期民族政策发展变化的内在支撑 |
| 二、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的影响 |
| (一) 外部环境的逼仄导引了长征时期民族政策的朝向 |
| (二) 内部救亡图存的曲折探索推动了长征时期民族政策的调适 |
| 三、战略转移的区域特点与现实需求 |
| (一) 少数民族地区是红军长征的途经之地 |
| (二) 民族政策是实现党和军队与各族同胞联系的纽带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变化理路 |
| 一、战略转移推动了长征之前民族政策的延续与突破 |
| (一) 战略转移使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探索得以延续 |
| (二) 战略转移开始阶段的民族政策源于长征之前的探究成果 |
| (三) 战略转移为民族政策落地实施和相应突破提供了场域 |
| 二、懋功会师成为民族政策发展的转折点 |
| (一) 懋功会师后民族政策得以实现理论提升和观点补充 |
| (二) 懋功会师后民族政策得到深入贯彻与检验调适 |
| 三、瓦窑堡会议促使民族政策产生了新变化 |
| (一) 瓦窑堡会议开启了民族政策理论新高度的跨越 |
| (二) 瓦窑堡会议后民族政策得到了实践新发展与观点再积累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 |
| 一、建立并畅通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政治关联的渠道 |
| (一)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
| (二) 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 |
| (三) 开展少数民族群众工作 |
| 二、尊重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特点,奠定民族团结的基础 |
| (一)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
| (二)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 |
| (三) 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
| (四) 规范少数民族宗教信仰 |
| 三、保障少数民族经济利益,摒除发展弊端 |
| (一) 保护和发展工商业,保障工人与商人的合理权益 |
| (二) 建立满足农民生产需求的土地没收与分配方案 |
| (三) 提出切实保障贫苦民众权益的合理纳税措施 |
| 四、维护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探索制度化组织方式 |
| (一) 传播民主自治观念 |
| (二) 探索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政权形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历史成效 |
| 一、服务于时代发展的中心任务 |
| (一) 保障长征胜利,保存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有生力量 |
| (二) 壮大革命力量,促使革命运动持续高涨 |
| (三) 团结共御外侮,少数民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完善民族政策的能力 |
| (一) 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基本情况的成熟认知 |
| (二) 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处理复杂民族问题的水平 |
| (三) 奠定了长征之后民族政策发展的雏形 |
| 三、推动了解放与发展的真理在少数民族中生根发芽 |
| (一) 促进了少数民族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认同 |
| (二) 坚定了少数民族民主平等、团结互助的发展信念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当代启示 |
| 一、把握民族政策的总体定位 |
| (一) 民族政策应围绕时代的中心任务来制定、实施和完成 |
| (二) 民族政策是统一战线领域不可或缺的政策供给 |
| 二、明确民族政策价值实现的基本条件 |
| (一) 始终将调查研究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环节 |
| (二) 将政策宣传贯穿于政策执行的始终 |
| (三) 充分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的带头引领作用 |
| 三、承继民族政策创新发展的基本经验 |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根本指引 |
| (二) 做到共性目标与具体实践的有机统一 |
| (三) 保证具体内容能够形成相互联系的整体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相关术语的介绍 |
| 二、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校证《说文》研究之回顾 |
| 三、选题目的及意义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背景 |
| 第一节 利用金石文字考订《说文》的学术传统 |
| 第二节 清末民国时期古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传统文字学的拓新 |
| 第三节 出土材料的新发现与研究在《说文》学界的不同反响 |
| 第二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历程 |
| 第一节 探索尝试时期(1883-1898) |
| 第二节 初步发展时期(1899-1929) |
| 第三节 蓬勃发展时期(1930-1949) |
| 第四节 汉学家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情况 |
| 第三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例释(上) |
| 第一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印证《说文》保存的单字和古说 |
| (一)《说文》保存的单字 |
| (二)《说文》保存的古说 |
| 第二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纠正《说文》篆形和说解的错误 |
| 一、《说文》分爲二字或三字、古实爲一字 |
| 二、校正《説文》篆形和字形结构分析之失 |
| 三、纠补《说文》释义之失 |
| 四、纠正《说文》形义分析俱失 |
| 第三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补苴《说文》漏收偏旁字 |
| 第四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探求文字形体演变之迹 |
| 第四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例释(下) |
| 第一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古文例释 |
| 第二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籀文例释 |
| 第五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之失误例析 |
| 第一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失误类型分析 |
| 一、误析字形结构 |
| 二、误认文字初形 |
| 三、误说字本义 |
| 四、误混二字爲一字 |
| 第二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失误原因分析 |
| 一、因误据古文字形而误 |
| 二、因误析古文字形结构而误 |
| 三、因不明汉字构形演变规律而误 |
| 四、因囿於《说文》而误 |
| 五、因不明字词关系而误 |
| 六、因所见古文字资料有限而误 |
| 结语 |
| 附录: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论着目录 |
| 一、《说文》研究论着目录 |
| 二、相关古文字学论着目录 |
| 三、文字学通论着作目录 |
| 单字索引 |
| 简称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7）《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的研究现状 |
| (一)明清研究状况 |
| (二)现代成果评述 |
| (三)当代研究现状 |
| 二、选题依据 |
| 三、论文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创新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三国故事渊源与分合流变 |
| 一、史传与传说的同源分流 |
| (一)“三国”史实经史家遴选写成史传 |
| (二)“三国”史实未入史传者变为传说 |
| (三)由正史记载而衍生的“三国”故事 |
| 二、传说故事的涓涓细流 |
| (一)两晋南北朝的三国故事钩沉 |
| (二)隋唐三国故事的发展与丰富 |
| (三)宋元三国故事的繁荣与汇聚 |
| (四)《三国志平话》:传说之集大成者 |
| 三、《三国志演义》:三国题材之集大成者 |
| (一)《演义》集三国史传之大成 |
| (二)《演义》集三国故事传说之大成 |
| (三)《演义》集三国题材诗词曲之大成 |
| (四)《演义》集三国题材戏剧之大成 |
| 第二章 故事情节溯源与异同比较 |
| 一、《平话》对史传的吸纳及异同关系比较 |
| (一)《平话》与史传之关系溯源 |
| (二)《平话》与史传的不同特征 |
| 二、《演义》与《平话》的故事情节比较举隅 |
| (一)桃园结义 |
| (二)怒鞭督邮 |
| (三)千里独行 |
| (四)三顾茅庐 |
| (五)草船借箭 |
| (六)华容放曹 |
| 第三章 主要人物形象之比较 |
| 一、刘备形象比较论 |
| (一)《平话》与《演义》中刘备形象“义”的比较 |
| (二)《平话》与《演义》中刘备形象“仁”的比较 |
| (三)从《平话》的人物复杂性到《演义》的纯粹化 |
| 二、诸葛亮形象比较论 |
| (一)史传诸葛亮原型 |
| (二)神仙与奇人形象 |
| (三)庄农与隐士形象 |
| 三、关羽形象比较论 |
| (一)关羽出场之比较 |
| (二)关羽形象的平民化 |
| (三)关羽形象的完美化 |
| 四、张飞形象比较论 |
| (一)《平话》多有智慧与《演义》勇于担当 |
| (二)《平话》慷慨任性与《演义》仁爱礼让 |
| (三)平民英雄气质的有意强化与相对弱化 |
| 五、曹操形象比较论 |
| (一)《平话》勇敢的智者与《演义》机智的勇者 |
| (二)“唯才是举”的同中之异 |
| (三)毒辣诡诈的同中之异 |
| 六、周瑜形象比较论 |
| (一)周瑜的历史原型 |
| (二)赤壁大战中周瑜形象之比较 |
| (三)“三气”中周瑜形象之比较 |
| 第四章 文化意蕴比较 |
| 一、救民安国与报国安民 |
| (一)开宗明义,爱民心切 |
| (二)桃园结义,爱民第一 |
| (三)刘备治国,百姓安乐 |
| (四)君明臣良,国泰民安 |
| 二、因果报应、天人感应与历史循环论 |
| (一)《平话》因果报应开头的文化意蕴 |
| (二)《演义》天人感应开头的文化意蕴 |
| (三)毛评本历史循环论开头的文化意蕴 |
| 三、刘渊兴汉与司马一统 |
| (一)《平话》刘渊兴汉结尾的文化意蕴 |
| (二)《演义》司马一统天下的文化内涵 |
| (三)世袭皇权更迭的非正统性文化意味 |
| 四、文化意蕴歧异举隅 |
| (一)王允“连环计”文化意蕴的差异 |
| (二)关羽“约三事”文化意蕴的不同 |
| 第五章 美学特征比较 |
| 一、喜剧美与悲剧美 |
| (一)天下大乱悲剧氛围与惨象淡化苦中求乐 |
| (二)英雄结局悲剧意味与悲剧淡化乐在其中 |
| (三)三国覆亡悲剧结局与因果报应喜剧美感 |
| 二、奇中寓真与奇上加奇 |
| (一)奇美合理与求奇不已 |
| (二)超人之美与奇人之美 |
| (三)神化其事与神化其人 |
| 三、朴质之美与文雅之美 |
| (一)《平话》朴质美与《演义》文雅美探源 |
| (二)听觉艺术美感与文字阅读快感比较 |
| (三)俗中见雅与雅中有俗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相关理论 |
| 一、人口经济相关理论 |
| 二、区域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 三、其它相关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人口老龄化空间问题及影响因素研究 |
| 二、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理论构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及内涵 |
| 一、人口老龄化 |
| 二、区域经济增长 |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 一、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人口因素 |
| 二、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 |
| 三、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 |
| 第三节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理论分析 |
| 一、门槛效应 |
| 二、空间溢出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区域经济增长及人口老龄化的演变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增长的演变特征 |
| 一、经济增长阶段性明显 |
| 二、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显着 |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的演变特征 |
| 一、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迅速 |
| 二、人口老龄化空间差异明显 |
| 三、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显着 |
| 第三节 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理论分析与现实依据 |
|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三、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人口老龄化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分析流程与模型构建 |
| 一、中介效应分析流程 |
| 二、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一、变量解释与指标选取 |
|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
| 第三节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一、劳动力供给 |
| 二、居民消费水平 |
| 三、居民储蓄水平 |
| 四、人力资本积累 |
| 五、科技创新能力 |
| 六、产业结构升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 |
| 第一节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一、模型构建 |
| 二、数据说明 |
| 第二节 非线性关系拟合 |
| 一、全国层面结果分析 |
| 二、地区层面结果分析 |
| 三、城乡层面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一、全国层面结果分析 |
| 二、地区层面结果分析 |
| 三、城乡层面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
| 第一节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一、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 |
| 二、空间自相关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一、空间计量模型简介 |
| 二、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一、全国层面结果分析 |
| 二、地区层面结果分析 |
| 三、城乡层面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问题剖析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特征分析 |
| 一、中介性 |
| 二、动态性 |
| 三、开放性 |
| 四、空间性 |
| 五、反馈性 |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问题剖析 |
| 一、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减速效应” |
| 二、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加速效应”不稳定 |
| 三、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显着 |
| 四、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地区差异明显 |
| 五、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减速效应”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 |
| 第三节 政策建议 |
| 一、调节劳动力供给和消费水平,缓解老龄化的“减速效应” |
| 二、加大科教和老龄产业支持力度,稳定老龄化的“加速效应” |
| 三、搭建人才合作的良好平台,激发老龄化的“正向溢出” |
| 四、实施差异化的人口和经济政策,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
| 五、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促进城乡地区均衡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秦及汉初刑罚制度研究 ——以出土简牍资料为主要依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范围 |
| 一、为什么是秦及汉初? |
| 二、为什么是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 |
| 第三节 先期研究及存在问题 |
| 一、秦汉法律研究 |
| 二、刑罚制度研究 |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材料及其性质的讨论 |
| 一、本文所用主要出土资料及文本 |
| 二、关于所用简牍资料性质的讨论 |
| 第二章 刑的起源与本质属性 |
| 第一节 刑的含义 |
| 一、刑的古义及其演化:一个古文字学的分析 |
| 二、肉刑 |
| 第二节 刑的起源 |
| 一、刑的起源之一:刑起于兵 |
| 二、刑的起源之二:同害刑或反映刑 |
| 第三节 刑的本质属性 |
| 一、放逐刑观点及其相关问题 |
| 二、刑的本质属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秦及汉初的刑罚体系:以死、刑、耐为中心而展开 |
| 第一节 关于秦汉刑罚体系的既有研究 |
| 第二节 加减刑·加减罪原理 |
| 一、加减刑的机制 |
| 二、加减刑的原因 |
| 第三节 死刑 |
| 一、死刑的种类 |
| 二、死刑的等次与序列 |
| 第四节 肉刑 |
| 一、肉刑的种类 |
| 二、肉刑的适用方式 |
| 三、肉刑的体系 |
| 第五节 耐刑 |
| 一、完、髡与耐 |
| 二、耐刑的形态与性质 |
| 三、耐刑与劳役刑的复合及其体系 |
| 第六节 劳役刑 |
| 一、劳役刑的种类 |
| 二、劳役刑不具有独立地位,不能单处 |
| 三、劳役刑轻重区分之标准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汉文帝的刑制改革:秦及汉初刑罚体系的终结 |
| 第一节 “汉承秦制”以及汉初所进行的法制调整 |
| 一、汉承秦制 |
| 二、汉初所进行的法制调整 |
| 第二节 汉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过程及基本内容 |
| 一、汉文帝刑制改革前的肉刑与徒刑 |
| 二、刑制改革的基本情况、内容及遗留问题 |
| 第三节 刑制改革的相关遗留问题 |
| 一、“罪人狱已决”之后文字的时间指向问题 |
| 二、刑期的逐级递减问题 |
| 三、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
| 四、禁锢的含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10）竞德、逐智、争力 ——尚武的三个维度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相关研究述评 |
| 1.2.1 “尚武”、“尚武精神”内涵的研究 |
| 1.2.2 “尚武”历史传承脉络的研究 |
| 1.2.3 断代“尚武”研究 |
| 1.2.4 “尚武”其它方面的研究 |
| 1.2.5 武术中涉及“竞德、逐智、争力”的相关研究述评 |
| 1.2.6 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
| 1.3 基本概念厘定 |
| 1.3.1 尚武 |
| 1.3.2 竞德 |
| 1.3.3 逐智 |
| 1.3.4 争力 |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创新之处 |
| 2 尚武之“竞德” |
| 2.1 逻辑生成:“止戈”对方向的规定 |
| 2.1.1 轴心时代“竞德”文化基因的呈现 |
| 2.1.2 以儒家为主的“德”本位王道思想规制 |
| 2.1.3 “武”的方向规定性:尚武“竞德”的内在逻辑 |
| 2.2 技术表征:技击原点旨趣中的“竞德”立场 |
| 2.2.1 “进攻”的多元取径表现“德”之功效 |
| 2.2.2 “防守”的多重表达凸显“德”之意象 |
| 2.2.3 “控制”的境界追求表现“德”之愿景 |
| 2.2.4 “展示”的功力注重寻绎“德”之路径 |
| 2.2.5 器械的“柔化”取向表征“德”之理念 |
| 2.3 冲突互动:尚武“竞德”的暴力规训 |
| 2.3.1 祖师信仰为“竞德”方向规定性提供正当性来源 |
| 2.3.2 制度安排为“竞德”方向规定性奠定合法性基础 |
| 2.3.3 武技践行为“竞德”方向规定性进行实体化建构 |
| 3 尚武之“逐智” |
| 3.1 逻辑生成:“持戈/止戈”二元对立下配置的优化和向内求证 |
| 3.1.1 轴心时代“逐智”文化基因的呈现 |
| 3.1.2 兵家、道家“逐智”思维策略的文化植入 |
| 3.1.3 “武”的配置优化性和向内求证性:尚武“逐智”的内在逻辑 |
| 3.2 技术表征:技法内容特色中的“逐智”呈现 |
| 3.2.1 动作内容设计时的“尚智求巧” |
| 3.2.2 外在风格特色上的“诡诈迷惑” |
| 3.2.3 内在劲力处理中的“明暗刚柔” |
| 3.3 冲突互动:尚武“逐智”的暴力优化 |
| 3.3.1 外显层面:以“打”为价值旨归的“逐智”过程 |
| 3.3.2 内隐层面:积累“象征资本”的“逐智”目标 |
| 3.3.3 向内求证:对“持戈”与“止戈”二元对立的平衡 |
| 4 尚武之“争力” |
| 4.1 逻辑生成:“持戈”对实力的提升 |
| 4.1.1 轴心时代“争力”文化基因的呈现 |
| 4.1.2 墨家、法家尚武文化中“争力”的历史影响 |
| 4.1.3 “武”的实力提升性:尚武“争力”的内在逻辑 |
| 4.2 技术表征:技术目标表现中的“争力”维度 |
| 4.2.1 “争力”表现出由“力量”到“劲力”的探求理路 |
| 4.2.2 “争力”表现出由“敏感”到“迅速”的攻守惯习 |
| 4.2.3 “争力”表现为“击打”与“抗击打”的功力竞逐 |
| 4.3 冲突互动:尚武“争力”的暴力适应 |
| 4.3.1 冲突前:多维度适应暴力互动情境 |
| 4.3.2 冲突中:深度认知暴力互动情境 |
| 4.3.3 冲突后:延续暴力互动情境形成应对“惯习” |
| 5 尚武“竞德、逐智、争力”的内在关系与文化作用 |
| 5.1 尚武“竞德、逐智、争力”的内在关系 |
| 5.1.1 “竞德、逐智、争力”三者一致的根本理路 |
| 5.1.2 “竞德、逐智、争力”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
| 5.2 尚武“竞德、逐智、争力”的文化作用 |
| 5.2.1 “竞德、逐智、争力”微观上促成武术文化元素特性 |
| 5.2.2 “竞德、逐智、争力”宏观上型塑武术文化共同体 |
| 5.2.3 “竞德、逐智、争力”影响武术人个体生命 |
| 6 主要结论 |
| 7 主要参考文献 |
| 8 附件 |
| 主要学习经历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经历 |
| 致谢 |
四、应对“早期收获”广西农业出三招（论文参考文献）
- [1]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D]. 陈斌.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2)
- [2]汉代城乡关系研究[D]. 王越. 山东大学, 2021(11)
- [3]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D]. 张古悦. 延边大学, 2021
- [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5]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研究[D]. 丁凌. 山东大学, 2020(04)
- [6]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D]. 顾王乐. 吉林大学, 2020(03)
- [7]《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D]. 陈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4)
- [8]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 吴媛媛.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9]秦及汉初刑罚制度研究 ——以出土简牍资料为主要依据[D]. 程令政. 吉林大学, 2020(12)
- [10]竞德、逐智、争力 ——尚武的三个维度之研究[D]. 张国良.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