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丘浚的商业经济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余宁宁[1]（2021）在《莆仙戏教化思想及其创作初探》文中研究表明莆仙戏孕育于唐,产生形成于宋元,兴盛于明清,历经八百多年而不衰,至今仍活跃于戏曲舞台上,莆仙戏剧目蕴含着丰富的教化内涵,既有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伦理道德观念、读书进业观念,又有融合儒释道巫的善恶因果观念。这些观念既根植于儒家传统,又带有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深受莆仙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因素的影响,展现了莆仙民间对于精英阶层文化的接受与改造,富含民间感性的色彩。莆仙戏面向观众,寓教于乐、寓教于情,擅于通过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教化内涵,把握戏曲教化的节奏。另外,莆仙戏重叙事,轻抒情,属于情节型戏曲,教化观念的传递鲜少通过人物的抒情唱词传达,而是利用嵌套故事结构、运用不同叙事视角等叙事技法,重视戏曲演出与地方民俗的结合,由此来实现更好的教化之效。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绪论包括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现状述评以及研究方法;第一章回溯莆仙戏的发展沿革,介绍莆仙戏剧目、行当、音乐、演出场所等基本情况,紧接着探索莆仙教化戏的生成背景,介绍了莆仙地区的儒释道巫信仰及其教化指向,并分析了三一教的教化情况,在此基础上,爬梳文献,勾勒出富有教化内涵的莆仙戏的发展演出历程;第二章对莆仙戏所传达的伦理道德观、善恶因果观、读书进业观进行深入分析,在与文人戏曲比较的基础上析辨异同并深入探究异同的成因;第三章分析莆仙戏教化方式的特色所在并从叙事技法与民俗角度切入,探索二者对于教化传递的作用。
石风吕贵一[2]（2020）在《明代地方公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地方公廨（衙署）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礼制文化的象征,也是地方政治关键所在,历代王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建筑格局与其行政功能,由于明朝的大规模公廨兴建而推广建筑礼制文化,公廨文化遂普遍全国,从而形成了“明清衙署”的基本特征,清代大部分沿袭明代的建筑模式。虽现存建筑遗址实例屈指可数,但对建筑史来看,明清两代公廨建筑形制、艺术表现,甚至清代公廨文化等研究成果还不计其数,反而可看出被“建筑史”束缚的研究现状,尚未存在专门明代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系统的认知。故本文广泛采用史书、方志、文人笔记、文艺作品等多方面史料,并试图将历史研究及文学研究的长处相结合,从而深入的探讨公廨对明朝政治带来的影响及政治结果。通过以上方法进行研究后可知,明代公廨演变十分反映着明朝政治动态。明代公廨演变同样公廨十分反应明朝的政治动态,也是明太祖彰显权威与国家合法性的至关重要点,及地方政府清官,都对明朝治国有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地方官员腐朽渐甚,国家思想僵化,公廨具有的“政治性”“精神性”很快就失去了灵活性。在地方上级、同僚、下级部门的公廨扩展,独立相隔,导致了地方正官的实权减弱。自明中期,重商主义与“心学”带来的自由开放的风气,明朝确立“一清如水”的理想形态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此后明朝多次进行建筑政治改革也未能实现根本性的解决,且全球进入寒冷期,灾害频繁发生,以文化钳制为目的的毁掉淫祠、书院,都只加给了百姓沉重的劳役负担,引起怨嗟。因此明代地方官员对营缮活动十分慎重,为了避免上司对自己不好评价,尽量回避起兴工程。同时,明朝经常遇到内患外寇,官僚机构逐渐名存实亡,地方正官不得不靠民间力量而维持公廨秩序,民人进入官场已为常态,故至晚明,“从官至民”的政治趋势已然明显。晚明及清代小说中官员贪婪、皂隶打死罪囚、典史以武压制民人、门子倚宠等讽刺腐败现象的描述明显增多。由此可见,明代公廨内部的矛盾及人际关系的复杂,包括地方公廨内蔓延者的颓废风气。综上所述,明代公廨因带有浓厚的政治性,直接反映出中央政府的政治理念与社会动态。明太祖提倡的肃贫政策,清廉思想,随着时代的推移,均已不符现实。但在公廨内外一直存在“祖宗之法”的管束,凝固不变的封建思想,难以改变治国理念。因此作为“宫阙之末”,明代公廨为了维护治国理念,成了显示威力、文化钳制、束缚官员的工具,凸显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局限性。
傅鹏源[3]（2020）在《中国古代公平税收思想演进及现实启示 ——基于纳税能力说视角》文中研究表明
黄新华[4]（2020）在《明清时期道教经济思想的转型及意义——以苏州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明清时期,道教的教理教义由原来的抑制商业发展转向保护商业发展,从而衍生出与财富相关的信仰体系。这种转变是道教对宋元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竞以求富为务"风气的回应。道教由抑商到护商的转变,不仅满足了民众对于获取财富的心理需要,而且将诚信的经营原则融入商业伦理中,把诚信经营作为神灵护佑的前提,进一步促进中国商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为商业活动的有序开展提供了保障。道教由抑商到护商的转变及其对商业行为的影响,在明朝中期就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苏州反映得更为明显。与"竞以求富为务"风气相应的是,社会上出现"解钱粮"等信仰风俗,五通、关羽、妈祖等与求财相关的神灵信仰也随着外地商人经营活动中的信仰实践而在苏州推广;道教对于诚信经商、公平买卖等伦理要求,也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并践行于商业交往中。
刘耀梅[5]（2018）在《明代经济诚信思想研究》文中提出经济诚信思想产生于经济活动过程中,又反作用于经济活动,并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明代经济诚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基于明代以前所形成的经济诚信思想,另一方面又在自身诚信经济实践活动过程中得到丰富和完善,成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以“重义轻利”为基础的经济诚信思想开始萌芽,出现有关经济诚信思想的言论。随着秦一统六国和度量衡的统一,经济领域秩序得以稳定,追求诚信交易、公平交易成为秦汉时期经济领域的主要导向,经济诚信思想得以进一步发展。唐宋时期,商品经济活动更为频繁复杂,经济信用流行,经济诚信思想趋于成熟,并在经济活动中得到践行。明代经济诚信思想是在对传统经济诚信思想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明代之前形成的经济诚信思想和明代自身形成的经济思想是明代经济诚信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社会大众对诚信的呼声和“儒商”群体的出现是其形成的社会基础;政府的法律强制力是经济主体守“诚信”,并促使经济主体践行经济诚信思想的强有力保障。明代经济诚信思想的内容主要包含“义利兼得”的经济诚信思想、“以诚为本”的经济理念以及商业性组织的诚信管理理念等。明代诚信经济思想一方面促进了市场秩序的规范和封建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提高了商人道德素养,有利于促成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可为当今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秩序提供有益启示。但是,在研究分析明代经济诚信思想时,既要认识到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也要认识到其天然存在的阶级性和局限性。
常文相[6]（2017）在《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考察明代中国历史演进变迁,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商品经济日渐活跃,商业关系逐步扩展,商人的地位角色也愈显突出。明代君臣能够将商人视为社会组成的必要人群加以平等看待,肯定正当商业活动对于增益国计、促进民生的积极功用,且顾念商人的利益诉求与辛劳疾苦,确立相关制度法规,改善各种征榷管理,保障商业活动有序进行。同时他们站在重视农业生产及维护社会稳定的立场,惩治游食,杜防通番,所行路引、海禁等一些措施虽起到约束商人、限制商业的实际效果,但并不以“抑商”为根本目的。因此明代国家的商业政策总体趋向承认许可而非阻碍排斥,明中后期对商人压榨掠夺的加剧实则出自皇权滥用,且遭到朝野一致批评抵制。关于商税征收,明代士大夫虽多有缓解农困、补给农赋的考虑,然他们大都重申设关置市以稽奸除暴、控遏垄断的古意,在满足国用情况下,榷商不被当作政务必需。这些士大夫指出商业切关民生,商民又和国家一体同系,主张常怀恩惠之心,宽商恤民。他们由此反对病商苛政,建议强化监管,以收官商互济共利之效。有些士大夫还鉴于国家财政对商税需求增加的社会现实,一并把传统“讥而不征”的榷税观点转化为“通商裕国”等因应时需的解释,阐发了诸如“厚农资商”、“农商交重”、“工商皆本”等透射时代特色的理念。尽管明代商税始终未在全国岁入中占据重心位置,当时官员要接受市场经济之商品货币化榷税模式亦须作出更大调整,不过从他们有关国家、商人、农民三方关系的思考中,已能说明商业在帝制框架下尚有充分的发展潜力。在明代涉商案件的诉讼审判中,商人和其他庶民群体一样,拥有同等的法权地位。地方官员体念商民生计艰难,严厉惩办劫诈盘剥商贾、铺行的盗徒胥吏,并加强缉查走私匿税等不法行径。这些官员于坚持司法公正的同时,亦能参酌商业契约惯例,注意妥善处置当事各方利益关系,终使判决结果兼顾法理人情。这样,彼时商人经由法律途径,得以表达诉求,伸张权利,并未因身份职业而遭致区别对待。此外,明代商人同样能够获取与其他民众均等的机会参加科考,也可上书言事,捐赀进学。且明中后期朝廷还在两淮、两浙盐运司专设“商籍”,以解决商人子弟因户籍所限不能异地入学应考的困难,显露出对盐商的一些优待。明代国家出自对商人财力的需求和商品市场的依赖,在经济利益配置上与商人结成了一种互利合作关系。明代盐法开中由政府管控主导,采用招募方式实施,商人不仅可从中赚取盐利实惠,且发挥了固边足国的有益作用。为保证官商合作顺利推进,明政府打击势豪侵占,规范盐政秩序,并因势利导变通策略。明中叶后的盐法改革意在运用经济规则和手段协调盐商内部及官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当时士大夫也多方建言,力求赈恤商灶,广施招徕,以继续深化合作。明代的官商合作还体现在茶法运行及国家为备边、佐军、赈饥、营造而采取的召商买办方面,此间专制政权的操纵苛敛虽无法避免,但考量开中各法的制定和变革本意,其实仍是建立在双方相需互存之上。明代士大夫不仅能够认可商业治生养家、会通资用的价值功能,且还有人阐明异业同道、义利协和之理,赋予商人事业以更为合理的存在意义。他们大体倾向从社会“公义”维度出发,益加正视兼具财富与德行优势的商人于公共层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尤为看重其度支理财的专长。明中叶以降,士商双向交流频繁,融合趋势明显,儒贾相得家族亦较多涌现。这既反映了当时社会开放性和自由度的逐渐增强,又向商人提出了以儒家学说为本、按儒家义理行事的更高要求。士商两阶层因而在价值取向上可接近共通一致,彼此互动关系得以持续深入。同时一些士大夫对社会商业化风潮的不良后果保有清醒认识和警惕心态,显示出期待以传统文化信条规范商人行为的努力。士商融合的社会情势为商业开展营造了相对宽松的客观环境,明人往往根据个人条件及家庭需要妥当作出职业取舍,并就中体会到儒贾兼济方式对维系与扶助家族生存发展的积极意涵。明代很多商人不光在贸迁货居间展布才能,亦于商业活动内外对以孝悌、诚信、仁德、礼义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观和义利观表现出遵奉认同,甚且通融看待儒贾关系转化,提出以儒饰贾或贾不负儒。当时还有商人能够会通儒术贾道,着意整合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又通过赈灾济困、董理营建、顾问建白、居间任使等形式主动参与地方和国家事务,展现出较强的责任意识与现实关怀。他们进而与士绅阶层一道在民间社会扩大影响,肩负起更多公共职能,越来越成为国家仰赖依需的一种群体力量,由此也预示了明代中国社会权力在保持帝制框架下渐次向“绅商”共同支配体系演进的可能前景。基于以上论析,可以认为明代商人、商业作为帝制体系的内在组成要素,被国家社会既有体制所广泛吸纳包容,两者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性。当时商人、商业的发展没有消解国家权力,瓦解社会结构,而是在更大范围继续支撑着帝制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明代商品经济繁荣与帝制体系强固并行,双方磨合为一基本洽和局面,达成一种互适共生的历史演进态势。
王少博[7]（2017）在《明代士人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变化》文中研究说明王安石变法发生在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所以后来也被称为熙宁变法或是熙丰变法。变法内容针对当时政府入不敷出的实况,着重于理财。尽管王安石变法行进十六年后失败,但是王安石变法对北宋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变法之后北宋内部两派分立,纠纷不断;徽宗权臣蔡京利用恢复变法的幌子为徽宗收刮天下膏脂,靖康之难后人们将北宋灭亡归于王安石变法。但是通过梳理史料,在明代出现了一部分着作高度赞扬王安石变法,为王安石辩诬,赞扬王安石变法的内容这种现象也有其背后深刻的社会根源。文章第一部分旨在论述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及其所取得成果,并对王安石本人的历史面貌进行描述,着重在王安石性格方面。原因在于北宋之后诸多文人对王安石的看法主要集中在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效果,以及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的性格问题。最后主要罗列宋元时期文人们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主要观点。文章第二部分是全文的主体,主要论述明代对王安石变法的观点出现的变化情况,主要包括王安石本人的性格、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与探讨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出明代士人对王安石变法再认识的特点,明代士人在对王安石变法进行再认识根基于明代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与北宋有着相似的一面,所以论及如何解决问题之时,王安石变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意义。文章第三部分则试图从发声者所处的时代去论述明代政府所面临的情况,从而更深入地去探究明代出现这种不同声音的原因。明代士人对于政府运作有着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突破了以往儒家的义利之辩,更加重视国家的富强。因而在渴望国家富强的情况下赞同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文章的最后结论部分,指出明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明代士人也发出注重国富的声音,但是朝堂之上对这种声音置若罔闻。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这种注重国富的声音本身也有一些缺陷,依旧秉持儒家的经典出发,并不符合当时所需。但是也不可否认,儒家文化也存在变化,这种变化最后也可以发展出对经济发展有利的思想,只不过这种自己发展的途径被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所打断。
程霖,陈旭东,张申[8]（2016）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内容丰富,涉及范围广泛,形成了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概念,拥有许多值得珍视的思想闪光点,对古代中国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亦丰富了世界古代经济思想的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也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先行思想构成因素之一,如在日本经营管理模式建构、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农业立法及宏观经济稳定中起到了积极正面的借鉴作用。尽管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未能独立地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但是可以为解决当前中国的现实问题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为建立中国经济学派提供思想牵引,为构建中国式管理模式提供哲学基础。因此,准确认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有助于探究民族复兴的经济内涵和实现途径。
翟爱玲[9]（2013）在《明代名臣刘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王朝是在元末农民起义基础上,由农民出身而深受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影响的朱元璋创建的一个延承封建宗法社会关系和君主专制政治统治的封建王朝。经过明前期诸帝调整生产关系,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及强化君主专制,确立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等等政策和措施的实行,不仅重建和稳定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秩序,并且大大推进了封建社会在各个方面的深入发展,形成明前期的盛世局面。然而,自明英宗正统时期开始直到正德年间,封建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豪强地主强占土地,农民流离失所,起义频起。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尤其是皇权控制下,以司礼监与内阁为代表的内廷宦官势力与外朝文官集团之间权力地位的争夺与转换,直接影响着朝政的治乱兴衰,从而形成这一时期明王朝动荡纷乱的政治局面。期间虽曾有过被后人誉为“弘治中兴”的短暂稳定,却最终难以挽阻封建统治危机不断深化的趋势。明代名臣刘健就生活在这个由前期盛世向后期衰败转变过程中的,被称为“动荡衰微”的明代前中期。宣德八年（公元1433）,刘健出生于河南府洛阳县西南部一个普通的地主家庭。当时的洛阳刘氏家族和当地其他许多家族一样在长期农耕经济方式和儒家伦理思想文化影响下,形成了勤俭朴质、直道行事,恭行孝义、和睦乡邻,重视读书求学、尊崇正统儒教的风尚。这种氛围对刘健个性的形成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和当时许多士子一样,刘健自幼便在洛阳那种充满理学风尚的文化氛围里,在学术与科举相结合的求学过程中接受了儒家那种人格精神和思想意识的培养。在刘健早期的社会交往中,如阎禹锡、白良辅那样的洛中理学名士,或如毕享、许进那样以理学为学习内容的科举士子,甚至如赵锡、李祥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儒家礼教风范的人物,都曾对刘健个性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更强化了他以理学为宗、注重践履的政治意识和思想品格。明英宗天顺四年（公元1460）,刘健中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自此开始了其长达46年的仕政历程。在第一阶段16年的翰林生涯中,刘健只是作为一名普通的史官,主要从事编撰典籍、侍从讲读、主考乡试,以及其它书记类事务。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他升右谕德,次年转左庶子,9年后升任少詹事。这期间虽然仍从事修书、讲读,主考等“不关政本”的事务,但作为东宫属官,却使他得以与皇太子朱佑樘,即未来的明孝宗之间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这为他后来在孝宗时期政治上施展抱负奠定了基础。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一月,孝宗即位不久即擢刘健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从此终孝宗之世。刘健在内阁以其独有的严谨认真、果敢善断、不偏不倚的为政风格,发挥着劝谏启沃、辅养君德,论思建言、赞画政务的作用。在辅成“弘治中兴”中写下其政治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页。孝宗驾崩后,刘健以顾命元臣的身份,与同官李东阳、谢迁等在武宗初政时期,以新皇即位诏书为纲领,实行了一系列宽恤民力、安抚流民、清查皇庄、抑制兼并、裁汰冗滥、节省开支,以及其它清理弊政的政策与措施,从而使朝政一度呈现“新政”气象。但由于武宗宠信内侍宦官,日事游逸娱乐,不仅使“新政”举步惟艰,且使刘健等人的地位岌岌可危,其职权作用的发挥受到严重影响和限制。在率领文官集团反对宦官势力失败的情形下,刘健被迫致仕,结束了他的仕政历程。但在宦官擅权乱政的形势下,他仍被榜为“奸党”之首,削爵夺敕。直到明世宗即位后,才完全恢复他原有的政治地位和待遇。刘健历事明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五朝。他与孝宗间长期的师生之谊、致政意识的一致性,以及个性的互补等因素,形成君臣间较为融洽和谐的关系。这奠定了辅成“弘治中兴”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但他谨守儒学传统,执着于致政追求的风格却与自幼好逸乐,无视礼教规范和传统君德的武宗之间极易产生矛盾与冲突。正是这种矛盾和冲突最终导致了刘健等文官集团与宦官势力斗争中的失败,并由此宣告了刘健政治生涯的结束。刘健与其他朝臣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因其政治地位和交往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无论是在天顺、成化年间受朝中重臣如李贤、彭时等人的器重,或是在弘治、正德年间与徐溥、李东阳、谢迁等阁臣的融洽,抑或是与王恕、马文升、刘大夏、韩文、白昂、闵硅、.戴珊等部院诸卿之间的协调,以及在后期为政中受到许多后辈官员政治上的支持等等,都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其致政意识中的共性基础。当然,因年资、经历的差别,以及同年、乡故的特殊关系,刘健也确与某些朝臣之间具有亲疏不同的私人关系,如与张元祯、祁顺、郑纪间的知交,与丘浚、程敏政、吴宽、李梦阳、何景明等人间的某种隔阂,与焦芳之间的仇隙等等。这些在实际上都对刘健的政治活动产生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影响。但总的来看,刘健谨守规矩的风格限制了他在朝廷人事方面过多施加个人的影响。而他疏于识人之偏向,也并未造成对朝政事务较大的影响。刘健存世的着述并不丰富,但从中仍可看出其“以道事君”、追求致政的政治意识,以及崇儒兴学、注重实政实务,摒弃佛道异教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意识与他在文作上崇义理、信礼教,重实务,轻虚饰的风尚是相通相应的。刘健着述的体裁以奏疏及实政碑记类为主,也时常有诗文之作。而这些诗文作品大都与其政务活动相关,单纯应酬性、消闲性诗文在刘健着述中极为少见。刘健的着述在语言风格上所表现的刚正气势,也与他端谨严正的个性与为政风格是一致的。明清时期官方和民间对刘健的认识,虽因朝代不同或官、私立场角度差别而在一些具体评述中呈现不同特色和风格,但就其政治功绩、人品、个性,及为人处事作风、识见、文才等多方面,大多给予了正面肯定和赞扬。但是,随着近代以来社会变革和人们政治观念的深刻变化,刘健作为历史名臣的形象逐渐隐没于人们的视野之外,只剩下民间传说中还演绎着以前的片断史迹。至于当代,在“大众史学”与戏说历史以及史学领域,对刘健的关注正日益增加,并由此引发着对其进行全面的认识和研究。通过对刘健个性、思想意识、政治作为及其影响的多角度、多层次考察与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刘健的确无愧于封建社会一代名臣的政治形象。他“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气节、执着于儒家政治理想的追求、以及践履封建礼教的道德品格和风尚,至今也有令人敬佩之处。然而,正因为他秉承着儒家君臣意识又自觉地接受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制约和规范,从而注定了他的政治理想不仅不能最终实现,甚至连他个人的命运也受到严重的影响和制约。他政治生涯兴败起落的巨大反差,正是封建君主专制政治背景下政治人物命运的典型写照。可见,人的个性的全面解放必有赖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尤其是社会政治的不断进步。这便是研究刘健对当今社会政治建设的一种启示。
郭春艳[10]（2013）在《明清及近代商业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众所周知，从明朝建立起，我国的封建社会就进入了衰落阶段，到近代则逐渐走向消亡。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传统的观念发生了改变。其中，经济思想领域的本质变化就是人们对待工商业态度的转变，由原先的“重农抑商”到后来的“恃商为国本”和“以工定国”。可知，明清及近代是我国商业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因此，对其进行专门而系统的分析、研究和总结，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在回顾明清以前的商业思想发展线索的基础上，对明清及近代的商业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指出了其发展、变化脉络。全文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阐述了本文的选题依据、研究状况、研究对象及主体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其次，通过对明清以前商业思想的回顾，探讨了“重农抑商”思想的形成过程，认为其是在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的战国时出现，并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再次，对明代及清前期的商业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特别是围绕农工商关系的争论进行了重点探讨，发现反重农抑商思想在对传统思想的批判中逐渐成长起来；然后，分阶段探究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商业思想，得出了各阶段商业思想发展变化的特点，进一步指出甲午战争后重商思想成为历史潮流，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构建现代化工商业体系的方案上；最后，依据前面的分析和研究，总结出了明清及近代商业思想的发展变化脉络及其原因。
二、丘浚的商业经济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丘浚的商业经济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莆仙戏教化思想及其创作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散见于戏剧史、教化史中的相关论述 |
| (二) 关于戏曲教化的专题性研究论着与论文 |
| (三) 莆仙戏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第一章 莆仙戏的生成发展与教化概况 |
| 第一节 莆仙戏发展沿革 |
| 第二节 莆仙戏艺术形态 |
| 第三节 莆仙戏曲教化的生成背景 |
| 第四节 莆仙关乎教化的剧目及其演出概况 |
| 第二章 莆仙戏的教化内涵 |
| 第一节 伦理教化观 |
| 一、亲子伦理 |
| 二、夫妻伦理 |
| 三、君臣伦理 |
| 四、平民道义 |
| 第二节 善恶因果观 |
| 第三节 读书进业观 |
| 第三章 莆仙戏教化的艺术呈现 |
| 第一节 莆仙戏的教化特色 |
| 一、寓教于乐 |
| 二、寓教于情 |
| 第二节 莆仙戏的教化叙事 |
| 一、嵌套故事结构 |
| 二、文学叙事与地方民俗相结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明代地方公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综述 |
| 0.1.1 公廨建筑史研究 |
| 0.1.2 地方公廨与明朝政治研究 |
| 0.1.3 地方公廨文化思想研究 |
| 第二节 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思路方法 |
| 第一章 明代公廨的形成来源 |
| 第一节 “公廨”称谓的来源 |
| 第二节 明代以前公廨沿革 |
| 1.2.1 汉代 |
| 1.2.2 唐宋元代 |
| 第二章 明代建筑政策及公廨建筑 |
| 第一节 明初建筑政策 |
| 第二节 明中期建筑政策 |
| 第三节 明晚期建筑政策 |
| 第三章 明代公廨建筑格局与功能 |
| 第一节 建筑格局 |
| 第二节 建筑功能 |
| 3.2.1 旌表戒箴之所 |
| 3.2.2 吏攒办事之所 |
| 3.2.3 治事之所 |
| 3.2.4 宴息之所 |
| 3.2.5 祭祀之所 |
| 第三节 等级秩序与建造公廨的意义等级意识 |
| 第四章 明代地方公廨与国家治理 |
| 第一节 营缮的法律根据与资源来源 |
| 第二节 机构演变与地方政府权力均衡变动 |
| 4.2.1 上司 |
| 4.2.2 同僚、部下 |
| 第三节 明中期灾害与公廨营缮活动频繁 |
| 第四节 晚明财政危机与明代公廨衰颓 |
| 第五节 明代公廨对文化钳制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明代公廨的社会空间与精神世界 |
| 第一节 官员临政思想与理想形态 |
| 第二节 官员阶层社会与生活交流 |
| 5.2.1 上司 |
| 5.2.2 同僚、乡绅、客人 |
| 5.2.3 吏役、百姓 |
| 第三节 官民交流的现实与国家命运 |
| 结语 |
| 附表1《明实录》中进行裁革冗员表 |
| 附表2《明实录》中因战争贼寇等烧毁公廨事件表 |
| 附表3《明实录》中因天灾损毁公廨事件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明清时期道教经济思想的转型及意义——以苏州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明清时期道教经济思想的转变:由抑商到护商 |
| 二、转变的社会背景:“竞以求富为务”风气的出现 |
| 三、转变之意义:倡导诚信经营的伦理价值 |
（5）明代经济诚信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明朝经济诚信思想的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本文研究范围、研究方法 |
| 四、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明代经济诚信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 |
| 一、先秦：经济诚信思想的发轫期 |
| 二、汉代：经济诚信思想的发展期 |
| 三、唐宋：经济诚信思想的成熟期 |
| 第二章 明代经济诚信思想的形成 |
| 一、明代经济诚信思想形成的社会基础 |
| 二、明代经济诚信思想形成的文化基础 |
| 三、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 |
| 第三章 明代经济诚信思想内容 |
| 一、士人“义利兼得”的经济诚信思想 |
| 二、商人“以诚为本”的经济诚信思想 |
| 三、行会“诚信”管理理念 |
| 四、政府“诚信”指导下的市场管理 |
| 第四章 明代经济诚信思想的特点及其现实意义 |
| 一、明代经济诚信思想的重要性 |
| 二、明代经济活动中诚信的特点 |
| 三、明代经济诚信思想的局限性 |
| 四、明代经济领域的诚信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启迪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问题提出 |
| 二 相关研究 |
| 三 研究意义与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明代的商业政策 |
| 一 明太祖的商业政策及对商人的态度 |
| （一）基于“重农”视角的“禁末”心态 |
| （二）建立商业贸易制度法规 |
| （三）实施“禁海”的本意 |
| 二 永乐到万历中期的商业管理和商税征收 |
| （一）永乐至宣德时期 |
| （二）正统至正德时期 |
| （三）嘉靖至万历中期 |
| 三 明中后期皇权滥用对商人的侵剥及朝臣的恤商建言 |
| （一）广派税使 |
| （二）强佥商役 |
| （三）苛征官木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士大夫对商税征收的认识 |
| 一 对关市征商的基本看法 |
| （一）阐释关市缘起及其社会职能 |
| （二）提倡商民一体同视 |
| （三）批评病商弊政 |
| 二 加强榷政监管及施惠商民的言行 |
| （一）强化监管 |
| （二）惠恤商民 |
| 三 对商税价值功用、征缴方式及农商关系的新思考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商人的法权地位 |
| 一 法律规范下的商人权利地位 |
| （一）服饰规定与路引制度中的“抑商”含义 |
| （二）法律典章对商业行为的规范及商人权益的保护 |
| （三）科举应试中“商籍”的确立 |
| 二 商事诉讼中商人的法权地位 |
| （一）以苏州工商业碑刻为例 |
| （二）以《盟水斋存牍》为例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国家同商人的合作 |
| 一 盐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 |
| （一）开中法确立的官商合作架构 |
| （二）“叶淇变法”对官商合作方式的适应性调整 |
| （三）盐法改革对商人内部及官商利益关系的平衡 |
| （四）士大夫对盐政运行中官商合作的认识 |
| 二 茶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 |
| （一）茶法运行概况 |
| （二）朝臣对茶法运行中官商合作的建议 |
| 三 其他方面的官商合作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的士商关系 |
| 一 士大夫对经商治生的价值肯定 |
| （一）认可商人职业的社会功用 |
| （二）承认士人治生之需 |
| 二 基于义利之辨士大夫对士商关系的评价 |
| （一）阐发义利相通理念 |
| （二）“公义”维度下的商人道德事功评判 |
| （三）对商人理财经世才能的赞许 |
| 三 士商融合的表现及内涵 |
| （一）士商阶层的双向互动 |
| （二）士大夫家族的从商经历 |
| （三）士商融合的内涵 |
| 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商人的价值取向与社会角色 |
| 一 儒贾择业中的现实考量 |
| （一）着眼于生活境遇和个人资质的儒贾取舍 |
| （二）儒贾相济的积极意涵 |
| 二 对儒贾关系的理解 |
| （一）期以儒显 |
| （二）认同儒家价值理念 |
| （三）勉为儒贾、廉贾 |
| 三 经营处世的品行才具 |
| （一）孝悌行义 |
| （二）笃实诚信 |
| （三）德才兼备 |
| （四）对儒术、贾道的会通与实践 |
| 四 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 |
| （一）赈济捐施 |
| （二）御患抗倭与议策盐政 |
| （三）参与地方及国家庶务 |
| 小结 |
| 结论 |
| 一 明代商人、商业与帝制体系基本关系 |
| 二 明代士大夫对商人、商业的评议及士商关系面貌 |
| 三 明代商人的价值认同与社会角色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明代士人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王安石变法概况 |
| 第一节、王安石其人 |
| 一、忧国忧民的王安石 |
| 二、固执己见的王安石 |
| 第二节、宋代士人对王安石的看法 |
| 一、《宋神宗实录》 |
| 二、宋代士人的笔记着述 |
| 第二章、明代士人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变化 |
| 第一节、明代士人的继承思想 |
| 一、王安石个性的批评 |
| 二、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 |
| 三、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灭亡的祸根 |
| 第二节、明代士人破局思维 |
| 一、王安石个人道德品行的再评价 |
| 二、王安石变法内容的再思考 |
| 三、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的再探究 |
| 第三节、明代士人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特点 |
| 一、针砭时弊的变法内容再评价 |
| 二、注重国富的变法内容再思考 |
| 第三章、明代士人对王安石变法评价变化的原因 |
| 第一节、明代士人生活环境的变化 |
| 第二节、明代经世思想的出现 |
| 结论与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8）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纵向和横向考察 |
| 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
| (一)为中国古代经济的持续繁荣提供了思想动力(1) |
| (二)为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思想渊源 |
| (三)为日本经营管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思想来源 |
| (四)为美国当代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提供了思想和制度借鉴 |
| 四、余论 |
（9）明代名臣刘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一) 历史人物研究的重要地位和一般要求 |
| (二) 明代名臣刘健的政治地位和影响 |
| (三) 以明代名臣刘健为研究对象的直接原因 |
| 二、学术研究现状 |
| (一) 综合性研究中的相涉内容 |
| (二) 有关明代各种具体领域研究的相涉内容 |
| (三) 明史研究论文中所涉及对刘健的论述 |
| 三、研究主要依据的史料 |
| (一) 编年史类 |
| (二) 纪传体类 |
| (三) 政书与方志类 |
| (四) 明清文集与笔记类 |
| (五) 其它杂史及谱表碑录类 |
| 四、研究的基础理论与方法 |
| (一) 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指导理论 |
| (二) 一般史学研究方法的运用 |
| 五、论文基本结构 |
| (一) 章次内容设定 |
| (二) 逻辑结构特点 |
| 六、研究创新、难点及学术意义 |
| (一) 研究的创新性 |
| (二) 研究的难点 |
| (三) 研究的学术意义 |
| 第一章 刘健生活的社会时代 |
| 第一节 明代社会发展走势及其阶段性特征 |
| 一、明代建国与立制 |
| (一) 封建社会秩序的恢复与重建 |
| (二) 明王朝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创建 |
| (三) 明代社会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
| 二、明代社会形势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
| 第二节 明代前中期的政治形势 |
| 一、正统初期的“治世”余绪 |
| 二、正统中期至成化间的动荡纷乱 |
| 三、“弘治中兴”的相对稳定 |
| 四、正德时期的政治衰败 |
| 第三节 明代前中期政治思想环境及其“臣道”意识 |
| 一、“以儒治国”背景下的政治思想 |
| (一) 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
| (二) 明代“以儒治国”方略下的政治思想 |
| 二、儒家政治思想中的“君臣关系”与“臣道”规范 |
| 三、君主专制政治现实中的“臣道”处境 |
| (一) 君主专制政体对“臣道”实现的制约 |
| (二) 士大夫对“臣道”的追求与困境 |
| 第二章 刘健的家世及早期经历 |
| 第一节 祖世家族与乡里环境 |
| 一、祖世与家族背景 |
| (一) 祖世根基 |
| (二) 家族背景 |
| 二、乡里社会生活环境 |
| (一) 自然环境与经济方式影响下的民风 |
| (二) 文化传统与生活习尚 |
| 第二节 家教传统与求学 |
| 一、家教传统 |
| 二、刘健早年的求学情形 |
| 第三节 乡里交谊 |
| 一、与洛中名士的交游与论学 |
| 二、其他人际交游 |
| 第四节 刘健的个性与其为人处事风格 |
| 一、影响刘健个性形成的主要因素 |
| 二、刘健个性特点及其表现 |
| 第三章 刘健的政治作为 |
| 第一节 入阁前仕宦经历 |
| 一、任职翰林院之训练 |
| 二、东宫侍讲之任事 |
| 第二节 入阁后的为政实绩 |
| 一、为弘治前期阁臣之历事 |
| (一) 履行内阁辅助决策职责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二) 在其它重要场合中表现出的作用和影响 |
| 二、为弘治后期首辅之勋业 |
| (一) 弘治后期刘健在内阁中地位的提升 |
| (二) 弘治后期刘健任首辅为政实迹 |
| (三) 刘健为政风格及其特点 |
| 三、正德初期辅政之政绩 |
| (一) 顾命大臣与“新政”气象 |
| (二) 正德初期致政日益艰难 |
| (三) 宦官势力上升与刘健罢政 |
| 第三节 致仕家居的从政余绪 |
| 一、致仕、落职与复职家居 |
| 二、心忧朝政与新朝优礼 |
| (一) 身在乡野,心系庙堂 |
| (二) 新朝优礼的政治待遇 |
| 第四章 刘健政治生涯中的人际关系 |
| 第一节 与诸帝的君臣关系及其政治浮沉 |
| 一、与英、宪、世三宗的普通君臣关系及其政治上升的平缓 |
| (一) 与英宗、宪宗的关系和刘健政治地位的缓慢上升 |
| (二) 与世宗的关系和刘健政治地位及影响的恢复 |
| 二、刘健与孝宗关系的融洽及其“中兴”名臣地位的形成 |
| (一) 与孝宗融洽关系的主要表现及其影响 |
| (二) 与孝宗融洽关系形成的基础和条件 |
| 三、与武宗关系的演变及其政治地位的跌落 |
| (一) 武宗的思想意识及其个性特点 |
| (二) 武宗与刘健关系的变化及刘健政治命运的突变 |
| 第二节 与朝中重臣间的关系及其政治影响 |
| 一、初入仕途受朝中重臣的器重及其影响 |
| 二、入阁后同官间相对和谐的关系及其影响 |
| 三、入阁后与部院诸卿间的协作关系及其影响 |
| 第三节 入阁后与其他僚属关系及对其行政的影响 |
| 一、仕宦中的同年关系及其政治影响 |
| 二、仕宦中的乡故关系及其政治影响 |
| 三、仕宦中与其他僚属故吏及门生的关系及其政治影响 |
| (一) 仕宦后期与其他僚属的关系及其政治影响 |
| (二) 仕宦中与门生故吏关系及其政治影响 |
| 第五章 刘健的编着及其思想意识 |
| 第一节 刘健着述整理的说明 |
| 一、刘健着述留存稀少散乱的主要原因 |
| 二、刘健着述搜集整理的概况 |
| 第二节 刘健奏疏类着述中体现的政治思想 |
| 一、奏疏数量和类别中体现的致政意识 |
| 二、奏疏内容中反映的政治思想 |
| 第三节 刘健碑记铭文着述反映出的实政思想 |
| 一, 实务类碑记着述中反映的思想内容 |
| (一) 崇儒兴学的思想 |
| (二) 重视具体实务的思想 |
| 二, 墓志碑铭类作品中反映的意识倾向 |
| 第四节 刘健诗文作品与其着述风格 |
| 一、刘健的诗文作品及其思想内容 |
| 二、刘健着述的风格与特点 |
| 第六章 历史时代变迁中的刘健形象 |
| 第一节 政治规范：明清官修典籍中的贤臣榜样 |
| 一、明代官修史籍中的评价 |
| 二、清代官修史籍中的评论 |
| 第二节 人格特色：明清私纂史书中的良相风范 |
| 一、明代私修史书中对刘健的认识与评价 |
| (一) 寓论于史的评述风格 |
| (二) 政治评论中的众说纷纭 |
| (三) 品格评议中的多重角度和侧面 |
| 二、清代私修史书中的评说与议论 |
| (一) 清代私修纪传类史籍中对刘健的评述 |
| (二) 清代私修杂史、文集及其它史着中对刘健的议论 |
| 第三节 虚化追求：民间流传中扑朔迷离的幻影 |
| 一、明清记述中有关刘健的神异现象 |
| 二、近代以来民间传说的神奇事迹 |
| 三、当前“大众史学”演义中的生动角色 |
| 结语：致治良相功,败政贤臣窘——皇权专制下的名臣命运 |
| 一、贤臣良相——刘健在明清时期的政治地位与影响 |
| (一) “理学名臣”的型塑 |
| (二) 政治贤辅的地位 |
| 二、治兴败窘——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与大臣个人命运的关系 |
| (一) 孝宗治政对刘健政治追求的促成和制约 |
| (二) 武宗败政使刘健致政遭遇窘迫 |
| 三、社会政治环境与个人命运关系的启示 |
| 附件 |
| 附件1 明代阁臣刘健年谱 |
| 附件2 刘健任职履历简表 |
| 附件3 刘健仕政中主要人际交往关系简表 |
| 附件4 刘健着述类目及资料索引汇编 |
| 附件5 明清主要官方史籍及官员奏疏中对刘健的评述列表 |
| 附件6 明清私修史着中对刘健的评述列表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文献 |
| 二、基础理论着作 |
| 三、近现代论着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明清及近代商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理论价值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状况 |
| 1.3 研究对象及主体思路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2. 明朝以前的商业思想回顾 |
| 2.1 先秦的商业思想 |
| 2.2 秦汉的商业思想 |
| 2.3 魏晋南北朝的商业思想 |
| 2.4 隋唐的商业思想 |
| 2.5 宋、元时期的商业思想 |
| 3. 明代及清前期的商业思想 |
| 3.1 丘浚的商业思想 |
| 3.1.1 市场调节思想 |
| 3.1.2 发展贸易思想 |
| 3.2 张居正的农商互利论 |
| 3.2.1 农商互利论 |
| 3.2.2 贸易思想 |
| 3.3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商业思想 |
| 3.3.1 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 |
| 3.3.2 顾炎武的自由贸易论 |
| 3.3.3 王夫之抑商与安商的思想 |
| 3.4 王源的“本宜重，末亦不可轻” |
| 3.4.1 提高商业地位论 |
| 3.4.2 商税改革方案 |
| 3.5 蓝鼎元的商业思想 |
| 3.5.1 庶民、百工通功易事论 |
| 3.5.2 海外贸易论 |
| 3.6 明清时期商人的经营管理思想 |
| 3.6.1 商品经济发展与商帮的兴起 |
| 3.6.2 商人的“本末观” |
| 3.6.3 商人的经商之术 |
| 4. 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的商业思想 |
| 4.1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商业思想 |
| 4.1.1 包世臣的本末皆富论 |
| 4.1.2 龚自珍的轻商论 |
| 4.1.3 林则徐的商业思想 |
| 4.1.4 魏源的商业思想 |
| 4.2 太平天国的商业思想 |
| 4.2.1 商业政策——从取消商业到鼓励商业发展 |
| 4.2.2 外贸政策 |
| 4.2.3 《资政新篇》——发展近代工商业的思想 |
| 4.3 王韬的商本论 |
| 4.3.1 从“重本抑末”到“商为国本” |
| 4.3.2 宣扬“恃商为国本” |
| 4.4 马建忠的贸易观 |
| 4.4.1 国际贸易差额论 |
| 4.4.2 保护贸易思想 |
| 4.5 薛福成的商纲论 |
| 4.5.1 从“商握四民之纲”到“工体商用” |
| 4.5.2 企业生产经营论 |
| 4.6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
| 4.6.1 “商战”思想 |
| 4.6.2 发展工商业思想 |
| 4.7 守旧派与洋务派的商业思想 |
| 4.7.1 曾国藩的对外通商思想 |
| 4.7.2 李鸿章的官督商办和通商论 |
| 4.7.3 张之洞的商权论 |
| 4.7.4 刘锡鸿与曾廉的抑商主张 |
| 5. 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前的商业思想 |
| 5.1 陈炽的《续富国策》 |
| 5.1.1 对生产、商业的认识 |
| 5.1.2 振兴商务论 |
| 5.2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商业思想 |
| 5.2.1 康有为的“以工定国”论 |
| 5.2.2 梁启超的外贸论 |
| 5.2.3 严复的自由贸易论 |
| 5.2.4 谭嗣同的“人通我”贸易观 |
| 5.3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商业思想 |
| 5.3.1 发展商务的总原则 |
| 5.3.2 振兴实业 |
| 5.3.3 发展对外贸易 |
| 5.4 其他商业思想 |
| 5.4.1 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 |
| 5.4.2 朱执信的商业思想 |
| 5.4.3 廖仲恺的外贸论 |
| 6.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商业思想 |
| 6.1 北洋政府统治后期的商业思想 |
| 6.1.1 北洋政府统治后期的经济概况 |
| 6.1.2 北洋政府统治后期的商业思想 |
| 6.1.3 李大钊对未来社会商业的构想 |
| 6.1.4 马寅初的发展民族商业思想 |
| 6.1.5 穆藕初的商业观 |
| 6.2 国民政府统治前十年的商业思想 |
| 6.2.1 国民政府统治前期的经济概况 |
| 6.2.2 国民政府统治前期的商业思想 |
| 6.2.3 孔祥熙的商业政策主张 |
| 6.2.4 董修甲的国民经济建设方案 |
| 6.2.5 唐庆增、徐青甫和陈维藩的商业思想 |
| 6.3 抗战和解放战争的商业思想 |
| 6.3.1 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经济概况 |
| 6.3.2 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商业思想 |
| 6.3.3 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概况 |
| 6.3.4 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商业思想 |
| 7. 明清及近代商业思想发展脉络总考察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丘浚的商业经济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莆仙戏教化思想及其创作初探[D]. 余宁宁. 山东大学, 2021(02)
- [2]明代地方公廨研究[D]. 石风吕贵一. 河南大学, 2020(02)
- [3]中国古代公平税收思想演进及现实启示 ——基于纳税能力说视角[D]. 傅鹏源. 上海财经大学, 2020
- [4]明清时期道教经济思想的转型及意义——以苏州为中心的考察[J]. 黄新华. 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2)
- [5]明代经济诚信思想研究[D]. 刘耀梅. 山西师范大学, 2018(04)
- [6]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D]. 常文相. 东北师范大学, 2017(12)
- [7]明代士人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变化[D]. 王少博.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2)
- [8]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J]. 程霖,陈旭东,张申.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6(02)
- [9]明代名臣刘健研究[D]. 翟爱玲. 南开大学, 2013(07)
- [10]明清及近代商业思想研究[D]. 郭春艳. 山西财经大学,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