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芬兰信义宗教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教会（论文文献综述）
王容龙[1]（2020）在《“播道”：美瑞丹教会在广州传教历史研究（1887-194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周瑜倩[2]（2020）在《调查与协作：中华续行委办会研究（1913-1922）》文中认为中华续行委办会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个涵盖各宗派的全国性机构,也是中国基督徒在教会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开始。它成立于1913年3月全国基督教大会。1922年5月,基督教全国大会在中华续行委办会的筹备下召开,会上中国代表首次正式提出本色化并成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委办会的使命宣告结束。本文主要关注该机构的建设以及它在调查事业和中西合作方面所做的工作,梳理它成立的过程以及它在调查和协作方面所承担的任务。追溯委办会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并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它的历史地位与价值。整篇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缘起、学术回顾、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探讨该选题的学术价值。相较于以往研究对中华续行委办会只是简单提及,本文将对委办会进行全面的梳理,并侧重于它最主要的工作和最重要的贡献。本文的第一章全面梳理了中华续行委办会成立的概况,探讨其成立的背景和发展的过程,及委办会重要的组织机构和核心人员在这九年时间里所做的工作,并指出了该组织的成立和发展是与基督教普世合一运动以及中国社会的变化相关的。最后,本章考察其自始至终的大致情况,并总结了其对中国基督教发展的意义。第二章是本文的重点,介绍了中华续行委办会存在期间所做最重要的调查统计工作。该章先梳理了早期传教士所做的调查统计,接着论述了委办会成立后所设的调查特委会所做的一系列工作特别是1918年开始的全国大调查与《中华归主》一书的来龙去脉,最后总结了调查统计工作的意义和影响,指出调查活动是委办会历时最长也是影响最深远的工作,直接影响了西方差会在华传教策略,刺激了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并且也影响了缺乏社会调查统计传统的中国政界学界开始推动类似工作。第三章主要阐述了中华续行委办会作为中西教会以及不同宗派合作平台的作用及其局限。西方传教士自其来华便掌握了教会的权力,但随着教会的发展,中国基督徒领袖的能力和地位开始得到提升,传教士手中的权力开始逐步向中国基督徒手中转移,也让中国基督徒明白必须要建立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教会,这为中国日后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本色化教会奠定了基础。委办会在教会权势转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本章节探讨的主要内容。最后的结语部分总结了中华续行委办会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作用和局限。本文认为,第一、从委办会开始,再到成立基督教协进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会,委办会是这些工作的起点。它所做的工作为中国教会的发展达到“黄金时期”奠定了基础。第二、委办会工作有限,加之中国社会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战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基督教发展开始渐渐放缓,“黄金时期”也逐渐过去,许多精英人士开始寻找教会之外的其他道路,中国社会和政局的动荡也使得中国教会的道路充满机遇与挑战。中华续行委办会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成立发展并完成使命,它的历史影响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探究。
史美莺[3]（2017）在《向世界展示中国教会的风采——记中国基督教访问团赴欧洲参加世界宗教改革500周年庆典》文中指出应德国、芬兰和瑞士教会的邀请,以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牧师为团长,黑龙江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吕德志牧师、福建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岳清华牧师、广东省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主席梁明牧师、金陵协和神学院文革牧师、本会海外联络部主任欧恩临长老和笔者为团员的中国基督教代表团一行7人,于2017年6月9日至19日赴欧洲,参加宗教改革500周年庆祝活动并顺访当地教会及基督教机构。
房赢[4]（2016）在《重温友谊 共续佳话——中国基督教两会代表团正式访问美国主流教会》文中研究说明应美国主流教会的邀请,2016年9月18日至25日,由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牧师率领的中国基督教两会代表团一行8人,正式友好地访问了美国主流教会。此次访问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不仅重温、巩固和增进了中美两国教会之间的友谊,交流了两国教会的最新发展信息,也为再续合作佳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次参访代表团成员有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唐卫民牧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秘
郭柳生[5]（2015）在《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的量化研究 ——以贝德士《中国基督徒名录》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传教士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所遗留的《贝德士文献》（Bates ’ Paper）是中国基督教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重要史料。《中国基督徒名录》（Bates’List）作为文献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为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人物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在修订和补充基督徒信息的基础上,利用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对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人物进行量化分析,有助于全面、客观地了解和重新认知这个特殊群体,这对推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大有裨益。通过对中国基督徒精英的性别、家庭、地域、活动年代、所属教派、教育经历与职业选择等基本信息的量化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并总结出这个群体的一些基本特征:（1）男女比例悬殊,精英信徒以男性为主;（2）主要出身城乡普通家庭,尤其是第一代基督徒几乎全部出身贫苦或耕读之家;（3）集中分布在沿海、沿江等通商口岸地区,在地域上呈现从沿海--内陆--边疆依次递减的分布特点;（4）主要活跃于清末民初及二十世纪前半期,1949年后受制于政治环境而归于沉寂;（5）在教派归属上,主要分布在圣公会、卫理会、长老会、公理会等英美差会,同时在本色化运动的推动下,中华基督教会日益显示重要地位;（6）大多数基督徒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又以教会大学毕业生居多,留学欧美、日本的高等学府的亦不在少数,知识素养普遍很高,是近代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7）在职业选择上具有多样性和现代性,活跃于军政、文化教育、宗教、新闻出版、工商、医疗卫生、财政金融、司法、工程建筑等各界,并成为这些新兴职业领域的领军人物,取得了在当时条件下令人赞叹的成就,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下推动了社会发展,对民国时期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总而言之,对中国基督徒的认知不能再停留在片面的"吃教者"形象,而应站在本土视角和现代化视域下重新审视他们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修正或补充他们在近代社会上的群体面相,从而形成更全面、更客观的新认知。
张永广[6]（2015）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会对外交流活动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之后,经过拨乱反正,中国基督教会重建教务机构,对外交流活动也得以重启,并渐成繁盛之势。目前学界对当代中国基督教会对外交流活动的研究还缺少系统研究,本文即拟详细梳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基督教会（特指"三自教会"）对外交流活动的历程,以为进一步开展此方面研究做基础性工作。一、20世纪80年代:中国基督教会对外交流活动的开创期
胡欢欢[7]（2014）在《传教士与近代鸡公山社会变迁（1903-1938）》文中提出与庐山、莫干山作为传统文化名山不同,鸡公山虽同位近代四大避暑胜地之列,其在近代以前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寂寂无闻,鲜少有人问津。步入近代,传教士纷沓来华,足迹几乎遍布中国的所有区域。清末京汉铁路的通车,为传教士发现鸡公山提供了历史契机。传教士发现了鸡公山的独到之处,借助强大的宣传攻势,鸡公山的名气不断提升,一跃成为与庐山、莫干山、北戴河齐名的近代四大避暑胜地之一。一座原本人烟稀少、鲜为人知的荒山,不断被赋予诸多的文化内涵,赫然以一座文化名山的姿态卓立于世人眼前,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传教士都是促成鸡公山名气汇聚的先驱。鸡公山上的基督教会数目繁多,传教士数量庞大,涵盖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又以美英两国为主。传教士来山动因亦是多元的,既有传播基督教、避暑消夏的需要,也有强化国家认同、开会议事的诉求。传教士人数呈现出起落不定的周期性规律,政局及周边地区局势动荡与否成为影响传教士人数变动的主要因素。传教士从自身需求出发,在鸡公山开展了林林总总的属于世俗领域方面的活动,如设置自治机构、创办教会学校、营造各式西式建筑、创建公共基础设施等等。所有这些世俗活动,都推动着鸡公山社会不断向前变迁、更迭,具体表现为新社会群体的出现、华人管理机构的形成及演变、中西杂糅式二元社会的确立等等。
王淼[8]（2013）在《华北沦陷区基督教会研究 ——以卫理公会为中心（1937-1945）》文中认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并扶植汉奸在各地建立伪政权。与抗战全面爆发前相比,沦陷区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也与战前截然不同。目前学术界关于抗战时期沦陷区史研究已经由传统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开始转向沦陷区民众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本文就是研究华北沦陷区基督教会在抗战八年的发展状况,以一个美国在华北教会——卫理公会为个案,叙述基督教会在日伪统治下的历史,探讨因战争而引发的日伪政权、基督教会、传教士、中国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变动。本文所研究的华北卫理公会源起于1869年,由美国传教士从福州来到北京开始其传教历史。至抗战前已在北京、天津、昌黎、泰安、济南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形成了教堂、学校、医院“三位一体”的传教模式。抗战全面开始后,华北卫理公会所在地区全部被日军占领,教会所处政治环境、社会秩序产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基督教会在战争爆发后纷纷宣布支持国民政府,并积极组织非暴力性的抗日救国活动,外国在华教会和传教士也投入到人道主义救援活动,救济战区和流落各地的难民。日军在侵华过程中,扶植建立伪政权,强化对沦陷区的控制。在宗教政策方面日军企图利用宗教服务统治,以拉拢中国宗教团体和派遣日本宗教组织入华为主。在对待华北基督教会尤其是英美在华教会采取谨慎态度。华北卫理公会在战争爆发期间人员和财产都遭受了严重损失,华北沦陷后卫理公会传教士选择留守并采取多种活动救济难民。传教士对日本侵华和日军暴行在家书和报告中有所揭露,但是限于自身环境和安全考虑,并未公开予以谴责。战争对卫理公会在各地教会普遍造成了影响,各地因情况不同而出现差异,交战区教会活动一度中止,而冀东等未受战火波及的地方教会各项事业却呈现繁荣之势。日伪在华北统治确立后,卫理公会迅速从战争冲击下复元,教会利用美国外交保护的有利条件与日伪周旋,同时也通过与当局的合作换取生存发展。尽管教会力图远离政治,华北卫理公会内仍然有人通过不同形式反抗日伪统治。而中国卫理公会继美国教会后在1941年完成合一,教会组成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战时教会经济危机和人事危机对教会传教策略和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教会本色化倾向在战时进一步发展。随着国际局势变动及日本与英美关系恶化,华北日伪对基督教政策开始从战时的谨慎监控变为打击控制。日伪根据时局需要,相应的制定、出台了多项法规和方案,通过历次运动不断削弱英美在华教会。在日伪统治之下,华北基督教会出于生存需要与当局进行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1939年,“反英运动”对英美教会形成了严重冲击,此后政治环境不断恶化,教会活动空间受到挤压。1938年后,华北卫理公会仍然延续了战前一些活动,并且因应战时需要在布道人员的训练和传教方法上出现新的变化。教会在教育和医疗方面也投入相当多资源,以应付当地社会需要。从各种统计数据来看,到1939年,教会处于迅速发展的态势。在日本掀起“反英运动”后,时局不断恶化,教会活动受到影响。日伪当局对教会活动的直接干预主要是在教会学校,如教育方针、教学活动、教师聘用等等,在布道和医疗活动方面较少直接干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全力清除英美在华势力,华北英美基督教会成为改造对象。日伪目标是消除英美力量,减弱教会社会影响力,以实现控制和利用教会。通过日军幕后操控、伪政权出面,日伪将华北教派林立的基督教会改造成为统一的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教会中的英美传教士全部被逐出,大多数人被关入集中营,少数人则幸运地通过换侨计划回国,而教会所属教育、医疗事业都被彻底剥离,仅余的布道活动也要在日伪许可下才可以进行。在日伪的重重打压下,华北基督教会迅速衰落,教堂数量和教徒人数都大量缩减。华北卫理公会在此背景下,通过中国基督徒领袖的努力,仍然维持其原有组织,并开展一定活动。在政治打压、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卫理公会也仅仅是维持基本生存,尤其是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教会面临的压力更大。直到战争胜利前夕,很多堂会已经处于停止活动状态。华北卫理公会的历史命运表明国际局势和外交保护是决定沦陷区日伪政权与英美在华基督教会关系的最重要因素,而沦陷区基督教会的处境符合中外学界所论的“灰色地带”特征,同时带有“宗教空间”的独特属性。
袁瑒（Sylvia Y.Yuan）[9]（2012）在《中国之后何处去？ ——中国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CIM-OMF）国际传教运动之全球地域化进程》文中研究说明在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现当代国际传教运动的议题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然而,尚未有学者对“中国因素”在新老传教运动交替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加以深度梳理与剖析。本论文选用了“中国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China Inland Mission-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缩写CIM-OMF）这一国际传教机构作为研究对象,试图超越纯组织学进路、描述性个案研究的旧套,结合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差传学和史学的研究成果与分析方法,通过对该“老中国通”传教组织之转型与发展的解析研究,展示宗教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的新潜能。通过这一中阶命题的个案分析,本论文意在结合历史与现状、理论与实践、差传学思潮与国际关系现象,展现西方传统居重的基督教如何在影响了中国的同时,也被中国影响和改造,而基于“中国经验”的传教活动如何对国际传教运动产生催化和制约这两种自相矛盾的张力。笔者选用全球化理论家罗兰·罗伯茨顿（Roland Robertson）所提出的“全球地域化”（Glocalisation）之概念来演绎中国基督教在整个国际体系中所占之地位与影响,而CIM-OMF的案例研究正可用以展示全球范围内“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基督教之普传）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各国各族教会的本土化）”两大交叉并行的过程,并弥补国内目前的相关研究停滞与理论建构的空洞。本论文第一部分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内地会”（CIM）从中国大陆全体撤离及更名“海外基督使团”（OMF）的过程；第二部分论述了CIM-OMF在亚洲各国和各地区（包括港、台、新、马、泰、菲、日、印尼、印支、韩）的地理性发展；第三部分论述了CIM-OMF离开中国后非地理性的延续与发展,从传教手段（分文宣、媒体、医疗、神学教育四部分）、传教对象（分学生、城市、华侨、移民四部分）、传教士团队（分亚裔、女性、短宣、专业人士四部分）、传教理念（分财政原则、三自理念、跨宗派主义、两元模式四部分）四大方面一一展开；第四部分论述了CIM-OMF在“全球地域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全球范畴内的影响力。
王海岑[10]（2012）在《嬗变与坚守：信义宗合—运动研究（1913-1949）》文中认为教会合一运动在基督教在华宣教事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和影响,尽管在二十世纪初期才得以成为在全国颇具有影响力的运动,但这一运动早已酝酿多时。它直接缘于基督教在华宣教运动,并受在华三次传教大会等影响。信义宗教会合一运动是当时在华教会合一运动的组成部分,受当时在华建立基督教联盟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但是信义宗强调本宗派信仰和教义,并认为信义宗的教义是客观唯一的,对在宣教事业中摒弃宗派分歧的合一理念并不认同,信义宗以神学教育为合一的中心和基石,不仅是对联盟合一理念的纠正,而且为中国教会的自立奠定了基础,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信义宗合一的过程亦是中国教会自立的过程。然而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洲均处于历史的巨大转变时期,尤其是欧洲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教会已经无法应对政治社会的挑战,亦无法满足人们精神方面的需要,民主主义以及教会复兴运动的兴起,使宗教自由成为可能,宗派之间的禁锢相对打破,普世合一理念应时提出,正是对社会和政治变化所带来挑战的调整和回应。此外,在战后的中国,信义宗的首要任务为重建遭受重创的教会,合一策略适时调整,期望在未来的社会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而中国动荡的局势为差会“重塑中国”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战后,普世合一理念的实践打破了信义宗自我隔离的形象,提高了在华的影响力和声誉,但是它所带来的现代主义以及普世化的倾向,使得保守的信义宗颇为警惕。普世合一理念的实践以及在信义宗内部所引起的争论,表明信义宗在时代变局中如何在保持本宗派独立性和处境化之间的适应和坚守,亦折射信义宗如何在保持信仰和教义以及在本土化之间达成一种平衡。
二、芬兰信义宗教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教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芬兰信义宗教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教会（论文提纲范文）
（2）调查与协作：中华续行委办会研究（1913-192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方案 |
| 第一章 中华续行委办会的成立 |
| 第一节 成立背景 |
| 一、中国社会的影响 |
| 二、世界宣教趋势的改变 |
| 第二节 成立概况 |
| 第三节 组织机构 |
| 一、布道促进 |
| 二、中国教会 |
| 三、教务总所 |
| 第四节 核心人员 |
| 一、中国干事 |
| 二、西国干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数字与教会:委办会的调查使命 |
| 第一节 早期传教士的调查统计活动 |
| 第二节 调查特委会的前期工作 |
| 第三节 1918年全面调查工作 |
| 第四节 调查统计工作开展的意义和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权势转移:中西合作的平台 |
| 第一节 中国基督徒地位的提升 |
| 第二节 教会合一运动 |
| 第三节 中华归主运动 |
| 第四节 1922年基督教全国大会的成功举办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1:中华续行委办会部分西教士人名中英文对照表 |
| 附录2:中华续行委办会历年会员及各特委办长名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参与的项目 |
| 致谢 |
（4）重温友谊 共续佳话——中国基督教两会代表团正式访问美国主流教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一、正面宣传增进理解 |
| 二、重温友谊促进交往 |
| 三、民间外交大有可为 |
| 四、行程紧凑卓有成效 |
| 五、事工合作前景看好 |
（5）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的量化研究 ——以贝德士《中国基督徒名录》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1、贝德士及其《中国基督徒名录》的研究 |
| 2、包克强关于民国基督徒精英的研究 |
| 3、中国基督教史的量化研究 |
| 4、海内外关于中国基督徒的研究 |
| 三、研究问题与方法 |
| 1、研究问题 |
| 2、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研究困难 |
| 1、创新点 |
| 2、研究困难 |
| 第一章 贝德士与《中国基督徒名录》 |
| 一、贝德士生平 |
| 二、《中国基督徒名录》介绍 |
| (一) 《名录》的内容、来源 |
| (二) 《名录》的局限性与研究价值 |
| 三、《名录》的人数界定与数据采集 |
| (一) 《名录》的实际辑录人数 |
| (二) 研究数据的采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基督徒精英基本背景分析 |
| 一、性别比例 |
| 二、家庭出身 |
| 三、地域分布 |
| 四、活动年代 |
| 五、所属教派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督徒精英受教育情况分析 |
| 一、受教育程度 |
| 二、国内教育 |
| (一) 高等教育 |
| (二) 传统教育与近代初、中等教育 |
| 三、留学教育 |
| (一) 留学国家 |
| (二) 留学教育:以美国为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督徒精英的职业选择 |
| 一、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的职业分布 |
| 二、基督徒教育工作者 |
| 三、军政界基督徒精英 |
| (一) 早期基督徒革命者 |
| (二) 民初及国民政府时期的基督徒官员 |
| 四、神职人员与教会机构工作者 |
| 五、其他基督徒精英:新闻出版、工商、医疗卫生等 |
| (一) 新闻出版界基督徒精英 |
| (二) 基督徒商人 |
| (三) 医疗卫生界基督徒精英 |
| 本章小结 |
| 结语:重新认识中国基督徒 |
| 一、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的群体特征 |
| 二、基督徒精英与中国现代化 |
| 三、基督徒精英与中国基督教本色化 |
| 四、历史的遗产:1949年以后的中国基督徒精英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中国基督徒名录》(中文修订版) |
| 附录二:贝德士大事年记 |
| 后记 |
（7）传教士与近代鸡公山社会变迁（1903-193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1、鸡公山研究 |
| 2、庐山、北戴河、莫干山研究 |
| 三、相关问题说明 |
| 1、考察时限 |
| 2、空间概念 |
| 四、研究方法、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先驱：传教士与鸡公山开辟 |
| 第一节 鸡公山历史沿革 |
| 1、清末之前的鸡公山 |
| 2、清末之后的鸡公山 |
| 第二节 鸡公山开辟过程考述 |
| 1、背景：晚清长江流域及汉口的开发 |
| 2、李立生、施道格发现鸡公山的经过 |
| 3、鸡公山地权纠纷案始末 |
| 第二章 鸡公山的外国教会与传教士 |
| 第一节 外国教会势力探究 |
| 第二节 微观视野下的传教士剖析 |
| 1、传教士来源地及来山动因 |
| 2、传教士人数、变动规律及其原因 |
| 第三章 传教士活动概述 |
| 第一节 设置自治机构 |
| 第二节 创办教会学校 |
| 1、非常规型教会学校 |
| 2、常规型教会学校 |
| 第三节 营造各种西式建筑 |
| 第四节 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及市政建设 |
| 第四章 传教士影响下的鸡公山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 |
| 1、教民群体 |
| 2、商贩、工人团体 |
| 3、特殊群体 |
| 第二节 华人管理机构的形成及演变 |
| 1、华人管理机构的形成 |
| 2、华人管理机构的演变 |
| 第三节 中西杂糅：鸡公山二元社会的确立 |
| 1、由对立到融合：鸡公山二元社会演变轨迹 |
| 2、中西杂糅：鸡公山二元社会的一般特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华北沦陷区基督教会研究 ——以卫理公会为中心（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一) 历史遗留问题下的抗战史研究 |
| (二) 问题的提出 |
| (三) 研究对象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宏观叙述和整体概况 |
| (二) 抗战时期的传教士 |
| (三) 抗战时期的中国基督徒 |
| (四) 教会事业和区域研究 |
| (五) 卫理公会研究 |
| 三、研究视角与论文内容 |
| (一) 研究视角与概念界定 |
| (二) 史料与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开端与植根(1869-1937) |
| 一、约翰·卫斯理与卫斯理宗 |
| 二、中国卫理公会及其组织结构 |
| 三、华北卫理公会及抗战前概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沦陷与冲击(1937-1938) |
| 一、卢沟桥事变后中外基督教会的反应与行动 |
| (一) 中外基督教会舆论 |
| (二) 在华传教士的立场：以美国传教士为例 |
| (三) 中国基督徒对抗战的立场 |
| (四) 中国基督教会的爱国救亡活动 |
| 二、抗战初期日本殖民统治与宗教政策 |
| (一) 华北伪政权的成立 |
| (二) 沦陷区日军的宗教政策 |
| (三) 日军对英美基督教会态度 |
| 三、抗战初期的华北卫理公会 |
| (一) 华北卫理公会传教士处境和去留抉择 |
| (二) 华北卫理公会传教士对战争的认知 |
| (三) 战争对华北卫理公会的冲击和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复元与坚守(1938-1941) |
| 一、日伪基督教政策变化与华北基督教会概况 |
| (一) 国际局势变动与华北日伪政权 |
| (二) 压迫：日伪对英美基督教会的新趋向 |
| (三) 留守与生存：沦陷后华北基督教会概况 |
| 二、华北卫理公会的妥协与不合作 |
| (一) 合作与退让：华北卫理公会对日伪策略 |
| (二) 不合作：以华北卫理公会学校为例 |
| 三、卫理公会内部变动与教会本色化 |
| (一) 合一：上海大会与张家口年议会 |
| (二) 本土化教会：离去的传教士 |
| (三) 流产的教会本色化：教会经济危机与传教策略讨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传教与救济(1938-1941) |
| 一、华北卫理公会布道事业 |
| (一) 华北卫理公会概况 |
| (二) 华北卫理公会布道活动 |
| 二、华北卫理公会教育事业 |
| (一) 日伪对华北卫理公会学校的管理与控制 |
| (二) 华北卫理公会中小学概况 |
| 三、华北卫理公会医疗与社会慈善事业 |
| (一) 华北卫理公会医疗活动 |
| (二) 华北卫理公会救济与社会事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联合”与“自立”(1941-1945) |
| 一、珍珠港事变后的华北基督教会 |
| (一) 控制与改造：日伪对华北英美基督教会政策 |
| (二) 日伪对英美基督教会及其事业的接管与移让：以北京为中心 |
| (三) 交换侨民与潍县集中营 |
| 二、从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到华北中华基督教团 |
| (一) 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的成立 |
| (二) 有限度反抗：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成立前后的“博弈” |
| (三) 枪口下的合作：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活动分析 |
| 三、“联合”与“自立”下的华北卫理公会 |
| (一) 被监禁的“上帝”：珍珠港事变后的传教士 |
| (二) 失去保护的“门徒”：珍珠港事变后的中国基督徒 |
| (三) 压迫下的生存：“合一”后的华北卫理公会 |
| 本章小结 |
| 结语：灰色地带下的宗教空间 |
| 附录一：华北卫理公会大事年表 |
| 附录二：中外译名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中国之后何处去？ ——中国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CIM-OMF）国际传教运动之全球地域化进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引论 第一章 |
| ：从中国内地会(CIM)到海外基督使团(OMF) 第一节：CIM的第一程全球地域化 第二节：CIM出中国：最初之留守与最终之撤离 第四节：CIM入亚洲：“寿终就寝”与“华丽转身”之间的抉择 小结 第二章 |
| ：CIM-OMF亚洲时期地理层面的全球地域化：华人聚居区传教地 引言 第一节：“内地之门”：香港地区 第二节：“自由中国”：台湾地区 第三节：“对华传教”发祥地：马来西亚 第四节：“迷你中国”：新加坡 第三章 |
| ：CIM-OMF亚洲时期地理层面的全球地域化：非华人聚居区传教地 第一节：“最不像中国的东道国”：泰国 第二节：“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国家”：菲律宾 第三节：“中国的宿敌”：日本 第四节：“有神论专政的国家”：印尼 第五节：前社会主义国家：柬埔寨 第六节：后进基督教国家：韩国 小结 第四章 |
| ：CIM-OMF亚洲时期策略层面的全球地域化：传教手段 第一节：文字事工：“强夺灵魂的笔战” 第二节：现代媒体：“空中跨境布道” 第三节：医疗宣教：“福音的婢女” 第四节：神学教育：“退居二线的首选” 第五章 |
| ：CIM-OMF亚洲时期策略层面的全球地域化：传教对象 第一节：学生事工：“兵家必争之地” 第二节：城乡差异：“农村包围城市” 第三节：全球华人：“挑旺对华传教的余烬” 第四节：国际移民：“家门口的陌生人” 第六章 |
| ：CIM-OMF亚洲时期策略层面的全球地域化：传教士团队 第一节：亚裔成员：从传教对象到传教同工的种族话语 第二节：女性成员：从同工到领袖的性别政治 第三节：短宣成员：持久战术与人海战术之间的抉择 第四节：专业人士：创启地区的传教模式 第七章 |
| ：CIM-OMF亚洲时期策略层面的全球地域化：传教理念 第一节：财政原则：信心差会的经济学 第二节：三自理念：国际传教机构的市场学 第三节：跨宗派主义：信心差会的公关学 第四节：两元模式：国际传教机构的组织学 第八章 |
| ：CIM-OMF影响力之全球地域化 第一节：三种视觉化影响力分析图 第二节：CIM-OMF文宣出版之影响力 第三节：“CIM-OMF定律”：由影响力引起的影响力衰退 第四节：CIM-OMF对全球华人教会的影响 第五节：中国对CIM-OMF的影响 第六节：CIM-OMF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小结 结论：CIM-OMF的两重性全球地域化 附录 附录一：OMF组织结构图 附录二：CIM-OMF历年成员人数图表 附录三：CIM-OMF历届领袖层名录 附录四：CIM-OMF部分作者着作书目 附录五：CIM历年伙伴差会名录 附录六：CIM-OMF老中国通“出中国”后的履历 附录七：OMF各差派本部组织的短宣队人数(1995-2010) 参考文献 后记 |
（10）嬗变与坚守：信义宗合—运动研究（1913-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教会合一运动在华概述 |
| 一、合一运动缘起 |
| 二、合一运动发展和衍变 |
| 三、中国基督徒与合一运动 |
| 四、中外信徒理念分歧 |
| 五、小结 |
| 第二章 信义宗合一运动 |
| 一、信义宗合一运动的必要性 |
| 二、信义宗合一运动策略及影响 |
| 三、信义宗合一运动与中国教会 |
| 第三章 信义宗合一理念嬗变 |
| 一、世界信义联会来华背景 |
| 二、北欧信义宗普世化进程 |
| 三、普世合一理念的确立 |
| 第四章 世界信义联会在华宣教事工 |
| 一、独辟蹊径：信义宗隔离形象的打破 |
| 二、另起炉灶：信义宗合一领导权的争夺 |
| 第五章 信义宗合一理念歧异 |
| 一、背景与缘起 |
| 二、与华中大学合作 |
| 三、与崇真会合办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余论 |
| 附录 中西人名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芬兰信义宗教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教会（论文参考文献）
- [1]“播道”：美瑞丹教会在广州传教历史研究（1887-1941）[D]. 王容龙. 华中师范大学, 2020
- [2]调查与协作：中华续行委办会研究（1913-1922）[D]. 周瑜倩. 上海大学, 2020(03)
- [3]向世界展示中国教会的风采——记中国基督教访问团赴欧洲参加世界宗教改革500周年庆典[J]. 史美莺. 天风, 2017(08)
- [4]重温友谊 共续佳话——中国基督教两会代表团正式访问美国主流教会[J]. 房赢. 天风, 2016(11)
- [5]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的量化研究 ——以贝德士《中国基督徒名录》为中心[D]. 郭柳生.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
-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会对外交流活动述评[J]. 张永广. 世界宗教研究, 2015(02)
- [7]传教士与近代鸡公山社会变迁（1903-1938）[D]. 胡欢欢.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9)
- [8]华北沦陷区基督教会研究 ——以卫理公会为中心（1937-1945）[D]. 王淼. 华中师范大学, 2013(06)
- [9]中国之后何处去？ ——中国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CIM-OMF）国际传教运动之全球地域化进程[D]. 袁瑒（Sylvia Y.Yuan）. 复旦大学, 2012(03)
- [10]嬗变与坚守：信义宗合—运动研究（1913-1949）[D]. 王海岑. 山东大学, 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