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钨——冰冻三尺实非一日之寒（论文文献综述）
邵丽英[1]（202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俄国工业》文中指出俄国为什么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这个对俄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至关重要的问题却不可思议地受到漠视,以致于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这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在普京看来,俄国在这场战争中遭受的失败是因为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的背叛行为导致的结果。后来他们害怕承认这一点,不想多提一战,
卢旭[2]（2021）在《汪中诗文研究》文中指出汪中是清代乾嘉时期一流的学者、文学家,他在经史、文学、地理、金石、语言、文字之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历代对汪中的研究多集中于他的学术思想和经学成就,文学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他的少数几篇具有代表性的骈文,对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研究不足,对其经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的互渗也重视不足。本文在全面考察汪中生平着述的基础上,结合汪中所处的乾嘉汉学大兴的时代背景,主要研究汪中的诗文成就。本文主体部分分四章展开研究:第一章汪中的生平经历与着述概况,根据知人论世的原则,分期梳理汪中的生平经历,对其思想性格以及成因着重考察,并对其治学方向、着述概况分类介绍;第二章汪中诗歌研究,首先简述乾嘉诗坛诗风,在此背景下重点考察汪中诗歌的题材内容、意象特点、艺术渊源。本章将汪中诗歌的题材分为羁旅思乡、酬唱赠答、咏史怀古、民生疾苦、宫怨爱情五大类;探究汪中诗歌中“鸿”“灯”“钟”等极具个性化的意象;最后探究汪中诗歌对《诗经》《楚辞》、古诗以及唐诗的继承与发展;第三章汪中骈文研究,首先简述清代中期骈文发展概况,重点探究汪中骈文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本章将其骈文内容大体分为关注民生、感怀身世、歌功颂德三类,并从构思、用典、句式、辞采、气韵等方面分析汪中骈文的艺术特点;第四章汪中散文研究,本章将其散文分为墓志碑表、议对书论与尺牍三类进行研究,分析汪中散文的题材内容与记叙、议论艺术,分析尺牍流露出的情志与写作艺术,以期更为全面地考察汪中的思想性格以及学术观、文艺观。
王淼[3]（2019）在《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文中指出本论文以新疆建省为切入点,以历任巡抚的治疆活动为中心,在晚清被迫从“大一统”天下观的天朝逐渐转型整合到“多元一体”的近代民族国家背景下,综合运用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考察历任巡抚治理新疆的施政历程,并从政治、边防、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等方面,全面分析其治疆政策与措施等方面的利弊得失,探索和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供当今边疆治理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发展借鉴和参考。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在西方民族国家主导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朝收复新疆后,统治阶级经过“海防”“塞防”国家战略走向的激烈争论,最终放弃了在边疆与民族地区延续千年的“因俗而治”“羁縻而治”等传统治理边疆的政策与措施,废除旧的行政体系,设立善后总局,最后建立行省、设置巡抚,新疆逐步实现了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改变了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第二章讨论了新疆建省设抚初创时期的边疆治理情况。“建省设抚”的实施正值新疆收复不久,各方面百废待举。首任巡抚刘锦棠及护理巡抚魏光焘对外整军固防,对内废除军府制下的旧制度、政策,采取了各种稳定民生的措施,以便让新疆社会与经济尽快得到恢复与发展。通过刘锦棠与魏光焘的努力,新疆在建省以后的社会局势逐渐趋于平稳,各种制度不断完善,为新疆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章探讨了先后继任新疆巡抚的陶模、饶应祺,前两任巡抚主要以恢复发展,保障稳定为主,大规模洋务还来不及筹办。这一时期虽然外部英俄列强一直觊觎新疆,内部社会局势也非持久太平,但在前任巡抚治理边疆的基础上,陶模、饶应祺大力推行洋务,加强武备、力行屯田、促进教育,使得新疆政令基本通达、社会基本稳定;新疆的边防、吏治、整军、教育等方面都有了显着的发展,促使新疆向近代化转型过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一时期新疆各方面发展都有显着提高。第四章、第五章探讨了清末“新政”及预备立宪后新疆巡抚的边疆治理情况。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洋务运动的破产、维新变法的流产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清廷被迫实行“新政”与预备立宪。“新政”及预备立宪的实施对西北边疆的政治、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军事边防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潘效苏、吴引荪、联魁等几任巡抚对新疆的兵制、警政、文化教育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到袁大化在任时期,新疆甚至已经有了修建铁路的构想。但这一时期新疆巡抚更换频繁,社会危机加深,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摧枯拉朽下,清朝灭亡,新疆省与内地所有省份一样,最终都走向了共和。对晚清新疆历任巡抚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的回顾与总结,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镜”,探索边疆治理的规律,更好地服务于当今新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大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闫茜玉[4]（2019）在《清末民初步军统领衙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末民初,政体更迭,旧有的京师范围内的治安管控架构——步军统领衙门在原有的两翼五营（左翼步军营、右翼步军营、巡捕中营、巡捕南营、巡捕北营、巡捕左营、巡捕右营）的基础上,应时代之需要增设了军事执法处、四郊车捐总局、四郊卫生总局、四郊路工总局、将校研究所以及总军械库等附属机关六处。其管辖区域也由内城逐渐转向外城,城门关厢以及圆明园、畅春园等皇家园林区域,继而再转向京师四郊地区。晚清以前,步军统领衙门对京师内外的防范、守卫和管理可谓严丝合缝,矩周规值。到了近代时期,步军统领衙门的管理区域逐渐缩小。职能范围主要集中在侦察情报、监管社会舆论风气、收束游兵散勇、社会慈善、卫生与防疫、征收税款等方面。风雨飘摇之际,步军统领衙门挣扎于新旧制度不断更迭的泥潭,在权力过渡时期的对抗与妥协中,数度呈请“改革署制”以寻求自我的完善和救赎。同时,各部大臣关于裁改步军统领衙门的呼声日渐高涨。庚子国难,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狩避难,市井无赖乘此机会扰乱社会秩序,京师大乱,步军统领衙门的日常治安管理已无措手,几同虚设。后经清政府与联军达成和议,皇室回銮,京师各处复交归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察院等分辖。但此时步军统领衙门无力对京师治安进行有效管理的事实已昭然若揭。故而,裁改之议愈加风靡云蒸,如日方升。步军统领衙门裁改之议的提出,既有政府财政匮乏,越来越难以支撑庞大的国家机器,不得已而对部分职能部门进行裁撤的时代原因,也有步军统领衙门职能范围过广,从而与诸多部门有所重叠,其自身在发展、演变过程中衍生出内部腐败、积重难返的历史局限性等原因。无论是在清末还是在民初,步军统领衙门与其他机构职能之重叠、政府与步军统领衙门经费之匮乏、步军统领衙门之不堪造就,这三个原因,始终相伴相生,终步军统领衙门裁撤之议始末,不曾分离。清末民初二十余年,步军统领衙门内部不断地进行改革,不遗余力地履行治安、断案、扈从等方面的职能,加之当权的统治者欲以步军统领衙门保障自身利益,从而对其进行维护的私心,步军统领衙门得以在清末民初二十余年的混乱时局里勉力支撑。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困厄之局,非人力所能改。步军统领衙门作为从属古制的职能机构,虽有诸多改革,却始终未能把自身带离旧世界的沉疴,获得崭新的发展机遇。新旧交替时期尚存的作用,在新兴警政机构的不断完善中渐渐失去。而统治者欲利用提署对自己的统治进行维护的想法,也随着满汉差异的缩小、统治者自身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不再需要借助步军统领衙门的力量巩固统治而消失。再多的抗争和努力,终究无法敌过清末民初风起云涌的发展大势,民国肇基十三年后,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终于将古老的步军统领衙门推向末路。步军统领衙门归并于京师警察厅,自此,“九门提督”、“步军统领”和“大金吾”等称谓同那段波诡云谲的岁月一起沉入了历史的漩涡。
王裕根[5]（2019）在《基层环保执法的运行逻辑 ——以橙县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立足于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的组织行为,深入分析中央、县级政府、县级环保部门、乡镇政府、乡村企业以及村庄农民在推进国家环保法律执行的权力关系及其结构,从政府运作过程的视角揭示基层环保执法的运行逻辑,并解释弹性的条块关系结构对基层环保执法的塑造。从现实经验看来,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的前提是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确实存在并通过有效途径把信号传递到县级环保执法部门。乡村企业污染总是发生在一定场域中,特定场域中的社会主体对污染认知和感受的差异化会影响环境利益的表达。村庄中不同农民认知观念、价值以及利益取向的差异化弱化了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直接影响了村庄社会的环境利益表达。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农民的弱组织性影响到国家执法力量的介入方式和强度。只有当农民组织起来反映自己所受的损害并释放出环境违法行为的强烈信号,国家执法力量介入的力度才会加大。然而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乡村企业排污行为是否构成环境违法行为还依赖于国家的权威技术认定。国家在认定乡村企业环境违法行为时,污染认定的科技理性与村庄生活理性之间常常存在冲突。农民与企业发生环境利益冲突,县级环保部门及乡镇政府对污染的界定存在权威支配、话语支配以及信息支配,农民基于生活理性对污染的认知话语常常被边缘化,这为乡镇政府和县级环保部门调解企业和农民的环境纠纷提供了巨大的回旋空间。与企业、乡镇政府以及县级环保部门数次利益博弈之后,农民渐渐陷入了“补偿陷阱”,象征性污染补偿逐步代替实质意义上的法律监管。县级政府、县级环保部门与乡镇政府本身处于地方条块关系中。县级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决定了县级环保部门和乡镇政府法律执行的立场和态度。受制于地方条块权力结构以及政商关系,具有执法权的县级环保部门并不会严格执法而是选择“以罚代管”策略,让法律不完全执行。“以罚代管”既协调了县领导与乡村企业的政商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县级环保部门的执法权威。然而,“以罚代管”并没有治理污染问题,反而使得乡村企业排污行为具有了正当性。尽管部分农民不断上访,但根据信访属地管理原则,乡村企业与农民的环境污染纠纷最终还是要乡镇政府进行处理。由此,在执行国家环保法律时,没有执法权的乡镇政府必须协调好乡村企业和村庄农民的利益冲突关系。而受制于县级政府发展和稳定的双重考核机制、基层社会的权力—利益关系网以及自身治理资源的欠缺,乡镇政府往往会选择一种模糊性治理策略来对待污染问题。乡镇政府模糊化处理乡村企业和农民的环境污染纠纷,实际上掩盖了乡镇政府履行属地的环境监管责任。由于县级政府要维护乡村企业的利益,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再加上基层社会复杂的人情关系网络,所以县级环保部门和乡镇政府未能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法律,真正重视乡村企业污染问题的治理,这导致国家环保法律实施始终处于“悬浮”状态,也即,地方条块环保履职实践存在执法目标偏离。与此同时,受污染影响的农民群体也遭遇了环境利益诉求表达上的挫败感。环保督察是一种在党政体制结构内推动环保法律执行的制度创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各种方式传导政治压力让地方党委政府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同时地方党委政府也会成立相关的组织机构应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环境问题。县级党委政府在感知中央环保督察的政治压力之后,对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的问题高度重视,整合相关环境执法部门和乡镇政府的力量开展联合执法,通过责任倒逼机制落实到每个执法者,此时基层环保执法力度加大。这就改变了以往法律执行的“悬浮”状态,使得国家法律渗透到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实践中。通过环保督察解决了一些底层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但受制于央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中央难以有效监督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效果,中央环保督察难以倒逼地方对环境问题的整体性治理。因此,基层环保执法目标偏离只是得到中央的适度矫正。当中央的力量介入地方条块履职实践,此时条块关系中的央地关系能够充分发挥党政体制的政治整合功能。从法律执行角度看,当基层环保执法目标偏离很大时,中央能够通过政治整合的方式,把县级政府、县级环保部门、乡镇政府、乡村企业以及村庄农民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行整合,打破国家环保法律在地方执行中梗阻,推动国家环保法律向基层社会渗透,同时对执法过程的利益冲突进行整合,让执法目标偏离得到适度矫正。但是,这种矫正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在动态中与执法偏离形成多次互动和博弈关系,并在偏离中寻适度。纵观基层环保执法的过程可以看到,乡村社会的环境利益难以有效吸纳到常规环保执法的政府决策和执行中。当乡村社会的环境利益无法得到地方政府有效吸纳和整合,导致执法目标偏离过大影响到中央的政治权威时,中央能够在既定的体制结构内创新系列制度推动环保法律执行。中央通过环保督察的形式创建了中央与基层群众的制度化联系,并通过政治压力传导重新激活了地方政府启动新一轮意见表达、政府决策以及政府执行的政府过程,从而让基层社会的环境利益能够被吸纳到地方政府决策和执行中。由此,以党政关系为基本的条块关系时刻存在弹性,这种富有弹性的条块关系结构塑造着基层环保执法实践,并在实践中呈现波动性。
赵寅君[6]（2017）在《“赵氏孤儿”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尝试着以一种视文学为生命的同情眼光梳理“赵氏孤儿”的发展轨迹,以一种宏观多元的研究视角,立足史实资料、田野调查和民间观察,在社会现象与思想学术的交织考察中还原故事“赵氏孤儿”的文学生态,即此以观察和反思“赵氏孤儿”的发展历程,全面呈现“赵氏孤儿”的历史沿革与文化嬗变,同时又在“赵氏孤儿”的研究中重新定位,挖掘阐释“赵氏孤儿”在书写形态变迁中的文化意义、范式转变中的价值凸显和传播模式下的观念嬗变,并在古代社会文化、思想、学术、民众心态、生活观念等的综合思辨中大致理出“赵氏孤儿”的流衍过程及其背景原因,在宏观的历史理解与文化承续中引申出关于“赵氏孤儿”的结构格式与精神内涵,以一种大文学观、大历史观、大文化观,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中把握“赵氏孤儿”演变的文化历程,探究藏于其后的文化精神和不同立场下的价值取舍。“赵氏孤儿”博涉四部,以记录时间而论,《春秋》是关于“赵氏孤儿”事件最早的历史记录。记载以“赵盾之弑”、“同括之杀”、“赵武之会”作为核心要素,虽寥寥数字,但其后价值关怀却极为深刻。《左传》叙述赵氏故事是在《春秋》的基础上大为丰富,所载赵氏诸人物,皆描写言行,刻画性格、褒贬揄扬暗含其中。《公羊》、《谷梁》对事件没有太多关注,《国语》的记述从情节到人物对《左传》进行了补充,诸子立说从不同层面丰富了赵氏孤儿的内涵,成为故事流衍的重要推力。司马迁继承《春秋》,以“德”为标准,在《史记·赵世家》中将赵氏孤儿的故事叙述完备,其中人物面貌的粉墨涂抹也越加厚重,以“恶”形象出现的屠岸贾,还原本来面目,细究其职位、行为、身份,虽为酷吏,但小人物的艰辛与悲剧并不被人知晓,叙述中没有抑扬的词汇,真正的褒贬态度暗藏于笔。以“义”形象出现的程婴,在司马迁笔下虽有仁有义但亦道德微瑕,不纯粹的道德使小人物的形象更加饱满,而立言行事中呈现的价值凝聚与道德呈现是其最大价值。究其根本,不管是因义立传还是歌颂小人物的不朽,还是忠奸文化的初现,都体现了存亡继绝的精神凝注,也是赵氏孤儿故事的核心价值所在。汉朝刘向《说苑》、《新序》在《史记》的基础上对赵氏孤儿故事进行转述,着力于搜孤、救孤等重要情节的描写,虽有一些微小的文字变化,但价值阐释没有太大偏差。其中“节义”、“复恩”,以及由此引入的复仇,成为后世文学不断重述的母题,一再重复的历史事件,进入不同姿态的文体样式如正史、传赞、书信、碑传,特殊的文化情态呈现其中,后世不断仿效。进入到诗歌的赵孤故事,初现在陶渊明的《程杵》篇中,之后庾信、李白也有咏叹,但以述祖纪德姿态呈现的赵孤故事,虽能折射出赵氏故事的深远影响,但仍有寂寞之感。在宋代文化特殊的生态中,赵孤故事除了零星的祀典颂歌外,并没有太多的褒奖,反而得到宋儒的质疑,无论对事件的真伪还是人物的有无都持否定态度,所以在普遍怀疑的态度之下的诗歌也较寥落,直到南宋灭亡时才激起回声,在特殊的政治处境中“存赵保孤”的节义精神淋漓展现。自元而清,诗歌集中于咏古抒怀、读史言志、咏物比德的视野下流传。进入到文学领域之后,不断重写的价值母题,不仅限于思古幽情的抒发,始终有着最为深刻的道德关怀。元杂剧《赵氏孤儿》的出现使赵孤故事的文学观照发生变化,由诗文的“重述”转向戏曲、小说的“重写”。《赵氏孤儿》将“忠义”作为全剧的灵魂,无论是作为故事主轴的忠奸对立,还是矛盾冲突的不断激化,都更贴合民众趣味的美学取向,隐于其后的则是社会心态的人文嬗递。除杂剧《赵氏孤儿》外,《八义记》亦是旧剧新作,其中增加了许多情节、关目,使故事更为流畅,让赵孤故事于流传中深入人心。以文字为载体的小说,叙事关注更纯粹。从《列国志传》的历史讲述到《新列国志》的故事叙述再到《东周列国志》蔡元放的评点,曲折生动且大体合乎情理,人物形象深入人心,讲述传诵更为广泛,历代讲述的赵孤故事,至此而得精彩。对于赵孤故事,传统社会的最大认同和故事不断重述的核心价值始终以节义忠烈为基点,千百年来,基于道德认同的文化心理成为赵孤故事最为庞大厚重的接受基础。无论是经史领域的求真辨析,还是戏曲小说的搬演重述,核心价值的基本认同却不变。最为深层的忠义情怀于文字中喷吐激发,潜行浸润的民间情绪为之感染,由之造就的价值取向,遂成为赵孤故事接受、传播的一般文化心态。
刘睿[7]（2017）在《城市空间视角下的宋词研究》文中提出从词是生长在城市的娱乐文学这一命题出发,最迫切的问题是弄清楚词与城市的关系究竟如何。在这一命题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城市的概念问题,是将城市仅仅作为一个事实上的物质存在,还是将城市以空间的概念兼顾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这是本文城市空间视角的基础。由城市空间出发,人类在构建和改造自身聚居地的同时也受到来自城市空间的滋养和反馈,这一现象不仅作用于人类自身,也作用于生长于城市空间中的文化、文学等人类文明成果。由此来展开对词之运行和演进机制的观察,并通过这一视角来寻找现实与文学所呈现的同中有异的真实面貌,不失为一条新鲜的道路。将城市空间分为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感知空间三种,既照顾到城市空间的物质现实,也重视城市空间的精神内涵,还注意到前述两者合力的感知结果,这是在充分考虑到人类自身力量的前提下所作出的分类。同样,每个空间之下又有自成体系的同样三个空间存在,层层分级下去,最终得到城市空间最详细完整的构建组成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宋词处于什么地位、如何与每一层级的城市空间内涵产生关系以及如何在双向互动中相互滋养共同成长,总之,通过城市空间这一视角来看宋词所展现出来的面貌以及探询其中各种关系的生成原因,这是解决词是城市文学这一命题的一个新尝试。所谓三个空间的内涵,并不是完全界限分明的划分,而是以这一空间的主要展现内容为考量标准,因为事实上三个空间中都贯穿了人类的精神力量和改造成果,那么空间之间的互动以及空间与词之间的互动也就成为了可能。首先,关于城市物质空间的内容中,宋词虽不是以展现城市物质现实为主要目的,但作为情感表达背景而出现的城市物质空间样貌,在帮助展现其时城市以富裕繁华为主的物质空间内涵上却是功不可没。宋朝虽在军事上积贫积弱,但在经济上的发展却是不可小视的。城市空间繁盛的物质现实不仅为宋词的书写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词人的创作欲望。宋词中清晰展现了包括公共娱乐空间、商业空间、公共游乐空间以及连接城市具体物质景观的街巷道路等内容,这些都是词的生存环境的物质要素,是与词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密不可分关系的。另外,宫廷空间的内容是另一个分支,在封建社会以统治阶级为中心的城市格局中,由从上往下的方向来了解其时城市空间中关于统治阶级、普通文人以及市井百姓等的生活,也还是具有一定的意义。在城市空间物质现实的冲击下,宋词的内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尤其是艺术表现手法的推陈出新和体制上的改革,为词更好的展现城市空间发展面貌作好了文体上的准备。宋词中关于城市物质空间的展现由于与现实城市空间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这些描写可以作为社会文化学研究的参考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其次,城市精神空间的内涵以人类精神世界的内容为主,因而可以超越物质城市的界线而形成有条件的外延,相比起男女恋情这一传统主题来说,这部分更靠近“诗言志”的内容可以说是后来者。在文人加入词的创作阵营后,诗性题材也随之逐渐进入词的书写范围,包括政治情怀的表达、道德伦理的规范以及哲学命题的思考等都成为了词的书写题材,这在传统词的范围是没有的。在与政治空间有关的表达中,爱国思想、科举仕途、政治态度以及一部分有条件的外延等内容是较为突出的。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争斗是贯穿整个宋代的政治大事件,尤其是靖康之难和南渡将爱国情怀推向了高潮,词中对这部分内容的展现是尤为珍贵的。另外,儒家思想中家国天下的理想以及科举制度的逐渐成熟,使得文人们拥有了赴试应举的特殊经历,以及他们在入仕之后的种种政治遭遇和态度,都是组成政治空间内涵的重要部分。除此之外,城市空间的生存法则中道德伦理是很重要的一环,作为词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词的创作影响是相当大的,尤其在词的雅俗之辨以及词品与人品两方面也有着特殊的表现。而文人精神世界里关于哲学问题的思考,有如理学、宗教等精深复杂的内容,也有如时间、生命、自我等哲学本原性问题,也都影响到了词的创作。城市精神空间内涵在宋词中的展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词走向雅化的最主要区域,也是文人精神世界在诗文之外的另一种表达。再次,城市感知空间作为物质现实与人类精神力量相结合的产物,在表现人类城市生活轨迹的同时赋予了城市鲜活的生命力,包括宋词在内的多种文学样式都有反映这部分内容的优秀作品。表现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内涵,风俗、歌妓以及审美等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风尚习俗又是市井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宋词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之一,无论是生活习俗还是节序风俗,都为宋词书写现实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发展的机会。歌妓作为宋词创作、表演、传播、欣赏和改革的参与者,其地位不言而喻,但歌妓与文人这两个不同阶层成员交往的原因却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另外,作为文学样式的宋词,其中与审美相关的内容因为涉及到人的精神力量对物质世界的认知,尤其强烈的表现出城市感知空间的特征来。上述内容因为有典型的物质与精神结合的双向特质,更适宜在本身就归属于城市感知空间的宋词中来表现。最后,城市空间作为一个既具有物质现实内容又具有精神世界内涵的综合存在,在人的参与下与自身所包含的下层级内容之间产生了双向互动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表现为城市空间与宋词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也表现为各城市空间内涵之间的互动交流。这种现象的产生归根结底都与人类的参与有关,尤其是创作主体对自我身份意识的认同和面对城市空间的现实选择,都最终决定了宋词接纳城市空间影响和回馈城市空间内涵方面的路径和结果。以城市空间的视角来观照宋词,在重视人类力量重要性的前提下,揭示宋词作为城市娱乐文学的真实面貌以及在城市空间影响下的运行机制和演进轨迹,是本文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
黎琴[8]（2015）在《文明礼仪之我见》文中指出我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美誉,这也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地方,要想人人都成为谦谦君子还得从娃娃抓起。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幼儿的文明礼仪教育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需要我们在生活及学习的过程中不断的教育、引导并为他们做出示范榜样,这样才能有利于促进孩子们良好语言的发展。《国学启蒙教育促进3-6岁幼儿形成良好品行的实践研究》让我们引领幼儿学习国学经典,弘扬传统文化,同时也挖掘
段智峰[9]（2012）在《蒋汪合作研究（1931-1938）》文中研究表明以1931年“汤山事件”为契机,汪精卫与胡汉民形成合作关系,共同对抗蒋介石,形成宁粤对峙局面。“九一八”事变后,政治局势陡变,随着汪胡合作逐步走向绝境,蒋汪开始接近并酝酿形成合作关系。在携手击垮代表粤方基本利益的孙科内阁后,蒋汪合作正式成局,并形成“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主党”的权力分配格局。嗣后,在因应“一二八”抗战的过程中,蒋汪合作关系得到初步巩固。1932年8月,汪精卫与张学良发生龌龊,并逐步升级,导致政局持续动荡。蒋介石实施旨在维持现状的初步善后举措,但却铩羽而归。面对政治僵局,蒋被迫实施“弃汪保张”的举措,张学良在华北的地位在实质上得到维护,汪精卫则愤而出国养病,蒋汪合作遭遇顿挫。至1933年热河沦陷,日军进攻长城各口,局势的演进迫使蒋不得不转变立场,实施“去张联汪”的举措,蒋汪合作藉此恢复。以汪精卫1933年复职为标志,蒋汪间不仅政治互信得以巩固,政策理念共识趋于扩大,且在此基础上对合作格局实施一系列调整。经历此次调整,不仅“庐山模式”浮出水面,且蒋汪间的权力地位关系趋于相对平衡状态。1934年发生之“顾案”及其善后过程,即非常典型地反映出这种权力地位的相对平衡状态。国民党内部连绵不断的反汪运动,既有政治体制的诸多弊端,对蒋汪合作关系构成持续负面影响。1935年所发生的汪精卫辞职事件,与这两个面向的因素存在直接逻辑关联。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蒋汪合作关系虽不可避免地遭到损害,但却并未在实质上动摇二人的合作基础。1936年西安事变的爆发,埋下蒋汪关系最终决裂的种子,在蒋汪关系演进历程上具有转折意义。此后蒋汪关系持续恶化,不可逆转地走向完全破裂。
毛文鳌[10]（2012）在《钱陆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常熟钱陆灿（1612—1698）字湘灵，一字尔强，号圆沙，不仅是明清之际的宿儒名师、临济居士、得道高士，亦是藏书家，诗文能手、文史大家，论文拟以笔者新见数十种钱氏诗文稿、钞、刻本及其评点稿本，如《礼记》、《汉书评林》、《庄子南华真经》、《楚辞》、《陶靖节集》、《杜工部集》、《李义山集》、《归震川集》、《梅村诗集》等等为基石’参照谱牒、方志、书目等文献，考索、厘清钱氏之家世戚属、生平交谊及着述活动，考察、探究湘灵思想’心理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全面’深入地阐述、评定钱氏生平’诗文’点评之於明末清初思想学术、文化史之独特意义与价值，从而为明清之际士大夫思想文化研究，乃至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诸研究领域提供一鲜活的个案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考述湘灵的家世、生平与交游，包括其世系、戚属、家风、姻亲籍贯、名号等内容。由於湘灵身後没有一篇诸如行状、墓志铭等传记文字传世，以致有关其生平事迹，後人鲜所知晓。即使有零星的记载，也难免犯错。有鉴於此，本章根据家谱、湘灵诗文集等文献，全景地再现其坎坷的一生，揭示其思想学行’并藉以窥探明清之际社会政治、思想与文化情态。第二章主要考查湘灵一生的着述，虽然其少数诗文集，如《调运斋诗文随刻》为研究者知悉，但是大部分迄今尚“隐身”。为采知其详，四年来笔者走访国内十几家藏书机构，共搜得湘灵撰写、编纂、整理与评点的着述凡近四十种．其中十之六七未为学界所知、利用。职是’本章将一一考辨湘灵着述的内容、版本与特色。第三、四章重点分析几种湘灵评点本，涉及的史、子、集部类着作有《汉书评林》、《庄子南华真经》、《离骚》、《杜工部集)、《李义山集》、《归震川集》、《梅村诗集》等，这些评点在校勘学、目录版本学、学术史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与贡献。举例来说，其评点的《文选》，张之洞推为清初第一家：其批点的《杜工部集》，刘濬举以为清初第一流。原因在於湘灵能突破陈见，独抒新解。第五章述析湘灵的经学思想、文学思想与佛道信仰。湘灵的诗文观具有典型的时代性，又能对时弊保持清醒认识，甚至对之有所纠补。佛道信仰方面，湘灵投学名师，切实履践道义，同时又用笔墨记录名僧高道的实际，功绩，为今人留下可靠的佛教、道教史料。
二、钨——冰冻三尺实非一日之寒（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钨——冰冻三尺实非一日之寒（论文提纲范文）
（2）汪中诗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汪中的生平经历与着述概况 |
| 第一节 家世与教育 |
| 一、父亲的启蒙教育 |
| 二、母亲的言传身教 |
| 三、自己的勤学苦读 |
| 第二节 行迹与交游 |
| 一、早期游朱筠幕府 |
| 二、中期游幕的生涯 |
| 三、晚年校书与课儿 |
| 第三节 治学与着述 |
| 一、从始学为诗到束诗不讲 |
| 二、从潜心举业到淡于仕途 |
| 三、从辞章之学到学术研究 |
| 第二章 汪中诗歌研究 |
| 第一节 乾嘉时期的学风与诗风 |
| 一、汉学勃兴,强调学养 |
| 二、群体众声,和而不同 |
| 三、文化专制,规避时政 |
| 第二节 汪中诗歌的题材取向 |
| 一、羁旅思乡系乡关 |
| 二、酬唱赠答抒友情 |
| 三、咏史怀古浇胸臆 |
| 四、民生疾苦新乐府 |
| 五、宫怨爱情寄心声 |
| 第三节 汪中诗歌的意象特点 |
| 一、“鸿”与“鹄”:孤傲不群的个性象征 |
| 二、“灯”与“钟”:寂寥长夜的敏锐感触 |
| 三、“水”与“月”:感怀伤逝的生命思考 |
| 第四节 汪中诗歌的艺术渊源 |
| 一、源出风雅 |
| 二、依约楚辞 |
| 三、借镜古诗 |
| 四、取法杜韩 |
| 第三章 汪中骈文研究 |
| 第一节 汪中骈文思想内容 |
| 一、关注民生,同情苦难 |
| 二、感怀身世,渴求知己 |
| 三、案牍公文,歌功颂德 |
| 第二节 汪中骈文艺术特点 |
| 一、巧借旧事,翻空出奇 |
| 二、骈散结合,句式丰富 |
| 三、博征载籍,柔厚艳逸 |
| 第四章 汪中散文研究 |
| 第一节 墓传碑表 |
| 一、痛悼至亲:发言深挚,细节传神 |
| 二、追思友人:取材精当,深情动人 |
| 三、代笔之作:揆情度理,渊雅典则 |
| 第二节 议对疏论 |
| 一、史地问题:淹贯经史,娴于辞令 |
| 二、民生问题:切中时弊,说理透彻 |
| 三、女性问题:穷源竟委,人本情怀 |
| 第三节 尺牍 |
| 一、尺牍情志 |
| 二、艺术特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立题依据 |
| (一) 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基本资料 |
| (一) 档案、文献类 |
| (二) 游记、日记、方志类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一) 重点、难点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疆建省前的局势 |
| 第一节 晚清新疆的空前危机 |
| 一、“大一统”天下观的蜕变 |
| 二、新疆“内忧外患”形势 |
| 三、沙俄强占伊犁与英、俄角逐 |
| 第二节 海防、塞防之争与“哲德沙尔”政权的覆灭 |
| 一、海防、塞防之争下的晚清国家安全观 |
| 二、清军西征与伊犁的收复 |
| 第三节 新疆建省方案的提出 |
| 一、建省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
| 二、建省方案的构想 |
| 第四节 行省制在新疆的确立 |
| 一、“建省设抚”的实施 |
| 二、“建省设抚”的意义 |
| 第二章 建省初期新疆巡抚的治疆政策(1884-1891) |
| 第一节 刘锦棠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84-1889) |
| 一、固防与整军 |
| 二、吏治的整顿 |
| 三、屯垦与税收 |
| 四、变通政令与社会治理 |
| 五、教育与民族交流 |
| 第二节 魏光焘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89-1891) |
| 一、边防建设与国土安全 |
| 二、因地制宜的经济政策 |
| 第三章 新疆巡抚陶模、饶应祺的治疆政策(1891-1902) |
| 第一节 陶模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91-1895) |
| 一、武备与边圉 |
| 二、发展经济与规范赋税 |
| 三、保障社会安定发展 |
| 四、因材施教,提倡国学 |
| 第二节 饶应祺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95-1902) |
| 一、保障政治稳定 |
| 二、加强边防安全 |
| 三、保障经济利益 |
| 四、教育与宗教政策 |
| 第四章 清末“新政”后新疆巡抚治疆政策(1902-1906) |
| 第一节 潘效苏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02-1905) |
| 一、晚清“新政”的施行与新疆的改革 |
| 二、揆情审势,遴官益边防 |
| 三、“遣客改土”欲固边防 |
| 四、“新政”下的新疆经济 |
| 五、安抚哈萨克,稳定民族关系 |
| 第二节 吴引荪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05-1906) |
| 一、整吏治与课吏馆 |
| 二、废止招募世袭兵 |
| 三、理清度支,清算赃银 |
| 四、创立近代警制 |
| 五、兴办近代学堂 |
| 第五章 预备立宪体制下新疆巡抚治疆政策(1906-1912) |
| 第一节 联魁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06-1910) |
| 一、筹立宪,拟设谘议局 |
| 二、惩治腐败 |
| 三、改练新军,创立巡防队 |
| 四、统一财政,置办工艺局 |
| 五、严禁毒品 |
| 第二节 袁大化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10-1912) |
| 一、拟修铁路,实边固防 |
| 二、开辟利源,挽救财政 |
| 三、拓宽教育视野 |
| 四、“固本图文明”政策的失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清末民初步军统领衙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专着 |
| (二) 论文 |
| 三、史料支撑 |
| 四、研究着力之处 |
| 第一章 步军统领衙门的机构设置 |
| 一、基本概况 |
| (一) 步军统领 |
| (二) 历史变迁 |
| (三) 落日前夕 |
| 二、总署组织沿革 |
| (一) 一厅、二科、三房 |
| (二) 三司、一厅 |
| (三) 一厅、六科 |
| (四) 一厅、三科(一厅、三处、三科) |
| 三、直辖机关 |
| (一) 左右两翼 |
| (二) 巡捕五营 |
| 四、附属机关 |
| (一) 四郊车捐总局 |
| (二) 四郊卫生总局 |
| (三) 四郊路工总局 |
| (四) 军事执法处 |
| (五) 将校研究所 |
| (六) 总军械库 |
| 第二章 步军统领衙门的职能 |
| 一、管理区域变化 |
| 二、步军统领衙门与国家政治 |
| (一) 对政治事件的处理 |
| (二) 侦察情报 |
| (三) 管理党团、政团 |
| (四) 保护特殊人物、地点 |
| 三、步军统领衙门与社会治安 |
| (一) 门禁 |
| (二) 守卫与巡逻 |
| (三) 缉捕、京控与审判 |
| (四) 监管社会舆论、风气 |
| (五) 收束游兵散勇 |
| 四、步军统领衙门与民众生活 |
| (一) 人口管理 |
| (二) 农、林、牧业发展 |
| (三) 社会慈善 |
| (四) 卫生与防疫 |
| (五) 征收税款 |
| (六) 修治街道与消防 |
| 第三章 步军统领衙门之裁改 |
| 一、裁改之议的提出 |
| (一) 裁改背景 |
| (二) 裁改原因 |
| (三) 裁改方法 |
| 二、历时多年未能裁改的原因 |
| (一) 步军统领衙门内部的努力 |
| (二) 步军统领衙门尚能发挥作用 |
| (三) 统治者的私心 |
| 三、最终裁撤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5）基层环保执法的运行逻辑 ——以橙县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
| 三、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 四、研究方法与田野工作 |
| 五、本文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乡村企业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及其执行体制 |
| 第一节 环保立法的基本概况 |
| 第二节 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实施的组织机构 |
| 一、现行环境法律体系规定的执法部门 |
| 二、环保部门的组织机构及其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乡村企业污染监管的执法体制 |
| 一、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 |
| 二、基层环保执法权的配置结构 |
| 三、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中的“条”和“块” |
| 第二章 环保执法的社会基础 |
| 第一节 矿山企业的环境污染 |
| 一、“矿业大镇” |
| 二、盛朝矿业公司 |
| 三、恒久矿业公司 |
| 四、“被污染包围的村庄” |
| 第二节 村庄不同主体的差异化认知 |
| 一、污染受害不同 |
| 二、农民环境利益分化 |
| 第三节 基层环保执法的村庄语境 |
| 一、农民的弱组织性 |
| 二、自利的村干部 |
| 三、上访的集体行动困境 |
| 第三章 环保执法的技术依赖及其后果 |
| 第一节 污染认定的技术标准 |
| 第二节 技术理性与生活理性之间的冲突 |
| 第三节 环保执法的技术支配形式 |
| 一、权威支配：污染认定的技术权力 |
| 二、话语支配：污染识别的专业知识 |
| 三、信息支配：污染信息的非开放性 |
| 第四节 技术支配的后果 |
| 一、技术权力支配排斥农民参与 |
| 二、象征性补偿代替法律监管 |
| 第四章 县级环保部门“以罚代管”的制度逻辑 |
| 第一节 乡村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及其基本特性 |
| 一、乡村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 |
| 二、环境违法行为的基本特性 |
| 第二节 基层环保执法的组织环境和“以罚代管”策略 |
| 一、组织内部执行力不足 |
| 二、组织之间的关系制约 |
| 三、“以罚代管”的执法策略 |
| 第三节 “以罚代管”的生成机制 |
| 一、政商关系的嵌入 |
| 二、企业与执法者的合作博弈 |
| 第四节 “以罚代管”的社会后果 |
| 一、污染问题得不到精准治理 |
| 二、执法目标的消解 |
| 第五章 乡镇政府环境监管中的模糊性治理 |
| 第一节 环境上访的属地管理 |
| 一、农民环境上访 |
| 二、乡镇政府模糊性应对 |
| 第二节 环境监管中的模糊性因素和策略选择 |
| 一、乡镇履职中的模糊性因素 |
| 二、模糊性治理的实践 |
| 第三节 模糊性治理的结构动因 |
| 一、发展与稳定的双重考核体制 |
| 二、权力-利益关系网络 |
| 三、属地监管的“悬浮” |
| 第四节 模糊性治理对环保法律目标的消解 |
| 第六章 中央环保督察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组织应对 |
| 第一节 环保执法的专项行动与环保督察 |
| 一、环保执法的专项行动 |
| 二、环保督察 |
| 三、中央环保督察的组织机制和目标 |
| 第二节 中央环保督察的政治压力传导 |
| 一、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与自下而上的群众信访 |
| 二、政治压力传导的形式 |
| 三、地方政府应对的组织机构 |
| 第三节 “一切为了通过”：政治高压下乡村企业污染的运动式治理 |
| 一、领导注意力传递 |
| 二、执法力量整合 |
| 三、责任倒逼机制 |
| 第四节 环保督察的治理限度 |
| 一、中央难以监督地方环境治理效果 |
| 二、地方临时性应对而非整体性治理 |
| 结语 |
| 一、基层环保执法的实践样态 |
| 二、执法目标偏离与适度矫正 |
| 三、基层环保执法的政治逻辑 |
| 四、基层环保执法的弹性体制结构与改革挑战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一 调研访谈人员名单 |
| 附录二 法律法规、政府文件及档案资料 |
| 附录三 全国部分乡村企业污染案例(2008-2018) |
| 致谢 |
（6）“赵氏孤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赵氏孤儿”本事考论 |
| 1.1《春秋》：故事之本的价值蕴藏 |
| 1.1.1 赵盾之弑 |
| 1.1.2 同、括之杀 |
| 1.1.3 赵武之会 |
| 1.2《左传》的史料扩充与阐释态度 |
| 1.2.1 君臣之道再辨析——灵公与赵盾 |
| 1.2.2 百年大族的悲剧——专横与内讧 |
| 1.2.3 仁礼之精神寄托——赵武之为文 |
| 1.3 其它先秦史料的记载 |
| 1.3.1《榖梁传》、《公羊传》之解经 |
| 1.3.2《国语》之补充 |
| 1.3.3 诸子之评论 |
| 第二章 《史记》的记载与态度 |
| 2.1《史记》的记载及其文献态度 |
| 2.1.1“史迁”之取舍 |
| 2.1.2“世家”之记载 |
| 2.1.3“细节”之不同 |
| 2.1.4“梦兆”之用意 |
| 2.2“屠岸贾”考论 |
| 2.2.1 据其职论其言 |
| 2.2.2 据其行论其理 |
| 2.2.3 据其名论其义 |
| 2.3“程婴”析论 |
| 2.3.1 程之为姓 |
| 2.3.2 婴杵为友 |
| 2.3.3 道德微瑕 |
| 2.4“赵氏孤儿”的文化蕴意 |
| 2.4.1 因义立传 |
| 2.4.2 小人物的不朽 |
| 2.4.3 忠奸对立之初呈 |
| 2.4.4 存亡继绝的意义 |
| 第三章 从“历史事件”到“人文象征” |
| 3.1 赵氏故事的重述与基本接受——以《说苑》《新序》为例 |
| 3.1.1 作为教化例证的历史称述 |
| 3.1.2 善恶对立下的复仇意识 |
| 3.2 人物的感激：仿效与类同 |
| 3.2.1 正史之中的榜样激励 |
| 3.2.2 见之传赞的人事仿效 |
| 3.2.3 书信之中的节义情怀 |
| 3.2.4 碑传之中的拟喻揄扬 |
| 第四章“赵氏孤儿”的诗歌观照 |
| 4.1 进入诗歌的赵孤故事 |
| 4.2 特殊生态下的诗歌观照：宋代赵孤故事的文化诠释 |
| 4.2.1 帝统之维系：从存孤到祚赵 |
| 4.2.2 祀典之文章：朝廷意识下的文学观照 |
| 4.2.3 独立之学统：赵孤故事的否认 |
| 4.2.4 文学之观照：文化态度与道德理念 |
| 4.3 自元而清：文化母题的诗歌咏叹 |
| 4.3.1 咏古抒怀 |
| 4.3.2 读史言志 |
| 4.3.3 咏物比德 |
| 第五章 从戏曲到小说：“赵氏孤儿”的故事重写 |
| 5.1 元代的文学趣味与杂剧《赵氏孤儿》 |
| 5.1.1 不可忽视的信仰力量 |
| 5.1.2 层层对立的情节开展 |
| 5.1.3 贴近人情的细节补充 |
| 5.1.4 报冤复仇的意识强化 |
| 5.2《八义记》的故事重演 |
| 5.2.1 故事与关目 |
| 5.2.2 搬演与音律 |
| 5.2.3 易晓与词采 |
| 5.2.4 敷衍与脚色 |
| 5.2.5 脱套与风化 |
| 5.3 小说视角下的“赵氏孤儿” |
| 5.3.1《列国志传》的历史讲述 |
| 5.3.2《新列国志》的故事叙述 |
| 5.3.3《东周列国志》的意义评述 |
| 结语：故事流衍中的价值凝聚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城市空间视角下的宋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编 宋词中的城市物质空间 |
| 第一章 宋词得以展现城市物质空间的背景 |
| 第一节 城市经济发展带来城市物质空间内涵的丰富 |
| 第二节 娱乐场所的兴盛为宋词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 |
| 第三节 前代文学作品中展现物质空间的传统 |
| 第二章 宋词中的城市物质空间 |
| 第一节 宫廷空间 |
| 第二节 市井空间(一) |
| 第三节 市井空间(二) |
| 第四节 市井空间(三) |
| 第五节 公共游乐空间 |
| 第三章 宋词中城市物质空间展现的艺术手法 |
| 第一节 “景”与“境” |
| 第二节 铺叙 |
| 第三节 联章组词 |
| 第二编 宋词中的城市精神空间 |
| 第四章 政治空间 |
| 第一节 爱国情感 |
| 第二节 求仕之路 |
| 第三节 政治态度 |
| 第四节 城市政治空间的有条件延伸 |
| 第五章 道德伦理空间 |
| 第一节 雅俗之辨的道德伦理根源 |
| 第二节 人品与词品 |
| 第六章 哲学宗教空间 |
| 第一节 宋词与理学 |
| 第二节 宋词中的哲学内容 |
| 第三节 宗教空间 |
| 第三编 宋词中的城市感知空间 |
| 第七章 宋词里的风尚习俗 |
| 第一节 宋词里风尚习俗的展现 |
| 第二节 宋词与节序风俗的关系 |
| 第八章 宋词与歌妓 |
| 第一节 歌妓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词人与歌妓交往的原因 |
| 第九章 宋词与审美 |
| 第一节 宋词的审美风貌 |
| 第二节 审美认知的层次 |
| 第四编 双向互动与身份意识 |
| 第十章 城市空间与宋词的双向互动 |
| 第一节 城市空间与宋词的双向互动 |
| 第二节 各城市空间之间的相互影响 |
| 第十一章 身份意识与现实选择 |
| 第一节 宋词中城市空间类型与创作主体身份意识的关系 |
| 第二节 创作主体面对城市空间的现实选择 |
| 第三节 城市空间在宋词演进过程中的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8）文明礼仪之我见（论文提纲范文）
| 1引领幼儿在榜样身上学习礼仪 |
| 1.1 老师要身正为范 |
| 1.2 让小伙伴成为自己的榜样 |
| 2引导幼儿在主题教育中学习感恩 |
| 3引导幼儿通过不同的方式学习礼仪 |
| 3.1 通过故事 |
| 3.2 通过情景表演 |
| 3.3 通过亲身体验 |
| 3.4 通过各种活动 ,让幼儿有机会去运用文明礼貌用语 |
| 4进行家园同步教育 |
（9）蒋汪合作研究（1931-1938）（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学术意义 |
| 1.2 学术史的回顾 |
| 1.3 拟解决问题及基本框架 |
| 1.3.1 拟解决问题 |
| 1.3.2 基本框架 |
| 1.4 本文的创新点及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中的不足 |
| 2 现实面与理想面的平衡：蒋汪合作形成的历史考察 |
| 2.1 汪胡合作的顿挫与蒋汪接近 |
| 2.1.1 蒋、胡、汪三人的历史纠葛 |
| 2.1.2 基础孱弱与顿挫频现：“非常会议”时期的汪胡合作 |
| 2.1.3 理念共识下的坚冰初融：蒋汪关系的和缓与接近 |
| 2.2 “一国三公”下的政治困境 |
| 2.2.1 政制改革与孙科内阁的困境 |
| 2.2.2 蒋、汪、胡三方的困境与博弈 |
| 2.2.3 困厄中孙科的挣扎及其失败 |
| 2.3 蒋汪合作格局的鼎定与初步巩固 |
| 2.3.1 困境中的突围：蒋汪合作的鼎定 |
| 2.3.2 蒋汪合作的初步巩固：孙科反侧的酝酿及失败 |
| 2.3.3 蒋汪合作的隐忧 |
| 3 蒋汪合作的顿挫：1932年汪张交恶与蒋介石善后 |
| 3.1 汪张交恶与热河问题 |
| 3.2 从维持现状到弃汪保张：蒋介石善后政策嬗变 |
| 3.3 热河沦陷与蒋介石弃张联汪政策的实施 |
| 4 蒋汪合作的调整及其基本模式的形成 |
| 4.1 蒋汪合作调整分析 |
| 4.1.1 蒋汪关系的新变化 |
| 4.1.2 政策、机构与人事的调整 |
| 4.2 “庐山模式”的形成及成因 |
| 4.2.1 宏观视野内的“庐山模式” |
| 4.2.2 微观视域内的“庐山模式” |
| 以国民政府在关内外通车通邮谈判中的决策过程为中心 |
| 4.3 蒋汪合作的另一个侧面：以1934年顾孟余案为中心 |
| 4.3.1 “顾案”的发生：孙科与于右任联合反汪的一次尝试 |
| 4.3.2 汪精卫的反击：中政会三项弹劾办法的出炉 |
| 4.3.3 蒋介石对于“顾案”的初步干预：袒汪抑于 |
| 4.3.4 存废之争：各方围绕中政会三办法的角力 |
| 4.3.5 小结 |
| 5 影响蒋汪合作的因素 |
| 5.1 蒋汪合作格局下的反汪运动 |
| 5.1.1 四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反汪行动 |
| 5.1.2 汪精卫复职后的反汪运动 |
| 5.2 政治体制的掣肘 |
| 5.3 从1935年汪精卫辞职事件看影响蒋汪合作的因素 |
| 5.3.1 汪精卫辞职事件爆发前的政治形势 |
| 5.3.2 反汪风潮肇始与汪精卫辞职 |
| 5.3.3 蒋介石善后与汪精卫复职 |
| 5.3.4 小结 |
| 6 走向破裂 |
| 6.1 五全大会前后的蒋汪关系 |
| 6.1.1 关于汪精卫遇刺案 |
| 6.1.2 五全大会的权力重组与蒋汪关系 |
| 6.2 走向最终破裂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10）钱陆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钱陆灿家世、生平、交游考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世系考 |
| 二、戚属考 |
| 三、家风考 |
| 四、姻亲考 |
| 第二节 生平考 |
| 一、籍贯、别号与藏书印考 |
| (一) 籍贯考 |
| (二) 别号与藏书印考 |
| 二、生平考 |
| (一) “卅年老学，蹭蹬名场”——求学应举初期(1612-1643) |
| (二) “东西南北之人”——廷试、教塾时期(1644-1670) |
| (三) “楚弓原未失，赵璧荷重回”——归养常熟时期(1679-1698) |
| 第三节 交游考 |
| 一、钱姓宗亲 |
| 二、师长门人 |
| (一) 师长 |
| (二) 门人 |
| 三、并世士绅 |
| 四、东南僧界 |
| 小结 |
| 第二章 钱陆灿着述考 |
| 第一节 诗文集与杂着考 |
| 第二节 评点述略 |
| 第三章 钱陆灿评点考(上)——史、子部评估 |
| 第一节 史学评点研究——以《汉书评林》为例 |
| 第二节 子部评点研究——以《庄子南华真经》为例 |
| 第四章 钱陆灿评点考(下)——集部评点 |
| 第一节 明以前诗文评点 |
| 一、 钱批《楚辞》提要 |
| 二、 钱批《杜工部集》提要 |
| 三、 《李义山集》评点 |
| 第二节明清诗文评点 |
| 一、 《归震川集》 |
| 二、 钱批《梅村诗集》 |
| 第五章 钱陆灿的学术思想 |
| 第一节 经学思想 |
| 第二节 文学思想 |
| 一、诗论 |
| 二、文论 |
| 第三节 “整顿儒文归佛土”——湘灵与佛教 |
| 第四节 “我在凡间且学仙”——湘灵与道教 |
| 附录一 钱陆灿传记评论资料汇辑 |
| 附录二 钱湘灵先生年谱 |
| 附录三 钱陆灿评点题跋集录 |
| 徵引文献 |
| 後记 |
四、钨——冰冻三尺实非一日之寒（论文参考文献）
- [1]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俄国工业[J]. 邵丽英. 休闲读品, 2021(04)
- [2]汪中诗文研究[D]. 卢旭. 扬州大学, 2021(09)
- [3]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D]. 王淼.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4]清末民初步军统领衙门研究[D]. 闫茜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5]基层环保执法的运行逻辑 ——以橙县乡村企业污染监管执法为例[D]. 王裕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6]“赵氏孤儿”研究[D]. 赵寅君. 山西大学, 2017(02)
- [7]城市空间视角下的宋词研究[D]. 刘睿. 浙江大学, 2017(12)
- [8]文明礼仪之我见[J]. 黎琴. 读与写(教育教学刊), 2015(01)
- [9]蒋汪合作研究（1931-1938）[D]. 段智峰. 浙江大学, 2012(06)
- [10]钱陆灿研究[D]. 毛文鳌. 华东师范大学, 20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