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才能 人格 意志──作家与艺术风格关系新论（论文文献综述）
赵钦钦[1]（2021）在《《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心雕龙》中的创作论研究历来备受学界关注,成果也极其丰硕。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对《文心雕龙》创作思想的探索大都是将重点放在了创作论的理论价值上,忽视了其在写作实践方面的指导性、规范性、标准性作用。实质上,《文心雕龙》中的创作观不仅仅是一种文论观念,在深层意义上更是一套作文准则,是刘勰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为文章写作确立的纲领,凝聚着刘勰全部的创作才情和为文理想,引导并规范着创作实践,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是在魏晋六朝儒学衰落、玄学兴盛、形式主义文风泛滥的大背景下产生的。面对“讹滥”的形式主义文风,刘勰的救治之策,就是以“标准”规范文学创作。刘勰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学创作“标准”的原则性问题,即:文学有本、创作归正、文质彬彬;在基本原则制约下,做到:行文有术,通变有方。由于《文心雕龙》涉及文学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等方方面面,并非单纯论述创作标准,因而其理想“标准”蕴含在理论系统中,创作标准既隐而不显、表述分散,又自成系统、严谨清晰。《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作家人格标准、思维建构标准、文本呈现标准和审美价值标准。作家人格标准要求作家不仅要有才、气、学、习等个体情性,而且要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和家国理想,达到艺术人格与社会人格的高度合一;思维建构标准就是创作时保持自然、虚静的精神状态,并利用思维意志将客观事物、主观情思、语言文辞（物、意、言）融为一体;文本呈现标准就是布局谋篇要遵守“情理设位,杂而不越”的原则,语言表现要学会“善术驭文,巧用修辞”的方法,令文章圆融通畅、情采兼备;审美价值标准在于思想内容里“风清骨峻,辞采华茂”的艺术风貌,即有“风骨”,也在于字里行间中“深文隐蔚,馀味曲包”的文外之旨,即能“隐秀”。《文心雕龙》既有严密的理论体系,也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它是一部优秀的骈文作品,其文本呈现本身就是刘勰对其创作标准的完美践行。文学创作标准的理论价值表现在文学特性和文体论的深入探索中,创作标准无论对于当下的应用写作还是文学写作都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本文行文思路如下:第一章,探讨《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提出缘由,分析这一标准的总原则及其和具体“标准”的关系。第二章,梳理《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具体内容,分别阐明它们的理论来源、具体内涵和重要影响。第三章,探究《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理论价值,指出《文心雕龙》作为文学作品的实践品格和理论贡献,并阐明对文章写作的指导意义。
孔冲[2]（2021）在《中越战争题材小说研究（1979-1999）》文中研究说明战争是综合了文明与野蛮的人类社会产物,它对于中国这一片古老国度特殊的意义。自传说中的上古黄帝炎帝时期,到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几千年来兵戈炮火在中华大地上可谓是“生生不息”,中华文明的每一次发展与进步几乎都伴随着一次战争。正因如此,无论古代与现代,战争题材都是中国文学创作一个重要题材类型,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战争几乎必然形成一股相应的战争文学创作潮流或者有着相应题材的文学创作,例如抗日救亡时期的抗战文学,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文学等。而本论文关注的迄今为止时间上距离当今国人最近的一次战争,即1979年爆发的中越边境战争的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爆发于中国新旧时代过渡的窗口期,对于当时中国的国内外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伴随着这场战争国内文坛也形成了一股反映中越边境战争的文学创作热潮,其中小说这一文体在中越战争文学中创作持续时间最长,影响也最为广泛,取得成果较为丰硕,是研究中越战争题材文学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本文拟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综合运用历史哲学、文学史哲学、史料学、接受美学、伦理学等理论方法,重点使用接受美学、伦理学等方法,将小说文本与相关理论结合起来对该题材小说进行一个深入的分析,主要从思想内涵的突破、艺术形式的创新、中外战争传统的借鉴等三个部分对中越战争题材小说进行研究,以求将中越战争题材小说的文学特色最大程度的呈现出来。第一章主要探讨中越战争题材小说在思想内涵方面相对于传统主流战争小说的继承与突破之处,本章主要从革命英雄主义的继承与重新诠释、战争伦理的初步探索、战争主题的拓展与深化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分析中越战争题材小说的“内核”转化。第二章关注的是相对于十七年战争小说,作家们在中越战争战争小说的艺术上的创新与突破。运用形象学、叙事学、接受美学等相关理论,本章从人物形象的刻画、叙事艺术、审美格调三个方面入手对中越战争小说的艺术特色进行深入研究。第三章研究新时期中越战争小说的文学史定位问题,主要从中外战争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共鸣、对于新时期军事题材小说的影响、创作的缺陷与不足三个方面入手,力求给予新时期中越战争题材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相对准确而清晰的定位。
刘婷[3]（2021）在《李长之情感批评研究》文中指出李长之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位个性鲜明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也是当时少数职业批评家之一。他一方面浸染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一方面又深受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影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倡导“感情的批评主义”,从而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即兼容理性的情感批评。“情感”是李长之文学批评理论及实践中的高频词,李长之将情感体验视为批评信仰,将情感作为文学批评的核心,“情感批评”是他树立的一种文学批评范式。李长之的文学批评理论中,有很多抽象的理论概念,“感情的型”是李长之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其文学批评的标准,这一核心概念既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延续性,又能看到李长之对西方文化、文论思想的吸纳与借鉴。“理智的硬性”是李长之批评理论逐渐深化的标志性概念,这一概念体现了他文学批评观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向,也是其文学批评的科学性追求。“批评精神”是李长之对批评家的品格要求,这一核心概念可概括为反奴性与独立求真的精神,强调的是批评家的独立品格,这些核心概念在李长之的文学批评理论中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它们既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又体现了严谨的理论结构。李长之的批评文章较多,并且能够抓住文艺作品中的情感因素,发出异于流俗的批评见解,将自己批评主张运用到批评实践中去,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批评文风。李长之正是以自己热情洋溢的批评文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批评界独树一帜。本文拟从李长之批评理论中的几个核心概念出发结合其批评实践,意图进一步探讨其文学批评的理论立场、科学性追求,文化构想,分析其文学批评的价值与局限性,由此透析李长之文学批评对今后中国文学批评学的学科建构和文艺理论发展的借鉴与启发意义。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概括了本论文的选题价值与意义、论文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及本论文创新点等内容。第一章主要分析李长之情感批评的理论立场。“感情的型”是李长之情感批评的理论立场,这一核心概念有其复杂的历史传统与理论渊源,既扎根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论的悠久传统,也得到了王国维“境界说”与克莱夫·贝尔“有意味的形式”理论的启示。第二章论述李长之情感批评的科学性追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批评界,部分批评家虽积极吸纳西方文论中的先进理论与方法,但在实际运用中却是浅尝辄止。此外,李长之极力反对当时批评界存在的随感式批评、盲目跟随世风的批评。故在四十年代,李长之在其文艺批评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智的硬性”这一核心概念作为“感情的型”的理论补充,同时也以此作为他的文学批评原则。“理智的硬性”要求文学批评应当从文学本身的审美属性出发,反对功利主义和阶级立场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李长之站在批评家的坚定立场上,极力使文学批评摆脱社会时代框架、文学功用性以及政治理性的束缚,从而回到精神活动领域。这一原则的理论内涵主要是指李长之文学批评中极力张扬的批评精神与文艺批评整体性思想。第三章则结合李长之的批评专着探讨其文学批评实践。李长之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极力调和理智与情感,用“感情的型”作为核心要素以此检验文艺作品是否体现根本性的情感形式,用“理智的硬性”鞭策自己作为批评家的品格要求。李长之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与现代文学批评领域都写下了许多批评专着,不论是他的文论着作还是其批评专着,对他批评理论中的核心概念都有所体现。他的古典文学批评主要运用人格—风格论以及传记批评的模式,现代文学批评主要是作家论和书评。第四章将李长之的情感批评置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文论的语境中,简要分析李长之情感批评的价值与局限性。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性概括,对李长之的情感批评作一个总体评价,作为一位有着坚定批评信念的批评家,李长之不应被忽视。
李小刚[4]（2020）在《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是20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表现主义戏剧巨匠、民族戏剧的奠基人和世界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一名多产的剧作家,他在近40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撰写了50余部剧作、大量的戏剧理论和诗歌作品,一生荣获四次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剧作家。他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一起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三大剧作家;评论界称他们三人“共同将美国戏剧的重要性扩展到本国以外的天地,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当代剧作家提供了戏剧成就的标准。”[1]奥尼尔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直接推动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20世纪30年代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洪深和曹禺两位大师戏剧创作的影响,8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探索派”剧作家和导演的影响。因此,在当前中西跨文化戏剧交流语境下,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极为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接受理论视角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和影响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重点探讨奥尼尔的《早餐之前》《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及《琼斯皇》《毛猿》《奇异的插曲》《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等表现主义剧作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以完整勾勒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升降起伏的接受轨迹曲线,展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接受、影响的全景式图景。全文分为五章,分别阐述奥尼尔其人其作、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情况,以及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章从比较文学流传学的角度研究“放送者”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历程。奥尼尔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由于其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当中,永远是一个游走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他者”、忧郁的悲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在创作中他充分吸收古代先贤哲思的营养,继承前辈的文学遗产和戏剧传统,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充分运用表现主义戏剧手段来挖掘、表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绪和意念,凸显出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上的巨大张力。第二章从译介学角度出发,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研究。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20年代译介的序幕、30年代的第一次译介热潮及蓬勃发展阶段、40至70年代译介的低谷期、新时期以来奥剧译介第二次高潮及多元发展阶段。同时,本文对奥尼尔同一源语剧作、风格迥异的中译版本进行比照,以考察译者们所采用的殊异的翻译策略;阐明两次“奥尼尔热”期间,翻译界对于奥剧的翻译是以戏剧文学而非舞台演出为导向,其宗旨是仅将翻译的戏剧文本当作文学作品来赏读,而非当作剧场文本进行舞台演出。第三章主要阐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主要对奥剧研究形式的接受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从历时角度考察,相似的是在3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奥尼尔热”期间,掀起了两次奥尼尔研究热潮;从共时角度考察,1980年代以来,随着“二度西潮”的兴起和国内、国际尤金·奥尼尔学界的交流与融合日趋频仍,奥尼尔戏剧研究逐步趋于精细化、纵深化、专题化和数据化;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方法日趋丰富多元,并且呈现出向跨学科、跨文化视角转变的态势。学界从多角度、运用多方法对奥尼尔及其剧作进行深度开掘和现代阐发,标志着中国的奥尼尔戏剧研究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第四章集中阐释奥剧在中国的搬演情况,主要从演出概况、导演构思及舞台呈现三个维度出发,重点考察新时期以来奥剧如《榆树下的欲望》和《安娜·克里斯蒂》的话剧改编演出和戏曲移植性改编演出概况;同时观照奥尼尔其它经典剧作《早餐之前》《天边外》近年来在中国的演出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奥尼尔及其剧作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和舞台接受状况。第五章深入探讨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奥剧的译介、研究和舞台搬演呈现出的是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整体接受状况,那么在此接受的基础上,奥尼尔戏剧必然会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对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是中国戏剧现代性转型再度勃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探索派”剧作家李龙云和李杰戏剧创作的影响,尤为集中地体现在李龙云的《荒原与人》和李杰的《古塔街》对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手段的创造性援用和创新性发展之上。
高爽[5]（2020）在《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文中指出作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敏感的一类人,外在一切经过他们情感思维的内化展现出来,研究作家心态能探求历史投射给人的精神轨迹。现代作家沈从文集多种矛盾于一身,他的潜在情感与现实行为、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不平衡,导致他一生在不断遭遇和克服危机中挣扎,心灵产生出“丰富的痛苦”。但是学界从心理学、精神科学层面来研究沈从文,一直相对薄弱,显着成果集中在文化、美学、历史社会等领域,有关他心态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不成体系。鉴于此,本论文将沈从文的创作心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审视。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载体,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能打开时代灵魂,因此本论文采取的研究思路是,从沈从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反观其创作心态,力图深入到他心灵世界的潜在层面,探寻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冲突,思考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者如何坚守个体人格和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反思以往研究中形成的某些定论。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传记批评法、心理分析法和社会历史批评法,对沈从文的创作心态进行综合分析。艺术植根于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人有了需要,会转化成相应的动机与欲望,并采取满足它们的行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中,人同时存在多种需要,只是在不同时期,某种需要能最先支配人的行为成为“优势需要”。人的较低一级需要得到一定满足之后,较高一级需要就会出现,已经满足的需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能方式处于维持状态,如果环境改变或遭受挫折,还会再次出现。沈从文一生面临多种需要,它们同时、持久存在着,又随内外因变化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层次,且同一种需要在他人生不同阶段表现各异。基于沈从文的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需要,本论文在作品“内容”上选取从恋爱、身份认同、文学理想三个方面来考察他的创作心态,既具共性又有个性;“形式”上的抽象、疯癫、综合书写分别与之相对应,又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特征;最后从“内容与形式”探讨他弃笔转业前后的心态。第一章论述沈从文作为“恋爱作家”的隐衷。情感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沈从文也曾言“两性关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有关两性关系的探讨,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不同时期的恋爱创作反映出他对女性、人生、文明等的不同心态。早期小说中的“性苦闷”与生活困顿尤其是经济压迫带来的自卑心理密切相关;其中也触及到了“性的道德”问题,男性自认为对女性的救赎、情欲与理性/道德之间的冲突是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他对此所持的暖昧态度中含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沈从文还以“性本能”需求为基点表达了对文明的不满,他赞扬了四狗、五明、柏子等乡下人身上自由野蛮的原始情欲,虽也揭示出它自身的毁灭性,但他更不满文明的性道德作成的“伪善”。文明的性约束有时造成城里人肉体满足被剥夺与精神上失望,导致本能的负面性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更大作用。事实上,沈从文是借对文明的不满,将原本在城市受到的挫折升华成了一种异域文化自信,反映出一种夸张的心理态势。而40年代的爱欲抒写《看虹摘星录》,是他不能平衡婚后现实与爱情想象的结果,从小说与现实中的两位“女性吉诃德”身上,可以看出他在婚姻情感上的苦闷。第二章分析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爱的需要虽有受挫,但部分得以满足之后,沈从文的自尊需要,开始占据优势,对于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寻求生存的他来说,自尊需要具体表现为希望自我能够在城市中获取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追求智慧、怀揣理想的乡土文学青年,沈从文向往渴慕代表知识、教育、文化的城市,于是决然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当他历经挫折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后,却又在情感上选择后退,反复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背后是他自卑与自高相互纠缠的心理在起作用,“乡下人”立场是他的生存和叙事策略,它在城乡对立、苗汉对立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裂隙。都市经验带给沈从文创伤的同时也赋予他理性,创伤让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里人时,看出了都市的堕落;理性使他用启蒙者的态度审视湘西时,意识到了它的悲剧性,他对两种环境都生出疏离感,身份认同存在危机。“不肯回去”让他游离在城市边缘,“无从回去”又使他徘徊在湘西边缘,他在两个世界中都被看作“外来者”,成了一个“非城非乡”、“半城半乡”的“边缘人”,这“中间的悲哀”伴随了他一生。第三章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身份认同的窘迫困扰着沈从文,但他潜意识中倾向“城里人”和“启蒙者”角色,30年代之后,随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变得强烈,他想要通过文学理想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本章所言第一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它建立在个人所追求的目的或目标之上。在个人层面上,沈从文积极寻求自我的文学史价值,30年代初期,他从诗歌批评中肯定了自己作品的意义,由小说批评中找到了在文坛上的定位;中期,《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他为争取文学史地位采取的主动行为。第二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文学为表现社会和民族的人生而作。沈从文走的也是“文学救国”之路,以湘西现实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蕴含着他的“尚力”意识,体现了他主张通过激发民众的意志和生命力实现民族改造的理想,这也是他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核心理念上的重要契合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相通,因从小看过无数杀戮,他厌恶政治反对强权,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的“武器”,推进人类和平的唯一“工具”,提倡“专家治国”,极力排斥政治干涉文学、文学从属政治,主张以文学鼓励、辅助政治向前,他认为文学思想的效力至少和政治有益行为的目的平列,甚至还会超越后者。但沈从文参与历史的方式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建国后,他也意识到,以文学改造民族、社会的理想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第四章探析沈从文的书写形式和心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沈从文的抽象、疯癫和综合书写是“已成为形式的内容”,与他的爱欲纠葛、身份窘迫和文学理想相连。30年代末情感生活的纠葛、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消极性、文与人不被理解等,都促使他重新思考新的表现形式,并为追求的抽象书写迷惑而转向虚无。在《看虹摘星录》中,他将爱欲从变化不定的日常中抽离出来,以抽象形式使之固定下来成为永恒,在一种看似隐晦的暖昧状态下倾诉着被压抑的苦闷,也用新试验抗拒和超越现存关系,试图打破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意识和日常经验。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也和他身上的“疯狂的因子”有关,他多次提及自己在别人眼里常被看作是“神经病”,在他的文学观念里,世界上最高的记录由“发狂”的人造成,他还用写作经验谈到头脑接近疯狂的情况下文字才会有生命,这样的看法类似“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沈从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疯癫体验,疯癫书写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也反映出他在认识自我时的迷乱心态。综合书写,是沈从文抗战之后在文体形式上持续进行的尝试和突破,体现了他尝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创造出新“现代小说一格”的文学理想。但内外多种矛盾致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综合书写的产物都呈现出“未完成”状态,揭示出他对形式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困惑。第五章剖析沈从文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30年代之后,爱欲苦闷、理想失落、文体形式失败等困扰着沈从文,最终导致他陷入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中。昆明时期,面对民族忧患、人事关系纠葛、情感烦闷,创作上的表达焦虑,沈从文变得愈加孤独、沉默,在时代大力和个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知向谁呼喊”的痛苦压抑之声。1946年夏末复员回到北平后,他试图走出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发表的论时政杂文增多,表现出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和担当,并继续实践着文学理想。1946年10月,发表了自辩性长文《从现实学习》后,他开始不断受到来自民盟、左翼、无党派等人士的批判,再次陷入压抑之中。1948年左翼文学界的领导人认识到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坚持文学配合、服从政治的原则,沈从文被列入坚决予以打击并彻底消灭的“反动”作家一列。因摆脱不掉恐惧权力而产生的“迫害感”,1949年初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急遽变坏,3月28日他选择了自杀,自杀被救成为他新生的起点。40年代之后,沈从文一直为表达焦虑所困,找不到合适形式书写见闻感受,在他看来研究文物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在文物研究中他重新找到了延续生命抒情的方式,坚守了精神上的创造性,弃笔转业是他做出的“健康的选择”并非“消极的退隐”。从对沈从文创作心态的分析可知,他在面对情爱、自我、理想、书写形式探索时都有矛盾,徘徊于情欲和道德、文明和蛮力、神性和世俗、“乡下人”和城里人、审美和功利等之间,精神结构呈现出抽象与具体、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自由与必然等复杂性。他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转折之中寻找平衡,但性情人格上固有的特征使他无法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整合认同,从而在绝对孤独中体验着异己性,生命内在的紧张和狂热一度将他导向死亡。他“在”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位于交叉点、处在临界状态又使他超越了它们,这正是他精神上的独特性。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努力将生命力转化为精神上的创造积极性,坚守以自由精神为灵魂要义的个体人格,在创造生命自身和生存价值中产生的心灵冲突、挣扎、痛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本论文从沈从文的创作心态出发,纵观其一生心路历程,是作家个人心态史的研究,也是从心态文学史的角度做出的个例尝试。
张承志[6]（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指出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王蕾[7]（2020）在《文学内外的求索：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文中研究指明韩少功,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坛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湖南作家,他凭借对现实人生的真切体验以及对文学创作地不断深入,通过近半个世纪的文化实践和审美反思,使自己的文学创作呈现出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论文试图去解读韩少功文学创作思想的形成过程和价值追求,以及在具体的创作指向中把握他独特的精神世界。韩少功的精神世界丰富而深邃,这其中,鲁迅、沈从文以及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成为了韩少功创作思想形成的精神向导。因此,论文将通过上述几位作家与韩少功的精神联结,分别从韩少功的文化启蒙、文学寻根、文学思想建构的开放性与多样性等方面来进行阐释和论证,以深度剖析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具体来说,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形成是在他坚持不懈的人文关怀、独辟蹊径的思维方式以及知行合一的文化实践之中完成的。因此,论文的四个章节也将从上述几个维度来进行展开。论文的第一章将主要分析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形成缘由。第一部分以韩少功人生历程中的四个主要阶段为时间纵轴,阐释韩少功创作思想形成的具体路径。韩少功丰富的人生体验以及文学创作过程中所面临的特定文化语境,既是他独特的创作心理和写作方式形成的重要来源,也是他创作思想形成的外部条件。第二部分将具体解读韩少功对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定位。第三部分将侧重分析韩少功创作思想形成的构成之源、主要内涵和突出特征。一方面他受“经世致用”、“敢为人先”湖湘文化的浸染,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坚守着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之责。另一方面,鲁迅、沈从文、米兰·昆德拉的文学理论对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关键性的精神导向作用。第二章到第四章将对韩少功创作思想的“构成之源”及价值追求的具体表现作详细的论述。第二章将集中论证韩少功在鲁迅精神指引下文化“启蒙”意识的自觉形成。本章的第一节将鲁迅生存意义上的价值选择“火与剑”式的激烈批判与韩少功“中和”式的坚持与抵抗进行比较,分别从不同的历史语境中阐释他们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及价值立场的坚守。第二节将对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和韩少功笔下知识青年的人生轨迹和前途命运进行关注,试图去审视不同时代背景下知识群体生存境遇的异同。章节的最后,对鲁迅与韩少功在文化“启蒙”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方式进行比较,将“国民性”批判作为鲁迅与韩少功的精神联结,重点突出韩少功对鲁迅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继承与开拓。第三章将“寻根”作为本章的论述基点。沈从文对“生命优根”的执着追寻,对韩少功的文学“寻根”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第一节将对“寻根”母题进行简要探析,解读传统寻根视域下“优根”与“劣根”之选所产生的不同文化意义,并分析“寻根”视域下湖湘文化与巫楚文化的联系与区别。第二节与第三节将分别论述沈从文的“乡下人”寻根与韩少功的“外乡人”寻根,在比较他们各具特色的“寻根”路径中,重点分析韩少功新时期文学“寻根”所产生的时代意义。第四章将重点分析韩少功在米兰·昆德拉小说理论指引下个人创作思想的建构以及具体表达。八十年代中期,韩少功译介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至中国内地并引起强烈反响,韩少功本人也深受昆德拉创作思想的影响。从对“存在”的找寻、文体试验的践履,到拒绝“媚俗”坚守住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立场……韩少功在政治与文学的复杂关系中一次次智慧地完成生命的独行之路,“倔强”地守候一份人文知识分子的“初心”。总之,本论文意在超越以往有关韩少功研究的单一路径和思维范式,主要采用综合归纳与比较分析、微观研究与宏观阐述结合一体的方法,对韩少功的文学实践和创作思想的价值追求做全面的阐释与解读,并以此为基点,借以能够拓宽学界对韩少功研究的路径。如此,或许能够获得更多的学术空间和理论启示。
崔京宪[8]（2020）在《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周作人与李光洙作为中韩两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生活在几乎相同的时代,有很多相同相似的经历。中韩两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自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经历了相似的社会变迁与转型的历程。另外,在东亚内部,中韩两国同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影响,又遭受日本侵略,韩国还被日本强行吞并。在这样的东亚国际环境中,尽管周作人、李光洙所属国家不同,然而两人的文化心理却有许多相同感受,在个人经历和文学思想上也有相似之处。因此,将两位文学家的文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即可以从中看出两位文学家成长的国情背景,也可以比较出两位文学家文学思想上的相同与不同,探讨他们文学思想的价值维度。本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展开讨论。第一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独特的人生经历,找到两人文学思想产生的根源。他们共同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巨变,在西力东渐的时代背景,使他们的人生经历丰富而曲折,影响了他们文学道路的选择。周作人自小饱读中国传统诗书,受到了良好的中国国学等传统文化教育,他在江南水师学堂里还受到新式教育,接触过西方文学。其后又曾东渡日本留学,接触了大量日本文学以及西方文学,颇有心得收获。归国后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的代表人物,因其提倡“人的文学”以及发表大量优美的散文而成名。后服务于日伪政权,留下历史污点,晚景悲凉,在贫寒和凄苦中渡过余生。李光洙从小在家跟父亲学习古汉文,也在私塾堂学习相关内容。因他个人身体病弱、家境贫困及父母的早亡,使他较早懂得了人生贫苦重病及死亡的意义。他曾两次到日本留学,这为他奠定了作为一位作家的文化基础。“情的文学”成为其文学的基本思想,因发表大量启蒙性与大众性的文学作品而成名。后期他走向亲日附逆之路,给人生留下了历史污点。时代影响下形成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思想是两位文学家之间的重要可比性之一,这些共同的可比性是我们研究比较两位文学家的重要前提之一。第二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在文学思想上的认识以及影响。两人分别都是本国现代文学思想的先驱之一。他们都很熟悉传统文化之中的古典文学,同时,他们又对传统文化之中的封建思想大加排斥,因此,在他们的文学思想中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思想。他们又都深受西方和日本的哲学家、文学家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他们自己的文学思想。值得一谈的是,他们在各自国家传播和介绍新文学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通过相关作品体会到他们文学思想上的闪光之处。“人的文学”是周作人文学思想的核心,在他文学里面充满了人道主义以及尊重“人”的“个性”的思想。“情的文学”是李光洙理想主义启蒙文学思想的重要构成内容,通过崇尚个性解放与独立人格的理想主义思想来体现真善美的文学价值主张。第三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的博爱与人道主义文学思想。他们都非常赞赏基督教的博爱、献身精神。尽管两人在具体内容的认知上略有差别,但在对基督教精神方面的认识大体相同。体现在以平等、博爱、人道主义等观念在文学思想上的运用。第四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的个人的文学与民族的文学思想。他们文学的不同特质表现在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文学思想上。周作人在自己园地里的文学,表现出明显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李光洙的民族园地以民族改造为标识的文学,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为此采用对比式、反比式的研究方法来比较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文学思想与李光洙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第五部分,主要讨论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价值维度。主要围绕着作者与时代、文学与时代维度,文学与社会维度,作家内在的艺术表现维度等方面进行讨论,并以此来展开其文学价值维度的发现与认识。巨变的时代催生出了新的文学命题,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文学形式与新的文学思想。正是由于他们捷足先登,抓住时代主题,从而使他们在各自国家的新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及新文学的先驱者。他们都以不同的文学形式来表现文学内在的艺术价值。周作人的文学代表为散文,李光洙的文学代表为小说,都展现了文言一致,新文体,国语的民族式样,创作上的融合性与独创性。虽然在文学形式上风格不同,但是在文学思想上却有着相似的内在文学价值。以上所介绍的五大部分的内容,通过比较研究方法中之平行研究方法中的相同相异、互补互衬、相反相成等比较特点来展开讨论,站在更加广阔的东亚甚至全球的视野中去评价、论述作家与时代、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作家与文学艺术内在表现等文学价值维度,解读两位卓越的文学家及其文学的价值。
孙翼钰[9]（2020）在《郁达夫小说《沉沦》接受研究》文中指出郁达夫的《沉沦》作为一篇具有独特风貌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小说一经发表,立刻引起极大争议,抑扬毁誉近一个世纪而不绝,迄今已形成一条曲折绵延的接受历史的“长河”。虽然研究《沉沦》的论文数不胜数,但对这部作品接受史的研究至今仍是空白。大量的接受事实表明,一部饱受争议的作品必定包含了复杂多样的价值内涵与意义指向。鉴于郁达夫小说《沉沦》接受的典型性与独特性,本论文将从接受效果、学术争议、文学史评述三个维度,把作者、作品、普通读者、专业研究者、文学史着作者共同纳入到《沉沦》接受的考察范围,努力廓清《沉沦》在历时接受中出现的特殊现象和巨大争议,探究相关的精神生态与社会价值认同的演变。本论文分为以下三大部分:第一章以普通读者为考察对象,旨在展示《沉沦》之于普通读者的接纳反应与意义所在,积极响应温儒敏提出的“文学生活”和洪子诚的文学“外部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章第一节回到历史现场,透过《沉沦》的生成过程、出版情况及其阅读效果,考察新文学初期的“郁达夫热”这一标志性事件,探究这一看似偶然的文学接受事件背后蕴藏的历史可能性。第二节从接受环境与接受主体的关系出发,旨在分析普通读者在“文学政治化”成为标识的年代,深受政治文化心理的规约所形成的普遍性阅读期待以及审美偏好,努力接近《沉沦》由“热”到“冷”接受转变的实际。第三节聚焦于《沉沦》的当下接受,通过有效图表和调查数据,直观明晰地揭示《沉沦》在当下的接受情况,并从接受背景、受众阅读需求以及接受媒介三个方面分析《沉沦》接受受阻的成因。第二章以批评家、研究者为考察对象,研究《沉沦》接受的分歧及三大阐释热点。长期以来,批评家在《沉沦》的性爱书写、创作风格和人物形象方面一直争论不休,本章将聚焦于这三大争议点,探究批评家这一接受主体对《沉沦》的接受情况。第一节指出,《沉沦》因率先打破性欲书写集体“失语”的尴尬局面,引发了是非“道德”的问题讨论,由此构成批评家的最早分歧。批评家是如何参与其中的?表达了怎样的道德立场?发挥了怎样的效用?将成为本节的讨论重点。第二节分别从接受客体和接受主体的角度探究郁达夫小说的创作风格引发争议的原因,并在分析中努力廓清郁达夫创作风格的实际。第三节从“青年”话语出发,以新的视角考察“零余者”形象的接受分歧。自近代以来,社会一直致力于树立理想的青年形象,如“新青年”“抗日青年”“革命青年”以及“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等。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同样作为某一类青年形象,却长期遭受误解,这与批评家着眼于“青年”社会角色的功利性密切相关。进入新时期,社会逐渐降低、消解了对“青年”形象的角色期待,这为批评家摆脱政治批评和庸俗社会学模式,转而关注“零余者”的心理空间和主体经验提供了重要契机。第三章以文学史着作者为考察对象,进行《沉沦》的文学史地位和影响研究。几十年来,文学史着作者受时代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出版了多部文学史着,其背后的叙述立场成为《沉沦》在文学史中的接受认证,并折射出该小说价值与影响的基本走向。第一节按照时间顺序,以重要的历史事件与政治节点为参考,梳理《沉沦》的文学史接受情况,以期揭示《沉沦》的文学史形象与地位的变迁,彰显小说的独特价值与意义。第二、三节则在第一节的基础之上发现问题,展开论述。第二节透过文学史着作者的历代接受情况,辨析小说《沉沦》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获思想意义的“常”与“变”。第三节则从蕴含于《沉沦》的重要因素——“身体言说”入手,重新审视围绕关键词“身体言说”形成的《沉沦》的“被压抑的价值”,以期获得对《沉沦》文学史意义的完整理解,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启发和思路。
何换生[10]（2020）在《批评中的批评 ——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选择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与学术流派的重要力量——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为研究对象。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存续时间横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长达20余年,它的诞生、出现和形成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中涌现出前后承继的优秀批评家,以自觉的批评意识、先锋的批评观念和卓越的批评实践在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形成了“群聚效应”和“领袖风范”,堪称“批评中的批评”。本文由“绪论”、“上编”、“下编”与“结语”构成。“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的缘起与内涵,阐释批评与学派概念的流变,标示研究的方法与旨趣。“上编”“群体的崛起”对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生成的人文背景、历史境遇、代际划分、流派特征等进行考察。时代精神、社会心理、思想氛围、学术风尚、地理条件、出版传播等“合力”以及现代大学制度与导师制度的共同作用促成了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发生与兴起。批评意识的自觉、人学维度的贯穿、批评艺术的掘进、公共关怀的介入、魏晋风度的赓续等成为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主要特征。“下编”“内部的风景”以许子东、王晓明、李劼、胡河清四位代表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批评方法、批评风格和批评建树的批评家为个案展开论述,系统研究他们的批评观念、批评对象、批评模式与批评文体。许子东从“作家印象”到“小说结构”,王晓明从“文化心理”到“人文精神”,李劼从“人学谱系”到“历史描述”,胡河清从“传统符码”到“全息现实”,成为各自的主要批评方式与批评实绩。“结语”在“上编”、“下编”的基础上,评估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批评成就和学术地位,揭示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文化价值和当下启示。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批评活动构成了华东师范大学学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合法性进行了证明;体现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个性化与艺术化特征的统一;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经典化”做出了独特贡献;对后来的批评形成了召唤效应。同时,辨析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理论误区与批评缺陷;指认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流散和终结;拓展批评家及其时代关联、文学批评前景等话题;反思当下批评流派匮乏和群体断层的原因,将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研究推向纵深之境。本文肯定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和地位,期待新的批评学派的出现和文学批评的复兴。
二、才能 人格 意志──作家与艺术风格关系新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才能 人格 意志──作家与艺术风格关系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1）《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创新性 |
| 第一章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提出及原则 |
| 第一节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提出 |
| 一、关于文学创作标准的界定 |
| 二、文学创作标准提出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总原则 |
| 一、文章本源——因文明道 |
| 二、思想标准——执正驭奇 |
| 三、文质标准——衔华佩实 |
| 第三节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基本原则 |
| 一、文术标准——心总要术,遵体循规 |
| 二、文变标准——凭情会通,负气适变 |
| 第二章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文学创作的作家人格标准 |
| 一、社会人格——树德建言,奉时骋绩 |
| 二、艺术人格——才由天资,学慎始习 |
| 第二节 文学创作的思维建构标准 |
| 一、创作准备——虚以待物,静以养气 |
| 二、思维状态——情貌无遗,神与物游 |
| 第三节 文学创作的文本呈现标准 |
| 一、谋篇布局要求——情理设位,杂而不越 |
| 二、语言表现手段——执术驭篇,巧用修辞 |
| 第四节 文学创作的审美理想标准 |
| 一、审美价值诉求——风清骨峻,辞采华茂 |
| 二、艺术形象特征——深文隐蔚,馀味曲包 |
| 第三章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价值与意义 |
| 第一节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实践品格 |
| 一、 “谋篇布局”与《文心雕龙》之结构体系 |
| 二、 “文质标准”与《文心雕龙》之文质并重 |
| 第二节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理论价值 |
| 一、创作标准下“文学特性”的深入探索 |
| 二、创作标准下“文体之论”的渐趋成熟 |
| 第三节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写作指导意义 |
| 一、创作标准对应用类文章写作的指导 |
| 二、创作标准对文学类文章写作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越战争题材小说研究（1979-199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1979年至1999年中越战争题材小说创作概况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 |
| 第一章 思想内涵的拓展与丰富 |
| 第一节 革命英雄主义的继承创新与重新诠释 |
| (一)革命英雄主义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
| (二)革命英雄主义的重新诠释 |
| (三)中越战争小说中“革命英雄主义”变化的原因探索 |
| 第二节 战争伦理的初步探索 |
| (一)正义之战下的敌我意识淡化 |
| (二)和平理念与“非战思想”的提升 |
| (三)战争与人道主义的深度思考 |
| 第三节 战争主题的拓展与深化 |
| (一)现实批判色彩的增强——打破军队神圣化的“藩篱” |
| (二)中越战争题材小说中的社会内涵拓展 |
| (三)中越战争题材小说中的文化内涵拓展 |
| 第二章 战争小说艺术的全新尝试与突破 |
| 第一节 战争人物刻画的破冰与分化 |
| (一)战争中军人形象的全新演绎 |
| (二)“可亲可敬”的军属形象 |
| 第二节 战争小说叙事艺术的转化与更新 |
| (一)战争叙事风格的转换——由“史诗化”转向“个体化” |
| (二)战争叙事空间的拓展——心理叙事空间的开启 |
| (三)中越战争题材小说中的生活化叙事 |
| 第三节 审美品格的转换:崇高美的淡化与悲剧美的尝试 |
| (一)崇高美的淡化 |
| (二)悲剧美的尝试 |
| 第三章 中越战争题材小说的文学史反思 |
| 第一节 对于中外战争文学传统的借鉴与继承 |
| (一)苏联战争文学传统的继承:战争人物性格的立体化 |
| (二)与欧美战争文学的同频共振:揭示战争本体带来的创伤 |
| (三)对于中国现当代战争小说传统的继承 |
| 第二节 对于新时期军事题材小说的影响 |
| (一)引发新时期第一轮军事文学创作热潮 |
| (二)新一代军事小说作家的“孵化器” |
| (三)对于九十年代军事小说创作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越战争题材小说创作缺失的反思 |
| (一)人物形象:越军形象的艺术成就不足 |
| (二)战争本体艺术反映的匮乏 |
| (三)作品前后质量的不平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李长之情感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感情的型”——李长之情感批评的理论立场 |
| 第一节 李长之情感批评的诞生语境 |
| 一、李长之生平经历与学术生涯 |
| 二、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 |
| 第二节 “感情的型”的理论内涵 |
| 一、文艺作品的核心要素 |
| 二、抽象化的人类共通情感模式 |
| 第三节 “感情的型”的历史传统与理论渊源 |
| 一、中国古代文化和文论的影响 |
| 二、王国维“境界说”与克莱夫·贝尔的理论启示 |
| 第二章 “理智的硬性”——李长之情感批评的科学性追求 |
| 第一节 “理智的硬性”的理论内涵 |
| 一、极力张扬的批评精神 |
| 二、文学批评的整体意识 |
| 第二节 “理智的硬性”的理论渊源与意义 |
| 一、孔子之“礼”与孟子批评精神的影响 |
| 二、德国古典美学的思想浸润 |
| 三、“理智的硬性”的理论意义 |
| 第三章 “感情的批评主义”——李长之情感批评实践 |
| 第一节 中国古典文学批评 |
| 一、人格—风格论批评:以《司马迁人格与风格论》为例 |
| 二、传记批评:以《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为例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一、作家论:以《鲁迅批判》为例 |
| 二、书评 |
| 第四章 李长之情感批评的价值与局限 |
| 第一节 李长之情感批评的价值 |
| 一、独立求真的批评精神 |
| 二、对现代批评观念的引导 |
| 第二节 李长之情感批评的局限性 |
| 一、对“情感”范畴的界定模糊 |
| 二、情感批评理论体系的主观性特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选题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时空的超越者——尤金·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 |
| 第一节 奥尼尔其人其作 |
| 一、美国戏剧之父的斑斓人生 |
| (一)不幸的幸运儿 |
| (二)严肃剧作家奥尼尔 |
| 二、奥尼尔的戏剧创作历程 |
| (一)早期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悲剧(1913-1920) |
| (二)中期探索性的表现主义悲剧(1920-1933) |
| (三)后期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悲剧(1939-1943) |
| 第二节 奥尼尔的传承与创新 |
| 一、对西方传统与现代精神文化成果的汲取与传承 |
| (一)对西方非理性哲学的接受 |
| (二)对西方小说、诗歌等文学样式的学习借鉴 |
| (三)对西方传统与现代戏剧创作经验的传承与吸收 |
| 二、在戏剧思想、艺术方面的创新与开拓 |
| (一)对现代人精神与心理的表现 |
| (二)在戏剧艺术上的实验与探索 |
| 第二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 |
| 第一节 译介及其文学性与舞台性之争 |
| 第二节 奥尼尔戏剧译介的中国之旅 |
| 一、肇始期及第一次译介高潮 |
| (一)序幕(20年代):春雷乍现、蓄势待发 |
| (二)第一次译介热潮(30年代):借势而起、蓬勃发展 |
| 二、低谷期(20世纪40–70年代) |
| (一)缺席期(40年代):战争年代、译者缺位 |
| (二)停滞期(“十七年”间及“文革”时期):译源受批、译介空白 |
| 三、第二次译介高潮及回落阶段(新时期至今) |
| (一)第二次译介浪潮(80年代):译介集中、硕果迭出 |
| (二)奥剧译介的回落阶段(90年代至今):文集问世、译介赓续 |
| 第三节 风格迥异、各有千秋的中译版本 |
| 一、“译”随境变:《天边外》四大译本 |
| (一)四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 (三)风格迥异的创造性叛逆 |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 二、“译”无止境:《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七大译本 |
| (一)七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 (三)异彩纷呈的创造性叛逆 |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 三、“译”彩纷呈:《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三大译本 |
| (一)三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 (三)各有千秋的创造性叛逆 |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 第三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研究 |
| 第一节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历时研究 |
| 一、发轫期及第一次研究热潮 |
| (一)发轫期(20年代):蹒跚起步、简要评介 |
| (二)第一次研究热潮(30年代):翻译助力、争锋激烈 |
| 二、低谷期(20世纪40–70年代) |
| (一)沉寂期(40年代):偏离主流、遭受冷遇 |
| (二)空白期(“十七年”间和“文革”时期):无人问津、研究停滞 |
| 三、第二次研究热潮及多元发展阶段(新时期至今) |
| (一)1978—1990年:思想解放、研究复兴 |
| (二)1991—2020年:视角多元、研究深化 |
| (三)关于奥尼尔戏剧的博士论文研究 |
| 第二节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共时研究 |
| 一、近四十年国内研究整体情况 |
| 二、近四十年国内研究热点 |
| (一)作家作品研究 |
| (二)创作特点及美学风格研究 |
| (三)与其他剧作家的比较研究 |
| (四)社会思想和宗教主张研究 |
| (五)跨文化、跨学科视角下的研究 |
| 三、近四十年国内研究流变 |
| (一)永恒的经典、永远的热点 |
| (二)永不过时的研究话题 |
| (三)永远在路上的奥剧研究 |
| 第四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搬演 |
| 第一节 永无止境的《榆树下的欲望》 |
| 一、同株异葩、并蒂绚烂:《榆树下的欲望》话剧改编演出 |
| (一)写实与写意的融合:沈亮版《榆树下的欲望》 |
| (二)欲望的激情宣誓:任鸣版《榆树下的欲望》 |
| 二、一剧两戏、“戏”说欲望:《榆树下的欲望》戏曲移植搬演 |
| (一)川剧移植搬演:徐棻的《欲海狂潮》 |
| (二)曲剧移植搬演:孟华的《榆树孤宅》 |
| 第二节 一胞“两娣”的《安娜·克里斯蒂》 |
| 一、中西合璧的戏剧盛宴:乔治·怀特版《安娣》 |
| 二、甬剧《安娣》遇见奥尼尔:《安娜·克里斯蒂》之甬剧移植搬演 |
| 第三节 其它经典剧作在中国的演出 |
| 一、斯坦尼模式之奥剧呈现:张彤版《早餐之前》 |
| 二、奥尼尔的中国风景:王斑版《天边外》 |
| 第五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 |
| 第一节 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整体性影响 |
| 一、奥尼尔的影响与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 |
| 二、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 |
| 第二节 奥尼尔与李龙云 |
| 一、李龙云的奥尼尔接受之因 |
| 二、奥尼尔对李龙云的影响 |
| (一)表现主义式氛围 |
| (二)自然象征的运用 |
| (三)强烈的内心独白 |
| (四)梦幻化的效应 |
| (五)爱欲的悲剧性 |
| 三、李龙云戏剧创作对奥尼尔的超越及独创 |
| (一)悲剧的历史性深度 |
| (二)对希望的坚持 |
| (三)抒情性与诗性 |
| 第三节 奥尼尔与李杰 |
| 一、李杰的奥尼尔接受之因 |
| 二、奥尼尔对李杰的影响 |
| (一)物象的象征性 |
| (二)梦幻性段落 |
| (三)内心独白的介入 |
| (四)生命的悲剧性 |
| 三、李杰戏剧创作对奥尼尔的超越及独创 |
| (一)悲剧的历史性深度 |
| (二)多角色命运 |
| (三)物象的文化象征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奥尼尔生平年表 |
| 附录 B 奥尼尔剧作年表 |
| 附录 C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演出资料汇编(1929—2019) |
| 附录 D 中国奥尼尔学术研讨会资料汇编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 沈从文研究现状与拓展之可能性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恋爱作家”的隐衷 |
| 第一节 “性苦闷”与自卑 |
| 第二节 “文明及其不满” |
| 第三节 “女性吉诃德”与“幸福的幻影” |
| 第二章 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 |
| 第一节 “湘西社会的逆子”:向往都市与决然离乡 |
| 第二节 “乡下人”身份的建构与裂隙 |
| 第三节 “边缘人”位于“中间的悲哀” |
| 第三章 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 |
| 第一节 “自明心迹”:追求自我价值 |
| 第二节 “浪漫主义的物力化” |
| 第三节 “最后吉诃德”的文学政治幻念 |
| 第四章 书写形式与心态的游移 |
| 第一节 抽象书写与虚无 |
| 第二节 疯癫书写与迷乱 |
| 第三节 综合书写与困惑 |
| 第五章 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 |
| 第一节 “不知向谁呼喊”的压抑 |
| 第二节 “一切已结束,一切正起始” |
| 第三节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
| 结语 坚守精神创造性与个体人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确立与缘起 |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三、文献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从才子到闯将:跳出“鸳蝴派”与骂倒王敬轩们的双簧信 |
| 第一节 刘半农与“鸳鸯蝴蝶派”的距离 |
| 第二节 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理念的改良 |
| 第三节 平民的启示与“平民文学”的生成 |
| 第四节 文学革命中的无畏斗士:从《双簧信》说起 |
| 第二章 新诗之开拓 |
| 第一节 “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刘半农的新诗理念与创新 |
| 第二节 《瓦釜集》、《扬鞭集》的实践 |
| 第三节 “误读”下的散文诗 |
| 第四节 浮出历史地表的“她”与“它” |
| 第三章 “跑入与落伍”:以散文创作和理论为中心 |
| 第一节 现代散文的界说:启蒙、批判与审美 |
| 第二节 投入《新青年》的阵营与散文“杂感”的凸显 |
| 第三节 “斗士的重现”:《语丝》时期批判的再延续 |
| 第四节 《论语》时期的“潜隐与疏离” |
| 第五节 从传统到现代:刘半农散文“体制”的建构 |
| 第四章 启蒙视域下的着译小说文本 |
| 第一节 文学、历史与荒诞的启蒙建构 |
| 第二节 穷人命运的思考与国民性批判 |
|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 |
| 第四节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
| 第五章 新文化视野中的历史考察与定位 |
| 第一节 刚劲操守者的批判与呐喊 |
| 第二节 “我手写我口”:矢志不移的“真”与“诚” |
| 第三节 博才多艺的学教生涯 |
| 第四节 叫我如何不想“他”:30年代以来的毁誉褒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刘半农研究和纪念文献辑要 |
| 附录二 :刘半农的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1926-1933 年)及其相关栏目上的小说、杂文、译诗、民歌 |
| 附录三 :刘半农发表在《人间世》(1934 年)上的杂文、诗歌 |
| 附录四 :刘半农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月刊》(1918-1925 年)上的信函、杂文及其他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文学内外的求索：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形成及知识分子身份的定位 |
| 第一节 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形成路径 |
| 一、走向文学:启蒙、困惑与寻找 |
| 二、南下海岛:寻找“自由” |
| 三、回归自然:进步的回退 |
| 四、“知青”岁月的回望:记忆的价值 |
| 第二节 韩少功知识分子身份的定位 |
| 一、从“士”到“现代知识分子” |
| 二、韩少功: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 |
| 第三节 韩少功创作思想的构成之源及其内涵、特征 |
| 一、韩少功创作思想的构成之源 |
| 二、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内涵:仍有人仰望星空 |
| 三、韩少功创作思想的精神特质:不确定性和实践性 |
| 第二章 困乏时代下的文化“启蒙” |
| 第一节 鲁迅与韩少功的价值立场比较 |
| 一、鲁迅:一个“异数”的存在 |
| 二、韩少功:坚持与抵抗 |
| 三、“在”而“无所属”之下的价值抉择 |
| 第二节 对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命运的关注与审视 |
| 一、从“呐喊”到“彷徨”的知识分子 |
| 二、从“日夜书”到“修改过程”的知识青年 |
| 三、特殊历史语境下对知识群体命运流转的审视与思索 |
| 第三节 “破”与“立”之间的文化探索 |
| 一、鲁迅的“摧毁”与“重塑” |
| 二、韩少功的“反思”与“重构” |
| 三、“摧毁-重塑”与“反思-重构”中的文化探寻 |
| 第四节 困乏时代的沉思者 |
| 一、“国民劣根性”书写下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 |
| 二、韩少功对“审美化人生信仰”的开拓 |
| 第三章 回返路径中的“寻根”之思 |
| 第一节 “寻根”母题的透视 |
| 一、“寻根”母题探析 |
| 二、“寻根”视域下的巫楚文化 |
| 第二节 沈从文:“乡下人”的回望 |
| 一、自我寻找之路——巫楚文化浸染的“乡下人” |
| 二、故土难舍之沈从文的“精神还乡” |
| 三、人类远景的凝眸之“自为生命”的坚守 |
| 第三节 韩少功:“外乡人”的回溯 |
| 一、回返路径中的“外乡人” |
| 二、对“初心”的回溯之“实践还乡” |
| 三、东方文化的寻找与重造 |
| 第四节 “敢为人先”的寻根之思 |
| 一、“乡下人的实践还乡”与“外乡人的精神还乡” |
| 二、韩少功:敢为人先的寻根人 |
| 第四章 “遇见”昆德拉:思想构建的开放性和多样性 |
| 第一节 诗与思:存在视野下的沉思 |
| 一、叩问存在 |
| 二、语言“勘探”下的存在 |
| 三、诗意栖居背后的“存在” |
| 第二节 诗与史:文学的“泛政治化”基色 |
| 一、“政治”与“泛政治化”意识的指向 |
| 二、文学与政治的“相遇” |
| 三、“泛政治化”记忆的书写 |
| 第三节 、拒绝“媚俗”的价值立场表达 |
| 一、何谓“媚俗”? |
| 二、韩少功对“媚俗”的拒绝及实践表达 |
| 三、“不确定性智慧”下的“出世之心”与“入世之事” |
| 余论(兼结语) 一个独行的智者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周作人文学思想研究现状 |
| 1.2.2 李光洙文学思想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 研究价值与创新之处 |
| 第2章 人生经历与文学道路 |
| 2.1 不同国情背景与人生经历 |
| 2.1.1 早年经历与文学萌芽 |
| 2.1.2 留学经历与文学创作 |
| 2.2 文学思想的取向与转折 |
| 2.2.1 时代弄潮儿与落伍者 |
| 2.2.2 命运安排与文学转折 |
| 2.3 文学人生的非凡经历 |
| 2.3.1 相似的文学人生 |
| 2.3.2 相异的文学人生 |
| 第3章 人的文学与情的文学 |
| 3.1 人道与启蒙的文学思想 |
| 3.1.1 “人的文学”思想 |
| 3.1.2 “情的文学”思想 |
| 3.1.3 “人”与“情”文学的融通 |
| 3.2 理想主义文学与新文明的憧憬 |
| 3.2.1 理想主义文学的传播与介绍 |
| 3.2.2 构建“人的生活”的理想文学 |
| 3.2.3 向往“新文明生活”的文学表现 |
| 3.3 人的文学与情的文学的异同与呼应 |
| 3.3.1 东亚新文学上的互补互衬 |
| 3.3.2 新文明理想的相同相异 |
| 第4章 博爱的文学与人道的文学 |
| 4.1 “博爱”精神与人道思想的体认 |
| 4.1.1 基督教的认识路径及体认 |
| 4.1.2 寻找“自己信仰”的文学追求 |
| 4.2 “博爱”精神与人道思想的文学表现 |
| 4.2.1 文学与宗教的关联 |
| 4.2.2 《圣经》文学的借鉴 |
| 4.3 博爱与人道文学的相似与异同 |
| 4.3.1 博爱与人道文学的相同相似 |
| 4.3.2 博爱与人道文学的相背相异 |
| 第5章 个人文学与民族文学 |
| 5.1 个人与民族相纠葛的文学 |
| 5.1.1 “为个人”与“为民族”的文学 |
| 5.1.2 “个人”与“民族”的文学表现 |
| 5.2 “宽容”与“平常”的文学 |
| 5.2.1 “个人自由”与“民族改造” |
| 5.2.2 超然性与平常性的文学表现 |
| 5.3 文学个人取向与民族取向的对比 |
| 5.3.1 个人文学与民族文学的相生相克 |
| 5.3.2 宽容文学与平常文学的相反相成 |
| 第6章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的价值维度 |
| 6.1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时代维度 |
| 6.1.1 时代催生新文学命题 |
| 6.1.2 时代塑造新文学先驱 |
| 6.2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的社会维度 |
| 6.2.1 文学反映社会风貌 |
| 6.2.2 文学担当社会启蒙功能 |
| 6.3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内在价值维度 |
| 6.3.1 新文体与国语表达的民族式样 |
| 6.3.2 文学艺术表现的融合性与独特性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郁达夫小说《沉沦》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前人研究概况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思路 |
| 第一章 《沉沦》接受效果的演变 |
| 第一节 《沉沦》发表与新文学初期的“郁达夫热” |
| 第二节 变化了的时代风气与变化着的接受效果 |
| 第三节 《沉沦》在当下的阅读困境 |
| 第二章 《沉沦》接受的分歧与三个阐释热点 |
| 第一节 性爱讨论背后的现代中国“道德”探索 |
| 第二节 写实还是浪漫:对创作风格争议的考察 |
| 第三节 抒情主人公的社会角色定位与意义评价 |
| 第三章 《沉沦》的影响与文学史地位 |
| 第一节 《沉沦》在文学史书写中的变迁 |
| 第二节 《沉沦》思想意义的“常”与“变” |
| 第三节 被压抑的价值:《沉沦》的“身体言说”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过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批评中的批评 ——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缘起与内涵 |
| 二、释名与回顾 |
| 三、方法与旨趣 |
| 上编 群体的崛起 |
| 第一章 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发生 |
| 第一节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传统的培育 |
| 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文学风潮的策动 |
| 第三节 华东师范大学作家群的激发 |
| 第四节 批评传统和学科设置的影响 |
| 第五节 出版、媒介与传播的襄助 |
| 第六节 作为文化高地的上海的地域影响 |
| 第七节 作为导师的钱谷融的型塑 |
| 第二章 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的特征 |
| 第一节 批评意识的自觉 |
| 第二节 人学维度的贯穿 |
| 第三节 批评艺术的掘进 |
| 第四节 公共关怀的介入 |
| 第五节 魏晋风度的赓续 |
| 下编 内部的风景 |
| 第一章 许子东:从“作家印象”到“小说结构” |
| 第一节 作家印象批评 |
| 第二节 当代文学并置研究 |
| 第三节 一种小说的结构分析 |
| 第二章 王晓明:从“文化心理”到“人文精神” |
| 第一节 文化心理批评 |
| 第二节 重写文学史 |
| 第三节 寻找人文精神 |
| 第三章 李劼:从“人学谱系”到“历史描述” |
| 第一节 文学—人学的谱系 |
| 第二节 双向同构 |
| 第三节 文学史的描述与阐释 |
| 第四章 胡河清:从“传统符码”到“全息现实” |
| 第一节 传统文化的视角 |
| 第二节 当代文学的证验 |
| 第三节 全息现实主义 |
| 结语 |
| 一、成就与限度 |
| 二、流散与嬗变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才能 人格 意志──作家与艺术风格关系新论（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研究[D]. 赵钦钦. 陕西理工大学, 2021(08)
- [2]中越战争题材小说研究（1979-1999）[D]. 孔冲. 山东师范大学, 2021(01)
- [3]李长之情感批评研究[D]. 刘婷.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4]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D]. 李小刚.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5]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D]. 高爽. 山东大学, 2020(10)
- [6]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7]文学内外的求索：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D]. 王蕾.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D]. 崔京宪. 辽宁大学, 2020(01)
- [9]郁达夫小说《沉沦》接受研究[D]. 孙翼钰.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10]批评中的批评 ——华东师范大学批评学派研究[D]. 何换生. 安徽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