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技术型无形资产转移的过程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杜娟[2]（2021）在《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并购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也逐步由绿地投资向外资并购为主转变。在外资并购中,无论是对于我国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驰名商标均体现出巨大的价值及多元的功能,存在加强乃是特别的保护需求。我国企业引进外资的目的与外资进入我国市场的目的往往是不同的。我国企业希望通过引进外资带来先进的技术或是经营管理经验;外国投资者则是希望并购能够进一步帮助其拓展中国市场和销售渠道,或利用中国市场的成本优势拓展产能、延展产品生产线。如何在双方的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至关重要。首先,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表现是动态的。在早期的外资并购中,由于国内企业对驰名商标潜在价值认识不足,涉及的驰名商标价值未得到公正评估、驰名商标被外方无偿使用、驰名商标受到外方排挤退出市场,以及驰名商标归属权丧失,成为了外资并购中我国企业驰名商标流失的主要情形。在经历了早期驰名商标流失的阵痛之后,我国企业已经意识到保护自身驰名商标的重要性,但是这种保护更主要集中于企业进行外资并购的准备阶段。在外资并购协议的签订阶段,如何科学设置我方驰名商标保护的有关条款至关重要。此外,在科学有效的并购协议签订之后,一旦外资企业不执行并购协议,合资企业经营运转不佳,最后致使我国驰名商标流失,是近年来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新生情形。其次,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背后,存在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宏观政策层面来说,我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政策对指导我国引进与利用外资、规范与管理外资的产业方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导致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外商投资在我国享有“超国民待遇”的情况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第二,无论是我国国内的反垄断法还是有关规制外商投资的立法,均有不足之处。就反垄断法而言,一方面,我国关于外资并购中涉及驰名商标反垄断审查的标准仍待完善;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商务部在否决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一案的理由之中,亦未提及避免我国驰名商标流失这一因素。就外资立法而言,《外商投资法》第二十二条明确了我国对于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第三十三条涉及在外资并购中的经营者集中问题,第三十五条正式引入了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但是均是概括性的规定,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的跟进规则,距离保证制度的有效运作和实施仍存在改进空间。第三,就我国目前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而言,存在着知识产权利益衡平关照不足的现象,尤其体现在对于侵害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利益的规制不足。第四,从企业层面来说,在商定并购协议条款的过程中,我国企业缺乏确立专门的驰名商标保护条款或是附件的意识。同时,我国企业存在未能通过尽职调查识别恶意收购,以及忽视对于己方驰名商标价值评估的情况。而跨国公司则往往通过低估中方商标价值,冷藏、淘汰或是淡化中方企业拥有的驰名商标,以及限制开发和独享的方式,削弱我国企业驰名商标的市场竞争力,致使这些驰名商标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被市场规则淘汰”。如果一份并购协议的条款可能致使我国企业驰名商标流失,那么至少从知识产权资源保护的视角来看,企业双方的利益未能达到平衡,即外国投资者与我国企业的利益处于失衡状态。再次,鉴于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表现与成因的复杂性,在解决该问题时需遵循以下导向。外资并购中的驰名商标保护自然有其重要性,在外资并购发展中驰名商标不断流失的情形下,更有着紧迫性。然而,这种保护也需有适度性。外资并购从本质上来说是企业之间进行交易的行为,企业自身的事务应当由企业自身决定。但是,涉及驰名商标的外资并购,不仅关乎我国企业自身利益,还会影响国家产业安全利益,甚至是消费者的利益。外资并购中的驰名商标流失,将会致使相关主体的利益受到影响,从而产生利益失衡的情形。因此,为了实现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相关主体的利益平衡,我国企业在进行外资并购时,应当充分调查外国投资者的并购动机,找寻相对公平正义内涵。一方面,利益与公平、正义价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外资并购过程中,对于驰名商标如果能够进行科学合理的价值评估,将会有助于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保护的“相对公平”。另一方面,在涉及驰名商标的外资并购中,无论是我国的国内法,还是我国与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都应努力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利益平衡。最后,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建议。第一,尽管我国《反垄断法》中的企业合并控制规则已经有所改进,但在外资企业合并控制方面仍有改进空间。巴西经济保护和管理委员会在高露洁棕榄收购巴西科里诺斯一案中的审查决定,以及南非竞争法庭在雀巢收购辉瑞一案中的相关裁决,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第二,明确外资并购中涉及驰名商标反垄断审查的标准。例如,反垄断审查应当明确,外资企业完成外资并购,是否会在获得我国驰名商标的情况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带来负面效应。第三,建立一个从产业政策制定部门和宏观经济部门负责维护、再到多部法律和产业政策法规共同作用的法律法规体系,发挥法律的整体合力。第四,从外资立法层面而言,我国目前的外资立法仍有细化完善的空间。一方面,外资立法应当引导规范外商投资方向,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另一方面,外资立法宜引导规范外资并购行为,明确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标准。第五,区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合作战略上宜有所区别。完善我国已经签署或是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条约,加强对于侵害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利益行为的规制。第六,我国企业应当科学设置外资并购协议中的驰名商标保护条款,完善外资并购协议中关于驰名商标利用和保护的规定;通过尽职调查避开外国投资者恶意收购,正确分析外国投资者选择我国企业作为并购目标的真实目的,理性评价外国投资者;通过价值评估明确自身驰名商标价值,综合采用多种不同的评估方法,以求最终确定的评估价值能最大限度地接近被评估的驰名商标的真实投资价值。
聂世坤[3]（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卢阳阳[4]（2021）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市场的影响研究 ——基于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分析》文中提出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母国就业和技能工资不平等的影响一直是文献研究的焦点之一。改革开放后,依靠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和大量引入外资,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经济的崛起,产业体系的不断升级以及对外开放格局的优化,也推动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大。随着“一带一路”等战略的相继确定和实施,未来将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这引起我们疑问,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本身已经十分严峻的就业市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其作用机制如何?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劳动力市场有其独特之处,有必要立足中国现实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劳动力市场协调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遵循特征事实描述、机制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影响。从章节分布来看,全文共八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和意义,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以及创新点;第二章从概念界定入手,回顾相关理论,并梳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就业市场关系的文献研究;第三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概括和制造业企业特征事实进行分析和总结;第四章采用机制分析方法从理论层面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整体就业、就业结构以及技能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五至七章使用2003-2013年间中国商务部颁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样本,对上述假设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第八章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全文结论,做出研究展望,并就对外直接投资和劳动力市场协调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第一,我们建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就业市场的总体理论框架,分别讨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总体就业、就业结构以及技能溢价的影响机制。理论分析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出口效应和竞争力效应影响国内总体就业水平;同时,其还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生产转移效应作用我国就业技能结构;最后其通过影响高技能工人相对就业需求增加和利润增加机制作用我国技能工资溢价水平。第二,我们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一般性就业的影响,发现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我国就业增长。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增长促进效应不受投资目的地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促进效应受投资企业所有制和投资类型影响明显。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促进效应不明显;与其他投资类型相比,资源型对外直接投资就业促进效应不明显。第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就业升级。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升级效应更强。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升级效应不显着。就投资类型而言,商贸型和资源型对外直接投资就业升级效应不显着,生产型和技术型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就业升级。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就业技能升级主要是生产转移机制起作用,技术创新机制效应较弱。第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加剧了技能工资不平等。其中,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能溢价促进效应要大于国企;对外直接投资技能工资溢价促进效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更显着;无论哪种投资类型均促进国内技能工资溢价水平,其中商贸型和资源型投资的效应较弱。机制检验表明,高技能工人就业相对需求增加和利润增加渠道是对外直接投资提升技能工资不平等的两种渠道。本文创新之处在于:一是本文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劳动力就业市场的总体影响,从就业、就业结构以及技能工资溢价三个维度明确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拓展既有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二是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作用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并厘清其机制,丰富了既有的实证研究;三是明确对外直接投资对技能工资溢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从企业层面为化解收入分配矛盾提供更多见解。
胡宏雁[5]（2020）在《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从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到单边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国际投资规则和格局变化使得企业并购中知识产权获取与利用呈现出复杂化的状态,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日益增加,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价值评估与转移等环节的法律问题,研究知识产权与跨国并购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关法律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围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和各环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主线,重点分析了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认定、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法律影响因素、知识产权反垄断规制和知识产权国家安全审查等方面问题。本文从跨学科的视角,运用经济学与法学相关理论对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进行理论论证与实证考量,以期为我国企业和政府如何应对外资为获取知识产权而进行的并购提供有益指导。厘清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基本原理与主要法律问题,是文章的逻辑起点和分析前提。其一,在界定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念的基础上,总结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独有特点。其二,通过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不完全专属性与激励性阐述,分析知识产权纳入投资的经济特殊性。由知识产权资本的评价可能性、转让可能性分析知识产权资本的适格要件。其三,基于邓宁“国际生产折衷论”的一般理论分析和知识产权对并购投资实践影响的实证分析,探究知识产权获取对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其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待解决的法律问题,文章围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和各环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主线,在既有文献基础上,将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各阶段相伴而生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归结为: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分析、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法律影响因素考量、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及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既有平等主体也有国家层面的法律问题。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过程并不是仅仅考量知识产权“是什么”,更应该考虑在其司法管辖权内知识产权潜在的权利扩展,即“可以做什么”。识别目标方有无相关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有无涉诉或涉诉威胁、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被许可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知识产权有无抵押等障碍,从而减少潜在并购风险,并为确定合适的并购价格奠定基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中各方主体不尽责将导致合同、公司和知识产权的法律层面的责任问题,涉及到目标方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违反重大事项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并购方违反保密协议的法律责任,律师等中介机构在尽职调查中的违约和侵权等方面责任,分清各方责任保证知识产权调查的尽职、审慎地进行。知识产权资产具有可评估性,评估是了解目标方知识产权价值的重要手段,科学的估值能为并购出价提供决策依据。知识产权的特质决定了其评估方法选择的独特性,其价值受到不同于其他资产的法律因素影响。论文首先分析了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满足企业的战略发展、交易定价、税收设计、融资及法律诉讼等诸多领域现实需求,探究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必要性。其次,剖析传统价值评估方法,结合知识产权资产具体情况,探究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评估方法的选择。最后,结合并购具体情形,探究影响不同知识产权类型价值评估的法律因素考量。同时,注意考察跨国并购中的价值评估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参考性。评估对象限于此次并购中目标方的知识产权,评估针对本次跨国并购而进行,评估具有参考而不是决定作用,不能将知识产权评估值等同于成交价。反垄断审查与规制已成为重大跨国并购能否进行的重要决定因素。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的交叉具有历史与现实性,识别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的垄断行为,基于相对利益平衡原则分析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利益问题,探究如何对专利、着作权、商标滥用进行反垄断规制和救济是关键因素。此外,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还事关企业存亡和国家安全问题。具体而言,以获取专利为目标的并购可能引发的科技安全问题,基于着作权的并购可能引发文化安全问题,与商标品牌密切相关的并购可能引发的产业安全问题。分析与应对跨国并购中的知识产权垄断和知识产权转移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需要平衡并购方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并购投资目的与东道国利用外资并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必要,加强国家安全审查,以期在相对利益平衡中促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良性发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不仅事关企业知识产权获取,更是事关国家的整体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经济与法律活动。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中国完成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战略转移。并购投资方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投资方式选择,其中获取知识产权成为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的重要驱动力。但是,一些发达国家以反垄断、国家安全审查之名大行投资保护之道,使得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运行艰难。同时,“引进来”过程中,来华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利用并购中形成的市场优势破坏有序的市场竞争,利用并购获取中国企业稀缺的知识产权资源并引发国内知识产权层面安全问题,需要中国构建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和国家安全审查的防火墙。中国要在创新驱动中提升“走出去”的能力,在完善规则中提高“引进来”水平,积极参与新一轮投资规则重构,并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中的话语权。
权锐[6]（2020）在《数字经济下特许权使用费跨境所得税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既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动能,又对现行税收规则的适用提出了新的挑战,其中与无形资产关联密切的跨境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征税问题引人关注。数字经济下,以应用商店、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兴商业模式使得无形资产交易所得的定性成为国际税收实践中面临的一大难题;线下转线上的远程交易模式,消除了数字化企业对固定营业场所的依赖,使得所得来源地国对特许权使用费难以按照传统国际税收规则行使税收管辖权;此外,数字经济的隐秘性更是为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创造了机会,也造成了国际税收普遍适用的独立交易原则的实施困境。对此,本文将着眼当前数字经济背景,基于前人有用理论研究,结合新的税收联结度规则、经济关联原理等对数字经济下跨境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定性及税权归属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和阐述。在所得定性问题上,主要分析了两类所得与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界定:一是以应用商店为代表的数字化产品交易产生的营业所得,二是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技术服务型劳务所得;在所得税权归属问题上,主要围绕数字经济下,常设机构以及转让定价对征税权划分的影响展开。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引入泛美卫星税收案来进一步说明在实务中,跨境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征税带来的争议,借此折射出我国现行税法规定存在的不足,提出进一步完善税法相关规定的设想。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国际视角出发,分别梳理以经合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及以色列、英国等代表性国家的数字经济税收研究成果、单边征税方案,分析其对于解决数字经济下跨境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税问题的适用性。同时,反观我国现行法规及存在的不足,结合国际先进经验,从扩充特许权使用费的范畴、重塑常设机构定义、增设独立交易原则的补充措施等角度为我国国内税法的完善提出建议,以期能在税收实践中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万坤扬[7]（2015）在《公司创业投资对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在当前日益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快速技术变革和新兴业务不断兴起的动态复杂环境下,如何通过创新和变革快速响应环境变化对企业保持和获取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至关重要。超越组织边界的开放创新和以创新、变革为主要特征的公司创业活动成为公司应对动态复杂环境的关键途径和战略选择重点。公司创业投资（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简称CVC）是开放创新和公司创业活动的重要模式,在全球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壮大。作为CVC投资后起之秀的中国,CVC投资却存在资本使用效率低下和上市公司CVC投资参与不足等问题,致使制约CVC投资绩效的提高和影响企业的创新与变革。CVC投资公司迫切关注和急需解答如下问题：CVC投资绩效（战略绩效：技术创新；综合绩效：价值创造）究竟如何?什么因素影响CVC投资的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绩效?为此,公司究竟该如何有效组织CVC投资活动?本文正是围绕CVC投资绩效及其影响机制所开展的系统性研究。CVC投资是国际学术界近年来关注的热点问题,但主要侧重于对美国CVC投资问题的研究,有关中国CVC投资问题研究至今尚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现有研究不仅数量少,而且在研究思路上采用“CVC投资公司-CVC项目”二元分析框架,未考虑被投资的创业企业而存在潜在的科学性和可靠性问题；同时,国内外现有研究大都基于CVC项目“黑箱”和创业企业“同质性”假设,忽视现实中CVC项目（企业）存在的高度异质性,致使有关研究结论出现普适性、科学性和可靠性问题。本文在全面综述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成果和深入分析中国上市公司CVC投资现状的基础上,基于创业企业异质性视角,考虑不同的CVC项目治理结构,以“CVC投资公司-CVC项目-创业企业”三元结构为逻辑分析框架,从CVC投资的战略绩效和综合绩效两个维度,根据沪深主板上市公司2000-2011/12期间投资的观测样本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广义面板数据线性回归随机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等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方法,分别实证研究了CVC投资对公司投资者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的影响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CVC投资有助于技术创新,但CVC投资的创业企业组合知识多元化与公司投资者技术创新之间呈现“U形”关系,公司投资者的吸收能力、公司投资者卷入创业企业的关系程度对此“U形”关系有积极的调节作用。因此,公司投资者应提高自身的吸收能力,建立投资后互动参与式管理机制,形成深度卷入关系。（2）CVC投资的创业企业组合多元化与公司投资者价值创造之间呈现“U形”关系,并受组织冗余积极的调节。因此,CVC投资实现价值创造的前提是被投资的创业企业组合要形成一定的多元化,并在战略上保持一定的组织冗余以确保现在和将来的融资能力。（3）不同CVC项目治理结构下,CVC投资对公司投资者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CVC投资的创业企业组合多元化与技术创新在控股型CVC项目治理结构下呈“倒U形”而在非控股型治理结构下呈“U形”,并且与价值创造的“U形”关系仅在非控股型CVC项目治理结构下成立。因此,公司投资者应精心设计CVC项目并采取相应的管理策略。（4）CVC投资的创业企业组合多元化与公司投资者价值创造之间的“U形”关系仅在0.5、0.75和0.9分位下成立,并且企业价值水平越高,“U形”关系极值点的多元化程度越低；组织冗余的调节效应也仅在0.5、0.75和0.9分位下成立,并对不同价值水平的公司的调节效应有显着性差异。因此,公司投资者要先提高自身的价值水平,并根据组织冗余条件选择合适的创业企业组合。与现有研究相比,本研究的创新和理论贡献体现在：（1）本文揭示的中国CVC投资对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的影响机制,丰富了CVC投资理论。首先,本文提出的“CVC投资公司-CVC项目-创业企业”三元结构逻辑分析框架,有助于揭示CVC投资关系中公司投资者、CVC项目和创业企业之间关系的动态交互影响,这突破了国内现有研究采用的“CVC投资公司-CVC项目”二元分析框架的局限性,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本文以企业“异质性”为视角,将研究CVC投资的创业企业的“量”拓展到研究创业企业的“质”对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的影响机制,为CVC投资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第三,本研究识别了CVC投资与公司投资者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的权变因素,即公司投资者的知识属性（吸收能力）、资源属性（组织冗余）和整合行动（卷入关系）,揭开了CVC投资对公司投资者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的“黑箱”；第四,本研究揭示了CVC项目异质性在创业企业组合多元化与公司投资者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机制,也为一些争议性观点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最后,本文揭示了公司投资者价值水平对其用CVC投资进行价值创造的影响,通过CVC投资来实现价值创造并不能成为所有公司的可行选项。（2）本文揭示的中国上市公司CVC投资对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的影响机制,丰富和拓展了开放创新理论。开放创新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联盟、并购和技术市场等技术源获取方式的研究,本文把CVC投资定位于一种搜寻外部知识源的机制。作为一种探索性搜寻工具,CVC有助于搜寻和获取新的业务机会和技术窗口,并通过组织学习实现公司成长,从而有助于公司价值提升。因此,对公司实践者和学术学者而言,开放创新不能仅仅关注联盟、并购、技术转让等,还应关注CVC投资的重要作用,把CVC投资作为公司开放创新的一种重要形式加以实践和研究。（3）本文揭示的中国上市公司CVC投资对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的影响机制,丰富和拓展了公司创业理论。本研究把CVC定位于公司创业的一种特殊的外部创业活动形式,公司通过CVC投资这种形式搜寻、识别技术、市场和业务机会来刺激、提高公司创新和促进公司价值成长从而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通过提出理论框架,识别和实证研究找出何种条件下CVC投资会影响公司投资者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拓展和丰富了公司创业研究文献。（4）本文基于创业企业异质性视角的CVC投资问题研究,丰富了企业异质性理论。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企业假设是“黑箱”、非异质性,后来随着科斯把“交易费用”纳入经济分析后,大量学者开始基于企业异质性角度研究企业竞争优势问题,但很少聚焦企业知识异质性特征对组织学习效应的影响。本研究探讨在CVC投资背景下,创业企业的知识异质性对CVC投资关系中组织间学习的影响,这更有利于理解CVC投资是如何影响公司投资者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的绩效,从而把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应用拓展到组织学习文献的研究中,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张帅[8]（2014）在《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收益法评估参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无形资产对创造企业价值的作用与日俱增，具有行业特点的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对于降低农产品成本，提高农产品品质，增强农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发挥重要作用。收益法作为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评估的首选方法，评估参数的预测方法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中的难点问题。本文结合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的特殊性及其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创造收益能力存在差异的特点，构建了评估参数预测的动态模型，解决了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预期收益和折现率的预测问题。本文以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收益法评估参数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首先对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农产品与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的关系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的特殊性及其价值影响因素。其次，预期收益的预测建立在农产品收益预测的基础上，由于农产品生产受到地域性差异、自然风险、水文环境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以农产品作为实现其价值的承载体，针对农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创造收益能力存在差异的特点，运用灰色预测理论构建了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产品收益额的预测模型，解决了多种不确定因素条件下对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产品收益额的预测问题；同时，基于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价值影响因素构建技术分成率指标体系，提出了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动态技术分成率，并采用对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产品收入进行技术分成的方法，解决了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超额收益的动态预测问题。针对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所依托的农产品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风险的差异性，对传统的采用单一折现率对收益额进行预测的方法进行改进，运用风险累加法，分析农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风险因素存在差异的特点，提出了分阶段预测折现率。最后通过案例分析验证了上述参数在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评估中的准确性和可操作性。本文提出的针对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收益法评估参数确定的思路和方法，对评估师开展此类业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同时对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产权流转、提升农业企业市场竞争力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王怀庭[9]（2014）在《技术资本参与公司治理及其管理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时代转移，生产要素范畴逐渐被学者引入到财务学领域，通过生产要素结构与资本构成的耦合，揭示“生产条件——劳动——生产要素——资本”的实践演化之路，促成抽象研究与具象研究的有机统一。生产要素作为一种社会实体形式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服从历史规划，从劳动的依赖关系出发和生产条件复合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规定，“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替代以前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是原始的生产方式”，因此，“资本的趋势”是“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服从历史规划的资本规定既是一定生产要素结构的生成结果，同时又对该要素结构进行新的设计。资本总的来说是对生产要素结构的特殊规定的社会总揽，孕育着资本总的发生学。而价值论对生产要素的分析无疑提供了这种研究上的优先权，使价值导向逻辑模型在构造上具有优先性。生产要素规定的“活动范围”，在中介模式上恰恰构成关于生产本身的历史成长分析，这在宏观上表现为生产要素的特殊逻辑模型构造，在微观上表现为价值导向技术资本管理因素模式。在上述背景下，依靠自主技术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发展方式，成为引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企业是自主技术创新的微观主体。作为技术创新在财务学中的应用，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活动，通过技术创新活动产生并进一步转化为生产性投入，在一定时期内产生一种租费流或收入流的耐用技术资产。技术资本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实现价值创造、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性要素资本，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已有取代传统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财务货币资本成为企业主体生产要素的趋势，技术资本战略上升为企业的重要竞争战略。然而，由于企业管理制度的滞后性，大多数企业尚未明确意识到技术资本所有者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使现有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也存在着明显缺陷，技术资本所有者并未得到与其价值创造贡献相匹配的权益。企业管理制度亟需锐意创新改革，以保障技术资本所有者相对应的权益，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经营优势，促进企业的高效率经营。论文以产权思想为逻辑视角，主要将财务学、经济学及会计学等学科联系并进行整合，对价值导向技术资本管理因素模型、嵌入技术资本的公司治理及技术资本产权安排与资本配置、投资决策模式、扩散渠道及收益分配效应的管理创新等议题进行系统性、跨学科的研究，提出技术资本所有者应作为企业主体分享企业剩余所有权，建立适应企业资本运营的管理模式，其中，价值导向技术资本管理是企业进行管理创新的必要前提，产权安排与资本配置是研究的逻辑基础，投资决策模式是研究的方法支持，扩散渠道及收益分配效应是研究的最终目的。企业通过管理创新，建立高效的资本运营管理模式，充分发挥技术资本这一关键生产要素的作用，既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又有深远的现实应用价值。纵观全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传统的物质资本所有者股东拥有企业全部剩余索取权只是一个特例。从资源依赖角度重新理解认识企业的性质，从企业中权力的性质及来源出发，讨论企业中的权力结构以及最优企业权力配置的评价标准，在分析技术资本投入与公司治理结构的相互影响后，阐述技术资本与企业所有权安排，并以技术入股为例说明技术资本拥有企业所有权的特征性事实，构建嵌入技术资本的公司治理和所有权分享模式与整合机制。（2）围绕技术资本产权界定的功能展开，从技术资本的产权配置理论出发，探讨技术资本产权安排与资本配置效率的经济分析，分析技术资本产权配置对现有技术创新及未来技术创新产品社会效益的影响，得出结论：从短期来说，研发部门的技术资本作为公共技术对生产部门是有利的，这种产权配置直接意味着价值从研发部门向生产部门的转移，但从长期来看说，这种技术资本的产权配置方式不仅对研发部门不利，对生产部门也是不利的。（3）从路径依赖角度出发，以技术断裂现象解释技术闭锁，同时找出技术解锁的技术转移战略方法，为选择合理的技术资本投资模式奠定基础。采用期权定价方法，研究企业最佳技术资本投资模式，并使用模型来帮助公司预测未来技术创新采用的决策，得到公司实行四个潜在的技术转移战略的概率。不同技术环境下，应根据技术资本转移战略的可能性和速度采用不同的技术资本投资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充分认识公司最佳技术战略的能力。（4）围绕技术型企业技术资本发展的一般演化进程，首先分析共性技术和新兴技术两种情形下的技术资本扩散博弈，确定最优技术资本扩散渠道，然后分析技术许可转让与技术并购对剩余索取权与收益分配效应的影响。从博弈结果来看：如果技术资本扩散程度较高，则最优战略是技术并购，而如果技术资本扩散程度较低，则最优战略是技术许可转让。无论技术资本扩散程度高低，从剩余索取权和收益分配角度看，技术型企业的技术并购要优于技术许可转让。鉴于将技术资本合理嵌入企业资本运营管理模式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较有难度，与该管理模式下技术资本产权安排与配置效率、投资决策模式和扩散渠道及收益分配效应相关的参考文献并不多，但是现实企业中的困惑和理论研究中的薄弱促使其成为亟需解决的议题。受限于本人的学术水平及研究能力，所以本文只是一个初步尝试，毋庸置疑会存在诸多不足及局限，谨希望有更多学者对该领域感兴趣，丰富并完善技术资本参与公司治理及其管理创新的衍生问题研究。
李萍[10]（2014）在《中国制造业的贸易条件研究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文中研究表明与传统的基于最终产品的国际分工形态相比,目前的国际分工的形式是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跨国公司作为经济主体,为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在全球配置资源,将产品生产过程所包含的不同价值链工序（环节）拆散后,在全球进行优化配置。相关研究认为全球生产网络形成是战后贸易额以及贸易比重迅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一把双刃剑,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位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位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配格局中仍处于劣势地位,贸易条件持续恶化。中国凭借劳动力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外贸易得以迅猛增长,大量相关研究显示中国已较深程度的融入了全球生产网络并成为“世界加工车间”。只有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才能更为准确的反映中国制造业参与新型国际分工的贸易利益,本文试图从贸易条件的视角探析中国外贸繁荣的本质,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的贸易条件如何变化,影响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中国制造业处于怎样的国际分工地位,这些问题均是中国贸易健康发展较为重要的问题。此外本文以发展中国家为理论视角,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体系中有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分析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研究了中国国际分工下的贸易条件及其影响因素。首先分别在比较优势框架内和H-O理论框架内理论分析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贸易国贸易利益、贸易条件及福利的影响。接着用入世后中国制造业2002年-2012年的贸易数据从出口价格的角度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且与代表国家进行了国际比较,并实证分析了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然后基于传统国际分工的最终产品的角度测算了中国制造业2002年-2012年的各种贸易条件并与代表国家进行了国际比较,试图较全面了解中国的贸易条件变化趋势。进一步地,我们对涉及中间品投入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最后我们试图寻求中国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先从宏观视角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影响因素;接着从微观视角用微观企业数据以高技能劳动力为解释变量实证分析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价格的影响因素,宏微观两种视角能更为全面的分析中国制造业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基于前文的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结论:（1）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有所提高,但整体水平仍偏低。中国制造业环节的国际分工地位呈现上升态势,但整体仍位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国际比较显示:经过多年的追赶中国制造业环节的国际分工地位到2012年低于马来西亚水平,而接近印度的地位。（2）国别比较视角下中国制造业正在经历“贫困化”增长的痛苦。价格贸易条件的国际比较显示:位于国际分工高端地位的发达国家贸易条件表现出改善态势,而低端的中国家表现出恶化态势,可见中国制造业价格贸易不仅在绝对意义上存在恶化,而且相对于发达国家在相对意义上更存在严重恶化。（3）中国非价格因素的大幅度提升弥补了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基于传统国际分工理论下中国各种贸易条件的测算结果显示:2002年-2012年中国制造业大多数行业的价格贸易条件呈现恶化态势,但由于中国制造业出口产量的提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幅度超过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幅度,使得中国制造业的收入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和双要素贸易条件均呈现改善态势。（4）中国要素因素和技术因素更有助于中国制造业改善国际分工地位。结合中国国际分工地位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劳动生产率和研发水平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有正向影响。因此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优化我国要素禀赋和增加对研发的投入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来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外资开放度的系数为正但并不显着,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吸引外资并没能达到预想的提高国内产业竞争力的目的。（5）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呈改善态势,但改善幅度相对于贸易发展速度而言非常微小,价值链意义的“贫困化”增长得到支持。虽然利用HS6位码贸易数据测算2002年-2012年制造业大多数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呈改善态势,但改善幅度对比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而言非常微小,“贫困化增长指标”显示大部分行业在绝大多数年份“贫困化”增长现象比较严重。（6）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是影响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的重要因素。结合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一方面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是影响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反映国际技术水平全要素生产率能够促进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的提高。（7）利用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高技能劳动力对出口价格有正向影响。利用2004年-2005年中国制造业的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高技能劳动力有助于中国制造业出口价格的提高。因此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出口价格改善贸易条件。
二、中美技术型无形资产转移的过程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美技术型无形资产转移的过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 2.2.1 方向动力 |
| 2.2.2 政策导向 |
| 2.2.3 模式选择 |
| 2.2.4 可行路径 |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问题表现 |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 4.2 症因探析 |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 |
| 三、研究方法、预期创新与难点 |
| (一)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 |
| (二)本文的创新点、难点 |
| 四、论文框架等内容 |
| 第一章 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提出 |
| 一、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价值巨大且功能多元 |
| (一)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的经济价值 |
| (二)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的特殊功能 |
| 二、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表现 |
| (一)早期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的流失 |
| (二)近期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的流失 |
| 第二章 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成因分析 |
| 一、宏观经济政策导向的影响 |
| 二、国内执法不力及法律规制不足 |
| (一)反垄断执法不力 |
| (二)外商投资法律中相关规制不足 |
| 三、投资条约中知识产权利益衡平关照不足 |
| 四、企业层面原因 |
| (一)并购协议中驰名商标保护条款的设置不足 |
| (二)外资并购中外国投资者与我国企业利益失衡 |
| (三)外国投资者实施商标策略削弱驰名商标市场竞争力 |
| (四)我国企业对驰名商标保护意识不足及保护手段不力 |
| 第三章 解决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导向 |
| 一、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保护的适度性 |
| 二、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相关主体利益平衡的实现 |
| 三、外资并购中商标权保护的基本逻辑 |
| (一)并购准备阶段 |
| (二)并购执行阶段 |
| (三)并购整合阶段 |
| 第四章 解决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路径 |
| 一、域外经验对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应对的启示 |
| (一)美国经验对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应对的启示 |
| (二)欧盟国家经验对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应对的启示 |
| (三)其他国家经验对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应对的启示 |
| 二、反垄断法和外资立法层面 |
| (一)反垄断立法的完善与执法的加强 |
| (二)外商投资立法的完善 |
| 三、投资条约中知识产权利益的再平衡 |
| 四、企业层面 |
| (一)外资并购协议驰名商标保护条款的科学设置 |
| (二)我国企业通过尽职调查避开外国投资者恶意收购 |
| (三)我国企业通过价值评估明确自身驰名商标价值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市场的影响研究 ——基于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和结构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 |
| 2.1.2 就业、就业结构及技能工资溢价 |
| 2.2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1 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3 技能工资溢价理论 |
| 2.4 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就业市场 |
| 2.4.1 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 |
| 2.4.2 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结构 |
| 2.4.3 对外直接投资与技能工资溢价 |
| 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制造业就业市场的发展概况 |
| 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与特征 |
| 3.1.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 |
| 3.1.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特征 |
| 3.2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特征性事实 |
| 3.2.1 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 3.2.2 制造业企业整体就业现状 |
| 3.2.3 制造业就业结构特征 |
| 3.2.4 制造业企业技能工资溢价特征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国内就业市场的机制分析 |
| 4.1 对外直接投资对总体就业规模的影响机制 |
| 4.2 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机制 |
| 4.3 对外直接投资对技能工资溢价的影响机制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就业增长 |
| 5.1 模型设定、变量和数据说明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2 基本估计结果与构建反事实控制组 |
| 5.2.1 构建反事实控制组 |
| 5.2.2 基本估计结果 |
| 5.3 对外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异质性检验 |
| 5.3.1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5.3.2 投资目的地异质性检验 |
| 5.3.3 投资类型异质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就业结构 |
| 6.1 模型设定、变量和数据说明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设定及数据说明 |
| 6.2 基本估计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6.2.1 基本估计结果 |
| 6.2.2 内生性检验 |
| 6.2.3 其它稳健性检验 |
| 6.3 对外直接投资就业结构效应的异质性检验 |
| 6.3.1 行业异质性检验 |
| 6.3.2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6.3.3 投资目的地异质性检验 |
| 6.3.4 投资类型异质性检验 |
| 6.4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就业技能结构的机制检验 |
| 6.4.1 技术创新效应检验 |
| 6.4.2 生产转移效应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中国对直接投资与本国技能工资溢价 |
| 7.1 模型设定、变量和数据说明 |
| 7.1.1 模型设定 |
| 7.1.2 变量设定及数据说明 |
| 7.2 基本估计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7.3 对外直接投资技能工资溢价效应的异质性检验 |
| 7.3.1 行业异质性检验 |
| 7.3.2 地区异质性检验 |
| 7.3.3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7.3.4 投资目的地异质性检验 |
| 7.3.5 投资类型异质性检验 |
| 7.4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技能工资溢价的机制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创新 |
| 三、论文的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基本原理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要 |
| 一、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念界定 |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特点总结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纳入投资范畴的理论基础 |
| 一、作为“投资”的知识产权具有特殊性 |
| 二、知识产权纳入投资范畴的依据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保护对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 |
| 一、基于邓宁“国际生产折衷论”的一般理论分析 |
| 二、基于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实证考量 |
| 第四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主要环节的法律问题 |
| 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的认定与承担 |
| 二、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考量 |
| 三、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规制 |
| 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 |
| 第二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尽职调查法律责任分析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独特性 |
| 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内涵界定 |
| 二、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特征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解决的法律问题 |
| 一、识别目标方有无相关知识产权 |
| 二、识别目标方有无涉诉或涉诉威胁 |
| 三、识别目标方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 |
| 四、识别目标方被许可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 |
| 五、识别目标方知识产权有无抵押等障碍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法律责任认定分析 |
| 一、目标方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责任 |
| 二、并购方违反保密协议的法律责任 |
| 三、管理层违反相关义务的法律责任 |
| 四、律师等中介机构的违约或侵权责任 |
| 第三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考量 |
| 第一节 并购中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界定 |
| 一、知识产权价值来源分析 |
| 二、并购中的知识产权评估特点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需求 |
| 一、价值评估的战略需求 |
| 二、价值评估的交易需求 |
| 三、价值评估的税收需求 |
| 四、价值评估的融资需求 |
| 五、价值评估的诉讼需求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及选择 |
| 一、市场评估方法 |
| 二、成本评估方法 |
| 三、收益评估方法 |
| 四、并购中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的选择 |
| 第四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法律依据 |
| 一、专利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二、商标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三、着作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四、商业秘密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第四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垄断行为辨析 |
| 一、跨国并购中的知识产权滥用界定 |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的一般垄断行为分析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滥用规制的理论基础 |
| 一、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关系之辩 |
| 二、禁止权利滥用理论 |
| 三、相对利益平衡理论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实践分析 |
| 一、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国内实践评析 |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国际实践评析 |
| 第五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层面的国家安全界定 |
| 一、基于专利权的科技安全 |
| 二、基于着作权的文化安全 |
| 三、基于商标权的产业安全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实践的思考 |
| 一、美国为代表的并购中新兴技术国家安全审查 |
| 二、加拿大为代表的并购中国家文化产业安全审查 |
| 三、中国为代表的并购中品牌依存度产业安全审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数字经济下特许权使用费跨境所得税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一、数字经济下特许权使用费跨境所得定性问题的研究 |
| 二、数字经济下特许权使用费跨境所得税权归属问题的研究 |
| 三、数字经济下无形资产转让定价问题的研究 |
| 四、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点与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点 |
| 二、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数字经济下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基本内容介绍 |
| 一、数字经济的内涵 |
| 二、数字经济的主要特征 |
| 三、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特许权使用费的定义及跨境征税规则 |
| 一、特许权使用费的定义 |
| 二、特许权使用费跨境征税规则 |
| 第三节 数字经济下对特许权使用费跨境征税的挑战 |
| 第三章 数字经济下特许权使用费跨境所得税问题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下特许权使用费跨境所得界定问题 |
| 一、特许权使用费与营业利润的界定 |
| 二、特许权使用费与劳务所得的界定 |
| 第二节 数字经济对特许权使用费跨境所得税权归属的影响 |
| 一、跨境所得税权划分原则在数字经济下的发展 |
| 二、常设机构对跨境特许权使用费税权归属的影响 |
| 三、转让定价对跨境特许权使用费税权归属的影响 |
| 第四章 特许权使用费跨境所得税案例 |
| 第一节 泛美卫星税收案 |
| 一、案件背景及争议焦点 |
| 二、案件处理过程及结果 |
| 第二节 OECD关于跨境设备租赁所得征税权分配的界定 |
| 第三节 泛美卫星税收案的启示 |
| 第五章 数字经济下特许权使用费跨境所得税国际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OECD对包含特许权使用费跨境所得税问题的研究成果 |
| 一、OECD对数字经济下跨境所得税权划分的提案(支柱1) |
| 二、OECD对数字经济下防止税基侵蚀的提案(支柱2) |
| 三、两项提案对于跨境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税问题的适用性 |
| 第二节 部分国家数字经济下特许权使用费跨境所得税方案 |
| 一、常设机构修订/替代方案 |
| 二、预提所得税方案 |
| 第六章 数字经济下完善我国特许权使用费跨境所得征税规定的建议 |
| 第一节 我国特许权使用费跨境所得征税的相关规定 |
| 一、我国税法对特许权使用费的定义 |
| 二、我国税法对特许权使用费征税的规定 |
| 第二节 数字经济下完善我国特许权使用费跨境所得税法规的建议 |
| 一、扩充国内税法中特许权使用费的范畴 |
| 二、重塑常设机构定义 |
| 三、增设独立交易原则的补充措施 |
| 四、在国际层面积极推动特许权使用费跨境税收分享原则的实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公司创业投资对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设计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章节安排 |
| 1.5 数据来源 |
| 1.6 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国外学者基于CVC投资公司视角的研究文献 |
| 2.1.1 公司CVC投资的动机和目标 |
| 2.1.2 CVC项目的治理结构 |
| 2.1.3 公司CVC投资实践及相关影响因素 |
| 2.1.4 公司CVC投资绩效 |
| 2.1.5 国外学者基于CVC投资公司视角研究评述 |
| 2.2 国外学者基于CVC投资的创业企业视角的研究文献 |
| 2.2.1 创业企业向CVC融资的动机及影响因素 |
| 2.2.2 CVC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 |
| 2.2.3 CVC与IVC对创业企业绩效影响的差异对比 |
| 2.2.4 国外学者基于创业企业视角研究评述 |
| 2.3 国内学者CVC研究文献回顾 |
| 2.3.1 国内学者的理论研究 |
| 2.3.2 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 |
| 2.3.3 国内CVC研究评述 |
| 2.4 CVC研究理论基础 |
| 2.4.1 资源基础观 |
| 2.4.2 知识基础观 |
| 2.4.3 创新搜寻与组织学习理论 |
| 2.4.4 实物期权理论 |
| 2.4.5 CVC研究理论基础小结 |
| 2.5 本章小结 |
| 3 中国沪深主板上市公司CVC投资现状分析 |
| 3.1 1994～2012期间中国CVC投资现状分析 |
| 3.2 1998～2012期间沪深主板上市公司CVC投资现状分析 |
| 3.2.1 沪深主板上市公司参与CVC投资的开端 |
| 3.2.2 沪深主板上市公司参与CVC投资现状 |
| 3.3 1998～2012期间CVC项目投资的创业企业分析 |
| 3.3.1 CVC项目对创业企业投资的特征分析 |
| 3.3.2 CVC项目投资的创业企业特征分析 |
| 3.4 沪深主板上市公司CVC投资存在的问题 |
| 3.5 本章小结 |
| 4 CVC投资对公司投资者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
| 4.1 引言 |
| 4.2 理论与假设 |
| 4.2.1 CVC投资与公司投资者技术创新 |
| 4.2.2 吸收能力对CVC投资与公司投资者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 |
| 4.2.3 卷入程度对CVC投资与公司投资者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 |
| 4.2.4 控股与非控股CVC项目治理结构下CVC投资与公司投资者技术创新关系的差异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研究策略 |
| 4.3.2 数据收集 |
| 4.3.3 变量设置与测量 |
| 4.3.4 实证方法 |
| 4.4 实证结果 |
| 4.4.1 子问题1-1实证结果 |
| 4.4.2 子问题1-2实证结果 |
| 4.4.3 子问题1-3实证结果 |
| 4.5 结果讨论 |
| 4.5.1 子问题1-1研究结果讨论 |
| 4.5.2 子问题1-2研究结果讨论 |
| 4.5.3 子问题1-3研究结果讨论 |
| 4.6 本章小结 |
| 5 CVC投资对公司投资者价值创造的影响机制 |
| 5.1 引言 |
| 5.2 理论与假设 |
| 5.2.1 CVC投资与公司投资者价值创造 |
| 5.2.2 控股与非控股CVC项目治理结构下CVC投资组合多元化与企业价值 |
| 5.2.3 不同企业价值水平下CVC投资组合多元化与企业价值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研究策略 |
| 5.3.2 数据收集 |
| 5.3.3 变量设置与测量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子问题2-1实证结果 |
| 5.4.2 子问题2-2实证结果 |
| 5.4.3 子问题2-3实证结果 |
| 5.5 结果讨论 |
| 5.5.1 子问题2-1实证结果讨论 |
| 5.5.2 子问题2-2实证结果讨论 |
| 5.5.3 子问题2-3实证结果讨论 |
| 5.6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
| 6.2.1 理论贡献 |
| 6.2.2 实践启示 |
| 6.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8）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收益法评估参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评估概述 |
| 2.1 无形资产及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的界定 |
| 2.1.1 无形资产的界定 |
| 2.1.2 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的界定 |
| 2.2 农产品与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关系界定 |
| 2.2.1 农产品的范围 |
| 2.2.2 农产品与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的关系 |
| 2.2.3 农产品收入与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收益额关系 |
| 2.3 无形资产评估的价值基础 |
| 2.4 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收益法及其参数 |
| 2.4.1 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评估收益法 |
| 2.4.2 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收益法评估主要参数 |
| 3 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的特殊性及其价值影响因素 |
| 3.1 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的特殊性 |
| 3.1.1 无形资产的特点 |
| 3.1.2 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的特点 |
| 3.1.3 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评估的特殊性 |
| 3.2 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价值影响因素 |
| 3.2.1 法律影响因素 |
| 3.2.2 技术影响因素 |
| 3.2.3 经济影响因素 |
| 3.2.4 自然环境影响因素 |
| 4 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收益额及其分成率 |
| 4.1 收益额的本质 |
| 4.2 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收益额与农产品生命周期关系 |
| 4.2.1 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收益额 |
| 4.2.2 收益额与农产品生命周期的关系 |
| 4.3 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收益额的确定方法 |
| 4.3.1 预期收益额测算的一般方法 |
| 4.3.2 农产品预期收益的预测 |
| 4.3.3 基于灰色评估模型的农产品销售收入预测 |
| 4.4 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分成率确定方法 |
| 4.4.1 技术分成率的传统计算方法 |
| 4.4.2 层次分析法在动态技术分成率中的应用 |
| 5 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折现率 |
| 5.1 折现率本质及构成 |
| 5.2 折现率确认的原则 |
| 5.3 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折现率确定的一般方法 |
| 5.4 单一折现率模型的改进—动态折现率 |
| 5.4.1 基于产品生命周期动态折现率的提出 |
| 5.4.2 动态风险报酬率的影响因素 |
| 5.4.3 动态风险报酬率的确定 |
| 6 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收益法评估案例应用 |
| 6.1 案例基本情况 |
| 6.2 评估过程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9）技术资本参与公司治理及其管理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问题和意义 |
| 1.2.1 本文研究的问题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贡献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述评 |
| 2.1 生产要素理论与文献述评 |
| 2.1.1 生产要素范畴的形成与发展 |
| 2.1.2 简要评述 |
| 2.2 技术资本参与公司治理的文献述评 |
| 2.2.1 技术资本的有关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2.2 技术资本参与公司治理的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3 企业创新的理论述评 |
| 2.3.1 企业创新的内涵 |
| 2.3.2 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联系 |
| 2.3.3 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联系 |
| 2.4 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
| 2.4.1 技术资本理论研究的局限性 |
| 2.4.2 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理论研究的局限性 |
| 2.5 本章小结 |
| 3 技术资本化：实例与实证分析 |
| 3.1 技术资本的实例与分析 |
| 3.1.1 自主技术资本积累——以华为公司为案例 |
| 3.1.2 技术资本和创造资本的培育——以联想公司为案例 |
| 3.1.3 对案例的再思考 |
| 3.2 技术资本与货币资本结构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
| 3.2.1 研究假设 |
| 3.2.2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
| 3.2.3 模型设计与实证检验 |
| 3.3 案例与实证研究的启示 |
| 3.3.1 技术资本是企业价值驱动主要因子 |
| 3.3.2 技术资本的本质特征是创造价值 |
| 3.3.3 技术资本的财务特征及其复杂性 |
| 3.3.4 价值导向技术资本管理 |
| 3.4 本章小结 |
| 4 嵌入技术资本的公司治理 |
| 4.1 资源依赖角度对企业性质的认识 |
| 4.1.1 企业本质观点的评述 |
| 4.1.2 资源依赖角度对企业本质的解释 |
| 4.2 企业中权力的性质及来源 |
| 4.2.1 企业中权力的性质 |
| 4.2.2 企业中权力的来源 |
| 4.2.3 企业中的权力结构 |
| 4.3 技术资本与企业治理结构 |
| 4.3.1 技术资本与企业治理结构创新 |
| 4.3.2 技术资本与企业所有权安排 |
| 4.4 技术资本嵌入性与公司治理结构 |
| 4.4.1 技术资本与企业的契约性质 |
| 4.4.2 技术资本拥有企业所有权的特征性事实：技术入股 |
| 4.4.3 嵌入技术资本的公司治理和所有权分享模式与整合机制 |
| 4.5 本章小结 |
| 5 技术资本产权安排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分析 |
| 5.1 技术资本的产权配置理论 |
| 5.1.1 技术资本产权界定的功能 |
| 5.1.2 技术资本产权安排与资本配置效率 |
| 5.2 技术资本产权安排与资本配置及经济效率的关系 |
| 5.2.1 技术资本产权安排的公平性标准 |
| 5.2.2 技术资本产权配置与经济效率的内在联系 |
| 5.3 技术资本产权归属与分享的经济分析 |
| 5.3.1 技术资本产权归属与分享模型 |
| 5.3.2 技术资本原始创新权的归属和分享的建议 |
| 5.4 本章小结 |
| 6 技术资本的投资决策模式 |
| 6.1 技术转移战略与技术资本投资 |
| 6.1.1 技术闭锁与技术转移战略 |
| 6.1.2 技术转移与技术资本投资 |
| 6.2 模型与理论假设 |
| 6.3 最佳技术资本投资战略的选择 |
| 6.4 技术资本转移战略的可能性和速度 |
| 6.5 不同技术环境下的技术资本投资模式的创新 |
| 6.5.1 不同技术环境下的技术创新战略 |
| 6.5.2 技术资本投资战略的治理趋势 |
| 6.6 本章小结 |
| 7 技术型企业技术资本扩散渠道及收益分配效应 |
| 7.1 技术型企业技术发展的一般演化进程 |
| 7.2 技术型企业技术资本扩散博弈分析 |
| 7.2.1 技术型企业共性技术博弈分析 |
| 7.2.2 技术型企业新兴技术博弈分析 |
| 7.3 技术型企业技术资本扩散的收益分配效应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在学期间参加的研究项目 |
（10）中国制造业的贸易条件研究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框架和方法 |
| 1.3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关于传统国际分工下贸易条件的文献回顾 |
| 2.2 关于国际分工地位的文献回顾 |
| 2.3 关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的文献回顾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贸易条件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 静态比较优势框架内的分析 |
| 3.2 动态比较优势框架内的分析 |
| 3.3 H-0框架内的分析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研究 |
| 4.1 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测算 |
| 4.2 分工地位的国际比较 |
| 4.3 中国国际分工地位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第五章 传统国际分工下中国制造业贸易条件的分析 |
| 5.1 中国制造业价格贸易条件的测算 |
| 5.2 中国制造业收入贸易条件的测算 |
| 5.3 中国制造业要素贸易条件的测算 |
| 5.4 中国制造业“属人原则”贸易条件的测算 |
| 5.5 贸易条件的国际比较 |
| 第六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的测算 |
| 6.1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测算 |
| 6.2 中国制造业加工贸易方式贸易条件的测算 |
| 6.3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的测算 |
| 第七章 中国制造业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7.1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宏观视角 |
| 7.2 中国制造业出口价格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微观视角 |
| 第八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课题 |
| 致谢 |
四、中美技术型无形资产转移的过程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研究[D]. 杜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市场的影响研究 ——基于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分析[D]. 卢阳阳. 浙江大学, 2021(01)
- [5]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D]. 胡宏雁. 吉林大学, 2020(03)
- [6]数字经济下特许权使用费跨境所得税问题研究[D]. 权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1)
- [7]公司创业投资对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D]. 万坤扬. 浙江大学, 2015(05)
- [8]农业技术型无形资产收益法评估参数研究[D]. 张帅. 河北农业大学, 2014(03)
- [9]技术资本参与公司治理及其管理创新研究[D]. 王怀庭. 中国海洋大学, 2014(12)
- [10]中国制造业的贸易条件研究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D]. 李萍. 南京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