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千年国际花生学术研讨会在青隆重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许菲[1]（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王妍[2]（2021）在《国家公园体制内自然、人与权力的研究 ——以三江源杂多县昂赛乡为例》文中提出
江爱华[3]（2020）在《从传统到现代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剧目建设研究（1953-2019）》文中研究指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前身是安徽省黄梅戏剧团,于1953年建立,1987年3月剧团正式更名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剧院的建立是戏曲艺术体制现代化的目标和结果,其剧目建设承接着黄梅戏剧种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脉络,关乎黄梅戏剧种的盛衰。本文在前辈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为个案,结合相关戏曲政策,对其成立66年以来创作排演的近460出剧目进行系统地梳理和研究,考察剧目创作与剧种发展的相互关系,并以此为主线来结构整篇博士论文的框架。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近七十年的剧目创作按其成就而言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建团伊始至千禧年为第一阶段,千禧年至2019年为第二阶段。按题材可分为四大类型,即黄梅戏传统剧的改编,移植剧目的创作,新编、改编历史剧的创作,现代戏创作。第一阶段的建团初期,黄梅戏传统剧的改编催生了经典的诞生,促使黄梅戏一度振兴,黄梅戏生、旦两行表演取得长足的发展,建立了一支艺术人才队伍,黄梅戏新皖剧的地位得以确立。八十年代初至本世纪末,历史剧和现代戏的创作催生了黄梅戏新经典剧目的诞生,黄梅戏出现了二度振兴,黄梅戏生、旦两行的表演继续发展。比之传统剧的改编,历史剧和现代戏的创排出现了新的变化,即剧化和雅化倾向。剧目创作与剧种发展良性互动,互相促进,相互成就。黄梅戏剧种以开放的姿态积极与新媒体技术结合,黄梅戏电影、黄梅戏电视剧风靡一时,戏曲艺术人才代际更迭,群星闪耀,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在同侪中处于领军位置,可谓辉煌。进入两千年以后,第二阶段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剧目创作整体态势趋向滞后和单一,三度振兴的呼声雷声大雨点小,始终没有推出代表性剧目作品,黄梅戏的舞台表演艺术没有更上层楼,艺术人才队伍青黄不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因此失去领跑资格和行业老大的位置,同一时期安庆市和湖北省的黄梅戏院团佳作频出、人才济济,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三驾马车齐驾并驱、平分秋色。虽然失去领军地位,但第二阶段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创作排演了二十多部新编剧目,为新世纪剧目建设提供了多元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使得黄梅戏的高峰艺术作品成为可能、值得期待,三度振兴成为可能。考察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近七十年的剧目创作,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也依旧存在着诸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成为剧目创作的顽疾,三度振兴的道路依旧道阻且跻。
李永娜[4]（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文中提出作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国家认同能把整个国家共同体中的单个个体团结起来,对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保障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宣告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1949年到1956年是各民族人民对新中国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施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获得了广大人民真诚地支持和拥护。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发展的新中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同,全面深入地探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经验,既有助于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理论,又能为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启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认同是“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发展到近代社会,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中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国的国家认同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转变,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整合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增强了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得以建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在异常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始萌芽、生长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在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相互交错,纷繁复杂,少数民族地区更是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猖狂,政治参与冷漠、文化认同狭隘模糊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国家整体层面审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特殊性、文化特异性、政治归属性和利益整合性,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可能性。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剿匪反霸工作,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进行了民主建政工作,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创造性地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积极疏通了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更好地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政治保障。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改良农具和农牧业生产技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开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制定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和税收优惠照顾政策,为少数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夯实了经济基础。除此之外,党和政府还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观需求和现实需要,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针对各种错误思想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广泛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积极营造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架设了坚实的文化支撑。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培育并筑牢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忠诚感,使少数民族群众对新中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产生了对新中国强烈的认同情感。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毫不动摇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千方百计帮助少数民族促进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等经验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波澜壮阔,回顾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面临的种种挑战、采取的有力举措,并总结其取得的宝贵经验,为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必须正确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用法制来保障民族团结。
周莹[5]（2020）在《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文中提出新闻标题是人们接触新闻的第一窗口。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新闻愈发成为了人们获取新闻信息最便捷快速的渠道。其中,“今日头条”作为当代在线用户数量最多的门户网站,在传播新闻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本文利用爬虫技术抓取了2019年3月至2019年5月的今日头条客户端新闻标题作为研究语料。分别从词汇、语法、修辞、语用等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在词汇方面,统计了今日头条新闻标题中的高频词,分类分析后我们发现标题中名词、动词使用最为广泛。在语法方面,新闻标题主要有单句式、组合式、成分缺省式这三类句型结构,在句类的选择上,以陈述句和疑问句为主。在修辞方面,从标题的词语层面的修辞、辞格层面的修辞这两个部分对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进行探讨。最后,从语用角度结合关联理论具体分析语料,我们发现标题创作是制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关键在于激发读者结合语境取得最佳关联。
顾润泽[6]（2020）在《青岛商会研究（1929-1937）》文中指出1897年德国人侵占胶州湾,自此青岛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翻看青岛1897年至1937年的历史,大致可谓分为两段,即德、日占领的殖民时期和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下的中央管控时期。青岛频繁的政权交替之下,是青岛商业的蓬勃发展。近代青岛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枢纽城市,商业气息浓厚。政权的频繁更迭造成了政府对社会控制力减弱,为民间组织的活动提供了绝佳的土壤,加之青岛因商而兴,所以以青岛商会为代表的商人组织自然而然在青岛的社会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青岛商会是在多个社会团体影响下诞生的。1910年青岛第一届商会青岛华商商务总会成立以前,青岛存在三方联系紧密的商人团体:一为1904年成立的中华商务公所;二为以地域为纽带建立的三大会馆;三是为德国人服务的中华商务公局。其中三大会馆并未因青岛商会的成立而消亡,而是一直相伴青岛商会发展。如果从商会的组成架构上说,三大会馆是青岛商会的前身。1910年的第一届商会可以理解为三大会馆吸收了其他小散户发展而来。如果从符合1904年清廷颁布的组织商会条例看,1904年由万涌基等商号成立的青岛商务公所则为源头。若以时间最早为限,则是1891年胡存约等人在天后宫成立的“公所”。倘若以对青岛商会的影响来说,则中华商务公局为源头。1929年青岛收归南京国民政府管理,在国民党“训政”的要求下,青岛总商会被迫改组。但是商会按要求改会董制为委员会制、更名为青岛市商会的改组活动却并非一帆风顺,整个改组过程出现多次反复,历时两年才正式完成。改组后的青岛商会选举出新一任的会长和各委委员,通过比较不同时期商会的人员构成不难看出,历届青岛商会中鲁省商人占大多数。其中,青岛本地的商人渐渐式微,烟台籍商人逐渐占青岛商会的会员的多数。青岛商会在发展过程中还有了大量的附属机构,但是商会对这些附属机构的态度却不尽然相同,例如商会对商业补习学校就比较上心,对贫民习艺所则十分抵触。造成这种局面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商会经费紧张,商会更愿意把有限的经费用来促进商业发展非而助力民间慈善事业。由于商会经费紧张,协助政府收取税收、获得佣金成为商会经费一大来源。但是民间组织参与税收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格格不入。1933年青岛市市长沈鸿烈遇刺进而引发的辞职事件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可能。在沈鸿烈的辞职风波中,青岛市商会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沈鸿烈大造社会舆论,一时风光无两。最终,沈鸿烈在青岛市商会的帮助下继续担任市长,青岛市商会也继续代征营业税。通过整个事件,我们不难发现,青岛商会在民间有强大的能量,对青各界能产生强大的影响商会设立的初衷便是通商情、发展商业。青岛商会在参与社会事务的同时并未忘记自己的主要职责。税收一直是影响商业经营的重要因素,青岛商会积极开展各项活动抗议政府的苛捐杂征,努力为商户提供良好的税收环境。同时商会积极参与处理商业纠纷,并协助商户抵御经济危机的冲击。在商会的领导下,青岛土产、货栈业等华商顺利度过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并且商会与市政府通力合作,成立青岛农工银行。农工银行为方便农村交易独立发行小额货币用于流通、为方便农、渔发展大量贷款给小农户,为青岛农村发展注入很大活力。农工银行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商业银行的特点,具有了调控地方金融的功能。除此之外,商会还举行各种国货运动,抵制外国资本的侵略。总之,青岛商会在1929年至1937年蓬勃发展,在青岛民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闫泓琪[7]（2020）在《中国早期电影与观众关系研究（1896—1937）》文中指出电影观众即观看与消费影片的大众群体,作为一个群体的概念,观众不单单是电影的消费者与欣赏者,在影片的创作与发展方向上,观众也通过一种“隐形”的身份参与其中,并对电影的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电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舶来品,作为电影消费者的大众,其观影习惯也是在观看外国电影中逐步培养并形成的。外国电影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发展之际,越来越多的国人也走上了摄制影片的道路,可以说,早期电影观众的审美变迁同中国电影的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电影技术与内容的进步促使观众审美进行改变,观众审美的提高又对电影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为吸引更多的观众,电影放映场所愈加现代化,现代化专业影院的出现又对观众的观影行为进行制约。在电影与观众这种相互影响又互相促进的关系之下,国产电影在技术上从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转变;内容上由奇观电影向叙事电影转变;观影场所上由公共场所向专业的影院迈进。而早期的电影观众也随着电影的发展在审美水平、行为礼仪上不断做出调整与改变,与此同时,观众的数量也在电影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发展。可以说,早期电影的历史,不仅是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也是中国电影观众的成长历史,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早期观众在态度上经历了从被动的接受电影向主动走入影院转变;阶级构成上由以上层阶级为主到向中下层阶级蔓延;数量上由人数鲜少到壮大,不同的时期电影观众展现出了不同的变化与特点,总体上由传统戏曲影响下的观众特点向现代化新型电影观众转变。本文共分为四章,力图在研究中结合电影创作、电影放映、电影接受的变化来论述电影观众与电影发展的互动与影响,并呈现出观众在不同时期的特点,从而在纵横交错的电影历史中绘制出电影观众的成长历史。第一章论述了早期电影传入初期电影观众对电影接受态度的转变,由被动观影向主动观影转变;第二章论述了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商业浪潮下,市民阶级电影观众的审美心理及其类型特征;第三章主要论述了20世纪30年代,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电影技术与创作变化对知识分子以及影迷大众观众群体的影响,以及这一时期电影观众的现代性特征。第四章是总结章节,主要论述了电影观众与电影创作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促进的闭合关系,探究观众对电影创作的影响。
松芳[8]（2020）在《青稞糌粑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青稞糌粑为中心的藏族饮食文化为研究对象,主要从饮食人类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在地化观察与研究,对青稞糌粑文化的特征、价值和意义进行探讨。重点考察了在饮食生活中,藏民族如何运用相关青稞糌粑的内部知识体系,理解并调适人同所处特殊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尝试通过地方性知识及“生长于斯”的经验性的“深描”,完成关于青稞糌粑的食物民族志写作。同时,从糌粑文化的个案研究出发,探索藏族传统饮食文化的整体研究构架,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路径,并试图与文化生态学、象征人类学等多种研究范式进行对话。藏区至今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围绕青稞糌粑的技艺、制度、信仰等传统文化知识体系形态,藏族饮食文化的综合特点在于:单一的食材、极简的烹制和规模化的生产,朴素与实用的形态背后却隐含有人类精神中更多的文明指数,并拥有与之相应的一套文化意义体系。论文首先梳理了藏人对青稞生成环境的认知和糌粑原料的获取过程;描述糌粑的生产制作与食用方式以及饮食制度;围绕在不同空间展开的各种仪式中糌粑作为信仰食物所呈现出的象征意义;探讨了糌粑作为藏人主食具有的感官、记忆与自我认同功能;以及在现代性实践中的现状及可能的未来走向。论文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四个方面:第一,饮食文化中,食物原料的生产环境决定人们的生计方式和饮食形态,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生态环境是决定饮食文化的主要因素,因此,整体对青稞糌粑文化的把握,应从“地理和人文的结合部”的角度去理解,方法论方面应注重饮食实践层面的综合考察。第二,作为生物性营养需要的糌粑和作为精神需求的糌粑之间相互转化,贯穿于藏文化的方方面面,使藏人对糌粑有着习惯性的忠诚,成为维系统一藏族传统文化的纽带。第三,藏人与青稞糌粑的互动,和与其所处青藏高原特殊环境之间相互调适的过程中,所形成的饮食文化对象征符号的运作,使食物的意义进入象征系统并成为破译文化的符码,在广泛的时空中扮演着连接人与所处环境之间的中介角色。不同文化赋予具有永恒功能的食物以不同的意义,生活在藏文化中的人们,在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和逻辑的象征体系之中,形成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认知。同时,借助于象征符号的能动性运作,人与其所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间的调适终以和谐实现。第四,外来的饮食及其文化,扩大了藏族原有的饮食体系,丰富了本土糌粑为主食的饮食结构,而未替代糌粑酥油在藏族饮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糌粑酥油为核心的饮食文化系统,在整体的藏文化中形成一个特殊的文化体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边界。论文力求把对青稞糌粑文化的探讨,贯穿一条鲜明的人文思想主线,糌粑为主兼及其他的饮食结构、“医食同源”的藏人饮食保健养生思想、生命平等的生态法则、尚“善”的人文观念和“尊老”的传统。
谢斌[9]（2019）在《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文中研究表明韩国的对华政策在其外交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中韩关系在整个韩国对外关系中的份量越来越重。然而,近十年间中韩关系却发生了数次明显的波动。这说明,两国间尽管存在大量的共同利益,从而推进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但显然也存在着冲突性的利益,并时而因此导致双边关系受到冲击。面对着当前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的泛起,维护好中韩关系对于维持地区稳定、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两国的持续发展与持久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回顾过去十年间韩国的对华政策,分析其出台政策的内外背景,明确其政策目标和可利用的资源,并在回顾其对华政策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韩国对华决策过程中的各种倾向及影响要素,明确理解韩国政府对华政策继承和调整,探寻其中规律性的内涵,明确其政策选择的方向和面临的问题,对于判断韩国对华政策走向,以及实现中韩双方的政策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从韩国对华政策的背景来看,历史上的朝贡体制形成了两国间“事大字小”的双向义务关系。但到了近代,原本中性的事大主义一词却被演绎成了极具贬义色彩的观念,甚至被称为朝鲜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并导致了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思潮的出现。随着二战结束后的美苏分治、冷战爆发及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日益根深蒂固,但却形成了新的对美“事大主义”。而韩国国内的政治力量也从近代之后逐步形成、分立为保守阵营和进步阵营。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现代意义上的保守政党和进步政党逐渐成为韩国的两大政治势力,并实现了数次政权交替。两大阵营在对华政策上有着明显的偏好差别,保守阵营对华存在着明显的猜忌和不信任,对外政策更加倚重美韩同盟;进步阵营更加强调民族和国家的自主,主张在大国之间维持均衡,但也对韩国对华经济依赖、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等问题耿耿于怀。但韩国对华经济依赖的持续加强是个不争的事实,它和中美两国竞争态势凸显、朝鲜半岛对峙格局持续,一并构成了韩国对华政策的外部环境。经过十多年的磨合,到2008年李明博政府执政时,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已经大致清晰。首先,韩国的对华政策意在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的地区格局,即在中美两大强国竞合进程中,分别借力来维持对另一方的均衡,尤其是以美韩同盟来“远交近攻”,预防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其次,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积极争取中国的支持,以缓和地区局势、推动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以及促进国家统一进程,同时也提防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防止中国再次“主宰”朝鲜半岛的命运。最后,积极推进对华经济合作,以维持国家的持续发展与繁荣,但又有意识地去警惕对中国在经济上的过度依赖。韩国实现对华政策三大目标的基础在于其可借助的和自身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主要包括外部的美韩同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外交带来的亲和力。美韩同盟使得韩国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和中美竞争的态势,形成对华政策的“背书”空间;经济实力则是韩国开展对华经济合作的基础,也是其自身对华政策的最有力支持;而具有较大亲和力和传播性的“韩流”文化则对韩国落实对华政策、发展中韩关系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从2008-2018年韩国三届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推进对华经济合作始终是韩国对华政策的主轴,努力提升中韩相互信赖水平也是韩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努力方向。无论是保守阵营执政,还是进步阵营执政,经济合作的主轴都是一以贯之的。但是,从李明博政府时期的“天安舰事件”到朴槿惠政府时期的“萨德”问题,从这两次严重影响中韩关系的事件可以发现,韩国的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以及美韩同盟的显着影响。而且,这两个因素都是长期存在而韩国又无法摆脱的。即便是主张“自主国防”的文在寅政府,也无力改变部署“萨德”的决定,对美韩同盟的仰仗也只是程度上的变化,而难以实现安全结构的转变。不过,文在寅政府奉行对朝缓和政策,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韩关系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的风险。另外,从政策的演变过程还可以发现,韩国对华政策始终有着制衡和提防的一面,但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增长,韩国在中美之间回旋的空间正在缩小,其对华制衡的企图也日益受到考验。通过对韩国对华政策的评估可以发现,首先,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对外交决策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这也是由韩国三权分立体制中总统权最为庞大的特征所决定的,但韩国国会也可以通过政党的竞争、法案的审批等途径,对外交决策起到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当总统出身的政党在国会处于少数地位时,反对党往往能够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施加更大的影响。韩国军方虽然恪守中立,但一直是传统的保守大本营,也可以通过军人出身的政府高官、军属群体、退役军人组成的市民团体等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影响外交决策。其次,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效果上,经济政策是最为成功的,对华贸易是韩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为其提供了庞大的市场、便利的投资场所以及诸多的就业机会。但是,韩国的对华政策始终没有突破安全问题的瓶颈,其在安全问题上高度依赖美国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导致韩国在中美之间的平衡始终面临着一定程度的风险。这也意味着,在借力中国推进朝鲜半岛事务这一问题上,中韩两国不会完全协调,其效果也是损益参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其根源在于韩国面临着在中美夹缝中回旋空间缩小、对华借力与防范的矛盾无法解决、以及面对中国崛起时“搭车”与“避险”心态并存等现实困境。展望未来韩国的对华政策,美韩同盟将继续限制韩国对华政策的内容,决定了中韩关系很难在政治、安全领域达到与经济合作对等的水平;朝韩关系的特殊性和中国对朝鲜的重要意义,则决定了韩国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将会是长期的;而政党政治、选举需求、总统个性等国内政治因素以及对华经济依赖的外部经济因素也对韩国的对华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韩国对华政策在地区事务上依旧是借力与防范的继续,经济事务上虽然会面临着竞争性增强的问题,但合作的方面依旧大于竞争的方面。在安全问题上,韩国的对华政策将难以突破美韩同盟的结构性限制,安全合作的空间有限。韩国的对华政策也给中国制定对韩政策提供了启示,即中国应当意识到两国关系中的冲突性利益,以更务实的姿态推动合作领域的持续深化和渐进式拓展;更加重视对韩国国内政治的关注,明确韩国不同群体的对华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扩大交流、合作,塑造更友好的对华政策氛围;以更加多样式的政策内容和更精细化的政策操作,拓展中韩两国的共同利益,开辟两国合作的更多领域,夯实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基础。
闫淑惠[10]（2020）在《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客家族群以对客家文化的坚守和传承及其突出的族群凝聚力和向心力而着称,对自身族群文化有着高度认同感。客家方言是客家族群进行交际交流、维系族群情感的工具和纽带,被认为是客家族群界定的标志。客家方言对于客家族群而言有着独特的情感价值和文化意义。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客家族群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改变,客家方言的使用与传承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客家方言对于客家族群认同的价值与意义也面临新的挑战。本研究以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客家方言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从客家族群居住区自然环境、人口分布入手,明确客家的形成时间、民族归属等问题,确立从族群视角看待客家的范式,梳理客家族群认同的形塑过程,分析客家族群认同的特点,指出客家族群认同突出表现在语言、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方面,并以客家歌谣为例,阐释客家女性族群认同的表现与特征。以梅县方言为主要参考,归纳客家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特征,并依据这些特征提炼出体现客家方言特征的例字、例词、例句。根据客家方言在声母、韵母、声调方面的特征,梳理客家方言语音特征字29条;根据词汇来源（古代汉语词、近现代汉语词、外来词）、使用范围（通用词汇、专用词汇、基本词汇）等梳理客家方言特征词汇82条;根据客家方言量词、形容词、词缀的特点,客家方言比较句、否定句、被动句等特殊的句式,提炼客家方言典型语法特征例句17条。选定江西赣州凤岗镇、四川成都洛带镇、福建龙岩下洋镇、广东连山龙口村四个调查点,对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进行调查。首先,对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内部机制进行调查,即对客家方言语音特征字、客家方言特征词汇、客家方言特征语法与客家族群认同的影响因素和作用进行调查。调查发现:客家方言语音特征字,特别是常用的语音特征字与客家族群认同各要素之间均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客家方言语音特征字在客家族群认同内部要素中发挥的作用之间也有联系;客家方言特征词汇与客家族群态度、族群归属、族群卷入方面有直接的关联;客家族群对于客家方言特征语法使用一致性程度比较高,客家族群对客家方言中特殊的词序、语序、句式特点表现出积极的族群态度与较强的族群归属感。接着,从语言使用的角度,对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外部机制进行调查,调查发现:家庭域、生活域中客家方言使用占优势,表现出明显代际差异;说客家方言时的语码转换比率相对较低;客家方言仍是客家区域人士第一习得语言,女性客家方言习得略占优势,女性客家方言能力较强;对客家方言“亲切”“有用”的评价高。运用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进一步对客家方言与族群认同相关性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分析。研究发现,家庭域中在与长辈交际时,被访者对于客家族群的自我认同意识和群体归属感较强、族群态度显着积极、族群卷入意识明显较高;从小语言习得为客家方言者族群自我认同、群体归属感强;客家方言能力强者族群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归属感强,族群卷入积极性最高。研究认为,客家方言使用、客家方言能力、客家方言态度与族群认同之间有着显着性影响作用,并进一步指出客家方言对于族群认同的意义主要在于彰显族群自我认同和群体身份、反映族群态度,折射族群卷入。客家方言通过家庭代际传承、学校方言教育、社会方言活动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影响族群认同。基于以上对客家方言族群认同内外机制的实地调查与理论分析,本研究认为,影响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主要有两种即语言内部具有区别性意义的语言特征形成的区别机制和语言外部由客家方言使用、客家方言能力、客家方言态度合力形成的传承机制。这两种机制互相渗透、共同发挥语言的交往理性作用影响客家族群认同。最后,本研究建议正确认识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保护客家方言、传承族群文化,完善族群认同理论,积极发挥方言机制在语言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中的作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二、新千年国际花生学术研讨会在青隆重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千年国际花生学术研讨会在青隆重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 小结 |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从传统到现代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剧目建设研究（1953-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该论题的研究现状和选题依据 |
| 二、论文研究范围的界定和研究方法 |
| 1.论文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研究方法 |
| 三、论文的章节设置与创新之处 |
| 1.本文的章节设置 |
| 2.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改人、改戏和改制: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建立 |
|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后黄梅戏剧种的现状综述 |
| 一、人才济济的艺人群体 |
| 二、“三十六大本,七十二小出”之常演剧目 |
| 三、“唱念做舞”的舞台表演概况 |
| 第二节 改人和改戏: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筹建 |
| 一、改人: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的成立 |
| 二、改戏:《打猪草》、《蓝桥汲水》赴沪演出 |
| 第三节 改制: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成立 |
| 一、旧的戏曲班社制的解散和分流 |
| 二、新的现代化戏曲体制的确立 |
| 第二章 黄梅戏剧目的改编、移植和创作 |
| 第一节 甄选与自觉:传统黄梅戏剧目的改编 |
| 一、瑕瑜并存:黄梅戏传统剧目综述 |
| 二、甄选:黄梅戏传统剧目的改编和整理 |
| 三、自觉:《罗帕记》的改编 |
| 第二节 移植与黄梅戏化:移植剧目的创作排演 |
| 一、跨剧种的交流和融合 |
| 二、黄梅戏化:移植剧《春香传》的创作排演 |
| 第三节 填补、突围与创新:新编、改编历史剧的创作排演 |
| 一、填补:新编历史剧的创作缘起 |
| 二、突围:新编历史剧《宝英传》的创排 |
| 三、跨越:改编莎剧《无事生非》的创排 |
| 第四节 危机、迷茫和自由:现代戏剧目的创作排演 |
| 一、危机:社会主义新人的《王金凤》的创排 |
| 二、迷茫:文革现代戏的创排 |
| 三、自由:《风尘女画家》、《风雨丽人行》的创排 |
| 第三章 传统剧的改编与黄梅戏的发展 |
| 第一节 传统经典剧的形成与剧目一度振兴 |
| 一、主流社会的悲喜:经典大戏《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的改编和排演 |
| 二、市井细民的日常:经典小戏的《打猪草》、《打豆腐》、《夫妻观灯》的改编和排演 |
| 三、电影与舞台的互映:电影《天仙配》与舞台版《天仙配》之比较 |
| 第二节 黄梅戏艺术人才队伍的建设 |
| 一、知识阶层与剧目创作的离合 |
| 二、艺术人才队伍的建设 |
| 三、艺术人才队伍的专任、转型和多元化 |
| 第三节 黄梅戏旦行、生行表演的发展 |
| 一、开山立派:严凤英与旦行表演的发展 |
| 二、舍京入黄:王少舫与生行表演的发展 |
| 三、贡献与障碍:王少舫与黄梅戏生行唱腔的发展 |
| 第四节 黄梅戏新“皖剧”地位的确立 |
| 一、旧“皖剧”的式微 |
| 二、新“皖剧”的确立 |
| 第四章 历史剧、现代戏的创作与黄梅戏的发展 |
| 第一节 新经典剧目的形成与剧目的二度振兴 |
| 一、女性题材的丰富和拓展:《龙女》、《风尘女画家》、《红楼梦》的创作 |
| 二、戏曲舞台的延伸:黄梅戏电视剧的流行和勃兴 |
| 三、黄梅戏音乐剧的尝试:《秋千架》创作排演 |
| 第二节 黄梅戏生行、旦行表演的继续发展 |
| 一、守正循矩:马兰旦行表演特色 |
| 二、由京入黄:黄新德生行表演特色 |
| 三、固定的生旦搭档对黄梅戏行当表演的促进 |
| 第三节 黄梅戏剧目剧化、雅化倾向 |
| 一、文革结束后现代戏剧目创作现状 |
| 二、改革开放与剧目创作的二度振兴 |
| 三、打造精品意识与黄梅戏剧目的剧化、雅化倾向 |
| 第四节 《柯老二入党》的剧化与《红楼梦》雅化之比较 |
| 一、剧目创作横向与纵向的处理不同 |
| 二、文人趣味与文化话语权的上移 |
| 三、剧化与雅化的精致与疏离 |
| 第五章 新世纪剧目创作现状与探索 |
| 第一节 滞后与平庸:剧目创排的现状 |
| 一、新世纪戏曲小剧场化的热潮 |
| 二、滞后与平庸:剧目创作现状 |
| 三、单一和重复:《遍地月光》、《孔雀西北飞》、《我的离骚》创排 |
| 第二节 创作的多元化探索 |
| 一、本土题材:小戏《六尺巷》的创作 |
| 二、生行担纲:《雷雨》的创排 |
| 三、歌舞演故事:《小乔初嫁》的创作 |
| 第三节 剧目三度振兴的期待 |
| 一、成就:剧目创作的高原 |
| 二、期待:剧目创作的高峰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教研科研成果、戏曲获奖 |
| 附件1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上演剧目故事梗概 |
| 一、传统戏剧目 |
| 二、移植剧目 |
| 三、改编历史剧 |
| 四、新编历史剧剧目 |
| 五、现代戏剧目 |
| 六、电影、电视剧、广播剧、音乐剧 |
| 附件2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上演剧目剧评、报道、谈艺录(1953—2006) |
| 附件3 传统黄梅戏剧目整理 |
| 附件4 2018年暑期田野调查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上演剧目 |
| 致谢 |
（4）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述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1.3.2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
| 1.3.3 社会认同理论 |
| 1.3.4 国家认同理论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渊源 |
| 2.1 王朝统治时期的华夷之辨 |
| 2.2 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 |
| 2.3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
| 3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条件 |
| 3.1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1 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 |
| 3.1.2 各民族之间的历史隔阂 |
| 3.1.3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
| 3.2 阻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不利因素 |
| 3.2.2 文化心态单一 |
| 3.2.3 政治参与冷漠 |
| 3.2.4 领土意识模糊 |
| 3.3 推动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有利因素 |
| 3.3.1 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 |
| 3.3.2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 |
| 3.3.3 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新中国 |
| 4.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保障 |
| 4.1 剿匪斗争的开展 |
| 4.1.1 匪患的危害 |
| 4.1.2 匪患的肃清 |
| 4.2 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 |
| 4.2.1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 4.2.2 各级人民政府 |
| 4.2.3 各级民族工作机构 |
| 4.3 民族关系的疏通 |
| 4.3.1 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 |
| 4.3.2 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内地参观 |
| 4.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 |
| 4.4.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早期探索 |
| 4.4.2 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成立 |
| 4.5 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
| 4.5.1 培养原则 |
| 4.5.2 培养途径 |
| 5.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济基础 |
| 5.1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 |
| 5.1.1 “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 |
| 5.1.2 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5.1.3 多方面扶助农牧业生产 |
| 5.2 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建设 |
| 5.2.1 基础设施的兴建 |
| 5.2.2 工业企业的建立 |
| 5.3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 |
| 5.3.1 贸易经营机构的设置 |
| 5.3.2 农牧土特产品的购销 |
| 5.3.3 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 |
| 5.4 实施少数民族地区财税优惠政策 |
| 5.4.1 财政优惠政策 |
| 5.4.2 税收优惠政策 |
| 6.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支撑 |
| 6.1 推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 6.1.1 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
| 6.1.2 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 6.1.3 营造各族人民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 |
| 6.2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 |
| 6.2.1 发展和提升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
| 6.2.2 传承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
| 6.3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 |
| 6.3.1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
| 6.3.2 妥善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各类问题 |
| 6.4 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 |
| 6.4.1 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
| 6.4.2 推动宗教制度民主改革 |
| 6.4.3 团结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 |
| 7.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验与启示 |
| 7.1 基本经验 |
| 7.2 现实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现状与意义 |
| 1.3.1 研究现状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1.4.1 理论基础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语料来源 |
| 1.5.1 建立小型语料库 |
| 1.5.2 依据爬虫程序,滚动抓取标题 |
| 1.5.3 标题信息处理 |
| 第二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汇语法特点 |
| 2.1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频特点 |
| 2.1.1 词频统计 |
| 2.1.2 词频分布分析 |
| 2.2 标题词汇的语义特点 |
| 第三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法特点 |
| 3.1 句法结构形式 |
| 3.1.1 单句式结构 |
| 3.1.2 组合式结构 |
| 3.1.3 成分缺省结构 |
| 3.2 句类特点 |
| 3.2.1 陈述句标题 |
| 3.2.2 疑问句标题 |
| 3.2.3 感叹句标题 |
| 3.2.4 祈使句标题 |
| 第四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 |
| 4.1 引言 |
| 4.2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 |
| 4.2.1 词语修辞 |
| 4.2.2 辞格修辞 |
| 第五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用特点 |
| 5.1 关联理论与网络新闻标题 |
| 5.2 网络新闻标题的“明示—推理”交际 |
| 5.2.1 明示行为 |
| 5.2.2 推理过程 |
| 5.3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境效应 |
| 5.3.1 认知语境假设 |
| 5.3.2 语境效果 |
| 5.4 网络新闻标题的最佳关联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主要研究过程和结论 |
| 6.2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6.3 后续研究的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6）青岛商会研究（1929-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由来 |
| (一)选题来源 |
| (二)选题简介 |
| 二 选题论证 |
| (一)学术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 文献综述和学术动态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学术史综述 |
| 四 学术要点 |
| 第一章 青岛商会的前身与青岛商会改组 |
| 一、青岛的黄金年代 |
| 二、青岛商会的前身 |
| (一)青岛商务会所、三大会馆与青岛商会 |
| (二)中华商务公局 |
| 三、青岛商会的创立与改组 |
| 小结 |
| 第二章 商会组织结构 |
| 一、商会的内部组织 |
| (一)内部机构 |
| (二)附属机构 |
| (三)同业公会 |
| 二、商会的人员结构 |
| 三、商会的规章 |
| (一)选举 |
| (二)会费与财政收入 |
| (三)商会的职责 |
| 小结 |
| 第三章 青岛商会的政治参与——以沈鸿烈辞职风波为例 |
| 一、沈鸿烈遇刺与辞职 |
| 二、“攀辕挽留”沈市长——商会为代表的民间团体的参与 |
| 三、商会参与的原因考察——市民的代表者 |
| 小结 |
| 第四章 青岛商会的内外抗争 |
| 一、商会税收中的运作 |
| 二、华洋杂处——合作与抗争 |
| 小结 |
| 第五章 青岛商会与青岛社会治理 |
| 一、通商情、解纠纷 |
| 二、商会参与社会救济 |
| 小结 |
| 结语 |
| 一、青岛商会的黄金年代 |
| 二、青岛商会与青岛——“市民社会”还是“第三领域”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7）中国早期电影与观众关系研究（1896—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电影观众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有关中国早期电影及观众研究 |
| 第三节 本文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初识电影:早期观众群体寻踪(1896—1922) |
| 第一节 被动观影:穿插在传统娱乐场所中的电影放映 |
| 一、西洋娱乐活动中潜在的电影观众 |
| 二、早期电影的宣传与营销:对观众的吸引与培养 |
| 三、作为首批观众的观影反应 |
| 四、惊慌体验与“拒绝”电影 |
| 第二节 走近影院:独立观影空间中的观众选择 |
| 一、影院出现前的观影空间与观众体验 |
| 二、约束观众:电影院观影礼仪规范 |
| 三、观影满足体验:封闭空间与梦境营造 |
| 第三节 主动观影:观众被奇观影像吸引 |
| 一、作为观众的电影从业者与国片试制 |
| 二、早期电影观众群体构成 |
| 第二章 国产类型片的发展与市民观众群体(1923—1929) |
| 第一节 伦理片、“鸳蝴”片的发展与市民观众 |
| 一、《孤儿救祖记》的意义 |
| 二、“鸳蝴”影片发展与市民阶层 |
| 第二节 市民观众消费心理及走向 |
| 一、商业类型片契合市民观众心理 |
| 二、早期电影公关意识与市民消费 |
| 三、大团圆结局:中国观众的心理定式 |
| 第三节 面向市民观众的声音与文字:电影另类呈现方式 |
| 一、解说员:服务于看不懂电影的观众 |
| 二、电影文学:可供观众阅读的电影文本 |
| 三、电影评论:观众观看影片镜鉴 |
| 第三章 电影观众的成熟与影迷群体形成(1930—1937) |
| 第一节 电影观众现代性凸显 |
| 一、知识分子观众回归与大众民族意识觉醒 |
| 二、有声技术对观众的影响 |
| 第二节 知识分子群众与电影民族主义 |
| 一、电影实业家与“复兴国片”之路 |
| 二、“到民间去”:电影的底层书写 |
| 三、《不怕死》事件:银幕爱国运动 |
| 第三节 电影消费中的女星效应与影迷崇拜 |
| 一、模仿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女星营销及消费 |
| 二、明星选举与影迷狂欢 |
| 三、为电影痴狂的超级影迷 |
| 第四章 电影与观众的双向互动 |
| 第一节 吸引:电影叙事与观影环境的改变 |
| 第二节 认同:观众对电影的接受及其意义 |
| 第三节 反馈:电影创作中的“隐性观众”的作用 |
| 第四节 启示:当下电影与观众关系思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青稞糌粑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摘要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一)人类学的饮食研究 |
| (二)藏族饮食文化研究综述 |
| (三)青稞糌粑文化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方法与结构框架 |
| (一)田野调查 |
| (二)民族志书写 |
| (三)文献研究 |
| (四)创新点 |
| (五)论文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作为糌粑原料的青稞 |
| 第一节 青稞生成环境 |
| 一 青稞(???)之名 |
| 二 相关青稞生成环境的地方性知识 |
| 三 世人眼中的青稞生成环境 |
| 四 青稞的生成条件基础 |
| 第二节 青稞种子的由来 |
| 一 从词源看青稞的由来 |
| 二 从传说故事看青稞的由来 |
| 三 从民间歌谣看青稞的由来 |
| 四 从考古成果看青稞的由来 |
| 五 从遗传学看青稞的由来 |
| 六 其他关于青稞的起源 |
| 第三节 青作衍生的文化事象 |
| 一 青作农耕 |
| 二 秋收与储藏 |
| 三 青作农耕工具 |
| 四 青作农耕仪式 |
| 第三节 青稞的社会生命 |
| 一 维系藏文化的纽带 |
| 二 可持续粮食系统与生态饮食 |
| 三 西藏文明的基石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二章 作为藏人传统主食的青稞糌粑 |
| 第一节 糌粑的制作消费 |
| 一 “硪塔”(?)——炒与磨 |
| 二 糌粑种类 |
| 三 糌粑的食用 |
| 四 糌粑“配菜”:汤与酱 |
| 第二节 糌粑“伴侣” |
| 一 酥油奶渣酸奶 |
| 二 茶与酒 |
| 三 蕨麻与糖 |
| 四 盐、辣椒及其他副食品 |
| 第三节 共食 |
| 一 时间与空间 |
| 二 “好吃”还是“好想” |
| 第四节 相关糌粑饮食器具及其特点 |
| 一 器具分类 |
| 二 象征特点 |
| 第五节 糌粑食俗礼仪与禁忌 |
| 一 饮食与礼仪 |
| 二 饮食禁忌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三章 作为藏人信仰食物的青稞糌粑 |
| 第一节 藏人宇宙观中的神与食 |
| 一 藏人三界宇宙观 |
| 二 宇宙观中的人神鬼 |
| 三 祭品及其象征 |
| 第二节 献给神的食物 |
| 一 “桑什糌”(?) |
| 二 “切”(?) |
| 三 “朵玛”(?) |
| 四 “协玛”(?) |
| 五“夏卓”(?) |
| 第三节 超度镇鬼驱秽的食物 |
| 一 “苏”(?) |
| 二 “栗”(?) |
| 三 “朵”(?) |
| 第四节 取悦“鲁”的食物 |
| 一“鲁卓”(?) |
| 二 “鲁朵”(?) |
| 三 “塔鲁”(?) |
| 第五节 加持食物 |
| 一 尼其(?) |
| 二 “撮则”(?) |
| 三 “希喇”(?)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四章 自我与他者论述中的青稞糌粑 |
| 第一节 青稞与大米:食物的隐喻 |
| 一 作为藏人的青稞 |
| 二 作为他者的大米 |
| 第二节 野蛮与文明:一个非问题的问题 |
| 一 饮食行为 |
| 二 饮食观念 |
| 三 烹饪方式 |
| 第三节 糌粑共同体:关于族群认同 |
| 一 “共食”:文化上的共同感受 |
| 二 “味道”:共同的饮食记忆 |
| 三 食物:自我的转喻——隐喻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作为现代性实践中的青稞糌粑 |
| 第一节 藏人当下饮食结构中的青稞糌粑 |
| 一 主食变辅食 |
| 二 主食变保健养生品 |
| 三 主食变奢侈食品 |
| 第二节 “公家”话语体系中的青稞糌粑 |
| 一 实施工程:补助粮食、易地育人 |
| 二 营养餐计划:不吃糌粑的中小学生 |
| 三 “问鼎和羹”:饮食是最大的民生 |
| 四 兼业模式:农牧生业+打工 |
| 第三节 当下社会生活中的青稞糌粑 |
| 一 青稞糌粑从羊皮袋到塑料袋 |
| 二 现代餐饮中的青稞糌粑 |
| 三 吃与不吃:饮食安全与健康 |
| 四 青稞糌粑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
| 第五节 小结 |
| 结论 |
| 一 “两青”相遇:生物自然选择与人类文化共同的创造 |
| 二 “章葛”糌粑:藏族饮食文化的调适机制 |
| 三 “郭纳糌萨”:糌粑个案对藏族传统饮食文化研究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选题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背景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反事大主义”思维 |
| 一、韩国“事大主义”的历史传统 |
| 二、韩国“反事大主义”思维的产生 |
| 三、韩国“反事大主义”思维的原因 |
| 第二节 韩国保守-进步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 一、韩国政坛保守-进步阵营的分野 |
| 二、韩国保守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 三、韩国进步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环境 |
| 一、中美关系竞争性因素的增加 |
| 二、朝鲜半岛对峙格局的持续 |
| 三、韩国经济对华依赖的加强 |
| 小结 |
| 第二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与基础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 |
| 一、维持中美在东北亚的均衡格局 |
| 二、朝鲜半岛事务中的借重与防范 |
| 三、促进经济发展与提防过度依赖 |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基础 |
| 一、不断巩固的美韩同盟 |
| 二、较为发达的经济实力 |
| 三、积极宣传的文化亲和力 |
| 小结 |
| 第三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 |
| 第一节 李明博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经贸为主轴提升中韩关系 |
| 二、多方努力分散对华经济依赖 |
| 三、“天安舰事件”后的对华政策调整 |
| 第二节 朴槿惠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提升对华外交地位 |
| 二、积极开展信任外交 |
| 三、“萨德”问题与对华外交转向 |
| 第三节 文在寅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努力重建中韩互信 |
| 二、继续推进中美平衡 |
| 三、试图降低对华依赖 |
| 小结 |
| 第四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评估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部门倾向 |
| 一、韩国行政部门的对华政策倾向 |
| 二、韩国国会的对华政策倾向 |
| 三、韩国军方的对华政策倾向 |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效果 |
| 一、在中美间平衡的得失 |
| 二、朝鲜半岛局势的损益 |
| 三、对华经济合作的收获 |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现实困境 |
| 一、中美竞争加剧导致回旋余地缩小 |
| 二、朝鲜事务中对华借力与防范的矛盾 |
| 三、对中国崛起“搭车”与“避险”的权衡 |
| 小结 |
| 第五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展望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要素 |
| 一、美韩同盟的限制 |
| 二、朝韩关系的影响 |
| 三、国内政治的作用 |
| 四、经济依赖的效应 |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前景 |
| 一、地区事务上借力与防范的继续 |
| 二、经济事务上合作大于竞争 |
| 三、安全事务上难以突破瓶颈 |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启示 |
| 一、对韩政策定位需要更加现实化 |
| 二、对韩政策内容需要更加丰富化 |
| 三、对韩政策操作需要更加精细化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成果 |
| 后记 |
（10）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意义与思路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二章 客家与客家族群认同 |
| 第一节 客家居住区自然环境与人口分布 |
| 第二节 客家族群认同的形塑 |
| 第三节 客家族群认同的表现 |
| 第三章 客家方言特征及条目提炼 |
| 第一节 客家方言典型语音特征及条目提炼 |
| 第二节 客家方言典型词汇特征及条目提炼 |
| 第三节 客家方言典型语法特征及条目提炼 |
| 第四章 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内部机制调查 |
| 第一节 客家族群认同语音调查 |
| 第二节 客家族群认同词汇调查 |
| 第三节 客家族群认同语法调查 |
| 第五章 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外部机制调查 |
| 第一节 客家族群语言使用调查 |
| 第二节 客家方言使用调查 |
| 第三节 客家族群认同调查 |
| 第六章 客家方言与客家族群认同相关性 |
| 第一节客家方言与客家族群认同相关性分析 |
| 第二节 客家方言之于族群认同的意义 |
| 第三节 客家方言影响客家族群认同的方式与途径 |
| 第七章 影响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 |
| 第一节 影响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内部机制:区别机制 |
| 第二节 影响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外部机制:传承机制 |
| 第三节 影响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的特点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四、新千年国际花生学术研讨会在青隆重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2]国家公园体制内自然、人与权力的研究 ——以三江源杂多县昂赛乡为例[D]. 王妍. 中央民族大学, 2021
- [3]从传统到现代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剧目建设研究（1953-2019）[D]. 江爱华.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4]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D]. 李永娜.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6)
- [5]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D]. 周莹.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6]青岛商会研究（1929-1937）[D]. 顾润泽.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7]中国早期电影与观众关系研究（1896—1937）[D]. 闫泓琪.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01)
- [8]青稞糌粑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研究[D]. 松芳.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9)
- [9]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D]. 谢斌. 吉林大学, 2019(02)
- [10]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研究[D]. 闫淑惠. 扬州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