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念偏好与理念效用函数及其对Alliass预期效用悖论的解决（论文文献综述）
滕磊[1]（2021）在《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产品生产、国家税收创造、就业岗位供给、市场活力赋能等方面贡献巨大。但长期以来中小企业始终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现象,集中表现为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既有中小企业经营历史短、抵押资产少、信用资本不足等自身素质的原因,也有金融市场发育不足、金融结构不够合理、融资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等外部环境的原因,另外,传统金融活动本身的运行逻辑,即其“嫌贫爱富”的风险-收益匹配机制也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重要成因。从上述种种原因和特定的时代经济背景出发,国内外众多学者均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从优序融资理论、企业成长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普惠金融理论等角度为之提供解决之道,但总体而言,中小企业相对恶劣的融资环境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善,甚至在特定时期还出现较为强烈的反弹。例如,2018年之后我国中小企业就再次面临了较为严重的融资问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底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专门强调“要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融不到资的问题,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继续寻求中小企业融资便利的现实路径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迫在眉睫的问题。而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各类数字金融服务模式不断创新,数字金融正凭借对于数据金融信息价值的挖掘和利用,持续展现其在实现金融普惠服务中的价值,这为原本缺乏信用数据信息而被传统金融体系所排斥的中小企业提供了解决融资问题的新思路。那么,数字金融实现金融普惠的金融经济学逻辑是什么?是否能够真正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悖论?如果能够有效缓解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其具体途径又是什么?另外,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全社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创业大潮,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来源,众多处于企业发展种子期和萌芽期的创业企业同样是中小企业的一部分,也面临着创业融资约束,那么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同样对其具有融资约束缓解效应?这种效应又受到何种因素影响?最后,基于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和应用,能否将包括传统和新型金融机构、中小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金融监管机构等纳入数字金融创新系统,从而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较好的解决路径?以上均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首先,本文对中小企业和数字金融发展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回顾,并结合中国现实,深入讨论了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现有的解决之道,并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比较。同时,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的概念缘起、基本内涵和核心价值,并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环境、创新动力和创新的核心价值进行了分析,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存在着强劲的需求和供给动力,其创新发展的运行机制则充分发挥了数字金融以金融普惠服务为核心的创新价值,成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可行选择。其次,运用理论分析演绎的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理论机制进行了深入讨论。一是从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环境、参与者的禀赋特征等出发,建立了数字普惠金融的金融经济学分析框架,为理解其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机制打下了理论基础。二是在分析传统信贷市场中小企业融资悖论的基础上,通过将数字普惠金融因素引入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如何通过发挥其普惠价值破解中小企业融资中的“普”、“惠”、“险”不可能三角悖论,通过分析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提升中小企业的信用抵押资本破解中小企业的融资悖论,从而提升其进行各类项目投资的成功概率。第三,在对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经验事实描述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研究假说,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中小企业创业融资的实际效果。研究使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发展指数建立了基于现金-现金流融资约束指标的实证模型,固定效应和差分GMM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缓解效应,且相对国有中小企业,民营中小企业的缓解效应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两条路径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在具体的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服务方式中,投资和信贷服务的缓解效应最为明显。另外,基于创业资金是制约创业活动的核心约束条件,本文建立创业活跃程度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研究框架,固定效应和系统GMM分析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创业活动具有较为显着的促进作用,其中使用深度对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覆盖广度,最后是数字化程度;在地区异质性检验中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中部地区创业活动的促进效果最好,其次是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也有一定的促进效果,而城镇化水平越低、社会资本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越明显。最后,在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融资约束实际效果的基础上,本文对全文进行总结,提出了构建面向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链,并将其作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公共基础设施;积极推动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提高中小企业融资效率;构建监管沙盒监管机制,充分发挥有效市场的配置资源效应和有为政府的监管作用,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等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认为,数字技术对传统金融服务进行的技术性改造,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金融运行的方式,而其核心价值就在于提供金融普惠服务,这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实证研究也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解决这一问题中的实际价值。关注如何更好地促进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创新结合,如何更好地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为中小企业服务,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
黄志[2]（2021）在《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纵观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技术创新一直是推动地区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各国抢占国际竞争高地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计算机运算能力和运算速度大幅提升以及算法有效性取得极大突破,人工智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迅速将人类社会送入了智能时代,加速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基于此,世界各国纷纷围绕人工智能展开了新一轮角逐,美、日、德、法等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扶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以期借人工智能之势在新的历史时期抢占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就中国而言,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受到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0月31日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在2018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2019-2020年,进一步强调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媒体、教育、社会治理以及疫情防控等领域深度融合。届此,中国的人工智能及其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踏上了新征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进步,在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各种有形（机器人）和无形（算法、系统等）的技术创新。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通过什么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索洛悖论”是否存在?从长期而言,是否会使经济呈现指数级增长趋势?从国际层面而言,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渗透是否会进一步扩大未来南北差距?围绕人工智能的这一系列问题具有相当重要性,但目前尚未有系统性研究,甚至在一些方面仍存在研究空白。为此,论文以经济学为主,结合计算机科学、哲学、数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综合运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按照“总-分-总”的结构谋篇布局,以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论文主要内容如下:总论部分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详细阐述理论基础以及清晰刻画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基础上,探析了人工智能在向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表现出的四大经济效应:智能渗透效应、边界延展效应、知识创造效应和自我深化效应,并对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主要因素（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四大经济效应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提出由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三条渠道构成的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总体分析框架。分论部分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逐一探讨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此外,由于数据不可得,无法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来识别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理论层面,进一步探讨了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以及未来南北差距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第一,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长期经济增长甚至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进步最显着的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创新相似,能够为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源泉,显着推动宏观经济增长。但与传统技术创新不同的是,人工智能能够通过实现自动化知识生产,为经济提供更强的增长效应,长期而言,如果智能自动化技术进步与新任务边界延展规模一致,经济将实现指数级增长。但不容忽视,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导入阶段、拓展阶段和成熟阶段等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因此,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效应。人工智能具有“当代与未来贯通的长期性”,经过导入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得以显现,长期而言,经济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但同时伴随着南北差距的扩大。自主创新成为缩小未来南北差距的关键,而提升欠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效率仅能够缓解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第二,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新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不断提升,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进而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推动作用。劳动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之一,劳动渠道主要通过劳动就业路径和劳动收入路径促进经济增长。从劳动就业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将劳动力从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创造新的就业需求,拉动劳动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从劳动收入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带来更高的劳动收入水平,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着的正向效应。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工作任务标准化、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以及智能渗透引致就业均能缩小技能收入差距,技能收入差距并未呈扩大趋势,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尚处于拓展初期,边界延展对技能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并未得到完全释放,未来仍然存在技能收入差距扩大的潜在风险。另外,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同样潜伏着风险和挑战,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会带来智能机器挤出劳动就业,降低劳动收入水平,并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只有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的经济增长效应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第三,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的快速渗透将吸引更多的资本积累,增加资本投资,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支撑作用。资本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主要通过资本积累路径和资本结构路径发挥作用。就资本积累路径来看,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人工智能资本增加的同时挤出传统资本,由于增加的人工智能资本难以弥补挤出的传统资本,进而资本积累下降,抑制经济增长,但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本投资,增加资本积累,且增长幅度大于下降幅度,进而资本积累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尚存在较大空间,通过增加资本积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就资本结构路径来看,受行业工作任务特征的影响,人工智能的渗透难度存在行业差异。由于产品生产部门智能渗透相对容易,将吸引大量人工智能资本和部分传统资本流入,而服务部门智能渗透难度大,该部门新增的高技能岗位将吸引大量传统资本流入。在两种资本的流动过程中,无论是产品生产部门大量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还是服务部门部分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传统资本与高技能劳动力相结合进行生产,都将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第四,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突破“索洛悖论”的怪圈,显着提升技术效率,最终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力量源泉。生产效率是除劳动和资本外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包括技术进步路径和技术效率路径。但实证发现,生产率渠道主要通过技术效率路径发挥作用,技术进步路径的作用并不显着。具体而言,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促进技术传播和扩散、科学发现与发明以及技术革新和改进等的作用并不显着,难以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经济增长。但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的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然而,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样需要调整和技术积累的过程。人工智能在导入阶段,由于“索洛悖论”的存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但随着人工智能在行业应用的逐渐成熟,“索洛悖论”将消失,全要素生产率显着提升,且提升幅度大于前期的下降幅度,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最后对论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就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另外,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多角度、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条渠道,补充和拓展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往往直接指出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而缺乏作用机理分析,或者从某一方面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缺乏多视角、综合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等多角度出发,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拓展了已有的相关研究:（1）劳动渠道。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着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将带来技能溢价,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2）资本渠道。人工智能能够增加资本积累,带来人工智能资本和传统资本在行业流动,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3）生产率渠道。人工智能在行业的应用过程中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第二,考虑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从理论上科学、全面地认识了人工智能在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对经济社会的风险与机遇。人工智能向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从导入到不断成熟的过程,因此,其对经济社会的作用效应也将存在阶段差异。Hémous&Olsen（2015）、王君等（2017）等研究注意到了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和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但在人工智能的其他相关研究中并未受到重视。因此,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均未考虑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进而忽略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调整过程,而调整过程往往伴随着风险与挑战。因此,缺乏这一考虑,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差。本文将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引入分析过程,分析了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通过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明确了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阶段存在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既有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第三,从行业层面出发,探索出了一种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方法,弥补了目前人工智能相关研究在数据选择上的不足。受相关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国内围绕人工智能的实证研究较少,已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工业或制造业机器人数据进行研究,并不能全面反映人工智能在整个国民经济行业的渗透情况,得到的结论存在片面性。本文采用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基于本文对人工智能的界定,分别以“人工智能”“算法”“专家系统”“机器人”为关键词,在Patenthub专利汇全球专利数据库搜索专利数据,将重复的数据进行剔除,并将得到的人工智能专利数据根据三个层次分入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第一个层次:按国际专利分类（IPC）主分类号归类;第二个层次:难以按IPC号分类的专利数据按照《国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归类;第三个层次:剩余的专利数据按用途划分。最后形成2003-2018年19个行业人工智能专利绝对量的面板数据。这一数据清晰地反映了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的渗透情况,以及对不同行业产生的影响效应。基于此,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的经济效应,克服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在人工智能代理变量选取上的不足。
张菀庭[3]（2021）在《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与目标体系拓展》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利率走廊机制的构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逐渐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价格型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资产价格变化,影响家庭或企业的财务成本和收入预期,进而改变经济行为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价格型货币政策以间接调控为主,政策传导机制链条较长,外部影响因素也较多,调控效果有时不尽如意。因此,本文针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目前面临的国内外问题,运用封闭经济体和开放经济体框架下的数理模型,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多种传导机制,得出我国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并非遵循一成不变的规则,而是具有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政策的传导机制会根据外部经济情况发生改变,那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目标体系是否也有可能随经济发展而调整?目前对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研究多数都遵循1994年提出的经典泰勒规则,将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作为政策调控目标。但泰勒规则没有清晰的定义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在政策操作中的对应指标。后续文献应用泰勒规则时,大多从统计学意义构建指标,而忽略了其经济学内涵。有鉴于此,本文在深入理解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转型期的特征,将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经济含义向“解决不平衡发展、加强自主创新”两项长期经济规划靠拢,重新构建核心通货膨胀指标,并刻画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路径,为拓展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提供理论支持。论文具体结构安排如下:本文的第1章对货币政策的发展和演变脉络进行梳理,阐释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原因,明确后者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的第2章从全局视角对价格型货币政策进行了概览式分析,通过拓展泰勒规则的数理模型推导,得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两项经典最终目标,产出和通胀。随后,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分析不同经济波动阶段内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在产出和通胀目标间的权衡与侧重。结果发现,在经济高波动阶段,我国中央银行更侧重对产出缺口的调控,而在经济低波动阶段,则更偏向对通货膨胀的控制。由此可见,我国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并非遵循一成不变的规则,而是具有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那么,这种规则切换背后的政策逻辑是什么?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通过第3章房地产价格波动、第4章资本账户开放以及第5章美国货币政策冲击三种情境下,分别研究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观察异同,以印证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第3章研究“房地产价格波动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本章运用DSGE理论模型刻画“价格型货币政策→房地产价格→产出和消费”的传导机制,通过对比DSGE数值模拟结果和VAR实证脉冲图,提出房地产价格会通过“消费品渠道”而非“抵押品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这一研究结果表明,Bernanke的金融加速器模型与我国的现实国情契合度并不算高。与美国的次级贷款情况不同,我国房地产信贷市场一直执行较为严格的宏观审慎政策,因此房地产价格上涨不是通过信贷渠道影响实体经济。相反的,由于家庭没有适宜的理财投资渠道,而把房地产当作投资和储蓄的惯常模式,价格型货币政策增加的流动性会进入房地产市场,催生房地产泡沫,降低资本在实体经济中的流转,使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失灵。第4章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度、汇率制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本章在开放经济体框架下,首先通过蒙代尔—弗莱明经典模型,分析资本账户开放度、汇率制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三者间的理论关系,随后运用包含交互项和虚拟变量的回归方程对理论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开放经济体框架下,价格型货币政策变动会引起国际资本流动,进而造成产出和通胀的变动。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与资本账户开放度关联紧密,但与汇率制度关系不大。因此,我国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应循序渐进,资本账户过快开放可能会影响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造成经济体不必要的震荡波动。第5章研究“美国货币政策与我国货币政策的关联机制”。在开放经济体框架下引入国际货币政策冲击,运用SVAR模型研究美国常规货币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美国常规货币政策会引起我国利率政策的联动变化,影响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我国利率政策的独立性,还会影响我国的经济产出。一方面利率政策不能自由调整,另一方面经济波动加剧,两者叠加,将使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失效。因此,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应更加重视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冲击的溢出效应,努力提高政策响应的独立性,进而缓解政策冲击对我国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从第3、4和5章的研究可以看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错综复杂。这能够解释,第2章中,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面对不同领域的经济问题,政策与经济变量间的关联机制和传导链条均有所不同,因此政策调控的偏好系数也会随之改变。第6章和第7章聚焦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中,通胀目标的指标重构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路径刻画。通过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拓展,为我国经济转型期的政策调控提供助力。第6章提出用“福利损失视角下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标”替代传统通胀目标,作为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盯住目标。本章在包含八部门异质性特征的价格扭曲模型中引入价格粘性和劳动收入份额,用以刻画不同部门物价波动的福利损失,并据此估计各部门在核心通货膨胀指标中的权重。研究结果表明,“其他用品和服务”、“食品”以及“居住”部门存在较强的劳动扭曲,“交通和通信”以及“教育文化和娱乐类部门”存在较强的价格扭曲,在核心通货膨胀中的权重比例高于它们在CPI中的支出份额。核心通胀指标构建的意义在于,不以单一的物价稳定作为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最终目标,而是以减少物价波动对居民生活实际影响为标准制定通胀调控目标。盯住这一指标,能使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中涵盖各部门的物价扭曲信息,使政策调控能够真实的改善消费、投资、就业等领域的实际经济问题。第7章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创新效率作为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实现路径。本章通过DSGE理论模型刻画“价格型货币政策→金融摩擦→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这一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路径,并通过数值模拟与SVAR实证分析的结果对比,验证了金融摩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目标的研究与通货膨胀不同,由于潜在产出不存在固定值,其与经济要素间的关联也会随时间而变化,经济增长不应该是结果指标,而应是过程指标。也就是说,从经济学意义上,经济增长目标不应仅关注稳定产出,也应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依赖于创新效率的提升,而创新效率的高低又取决于金融摩擦。金融摩擦越大,企业R&D投资就越少,进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放缓。因此,若想提高经济增速,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应聚焦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创新效率。
岳蓓蓓[4]（2021）在《企业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民众对良好生态环境期盼的不断攀升,以低碳、节能、环保、循环、健康等为特征的绿色生活方式悄然兴起,以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为特征的绿色消费已经从环境治理的被动需求转化为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的主动需求,我国政府为推动绿色消费也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标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保障措施。虽然绿色消费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强大的政策支持,但绿色消费在实践中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现实困境。由于绿色消费行为的环保效用体验具有时间滞后性,在消费和使用过程中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消费者直接观察和感知,如果一段时间内消费者未能体验到绿色消费行为的预期环保效用,消费者就会对绿色消费行为产生困惑、失望等消极情绪以及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和控制感,当消费者再次面临绿色消费决策时就会产生徘徊、犹豫甚至是拒绝的行为。因此,如何提升消费者的绿色效用感知、吸引消费者持续而重复地进行绿色消费成为企业开拓绿色市场、获得绿色竞争优势以及开展全方位、多样化绿色营销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学术界对绿色消费行为的研究基本上是把绿色消费行为默许为消费者的初次或单次消费行为,聚焦于购前决策过程与影响因素,如人口统计特征、内部心理因素与外部情境因素等,对购后过程以及重复性绿色消费行为的研究鲜有涉及。事实上,绿色重复消费行为会明显有别于初次或单次绿色消费行为,但其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目前尚未明确。消费者首次或之前的绿色消费行为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其后续的绿色重复消费行为,尚需理论界进一步探讨。本研究从企业反馈的视角出发探究了重复性绿色消费行为的形成机制,弥补了此前绿色消费领域对反馈效应和购后营销过程考察的不足,同时也丰富了绿色营销战略中的反馈策略研究。本文依据反馈干预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界定了绿色重购行为中企业反馈的核心构念——购后价值反馈,并明晰了社会性价值反馈和功能性价值反馈两类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促进作用,构建了以购后价值反馈为自变量、温情感为中介变量、反馈时机为调节变量、绿色重购意向为因变量的理论模型,即研究一,并通过实验1、2和3三个实验验证了所提的研究假设。其中实验1验证了相比于无价值反馈,购后价值反馈显着提升绿色重购意向,且社会性价值反馈比功能性价值反馈促进绿色重购意向的效果更好。实验2更换实验材料和被试验证了社会性价值反馈比功能性价值反馈更能提升温情感,且温情感在购后价值反馈影响绿色重购意向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实验3再次更换实验材料和被试验证了即时反馈时,社会性价值反馈比功能性价值反馈更能提升温情感,进而提升绿色重购意向;延迟反馈时,社会性价值反馈与功能性价值反馈引发的温情感处于较低水平且无显着差异,进而绿色重购意向无显着差异。在得出社会性价值反馈更能促进绿色重购意向的结论后,围绕着企业应该如何设计社会性价值反馈策略这一问题,依据社会比较理论,引入比较反馈这一概念,探讨了社会性价值比较反馈影响绿色重购意向的作用机制,构建了以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为自变量、印象管理动机为中介变量、反馈情境为调节变量、绿色重购意向为因变量的理论模型,即研究二,并通过实验4、5和6验证了所提的研究假设。其中实验4验证了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对绿色重购意向具有交互作用。强关系时,上行比较反馈比下行比较反馈更容易激发绿色重购意向;弱关系时,上行比较反馈与下行比较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影响无差异。实验5验证了印象管理动机在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对绿色重购意向的交互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强关系时,上行比较反馈比下行比较反馈更容易激发印象管理动机;弱关系时,上行比较反馈与下行比较反馈对印象管理动机的影响无差异?实验6验证了公开反馈时,无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上行比较反馈比下行比较反馈更能激发印象管理动机,进而绿色重购意向更强;私密反馈时,无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上行比较与下行比较激发的印象管理动机均处于较低水平且无显着差异,进而绿色重购意向也无显着差异。通过上述两个研究,本文从企业反馈角度出发,发现并验证了消费者绿色重购意向的产生机制,丰富了绿色消费行为与绿色营销领域购后价值反馈策略的相关研究。研究一界定了绿色重购行为中企业反馈的关键概念——购后价值反馈,并构建了购后价值反馈影响绿色重购意向的理论模型;确定了社会性价值反馈和功能性价值反馈这一划分方式,证实了两类购后价值反馈均会提升绿色重购意向;补充和完善了绿色重购意向中购后情感的研究,揭示了温情感是绿色重购行为中的情感强化机制,厘清了反馈时机是温情感发挥中介作用的重要边界条件。研究二探讨和解决了在绿色重购行为中社会性价值反馈如何设计的问题,并构建了社会性价值比较反馈影响绿色重购意向的理论模型;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中的关系强度视角剖析了上行比较反馈和下行比较反馈对绿色重购行为存在差异化影响的原因;发现并验证了印象管理动机在绿色重购意向中的中介作用,补充和完善了印象管理动机前置因素的研究,确定了反馈情境是印象管理动机在绿色重购意向中发挥中介作用的重要边界条件。
董君[5]（2021）在《中国居民家庭多维极化的统计测度》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在非均衡的发展战略、部分先富的政策制度以及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带区位优势的共同作用下,城乡、区域、阶层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同时也直接导致了居民在收入、财产等多个领域的分配失衡,阻碍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使得不同社会群体间在思想和行为等方面的冲突日益加剧,不利于社会的凝聚力,而由此造成的极化现象更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本性原因。解决不平衡问题的前提是要对其有客观的认知,但不平等指标对群体内部集聚现象的识别能力有所欠缺,故学者们转而提出从极化视角研究分配失衡相关问题。遗憾的是,有关我国极化问题的分析仅是针对收入、财产等单一维度,目前尚未形成完整的多维分析体系。因此,本文在梳理有关多维极化理论的经典与前沿文献的基础上,针对已有多维极化指标未能体现维度间相关性影响的问题提出改进方法,完善多维极化分析的理论框架,并对中国居民家庭多维极化现状及其适度性进行统计测度,深入了解不同资源在城乡、区域、社会阶层间的分配失衡问题。具体而言,本文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本文首先对极化内涵予以界定,指出其具有多维性和多极性两个表现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影响多维极化的因素归结为经济发展和公共政策两个方面,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探讨。其中经济发展主要通过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和经济质量三个方面影响多维极化的变动,而公共政策则是通过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调整影响多维极化的变动。（2）本文在指出现有多维极化指标于实际测度中存在忽视维度相关性问题的基础上,明确社会冲突主要来源于被剥夺一方,进而以群内同质、群间异质为分析框架,引入余弦相似度和社会福利函数,并根据相对剥夺概念提出两个改进的多维极化指标,同时给出其静态和动态分解形式,为多维极化的统计测度奠定理论基石。（3）本文选择CFPS数据库,并以家庭为单位,基于不同的参数选择和权重设定,分别从匿名、非匿名和长期三个层面测度我国城乡、区域和阶层间在收入、财产、受教育程度和社会资本四个维度的多维极化。同时结合多维极化指标的分解形式,分析维度极化和子群极化及其变动对多维极化的贡献和影响。通过对多维极化的测度与分解研究,有利于了解多维极化在不同主体间的变动轨迹及内在演变机制。（4）本文以我国“幸福悖论”现象为切入点,从理论上分析多维极化影响幸福感的传导机制及社会公平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并提出两个理论假说。进一步,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对假说进行验证,并结合实证结果分析多维极化的适度性,深入分析多维极化对社会稳定的潜在影响。基于对中国居民家庭多维极化的统计测度分析,本文研究结论可归结为以下四点:（1）从测度方法上来看,多维极化相比收入极化更加全面,非匿名性极化相比匿名性极化更加科学,而长期极化相比单一年份极化更加精准;从单维极化测度结果来看,财产维度极化最高,之后依次为社会资本、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从多维极化测度结果来看,城乡、区域多维极化水平持续降低,而社会阶层多维极化频繁变动,表明城乡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社会整体尚未形成稳定的橄榄型分配格局。（2）从维度分解结果来看,财产极化对城乡、区域和社会阶层多维极化的贡献率最高,且长期贡献率仍在上升,是影响多维极化变动的主导因素,但在不同分组方式下影响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来看,维度相关性效应对长期多维极化下降起到负向作用,而维度极化效应则对多维极化下降起到促进作用。（3）从子群分解结果来看,农村居民家庭长期处于被剥夺状态,但随着城乡融合发展进程的推进,该现象明显好转;东部地区一直位于领先地位,与其他三个区域依然存在较大程度分化,但区域协调发展使地区间极化问题有所缓解;社会阶层两端居民家庭之间分化程度在长期出现增加,且“一刀切”的社会阶层标准提高了极化测度结果。（4）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多维极化与幸福感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并受到社会公平的调节作用。结合多维极化测度结果发现,当前阶段整体的多维极化对幸福感存在正向隧道效应。分维度估计结果也得到相同结论,其中受教育程度维度的极化最先到达临界点,之后依次为收入、社会资本和财产,由此可见教育公平的重要性。进一步比较分维度和多维极化的估计结果发现,四个维度极化同时与幸福感之间负相关的区县仅占比8%,但是近半数区县的多维极化超出适度区间,幸福感已经进入下行通道。与已有研究文献相比,本文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1）研究视角的新颖,本文将城乡、区域、阶层差异的研究视角从贫困、不平等转向极化,从收入极化转到包含收入在内的多维极化,重点关注群体对立;（2）研究方法的改进,本文分别改进了多维极化的测度方法和分解方法,弥补统计测度中存在的缺陷;（3）研究内容的丰富,本文研究没有局限于简单刻画多维极化水平,而是深入研究维度间关联性和子群间分化程度对多维极化的影响,并结合“幸福悖论”现象分析多维极化的适度性。
乔永璞[6]（2020）在《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 ——基于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能源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约束力。在能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稀缺性不断加剧的当下,围绕能源生产与消费引发的诸多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长期来看,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能源支撑,而能源过度开发和消耗将导致环境污染进而造成经济损失,在破坏经济持续增长基础的同时也将引致经济增速的下降,即能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在此“辩证”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实施绿色财税政策促进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政府和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因此,深入研究和探讨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影响,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运用3SLS计量方法对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污染排放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将资源税、环境税、绿色研发补贴等政策手段纳入到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模拟分析了不同政策目标下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和解释不同类型绿色财税政策对经济增长、污染累积、社会福利的影响机理及效果差异。得到的研究结果如下:（1）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不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表现出曲线形状的差异。经济增长水平越高的地区,出现拐点时的能源消耗量越少,单位能耗带来环境污染越大、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也越大;（2）就资源税和环境税两种绿色税收来看,以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经济增长最大化为政策目标时,资源税的最优税率低于环境税的最优税率,且最优资源税税率下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高于最优环境税税率下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但污染排放水平同样较高;（3）就绿色研发补贴政策来看,相对于无补贴政策和严格补贴政策,动态补贴政策有助于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同时抑制污染排放;（4）就绿色研发补贴政策的时点选择与经济增长、污染排放水平的关系来看,晚实施研发补贴在短期内有助于经济增长,而早实施研发补贴则有助于经济长期增长且污染累积水平最低。对上述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已经跨过、正在逼近、尚未跨过倒U型曲线的拐点,继续增加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分别表现为抑制、小幅促进、促进作用;（2）资源税和环境税的实施在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污染排放等方面的效应不同,政策选择因目标而异,以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政策目标时,资源税的实施更有助于实现能源优化配置;以污染排放更低为政策目标时,环境税的实施更有助于实现能源优化配置;（3）从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长远目标来看,早实施绿色研发补贴政策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水平提升和环境污染下降的双重红利。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三个方面:（1）基于绿色财税政策收入与支出的视角,将资源税、环境税、绿色研发补贴纳入到能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当中,构建了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不同政策目标下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2）界定了资源税和环境税的概念和功能定位,并通过分析两者对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污染累积的影响,发现实施资源税能够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而实施环境税则能够更好地实现污染排放最小化的目标;（3）对能源企业实施绿色研发补贴进行深入推演,从无补贴、严格补贴和动态补贴三种情景分析发现动态补贴政策更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且环境污染积累最少,越早实施越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提速和环境污染下降的双重红利。
柯毅明[7]（2020）在《政府投资光伏扶贫项目区域优选方法及其规划模型研究》文中指出光伏扶贫项目是指由政府统一拨付资金,在光照资源良好的贫困区域建设村级光伏发电电站,并将发电营运所得用以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政府投资项目。它不仅有助于解决落后地区的能源供给、就业创收和经济建设等问题,还可以助力于缩短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并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自试点以来,政府利用两年光景将光伏扶贫装机规模增至100万千瓦,受惠人数突破百万户。因巨大的利好效用,光伏扶贫项目已成为探索中国特色扶贫事业中可圈可点的“经验词条”,也被成功纳入十三五扶贫开发的工作重点。然而,随着光伏项目的发展,光伏电站潜在可安装面积日渐紧俏,弃光弃能等现象日益凸显。同时,伴随着扶贫开发的深入推进,加之光伏扶贫项目呈现出分布分散、地形特殊和地质多变等特点,部分因勘探不足、选址不良和规划不当引发的恶劣现象也逐渐显现。项目实施区域优选及其规划问题开始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思考。综合分析当前主流的优选理论可知,传统的优选模型普遍存在契合度不高、适用性欠佳或求解精度不足的问题,难以有效应对光伏扶贫项目区域优选及规划建模。因此,本文以政策引导为支点,以“什么区域为条件适宜”、“如何进行项目组合规划”为导向,结合项目内在特征,探索高匹配度和强适应性的区域优选方法及其规划模型,旨在助力完善项目实施经验,提高光伏扶贫活力,为项目新建、改扩建乃至25年实施期满后拆除重建等情境下的投资决策活动提供可靠的智力支持。具体的研究内容如下:（1）结合项目特征的相关政策梳理及投资机理研究。针对目前光伏扶贫项目研究未考虑政策引导作用且投资机理不甚明确的问题,本文以项目特征为逻辑起点进行政策梳理及机理分析。首先,基于投资者、承包商、受益人和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方的定位及特点,明确其目标诉求,为后续因素提取和函数设立等过程提供支撑性材料;接着,结合项目目标,对项目的具体特征进行归纳,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随后,梳理相关政策的发展态势和时序特征,识别出对区域优选及其规划建模问题起着引导作用的政策,并以此作为全论文研究的基本准则,从而提高所建模型的政策匹配度;最后,结合政策引导作用,分析投资机理并界定项目运行机制,从而确保所建模型的项目契合度。（2）基于政策引导的双因素实施区域优选指标体系研究。针对传统指标提取过程中提取困难、因素缺失、筛选偏颇和决策支持度不足等问题,本文摒弃仅从经济、技术、社会和环境等宏观层面进行因素提取的方法,而是立足于利益相关方的目标诉求,提出“政策—风险—收益—反馈”搜索闭环,进而形成涵盖政策引导、风险规避、收益追逐和公众反馈的四维因素集,从而提升因素提取效率;考虑到部分区域因不满足建设红线或整体规划的要求而需被预先否决,本文通过界定指标概念、合并重叠因素和剔除无关因素,构建出政策引导下否决指标和优选指标双因素框架,从而保证指标体系的全面性。以上基于利益相关方目标诉求的因素提取思路可为学者搜集评估指标提供技术参考。（3）考虑决策者风险偏好的直觉模糊组合优选方法研究。针对传统模糊集难以反映决策信息犹豫度、常规赋权方法仅从主观重要性或客观信息量进行单侧度量、主流的排序过程未将决策者风险偏好纳入考虑范畴的问题,本文首先权衡了评估指标量、模糊界限及评估精度要求,决定采用直觉模糊语言集作为定性因素的评估依据。接着,结合直觉模糊集的矩阵一致性和熵值分布特征,对传统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进行适应性调整与拓展,使得整个定权过程既能很好地反映专家经验的模糊性与犹豫程度,又能达到兼顾指标逻辑重要性和优选贡献度的决策效果;随后,基于直觉模糊集的运算逻辑和距离测度公式,对传统的风险偏好交互式决策排序框架进行调整,使排序结果充分反映决策者的风险规避心理,提高方法的实用度。本研究既有助于提升传统赋权方法的应用活力,丰富赋权方法理论体系;又可以提高排序过程的优选效率,丰富排序方法理论体系。（4）计及扶贫效果和容量约束的组合优化模型及寻优算法研究。针对传统组合优化模型契合度不高且寻优算法结果欠佳的问题,本文通过剖析光伏扶贫在战略层、项目层和资源层的投资目标及诉求,归纳出其项目组合的具体特征,在项目目标、政策引导、条例规范和并网要求的共同作用下构建出“目标—约束”组合优化模型。在目标函数方面,考虑到光伏扶贫项目兼具并网发电和帮扶贫困的任务,引入拟帮扶人数表征扶贫效果,从而设立最低成本和最佳扶贫效果两项优化目标;在约束条件方面,考虑到相关政策的规范和要求,结合电网建设和资源消耗等常规限制,从而设立容量限制的约束条件;在求解算法方面,结合种群适应度分布,令个体繁殖概率自适应调整,从而形成兼具非支配排序、拥挤度计算、精英策略和自适应遗传概率的改进算法,可应对过早收敛、求解欠佳和概率固化等问题,提高解集稳定性。改进的算法可丰富智能算法理论体系。（5）基于公平与效率的规划方案优选模型及求解算法研究。针对传统项目规划方案优选过程仅考虑效率测度结果且未对小样本数据求解偏差进行处理的问题,本论文基于项目全寿命周期与利益干系人双重视角,对公平与效率的具体表征进行归纳和总结。首先,引入公平因子,并结合标杆方案和聚类算法对备选方案进行样本初筛,识别出在公平层面表现欠佳的方案并予以剔除,极大契合政府投资项目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的理念;接着,将效率诉求转化为可运算的投入产出变量,借助数据包络分析算法对样本数据进行效率测度。考虑到小样本可能带来的估算偏差,引入重抽样技术进行样本扩容和效率值纠偏,结合纠偏后的效率值完成方案的优选排序,从而保证优选结果的准确性。以上提及的模型构建思路可拓展到其他政府投资项目的方案优选或效率分析中,提高优选模型与项目的契合度,而带纠偏处理的数据分析算法亦可丰富效率测度理论体系。
冯文芳[8]（2020）在《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影响机制及其监控研究》文中指出资产价格泡沫和高杠杆在历史上反复出现,但次贷危机后的资产价格泡沫形成机制和高杠杆作用机理更加复杂;现代金融技术发展产生的影子银行和金融衍生品等不但空转套利推高金融杠杆,而且让问题复杂化;内嵌于银行体系的表外业务严重期限错配以及中国经济转型期结构中存在的各种扭曲现象,使得金融杠杆过度膨胀导致的资产价格泡沫演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原有传统理论都无法较好解释经济中的资产价格泡沫现象。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关口,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开始转为中高速增长,但是金融杠杆仍在不断攀升,金融杠杆增长与经济发展错配现象严重,资本市场的过度繁荣引致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膨胀和累积。金融危机后上述问题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首先,通过阅读和归纳国内外关于金融杠杆、资产价格泡沫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经典着作和前沿文献,厘清选题的发展脉络、研究现状、存在问题、争论焦点和研究盲点等,为后期研究顺利展开提供文献支撑和理论基础。其次,准确定义资产价格泡沫是研究的逻辑起点,遵循目前国内外经济学界的三种主流观点,对资产价格泡沫的涵义进行明确界定并分析了其一般特征;从理论角度和影响因素角度剖析了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机理;运用ADF、SADF、GSADF和RADF等资产价格泡沫识别方法,对资产价格泡沫的存在性、存在周期、出现频率和程度大小等进行了识别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样本研究期内显着存在周期性资产价格泡沫;并且运用协整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提取了资产价格泡沫。第三,以金融杠杆经济本质研究作为切入点,从微观和宏观角度分别定义和度量了金融杠杆,揭示微观金融杠杆与宏观金融杠杆背离的原因和实质;采用债务收入比法和即时拆分法（TD）测算了我国的金融杠杆;重点揭示和研究了金融加杠杆的根源、实质、动力、渠道、特点和成因等;不但构建了金融杠杆驱动的资产价格泡沫模型,从理论上厘清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且把滚动宽窗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和Bootstrap统计检验结合,从实证上验证了金融杠杆和资产价格泡沫相互动态影响机制的程度、频率与方向以及与经济事件之间的关系。第四,高杠杆和资产价格泡沫仅是表象,隐藏其背后的实质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因此加入经济增长因素,从表象分析上升到实质研究,进一步揭示金融杠杆、资产价格泡沫与金融、经济之间的影响效应。具体内容包括:（1）运用差分广义矩估计（DGMM）和门限效应,对国内16家上市银行从两个阶段检验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杠杆机制的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杠杆率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显着影响;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双重杠杆率门限效应;（2）运用傅里叶变换和频谱分析法研究了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周期联动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资产价格泡沫和经济增长的周期联动关系较复杂,并且两者在周期联动上更多的存在背离现象;（3）基于R&D模型,加入金融杠杆因素,研究了不存在和引入资产价格泡沫时经济增长的均衡结果,并推断出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共容的条件。（4）运用MCMC算法和SV-TVP-SVAR模型从时期与时点两个角度对金融杠杆、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时变关系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三个经济变量之间具有非常显着的时变特征。最后,高杠杆下去杠杆是必然选择,准确定义去杠杆的涵义并对目前去杠杆存在的误区做了澄清;分别探索了实体去杠杆和金融去杠杆的路径;运用合成控制法（SCM）检验了限贷政策能否抑制房地产泡沫?实证结果表明:在4个研究样本中,限贷政策对3个样本的商品房销售价格无法起到降低的作用;囿于传统资产价格泡沫监控研究方法与模型的缺陷,尝试运用人工智能中的支持向量回归（SVR）模型和BP神经网络（BPNN）技术构建了资产价格泡沫监控系统,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很好逼近与诠释样本历史数据所蕴含的内在规律,有效实现监控功能。根据上述主要研究结论,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1）拓展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目标范围,把资产价格纳入中央银行决策信息集,构建货币和信贷流动以及资产价格泡沫监控系统;（2）减少或消除刚性兑付和不必要的政府隐性担保,实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商业银行行为市场化,政府职能回归公共管理本质;（3）坚持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适度的货币流动性,建立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和对金融体系资产实施穿透管理,对影子银行进行有效管理;（4）精准掌控“结构性去杠杆”的节奏、力度、时间、主体,有条不紊降低杠杆率。
毛勤晶[9]（2020）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信用保险在国际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伯尔尼协会的数据,仅2018年出口信用保险就支持了全球2.5万亿美元的出口和投资,占全球跨境贸易和服务金额13%。我国是全世界的生产制造大国和贸易大国,出口对于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同样意义重大。从1988年中国恢复出口信用保险制度以来,高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出口。30年间该制度直接支持出口贸易金额从1989年的1.05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6098亿美元1。根据我国2019年17.23万亿的出口额计算,出口信用保险占出口额比重达24.8%,远超国际平均水平。在我国的实践发展中,政府高度重视。从2009年开始至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先后八次、连续五年提及出口信用保险。希望运用这一政策性工具,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促进外贸稳中提质,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2020年2月抗击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次不同的中央会议上,提及出口信用保险,并指出要用“出口信用保险等合规的外贸政策工具”,“稳住外贸外资的基本盘”。然而不同国家对于出口信用保险的制度安排均有所差异。上世纪末欧盟内部还出现过出口信用保险部分业务私有化的现象,形成了三大商业保险机构:Coface、Autradius、Euler Hermes。在伯尔尼协会中,商业性机构一度占据85%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份额（Morel,2010）。作为政策属性的重要载体,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在各国的具体模式也不完全相同。国外学者对于该制度的政策性和商业化的选择、模式安排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上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如:Funatsu,1986;Koning et al,2003;Turguttopbas,2013;Pamela,2016;Koen,2019）。在我国,虽然采用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方式,体现出了较强的政策性特点,但同样有商业保险机构涉足相应领域的经营。国内学者对于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属性问题也展开了争鸣和探索（如:赵慧萍、王国军,2006;唐金成等,2010;周玉坤,2019）。前期的研究多聚焦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加上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经济体量、制度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部分研究假设、研究结论在我国并不完全适用。那么,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属性内在成因是什么?具体作用机制是什么?在中国,政策属性如何实现其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当前我国正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内外部的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回答这些问题,研究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对服务于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围绕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问题,通过规范研究,采用政策性金融理论,分析了其属性、功能等特征事实,探讨了出口信用保险的供需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然后构建演化博弈模型、立足我国二元特征的出口贸易,围绕政策性目标的实现,对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展开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了相关的作用机制。最后结合当前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和风险变化,对于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调整提出发展建议。本文的具体内容分为7章,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梳理了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其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包括第一章的导论和第二章概念范畴界定和政策性成因的理论探讨。第一章,导论。通过实践和理论背景介绍,提出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属性与其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目标关系的问题。梳理了既有研究的文献,阐述了研究的目的、意义,介绍了本文研究所采用的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总结了创新和不足。第二章,概念范畴界定和政策性理论基础。对于研究的关键范畴予以界定。梳理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成因的主要理论展开讨论,如市场缺陷理论、风险感知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等等,研究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探讨政策性理论基础。第二部分,研究问题。对于出口信用保险展开理论和实证的全面研究,探讨其政策属性、功能等特征事实,以及实现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的作用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出口信用保险的实际情况,聚焦该制度的关键政策性目标——促进出口贸易,对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供需均衡的展开探讨,做出理论分析,构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三章重点探讨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特征事实,第四章至第六章解决政策性作用机制问题。第三章,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特征事实及演变。梳理了出口信用保险在中国和全球发展历史,分析在特定贸易环境和发展阶段下,该制度政策性属性的变迁和调整,研究其反映的内在规律。全面梳理总结了出口信用保险的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研究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作用于外贸出口的内在机理。结合全球主要国家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具体模式,进行了特征事实的对比分析,对于不同模式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展开了讨论。第四章,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基础:基于供需视角分析。从市场均衡角度入手,分析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提出出口信用保险的市场均衡悖论,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分析该险种市场均衡的经济学特点。无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出口信用保险市场会出现低需求和低供给的均衡状况,无法有效支持出口贸易。从而提出政府介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研究其政策属性在市场上的作用机制。第五章,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演化博弈模型。考虑到国际贸易的风险特殊性,结合前景理论,以政策性目标为导向,构建了一个包括政府、保险公司、出口企业、海外买方在内的国际贸易演化博弈模型。企业在出口贸易中存在风险及风险感知的特殊性。通过模型推导,分析政府、政策性保险公司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为政策目标,通过出口信用保险机制,影响国际贸易买卖双方的交易均衡、推动出口贸易发展。第六章,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以中国为例的实证分析。立足我国出口贸易的二元特征事实,对比在不同贸易模式下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机制差异,提出研究假设并构建模型。验证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对于不同贸易模式影响差异,研究该险种在中国发挥政策性价值的特殊性。同时结合当前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特殊环境,探讨出口信用保险对于贸易结构优化的价值和作用。第三部分作为最终的政策建议和展望,回答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调整和发展的问题。第七章,国际贸易新格局下的风险变化与政策性调整。结合当前国际贸易新格局的变化,对于国际贸易中风险变化及企业基于风险需求做了分析,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模式问题和变革展开讨论,结合其政策性和金融性特征,对于中国的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做了分析,提出了政策建议,同时提出对未来研究的改进方向。根据以上的研究思路和框架,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主要结论有:1、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是和其承担的风险和功能相关的。出口信用保险具备促进出口贸易的功能,进而能推动一国经济发展、就业增加、国际收支平衡。因此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建立,政策属性贯穿于发展始终。政策性发挥程度则与不同时期全球的宏观风险和不同国家自身的状况高度相关。逆周期调节作用是其政策性体现的关键领域。2、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功能可以分为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政策性体现最关键的是促进出口贸易的核心功能。该功能同时作用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并通过基础功能的实现,达成特定的政策目标。3、出口信用保险没有政府介入时会出现市场均衡悖论,不利于实现对于出口促进的政策目标。通过演化博弈模型说明,要更好的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与海外买方达成贸易均衡,需要保险机构同时提高赔偿水平和降低保险费率。政府的必要参与才能更好实现促进出口的政策性目标。4、中国出口贸易具有二元特征,出口信用保险的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在一般贸易下体现更加明显。在样本期间,通过省级面板数据验证,出口信用保险保费每增加1亿元,平均将影响各省一般贸易出口增长12.1%,影响各省总出口额增长8.3%,而影响加工贸易出口增长仅6.4%而且并不显着。说明如果准确区分贸易模式,出口信用保险的边际影响会上升45.6%。同时这种影响具有的门槛效应特征。发挥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有利于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本文以问题导向和实证分析为基础,开展了具有一定探索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并得出了一些具有一定理论创新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结论。本文主要的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1、运用政策性金融理论、风险感知理论,系统性地分析了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问题。前人的研究侧重于出口信用保险的某一方面,且较少涉及其政策属性问题。当前研究的主线围绕政策属性,从政策性成因、属性、功能、作用机制和目标实现不同角度,对于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展开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聚焦于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两个关键问题:风险的特殊性和功能的特殊性。对于风险层面,研究了出口贸易中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特殊属性,及其带来的出口企业风险感知问题,阐述了出口信用保险的特殊需求。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进行了系统梳理,分宏观、微观两个层次,将功能分为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三类。结合成因,进一步研究了作用机制和政策性成效。从促进出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结构优化两个领域,探讨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作用。在内容的系统性上有一定的创新。2、用风险感知理论和演化博弈方法,分析了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国际贸易均衡的改善作用。首次将风险感知理论和演化博弈方法引入到出口信用保险研究中。构建了政府、保险公司参与下,出口企业和海外买方国际贸易均衡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出口企业国际贸易中的风险感知情况,探讨了海外买方的违约对于贸易达成的影响。研究了基于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出口信用保险对国际贸易演化均衡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3、结合中国出口贸易中二元特征,拓展了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的研究领域,区分不同贸易模式内在作用机制,展开了实证分析。本文在讨论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拉动作用时,首次区分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从理论和经验分析两个方面探讨了出口信用保险对于不同贸易模式传导作用机制的差异问题,拓展了研究领域。并基于中国的实践,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出口信用保险推动贸易结构优化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相关研究同样为政府制定外贸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提供了依据,有助于更好发挥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价值,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有:1、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研究涉及政策性金融、国际贸易等多个领域。本文做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由于作者自身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水平有限,对于出口信用保险与国际贸易理论结合和研究仍不够深入。2、本文虽然尝试了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一般贸易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借鉴了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成果,但在变量选取、模型构建方面,受到数据来源制约仍不够深入,缺乏跨国对比,科学性和完备性仍需要进一步提升。相信随着未来数据的进一步完善,研究结果将更为准确,解释能力和参考价值将进一步提高。
姚贝贝[10]（2020）在《基于前景理论的投资组合保险策略优势研究》文中提出投资组合保险策略自出现至今一直受到投资者的追捧,但研究表明组合保险的程序化实施会增加市场波动,甚至导致金融危机。投资组合保险策略虽具备这样的缺点,但依然是广大投资者风险决策下的首选策略,因此,寻找投资组合保险策略的流行原因,研究策略具备的优势问题,是解释和研究投资者决策行为的关键。研究发现,以有效市场与理性人假设为前提的传统期望效用理论,忽略了实际投资中投资者的风险态度和心理特质,不能有效解释投资组合保险策略流行现象。随着金融市场异象的不断产生,行为金融学认为有限理性投资者的心理因素在投资理念和投资决策中起着关键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学者开始从心理学角度探索投资者决策行为,解释投资组合保险策略流行原因,本文认为,引入前景理论框架分析投资组合保险策略流行原因可显着提升解释力度。前景理论是行为金融学的核心理论,能更贴合实际的描述不确定情况下投资者决策行为。本文基于前景理论研究投资组合保险策略的优势问题,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解释其存在吸引力的原因。在理论部分,本文对比分析了前景理论与期望效用理论,期望效用理论下,投资者对投资组合保险策略的决策,依据最终财富的效用最大化,而前景理论下,投资者依据前景价值的最大化决策,由于考虑了投资者心理特质和行为特征的影响,因此,在前景理论框架下研究投资组合保险策略的优势更有效;在实证部分,采用蒙特卡洛模拟9种市场场景及沪深300指数日收盘价数据,分析前景理论下投资组合保险策略与基准策略到期时的表现,并与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框架下的组合保险策略进行对比。实证结果显示,期望效用理论下,投资组合保险策略的效用值小于基准策略的效用值,而在前景理论中,大多数场景下,投资组合保险策略的前景值大于基准策略前景值,按照投资者的期望效用与前景价值最大化原则,基于前景理论下的组合保险策略是有优势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皆表明在前景理论框架下分析投资组合保险策略具备的优势更有效,可以更好的解释投资组合保险策略流行的原因。本文为国内研究投资组合保险策略提供一种新思路,为金融领域解释投资者行为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二、理念偏好与理念效用函数及其对Alliass预期效用悖论的解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理念偏好与理念效用函数及其对Alliass预期效用悖论的解决（论文提纲范文）
（1）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2.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3.1 研究的创新点 |
| 1.3.2 研究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研究 |
| 2.1.1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来源 |
| 2.1.2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成因研究 |
| 2.1.3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解决途径 |
| 2.2 数字普惠金融有关问题的研究 |
| 2.2.1 数字普惠金融的起源与理论基础研究 |
| 2.2.2 数字普惠金融的功能研究 |
| 2.2.3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 |
| 2.3 文献评述 |
| 2.3.1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文献评述 |
| 2.3.2 数字普惠金融的文献评述 |
| 3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3.1 核心概念 |
| 3.1.1 中小企业 |
| 3.1.2 融资约束 |
| 3.1.3 数字普惠金融 |
| 3.2 中小企业融资的基础理论 |
| 3.2.1 金融发展与金融结构理论 |
| 3.2.2 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理论 |
| 3.2.3 企业成长周期与融资需求规律 |
| 3.3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理论 |
| 3.3.1 数字经济理论 |
| 3.3.2 金融排斥与普惠金融理论 |
| 4 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4.1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状况的国际比较 |
| 4.1.1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与主要融资指标的比较 |
| 4.1.2 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国际比较 |
| 4.2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 |
| 4.2.1 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类别 |
| 4.2.2 主要融资渠道的建设情况 |
| 4.3 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境况 |
| 4.3.1 中小企业融资支持与其经济贡献度不匹配 |
| 4.3.2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 |
| 4.3.3 中小企业融资环境脆弱 |
| 4.4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取得的积极成效 |
| 4.4.1 中小企业融资政策和组织体系逐渐健全 |
| 4.4.2 金融服务覆盖面持续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逐渐多元 |
| 4.4.3 数字技术应用提升中小企业融资能力 |
| 4.4.4 融资成本有所下降,风险相对可控 |
| 5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环境、创新动力与核心价值 |
| 5.1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环境 |
| 5.1.1 数字普惠金融的参与主体 |
| 5.1.2 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基础与政策环境 |
| 5.2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动力与运行机制 |
| 5.2.1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的供给动力 |
| 5.2.2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的需求动力 |
| 5.2.3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的运行机制 |
| 5.3 数字普惠金融的框架原则与核心价值 |
| 5.3.1 数字普惠金融的框架原则 |
| 5.3.2 数字普惠金融的核心价值 |
| 6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理论分析 |
| 6.1 数字普惠金融的金融经济学解释 |
| 6.1.1 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环境 |
| 6.1.2 数字普惠金融参与者的经济特征 |
| 6.1.3 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及其均衡 |
| 6.2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传统融资悖论的破解 |
| 6.2.1 传统信贷市场上中小企业的融资悖论 |
| 6.2.2 数字普惠金融对融资悖论的破解 |
| 7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一:基于现金流视角 |
| 7.1 研究假说 |
| 7.2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经验事实 |
| 7.2.1 数字普惠金融的指标体系 |
| 7.2.2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
| 7.3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 7.3.1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7.3.2 数据来源和统计性描述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基准回归分析 |
| 7.4.2 异质性分析 |
| 7.4.3 稳健性检验 |
| 7.5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融资约束的维度分析 |
| 8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二:基于创业融资视角 |
| 8.1 研究假说 |
| 8.2 计量模型与描述性统计 |
| 8.2.1 模型构建 |
| 8.2.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融资的整体效果分析 |
| 8.3.1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融资的基准回归分析 |
| 8.3.2 不同维度的回归结果分析 |
| 8.4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创业融资的影响因素 |
| 8.4.1 地区异质性分析 |
| 8.4.2 影响因素检验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的课题项目与论文成果 |
| 致谢 |
（2）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 |
| 1.2.2 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3 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内容结构、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内容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技术创新 |
| 2.1.2 人工智能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技术创新理论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
| 3.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 |
| 3.1.1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 |
| 3.1.2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 |
| 3.1.3 国内人工智能发展趋势 |
| 3.2 人工智能的四大经济效应 |
| 3.2.1 智能渗透效应 |
| 3.2.2 边界延展效应 |
| 3.2.3 知识创造效应 |
| 3.2.4 自我深化效应 |
| 3.3 经济增长的三大影响因素 |
| 3.3.1 劳动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要素投入 |
| 3.3.2 资本是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实现途径 |
| 3.3.3 生产技术是加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
| 3.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渠道 |
| 3.4.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 3.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 3.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 3.5 本章小结 |
| 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 4.1 分析基础 |
| 4.1.1 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厘定 |
| 4.1.2 基本理论假设 |
| 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就业路径 |
| 4.2.1 智能渗透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2 边界延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3 就业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收入路径 |
| 4.3.1 智能渗透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4.3.2 边界延展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4.3.3 收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4 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路径的实证检验 |
| 4.4.1 研究设计 |
| 4.4.2 人工智能影响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的实证检验 |
| 4.4.3 人工智能、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4.4.4 长期效应分析 |
| 4.4.5 作用渠道检验 |
| 4.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 |
| 5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 5.1 分析基础 |
| 5.1.1 资本积累与资本结构的概述 |
| 5.1.2 智能渗透的行业差异 |
| 5.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路径 |
| 5.2.1 智能渗透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5.2.2 边界延展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5.2.3 资本积累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结构路径 |
| 5.3.1 智能渗透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3.2 边界延展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3.3 资本结构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4 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路径的实证检验 |
| 5.4.1 研究设计 |
| 5.4.2 人工智能影响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的实证检验 |
| 5.4.3 人工智能、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5.4.4 长期效应分析 |
| 5.4.5 作用渠道检验 |
| 5.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 |
| 6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 6.1 分析基础 |
| 6.1.1 全要素生产率的解构 |
| 6.1.2 基于“生产率悖论”的争议 |
| 6.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路径 |
| 6.2.1 智能渗透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2 知识生产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3 自我深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4 技术进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路径 |
| 6.3.1 智能渗透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2 边界延展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3 自我深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4 技术效率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4 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路径的实证检验 |
| 6.4.1 研究设计 |
| 6.4.2 人工智能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 6.4.3 人工智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6.4.4 长期效应分析 |
| 6.4.5 作用渠道检验 |
| 6.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影响经济增长 |
| 7 进一步分析——人工智能、长期经济增长与未来南北差距 |
| 7.1 分析基础 |
| 7.1.1 技术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变化路径 |
| 7.1.2 基本理论假设 |
| 7.2 人工智能与长期经济增长 |
| 7.2.1 基本模型构建 |
| 7.2.2 模型分析 |
| 7.2.3 分析结论 |
| 7.3 人工智能发展与未来南北差距 |
| 7.3.1 基本模型构建 |
| 7.3.2 领先国家 |
| 7.3.3 追随国家 |
| 7.3.4 模型分析与结论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基本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与目标体系拓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型 |
| 1.1.2 国内外冲击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1.1.3 价格型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测度 |
| 1.2 价格型货币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2.1 货币超发的理论争鸣 |
| 1.2.2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型 |
| 1.2.3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分析 |
| 1.2.4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研究 |
| 1.3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3.1 论文结构 |
| 1.3.2 论文内容 |
| 1.4 论文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论文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主要创新 |
| 第2章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分段调控 |
| 2.1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1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梳理 |
| 2.1.2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规则特征分析 |
| 2.2 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与调控规则的理论推演 |
| 2.2.1 约束条件 |
| 2.2.2 福利损失函数 |
| 2.2.3 最优货币政策反应方程 |
| 2.3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区制转移特征研究 |
| 2.3.1 价格型货币政策简化方程 |
| 2.3.2 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方法介绍 |
| 2.3.3 区制转移的实证结果分析 |
| 2.3.4 稳健性检验 |
| 2.4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特征分析 |
| 2.4.1 非稳定区制下的非对称特征分析 |
| 2.4.2 稳定区制下的非对称特征分析 |
| 2.5 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的福利损失对比 |
| 2.5.1 稳定与非稳定区制的福利损失对比 |
| 2.5.2 严格利率规则反应方程估计 |
| 2.5.3 分段与严格利率规则的福利损失对比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房地产价格波动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 |
| 3.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3.1.1 传导机制的理论文献梳理 |
| 3.1.2 传导机制的实证文献概述 |
| 3.2 房地产价格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关联机制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3 DSGE模型的参数校准及数值模拟 |
| 3.3.1 参数校准 |
| 3.3.2 开启与关闭抵押品渠道的数值模拟 |
| 3.4 房地产价格与实体经济关联机制的时变特征分析 |
| 3.4.1 房地产价格与产出间的动态关联机制检验 |
| 3.4.2 房地产价格与通胀间的动态关联机制检验 |
| 3.4.3 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的断点检验 |
| 3.5 房地产价格影响利率调控效果的渠道分析 |
| 3.5.1 房地产价格对利率调控效果影响的脉冲分析 |
| 3.5.2 稳健性检验 |
| 3.6 房地产价格、实体经济与价格型货币政策间的关联机制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资本账户开放度、汇率制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 |
| 4.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4.2 二元悖论理论模型构建 |
| 4.3 资本账户开放度指标构建 |
| 4.4 二元悖论模型的实证检验 |
| 4.4.1 回归方程说明 |
| 4.4.2 包含交互项的参数估计 |
| 4.4.3 引入“全球避险情绪”的参数估计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针对“产出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
| 4.5.2 针对“资本帐户开放度测算方式”的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货币政策与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关联机制研究 |
| 5.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5.1.1 国际资本流动渠道研究 |
| 5.1.2 汇率渠道研究 |
| 5.2 蒙代尔—弗莱明理论分析框架 |
| 5.3 SVAR模型构建与计量处理 |
| 5.3.1 SVAR模型的构建 |
| 5.3.2 单位根检验与滞后期选取 |
| 5.4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影响 |
| 5.4.1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
| 5.4.2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福利损失视角下的核心通胀目标构建 |
| 6.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6.2 八部门异质性价格扭曲理论模型的构建 |
| 6.2.1 个体的生产与消费 |
| 6.2.2 消费和价格指数 |
| 6.2.3 模型的一阶方程与对数线性化 |
| 6.2.4 社会总福利损失函数构建 |
| 6.3 异质性价格粘性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 |
| 6.3.1 价格粘性测算 |
| 6.3.2 劳动的收入份额测算 |
| 6.4 不同异质性特征下核心通货膨胀指标的估计 |
| 6.4.1 参数校准 |
| 6.4.2 多种异质性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与对比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创新效率的经济增长目标调控机制 |
| 7.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7.1.1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研究 |
| 7.1.2 金融摩擦与技术创新的关联机制研究 |
| 7.1.3 金融摩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间的关联机制研究 |
| 7.2 经济增长目标调控的理论模型构建 |
| 7.3 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和SVAR模型的实证结果对比 |
| 7.3.1 DSGE模型的参数校准 |
| 7.3.2 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
| 7.3.3 SVAR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4）企业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绿色重购行为 |
| 2.1.1 绿色重购行为与意向的概念界定 |
| 2.1.2 绿色重购行为的相关理论 |
| 2.1.3 绿色重购行为的研究进展与述评 |
| 2.1.4 小结 |
| 2.2 企业反馈 |
| 2.2.1 企业反馈的内涵 |
| 2.2.2 企业反馈的理论阐述 |
| 2.2.3 企业反馈的研究进展与述评 |
| 2.2.4 小结 |
| 第3章 研究一:购后价值反馈与绿色重购行为 |
| 3.1 问题提出与研究目的 |
| 3.2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 3.2.1 购后价值反馈 |
| 3.2.2 温情感 |
| 3.2.3 反馈时机 |
| 3.3 假设推演 |
| 3.3.1 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促进作用 |
| 3.3.2 温情感的中介作用 |
| 3.3.3 反馈时机的调节作用 |
| 3.3.4 研究模型一 |
| 3.4 实验设计与假设检验 |
| 3.4.1 前测 |
| 3.4.2 实验1: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影响 |
| 3.4.3 实验2:温情感的中介作用 |
| 3.4.4 实验3:反馈时机的调节作用 |
| 3.4.5 研究一结果讨论 |
| 第4章 研究二:社会性价值比较反馈与绿色重购行为 |
| 4.1 问题提出与研究目的 |
| 4.2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 4.2.1 比较反馈 |
| 4.2.2 关系强度 |
| 4.2.3 印象管理动机 |
| 4.2.4 反馈情境 |
| 4.3 假设推演 |
| 4.3.1 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对绿色重购意向的交互作用 |
| 4.3.2 印象管理动机的中介作用 |
| 4.3.3 反馈情境的调节作用 |
| 4.3.4 研究模型二 |
| 4.4 实验设计与假设检验 |
| 4.4.1 实验4: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的交互作用 |
| 4.4.2 实验5:印象管理动机的中介作用 |
| 4.4.3 实验6:反馈情境的调节作用 |
| 4.4.4 研究二结果讨论 |
| 第5章 结论与讨论 |
| 5.1 主要结论 |
| 5.1.1 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影响 |
| 5.1.2 社会性价值比较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影响 |
| 5.2 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
| 5.2.1 理论贡献 |
| 5.2.2 管理启示 |
| 5.3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5.3.1 研究局限 |
| 5.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5）中国居民家庭多维极化的统计测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与框架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框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多维极化的内涵界定与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多维极化内涵界定 |
| 一、相关概念 |
| 二、内涵阐述 |
| 三、表现特征 |
| 第二节 多维极化影响因素分析 |
| 一、经济发展影响多维极化的作用机制 |
| 二、公共政策影响多维极化的作用机制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多维极化统计测度方法综述 |
| 第一节 单维极化测度方法 |
| 一、W型极化指标 |
| 二、ER型极化指标 |
| 三、其他类型极化指标 |
| 第二节 多维极化测度方法 |
| 一、基于不平等指标分解的多维极化指标 |
| 二、基于等福利曲线的多维极化指标 |
| 三、基于距离函数的多维极化指标 |
| 第三节 主要指标分解方法 |
| 一、DER极化指标的分解方法 |
| 二、DSH指标的分解方法 |
| 三、BS指标的分解方法 |
| 第四节 两种统计推断方法 |
| 一、基于渐近思想的区间估计 |
| 二、基于重抽样思想的区间估计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多维极化测度方法与分解方法的改进 |
| 第一节 多维极化测度方法的改进 |
| 一、多维极化测度方法的问题 |
| 二、多维极化改进的理论基础 |
| 三、多维极化测度方法的改进之一——基于社会福利函数 |
| 四、多维极化测度方法的改进之二——基于相似性度量 |
| 第二节 多维极化分解方法的改进 |
| 一、多维极化分解方法的问题 |
| 二、多维极化维度分解方法的改进 |
| 三、多维极化子群分解方法的改进 |
| 四、多维极化动态分解方法的改进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居民家庭多维极化的统计测度分析——基于改进的测度方法与分解方法 |
| 第一节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一、数据来源 |
| 二、总体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二节 城乡两极分化的统计测度 |
| 一、城乡间各维度分布比较 |
| 二、城乡两极分化的单维测度 |
| 三、城乡两极分化的多维测度 |
| 四、城乡两极分化的维度分解 |
| 五、城乡两极分化的子群分解 |
| 第二节 区域极化的统计测度 |
| 一、区域间各维度分布比较 |
| 二、区域极化的单维测度 |
| 三、区域极化的多维测度 |
| 四、区域极化的维度分解 |
| 五、区域极化的子群分解 |
| 第三节 社会阶层分化的统计测度 |
| 一、社会阶层间各维度分布比较 |
| 二、社会阶层分化的单维测度 |
| 三、社会阶层分化的多维测度 |
| 四、社会阶层分化的维度分解 |
| 五、社会阶层分化的子群分解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幸福悖论”的多维极化适度性分析 |
| 第一节 “幸福悖论”的相关解释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二、“幸福悖论”的解释 |
| 第二节 适度性研究的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 |
| 一、理论假设 |
| 二、模型构建 |
| 第三节 多维极化适度性的实证研究 |
| 一、变量说明 |
| 二、模型估计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以及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 后记 |
（6）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 ——基于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问题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2.1 能源与环境 |
| 1.2.2 可持续发展 |
| 1.2.3 绿色财税政策 |
| 1.3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1.5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 2 文献综述 |
| 2.1 研究现状 |
| 2.1.1 能源资源的跨期优化配置与最优开采路径 |
| 2.1.2 能源开发利用的负外部性 |
| 2.1.3 能源、环境与经济增长 |
| 2.1.4 促进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财税政策 |
| 2.2 文献评述与研究空间 |
| 2.2.1 文献评述 |
| 2.2.2 研究空间 |
| 3 能源与环境优化配置理论与绿色财税手段分析 |
| 3.1 能源与环境优化配置理论及分析 |
| 3.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1.2 可耗竭资源理论 |
| 3.1.3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
| 3.1.4 外部性理论 |
| 3.2 能源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 |
| 3.2.1 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中的作用 |
| 3.2.2 政府、市场与企业的关系 |
| 3.2.3 政府介入能源市场的必要性 |
| 3.3 政府纠正外部性的手段之一:绿色税收 |
| 3.3.1 绿色税收的作用机理 |
| 3.3.2 绿色税收对资源配置、环境改善与社会公平的影响 |
| 3.3.3 以资源税和环境税为例的绿色税收手段 |
| 3.4 政府纠正外部性的手段之二:绿色补贴 |
| 3.4.1 绿色补贴的作用机理 |
| 3.4.2 绿色补贴对相关主体的影响 |
| 3.4.3 以研发补贴为例的绿色补贴手段 |
| 3.5 本章小结 |
| 4 研究设计: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 |
| 4.1 动态一般均衡框架的演进 |
| 4.2 模型概述 |
| 4.3 模型设定 |
| 4.4 参数校准 |
| 4.5 模型在具体领域的应用 |
| 4.6 本章小结 |
| 5 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悖论”研究 |
| 5.1 模型设定 |
| 5.2 数值模拟分析 |
| 5.3 能源消耗的经济效应实证分析 |
| 5.3.1 计量模型设定 |
| 5.3.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3 能源消耗的经济效应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能源开发的长期经济效应实证分析 |
| 5.4.1 能源资源开发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测度模型 |
| 5.4.2 能源资源开发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估计与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绿色税收的经济效应模拟分析 |
| 6.1 模型设定 |
| 6.2 绿色税收的经济效应模拟结果 |
| 6.3 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状态下的绿色税收政策选择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绿色研发补贴的经济效应模拟分析 |
| 7.1 模型设定 |
| 7.2 鞍点路径求解 |
| 7.3 绿色研发补贴的经济效应模拟结果 |
| 7.4 动态补贴政策的时点选择和效果评估机制分析 |
| 7.4.1 动态补贴政策的时点选择分析 |
| 7.4.2 动态补贴政策的效果评估机制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完善中国绿色财税政策的思考 |
| 8.1 强化绿色税收政策设计,策略性地实施绿色税收政策组合 |
| 8.2 政府主导和市场化运作手段相结合,激励企业绿色研发创新 |
| 8.3 完善能源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合理分配资源收益 |
| 8.4 加强财税手段的协同,形成政策组合拳 |
| 8.5 完善配套支持保障措施,实现政策效应最大化 |
| 8.6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政府投资光伏扶贫项目区域优选方法及其规划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论文的研究背景 |
| 1.1.2 论文的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光伏扶贫项目研究现状 |
| 1.2.2 实施区域优选方法研究现状 |
| 1.2.3 项目规划决策模型研究现状 |
| 1.3 主要研究内容和技术路径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基础理论研究 |
| 2.1 减贫相关理论 |
| 2.1.1 贫困定义与划分标准 |
| 2.1.2 社会主义贫困理论内在逻辑 |
| 2.2 风险决策相关理论 |
| 2.2.1 风险决策的基本概念 |
| 2.2.2 关键理论及其演化路径 |
| 2.3 规划模型相关理论 |
| 2.3.1 数学规划模型的基本内涵 |
| 2.3.2 条件约束与组合优化模型 |
| 2.3.3 效率测度模型及其延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投资光伏扶贫项目政策及投资机理 |
| 3.1 光伏扶贫项目基本内涵 |
| 3.3.1 光伏扶贫项目的基本特征 |
| 3.3.2 考虑利益相关方的项目目标 |
| 3.3.3 影响目标实现的关键问题 |
| 3.2 结合项目内涵的相关政策分析 |
| 3.2.1 基于时序规律的政策特征梳理 |
| 3.2.2 基于政策特征的政策引导作用 |
| 3.3 政策引导下光伏扶贫项目投资机理研究 |
| 3.3.1 项目利益相关方的组织架构 |
| 3.3.2 光伏扶贫项目的建设类型 |
| 3.3.3 光伏扶贫项目的融资模式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政策引导下光伏扶贫项目实施区域优选方法 |
| 4.1 关键影响因素识别与分析 |
| 4.1.1 因素挖掘思路与原则 |
| 4.1.2 关键影响因素识别与挖掘 |
| 4.1.3 实施区域优选指标体系 |
| 4.2 直觉模糊环境的因素评估值采集 |
| 4.2.1 评估值类型及采集流程 |
| 4.2.2 直觉模糊环境的评估值确定方法 |
| 4.3 直觉模糊主客观组合权重计算 |
| 4.3.1 权重确定方法介绍与分析 |
| 4.3.2 直觉模糊环境的组合定权方法 |
| 4.4 基于TODIM集结框架的区位优选排序 |
| 4.4.1 信息集结及排序技术特点 |
| 4.4.2 直觉模糊环境的TODIM优选排序方法 |
| 4.5 算例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的组合优化模型构建 |
| 5.1 光伏扶贫项目组合优化特点及内涵 |
| 5.1.1 项目组合管理及其内涵 |
| 5.1.2 光伏扶贫项目组合优化特征 |
| 5.2 光伏扶贫项目组合优化模型设计 |
| 5.2.1 模型的基本假设 |
| 5.2.2 多维“目标—约束”组合优化模型构建 |
| 5.3 算法分析及优化 |
| 5.3.1 优化求解算法内涵及分类 |
| 5.3.2 多目标遗传算法适用性分析 |
| 5.3.3 改进的非支配遗传算法 |
| 5.4 算法性能测试及算例分析 |
| 5.4.1 算法性能测试 |
| 5.4.2 算例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公平与效率理论的规划方案优选模型构建 |
| 6.1 光伏扶贫项目公平与效率特质分析 |
| 6.1.1 项目全寿命周期公平与效率表征 |
| 6.1.2 项目干系人视角下公平与效率诉求 |
| 6.1.3 公平与效率理论适用性 |
| 6.2 光伏扶贫项目规划方案优选模型设计 |
| 6.2.1 模型基本假设 |
| 6.2.2 变量分析及选择 |
| 6.2.3 优选模型设计与构建 |
| 6.3 算法分析与优化 |
| 6.3.1 聚类分析算法介绍 |
| 6.3.2 数据包络分析算法描述 |
| 6.3.3 考虑数据纠偏的组合求解算法 |
| 6.4 算例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成果和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影响机制及其监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缩略词、符号变量的注释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3.1 论文创新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资产价格泡沫的含义及其形成机理研究综述 |
| 2.1.1 理性预期理论 |
| 2.1.2 行为金融理论 |
| 2.1.3 以分形和混沌理论为代表的非线性理论 |
| 2.1.4 信贷理论 |
| 2.1.5 金融发展理论 |
| 2.2 资产价格泡沫的存在性检验及测度研究综述 |
| 2.2.1 资产价格泡沫的存在性检验 |
| 2.2.2 资产价格泡沫存在性的检验方法 |
| 2.2.3 资产价格泡沫的测度方法 |
| 2.3 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关系研究综述 |
| 2.3.1 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关系 |
| 2.3.2 金融杠杆与房地产泡沫的影响关系 |
| 2.4 资产价格泡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综述 |
| 2.4.1 资产价格泡沫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 2.4.2 资产价格泡沫对经济增长的不利作用 |
| 2.4.3 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的周期联动效应 |
| 2.5 资产价格泡沫监控研究综述 |
| 2.5.1 主张从市场层面入手监控资产价格泡沫 |
| 2.5.2 从货币政策角度监控资产价格泡沫 |
| 2.5.3 利用托宾税监控资产价格泡沫 |
| 2.6 对现有文献的评述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资产价格泡沫形成机理及其检验研究 |
| 3.1 资产价格泡沫的理论界定 |
| 3.1.1 资产 |
| 3.1.2 资产价格泡沫的载体类型 |
| 3.1.3 资产价格泡沫涵义界定 |
| 3.2 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机理分析 |
| 3.2.1 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理论基础 |
| 3.2.2 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影响因素 |
| 3.3 资产价格泡沫的检验 |
| 3.3.1 检验方法 |
| 3.3.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3.3.3 检验结果及其分析 |
| 3.4 资产价格泡沫的提取 |
| 3.4.1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
| 3.4.2 资产价格泡沫提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机制研究 |
| 4.1 金融杠杆的经济本质及度量 |
| 4.1.1 金融杠杆的经济本质 |
| 4.1.2 金融杠杆的度量 |
| 4.2 金融加杠杆的机理分析 |
| 4.2.1 金融加杠杆的根源 |
| 4.2.2 金融加杠杆的实质 |
| 4.2.3 金融加杠杆的内在驱动力 |
| 4.2.4 金融加杠杆的实现路径 |
| 4.2.5 金融加杠杆的特征与成因 |
| 4.3 基于金融杠杆驱动的资产价格泡沫模型构建 |
| 4.3.1 理论分析 |
| 4.3.2 基于金融杠杆驱动的资产价格泡沫模型 |
| 4.4 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影响关系的实证分析 |
| 4.4.1 滚动宽窗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 |
| 4.4.2 变量说明与数据检验 |
| 4.4.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杠杆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效应研究 |
| 5.1 金融杠杆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效应研究 |
| 5.1.1 理论分析 |
| 5.1.2 研究假设与变量定义 |
| 5.1.3 动态面板模型和门限检验方法 |
| 5.1.4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5.2 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的周期联动效应研究 |
| 5.2.1 频谱分析方法 |
| 5.2.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5.2.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5.3 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的共容效应研究 |
| 5.3.1 模型基本假设 |
| 5.3.2 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的共容条件 |
| 5.4 金融杠杆、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研究 |
| 5.4.1 SV-TVP-SVAR模型 |
| 5.4.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5.4.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去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监控系统研究 |
| 6.1 去杠杆的范畴界定及认知 |
| 6.1.1 去杠杆的范畴界定 |
| 6.1.2 去杠杆的正确认知 |
| 6.2 实体去杠杆路径研究 |
| 6.2.1 “去杠杆”与“稳增长”的困境 |
| 6.2.2 实体去杠杆的路径 |
| 6.3 金融去杠杆路径研究 |
| 6.3.1 金融去杠杆的阶段和政策 |
| 6.3.2 金融去杠杆的路径 |
| 6.4 限贷政策抑制资产价格泡沫的效应研究 |
| 6.4.1 合成控制法 |
| 6.4.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6.4.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6.5 资产价格泡沫监控系统研究 |
| 6.5.1 SVR模型与股市泡沫监控系统研究 |
| 6.5.2 BP神经网络与房地产泡沫监控系统研究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9）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出口信用保险与全球国际贸易发展 |
| 1.1.2 出口信用保险与中国国际贸易发展 |
| 1.1.3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 |
| 1.2.2 国内研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2 研究路线与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 |
| 1.4.2 不足 |
| 1.5 本章小结 |
| 2.概念范畴界定和政策性理论基础 |
| 2.1 重要概念界定 |
| 2.1.1 出口贸易中的风险 |
| 2.1.2 出口信用保险的概念、特点 |
| 2.1.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概念 |
| 2.1.4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属性特征 |
| 2.1.5 政策性与商业性出口信用保险的辨析 |
| 2.2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成因的理论 |
| 2.2.1 市场缺陷理论 |
| 2.2.2 风险感知理论 |
| 2.2.3 公共产品理论 |
| 2.2.4 政策工具理论 |
| 2.2.5 出口补贴合法化理论 |
| 2.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 |
| 2.3.1 新要素禀赋理论 |
| 2.3.2 异质性企业理论 |
| 2.3.3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
| 2.3.4 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4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的理论综合分析 |
| 2.4.1 风险的特殊性阻碍出口贸易的发展 |
| 2.4.2 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属性体现为支持出口贸易 |
| 2.4.3 国际规则是政策性方式的制度保障和财务约束 |
| 2.5 本章小结 |
| 3.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特征事实及演变 |
| 3.1 全球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与政策性演进 |
| 3.1.1 萌芽期:商业化经营,金融属性明显 |
| 3.1.2 起步期:政府积极参与,政策属性凸显 |
| 3.1.3 发展期:政策属性与金融属性有机融合 |
| 3.1.4 调整期:全球金融危机后政策属性强化 |
| 3.2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与政策性演进 |
| 3.2.1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演进 |
| 3.2.2 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履职成效 |
| 3.2.3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的政策性特征 |
| 3.3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演进的趋势特点 |
| 3.3.1 政策性贯穿信用保险发展各个阶段 |
| 3.3.2 政策性发挥与风险状况高度相关 |
| 3.3.3 逆周期调节机制是政策性体现的关键领域 |
| 3.4 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与促进出口的政策性目标 |
| 3.4.1 政策性金融视角的功能分析 |
| 3.4.2 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分析 |
| 3.4.3 促进出口的政策性目标与功能框架 |
| 3.4.4 空间逆向调节机制和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拓展 |
| 3.5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经营模式的国际比较 |
| 3.5.1 经营模式的国际比较 |
| 3.5.2 不同模式下的政府角色 |
| 3.5.3 伯尔尼协会成员对出口贸易影响 |
| 3.5.4 国际信用保证保险协会成员对出口贸易影响 |
| 3.6 政策性模式选择的结论与启示 |
| 3.6.1 经营模式选择与政策目标实现 |
| 3.6.2 经营模式选择与国家国情 |
| 3.6.3 欧盟商业化模式的特殊成因 |
| 3.7 本章小结 |
| 4.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基础:基于供需视角分析 |
| 4.1 出口贸易中的风险感知与出口信用保险需求 |
| 4.1.1 风险感知与保险需求 |
| 4.1.2 企业的保险需求 |
| 4.1.3 认知偏差与企业保险需求 |
| 4.1.4 出口贸易中的企业风险感知与出口信用保险需求 |
| 4.2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的供给 |
| 4.2.1 风险评估与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 |
| 4.2.2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的目标 |
| 4.2.3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的产品及服务 |
| 4.2.4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的特点 |
| 4.2.5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的规模经济 |
| 4.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供求与出口贸易的经济视角 |
| 4.3.1 出口信用保险的市场均衡悖论和政策价值 |
| 4.3.2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外部性与国际贸易发展分析 |
| 4.3.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
| 4.3.4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福利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演化博弈视角 |
| 5.1 政策性目标和模型选择、假设 |
| 5.1.1 政策性目标和模型选择 |
| 5.1.2 模型假设 |
| 5.2 模型构建和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模型求解 |
| 5.2.3 模型结果 |
| 5.3 实现政策性目标的建议 |
| 5.3.1 政府的角色 |
| 5.3.2 政策性保险机构的应对 |
| 5.3.3 企业的风险应对 |
| 5.4 本章小结 |
| 6.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以中国为例的实证 |
| 6.1 政策性目标和中国特点 |
| 6.1.1 我国政策性目标的特殊性 |
| 6.1.2 中国二元贸易结构特征的研究 |
| 6.2 假设、变量与模型构建 |
| 6.2.1 政策性功能的作用机制和假设 |
| 6.2.2 变量选取 |
| 6.2.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6.2.4 计量模型构建 |
| 6.3 实证检验及分析 |
| 6.3.1 基本模型和考虑内生性以后的模型 |
| 6.3.2 门槛效应模型:保费作为门槛 |
| 6.3.3 门槛效应模型:赔付率作为门槛 |
| 6.3.4 实现政策性目标的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7.国际贸易新格局下的风险变化与政策性调整 |
| 7.1 国际贸易的新格局 |
| 7.1.1 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强化 |
| 7.1.2 反全球化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
| 7.1.3 全球贸易的规则面临冲击和挑战 |
| 7.2 国际贸易的风险变化 |
| 7.2.1 政治、金融风险的贸易传导加速 |
| 7.2.2 战争风险威胁仍然较大 |
| 7.2.3 突发事件影响国际贸易风险 |
| 7.2.4 风险源众多,风险网状交织传导 |
| 7.2.5 企业的风险感知变化和风险管理需求 |
| 7.3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模式的问题和变革 |
| 7.3.1 政策性模式的问题 |
| 7.3.2 政策性与商业性模式的关系 |
| 7.3.3 政策性模式的变革 |
| 7.4 中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机遇与发展建议 |
| 7.4.1 政策性与金融性的协调平衡 |
| 7.4.2 中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机遇 |
| 7.4.3 中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建议 |
| 7.5 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基于前景理论的投资组合保险策略优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2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期望效用理论 |
| 2.2 前景理论 |
| 2.2.1 价值函数 |
| 2.2.2 决策权重函数 |
| 2.3 期望效用理论与前景理论的区别 |
| 2.4 投资组合保险策略 |
| 2.4.1 固定比例投资组合保险策略(CPPI) |
| 2.4.2 时间不变性投资组合保险策略(TIPP) |
| 3 前景理论框架下投资组合保险策略的优势分析 |
| 3.1 期望效用理论下投资组合保险策略的决策依据 |
| 3.2 前景理论下投资组合保险策略的决策依据 |
| 3.3 基于前景理论解释投资组合保险策略优势的原因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投资组合保险策略优势研究的实证分析 |
| 4.1 基于蒙特卡洛模拟分析 |
| 4.1.1 研究假设 |
| 4.1.2 参数设定 |
| 4.1.3 策略表现 |
| 4.2 基于沪深300指数的历史数据分析 |
| 4.2.1 研究假设 |
| 4.2.2 参数设定 |
| 4.2.3 策略表现 |
| 4.3 本章小结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理念偏好与理念效用函数及其对Alliass预期效用悖论的解决（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研究[D]. 滕磊. 四川大学, 2021(02)
- [2]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黄志. 四川大学, 2021(12)
- [3]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与目标体系拓展[D]. 张菀庭. 吉林大学, 2021(01)
- [4]企业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D]. 岳蓓蓓. 吉林大学, 2021(01)
- [5]中国居民家庭多维极化的统计测度[D]. 董君. 浙江工商大学, 2021
- [6]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 ——基于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D]. 乔永璞.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2)
- [7]政府投资光伏扶贫项目区域优选方法及其规划模型研究[D]. 柯毅明.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0(06)
- [8]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影响机制及其监控研究[D]. 冯文芳. 东南大学, 2020(02)
- [9]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D]. 毛勤晶.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10]基于前景理论的投资组合保险策略优势研究[D]. 姚贝贝. 河南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