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维安先生学术档案（论文文献综述）
高世伟[1]（2021）在《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基层治,则天下安。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保障。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独特的政治传统,延续性很强,留下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体味历史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思想,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国家与豫北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首先注重的是治理体系的构建。治理体系具有普遍性,豫北社会具有特殊性,所以,国家治理在豫北社会的实践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双重特征。国家治理的指导方针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有序。就清代民国时期的国家治理而言,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大统,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认同问题。清王朝继承儒家传统,构建起了“家国一体”的政治认同,建立了以《圣谕广训》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以“礼法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清王朝还通过军事和赋役制度来加强皇权,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渠道提升治理效能。就豫北地区而言,清王朝还关注民生,治理黄河,引导宗教信仰,治理邪教,以此来巩固以“忠孝”为核心的国家价值观。近代以来,在外力的作用下,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加之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豫北地区开始了向近代国家的艰难转型。国家治理的“滞后性”使清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代之而起的是意识形态混乱的北洋军阀,豫北社会动荡不安。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涉及到土地改革等民众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实践密不可分。国家非常重视地方官员的铨选,地方政府治理必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内,但又要因地制宜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清代豫北县官主要来源于科举制度,民国以后,县官群体中受新式教育及留学归国人员者逐渐增多。豫北县官员负责的事务包括水利工程的修建、仓储与灾荒防治、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还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贯彻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县官还负责征收赋税,清初有田赋、丁徭之征,“摊丁入亩”之后,田赋和丁徭合一。豫北县政府存留款主要用于县级各项行政支出。尽管里甲、保甲并不属于正规的官僚体系,但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里甲负责徭役,保甲负责社会治安、教化。豫北官员通过保甲建立了严密的社会治安体系。地方政府不但贯彻国家意志,还承载着来自基层社会的监督反馈。豫北县官不仅教化百姓,而且通过宗族、乡里组织、士绅阶层治理基层社会。神的信仰只是一个载体,这种载体承担着国家意志,豫北汤阴为岳飞故里,崇祀岳飞是为了构建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的心理认同,倡导家国一体的忠孝价值观,这种观念在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下延伸到基层社会,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传教士在豫北的发展经历了由排斥到融合的过程。晚清以来,豫北州县官员的频繁更换预示着原有治理体系的崩溃,豫北地区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民间社会的地方自治,必须融合国家与地方政府。所以,皇权并不止于州县,而是延伸到州县以下。宗族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豫北地区人口主要是明清山西移民的结果,宗族组织并不发达。士绅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包括社会救助、修桥补路等公共事务。乡里组织在基层发挥着完粮纳税、维持治安、清查户口的重要作用。保甲作为地方基层组织,负责乡民的教化、户籍、赋税、力役、缉盗、平讼等事宜。豫北地区河流众多,民间多崇祀水神和金龙四大王信仰,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豫北地区民间戏曲、小说等具有娱乐身心,调节情绪,繁荣民族民间艺术,促进商贸,繁荣市场,文化传承,精神依托等作用。晚清以来,豫北社会的自治化倾向越来越强,联庄会、自卫团、会道门林立。民国时期,豫北地区帮派林立,民不聊生,爱国仁人志士深刻揭露旧道德的弊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豫北的传播。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是维持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千千万万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和重心。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不仅仅依赖国家层面的设计,民间社会是国家进行审视、改造、批判的对象,清王朝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帝国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说,清代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主导下的官民合治。豫北地区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矛盾。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需要精英阶层的思想转变,更需要广大民众的观念转型。
梅士伟[2]（2020）在《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等教育通过人力资本增值而为现代社会提供强大的发展内驱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历经建国以来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革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教系统。然而,由于高等学校（本论文研究对象限定为我国公办高等学校）外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参与机制不规范、社会公众参与不充分,内部治理结构失衡、主体道德行为失范、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致使高校腐败易发频发,关键领域问题凸显,大案要案警钟不断,窝案串案时有发生,制约大学的教育教学、学术创造、服务社会、文化赓续使命,消解其学术本质和公益属性,弱化其道德标高和社会公信力,迟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建设步伐。高校腐败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折射出现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已无法满足党和国家及社会公众的需要。因而,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连带,是“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价值依归,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结构转向。我国现行高校腐败治理主要基于政府作为高校举办者的地位,通过执政党和政府及作为其政治属性延伸的高校党委行使腐败治理权力,对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行使者实施控制、监督、惩治,保证高校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与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达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治理目标。而从高等教育发展来看,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日益多样化,多元利益相关者愈来愈迫切地要求与政府主体共同参与高校腐败治理。在治理理论的引导下,处理多元利益主体对高校的利益诉求,进一步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成为高校反腐倡廉的“新边疆”。因而,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以高校腐败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围绕“高校腐败的表现样态与成因机理”“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与历史变迁”“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容结构与绩效评价”“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生问题与优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治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进行理论阐释,揭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动力系统、控权逻辑、规则供给、行动框架”的统一,进而厘清各要素的实质内涵。通过治理系统的外部情境和内部环境解构治理动力,通过权力监督、制约与惩治的合理性、有效性分析控权逻辑,通过规则体系与规则生成阐释规则供给,通过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与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梳理行动框架,从学理层面理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涵。随后,对高校腐败治理的演进历程进行考察。按照时间序列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校反腐败工作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梳理出每个阶段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1）1949-1978年,以思想改造为核心,以运动式批判为主导;（2）1978-1989年,以纠正行风为特征,以整风式拒腐为主导;（3）1989-2002年,以遏制寻租为基础,以专项式打击为主导;（4）2002-2012年,以体系建设为中心,以系统化惩防为主导;（5）2012至今,以顶层设计为重点,以制度化治本为主导。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动力系统---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行动框架---从运动式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再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高度关注高校教职员工对高校腐败治理的心理感知,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三级编码方法梳理出目前高校腐败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两种具体机制: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并分别探讨两类机制的具体构成,包括科层治理机制所涵盖的控制、监督、惩治、制度建设、问责,以及网络治理机制所涵盖的信任、合作、制约、技术创新、文化惯例等要素的确切内涵,从而系统构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复次,鉴于高校腐败治理的实践性,运用量化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中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遵循“网络治理机制---科层治理机制---腐败治理绩效”的主体关系,经由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应然样态,即高校腐败治理的完整运行体系应当是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的整合体。最后,结合高校腐败治理机制过程的演进分析,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面临的运行困境,一是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二是机制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弱化,三是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割裂。据此,从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整合与互动的角度,提出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建议。一是重塑行动者的主体性,二是提升治理动力的集成性,三是强化治理过程的协同性,四是重点强化问责、技术创新、制度建设。研究中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问题,在目前来看只是一个开始。本文运用治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框架,来探讨和设计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体系,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一是立足治理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高校腐败控制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二是基于扎根理论方法,从高校腐败研究的制度、体制层面深入到高校腐败治理的具体机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三是统合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剖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与绩效水平,提出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孙媛[3]（2020）在《混合所有制企业监事会独立性对其履职效果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监事会治理转型是公司治理机制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监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股东行使监督权的专门机构,也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一环。监事会的有效履职是确保公司运作合法合规、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重要保障。但是,目前我国企业监事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独立性缺失这一问题尤为突出,监事会治理效用普遍不被看好。且近年来对公司治理监督机制的相关研究更加集中于独立董事制度,对监事会治理的实证研究相对匮乏。基于此,本文主要研究监事会独立性对其履职效果的影响,并以股权混合度作为调节变量进行研究。本文以新时期混合所有制改革为背景,研究混合所有制企业监事会独立性与其履职效果的关系。首先梳理总结了监事会治理和股权混合度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已有研究和实地调研访谈内容,通过扎根理论提炼出“监事选派独立性”、“权力配置独立性”、“监督工作独立性”作为监事会独立性内涵要素的三个维度。并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将股权混合度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探索监事会独立性与其履职效果关系的作用机理。本文共提出5个主假设和15个分假设,共计20个研究假设。通过实地访谈调研和网上发放,共收集到有效问卷463份;通过多元回归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两种方法,验证监事会独立性、股权混合度与监事会履职效果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监事会独立性对其履职效果具有显着正向影响;监事会独立性的三个子维度对监事会履职效果的三个子维度均具有显着正向影响;股权混合度对监事会独立性及其履职效果的影响关系具有显着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和发展了公司治理监督理论,同时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完善内部监督制衡机制、有效执行监事会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有助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在现有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基础上重塑治理的监督模式,推动监事会在企业监督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实现有效治理。
王旭东[4]（2020）在《中德文化视域下CEO权力配置与并购绩效研究 ——以中国民营企业德国并购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在“一带一路”与“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把技术引进来,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乘势而为、顺势而动,大踏步迈向国际。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持续升温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从国内情况看,相对宽松的海外并购政策、充裕的外汇储备等为企业跨国并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人民币升值为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提供了动力。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影响力使不少发达国家的企业认识到与中国企业合作的重要性。随着中国民营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和政府对民营企业“走出去”支持力度的加大,中国对外并购由早期的国企主导模式逐渐演变为国企和民企并驾齐驱,更多的民营企业开始参与海外并购。但是,许多民营企业对东道国投资环境和文化缺乏了解,也欠缺海外经营管理经验,在海外子公司的战略和管理上存在一定的问题。纵观近二十年我国民营企业德国并购实践,由于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对德国文化、德国公司治理、德国法律法规缺乏深入了解,并购后的德国子公司的跨国管理问题成为摆在民营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为求得生存和发展,民营企业究竟该怎样管理德国子公司,应该如何构建高管团队且合理任用CEO,CEO权力如何配置才能最大限度发挥管理效能,一直都是理论研究和经营实践关注的焦点。本文以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经济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的相关理论,从中德文化制度的情境差异出发,围绕“CEO权力配置与并购绩效”的关系问题提出理论假设,运用结构方程建模工具AMOS22.0和统计软件SPSS22.0,构建CEO权力配置与并购绩效的假设检验模型。在模型中,除了解释变量CEO权力配置,被解释变量并购绩效、中介变量组织变革和公司内部治理之外,还引入了文化整合和信任度作为调节变量,变量的复杂性增加了研究的难度。模型的调研数据来源于德国16个联邦州分布的德国子公司管理人员参与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97份,样本数量达到结构方程模型变量设计的标准。文中内容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什么是CEO权力配置?第二,为什么要进行CEO权力配置?第三,怎样进行CEO权力配置?第四,CEO权力配置合理有效用什么来验证?文章围绕上述问题:首先,厘清了出现的概念,阐述文中使用的基本理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CEO权力配置进行理论拓展。其次,介绍民营企业在德国并购概况,进而说明CEO权力配置在民营企业和德国企业中各具独特性,并对双方企业CEO权力配置形态进行比较。再次,指出隶属于民营企业的德国子公司CEO权力包括所有权权力、组织权力、声誉权力和专家权力四个维度,CEO权力配置也有四个维度,CEO所有权权力配置通过股权激励和“股票”激励实现;CEO组织权力配置通过股东授权或获得民营企业内部董事身份实现;CEO非正式权力即声誉权和专家权,能够增强CEO影响力的行为都是对CEO非正式权力的配置,比如物质和精神等激励措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对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具有趋同性。最后,指出CEO权力配置既要受效率机制支配,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优权力效用;又要合乎法律、社会认知和行为规范的标准,才具有“合法性”;还要受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接下来,文章阐述了 CEO权力配置的合理和有效会提高公司管理水平,管理水平高低又会引起并购绩效波动。然后,文章构建了 CEO权力配置对并购绩效影响生成模型,发现CEO权力配置对并购绩效的具体影响路径有两条,一条路径是CEO权力配置直接影响并购绩效,另一条路径是CEO权力配置借助组织变革的中介作用,进而影响并购绩效。同时,通过建模分析也发现前设的公司内部治理和信任度等因素在CEO权力配置与并购绩效之间的作用是不显着的,文化融合的影响存在争议和不确定性。至此,研究并没有终结,笔者又结合工作实务中接触到的CEO权力配置案例进行深入剖析验证理论模型的科学性。根据上述研究,文章结尾从中国民营企业投资人跨国治理的角度针对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提出建议:CEO权力配置要契约化,方有效;CEO权力配置要有底线边界,不能越界配权;CEO权力配置的管理效果要有监督;在必要的情况下,CEO权力配置要有动态调整和必要的转移。本研究的价值和创新如下:第一,从中德两国文化制度情境出发,专门针对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问题进行探讨,弥补了现有公司治理理论在解释个别国家跨国治理问题时存在的不足。第二,文中不但提出了 CEO权力配置的理论假设,还提出了应用策略,为中国民营企业对德并购实践提供决策依据。第三,到目前为止,理论界关注德国子公司业务增长和内生价值提升方面研究较少,笔者的研究可以为同仁后学的相关工作提供参考。第四,专门结合民营企业产权性质,针对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实践,提出相应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细分领域的研究缺口。本研究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比如,商业机密属性导致信息披露有限,样本和资料的获取渠道存在一定的局限。在未来的研究和工作中将进一步地探索和完善。
蒋心怡[5]（2020）在《会计信息可比性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管薪酬契约作为我国公司治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不仅关系着管理层激励,还关系着投资者利益保护以及社会的公平与和谐。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逐渐建立起市场化的、“锦标赛”式的薪酬制度,高管薪酬经历了快速增长,也产生了剧烈分化,“天价薪酬”、“零薪酬”等薪酬乱象层出不穷,引起了社会公众、媒体以及监管者的关注与质疑。在高管薪酬契约效率方面,最优契约理论认为,将薪酬与业绩挂钩可以提高契约效率。然而在我国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粘性特征较为突出,甚至公司利润减少而高管薪酬增加的“薪酬倒挂”现象也十分常见。在高管薪酬契约公平方面,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在薪酬契约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为自己谋利的行为还使得高管薪酬增长速度远超员工,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不断扩大,分配矛盾日渐加剧。虽然政府针对薪酬乱象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但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亟待进一步研究厘清高管薪酬契约制定的潜在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为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与优化薪酬实践提供更多建设性意见。会计业绩指标作为一项能够以较低成本观测并能够较为可靠反映管理层努力的信号,被广泛应用于薪酬契约中。但会计业绩也因容易受到管理层操纵而为人诟病。高级质量是会计信息薪酬契约有用性的重要保障和前提。作为会计准则要求的会计信息基本质量特征之一,可比性是指对于相同或相似的经济业务,同一会计主体前后期生成的会计信息应该相同或相似,不同会计主体生成的会计信息之间也应该口径一致并且相互可比。已有文献普遍认为,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有助于财务报表使用者准确判断企业的实际情况,优化资源配置决策,产生一系列积极的经济后果。然而截至目前,立足于我国制度环境考察会计信息可比性在高管薪酬契约制定中作用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文对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关系的研究,既充实了会计信息可比性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又有助于理论联系实际、深化对我国薪酬实践的认识。本文基于会计信息的薪酬契约有用性,以委托代理理论、最优契约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锦标赛理论与行为理论为指导,研究了可比性这一质量特征对会计信息在高管薪酬契约中作用的影响。利用2005-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有助于薪酬契约效率的提升。本文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呈显着正相关;会计信息可比性能够缓解高管薪酬粘性;相比于会计信息可比性较低的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较高的公司更有可能利用相对业绩评价。进一步分析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正向影响在信息复杂程度较高的公司中更加显着,表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作用机制在于降低股东信息获取与加工成本进而提高薪酬决策效率。此外,与国有企业相比,会计信息可比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着,表明会计信息可比性在薪酬制度较为宽松、管理层薪酬操纵动机较大的非国有企业中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第二,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能够促进薪酬分配的结果公平与规则公平。本文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显着负相关;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能够缩小高管—员工薪酬粘性差距;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有助于增强薪酬差距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会计信息可比性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着。此外,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超额薪酬呈显着负相关,而与高管股权激励的获得呈显着正相关关系,表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会促使高管薪酬结构发生改变以兼顾公平与效率。第三,会计信息可比性能够帮助利益相关者更加准确地判断高管薪酬增长的“正当性”,提高决策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本文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能够削弱外部薪酬差距对高管薪酬增长的影响,减少高管薪酬攀比性增长;高管薪酬攀比性增长对公司价值存在毁损作用,并且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对这一毁损作用存在放大效应,会计信息可比性越高,高管薪酬攀比性增长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越大。进一步分析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攀比性增长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以及会计信息可比性对其影响的放大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着。高管薪酬攀比性增长还会进一步影响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具体地,高管薪酬攀比性增长与公司未来一期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显着负相关,区分机构投资者类型的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攀比性增长主要减少的是相对独立的机构投资者（基金、社保基金、QFII和企业年金）持股比例,并且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能够加剧高管薪酬攀比性增长的“赶客”效果。此外,利用事件研究法考察薪酬倒挂的短期市场反应以及会计信息可比性对其市场反应的影响,结果发现,薪酬倒挂与（-3,3）和（-5,5）窗口期累计超额收益存在显着负相关,并且这一负相关在会计信息可比性较高的企业中更加显着。本文主要的研究贡献与创新在于:第一,本文利用微观企业层面的会计信息可比性指标,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对高管薪酬契约效率与公平存在促进作用,并对高管薪酬增长的经济后果具有一定影响。截至目前,立足于我国制度环境考察会计信息可比性在高管薪酬契约制定中作用的研究还比较少,此前文献主要关注的是高管薪酬契约的效率方面。而高管薪酬契约的公平性与正当性同样是值得研究关注与探讨的问题。本文为更全面地认识会计信息可比性对会计信息缔约作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二,本文内容立足于我国制度背景,分析了不同性质股东在薪酬契约中利用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动机、能力及其效果上的差异,还分析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在公司员工利用会计信息认识和评价高管薪酬公平性与正当性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我们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不仅有助于股东更好地利用会计信息提高薪酬契约设计的效率,还能够强化员工关于公司薪酬制度安排的公平感知,进而从上至下充分调动高管与员工的积极性,提升企业绩效,增加股东财富。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化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东以及非国有股东对高管薪酬激励与监督的认识,对未来的薪酬改革与实践具有一定启示。第三,本文从高管薪酬动态变化的角度,结合理论与现有文献,深入分析了高管薪酬增长的驱动因素,分解出高管薪酬增长中由外部薪酬差距驱动的攀比性增长,研究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对高管薪酬攀比性增长及其经济后果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薪酬的“不正当增长”对公司价值具有破坏作用。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能够帮助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更加准确地理解会计数字背后的经济事项及其含义,使其能够对高管薪酬增长的性质进行甄别,进而优化投资决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不仅丰富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对股东回报、投资决策等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而且对投资者、监管者等公司外部利益相关者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杨朔镔[6]（2019）在《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态化治理研究》文中指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是现代大学生成演进的历史产物,也是现代大学的制度之基和活力之源。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的臻善治理,关乎大学组织系统“学术生态力”的有效激发,关乎大学学术特质的永恒坚守,关乎现代大学制度的持续繁荣。自清末民初我国现代大学制度草创以来,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作为现代大学制度最为特出的内容和最为显在的表征,也经历了曲折而艰难的探索。无论是外在形式上还是内在功能上,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都为推进大学治理体系的变革与治理能力的提升,乃至大学实力的整体崛起,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我国现代大学改革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学科交融方兴未艾、教育现代化进程全速推进的新时代背景下,以组织生态学的视野和生态的思维审视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不可避免地存在系列问题。一方面,大学办学利益相关者过高的期待与过多的要求被叠加于其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内部各要素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同能力,也使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出现结构碎片化与功能失耦,“以学术为志业”“以基层办大学”的主体性不断弱化;另一方面,重外力轻内生、重局部轻整体、重眼前轻长远的体制机制障碍,往往致使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学术性被行政化的科层管控遮蔽,从而偏离学术本位。在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面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益纠葛和复杂环境,如何切实消除生态“痼疾”,构建动态、多样、共生的生态化治理体系,以激活“学术生态力”,促进学术本位的回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态系统隐喻,借鉴组织生态学的相关理论框架,结合系统科学、管理学、哲学等多学科知识,主要采用历史研究法、访谈研究法、案例研究法以及内容分析法,以激发“学术生态力”为旨归,基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演进的历时性视角和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三个层次的共时性视角,重点探讨了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个体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种群生态系统中基层学术组织之间及其与种群之间的关系、群落生态系统中基层学术组织种群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辨识和归因分析,尝试建构生态化的治理体系。本文在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历史背景下,对中西方现代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演进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揭示其生成演进的历时性生态逻辑是:从适应到超越的动态演替、分化与综合交替演进、从“求真”到“求力”的制度伦理变迁;共时性生态逻辑是:功能的多元共存、结构的松散联合、行为的分工协作,并提出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进行生态化治理的前提基础。本文在组织生态学的理论框架下分析认为,基于自组织理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个体生态系统应具有自组织的样态;基于生态位理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种群生态系统应具有“共栖”或“互利”的应然样态;基于组织边界理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群落生态系统应具有共生共荣的样态。以之为参照,当前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组织个体生态系统存在组织使命缺失、对外开放不够、学术圈子“割裂”学术权力结构、内部制度的形成缺乏契约文化;种群生态系统存在组织形态过度同构导致组织间的竞争加剧,“空巢组织”“近缘组织”“山头组织”的出现,使组织种群生态系统因生态位重叠滋生了干扰性、排斥性和利用性竞争;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群落生态系统则存在学术传承中的“专业融合”不足、学术创新中的“单位身份”束缚、学术应用中的市场“转换机制”缺失等边界固化问题。本文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分析认为,组织使命的认知偏误、学术制度科层化导致组织相对封闭、结构圈层化导致“学术共同体”精神缺失、自上而下的制度路径依赖等问题,致使组织个体的自主能动性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基于生态位理论分析认为,对组织生存发展的定位不清,资源依赖诱致的过度扩张,致使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种群之间存在生态位过度重叠和过度宽泛的问题;基于组织边界理论分析认为,因“单位制”造成的环境承载力下降,与组织群落外部合作过于功利化,造成组织群落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边界固化问题。上述原因最终导致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内部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失效、失衡,使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偏离“学术本位”,脱离学术逻辑,遮蔽学术权力,使其难以在现代大学功能的实现中发挥有效支撑作用。对此,本文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治理的整体视角出发,尝试提出激发“学术生态力”的目的指向,以学术权力的优化配置为切入点,秉持目的性、过程性、整体性的生态化治理思维,促进个体生态系统功能耦合,以明确组织使命激发内生动力;创新种群生态系统竞合机制,以知识交叉融合实现良性互动;再造群落生态系统组织边界,以强化内外协同达致共生共荣。与此同时,应加强学校层面对基层学术组织建设的统筹谋划,建立超越学术绩效的组织评价制度,完善基于学术共同体的柔性化人事制度,为建构生态化治理体系提供条件保障。
任恒[7]（2019）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公共事物的治理难题,自古以来既已困扰着人类社会。传统集体行动理论预言,除非借助政府管制或产权私有的解决方案,否则理性个体将由于无法改变相应的制度安排,致使集体合作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之中。有鉴于上述政策方案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灵问题,美国当代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基于扎实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主要以规模较小的公共池塘资源为研究对象,专注于考察不同制度安排将如何增进或阻碍个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并从中发现人类社群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奥斯特罗姆还针对制度安排影响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绩效的内在机制予以细致阐述,将影响个体选择的内外部变量纳入综合分析范畴,继而扬弃了政府管制与产权私有的传统解决方案,并另辟蹊径地提出资源占用者自主治理的“第三条道路”,构建出一套自主治理的制度分析框架,为解决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及超越集体行动困境开辟出全新路径。基于此,本文尝试将奥斯特罗姆有关资源占用者们可借助自主组织开展自主治理活动的理论主张,凝练为自主组织的自主治理思想。概言之,本文以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思想为研究对象,围绕学界有关公共事物治理、集体行动问题与社会制度分析的系列成果,对所涉人物观点进行综合梳理与对比研究。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依据奥斯特罗姆逾五十载的学术生涯中有关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的探索历程,对她关于人类社群能够借助自主组织进行自主治理的丰富思想予以细致研究,旨在完整地呈现奥氏学术思想中的核心内容、结构要素及其发展历程。与此同时,本文遵循生成背景、应用场域、构建逻辑、分析特色与价值审视的研究进路,尝试对这一思想进行系统性、全方位的剖析工作,力图把握奥氏该项研究的衍生脉络、逻辑结构与理论贡献等关键内容,以积累个体之间展开自主合作与治理机制的相关理论知识,为公共资源的治理实践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借鉴。
吕英[8]（2019）在《女性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签署法案要求总部设立在加州的上市公司董事会中至少有一名女性成员,该法案的签署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女性董事价值的争论。21世纪初以安然和世通为代表的一系列的上市公司财务丑闻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世界对董事会性别结构的反思,伴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商业和社会领域,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的商业伦理和公司治理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大量研究显示女性董事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提升了企业价值。但女性董事如何通过董事会治理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女性董事治理是否受内外部情境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差异,尤其董事会作为一个群体决策机制,团队动力情境的不同对女性董事作用的发挥是否产生影响,产生怎样的影响,很少研究关注到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进一步分析和完善女性董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的因果链,明晰作用路径和作用情境,从而更好地打开女性董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黑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基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和社会角色理论,综合了心理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和管理学等跨学科理论分析方法,围绕“女性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理”这一焦点问题,采用2008-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大样本经验数据,借助Stata统计软件,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Heckman两阶段回归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分组回归分析等方法,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主要开展了以下六个方面的研究:（1）女性董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主效应分析。（2）董事会履职行为在女性董事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3）女性董事个体特征对女性董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分析。（4）从性别协同视角,探讨女性董事与高管团队其他女性成员的互动和相互影响对女性董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协同效应。（5）从团体协同视角,探讨董事会同质性和异质性特征对女性董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协同效应。（6）从外部制度环境视角,分析产权制度环境、行业制度环境和地区制度环境三个方面对女性董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通过以上研究,主要得到了以下几点结论:（1）女性董事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存在显着的促进作用。（2）不同类型女性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女性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主要通过女性执行董事发挥作用,说明相比较女性非执行董事的监督作用,女性执行董事既参与战略决策又参与战略执行的双重保证是企业社会责任得以提升的重要原因。（3）董事会履职行为在女性董事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具有中介效应。（4）女性董事个体特征对女性董事和企业社会责任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女性董事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着正向影响;但女性董事的工作繁忙程度会制约女性董事作用的发挥;女性董事的管理教育背景（接受MBA/EMBA教育的经历）和学术背景能够进一步扩大女性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5）女性高管团队之间存在同性社交的协同效应。其中女性董事长正向协同女性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但女性高管负向协同女性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6）董事会成员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显着影响。其中董事会成员年龄越相似、平均年龄越大,对企业社会责任越有利;董事会成员任期越分散,对企业社会责任越有利;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越高,但存在适度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越有利。（7）外部制度环境对女性董事和企业社会责任关系产生权变影响。女性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制造行业企业和地区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更显着。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引入“董事会履职行为”这一中介机制,从直接和间接两种路径揭示女性董事如何通过董事会治理进一步影响企业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绩效的作用路径与过程。（2）从女性董事任职特征、背景特征两个方面深入分析女性董事个体特征差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在女性董事影响CSR中的调节作用。（3）基于团体动力学对女性董事进一步发挥作用的团队情境因素进行分析,从性别协同和团体协同两个方面考察女性董事在CSR决策中的影响力。
刘路[9]（2018）在《“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治理：价值、制度与行动》文中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大决策,对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双一流方案”的实施更是将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升到了新的国家战略高度。世界一流大学的建成需要诸多因素,而基本条件之一就是需要具有“一流的治理”。为了探索世界一流大学实现“一流治理”的内在生成机理,为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经验借鉴,本研究聚焦近几年发展较快的“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综合运用统计分组、案例研究、比较分析、规范性分析等研究方法从大学治理的“价值”、“制度”与“行动”三个维度探究其通过“良性治理”实现“一流治理”的关键成因,旨在弄清其权力关系、权利关系与利益关系有效整合、实现大学组织发展最优化目标的机制原理,进而提出完善中国一流大学治理的对策建议。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1）根据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观点,将大学治理视作大学系统中的“行动系统”,结合帕森斯对大学功能的分析,构建了大学治理的行动结构,阐释了大学自身的价值系统、制度系统、权力系统和文化系统在大学治理的过中发挥着重要的A-G-I-L功能的同时与大学治理的价值理念、制度结构和行动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以“价值一制度一行动”作为分析世界一流大学实现“良性治理”目标运行逻辑的理论依据。大学治理的“价值理念”是为满足治理主体需要,有助于指导大学治理活动和一切治理行为以实现“良性治理”目标的理性化思维模式;“制度结构”是维系权力关系、权利关系、利益关系,实现利益相关者权、责、利有效统一的内部规则结构方式;“行动模式”是在决策制定、决策执行和决策监督三个环节中所形成的有助于实现多元利益相关主体良性互动、有效合作和相互制约的行动机制。（2）通过比较ARWU、THE与QS三大排行榜2010-2016年前100名的大学排名结果,遴选出了国外“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样本。研究发现,在过去7年中,始终位居三大排行榜前100名的世界一流大学共有45所,这说明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但其中也有一些变动性较大的特殊“个体”,这些大学N年前不在三大排行榜的前100名之列,而现在却均已进入,本研究将其定义为“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这类大学共有14所。对于国外“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而言,持续保持稳定的经费投入、加强政府的宏观引导、围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制定专项战略规划是其中一些大学在短期内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成因。以C9高校为代表的中国一流大学在三大排行中的整体表现进步巨大,特别是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的排名表现具有“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的典型特征。虽然C9大学整体上与美国、英国的世界一流大学还有一定差距,但在“双一流方案”的重点支持和大学自身的努力下,C9大学的学术竞争力在未来预计会继续提高,少数大学有望实现新突破。（3）对国外“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治理的价值理念、制度结构和行动模式进行考察,凝练了实现“良性治理”目标的实践经验。研究发现,在“价值维度”,构建基于“契约”的政府与大学关系,实现政府与大学的“共同治理”;完善学术自由权的司法保护与建立完善的学术伦理价值规范体系,维护学术自由精神;培育源于大学精神的平等、自由、协商、民主的治理文化,营造出民主和谐的治理氛围,是国外“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在政治价值、精神价值和功能价值三个维度下所体现出的核心价值取向。此外,国外“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在实践中还通过坚持权力的互补性原则、权力的共享性原则及权力的互动性原则来实现对决策权的协调和整合,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完善现代大学治理制度、提升治理能力。在“制度维度”,一些国外“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的法人制度具有“法人性质”定位清晰,法人权力较强,政府管控与法人自治权责清晰等特点。在内部治理制度方面,国外“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的董事会制度具有成员构成多元、职责权限清晰和运行机制完善的特点;学术委员会制度则体现了成员代表分配均衡、组织机构设置合理及职责权限清晰的共性特征。从“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权力机构的互动关系来看,董事会作为“指导核心”位于最顶部行使行政决策权,同时将有关学术事务管理与决策权的权力委托给评议会/学术委员会,把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和执行权交给由校长领导的行政管理团队,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协调的关系。国外“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师管理制度具有较强的“学术取向”,其中,教师岗位聘用制度充分体现了合法性、有效性和民主性的特点;教师薪酬管理制度设计秉持着竞争性、公平性和激励性原则;学术评价制度具有注重人性化的制度设计、遵循教学和科研规律的学术评价内容与标准以及灵活的学术评价方式等特征。在“行动”维度,国外“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通过广泛吸纳普通教师参与决策促进了决策过程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广泛吸纳学生参与决策提升了决策执行的有效性,积极吸纳校外人士参与决策有效缓解了冲突与矛盾。对“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广泛参与及利益兼顾的决策模式成因分析发现,成熟的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科学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观以及松散联合的政府与大学关系是影响这一决策模式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为保障决策的有效执行,“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通过精简学校职能机构数量,建立“上窄下宽”式院系结构以及建立矩阵式基层学术组织结构等举措对决策执行模式进行了优化,建立起了符合大学治理理念的“大部制”治理框架。“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保障决策制定和决策执行科学性和有效性的另一个有效方式,是通过建立包括决策制定过程监督、决策执行过程监督和决策执行效果监督在内的一整套决策监督机制,使多元利益相关者都能在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起到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作用。（4）考察了具有代表性的9所中国一流大学的治理生态,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探究了改进中国一流大学治理的若干对策建议。研究发现,中国一流大学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以提升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按照国家“依法治校”相关法律规范的要求,通过积极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优化大学内部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加强以章程为统领的制度体系建设和强化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这三个方面。在价值、制度和行动三个维度下,中国一流大学治理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由唯指标化导致的学术功利化、“人治”观念依然存在及缺乏对先进治理文化的充分关照等问题所引致的“价值取向偏离”问题;由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治理边界比较模糊、内部治理的方式仍以科层制与行政手段为主、社会力量参与大学治理的作用还未能完全凸显以及内部管理制度的价值选择偏离了学术取向等问题所反映出的“制度创新缓慢”问题;由决策辅助和支持机制尚不健全、学术决策机构的工作机制仍比较薄弱、决策制定过程还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所造成的“行动模式滞后”问题。借鉴国外“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的治理经验,获得如下完善中国一流大学治理的对策建议:一是,通过向利益相关者宣传和灌输以共同治理为核心的大学治理文化,完善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及营造“共同治理”的民主氛围等手段强化大学治理的文化驱动力;二是,通过重塑政府与大学关系格局,更新治理手段与方式,完善董事会制度,强化教师管理制度的学术取向等方式推进大学治理的制度变革与创新;三是,通过加强决策咨询制度建设,完善学术决策机构的工作机制,强化决策制定过程监督等举措构建广泛参与和利益兼顾的决策系统。
秦润莹[10]（2016）在《经理人市场对经理人薪酬与经理人变更的影响研究 ——兼论经理人市场基本运行机制》文中认为职业经理人市场是劳动力市场的高级部分,承担着配置职业经理人人力资本的重要功能。根据法马和詹森有关经理人市场的理论,有效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能够起到激励和监督职业经理人的作用,可以有效缓解代理难题。西方有关经理人市场的研究发源于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且具备相对完备的法律法制文化等与之配套的运行环境。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理人市场配置职业经理人人力资本的决定性因素是市场。西方学者倾向于在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下考察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经理人的激励与约束效果。较少涉及经理人市场运行机制的研究。本文在委托代理理论基础上引入经理人权力理论、工资决定理论、供求理论和价格理论等理论构建我国经理人市场运行机制研究框架。本文从理论上拓展了委托代理理论范式下经理人激励和约束机制的研究,力图为完善我国经理人市场治理提供理论上依据和指导。我国的经理人市场发端于国企改革初期对实际经营管理者的放权让利,成长于民营经济的突飞猛进,其演进过程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密不可分。经过近30年的发育和发展,我国经理人市场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功能,但仍然存在市场分割、风险失控等问题。随着我国经济机制改革的深入,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经理人市场在推动国企改革深化和民营经济繁荣过程中的重要现实意义逐渐凸显。当前国有企业高管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也迫切需要运转良好的经理人市场提供智力支持。因此全面深入研究我国经理人市场的运行现状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市场运行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内循环系统,主要由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及价格机制等核心内容构成。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价格传递出市场供求的信号,牵动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通过市场价格的调节引导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竞争机制通过交易双方的公平竞争引导资源实现合理配置,达到优胜劣汰的效果,优胜劣汰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的基本法则。供求机制反映价格与供求关系的内在联系,供求双方依据供求关系的变化不断调节生产经营活动,引导人、财、物在全社会的配置。本文在理论基础和现实问题的驱动下开展我国经理人市场运行机制的实证研究。从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视角构建研究框架实证检验我国经理人市场的公司治理有效性。为了构建经理人市场运行机制的研究体系,本文以经理人薪酬为切入点研究经理人市场价格机制运行状况；以经理人被动变更为切入点研究经理人市场竞争机制运行现状,并把经理人市场对经理人的激励和约束细分经理人市场需求和经理人市场供给两个方面考察。在考察经理人市场对经理人的激励和制约效果的基础上引入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因素,考察公司内部治理因素对经理人市场的公司治理有效性的调节效应。从而把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纳入一个框架进行考察,全面系统的刻画了我国经理人市场的公司治理有效性和经理人市场运行机制的现状。本研究分为三个子研究：子研究1主要研究经理人市场需求对经理人薪酬和经理人被动变更的影响。分别从企业规模、多元化程度、往期业绩和企业成长性四个维度测量经理人市场的需求。主要研究结论有（1）经理人市场需求对经理人薪酬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且该结论在国企样本中同样显着。（2）在企业规模、多元化、业绩和成长性四个维度上测度的经理人市场需求对薪酬具有显着正向作用（3）经理人市场需求在企业规模和业绩两个维度上对经理人被动变更具有显着作用。这说明经理人市场的价格受市场需求的显着正向影响,经理人市场需求对竞争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规模和业绩两个维度上。子研究2主要考察经理人市场供给对经理人薪酬和经理人被动变更的影响。以同行业内其他公司高管数量作为经理人市场供给的代理变量,实证研究了市场供给对经理人薪酬和被动变更的影响。主要研究结果有（1）市场供给增加显着的降低了经理人薪酬。（2）经理人市场供给对经理人被动变更的影响在全样本和非国企样本中显着,而国企样本的结果则不显着。结合子研究1的结论可以经理人市场的价格机制运行良好,需求增加则价格上升,供给增加则价格下降。而经理人市场的竞争机制则运行不够顺畅。子研究3考察公司内部治理因素对经理人市场治理有效性的调节效应。选取监事会规模和经理人权力变量实证检验其对经理人市场的公式治理有效性的调节效应。主要的研究结果有（1）经理人权力对经理人市场治理有效性调节效应是显着的。从实证结果来看,经理人权力对经理人市场需求与经理人薪酬的关系具有在企业规模维度上全样本和国企样本显着；多元化维度上三个样本均显着；经营业绩和成长性维度上仅有国企样本显着。（2）两职合一导致的代理问题在国有企业里更加突出。（3）两职合一与企业规模的交互项在全样本和非国有样本中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经理人权力对经理人市场供给与经理人薪酬的调节效应的实证结果仅在非国企样本里得到了验证。（4）监事会规模在多元化程度维度上对经理人市场需求与经理人薪酬关系的调节作用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具有显着区别。国企样本中监事会规模显着抑制了企业多元化与经理人薪酬的正向关系,而非国企样本中监事会规模则显着增强了企业多元化与经理人薪酬的正向关系。（5）监事会规模对经理人市场需求对经理人被动变更关系的调节效应的研究结果表明监事会规模在企业业绩维度上减弱了业绩与经理人被动变更的作用。上司公司监事会对经理人业绩的监督作用仅在非国企样本中有效。（6）监事会规模显着加强经理人市场供给对薪酬的负向作用。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能够根据市场供给状况对经理人薪酬进行合理的监督。本文实证考察了我国经理人市场的公司治理有效性,并考察了我国经理人市场的基本运行机制。引入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理论和供求价格理论分析我国经理人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弥补了委托代理理论在解释经理人薪酬和经理人变更的不足。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我国经理人市场治理具有实践上的指导意义,为我国企业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也为国企经理人薪酬和选聘提供了有益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
二、李维安先生学术档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李维安先生学术档案（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材料 |
| 五、理论方法 |
| 六、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豫北地理与治理关系格局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 |
| 第二节 历史地理 |
| 第三节 经济地理 |
| 第四节 人文地理 |
| 小结 |
| 第二章 协同共治—国家治理视域下的豫北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认同培育—现实需求与文化建造 |
| 一、王朝统治正统性的构建 |
| 二、《圣谕广训》与清代社会治理思想的构建 |
| 三、祭祀与国家认同的构建 |
| 四、祭祀、表彰与伦理道德思想的构建 |
| 五、国家认同的瓦解与重塑 |
| 第二节 礼法并重—礼法与社会秩序体系的构建 |
| 一、“礼法”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 |
| 二、教育教化引导体系的构建 |
| 第三节 剿抚兼施—军事功能与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威慑镇压的治理策略 |
| 二、军事信息渠道的构建 |
| 第四节 保障民生—公共事务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税收保障体系的完善与构建 |
| 二、黄河的治理与民生 |
| 三、社会救助及民生 |
| 第五节 信仰引导—宗教信仰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一、宗教信仰的治理功能 |
| 二、邪教信仰的社会治理 |
| 三、传教士问题治理思想的演变 |
| 小结 |
| 第三章 实践落实—县级政府领导下的豫北基层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牢筑根基—县级组织机构的基本构成 |
| 一、县官的铨选及职能 |
| 二、县级机构的组成及职能 |
| 第二节 建设格局—社会公共事务治理 |
| 一、水利治理实践 |
| 二、仓储制度与灾荒防治 |
| 三、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 |
| 第三节 基层组织—社会治安与赋税征收 |
| 一、保甲制度与权力渗透 |
| 二、赋税征收与民间社会 |
| 第四节 崇德重礼—教化体系与治理实践 |
| 一、学校教化机制 |
| 二、社会教化机制 |
| 第五节 敬天为民—官员祭祀与官民关系 |
| 一、地方官员祭祀 |
| 二、调解纠纷维护社会治安 |
| 三、传教士与豫北社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自治—豫北民间社会中的自治机制 |
| 第一节 自治主体—基层社会的自治效能 |
| 一、士绅权威与基层社会 |
| 二、宗族制度的功能 |
| 三、会首的社会治理作用 |
| 四、乡村乡约自治 |
| 第二节 以农为本—乡村经济的发展 |
| 一、粮食生产与社会稳定 |
| 二、乡村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
| 第三节 文化惯习—民间教化信仰的社会治理功能 |
| 一、社会教化机制 |
| 二、民间信仰活动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趋势的行动连带 |
| (二)现代社会权利本位的价值依归 |
| (三)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结构转向 |
| 二、研究价值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贡献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国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逻辑演进 |
| (二)国外高等教育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总体图示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设计 |
| (一)思路安排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高校腐败 |
| (二)治理机制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机制设计理论 |
| 第二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机理剖析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动力系统 |
| (一)系统情境的宏观驱动 |
| (二)治理网络的开放赋能 |
| (三)主体价值的内生激发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控权逻辑 |
| (一)高校权力监督的有效性 |
| (二)高校权力制约的正当性 |
| (三)高校权力惩治的现实性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规则供给 |
| (一)生成路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统一 |
| (二)规则执行:强制、激励与认同接续 |
| 四、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行动框架 |
| (一)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 |
| (二)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 |
| (三)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 |
| 第三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历程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8年:动员群众,思想改造,运动式批判 |
| (二)1978-1989年:清理整顿,纠正行风,整风式拒腐 |
| (三)1989-2002年:破除垄断,遏制寻租,专项式打击 |
| (四)2002-2012年:体系建设,点面结合,系统化惩防 |
| (五)2012年至今:顶层设计,聚焦监督,制度化治本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 |
| (一)动力转换: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 |
| (二)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 |
| (三)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 |
| (四)行动框架:从运动式为主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经验回视 |
| (一)坚持党的领导,规范机制运行的方向性 |
| (二)坚持专业化反腐,发挥纪检监察机构职能 |
| (三)坚持系统化反腐,形成整体性治理格局 |
| (四)坚持以责任制为核心,推动渐进式治理 |
| 第四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探析 |
| 一、研究设计及实施 |
| (一)扎根理论编码方法 |
| (二)理论性取样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三级编码 |
| (一)开放性编码 |
| (二)主轴性编码 |
| (三)选择性编码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深层意涵 |
| (一)科层治理机制 |
| (二)网络治理机制 |
| 第五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对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 一、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构建 |
| (一)研究假设 |
| (二)预测问卷设计 |
| (三)正式问卷与实证分析 |
| (四)验证性因子分析 |
| 二、理论模型拟合及路径分析 |
| (一)结构方程的拟合 |
| (二)直接作用下的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三)直接作用下的科层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四)中介作用下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的影响探究 |
| 三、结果与讨论 |
| (一)研究假设结果汇总 |
| (二)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六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困境 |
| 一、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 |
| (一)“组织-环境”框架下的“脱耦” |
| (二)多层次目标体系的功能冲突 |
| 二、治理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割裂 |
| (一)规制缓和与政府监督博弈失衡 |
| (二)低组织化造成社会监督行动局限 |
| (三)身份困境导致纪检监督的结构性悖论 |
| (四)校内民主监督的“空心化”矛盾 |
| 三、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弱化 |
| (一)治理的公共性欠缺 |
| (二)多重关系诱发治理的内卷化 |
| (三)路径依赖导致治理工具单一 |
| 第七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优化方略 |
| 一、行动者主体性的生态化建构 |
| (一)以角色转换优化党委政府控制职能 |
| (二)以激励相容强化主体责任 |
| (三)以嵌入化激发纪检监督的“结构洞”优势 |
| (四)完善基于“日常生活”的实体性师生监督 |
| (五)以自主性保障社会主体的参与性 |
| 二、治理动力集成性的多元化整合 |
| (一)权力驱动与权利驱动的互动 |
| (二)外部驱动与内部驱动的重构 |
| (三)以权威驱动调适利益驱动 |
| 三、治理过程协同性的动态化平衡 |
| (一)高校腐败治理与政府腐败治理的目标协同 |
| (二)透明度与回应性的认知协同 |
| 四、关键影响路径的功能性再造 |
| (一)构建以价值理性为导向的问责机制 |
| (二)从数据民主向技术治理进阶 |
| (三)一体性推进制度化治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混合所有制企业监事会独立性对其履职效果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技术路线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1 监事会特征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1.1 监事会结构特征的相关研究 |
| 2.1.2 监事会人员特征的相关研究 |
| 2.1.3 监事会激励约束特征的相关研究 |
| 2.1.4 监事会独立性特征的相关研究 |
| 2.2 监事会治理效果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监事会治理有效性的相关研究 |
| 2.2.2 监事会治理评价体系的相关研究 |
| 2.3 股权混合度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混合所有制企业内涵的相关研究 |
| 2.3.2 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的相关研究 |
| 2.3.3 股权混合度对监事会治理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4 研究述评 |
| 3 监事会独立性对其履职效果的影响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监事会独立性内涵要素的扎根分析 |
| 3.1.1 监事会独立性内涵要素研究对象的选择 |
| 3.1.2 监事会独立性内涵要素资料收集与整理 |
| 3.1.3 监事会独立性内涵要素的三级编码过程 |
| 3.2 监事会独立性对其履职效果的作用机理及研究假设 |
| 3.2.1 监事选派独立性对其履职效果的作用机理及研究假设 |
| 3.2.2 权力配置独立性对其履职效果的作用机理及研究假设 |
| 3.2.3 监督工作独立性对其履职效果的作用机理及研究假设 |
| 3.3 股权混合度的调节作用机理及研究假设 |
| 3.4 模型构建 |
| 3.5 本章小结 |
| 4 研究设计与预调查 |
| 4.1 变量的测量 |
| 4.1.1 监事会独立性的测量 |
| 4.1.2 监事会履职效果的测量 |
| 4.1.3 股权混合度的测量 |
| 4.1.4 控制变量的测量 |
| 4.2 预试问卷设计与分析 |
| 4.2.1 预试问卷设计 |
| 4.2.2 预试问卷项目分析 |
| 4.2.3 预试问卷效度分析 |
| 4.2.4 预试问卷信度分析 |
| 4.3 正式问卷 |
| 4.4 本章小结 |
| 5 混合所有制企业监事会独立性对其履职效果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数据收集与样本描述 |
| 5.2 数据质量检验 |
| 5.2.1 正态性检验 |
| 5.2.2 信度分析 |
| 5.2.3 效度分析 |
| 5.2.4 相关性检验 |
| 5.3 差异性分析 |
| 5.3.1 企业所在区域的差异性分析 |
| 5.3.2 企业规模的差异性分析 |
| 5.3.3 监事会规模的差异性分析 |
| 5.4 回归分析 |
| 5.4.1 监事会独立性对其履职效果影响的假设检验 |
| 5.4.2 股权混合度调节作用的假设检验 |
| 5.5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
| 5.6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5.6.1 监事会独立性与其履职效果检验结果讨论 |
| 5.6.2 股权混合度调节作用检验结果讨论 |
| 5.7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4）中德文化视域下CEO权力配置与并购绩效研究 ——以中国民营企业德国并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
| 四、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概念、理论解析和拓展 |
| 第一节 概念解释 |
| 一、总经理(Geschaftsfuhrer) |
| 二、“本地化”战略 |
| 三、并购与跨国并购 |
| 四、并购绩效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委托代理理论 |
| 二、权力距离 |
| 三、Finkelstein权力模型 |
| 四、公司内部治理理论 |
| 五、社会网络理论 |
| 第三节 CEO权力配置理论拓展 |
| 一、CEO权力解析 |
| 二、CEO权力配置逻辑和原则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CEO权力配置的相关研究 |
| 一、CEO权力的构成 |
| 二、CEO权力配置方式 |
| 第二节 企业并购绩效的相关研究 |
| 一、绩效和并购绩效的内涵 |
| 二、绩效和并购绩效的测算 |
| 三、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CEO权力配置与并购绩效相关研究 |
| 第四节 文献评析 |
| 第三章 中德企业内部治理下CEO权力配置概览 |
| 第一节 中德并购企业特征 |
| 一、德国企业的优势 |
| 二、民营企业的产权特征 |
| 第二节 民营企业并购状况分析 |
| 一、并购数量及规模 |
| 二、并购范围及行业分布 |
| 三、并购股权比例 |
| 第三节 中德企业内部治理与CEO权力配置 |
| 一、民营企业内部治理与CEO权力配置 |
| 二、德国企业内部治理与CEO权力配置 |
| 第四节 中德企业CEO权力配置差异性分析 |
| 一、比较中德企业CEO权力配置 |
| 二、德国企业CEO权力配置弊端凸显 |
| 第四章 并购后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策略和机制 |
| 第一节 并购后德国子公司CEO正式权力配置 |
| 一、创始人身份和股权激励 |
| 二、股东授权、兼任内部董事和弱化监督 |
| 第二节 并购后德国子公司CEO非正式权力配置 |
| 一、CEO心里特质因素 |
| 二、多元激励措施 |
| 第三节 并购后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遵循效率机制 |
| 一、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的协调成本 |
| 二、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的监督成本 |
| 三、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的激励成本 |
| 第四节 并购后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遵循合法性机制 |
| 一、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符合法律制度要求 |
| 二、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符合行为规范 |
| 三、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符合社会认知 |
| 第五节 并购后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遵循社会网络机制 |
| 一、民营企业和德国子公司网络关系影响CEO正式权力配置 |
| 二、德国子公司内部网络关系影响CEO非正式权力配置 |
| 第六节 效率机制、合法性机制和社会网络机制协同影响CEO权力配置 |
| 第五章 CEO权力配置与德国子公司并购绩效分析 |
| 第一节 CEO权力配置与德国子公司并购绩效关系分析 |
| 一、德国子公司并购绩效评估 |
| 二、CEO权力配置与德国子公司并购绩效的作用关系 |
| 第二节 影响CEO权力配置与德国子公司并购绩效关系的因素 |
| 一、内部直接影响因素 |
| 二、外部间接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CEO权力配置影响德国子公司并购绩效的内在机理 |
| 第四节 CEO权力配置与德国子公司并购绩效研究假设 |
| 一、CEO权力配置对德国子公司并购绩效的直接作用假设 |
| 二、组织变革的中介作用假设 |
| 三、公司内部治理的中介作用假设 |
| 四、文化整合的调节作用假设 |
| 五、信任度的调节作用假设 |
| 六、假设关系汇总 |
| 第六章 CEO权力配置与德国子公司并购绩效模型实证检验分析 |
| 第一节 变量设计和样本选择 |
| 一、变量设定和测量 |
|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信度分析 |
| 三、验证性因子分析 |
| 四、效度分析 |
| 五、假设检验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 |
| 一、假设结果汇总 |
| 二、实证结论分析 |
| 第七章 并购后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案例检验分析 |
| 第一节 案例选择依据与研究设计 |
| 一、选择依据与案例确定 |
| 二、案例数据来源与研究逻辑 |
| 第二节 案例概要: 盛德基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并购apt海勒集团 |
| 一、盛德基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并购apt海勒集团简介 |
| 二、apt海勒集团和apt公司CEO权力配置情况 |
| 三、apt海勒集团并购绩效与apt公司并购绩效对比 |
| 四、apt公司影响因素分析:组织变革与企业文化 |
| 五、盛德基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apt公司CEO权力的监督 |
| 第三节 案例研究总结 |
| 一、岗位协议授权和个人影响力增值 |
| 二、结果监督大于形式监督 |
| 三、组织变革的不确定性 |
| 四、保留apt企业文化 |
| 第八章 并购后德国子公司CEO权力配置研究结论与应用建议 |
| 第一节 CEO权力配置研究结论和研究启示 |
| 一、CEO权力配置研究结论 |
| 二、CEO权力配置研究启示 |
| 第二节 CEO权力配置应用建议 |
| 一、CEO权力配置的契约支撑 |
| 二、CEO权力配置的底线边界 |
| 三、CEO权力配置的效果监督 |
| 四、CEO权力配置的动态转移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和研究展望 |
| 一、研究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三、未来期许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一 |
| 调查问卷(预测Forecast)(预测Forecast) |
| 调查问卷(正式Official)(正式Offiziell) |
| 附录 二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会计信息可比性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贡献与创新点 |
| 2.理论基础 |
| 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 最优契约理论 |
| 2.3 管理层权力理论 |
| 2.4 锦标赛理论 |
| 2.5 行为理论 |
| 3.文献综述 |
| 3.1 会计信息可比性文献综述 |
| 3.1.1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会计准则 |
| 3.1.2 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因素 |
| 3.1.3 会计信息可比性的经济后果 |
| 3.2 薪酬业绩敏感性文献综述 |
| 3.2.1 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关系 |
| 3.2.2 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因素 |
| 3.3 薪酬差距文献综述 |
| 3.3.1 内部薪酬差距 |
| 3.3.2 外部薪酬差距 |
| 3.4 简要文献评述 |
| 4.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契约效率 |
| 4.1 引言 |
| 4.2 研究假设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研究模型与变量定义 |
| 4.3.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相关性分析 |
| 4.4.3 回归结果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变量替换 |
| 4.5.2 公司固定效应 |
| 4.5.3 利用工具变量 |
| 4.5.4 利用新会计准则的冲击 |
| 4.5.5 利用超额薪酬 |
| 4.5.6 改变同伴数量 |
| 4.6 进一步分析 |
| 4.6.1 机制分析 |
| 4.6.2 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
| 4.7 本章小结 |
| 5.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契约公平性 |
| 5.1 引言 |
| 5.2 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研究模型与变量定义 |
| 5.3.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相关性分析 |
| 5.4.3 回归结果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变量替换 |
| 5.5.2 利用工具变量 |
| 5.5.3 分组回归 |
| 5.5.4 未来一期公司价值 |
| 5.6 进一步分析 |
| 5.6.1 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
| 5.6.2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薪酬结构 |
| 5.7 本章小结 |
| 6.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增长的经济后果 |
| 6.1 引言 |
| 6.2 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研究模型与变量定义 |
| 6.3.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相关性分析 |
| 6.4.3 回归结果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变量替换 |
| 6.5.2 未来一期公司价值 |
| 6.5.3 高管薪酬增长重新分解 |
| 6.5.4 长期超额收益 |
| 6.5.5 业绩驱动的高管薪酬增长 |
| 6.6 进一步分析 |
| 6.6.1 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
| 6.6.2 高管薪酬攀比性增长与机构投资者持股 |
| 6.6.3 高管薪酬增长的短期市场反应 |
| 6.7 本章小结 |
| 7.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现实启示与政策建议 |
| 7.2.1 对企业的启示与建议 |
| 7.2.2 对监管者的启示与建议 |
| 7.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6）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态化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概念界定 |
| (一)大学基层学术组织 |
| (二)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 |
| (三)个体生态系统、种群生态系统与群落生态系统 |
| (四)生态化治理 |
| 四、研究前提、方法与总体框架 |
| (一)研究假设与视角 |
| (二)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
| 五、论文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成演进及生态逻辑 |
| 一、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成演进 |
| (一)国外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成演进 |
| (二)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成演进 |
| 二、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成演进的生态逻辑 |
| (一)历时性生态逻辑 |
| (二)共时性生态逻辑 |
| 第二章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的应然样态 |
| 一、自组织的个体生态系统 |
| (一)具有“双重目的性”的组织使命导向 |
| (二)具有开放性的系统结构 |
| (三)能够自我催化循环的系统功能 |
| (四)非平衡、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系统行为 |
| 二、“共栖”或“互利”的种群生态系统 |
| (一)多样稳定的种群“共栖”结构 |
| (二)开放互补的种群“互利”行为 |
| 三、共生共荣的群落生态系统 |
| (一)差异化基础上整体统一的组织结构 |
| (二)中心性与边缘性相互转化的组织功能 |
| (三)与内外部生态环境相互依赖的组织行为 |
| 第三章 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存在的问题 |
| 一、个体生态系统存在的问题 |
| (一)组织使命缺失 |
| (二)组织对外开放不够 |
| (三)圈子文化“割裂”学术权力结构 |
| (四)内部制度的形成缺乏契约文化 |
| 二、种群生态系统存在的问题 |
| (一)组织结构的过度同构导致组织间的竞争加剧 |
| (二)生态位重叠导致组织间的竞争异化 |
| 三、群落生态系统存在的问题 |
| (一)基于“双一流”建设政策文本的组织群落边界分析 |
| (二)边界的固化导致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功能失调 |
| 第四章 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问题的归因分析 |
| 一、组织个体生态系统的自主能动性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
| (一)组织使命的认知偏误 |
| (二)学术制度科层化导致组织相对封闭 |
| (三)结构圈层化导致“学术共同体”精神缺失 |
| (四)自上而下的制度路径依赖 |
| 二、组织种群生态系统之间的生态位重叠 |
| (一)定位不清导致组织“共栖”或“互利”受阻 |
| (二)资源依赖诱致的过度扩张 |
| 三、组织群落生态系统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边界固化 |
| (一)“单位制”造成的环境承载力下降 |
| (二)与组织群落外部的合作过于功利化 |
| 第五章 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化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生态化治理体系构建的目的指向与切入点 |
| (一)激发“学术生态力”的目的指向 |
| (二)一个关键的切入点:学术权力的优化配置 |
| 二、生态化治理体系构建的思维方式 |
| (一)彰显稳定持续的目的性思维 |
| (二)关注阶段演进的过程性思维 |
| (三)立足有机统一的整体性思维 |
| 三、生态化治理体系构建的现实路径 |
| (一)促进个体生态系统功能耦合,以明确组织使命激发内生动力 |
| (二)创新种群生态系统竞合机制,以知识交叉融合实现良性互动 |
| (三)再造群落生态系统组织边界,以强化内外协同达致共生共荣 |
| (四)D大学生态化治理体系构建的案例分析 |
| 四、生态化治理体系构建的条件保障 |
| (一)加强学校层面对基层学术组织建设的统筹谋划 |
| (二)建立超越学术绩效的组织评估制度 |
| (三)完善基于学术共同体的柔性化人事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在学期间主持科研课题情况 |
（7）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中文详细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二、文献梳理与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的考察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的考察 |
| (三)简要评析 |
| 三、论文架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架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贡献与研究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生成背景 |
| 一、时代命题:奥斯特罗姆所处的社会环境 |
| (一)倡导自发秩序: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 |
| (二)回归公共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
| (三)理性官僚制的正当性反思 |
| 二、理论积淀:集体行动问题的研究传统 |
| (一)来自政治学视角的分析 |
| (二)来自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
| (三)来自社会心理学视角的分析 |
| (四)小结 |
| 三、学术延承:自主治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公共选择理论 |
| (二)新制度经济学 |
| (三)合作博弈理论 |
| (四)多中心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应用场域 |
| 一、运作对象:小规模的公共池塘资源 |
| (一)物品类型与公共池塘资源 |
| (二)资源系统、资源单位及其占用者 |
| 二、预设前提:行为假设与制度多样性 |
| (一)制度分析的行为假设: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结合 |
| (二)作为博弈规则的制度:一项基于新制度主义的理解 |
| 三、场域困境:集体行动中的机会主义 |
| (一)资源治理的三大模型 |
| (二)激励结构的四重缺陷 |
| (三)制度供给的二阶困境 |
| 第三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构建逻辑 |
| 一、从质疑到开创:思想生成的演进路径 |
| (一)质疑:非此即彼的政策方案 |
| (二)开创:另辟蹊径的治理路径 |
| 二、从个体到系统:自主治理的分析脉络 |
| (一)影响个人策略选择的综合变量 |
| (二)集体行动情境自主治理的难题 |
| (三)公共资源长期存续的设计原则 |
| (四)集体行动制度层次的嵌套分析 |
| 三、从IAD到 SES:自主治理的研究框架 |
| (一)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 |
| (二)诊断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 |
| (三)IAD与 SES框架的关联互动 |
| 四、从信任到互惠:自主治理的核心要素 |
|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及关键特征 |
| (二)奥斯特罗姆的借鉴及其超越 |
| 第四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分析特色 |
| 一、问题聚焦: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 |
| (一)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分析方法 |
| (二)发展与实证经验一致的理论 |
| 二、研究进路:制度分析与经验研究相结合 |
| (一)理性选择的制度分析途径 |
| (二)田野调查与实验研究并重 |
| 三、分析视角:基于个人主义的方法论 |
| (一)有关个体行为的决策分析 |
| (二)有限重复博弈理论的运用 |
| 第五章 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价值审视 |
| 一、奥斯特罗姆思想的学术史定位 |
| (一)公共治理谱系中的自主治理思想 |
| (二)自主治理:复合民主的微观基础 |
| 二、自主治理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变革 |
| (二)当代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 (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完善 |
| (四)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奠基石 |
| 三、自主治理思想的局限审视 |
| (一)适用性层面的局限 |
| (二)实操性层面的局限 |
| 结语 重视奥斯特罗姆的学术遗产 |
| 一、摈弃万能药:诊断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
| 二、警惕理论模型的隐喻化用法 |
| 三、治理话语中积极公民的塑造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生平及学术研究历程 |
| 附录二 美国布鲁明顿学派的思想精义:多中心治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女性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对象、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高阶理论 |
| 2.1.2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 |
| 2.1.3 团体动力学 |
| 2.1.4 关键多数理论 |
| 2.1.5 代理理论 |
| 2.1.6 社会角色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女性董事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2.2 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2.3 女性董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女性董事与企业社会责任 |
| 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1 女性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
| 3.1.2 不同类型女性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
| 3.2 研究设计 |
| 3.2.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3.2.2 研究变量 |
| 3.2.3 研究模型 |
| 3.3 实证结果分析 |
| 3.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3.2 相关性分析 |
| 3.3.3 回归分析 |
| 3.4 稳健性检验 |
| 3.4.1 Heckman两阶段回归 |
| 3.4.2 替换女性董事度量方法 |
| 3.4.3 替换其他解释变量 |
| 3.4.4 去掉2008 年的样本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女性董事、董事会履职行为与企业社会责任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1 女性董事与董事会履职行为 |
| 4.1.2 董事会履职行为与企业社会责任 |
| 4.1.3 女性董事、董事会履职行为与企业社会责任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4.2.2 研究变量 |
| 4.2.3 研究模型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2 相关性分析 |
| 4.3.3 中介效应检验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女性董事个体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1.1 女性董事任职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 |
| 5.1.2 女性董事背景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5.2.2 研究变量 |
| 5.2.3 研究模型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3.3 回归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女性董事、团体动力与企业社会责任 |
| 6.1 女性董事、性别协同与企业社会责任 |
| 6.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2 研究设计 |
| 6.1.3 实证结果分析 |
| 6.1.4 稳健性检验 |
| 6.2 女性董事、团体协同与企业社会责任 |
| 6.2.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2 研究设计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环境、女性董事与企业社会责任 |
| 7.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1.1 产权制度环境、女性董事与企业社会责任 |
| 7.1.2 行业制度环境、女性董事与企业社会责任 |
| 7.1.3 地区制度环境、女性董事与企业社会责任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7.2.2 研究变量 |
| 7.2.3 研究模型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3.2 相关性分析 |
| 7.3.3 回归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启示 |
| 8.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9）“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治理：价值、制度与行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相关研究 |
| 1.3.2 关于大学治理的相关研究 |
| 1.3.3 关于世界一流大学治理的相关研究 |
| 1.3.4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世界一流大学 |
| 2.1.2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 |
| 2.1.3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治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治理理论 |
| 2.2.2 制度理论 |
| 2.2.3 社会行动理论 |
| 第3章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研究样本遴选 |
| 3.1 排行榜的选用 |
| 3.2 遴选方法 |
| 3.3 遴选结果 |
| 第4章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治理的价值理念 |
| 4.1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治理的核心价值取向 |
| 4.1.1 保持政府与大学之间张力的平衡 |
| 4.1.2 维护学术自由精神 |
| 4.1.3 营造民主和谐的治理氛围 |
| 4.2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治理的实践原则 |
| 4.2.1 权力互补性原则 |
| 4.2.2 权力共享性原则 |
| 4.2.3 权力互动性原则 |
| 第5章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治理的制度结构 |
| 5.1 大学治理制度结构的理想框架 |
| 5.1.1 保障大学自治的法人制度 |
| 5.1.2 协调权力配置的内部治理制度 |
| 5.1.3 遵循学术逻辑的内部管理制度 |
| 5.2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的法人制度 |
| 5.2.1 大学法人制度的缘起 |
| 5.2.2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法人制度的特点 |
| 5.3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的内部治理制度 |
| 5.3.1 董事会制度的现状与特点 |
| 5.3.2 学术委员会制度 |
| 5.3.3 权力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
| 5.4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制度 |
| 5.4.1 教师聘用制度 |
| 5.4.2 教师薪酬管理制度 |
| 5.4.3 学术评价制度 |
| 第6章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治理的行动模式 |
| 6.1 决策制定 |
| 6.1.1 “广泛参与和利益兼顾”决策模式建立的逻辑起点 |
| 6.1.2 “广泛参与和利益兼顾”决策模式的特点 |
| 6.1.3 “广泛参与和利益兼顾”决策模式形成的主要条件 |
| 6.2 决策执行 |
| 6.2.1 学校职能机构数量的精简 |
| 6.2.2 “上窄下宽”式院系结构的构建 |
| 6.2.3 矩阵式基层学术组织结构的建立 |
| 6.3 决策监督 |
| 6.3.1 决策制定过程监督 |
| 6.3.2 决策执行过程监督 |
| 6.3.3 决策执行效果监督 |
| 第7章 国外经验对完善中国一流大学治理的启示 |
| 7.1 中国一流大学的治理现状 |
| 7.1.1 优化大学内部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机制 |
| 7.1.2 加强以章程为统领的制度体系建设 |
| 7.1.3 强化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 |
| 7.2 中国一流大学治理存在的问题 |
| 7.2.1 价值取向偏离 |
| 7.2.2 制度创新缓慢 |
| 7.2.3 行动模式滞后 |
| 7.3 完善中国一流大学治理的对策建议 |
| 7.3.1 强化大学治理的文化驱动力 |
| 7.3.2 推进大学治理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
| 7.3.3 构建广泛参与和利益兼顾的决策系统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录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课题目录 |
| 致谢 |
（10）经理人市场对经理人薪酬与经理人变更的影响研究 ——兼论经理人市场基本运行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委托代理理论 |
| 2.1.2 经理人权力理论 |
| 2.1.3 工资理论 |
| 2.1.4 供求价格论 |
| 2.2 以职业经理人为主题的研究综述 |
| 2.2.1 国外以职业经理人为主题的研究 |
| 2.2.2 国内以职业经理人为主题的研究 |
| 2.3 以职业经理人市场为主题的研究综述 |
| 2.3.1 国外以经理人市场为主题的研究 |
| 2.3.2 国内以经理人市场为主题的研究 |
| 2.4 经理人市场与公司治理 |
| 2.4.1 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经理人薪酬和变更的影响 |
| 2.4.2 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对经理人薪酬和变更影响的研究 |
| 2.5 文献述评 |
| 2.5.1 现有研究取得的成果 |
| 2.5.2 现有研究不足之处 |
| 2.5.3 本文拟突破的方向 |
| 本章小结 |
| 3 分析框架与研究设计 |
| 3.1 分析框架 |
| 3.2 研究模型 |
| 3.3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3.3.1 经理人市场需求和供给对经理人薪酬和经理人被动变更的影响 |
| 3.3.2 产权性质对经理人薪酬和经理人被动变更的影响 |
| 3.3.3 公司内部治理因素对经理人市场治理作用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4 子研究1：经理人市场需求与经理人薪酬和变更的影响 |
| 4.1 研究假设 |
| 4.1.1 经理人市场需求与经理人薪酬 |
| 4.1.2 经理人市场需求、产权性质与经理人薪酬 |
| 4.1.3 经理人市场需求与被动经理人变更 |
| 4.1.4 经理人市场需求、产权性质与经理人被动变更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说明 |
| 4.2.3 样本分布情况报告 |
| 4.2.4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
| 4.2.5 变量相关性统计结果 |
| 4.2.6 模型构建 |
| 4.3 实证结果 |
| 4.3.1 经理人市场需求与经理人薪酬 |
| 4.3.2 经理人市场需求与经理人被动变更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5 研究结果与讨论 |
| 4.5.1 假设检验情况 |
| 4.5.2 研究讨论 |
| 本章小结 |
| 5 子研究2: 经理人市场供给与经理人薪酬和变更的影响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经理人市场供给与经理人薪酬 |
| 5.1.2 市场供给、产权性质与经理人薪酬 |
| 5.1.3 经理人市场供给与经理人被动变更 |
| 5.1.4 经理人市场供给、产权性质与经理人被动变更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说明 |
| 5.2.3 样本分布情况报告 |
| 5.2.4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
| 5.2.5 变量相关性统计结果 |
| 5.2.6 模型构建 |
| 5.3 实证结果 |
| 5.3.1 经理人市场供给与经理人薪酬 |
| 5.3.2 经理人市场供给与经理人被动变更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研究结果与讨论 |
| 5.5.1 假设验证情况 |
| 5.5.2 结果讨论 |
| 本章小结 |
| 6 子研究3: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经理人市场公司治理作用的调节效应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经理人市场需求与经理人薪酬 |
| 6.1.2 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经理人市场需求与经理人被动变更 |
| 6.1.3 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经理人市场供给与经理人薪酬 |
| 6.1.4 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经理人市场供给与经理人被动变更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说明 |
| 6.2.3 描述性统计 |
| 6.2.4 相关性分析 |
| 6.2.5 模型构建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两职合一对经理人市场需求与经理人薪酬的调节效应 |
| 6.3.2 两职合一对经理人市场需求与经理人被动变更关系的调节 |
| 6.3.3 两职合一对经理人供给与经理人薪酬的调节效应 |
| 6.3.4 两职合一对经理人市场供给与经理人被动变更关系的调节效应 |
| 6.3.5 监事会规模对经理人市场需求对经理人薪酬关系的调节效应 |
| 6.3.6 监事会规模对经理人市场需求与经理人被动变更关系的调节效应 |
| 6.3.7 监事会规模对经理人市场供给对经理人薪酬关系的调节效应 |
| 6.3.8 监事会规模对经理人市场供给与经理人被动变更的调节效应 |
| 6.4 研究结果与讨论 |
| 6.4.1 假设验证情况 |
| 6.4.2 结果讨论 |
|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我国经理人市场对经理人具有激励和约束作用 |
| 7.1.2 我国经理人市场价格机制运行状况与理论预测相符 |
| 7.1.3 经理人市场供求状况显着影响国企经理人薪酬水平 |
| 7.1.4 经理人市场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作用不同 |
| 7.1.5 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对经理人的激励和约束具有协同效应 |
| 7.2 对策和建议 |
| 7.2.1 充分发挥市场在经理人人力资本配置中的作用 |
| 7.2.2 完善公司内部治理 |
| 7.2.3 实现党管干部和市场化选聘的有机统一 |
| 7.2.4 提高经理人市场有效供给 |
| 7.2.5 强化媒体的经理人市场监督功能 |
| 7.2.6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组织的经理人市场治理功能 |
| 本章小结 |
| 8 研究贡献与展望 |
| 8.1 主要贡献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李维安先生学术档案（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 高世伟. 河北大学, 2021(09)
- [2]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D]. 梅士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3]混合所有制企业监事会独立性对其履职效果的影响研究[D]. 孙媛.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4]中德文化视域下CEO权力配置与并购绩效研究 ——以中国民营企业德国并购为例[D]. 王旭东.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5]会计信息可比性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研究[D]. 蒋心怡.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6]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态化治理研究[D]. 杨朔镔.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7]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D]. 任恒. 吉林大学, 2019(02)
- [8]女性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理研究[D]. 吕英. 西北大学, 2019(01)
- [9]“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治理：价值、制度与行动[D]. 刘路.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10]经理人市场对经理人薪酬与经理人变更的影响研究 ——兼论经理人市场基本运行机制[D]. 秦润莹. 武汉大学, 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