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新与致富——读茅于轼先生《生活中的经济学 》有感（论文文献综述）
杨煌辉[1]（2020）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新时代中国公共精神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共精神是公民意识的表现,属观念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受制于政治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现实表征,把公共精神建设研究置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是对唯物史观的遵循。马克思关于国家学说的论述指明了,国家产生于社会,而国家的发展又历史性地回归于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大体经历了同构一体、异化分离到良性互动的演变,这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生产力社会化要求人的关系社会化,人的关系社会化又提出对“公共性”的吁求,这一过程是促成公共精神生成的历史走向。公共利益、公共领域及公共生活是公共精神建设的三个面相,对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以及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三者辩证关系进行历时性考察,是理解公共精神的发展如何从遮蔽与虚无,到出场与异化,再走向理性与自觉的逻辑出发点。中国新历史方位的确立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向,表明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亟需公共精神建设。本研究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阐明研究问题的缘起、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从历史纵向视野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公共精神的生成脉络。一是国家与社会同构中公共精神生长呈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混沌不清、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同构一体、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界分模糊表征;二是国家与社会分离中公共精神生长呈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有所认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有限分离、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有所区分表征;三是国家与社会互动中公共精神生长呈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互肯认、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法定界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理性区分表征。第三部分:从现实视野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公共精神的实然现状。一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公共精神建设迎来经济制度的科学性为公共精神建设奠定物质基础、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为公共精神建设提供空间保证、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为公共精神建设架构实体渠道、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公共精神建设提供情感认同、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为公共精神建设提供价值引领等现实机遇。二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公共精神建设面临公共利益指向有待加强、私人利益对公共利益有所僭越,公共领域结构有待优化、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存在摩擦,公共生活生态有待明朗、公共参与和私人参与边界存在模糊的现实挑战。三是揭示国家与社会互动不够充分、公共与私人认知不够清晰、精神与物质两者不够协调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公共精神的困境根源。第四部分:从对策视野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公共精神的新时代形塑。一是紧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清晰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公共精神建设新时代定位。二是揭示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公共精神建设的基本原则,即公共性原则、人本性原则、发展性原则。三是阐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公共精神建设的基本向度,即国家与社会的有机互动、公共与私人的合理认知、精神与物质的协调发展。四是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功能强化公共利益指向、优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结构拓展公共领域空间、注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用引领公共精神培育、提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治理支撑公共生活有序化,提出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公共精神建设的具体举措。第五部分:问题及研究展望。提出待研究的命题与展望。
赵郁飞[2]（2017）在《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文中指出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即以女性为创作主体、创作时间大致框定在1900—2000年的词史研究。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提出的基础上自然成立的,它既是“20世纪诗词研究”的“子菜单”之一,又葆涵有自身特定的独立性。从历史时段讲,自晚清、民国、共和国直至网络时代的一百年中,不可胜数的女词家以佳词丽句秀出闺阃、卓然挺立,不仅足以同世男性相抗轶,壮百年词史之声色;更能上摩前贤之垒,在百年词史镌刻芳名。近百年女性词史构成了对20世纪词史的补益及对千年女性词史的续写,理应获得更多瞩目。女性词将以何等姿态与分量“入史”?在近代词特别是民国词研究呈显出持续热火状态的大背景下,专门的女性词研究不免显得门庭冷落、贫瘠荏弱一些。虽然先行者已贡献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文献与理论工作,但整体系统研究20世纪女性词——也即续写《女性词史》——的工作还仍然处于学界的期待视野当中。其实,对大量女性词文献及理论的搜罗告诉我们:只要理念调转得充分允洽,对其进行整合性研究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条件已经具备。这部续写的《女性词史》虽在时段上不得不处于“续”的地位,而其理论意义则越轶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藩篱,成为中国文学熔铸对接的一个重要“中观”层面。本文绪论部分包含“近百年女性词史的概念厘定与研究起点”、“共时与历时:近百年女性词的词史定位”、“体量与坐标:近百年女性词的探研路径”三部分,除了解决了选题必要性、合法性的问题外,也基本确定了行文方法论——以政治∕物理时间断限设定章;以本时期内最杰出或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词人设定节,并在她身后选择性地安排与之关联的其他女词人;同时穿插文学潮流、重大问题等其他信息,以期营造丰富、立体、灵活的“学术观感”。虽然并未刻意求全,但正文选取的女词家也即个案也达到了百家左右。第一章“清民之际女性词坛”以传统才媛吕凤、罗庄为核心,以其他官夫人、“名父之女”等不同身份的“旧女性”作为补益,展现民国到来之前的世纪之初的女性词坛。第二章为“以南社诸子为核心的新女性词人群”。在风云万变、百废俱兴的民国,女性词史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新女性”势必造就“新词史”:“人中龙凤女苏黄”、擅书“海外新词”的吕碧城是百年中第一座高峰,她的周围还有胞姊吕惠如、戊戌变法时期杰出女性薛绍徽、千里寻父的康有为之女康同璧等。“湖湘双璧”张默君与陈家庆是南社女词人最高艺术成就的代表,而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女性收藏家潘静淑等都各臻精诣。在“秋风秋雨”笼罩下,还出现了秋瑾至友徐自华、徐蕴华姊妹以及虽属社外而受秋瑾影响深巨的女杰刘韵琴与郭坚忍。南社,为百年女性词史带来了强健的发端。第三章“民国中后期学人与艺人词坛”时期是词史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密集地诞生了沈祖棻、陈小翠、周錬霞、丁宁（具体位置在下一章）“民国四大女词人”——也是百年、千年中的一流词家,为波澜壮阔的女性词史长篇谱就了高潮澎湃的最强章回。本章对相对火热的沈祖棻研究提出了路径上的反思商榷,回顾了尉素秋、冯沅君的抗战心史,论证了陈小翠所以称为“百年冠冕”的理由,并为“万人低首拜红裙”的周錬霞作出了现代性别意识下的学术判断,最后简述了福建何振岱老人门下“寿香社女词人群”的创作情况。第四章“共和国初建期词人群体”中,深入剖析了由民国入共和国的卓越女词人丁宁历经数十年磨折的填词生涯,表彰了共和国第一代女词家代表、曾流落新疆的蔡淑萍记录时代创痛的词业成就,回顾了茅于美的绝美情词,最后梳理了岭南女性词发展小史——包括冼玉清及朱庸斋门下的沈厚韶、梁雪芸、苏些雩,其中苏氏以清新明畅的时代风貌堪称分春馆女弟子翘楚。第五章“以学人为主干的新时期词群”。在风雅赓续的荆棘路上,一定是学人保存着那一颗火种。本章首先介绍了词名沉埋的刘柏丽,她以纤手挽起颓势,在新时期鼓荡起英迈的稼轩风,是“当代学辛首功”。特色各异的“学人三家词”段晓华、景蜀慧、李舜华至今还活跃在词坛上,而享誉十数年的李静凤堪称当代婉约大家,她的《散花词》是百年女词人存词量之最。新时期不可不提桃李满天下的叶嘉莹,她继承了苦水门风,并传递到了女弟子曾庆雨、石任之一代青年词人手中。第六章为“网络女性词坛”。如果说民国三十年是“黄金时代”,那么自2000年以来迎来创作、艺术高峰的网络词坛就是女性词的“白银时代”:任淡如创办了最着名的诗词网站之一菊斋,其中不仅有第一代“偶像级”词人孟依依,更有以秦月明、看朱成碧、如月之秋为代表的女性作者,她们为早期网络词史留下亮丽的色彩。问余斋主人、添雪斋是网坛一流女词人的代表,她们一守正、一开新;一雄浑、一奇丽,形成了双峰并峙的局面。发初覆眉横空出世,以空灵幽深的“小眉体”直指人心,带来了女性与文学遇合所能发生的最美妙的“化学反应”。如今最为活跃的新生代女词人夏婉墨、唐颢宇及她们创新意味浓郁的创作,让我们对古典诗词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乐观和希望。第七章“港台及海外女性词坛”引入地域观照视角,对文化环境、创作生态有别于大陆的香港、台湾、海外女性词人进行梳理论述。其中佼佼者如香港之张纫诗、潘思敏;台湾之琦君、张荃及海外之李祁、张充和,皆面目自具、各足成家。时间、空间的双重维度共同撑构起繁复多元、生机勃勃的百年女性词史。
张惠彬[3]（2014）在《商标财产化研究》文中指出当前“商标财产化”一词已为广大学者采用，尤以批评者居多。有的学者认为，将商标作为一种财产，背离了商标法保护消费者之目的；有的学者认为，视商标为财产，将会割裂了商标与商品、服务之联系，对消费者构成欺诈；有的学者认为，商标财产化引起了商标权扩张，严重危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结合上述争议，本文以“商标财产化”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商标法律制度的起源，全面阐释商标从“识别工具到私人财产”的发展历程。本文除了引言和结语外，尚有五章，凡十五万言。在第一章，笔者对英国假冒之诉进行考察，探讨财产语言在普通法商标案件中是如何生成的。假冒之诉的历史可回溯至1584年的“JG诉山姆福特案”，四位主审法官之一的安德森认为：被告在商品上使用原告标记的行为构成了对消费者的欺诈，应当承担普通法上的责任。虽然没有史料记载安德森的意见是否被采纳，后世法院纷纷引入“欺诈”作为判案基础。“欺诈”随后逐渐淡出假冒之诉，原因在于普通法院与衡平法院的管辖权冲突。在普通法院审理的假冒案件中，商标所有人可以得到损害赔偿，但无权申请禁令救济，无法制止假冒行为。衡平法院虽然可以颁布禁令，却无法管辖假冒案件，因为侵权人实施的是欺诈行为，而非侵害财产权。为了获得假冒案件的管辖权，衡平法院将商标解释为一种财产，这样它就有权对假冒案件进行管辖。在1838年，韦斯特布里法官开启了衡平法院以财产权为基础审理假冒案件的先河。但对于商标财产本质的认识，韦斯特布里法官也仅仅是模糊的提及了“侵害他人排他性的财产”，至于这是怎样的财产？并未细说。他的见解也没有获得同行们的一致认同。到了20世纪初期，帕克法官将“商誉”概念引入假冒之诉，并区分了商誉与其他财产的区别，即商誉是商标所有人在商业活动中产生的，它的存在依靠他人的感知。对于假冒之诉而言，商誉的引进为其确立了独立的保护对象，使其在商标成文立法日益昌盛的今日，仍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而观察古今普通法对假冒案件的判决，商标只是作为识别工具存在，其本身并无任何财产价值。假冒之诉开启了商标保护的先河，现代商标制度从中得到启发，并确立其架构。在第二章中，笔者分析现代商标法是如何加入知识产权法大家庭，又怎样从假冒之诉中独立出来，将商标作为财产进行保护。从知识产权的发展史可以得知，当专利法、着作权法纷纷制定之时，商标法仍处于“拖沓而杂乱不堪”，从未被考虑可以纳入现代知识产权法的范畴之中。但在19世纪下半叶，由于诸多因素的推动，商标法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现代知识产权法法域。首要的原因便是社会环境的变化。工业革命的开展，为市场的崛起提供了动力。市场活动的日益繁荣，商标在商业实践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与价值认可。商人团体利用政治话语权向政府进行施压，要求进行商标立法保护他们的商标财产。1860年，英国谢菲尔德商会的议案，则代表了当时商人对政府保护商标财产的强烈诉求。他们要求政府建立商标注册制度，并允许自由转让商标。这类型的呼吁为后来注册制度的建立埋下了伏笔。其次，将商标法纳入知识产权法最大的问题是，缺少理论的支撑。在19世纪，人们对财产的观念停留在布莱克斯通的理论上，即财产是对“物”的绝对控制。而根据当其时假冒之诉案件的判决，商标并非是什么物，它只是一种识别工具。商标案件的判决基础是“欺诈”，脱离了“欺诈”无任何侵权可言。后来，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对布莱克斯通的理论感到困惑。他们发现，财产并非仅限于“物”，许多非物质的具有重大财产价值的利益也应该受到保护。学者们也逐渐意识到，财产权并非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在当其时之“自由与财产福音”的洛克理论的影响下，认识到“使用创造财产”，而这种财产就是商誉。商誉在化解了商标作为“物”的尴尬之同时，也符合了知识产权法客体之无形性特征，为商标立法扫除了理论障碍。其三、注册制度为商标财产保护之关键一环，如果商标获得注册，则自发出注册证的那一刻起，它就当然成为该注册证上列明者的财产了。不过，在使用取得商标权制度的国家中，注册的意义仅仅是对在先权利的确认，而非授权。在注册制度的保护下，商标也只是发挥着识别工具的作用，商标侵权仍是依消费者混淆之虞为判断标准。直至后来，反淡化立法的出现，法院关注的焦点已不是消费者是否混淆，而是将重心放在商标本身的财产价值。在商标财产化观念的影响下，法院在实践中不断加大了对商标权人的保护。在第三章，笔者探讨商标财产化的表现，阐明商标权人的利益如何在“财产”的庇护下得到加强。传统的混淆之虞，向来是以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之时为判断基点。近年来，由于商标财产化的观念不断蔓延，特别是商标广告功能被强化之后，美国等国家已经将传统上关于混淆之虞的判断时间提前或挪后，不断扩大了商标权的保护范围。其次是商标的自由转让和许可。传统上认为，商标与其商誉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除非企业与商誉一起连同转让，否则商标转让无效。而现代将商标视为一种财产，自由处分就成为应有之义。所以，TRIPS协定清晰地说明，无论是否连同所属企业，商标均可以单独转让。美国法院也放宽对转让的限制。联邦最高法院马丁法官说到，对商标单独转让的有效性不能一概认为无效，只要受让人制造的商品与让与人先前生产的产品具有相同品质且为相同种类。商标是否可以许可，之前在理论上也是存在障碍的。法院认为，商标只是识别工具。如果商标是由许可人拥有，但是商品确由被许可人提供，割裂了商标与商品之间的来源指示关系。法官后来意识到，商标不只是一种识别工具，还具有财产价值。只要被许可人的品质能够与许可人保持一致，不仅商标所有人能够获利，消费者利益也没受到损害。最后是商标商品化。商标商品化的提出，引起众多学者的反对。理由在于，商标只是识别的工具，传统商标法的首要目的是保护消费者，而对商标商品化的保护，无疑是赋予了商标权人对商标拥有一个无限扩展的权利。尽管出现这种反对的声音，美国国会和法院通过引入赞助或者关联混淆，逐渐扩大了对商标商品化权的保护。将商标视为财产，并不是没有争议的。晚近，商标财产化的话题牵扯到商标权的宪法基础，以及商标权与人权、言论自由的关系等。在第四章，笔者首先对美国商标法的宪法命运进行描述，揭示出商标权虽然与着作权、专利权并列为知识产权。实际上，商标法的宪法基础并不是依据“知识产权条款”，而是“贸易条款”。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商标法一方面要保护商标权人和消费者的利益，另一方面要从国家贸易政策出发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其次，通过分析2007年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商标与人权第一案”，认为商标权在国际人权公约中没有合适的地位，商标权本身不是人权，但可以依据《欧洲人权公约第一议定书》的“财产权条款”获得人权公约的保护。最后，与其他财产不同，商标（特别是驰名商标）往往蕴含着特殊的社会属性。一方面，商标具有文化价值，特定商标之形象成为消费者分享的语言。另一方面，商标属于一种“商业言论”。法律在保护商标财产时，要防止权利人垄断符号、压制公众言论空间。商标的社会属性孕育了商标权与言论自由的内在冲突，也决定了言论自由成为商标权的限制因素，其中商标戏仿和比较广告是限制商标权的最典型情形。在考察完商标财产化的起源、表现与争议后，笔者在第五章对商标财产化进行反思。针对商标财产本质的讨论，笔者依照“信息说”的进路，认为商标只是信息的传播媒介，标记本身不能被当做财产。相比之下，商标的财产本质是商誉的观点与信息说的理论较为吻合。但是，将商标财产本质界定为商誉，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商誉作为财产不仅面临定义的问题，而且与传统的有形财产或者知识产权相比，其具有存在时间非确定性、存在地域非确定性以及存在价值非确定性等特点。并且，商誉与商标常常是重叠、交织。商誉不等于商标，甚至意味着更多。可以说，商标的财产价值离不开商誉，而商誉的财产价值却不限于商标。针对商标立法目的之讨论，笔者认为必须厘清一组概念：宗旨与目的。宗旨，是宏观的、长远的、相对静态不变的。目的，是具体的、可以变化和调整的。默察商标法的发展史，维护“公平竞争”是商标法恒久不变的宗旨。保护“商标权”与“消费者利益”则是一体两面之目的。针对商标侵权责任的探讨，笔者认为赔礼道歉不应适用于商标侵权纠纷。因为商标权不具有人身权的内容。而且，从对象上看，商标权人一般为法人，法人在遭受商标权侵害时，其并无“精神损害”也无需“精神抚慰”。最后，从功效上看，在商标侵权案件中，赔礼道歉无法发挥引导侵权人真诚悔过的道德功能。鉴于赔礼道歉的局限性，笔者认为“消除影响”更契合商标侵权案件的需要。
王文书[4]（2011）在《宋代借贷业研究》文中指出借贷业是封建社会重要的经济门类之一。在宋代,借贷业随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宋代借贷业者的阶级构成复杂多样,但借贷业者主体是官僚、商人和地主。宋代依靠借贷调剂余缺的人们几乎涉及各个阶级、阶层,但是以个体农民借贷为主;借贷的原因也多种多样,多为生活性借贷,也有生产性借贷、经营性借贷,并形成了特殊的借贷关系——京债、军债。民间借贷业的当物很多是动产,不同的阶级、阶层所提供的当物不同;宋代商品性的物品成为当物,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宋政府注意对当物作出一系列法律规范。宋代不动产抵押有三种方式——田宅“典卖”、“倚当”和“抵当”。宋政府立“有利债负准折”法,限制放贷者强行将借贷者田宅折还有利债负。宋政府注重通过法律手段调节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债务的偿还有主动偿还、官为理索、保人代偿、强力索还等几种方式;对于民间借贷中的不能偿还的呆坏账,政府为保证社会的稳定采取倚阁和蠲免的措施,同时,债权人主动蠲免债务的情况也是多见的。私营质库处于民间借贷的核心地位,所受到的外界影响至为深重,特别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和战争环境往往对民间借贷的影响非常巨大,并且这些影响往往是负面的,阻碍了私营借贷业的正常发展。青苗法在神宗熙宁二年开始实行。此后,青苗法在推行中不断完善,向灵活实用、可操作方向发展。青苗法通过政权的组织机构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借贷网络,并在边疆地区推行。青苗钱的抑配是造成社会上层激烈反对的主要原因,但是青苗法满足了农民部分借贷需求、增加了政府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兼并势力,是中国历史上农业金融信贷的一次重大突破。宋代官营借贷业中牟利经营色彩较浓的有检校放贷、市易赊贷、抵当所和抵当库。查核、籍记、保管孤幼财产的检校库在熙宁时期进一步地发展出孤幼财产的放贷收息业务,其放贷收息业务在宋代资金融通的经济活动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开始于熙宁五年的市易法赊贷最初只对大商人贷钱,对中小商人赊货,均以房地产或金银等其它产业为抵押,年息二分。后来,市易赊贷作了部分调整,元佑更化罢去市易法,对市易赊贷的欠款进行督索和蠲免。抵当所起源于北宋开封府的检校抵当,后与市易抵当合并,并向全国辐射,虽政局变动,但始终存在,直到宋末。抵当所（库）业务形式与私营质库类似,主要经营动产抵押借贷,而且资本性、经营性借贷在其放款总量中的地位加强了,从而表现出了早期银行业的风貌。灾荒赈贷是利用借贷赈济灾民的重要手段,官营赈贷是救助灾民或贫民的政府行为,大都是靠政府行政手段来推行。元丰时实行了“放税七分以上方许借贷,四等以下方免出息”的制度,直到南宋末。“以陈易新”于利息之外,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另一方面,政府不得不展限、倚阁甚至蠲免他们不能按期偿还债负。南宋经营借贷的社仓则是由政府主导的、民间力量积极参与的信用合作组织。尽管社仓借贷存在一些弊端,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民众苦难,促进了社会稳定,成为中国古代三大仓储之一,影响极为深远。佛教的无尽藏理论是中国古代佛教寺院借贷的理论依据。寺院长生库是宋代佛教寺院借贷的主要机构。其资金的来源形式有三种:捐助、存本运息、合本经营。寺院借贷业兼有慈善事业和高利息借贷剥削的双重性质,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当地政府的干预。利息及利息率是借贷业的核心问题。关于倍称之息有三种含义:一、实际年利率达到100%;二、利息积累量的总和;三、法律规定的利息总量的上限或是债务偿还的极限。《数学九章》反映了宋代利息计算的水平和质库的经营的方式。宋代利息率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一般官营借贷业的利率低于私营借贷业的利率;宋代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平均利息率,但利息率大多集中于月息二分到月息四分左右,总体而言,利息率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决定宋代借贷业的利息率最低限度是土地的地息率,最高限在农民的承受能力之内;影响市场利息率高低的因素较多,主要有国家的利率管制政策、官营借贷利率、物价因素、天灾人祸、急征暴敛等。因果报应观念与“好借好还”、“急人之困”、“反对苛求厚息”的借贷伦理相结合,构成了普通借贷者的借贷伦理思想。《袁氏世范》集中反映了借贷经营者的思想,提倡经营借贷取息;采取调和主义的态度,主张对农民施行扶助性借贷,不能强取厚息;阐述了几种不宜假贷的经营原则,受到因果报应观念与中国传统的持家观念的影响。“利出于一孔”的官府控制借贷的思想源于《管子》等法家说法,但是表面上以《周礼》为依据,这一派以李觏、苏辙、王安石为代表,主要思想是通过国家对借贷业的控制,达到抑制兼并的目的。“贫富相资,官不为理”的国家不干涉借贷的思想,产生于反对青苗法的斗争之中,以苏辙、司马光、郑侠等反变法派为代表,主张国家既要保护佃农等借贷者的利益,更要保护富民等借贷经营者的利益,反对国家控制借贷。南宋除叶适外,真德秀、黄震等思想家大都是在行政实践中得出了“贫富相资,官不为理”的借贷思想,他们的思想是佃农对地主、高利贷者的经济依附关系的集中反映。借贷业官、私并存局面,维持了借贷业的大体平衡,因而它对社会再生产还是能发挥一定的作用的,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落魄的人们铤而走险,是困难时期人们生活下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宋代借贷业在灾荒年景、阶级斗争高涨的时候,对保证小农生产的延续,对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缓和民族矛盾、巩固边防,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减压阀,因而也就不可能成为农民起义的斗争对象。总之,宋代借贷业已发展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官营借贷业发展迅速,借贷机构大量涌现,借贷市场出现,金融范畴已经萌芽;但是民间自由借贷仍占据主导地位,机构借贷也是业务形式单一,没有发展形成为近现代的银行,实物仍是借贷主要载体,救灾性、救急性的消费借贷仍是其主流。
杨虹[5]（2011）在《近20年中国商界小说的文化阐释》文中认为商界小说是小说类别中的一种,中国商界小说则与中国小说的发展相伴随。然而,在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空间里,商界小说长期得不到公允的评价,甚至缺乏公认的命名。改革开放后,商界小说获得了空前的生长机遇,特别是近20年来,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商业社会的来临和商人群体的崛起,商界小说更以如火如荼之势在文坛兴盛。对此,批评与阐释虽有开拓却依然建树甚微。基于这一文学现象与批评现实,本文拟以近20年来即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商界小说为研究对象,立足文化批评,在对中国商界小说叙事的现代转型作整体性文化审视的基础上,选择几个文化视点,即选择与近20年商界小说文化特性最鲜明部分相对应的内容进行专题研究,探讨商界小说是如何以一种文化身份参与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以及转型中错综复杂的文化价值理念又如何影响了它的叙事策略和审美品格,以期拓展当代文学的研究视域与价值空间。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说明选题的缘起、意义及研究现状,界定论题涉及的核心概念,介绍主要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本文研究缘起于近20年书写商人的小说空前繁盛但文学批评的依然“失语”,将其定名为“商界小说”并界定其内涵是研究的出发点；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精英作品,商界小说的优长绝非审美魅力而在于它的伴随社会转型、阶层分化而生长的文化特性,因此,运用文化批评的方法,立足于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对其进行文化阐释,是一种与批评对象相称的策略选择。第一章论述中国商界小说叙事的现代转型问题。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商界小说常产生于某种文化背景并以自己独特的叙事陈规对这一背景施加影响力。进入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引领了商界小说叙事变革,特别是近20年来,伴随商人阶层的崛起,商界小说的类型特质及其文化意味日益彰显；而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权力在以不同形式介入商界小说话语实践以实现自己的表意策略的同时,推动了商界小说话语由弱势向强势的转向,推进了其符号权力的与日俱增。这一切,昭示了中国商界小说叙事的现代转型。第二章研究商界小说对商人精神的阐释问题。商业时代的来临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激发了社会的财富想象与从商意志。面对这一大有别于以往的时代环境和文化氛围,商界小说一方面将眼光定格于“未被彰显过的商界历史传奇”,以“揭秘”的姿态写出一个时代的兴趣所在,表现出“强化”与“抚平”历史断裂鸿沟的叙事特性；另一方面以深蕴价值指向的故事伦理聚焦商界生活,书写资本神话,诠释新商业精神和财富意义,积极抒发在现代商战中构建新的经济秩序、财富伦理和从商信仰的渴望,成为“市场化文学时代”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第三章阐述商界小说中经济理性的文化演绎问题。近20年来的商界小说如一面多棱镜,多姿多彩地展现了社会商业化进程中的商业景观,但无论其风格如何迥异,却无不呈现一种“经济理性”风采。换言之,商界小说以其表现的多样性、题材的现代性以及阐述的真实性,将经济理性所蕴含的交换关系与效用最大化原则予以了多样化的文化演绎与文学表达,在生动揭示“经济人”形象的文化蕴含、抒发其诗性的伦理关怀的同时,彰显了它形象演绎现代经济理性的生动的一面。第四章探讨个体主义演进中商界小说的欲望叙事问题。对个体主义的反思与重塑,是近20年来商界小说的现代性表征,而个体主义的张扬显然是欲望叙事合法出场的重要前提。商界小说以金钱、权力与情色之间的欲望景观为写作基调,讲述商人群体在市场经济“境遇”中释放欲望的生命感觉,勾勒他们最大限度地实现交换价值的人生履历,演绎人性欲望与商业道德、财富伦理、经济理性、文化传统之间的重重纠葛,揭示商业社会的人们的生存困境与心灵裂变,在文学“众声喧哗”的欲望叙事中,呈现出独特的书写风貌。结语部分归纳全文,在肯定商界小说具有把握现实的独特“能力”的基础上分析其话语困境与审美缺陷,指出这缺陷制约了商界小说的思想深度、精神超越和艺术探求,而着力于文学“祛魅”的祛魅,将是商界小说在未来的审美建构中亟待履行的责任与使命。
龙希成[6]（2009）在《茅于轼老师留给我的印象——为“庆祝茅于轼先生八十华诞”而作》文中研究说明茅于轼是我国着名经济学家,近年来他的许多观点引起社会广泛争议。作者以亲身经历展示茅于轼一些鲜为人知的事迹和品质,并对茅于轼的文字和思想特点进行概括,同时认为茅于轼的思想囿于"市场",有待商榷;作者还就网络上对茅于轼的漫骂提出了看法。
李海燕[7]（2007）在《世纪之交：现代性伦理与大陆长篇商界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距今仅有短短十多年的历史,其本身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甜蜜、玫瑰色的完美梦幻,且更多的是严峻的、充满挑战和痛苦的历史进程。而这一进程中所需要、所依靠的既不可能是传统“重农抑商”的价值观念,也不可能是现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观念,而是一套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新价值伦理观念。与此同时,以商界经济生活为主要题材的商界小说也以惊人数量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上形成一股如火如荼的发展趋势。但大多数长篇商界小说就如同中国市场经济一样仍然处于摸索探寻的初级阶段,相当多的作家还缺乏对市场以及市场经济价值体系理论上的准备,没有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来把握和处理商界题材的小说,由此导致了这类小说在创作质量上良莠不齐。更多是在创作数量上的增多,却没有给我们文学历史画廊留下多少典型的人物形象和优秀的传世之作。对于研究评论者而言,由于缺少一个完善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这类小说,更是很少有人涉猎对这类题材小说的研究。鉴于此种状况,我更加感觉有必要对世纪之交以惊人数量出现的这类小说进行一次整体上的学术研究,以期待有更多更好的商界小说作品问世。本文欲把商界小说纳入现代性伦理的视野,从宏观理论论述与微观作品阐析的结合上重新认识和评价这类小说。本文之所以选择现代性伦理视角,并非用简单的庸俗社会学的伦理道德分析代替文学分析,而是深人探究小说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之间的隐蔽联系,厘清世纪之交商界小说中的伦理主体在转型期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现代话语姿态,以及在这种现代话语下商界小说又产生了什么样的美学立场和伦理倾向,以期望对世纪之交出现在中国大陆文坛的长篇商界小说作一次整体上的文化学和审美学阐释。本文共分六大部分。除导论和结语外,前三章是属于商界小说的本体论研究;第四章是分析商界小说的生产机制,属于外在规律性探讨。导论部分主要探讨本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现状和研究视角。在研究缘起部分,首先是对世纪之交中国大陆文坛上出现的长篇商界小说的创作盛况作了一个简单描述;再从梳理商界小说的历史沿革过程中界定出商界小说的概念,并划分世纪之交商界小说的三种类型;最后,从特定语境、创作主体、接受主体三方面探讨世纪之交商界小说繁荣的原因。在研究现状部分,则通过详叙学术界和评论界对世纪之交商界小说的研究或批评情况,进一步论证本论文选题的价值和意义。研究视角部分则结合现代性与伦理学有关的理论提出了现代性伦理的研究视角,并详细阐述了现代性伦理视角在本论文中独特的关照点。第一章分别从现代经济伦理、现代世俗伦理以及现代个性伦理这三种现代性伦理观的研究视角出发,结合商界小说经济叙事、权力叙事、婚恋叙事等多种叙事景观的阐释,探讨商界小说是如何以一种文化身份参与了世纪之交的伦理转型。第一节主要是结合长篇商界小说中的经济叙事景观和权力叙事景观,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在叙事文本深层下蕴涵着的对现代经济理性伦理的认识和理解。第二节主要通过对商界小说中表现出的博弈竞争和消费叙事分析,论述了研究文本中内蕴的经济上牟利进取与在文化上消费享乐二者悖论并存的现代世俗伦理观。第三节主要通过对商界小说中婚恋叙事的分析,表现了伦理主体个性张扬、激情放纵和审美救赎的个性伦理价值观。本章旨在借用经济学、现代性及伦理学等理论,分别通过对商界小说中出现的三种现代性伦理观的透视,体现出伦理主体价值观念的调整与变换。第二章基于前文对世纪之交长篇商界小说的现代性伦理内涵的论析,再从商界小说的传奇叙事、纪实叙事和影视叙事三种叙事策略方面展开论述,从而进一步探讨在现代性伦理观的制导下,世纪之交长篇商界小说呈现出的多种叙事策略选择的意义。第三章主要结合世纪之交文化背景及现代性伦理观的影响,分别从重返中心的误区、批判精神的缺失、审美距离感的消蚀和专业知识的不足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世纪之交中国大陆长篇商界小说在思想内涵和艺术创作上的不足。第四章主要通过对商界小说作家的身份认同和商界小说的出版方式两方面论述,进一步阐释了在现代性伦理制导下,商界小说的生产机制问题。结语部分提出了商界小说今后创作的走向问题。本论文的创新点。一是把世纪之交大陆长篇商界小说作为整体研究对象,这是拓荒之作,为现代中国文学探索开辟了新“殖民地”,寻找到新的知识增长点,填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白;二是根据研究对象的需要,选择了现代性伦理作为理论视野与阐释模式,并形成了现代性伦理与商界小说文本之间互动关系研究的科际框架,即以现代性伦理构成的认知模式对商界小说进行探析,给人一种新颖的理论感受;三是本论文以现代性伦理对多种样态的商界小说进行解读并没有现成的合适的理论概念或理论范式,而是依据商界小说的不同文化意识和审美特征对现代性伦理做了一些开拓性阐释,使现代性伦理体系增进了新意和哲理。
孙恒山[8]（2006）在《腐败犯罪控制论》文中提出本文系运用包涵比较、历史分析、解释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法的复杂性研究方法论对腐败犯罪控制问题进行的综合性研究,其研究路径在于从对腐败犯罪现象的理性观察到以制度为基本方式的综合性腐败犯罪控制框架的建构。因此,本文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腐败犯罪控制本体论,包括对腐败犯罪的全面认识、控制腐败犯罪的法律现状与基本模式、腐败犯罪控制的含义与基本原则等;二是腐败犯罪控制运行论,包括对犯罪人的心理解析、反腐法律框架的完善、反腐机构的设置及反腐国际合作的加强等。腐败犯罪控制本体论侧重于从静态角度对腐败犯罪控制的基础性问题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的运行论则偏好于将反腐工作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力求以制度（尤其是刑事法律制度）来建构综合性的控制框架,从对打击和惩罚的迷恋转向预防与惩治并重,从单纯的控制腐败犯罪回归于法治理念的指引,从一国视角下的反腐变迁为全球视角下的国际合作反腐。
韩冰[9]（2005）在《信用制度演进的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信用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交往行为中,最为重要的行为规范。信用制度更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制度之一,它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并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着自己的不同形态。制度演进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利益主体能够决定的,而是一个社会博弈的过程。从这种意义上看,信用制度演进实际上是由无数个博弈均衡点贯穿而成的一个逻辑路径,它是群体选择的结果。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借鉴当代西方历史比较制度理论和演化经济理论,同时汲取社会学的理论成果,深入探究了信用制度演进的历史逻辑脉络和机理,并坚持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证分析了我国信用制度的演进与创新。该研究宽口径、大交叉,把信用制度与产权、技术、法律以及文化和社会联系起来综合考虑,尝试在更大的范围内建立一个一致性的信用分析框架。
李秀金[10]（2005）在《日常生活和新时期文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变革是全面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发生的制度性改革,不断促成了广大民众在精神取向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变更,进而形成了全社会的精神分化与重组。这其中也包括文学创作思潮的变化。八十年代以后文学不同于以往文学的一个特征,那就是世俗日常生活的独立性价值在文学写作中得到合法地位,日常生活成为一些文学写作的一个出发点。对于这一新的文学状态深入思考并做出自己的判断,成为文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论文分六章。第一章 绪论,概要介绍了论题展开的缘由。同时,概要阐述了本课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的重点等问题。第二章 日常生活与新时期文学的转型。本章对新时期以来文学日常生活写作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个人的日常生活开始成为普遍的文学写作对象,日常生活的独立性价值在文学写作中得到承认。这种写作立场通过在具像中呈现和在身体感受中展开,逐步构建起新的文学话语形式和写作形态。然后从现代性进程中的日常生活写作和文化消费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两个方面,分析了在日常生活写作背后的语境转换关系。第三章 日常生活写作中的生存主题。分析了日常生活写作中生存主题的展开策略:精神向物质还原和历史向当下缩减。并指出生存主题的话语意味人生的悲剧性。意味对世俗生活价值的承认,但潜在陷阱。表现了文学叙事主体的一种世俗化特征。第四章 日常生活写作中的情感叙事。分析了当代情感叙事中人的情感世界的特点,指出具有丰富多样精神意味的人的情感体验褪化成世俗生活的欲求,但在日常生活中,人对感情充满渴望。而由于时代变化和情感观念变化,当代人很难获得传统中的那种浪漫情感体验,于是出现了种种情感变异。第五章 日常生活写作中的道德关怀。研究了日常生活写作中的道德困境。指出,在八十年代以后兴起的市场经济语境里,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在日常生活中失去了统一和稳定,不断的被突破底线,陷入一种远离时代需要的存在危机之中。然后结合具体作家作品,对当代一些有代表性的道德倾向进行了分析。最后分析了当代道德关怀的难度。指出难在当代日常生活确定了个人价值对群体价值的优先性,造成个人价值不得不面对重新定位、选择的境地,难在个人自由和传统道德的矛盾。第六章 结语。认为新时期文学的日常生活写作转向根本上意味文学写作审美意识本身的转型,它突破了长期以来中国文学以宏大叙事为特征的政治话语传统,转向以日常生活价值基准为特征的生活话语,尝试以此重建文学叙事的新的审美空间。但在当代文学的日常生活写作中,部分写作中浮现的个体意识显然并不理想。当代文学写作应当重新反省自身和寻找新的定位。
二、创新与致富——读茅于轼先生《生活中的经济学 》有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创新与致富——读茅于轼先生《生活中的经济学 》有感（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新时代中国公共精神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的缘起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述评 |
| (二) 国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 视角创新 |
| (二) 内容创新 |
| (三) 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公共精神的生成考察 |
| 一、国家与社会同构中公共精神的生成考察 |
| (一) 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混沌不清 |
| (二)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同构一体 |
| (三) 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界分模糊 |
| 二、国家与社会分离中公共精神的生成考察 |
| (一) 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有所认知 |
| (二)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有限分离 |
| (三) 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有所区分 |
| 三、国家与社会互动中公共精神的生成考察 |
| (一) 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互肯认 |
| (二)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法定界分 |
| (三) 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理性区分 |
| 第二章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公共精神的现状审视 |
| 一、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公共精神的现实机遇 |
| (一) 经济制度的科学性为公共精神建设奠定物质基础 |
| (二) 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为公共精神建设提供空间保证 |
| (三) 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为公共精神建设架构实体渠道 |
| (四)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公共精神建设提供情感认同 |
| (五)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为公共精神建设提供价值引领 |
|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公共精神的现实挑战 |
| (一) 公共利益指向有待加强:私人利益对公共利益有所僭越 |
| (二) 公共领域结构有待优化: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存在摩擦 |
| (三) 公共生活生态有待明朗:公共参与和私人参与边界存在模糊 |
| 三、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公共精神的困境根源 |
| (一) 国家与社会互动不够充分 |
| (二) 公共与私人认知不够清晰 |
| (三) 精神与物质两者不够协调 |
| 第三章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公共精神的新时代形塑 |
| 一、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公共精神建设新时代定位 |
| (一) 主要矛盾转变背景中的国家价值目标 |
| (二) 主要矛盾转变背景中的社会价值取向 |
| (三) 主要矛盾转变背景中的公民价值诉求 |
|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公共精神建设的基本原则 |
| (一) 公共性原则 |
| (二) 人本性原则 |
| (三) 发展性原则 |
| 三、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公共精神建设的基本向度 |
| (一) 国家与社会的有机互动 |
| (二) 公共与私人的合理认知 |
| (三) 精神与物质的协调发展 |
| 四、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公共精神建设的具体举措 |
| (一)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功能,强化公共利益指向 |
| (二) 优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结构,拓展公共领域空间 |
| (三) 注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用,引领公共精神培育 |
| (四) 提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治理,支撑公共生活有序化 |
| 结语: 问题及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论纲 |
| 一、概念厘定与研究起点 |
| 二、共时与历时：近百年女性词的词史定位 |
| 三、体量与坐标：近百年女性词的探研路径 |
| 第一章 清民之际女性词坛 |
| 第一节 凡鸟偏从末世来：论吕凤词 |
| 一、漱玉为骨格，杂采诸家 |
| 二、吕凤与聊园词社 |
| 三、传统才女的精神困境 |
| 四、庚子变局中的女性书写：许禧身、刘鉴 |
| 五、左又宜 |
| 第二节 最后的女性遗民罗庄 |
| 一、“今日犹自不能忘”的遗民情怀 |
| 二、“被男人宽容出来的才女” |
| 三、李慎溶 |
| 第二章 以南社诸子为中心的民国新女性词人群 |
| 第一节“谁识隐娘微旨”：论吕碧城词 |
| 一、狂慧与奇哀：吕碧城词的艺术特质 |
| 二、“近三百年词家之殿军”辨 |
| 三、圣因长姊吕惠如 |
| 四、薛绍徽、陈芸 |
| 五、康同璧 |
| 第二节“湖湘双璧”：张默君与陈家庆 |
| 一、“天予此生潇洒，不负雄奇骚雅”：论张默君词 |
| 二、“总芳馨怀抱意难禁”：论陈家庆词 |
| 第三节“秋风秋雨”词人群：徐自华、徐蕴华 |
| 一、“秋山秋水带余哀”：忏慧词人徐自华 |
| 二、南社“格律派”女将徐蕴华 |
| 三、刘韵琴、郭坚忍 |
| 第三章 民国中后期女性词坛 |
| 第一节 千秋谁似李夫人：论沈祖棻词 |
| 一、“藏钩射覆总难猜”：“词史”还是“心史”？ |
| 二、“难从故纸觅桃源”：《涉江词》的“奄有众妙”与自我局碍——兼谈词体拟古之得失 |
| 三、写情圣手盛静霞 |
| 四、王兰馨 |
| 第二节 乱世萍踪：尉素秋与冯沅君 |
| 一、“自古逢秋悲寂寥”：论尉素秋词 |
| 二、知行兼擅的词学名家冯沅君 |
| 三、梁璆的《菩萨蛮·五都词》 |
| 第三节 百年冠冕陈小翠词 |
| 一、“算能传、天壤惟文字”：陈小翠的填词生涯 |
| 二、“湖海胸襟，珠玑咳唾”：陈小翠“词人之词”论 |
| 三、“三百年来女布衣”：“中性视角”与高士情怀 |
| 四、“鸳蝴词”传人温倩华 |
| 五、艺苑词侣顾飞、顾青瑶、陈乃文、陈懋恒 |
| 第四节“一生爱好是天然”：论周錬霞词 |
| 一、艳词中女作手 |
| 二、“峻嶙奇气不堪驯” |
| 三、爱国女俦杨令茀 |
| 第五节 寿香社女词人合论 |
| 一、寿香社词群简论 |
| 二、王真、何曦、王德愔、施秉庄 |
| 三、刘蘅、叶可羲、张苏铮、薛念娟、王闲、郑元昭 |
| 第四章 共和国初建期词人群体 |
| 第一节“不种黄葵仰面花”：论丁宁词 |
| 一、“百灵噎恨听哀弦” |
| 二、刚柔并举、骨采相兼 |
| 三、“民国四大女词人”简论 |
| 四、“慷慨使气”的吕小薇词 |
| 第二节 蔡淑萍与“边雁啼秋”的《萍影词》 |
| 一、“边雁，边雁，南去云天漫漫” |
| 二、笃诚与忧患 |
| 三、丁小玲 |
| 四、王筱婧、李蕴珠、宋亦英 |
| 五、周素子的“传体词”与张雪风《鹃红词》 |
| 第三节“妾有夜光珠，采掬经沧海”：论茅于美词 |
| 一、叙写一己情事的《夜珠词》 |
| 二、“此是纯粹之诗” |
| 三、志洁情芳的张珍怀词 |
| 四、黄墨谷、柯昌泌、吴君琇 |
| 第四节 广东现当代女性词人举述 |
| 一、“岭南巾帼第一”冼玉清 |
| 二、分春馆女弟子群：沈厚韶、梁雪芸、苏些雩 |
| 第五章 以学人词为主干的“新时期”词坛 |
| 第一节“不变惟此变，渤海半扬灰”：论刘柏丽词 |
| 一、当代学辛首功 |
| 二、“风雅不亡缘善变” |
| 第二节 学人三家词：段晓华、景蜀慧、李舜华 |
| 一、渊雅雍容的段晓华词 |
| 二、幽秀深窈的景蜀慧词 |
| 三、剑气箫心的李舜华词 |
| 第三节“衣边吹散余馨”：论李静凤词 |
| 一、“藕孔藏身”、“天机触发”的创作观 |
| 二、雅厚深挚的《散花词》 |
| 三、谷海鹰与“天心冷、清骨难描”的《捞月集》 |
| 四、周燕婷、韩倚云、伊淑桦、徐源 |
| 第四节 叶嘉莹与红蕖词弟子 |
| 一、“人生易老梦偏痴”：论叶嘉莹词 |
| 二、曾庆雨、石任之 |
| 第六章 网络女性词坛 |
| 第一节 早期网络女词人群体扫描 |
| 一、“菊斋主人”任淡如与“葬花教主”孟依依 |
| 二、秦月明、看朱成碧、秦紫箫、萼绿华、采薇、兰之幽兮 ..239三、如月之秋、蓝小蚁、蓝烟、绿烟、飘茵 |
| 第二节 网坛“二斋”：问余斋主人与添雪斋词 |
| 一、上揖湖海楼的问余斋词 |
| 二、“这一抹、灵魂澄碧”：论添雪斋词 |
| 第三节“我是池中素色莲”：发初覆眉与“小眉体” |
| 一、从“与子宛如初见”到“与俱磨欲尽，壮骨与春鬓” |
| 二、“白是情痴红是慧”的小眉体 |
| 三、非烟、让眉、苏画舸、岛姬 |
| 第四节 性灵小兽夏婉墨 |
| 一、“会有心花出我襟” |
| 二、“生气百年虎虎” |
| 三、“浩歌悲泣”的陆蓓容词 |
| 四、黄佳娜、罗恺文、唐颢宇 |
| 第七章 港台及海外女性词坛 |
| 第一节“海自波涛云自闲”的香港女性词坛 |
| 一、南海女子张纫诗 |
| 二、“学稼轩”的潘思敏与琴人蔡德允 |
| 三、黄倩芬、刘佩蕙等 |
| 第二节“过江名士，海陬人杰”：台湾女词家举述 |
| 一、天风阁传人琦君、张荃 |
| 二、张雪茵、江芷 |
| 第三节 海外女性词坛 |
| 一、“掷平生万事天之末”：论李祁词 |
| 二、“人间装点自由他”：论张充和词 |
| 三、赵文漪等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3）商标财产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问题及其意义 |
| 二、 商标财产化的难题与已有的研究成果 |
| 三、 研究的方法 |
| 第一章 假冒之诉：商标保护的开端 |
| 一、 假冒之诉的起源 |
| （一） 作为工具的商标 |
| （二） 源究：欺诈之诉 |
| （三） 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冲突与协调 |
| （四） 现代形式的确立 |
| 二、 假冒之诉的展开 |
| （一） 传统的假冒之诉 |
| （二） 扩展的假冒之诉 |
| （三） 假冒之诉的适用 |
| 三、 假冒之诉的基础 |
| （一） 商誉的概念 |
| （二） 商誉的归属 |
| （三） 商誉的损害 |
| 四、 假冒之诉与不正当竞争 |
| 第二章 从工具到财产：现代商标制度的产生 |
| 一、 商标财产化的社会背景 |
| （一） 工业革命与市场的崛起 |
| （二） 消费者时代的到来 |
| （三） 商人的政治话语权 |
| 二、 商标财产化的理论支撑 |
| （一） 从布莱克斯通到霍菲尔德 |
| （二） 洛克理论的指引：使用创造财产 |
| （三） 司法认知的深入：商标财产本质 |
| 三、 商标财产化的立法历程 |
| （一） 注册制度的引进 |
| （二） 淡化立法的引入 |
| 第三章 商标财产化的表现 |
| 一、 商标混淆理论的扩张 |
| （一） 混淆理论的扩张之一：售前混淆 |
| （二） 混淆理论的扩张之二：售后混淆 |
| 二、 商标的自由转让与许可 |
| （一） 商标的自由转让 |
| （二） 商标的自由许可 |
| 三、 商标的商品化 |
| （一） 商标商品化的定义 |
| （二） 商标商品化的发展 |
| 第四章 商标财产化的争议 |
| 一、 争议之一：美国商标法的宪法命运 |
| （一） 作为商业工具的宪法 |
| （二） 知识产权的宪法条款 |
| （三） “同父异母”的商标法 |
| 二、 争议之二：财产化的商标与人权 |
| （一） 财产权：一种不可忽视的人权 |
| （二） 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关联 |
| （三） 欧洲人权法院的启示 |
| 三、 争议之三：财产化的商标与言论自由 |
| （一） 财产化商标的社会属性 |
| （二） 言论自由对商标权的限制之一：商标戏仿 |
| （三） 言论自由对商标权的限制之二：比较广告 |
| 第五章 商标财产化的反思 |
| 一、 反省：商标与商誉 |
| 二、 反驳：商标法的目的 |
| 三、 反应：商标侵权责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宋代借贷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关于宋朝借贷业研究的回顾 |
| 三、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宋代的民间借贷（上） |
| 第一节 宋代民间放贷者的构成 |
| 一、官僚 |
| 二、商人、手工业者及其他城市居民 |
| 三、地主 |
| 四、专营借贷业者 |
| 第二节 宋代民间借贷的放款对象及借贷的原因 |
| 一、农民的借贷 |
| 二、小工商业者的借贷 |
| 三、官僚、士人阶层的借贷 |
| 四、军官和士兵的借贷 |
| 本章结语 |
| 第二章 宋代的民间借贷（下） |
| 第一节 宋代民间借贷的动产抵押 |
| 一、动产抵押的种类 |
| 二、宋政府对动产抵押的法律规定及业内习惯 |
| 第二节 宋代田宅的典卖和倚当、抵当 |
| 一、典卖和倚当的源流及倚当在北宋时的情况 |
| 二、抵当的源流 |
| 三、南宋时倚当和抵当无区别 |
| 四、典卖和抵当的区别 |
| 五、关于“有利债负准折” |
| 第三节 宋代民间借贷的清偿和蠲免 |
| 一、宋代民间债务的清偿 |
| 二、政府对民间债务的蠲免和推迟偿还 |
| 三、债权人对债务的蠲免 |
| 第四节 民间借贷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
| 一、国家经济政策对民间借贷业的影响 |
| 二、国家货币政策直接影响质库经营 |
| 三、战争对质库致命的影响 |
| 四、其它社会环境的影响 |
| 本章结语 |
| 第三章 青苗法 |
| 第一节 青苗法的起源及制度演变 |
| 一、青苗法的起源 |
| 二、青苗法制定之初的放贷制度 |
| 三、青苗法放贷制度的演变 |
| 四、青苗法的罢废 |
| 第二节 青苗法的利率 |
| 一、青苗钱实行之初的利率 |
| 二、青苗钱利率存在地区差异 |
| 三、青苗法的贷还办法对利率的影响 |
| 四、元佑更化后青苗钱利率 |
| 第三节 青苗法管理机构、在边疆的推广及其作用 |
| 一、青苗法的管理机构 |
| 二、关于边境地区推行青苗借贷 |
| 三、青苗法的积极意义 |
| 本章结语 |
| 第四章 宋代的检校库、市易务和抵当库的放贷 |
| 第一节 检校库对孤幼财产的放贷 |
| 一、宋代检校库来源及前期业务 |
| 二、宋神宗至宋徽宗时检校库放贷业务的出现与有关条文的变化 |
| 三、南宋时期对孤幼检校财产放贷的实施状况 |
| 第二节 市易法中的赊贷 |
| 一、市易赊贷初期的基本内容 |
| 二、市易赊贷的调整 |
| 三、元丰后的改革 |
| 四、市易本息的拖欠、督索和蠲免 |
| 第三节 宋代的抵当所、抵当库 |
| 一、抵当所在北宋的起源及其发展 |
| 二、抵当库在南宋的情况 |
| 三、抵当所抵当库的资本规模及当物的管理 |
| 本章结语 |
| 第五章 宋代官营赈贷 |
| 第一节 赈贷的几种方式和利息问题 |
| 一、赈贷的几种方式 |
| 二、赈贷的其它几种变通方式 |
| 三、赈贷的利息问题 |
| 第二节“以陈易新”及赈贷的偿还 |
| 一、“以陈易新” |
| 二、赈贷的偿还、展限和蠲免 |
| 第三节 社仓的借贷 |
| 一、北宋之“民社义仓”借贷 |
| 二、南宋社仓经营的借贷 |
| 本章结语 |
| 第六章 宋代寺院长生库借贷 |
| 第一节 佛教寺院从事借贷业的理论依据及早期的情况 |
| 一、佛教寺院从事借贷业的理论依据 |
| 二、中国佛教寺院借贷业的起源及其在隋唐时期的情况 |
| 第二节 长生库的名称源流及运营 |
| 一、长生库的名称源流 |
| 二、寺院长生库的资金来源 |
| 三、宋代长生库的运营及与官府的关系 |
| 第三节 长生库利息的用途 |
| 一、维修破败的寺院建筑物 |
| 二、用于点长明灯 |
| 三、购买度牒度僧之用 |
| 四、用于僧人的日常用度 |
| 五、作为慈善事业的基金 |
| 六、为捐献者作法事之用 |
| 本章结语 |
| 第七章 两宋借贷业利息和利率 |
| 第一节 关于民间借贷本息的计算 |
| 一、宋代计息单位 |
| 二、计息时间和差额利率 |
| 三、单利与复利问题 |
| 四、关于“倍称之息”及法定利息率 |
| 第二节 两宋利息率总体情况及形成机制 |
| 一、两宋的利息率总体情况 |
| 二、宋代市场利率的形成 |
| 本章结语 |
| 第八章 宋代的借贷思想 |
| 第一节 宋代有关借贷的伦理道德观念 |
| 一、普通借贷者的借贷伦理思想 |
| 二、借贷经营者的思想 |
| 第二节“利出于一孔”官府控制借贷的思想 |
| 一、“利出于一孔”官府控制借贷的思想来源 |
| 二、李觏的官府控制借贷的思想 |
| 三、苏辙早期的借贷思想 |
| 四、王安石的借贷思想 |
| 第三节“贫富相资官不为理”的国家不干涉借贷思想 |
| 一、北宋几位思想家的“贫富相资，官不为理”借贷思想 |
| 二、南宋几位思想家的借贷思想 |
| 本章结语 |
| 第九章 宋代借贷业的总体特征及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宋代借贷业的总体特征 |
| 一、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借贷体系 |
| 二、官营借贷业迅速发展 |
| 三、形成官私借贷业并行存在的局面 |
| 四、性质上仍属高利贷信用 |
| 第二节 宋代借贷业的积极作用 |
| 一、日本史上的“德政一揆” |
| 二、宋代借贷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
| 本章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近20年中国商界小说的文化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20年中国商界小说创作概述 |
| 第二节 商界小说的概念厘定及相关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本文主要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中国商界小说叙事的现代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性与中国商界小说的叙事沿革 |
| 第二节 中国商界小说的类型特质及其文化意味 |
| 第三节 近20年中国商界小说话语与权力关系考察 |
| 第二章 商人精神的诗情阐释 |
| 第一节 揭秘历史与想象商人 |
| 第二节 财富诉求与伦理启悟 |
| 第三节 新商业精神的当代启蒙 |
| 第三章 经济理性的文化演绎 |
| 第一节 经济理性的文学表达 |
| 第二节 交换逻辑演绎的经商指南 |
| 第三节 效用最大化的理性批判 |
| 第四章 个体主义的欲望狂欢 |
| 第一节 个体主义的出场与欲望叙事合法化 |
| 第二节 商海沉浮中的物欲写真 |
| 第三节 消费狂潮里的情色镜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7）世纪之交：现代性伦理与大陆长篇商界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视角 |
| 第一章 商界小说的现代性伦理审视 |
| 第一节经济伦理的透析 |
| 第二节世俗伦理的探索 |
| 第三节个性伦理的诉求 |
| 第二章 现代性伦理与商界小说叙事策略的选择 |
| 第一节回归故事的传奇叙事 |
| 第二节体验真实的纪实叙事 |
| 第三节虚拟时空的影视叙事 |
| 第四节叙事策略的意义 |
| 第三章 商界小说的审美批判 |
| 第一节重返“中心”的误区 |
| 第二节批判精神的缺失 |
| 第三节审美距离感的消蚀 |
| 第四节专业知识的不足 |
| 第四章 现代性伦理与商界小说的生产机制 |
| 第一节作家——商人的身份认同 |
| 第二节商界小说的出版方式 |
| 结语 终结也是起点 |
| 注释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8）腐败犯罪控制论（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上篇 腐败犯罪控制本体论 |
| 第一章 腐败犯罪控制的理论前设 |
| 第一节 腐败犯罪的界定 |
| 一、腐败行为上升为腐败犯罪行为的条件 |
| 二、腐败犯罪的界定基础——社会危害性 |
| 三、腐败犯罪的界定的诸多因素分析 |
| 四、腐败犯罪的概念与特征 |
| 第二节 腐败犯罪的基本范畴 |
| 一、各国及国际组织有关腐败犯罪基本范畴的圈定比较 |
| 二、关于我国腐败犯罪基本范畴的圈定的思考 |
| 第三节 腐败犯罪的现状与危害 |
| 一、腐败犯罪的现状 |
| 二、腐败犯罪的危害 |
| 第四节 腐败犯罪的产生根源 |
| 一、腐败犯罪产生的机理剖析 |
| 二、根源探寻在反腐对策选择中的价值 |
| 第二章 腐败犯罪控制的含义与原则 |
| 第一节 腐败犯罪控制的基本含义 |
| 一、控制与社会控制的含义 |
| 二、腐败犯罪控制的含义 |
| 第二节 腐败犯罪控制的基本原则 |
| 一、腐败犯罪控制应坚持标本兼治原则 |
| 二、腐败犯罪控制应坚持综合治理原则 |
| 三、腐败犯罪控制应坚持惩防并举原则 |
| 第三章 腐败犯罪控制的基本模式 |
| 第一节 腐败犯罪控制的现有模式评述 |
| 一、国内外腐败犯罪控制模式揽要 |
| 二、国内外腐败犯罪控制模式分析 |
| 第二节 腐败犯罪控制模式选择的义项分析 |
| 一、腐败犯罪控制的主体选择 |
| 二、腐败犯罪控制的对象选择 |
| 三、腐败犯罪控制的手段选择 |
| 四、腐败犯罪控制的目标选择 |
| 第三节 腐败犯罪控制的模式选择 |
| 下篇 腐败犯罪控制运行论 |
| 第四章 腐败犯罪的心理透析及其矫治 |
| 第一节 腐败犯罪的心理表现形式 |
| 一、贪婪心理 |
| 二、挫折心理 |
| 三、从众心理 |
| 四、攀比心理 |
| 五、交换心理 |
| 六、侥幸心理 |
| 七、为“公”心理 |
| 第二节 腐败犯罪心理的病理透析 |
| 一、腐败犯罪心理的内因病理分析 |
| 二、腐败犯罪心理的外因病理分析 |
| 第三节 腐败犯罪心理的矫治 |
| 一、理想信念救治 |
| 二、品格意志磨砺 |
| 三、自我教育强化 |
| 四、忠实履行职责教育 |
| 五、幸福观教育 |
| 第五章 腐败犯罪控制的法网编织 |
| 第一节 法律在腐败犯罪控制中的功效 |
| 一、法律有助于引导人的行为 |
| 二、完备的法律体系及运行机制有助于有效遏制腐败犯罪 |
| 三、法律惩治腐败犯罪功能的充分发挥有助于激励多数人廉洁 |
| 四、法律有助于培养公职人员的抗腐蚀能力 |
| 五、法律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
| 第二节 腐败犯罪控制立法的有效因素分析 |
| 一、腐败犯罪控制立法应以人性恶为逻辑起点 |
| 二、腐败犯罪控制立法应贯彻预防理念 |
| 三、腐败犯罪控制立法应体现平等性与公开性 |
| 四、腐败犯罪控制立法应保持系统性与严密性 |
| 五、腐败犯罪控制立法应具有操作性与前瞻性 |
| 六、腐败犯罪控制立法应寻求创新性 |
| 第三节 我国腐败犯罪控制法网体系的构建 |
| 一、我国腐败犯罪控制立法存在的问题分析 |
| 二、完善我国腐败犯罪控制法网的基本思路 |
| 第六章 腐败犯罪控制的机构设置及其运作 |
| 第一节 国外腐败犯罪控制机构设置及其运作的有益启示 |
| 一、国外腐败犯罪控制机构设置及其运作简介 |
| 二、国外腐败犯罪控制机构设置及其运作的启示 |
| 第二节 我国腐败犯罪控制机构设置及其运作存在的问题 |
| 一、纪检系统存在双重领导体制 |
| 二、纪检监察反腐败工作运行机制缺乏透明度 |
| 三、检察机关反腐败有制于纪委 |
| 四、纪检监察部门与司法机关并存，造成法律适用的不统一 |
| 五、检察机关欠缺足够的动力 |
| 六、检察机关缺少充足的侦查权力 |
| 第三节 完善我国腐败犯罪控制机构的设置及其运作机制的对策 |
| 一、立足国情，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犯罪控制机构设置之路 |
| 二、树立“执法优先于执纪”原则 |
| 三、取消“双规”，延长检察机关传唤、拘传的时间 |
| 四、赋予检察机关充分的权力 |
| 五、建立协调有序的腐败犯罪协查网络 |
| 第七章 腐败犯罪控制的国际合作 |
| 第一节 腐败犯罪的国际化分析及控制腐败犯罪的国际合作 |
| 一、腐败犯罪的国际化分析 |
| 二、控制腐败犯罪的国际合作 |
| 第二节 我国控制腐败犯罪国际合作的现状及改变 |
| 一、参加国际合作是我国控制腐败犯罪的必然选择 |
| 二、我国开展腐败犯罪控制国际合作的原则与实践 |
| 三、我国控制腐败犯罪国际合作的缺陷及对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论文摘要（中文） |
| 论文摘要（英文） |
| 后记 |
（9）信用制度演进的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一、选题的由来与理论背景 |
| 二、本文的研究视角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结构与创新 |
| 第一章 信用及其研究的理论脉络 |
| 第一节 信用及信用制度的界定 |
| 一、信用的定义 |
| 二、信用制度 |
| 三、现代信用的经济特征与信用制度的功能 |
| 第二节 信用理论的研究脉络 |
| 一、古典经济学对信用的认识 |
|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信用的阐释 |
| 三、当代西方经济学对信用研究的贡献 |
| 第二章 信用制度演进的环境分析 |
| 第一节 社会信任——信用制度演进的环境因素 |
| 一、社会资本 |
| 二、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 |
| 三、社会信任关系如何影响信用制度的生成与演进 |
| 第二节 两种不同信任环境中信用制度演进的实证分析 |
| 第三章 信用制度演进的动力分析 |
| 第一节 产权制度与契约关系的创新 |
| 一、产权制度决定信用制度 |
| 二、契约关系与信用制度 |
| 三、产权、契约关系与信用制度是一个并行自然演进的过程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 |
| 一、技术与制度 |
| 二、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信用制度的巨大推动 |
| 三、技术创新催生出信用中介机构 |
| 第四章 信用制度演进的约束机制 |
| 第一节 政府作用 |
| 一、政府信用 |
| 二、政府管制与信用 |
| 三、政府在信用制度演进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法律保障 |
| 一、法律与信用制度 |
| 二、法律对信用的保障 |
| 第五章 信用制度演进的一般过程和机理 |
| 第一节 个体间信用机制的形成与演化 |
| 第二节 分工和私有产权的出现使信用制度确立 |
| 第三节 社会信任决定着信用制度变迁路径 |
| 第四节 技术创新加快了信用制度演进的速度 |
| 第五节 政府、法律制度对信用的约束和保障 |
| 第六节 信用制度演进中的三个重要创新成果 |
| 第六章 我国信用制度的演进与创新 |
| 第一节 我国信用制度的历史演进 |
| 一、采邑经济下,人伦信用主宰的信用制度 |
| 二、近代信用制度的发展与计划经济时期的信用制度状况 |
| 三、转轨经济下,旧废新未兴带来的信用缺失 |
| 第二节 我国信用制度创新的途径与着眼点 |
| 一、信用制度创新的途径 |
| 二、信用制度创新的着眼点 |
| 第七章 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制度化构建 |
| 第一节 规范个人信用制度 |
| 一、加快个人信用立法步伐 |
| 二、对个人信用制度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和领导 |
| 第二节 建立企业信用制度 |
| 一、培育企业信用市场是建立企业信用制度的基础 |
| 二、加强企业内部信用管理制度是建立企业信用制度的关键 |
| 三、制定与企业信用相关的法律是建立企业信用制度的保障 |
| 四、信息网络技术是建立企业信用制度的载体 |
| 第三节 再造政府信用制度 |
| 一、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定位 |
| 二、加强政府自身的信用制度建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及其它研究成果 |
| 论文摘要(中文) |
| 论文摘要(英文) |
（10）日常生活和新时期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日常生活与新时期文学的转型 |
| 第一节 走向日常生活的文学写作 |
| 一、在具像中呈现 |
| 二、在身体感受中展开 |
| 第二节 在日常生活写作背后的语境转换 |
| 一、现代性进程中的日常生活写作 |
| 二、文化消费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
| 第三章 日常生活写作中的生存主题 |
| 第一节 裸露的生存表象 |
| 一、精神向物质还原 |
| 二、历史向当下缩减 |
| 第二节 生存主题的话语意味 |
| 一、无痛之痛中的生存悲剧 |
| 二、生存之乐的隐忧 |
| 第四章 日常生活写作中的情感叙事 |
| 第一节 褪化的情感 |
| 第二节 变异情感中的诗意守望 |
| 一、变异的情感 |
| 二、角色的去魅与拒绝 |
| 三、绝望出走中的情感冒险 |
| 第五章 日常生活写作中的道德关怀 |
| 第一节 日常生活写作中的道德困境 |
| 第二节 道德关怀的诸种可能 |
| 第三节 道德关怀的难度 |
| 第六章 结语 |
| 主要参考书目 |
| 后记 |
四、创新与致富——读茅于轼先生《生活中的经济学 》有感（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新时代中国公共精神建设研究[D]. 杨煌辉. 南方医科大学, 2020(01)
- [2]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D]. 赵郁飞. 吉林大学, 2017(09)
- [3]商标财产化研究[D]. 张惠彬. 西南政法大学, 2014(07)
- [4]宋代借贷业研究[D]. 王文书. 河北大学, 2011(11)
- [5]近20年中国商界小说的文化阐释[D]. 杨虹. 武汉大学, 2011(05)
- [6]茅于轼老师留给我的印象——为“庆祝茅于轼先生八十华诞”而作[J]. 龙希成. 邯郸学院学报, 2009(01)
- [7]世纪之交：现代性伦理与大陆长篇商界小说研究[D]. 李海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07(05)
- [8]腐败犯罪控制论[D]. 孙恒山. 吉林大学, 2006(10)
- [9]信用制度演进的经济学分析[D]. 韩冰. 吉林大学, 2005(03)
- [10]日常生活和新时期文学[D]. 李秀金. 华东师范大学, 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