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译日过程中词义辨析与词语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姜雅明[1]（2021）在《当代中国特色政治语汇俄译中的语言文化适应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当代中国特色政治语汇集中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国家治国理政方略,在思想内容和表达形式上独具民族文化特色,其俄译应以准确传达原文信息为根本原则,努力实现译文和原文在词汇语义、结构语义、上下文语境和文化语境等方面的适应,以达到有效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贾一村[2]（2020）在《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毛泽东选集》是建国后第一部进行系统外译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着作,也是20世纪我国对外影响最大的中央文献着作之一。其俄文译着诞生于50多年前,整体质量精湛,文中大量的“文化空缺”现象引人关注,具有极高的翻译研究价值。多元系统理论主张以动态、发展、关联的眼光来研究翻译问题,将翻译活动置身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之下进行审视,关注政治、社会文化等系统中的多种因素对于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为本文开展翻译的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鉴于此,本文将以中央编译局翻译的《毛选》一至三卷俄译本为研究对象,以文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作为翻译研究的切入点,结合多元系统理论之视角,对《毛选》俄译情况进行审视、评价、探讨、总结和展望,深挖其翻译研究价值。首先,本文整理了《毛选》及其俄译本的出版发行状况,并通过文本分析路径,对《毛选》中较典型的“文化空缺”现象（共计约700个案例）进行了详细梳理,将其划分为物质文化空缺、制度文化空缺和精神文化空缺三大类,并继续向下细分为7小类,归纳总结出《毛选》俄译本所采取的4套翻译方法、7种翻译策略和3条翻译理念,共同形成了《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随后,再通过社会分析路径,借助多元系统理论基本原理,以“当年视角”来对《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进行评析和探讨。作者认真梳理了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并以“文化空缺”现象为例,通过对编译局版与莫斯科版的《毛选》译文进行对比研究,深度解析当年编译局译者修订译文时的主要考量及背后所遵循的翻译逻辑,清晰还原了当时政治系统（国际政治、国内政治两方面）和社会文化系统（文化交流、教育发展、译学思想三方面）的多种文本外因素对《毛选》的文本翻译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为《毛选》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再以当年之翻译标准（“信达雅”）对《毛选》译文进行审视和评价,在充分肯定其整体精湛的翻译质量的同时,也对译文中一些可优化提升之处（比如,一些中国特有的度量单位词的翻译需完善、某些文化内涵信息翻译不全而难以理解的问题等）进行商榷和探讨。然后,回归“当今视角”,理清当前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因素的新变化及其对翻译的影响,整理归纳出当前我国中央文献翻译工作在5个方面的新变化和提出的4点新要求。以此为参照,以当代之眼光重新审视当年的《毛选》译文并对其做出评析,并对其中一些重要的翻译新问题（比如,其翻译整体策略的优化调整问题,由于时代变迁和共同记忆的丧失而导致的“文化新空缺”问题,以及通过译者艺术“演译”而产生的“逆向文化空缺”问题等）进行探讨,为其他中央文献的翻译提供了一些参考借鉴。通过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毛选》俄文翻译整体质量精湛,采用了丰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体现了鲜明的翻译理念,符合当年“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是我国译界的“标杆”和经典之作。第二,以当年之标准审视《毛选》译文,在总体翻译质量精湛的同时,亦存在一定的可提升空间,一些翻译处理尚可探讨和商榷。第三,以当今之眼光审视《毛选》译文,其整体方略宜做适当调整（由“忠实为主”转向“整体均衡”）,文中一些翻译案例的处理需与时俱进加以完善。第四,《毛选》俄译本的最终面貌是文本翻译和社会力量共同影响下的综合产物,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社会文化系统内多种因素对《毛选》译文面貌的塑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五,《毛选》文本中包含内容丰富的“文化空缺”现象,译者对其翻译处理整体上佳,但“文化空缺”是动态发展的,它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变化（既有“消亡”,又有“新生”）,因此其翻译工作亦当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最后,立足当前,本文总结了《毛选》俄译的历史意义,并展望未来,探讨了《毛选》优良翻译传统（主要包括: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自力更生的坚强意志、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力求为中央文献翻译事业的长远发展提出一些参考和建议。
赵丽娜[3]（2020）在《“训令”之历史语言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采取计量统计、词源考证等方法,梳理了“训令”这一文书名词从我国古代到当代,在词语含义、使用频率、适用范围等方面的演变情况,并且论证了其近代“上对下的公文”这一含义源于日语。在我国古代,“训令”的词性分为动词和名词,其中与近代含义相近的是其名词词性,含义为“统治者颁发的圣旨、诏书等”,但适用对象只限于皇室、贵族等阶级,在使用范围上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在古代典籍中使用的次数也极少,在中国知网国学宝典数据库以及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中,使用次数分别为18次和75次。日本文字源于汉语,“训令”一词传入日本后,在使用对象上有所扩大,除了统治贵族阶级之外,政府机关以及公署职员在对下级有所指挥时,也可以使用“训令”这一文书名词。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中国开始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由于汉语和日语间的紧密联系,人们选择借日语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大量的日语词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融入到汉语中,“训令”便是其中的一员。清晚期,“训令”在我国公文中的使用频率有所增加,并且出现了“上对下的公文”这一含义。到了民国时期,“训令”更是成为了下行文的典范,上到国家机关,下到村镇政府都可以使用,这一时期成为“训令”一词应用的黄金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政府职员成为人民的公仆,政府不再居高临下地发布命令。“训令”这一文书名词由于带有浓重的“上对下”的语言色彩,已不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因此被其他文书名词所取代。但特殊的是,在军队遇重大事项,发布绝对命令时,仍可使用“训令”,但其使用频率已远远不及民国时期。本文利用语言学、历史文献学等相关理论,梳理了“训令”这一文书名词的历史源流。对于完善文书名词的研究体系、探讨日源文书名词这一研究领域等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梁鹏程[4]（2020）在《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设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学习者翻译能力的培养成为我国新时期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当今,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过程中,翻译能力等级量表已被纳入《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作为评估学习者英语语言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一直存在师资短缺、课程设置不够合理、教学和学习资源不足等问题,这些现实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大学英语翻译教学质量的有效提升。这其中,面向翻译学习者的学习资源建设亟待加强。双语学习词典是二语学习的重要辅助工具,而翻译学习词典对翻译学习者的帮助更具针对性。为更好地满足翻译学习者的需求,双语翻译学习词典应具备辅助翻译过程中的语言理解与产出的双重功能。然而,就国内外双语词典编纂情况而言,专门面向翻译学习者设计的专项类汉英翻译学习词典并不多见。因此,我国翻译学习者大多使用的是通用型汉英语文词典,而它们在适用性方面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我国汉英词典编纂实践大多是依据汉语单语词典为蓝本,以汉英词汇单位之间的语义译释为主,未能充分考虑用户翻译学习的特殊需求。其次,我国汉英词典编纂与出版多限于传统纸质媒介,未能充分对接当下信息时代学习者词典使用电子化的新需求。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双语电子词典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滞后。事实上,国内有关汉英电子词典或汉英词典电子化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更不用说是面向翻译学习者的汉英翻译电子词典方面的研究。因此,研究如何设计一款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对于翻译学习者的能力发展和双语词典编纂设计模式创新,都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本研究就面向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的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的创新编纂设计做初步探索,旨在探索目标词典的设计原则,具体包括三个研究问题,设计什么样的词典?这样的词典如何设计?词典设计效用如何?针对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路径。理论研究法主要用来厘清目标词典的设计特征,构建目标词典的设计框架及设计原则,实证研究主要用来测试词典设计效用。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发现为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的设计特征、设计框架及设计原则,和设计效用的测试方法。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设计特征主要体现在其编纂设计的关键要素,主要涉及词典类型定位、媒介功能和用户需求三个方面。其中,类型定位明确了词典类型特征,媒介分析有助于确定词典媒介在存储和呈现信息方面的特殊性,用户需求探讨可帮助确定词典内容选择和结构设计特征。我们的探讨结论是目标词典在类型上属于专项类学习词典,服务于非英语专业翻译学习者,应具备翻译学习过程中的解码与编码双重功能。作为电子词典,该类词典具有储存空间大、呈现界面灵活、交互性强的特点,以及便于其他学习工具进行集成的特性,能够形成一部集成多类词典的翻译学习系统或学习工具箱。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设计框架及原则是本研究的最主要研究发现,这方面的探讨主要基于设计学的场景化设计理论,词典功能论和词典交际论。本研究的结论是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必须采用场景融合设计路径,即词典使用场景和设计场景进行融合的设计路径。具体而言,本研究认为,目标词典设计要以词典应有设计特征和现有类型相近的词典为起点,设计一个初始词典并对该词典在翻译过程中的使用场景进行调查和分析。在分析词典使用场景的基础上,归纳翻译学习场景中的词典使用过程模型。由此,结合词典设计视角和词典使用视角提炼出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的场景使用特征,即该类词典功能的过程复杂性和词典交际的人机交互性。目标词典的场景使用特征则进一步催生了词典内容设计和结构设计中的基本原则,即词典内容设计方面的可学性、适用性和系统性原则,以及词典结构设计方面的灵活性、层次性和交互性原则。在这个设计框架中,词典设计始于翻译学习场景中目标用户词典使用过程之初,词典使用场景观察阶段就有了设计的介入,是一种过程性融合设计。在词典设计效用测试过程中,设计场景和使用场景的融合保证了词典设计评价的完整性。词典效用测试方法是本研究的第三个研究发现。根据场景融合设计框架,本研究提出词典原型的形成及词典设计可用性细则的确定要采用迭代设计方法,即设计-测试-再设计-再测试的过程。因此,效用测试包括了词典使用过程和结果的观察与分析,来自用户的外部评价与来自编者的词典设计主体知识,这就保证了效用评价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本研究的多重启示体现在理论、实践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在理论方面,本研究引进了设计学中的场景化设计理论,对词典用户研究、词典功能理论和交际理论进行了有机整合,提出了一个基于词典设计场景和词典使用场景融合的创新设计框架,对于丰富（双语）词典设计研究理论有积极贡献。在实践方面,本研究确立了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的场景融合设计原则,具有鲜明的应用指向。本研究针对设计原则的效用测试为词典编纂实践应用提供了一种可操作路径,而代表性样条设计则对电子词典编纂实践中的词典结构和内容设计也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将基于设计者视角的“自上而下”的设计路径和基于词典使用场景的“自下而上”的设计路径相结合,两种设计路径扬长避短、有效互补,具有设计方法创新优势。本研究还借鉴了设计学、词典学和翻译教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这种跨学科和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将对其他类型词典设计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胡蘅鸾[5]（2020）在《中国近代作曲技术理论形成与发展研究（1919-1949）》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近代音乐的开端往往以西方“新”音乐在我国开始传播为标志。自20世纪初期的“学堂乐歌”兴起以来,西方音乐在我国不断传播、发展。与此同时,西方专业作曲技术理论也开始进入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新思潮的冲击下,人们的民族性和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始走向探寻民族化和个性化的道路。我国近代作曲技术理论的发展,仿佛跟随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一场洗礼。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内,萌芽、成长而不断成熟。1920年,萧友梅博士将西方专业音乐教育体系与作曲技术理论带回国内,尤其是1927年国立音乐院的创建,中国专业音乐事业得以真正的展开。因此,本文选择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作为“作曲技术理论”史的开端,将视角聚焦于中国近代“作曲技术理论”的发展,从音乐创作和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待1919至1949这三十年中国专业音乐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从而阐释这一时段西方作曲技术理论是如何在中国引入、传播、发展、融合的。本文将这三十年的音乐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西方作曲技术理论的引入与传播阶段（1919-1929）;中国作曲技术理论的探索与发展阶段（1929-1939）;西乐新理论的引入与中西乐“融合”阶段（1939-1949）。共含绪论、四个章节和结论六个部分。写作逻辑主要是:一、通过绪论部分将本文的写作目标、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以及1919年之前中国音乐的状况等问题进行概述,并将“作曲技术理论词义辨析”和“西方音乐的引入”单列出来。其中“西方音乐的引入”并非介绍过程,而是在其他层面阐述西方作曲技术理论与中国音乐结合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二、第一至三章,按1919-1929、1929-1939、1939-1949划分为三个时间段,研究我国作曲技术理论每个十年间的发展成果。这样划分可以归纳出每个时期在作曲技术理论方面的特色,以及专业音乐教育领域的发展脉络。具体研究方式是通过乐谱、教材等文本,客观地反映当时作曲技术理论的运用与发展状况。三、通过第四章,将一至三章的研究结论转化为实际操作,使理论反作用于实践,并对理论研究的意义做进一步的提升。4.最后,对1919-1949年中国近代作曲技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归纳、得出结论。以期实现以下研究目标:1.对这一时期每个时段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详细分析;2.对这一时期的理论着作,尤其是对现当代仍然有启发意义的理论着作进一步解析;3.为这一时期未及梳理各自理论体系的重要作曲家做出总结;4.对中西作曲技术理论、创作思维相融合的过程进行研究;5.为音乐创作、教学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崔亚蕾[6]（2019）在《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视域下的《邓小平文选》同形词日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日两国语言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即存在大量中日同形词。一般认为,由于中日同形词的存在为中日互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中日同形词虽然字形相同,在词义、搭配习惯、文体、褒贬色彩等诸多方面却往往存在差异,因此经常发生误译或翻译不当等情况。本研究从翻译目的、预期受众、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受众接受效果上的差异及其产生原因等多维度探讨了《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卷的两个日译本中的中日同形词翻译问题。考察了翻译目的的差异对同形词的翻译策略及翻译方法产生的影响,并结合具体译文,深入分析了影响同形词翻译的受众接受效果的诸多因素,提出了基于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新的同形词翻译方法分类。本研究对今后的中央文献同形词翻译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提出了应根据事先制定的翻译目的选择多样化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原则。同时,本研究对于除政治文献以外的同形词翻译,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因此,《邓小平文选》日译本中同形词的翻译研究不仅进一步深化了政治文献的翻译研究,同时也丰富了同形词本身的翻译研究,无论是从政治文献翻译的特殊意义还是一般性翻译的普遍意义来看,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首先,通过对《邓小平文选》日译本主要译者和相关人员的访谈以及对相关历史资料的考证,回溯了两个日译本翻译的时代背景、翻译目的、预期读者、翻译过程等,探究了这些要素对译者在翻译同形词时思考与选择的影响。在中央文献特别是领袖着作日译研究方面具有创新性,并具有较为珍贵的史料价值。不仅如此,通过译者访谈等研究方法,明确了外文社译本和风媒社译本由于翻译目的及预期读者的不同而产生了对同形词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选择上的差异,探讨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对今后中央文献以及其他文献中同形词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所具有的科学指导意义。其次,通过受众问卷调查,对两个日译本的同形词翻译情况进行了对比研究。接受本次调查的日本受众人数高达234名,且分布较为均衡,保证了问卷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在同形词翻译研究中如此大规模的受众问卷调查尚属首次。具体调查方法是将两个译本中一方翻译成同形词,而另一方翻译成其他表达的部分进行抽取,进而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同形词展开对比分析。基于对比分析的结果,设计并实施了受众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全面考察分析了两个日译本中同形词的翻译在受众接受效果上的差异,并从词义、搭配、文体、褒贬色彩等多方面深入探讨了受众接受效果产生差异的原因。最后,通过译本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推进了同形词翻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首次依据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对同形词的翻译方法进行了6种新的划分:（1）移植;（2）解说;（3）加译;（4）译为其他汉语词;（5）译为非汉语词;（6）不译。其中（1）到（3）的翻译方法采用了保留“同形词”形式的“异化”翻译策略,而（4）到（6）的翻译方法则采用了不保留“同形词”形式而侧重传递原文内容的“归化”翻译策略。在此基础上考察两个译本中的同形词在翻译方法上体现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并结合译文进行了具体分析。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揭示出同形词翻译方法的多样性,也为今后中央文献及其他文献中同形词的日译提供了具体的策略和方法。本研究发现,风媒社译本的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当时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感兴趣、并有汉文训读（「汉文训読」）基础的一部分知识层次较高的受众的需求。正是基于对受众的这种预期,该译本在中日同形词的翻译上较多地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则更多地使用了直接“移植”的方法。而对现代受众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被调查的同形词在采用“移植”的方法直接用于日语译文的时候,产生了词义不明、与前后词语之间搭配不当、文体过于生硬、汉语和日语中的褒贬色彩不一致等问题,从而影响到了受众的理解和接受。而外文社译本的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了使日本民众更好地“理解这些年中国历史变化和今后局势发展”,并未将预期的受众只限定于有较好的「汉文训読」（汉文训读）基础的知识层,因此在中日同形词的翻译策略上既有“异化”又有“归化”,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也没有局限在直接“移植”上,而是选择了更为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对现代受众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外文社译本采用的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更为自然易懂,更易被日本受众所理解和接受。
吕峥[7]（2019）在《汉英交传中有声停顿现象的研究 ——以“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开幕式讲话口译实践为例》文中提出口译作为即时传递信息的工具,在促进各国之间交流和发展方面,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以2018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元首会议开幕讲话和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欢迎宴会祝酒辞为源语材料,以笔者本人的中译英交传实践为例,交替传译中的有声停顿主要表现为填充停顿标识及其变体、重复、反复修正译文以及语音拖长。通过例证口译实践中的有声停顿现象,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主要为笔记识别不清、语言习惯不当、词义辨析不清以及思考译文时间过长。从深层次分析,原因在于语言能力欠缺和心理素质欠佳。笔者据此尝试提出针对有声停顿现象的策略并应用于笔者的二次口译实践。通过对笔记的强化训练改善听和记的精力分配不当和笔记解码困难的问题、通过公众演讲训练来纠正不当的语言习惯、通过口译强化训练提高译员的语言能力以及通过调整语流语速避免拖长音的现象。希望此次实践的深入分析,能给更多口译工作者和学习者参考和启发,以更好地完成口译任务。
邱大平[8]（2019）在《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文中认为国家形象是构成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也是整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加强政治话语外宣翻译是对外传播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因此,基于国家形象视阈研究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和国际影响日益扩大,中国正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多,对于中国信息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实施了文化“走出去”战略,外宣工作不断加强,外宣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国家形象也日益提升。然而,由于中国国际话语权长期以来比较薄弱,国家形象一直处于“他塑”的不利状态,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局面一时还难以得到根本的转变,加之西方频频利用其强大的话语优势对我国进行大肆的“妖魔化”报道,其涉华报道中对我国的歪曲报道、对我国大政方针的误读现象屡见不鲜,导致国际社会对我国存有较多的误解和偏见,从而影响了国外公众对中国形象的全面了解。因此,中国迫切需要“自塑”国家形象,向国际社会展示其作为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形象,让世界更加全面、客观、立体地认识中国。目前,我国对外话语在国际受众中的可接受性不强,主要表现为话语表达方式不地道,传播效果不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形象的对外传播。要实现中国形象的有效传播,积极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便显得尤为重要。外宣翻译是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手段,在加强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塑造当代中国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政治话语是中国对外话语的关键要素。在所有材料的外宣翻译中,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在对外展示中国形象过程中的影响最为直接。中国政治话语的外宣翻译是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要提高我国对外话语的国际接受程度和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有效性,增强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质量与效果是关键。翻译策略的定位决定着翻译方法的选择,进而影响着译文的质量和接受状况。所用翻译策略不同,翻译质量与国家形象对外宣传效果也可能完全不同。一直以来,学者们在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究竟是应该以目的语为依归还是应该“以我为主”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为此,本研究从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研究现状及常见问题和外宣翻译特点入手,基于国家形象视阈,分析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与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之间的关系,根据中央关于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的精神,对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两种策略进行了分析与论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的“二元统一”策略,即在语言形式层面遵循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在政治话语内容、尤其是文化与政治内容的翻译上使用“以我为准”的策略,继而提出了将两种翻译策略统一于翻译实践的理据、方法;接着,结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的英译实例进行分析和实证,认为使用这种二元统一的翻译策略有助于使译文在体现中国特色的同时又易于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从而实现其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对话的作用,并从中总结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过程中如何将两种翻译策略统一起来的模式。本论文由以下六大部分构成:引言本部分主要概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以及论文结构等重要问题。第一章: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现状综述本章首先对与外宣翻译相关的概念进行了厘定,然后通过大量的翻译实例阐述了外宣翻译的特征,指出外宣翻译是融准确性与灵活性、政治敏感性、受众关照性以及民族特色性为一体的一种翻译行为,由此认为外宣翻译既要照顾国外受众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使用受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通顺地表达,又要坚持一定的政治与文化立场,忠实反映原文的内容,这是本文在后面章节所提出的外宣翻译策略的一个基础。此外,本章还对外宣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进行了初步探讨,依次讨论了中国政治话语的界定、概述了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研究现状、分析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常见问题,最后,本章对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发现该领域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极少,且研究中存在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概念混淆、翻译策略使用的具体条件不明确等问题。第二章:国家形象与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国家形象视阈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因此本章使用了大量的文字对国家形象相关内容进行了阐述。本章首先对国家形象的相关术语进行了概述和厘定,明确了国家形象的内涵、特点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然后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分析了对外传播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重要性与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现状,接着进一步论述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在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切入本文的主题做铺垫。最后提出了“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概念: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不仅要使用“以我为准”的策略,注重中国特色的阐释,也要使用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增强译文的可接受性,同时指出在使用“以我为准”的翻译策略时要注意把握正确的“度”,达到二元有机统一。第三章: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理据及相关性分析本章讨论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实现问题,分析了在语言层面、文化与政治层面的翻译应分别侧重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和“以我为准”的策略的理据,并结合国家形象视阈分析了翻译过程中侧重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与实现译文的准确性和可接受性之间的相关性,论述了侧重使用“以我为准”的策略与反映译文的文化元素与政治立场之间的相关性,最后指出将两种翻译策略统一于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实践可以兼顾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外宣目的和国外读者的接受度,是符合我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工作要求的,认为这是促进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日趋完善、更好地向外传播中国形象的需要。第四章:外宣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与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为例本章首先对该书内容及其国际影响作了简单的介绍,接着分析了外宣翻译文本与国家形象构建之间的关系,并从书中摘取了大量典型的译例进行分析和阐述,实证了该书是如何将两种策略统一于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实践,使译文既体现出充分的准确性、地道性与可接受性,又忠实反映原文的政治与文化内容和领导人的话语特色,从而对外传播了积极的国家形象。第五章:余论本章简要回顾了论文的主要内容,同时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局限与不足,进而对未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思索和展望。本文在论证过程中综合采用了文献研究法、统计法、归纳法、案例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的研究方法,结合使用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法,注重观点阐述与译例分析的结合,以定性研究为主,同时辅以适量的数据统计的定量研究,两者互为补充,力图较全面、客观地研究我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问题。论文从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塑造与传播积极良好的国家形象的战略高度研究了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二元翻译策略的统一,不仅有利于减少和避免各类翻译问题,提高对外话语的质量和接受度,也有助于准确而客观地对外宣传中国形象,形成对外话语的中国特色,服务于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的构建,超越了语言学意义上的单纯的语码转换,涉及到了权力话语、文化传播等更为宽阔的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王冬梅[9]（2017）在《西方法学思想在近代中国的译介研究 ——严译《法意》解析》文中研究说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被认为是“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十部法国书籍”之一。对该书首次系统的译介始于严复的《法意》。本文从翻译文化史研究视角出发,采用文本细读与史料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探讨西方法学思想如何为近代知识分子所认知,以及这一翻译事件与社会历史文化的互动关系。本文主要研究发现:（一）严复翻译《法意》的主要动因,既是基于清末变法、修律、预备立宪的现实之需,也是基于严复自身思想启蒙的追求,是为解析中西法律制度及其背后的精神与原则。（二）出于启蒙动因,《法意》的译文与案语都呈现出严复启蒙话语的“译、释、评、论”的一贯模式。译文中的“释、评、论”体现出严复的翻译由于着眼于当时需要而带有他的主观理解与评论,从而难以完全符合原着本意,导致一定程度的失“信”。（三）译名上,严复较多地运用阐译、格义、会通的方法,其关键译名不拘泥于日译名词,如“君主”与“立宪”、“民主”与“共和”、“自由民权”与“自由”之间的区别。通过关键译名和案语,严复在译作中建构了其“法治”概念。他所译介的自由思想中,他更推崇是孟德斯鸠所论的“国群自由”,即以基本法为保障,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合理分配与制衡,从而获得的政治自由。（四）《法意》译介过程中,严复扮演了不在位的立法者角色,对变法、修律、立宪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辨析中西法差异的基础上,他否定传统儒家的“礼治”、法家的“刑法”之治,提出了立法为民、君民平等、立宪等现代法治思想,对清末主持修律的大臣沈家本亦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对近代法制转型发挥一定作用。本文认为,《法意》的翻译,是严复在外患内忧情境下的一种文化自觉翻译行为,是借助翻译“西学”建构新的“中学”以求富、求强、求治的学术体现。启蒙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策略和方法的运用。严复不但传播西学,更要针对历史与现实,立现代“法治”思想,求长治久安之“道”。
闫怡恂,徐明玉[10]（2017）在《文化传播中的译者选择与读者接受——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学术研讨会述论》文中指出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翻译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手段之一。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译者的选择关系到译文的读者接受程度和文化信息传递的有效性。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其间各位专家、学者从政治词语翻译、文学作品翻译、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中华特色词语翻译等维度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状与路径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二、中译日过程中词义辨析与词语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译日过程中词义辨析与词语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2）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依据 |
| 2.研究对象及思路 |
| 3.研究方法 |
| 4.研究价值和意义 |
| 5.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毛泽东选集》基本概况及其翻译研究 |
| 1.1 《毛选》的基本概况 |
| 1.2 《毛选》出版发行概况 |
| 1.3 《毛选》的外译概况 |
| 1.4 《毛选》的俄译概况 |
| 1.5 《毛选》翻译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空缺”现象及其研究综述 |
| 2.1.1 “空缺”的定义及研究现状 |
| 2.1.2 “文化空缺”的概念界定 |
| 2.1.3 “文化空缺”的分类与《毛选》俄译研究 |
| 2.2 多元系统理论综述 |
| 2.2.1 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
| 2.2.2 多元系统理论与《毛选》俄译研究 |
| 2.3 研究思路之建构 |
| 2.3.1 文本分析路径 |
| 2.3.2 社会分析路径 |
| 2.3.3 整体研究思路 |
| 第三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 |
| 3.1 物质文化空缺 |
| 3.1.1 人称文化空缺 |
| 3.1.2 物称文化空缺 |
| 3.2 制度文化空缺 |
| 3.2.1 民俗文化空缺 |
| 3.2.2 体制文化空缺 |
| 3.3 精神文化空缺 |
| 3.3.1 思维方式空缺 |
| 3.3.2 价值观念空缺 |
| 3.3.3 审美意识空缺 |
| 第四章 《毛泽东选集》“文化空缺”现象的俄译方略研究 |
| 4.1 《毛选》俄译本翻译方法研究 |
| 4.1.1 文化内涵“共有”:直译法 |
| 4.1.2 文化内涵“相通”:换译法 |
| 4.1.3 文化内涵“缺省”:意译法、注释法 |
| 4.1.4 文化内涵“冗余”:减译法、省译法 |
| 4.2 《毛选》俄译本翻译策略研究 |
| 4.2.1 求真保全,原汁原味 |
| 4.2.2 简明清晰,精确具体 |
| 4.2.3 语言平实,文风质朴 |
| 4.2.4 移形换位,闪展腾挪 |
| 4.2.5 舍“象”取“义”,拨云见日 |
| 4.2.6 因“境”制“译”,文化融通 |
| 4.2.7 化繁为简,减负增效 |
| 4.3 《毛选》俄译本翻译理念研究 |
| 4.3.1 以我为主,坚守底线 |
| 4.3.1.1 以我为主 |
| 4.3.1.2 坚守底线 |
| 4.3.2 内外有别,有的放矢 |
| 4.3.2.1 内外有别 |
| 4.3.2.2 有的放矢 |
| 4.3.3 群策群力,统筹全局 |
| 4.3.3.1 群策群力 |
| 4.3.3.2 统筹全局 |
| 第五章 当年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之审视 |
| 5.1 政治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 5.1.1 国际政治之影响 |
| 5.1.1.1 国际政治概况 |
| 5.1.1.2 国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1.2 国内政治之影响 |
| 5.1.2.1 国内政治概况 |
| 5.1.2.2 国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 社会文化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 5.2.1 文化交流之影响 |
| 5.2.1.1 文化交流概况 |
| 5.2.1.2 文化交流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2 教育发展之影响 |
| 5.2.2.1 教育发展概况 |
| 5.2.2.2 教育发展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3 译学思想之影响 |
| 5.2.3.1 译学思想概况 |
| 5.2.3.2 译学思想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3 当年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 5.3.1 《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 |
| 5.3.2 《毛选》俄文翻译之探讨 |
| 第六章 当今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的重新审视 |
| 6.1 当今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 |
| 6.1.1 政治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 6.1.1.1 国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 6.1.1.2 国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 6.1.2 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 6.1.2.1 文化交流之变化及影响 |
| 6.1.2.2 教育发展之变化及影响 |
| 6.1.2.3 译学思想之变化及影响 |
| 6.2 当今时代背景下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新要求 |
| 6.2.1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 |
| 6.2.2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要求 |
| 6.3 当今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 6.3.1 俄译整体方略的重新审视 |
| 6.3.2 “文化新空缺”问题之探讨 |
| 6.3.3 “逆向文化空缺”问题之探讨 |
| 第七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启示与展望 |
| 7.1 《毛选》俄文翻译的历史意义 |
| 7.1.1 《毛选》译着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
| 7.1.2 《毛选》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
| 7.2 《毛选》翻译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 7.2.1 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 |
| 7.2.2 自力更生的顽强作风 |
| 7.2.3 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 |
| 7.2.4 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 |
| 结束语 |
| 1.内容与结论 |
| 2.研究创新点 |
| 3.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附录 I:《毛泽东选集》俄译本“文化空缺”典型翻译案例汇编 |
| 1.物质文化空缺 |
| 2.制度文化空缺 |
| 3.精神文化空缺 |
| 附录 II:编译局版和莫斯科版《毛泽东选集》译文对比研究实录(“文化空缺”翻译案例精选)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3）“训令”之历史语言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相关概念与研究范畴 |
| 0.2 研究现状 |
| 0.2.1 国内研究现状 |
| 0.2.2 国外研究现状 |
| 0.3 选题的意义 |
| 0.3.1 理论意义 |
| 0.3.2 现实意义 |
| 0.4 创新与不足 |
| 0.4.1 创新之处 |
| 0.4.2 不足之处 |
| 1 “训令”一词在我国古代的词义及应用 |
| 1.1 “训令”的含义 |
| 1.1.1 “令”与“训”的字形及含义演变 |
| 1.1.2 “训令”作为整体词语的词性及含义 |
| 1.2 “训令”一词的使用情况 |
| 1.2.1 在古籍中的使用次数及频率 |
| 1.2.2 在古籍中的词义分布 |
| 2 “训令”一词在清晚期的演变及应用 |
| 2.1 “训令”一词的演变 |
| 2.1.1 使用次数及含义的增加 |
| 2.1.2 与日语或军事相关 |
| 2.2 日语“训令”的影响 |
| 2.2.1 “训令”一词在日语文献中的使用情况 |
| 2.2.2 回归词——训令 |
| 3 “训令”一词在民国时期的应用 |
| 3.1 “训令”一词在公文应用中的变更 |
| 3.2 “训令”一词在根据地的使用情况 |
| 4 “训令”一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应用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文名称的变更 |
| 4.2 “训令”一词在军队的使用情况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术语界定 |
| 2.1.1 词典设计 |
| 2.1.2 场景融合 |
| 2.1.3 电子词典 |
| 2.1.4 翻译学习者 |
| 2.2 电子词典研究述评 |
| 2.3 翻译学习词典研究述评 |
| 2.4 汉英词典研究述评 |
| 2.5 学习者翻译能力研究述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设计关键要素 |
| 3.1 词典类型的场景化定位 |
| 3.1.1 词典类型定位的复杂性 |
| 3.1.2 词典目标定位与场景融合设计 |
| 3.1.3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类型定位 |
| 3.2 词典媒介功能的场景化实现 |
| 3.2.1 存储功能与场景化的信息集成 |
| 3.2.2 动态特征与场景化的交互界面设计 |
| 3.2.3 媒介功能与场景化设计的挑战 |
| 3.3 词典用户需求的场景化锚定 |
| 3.3.1 使用场景中的用户需求 |
| 3.3.2 设计场景中的用户需求 |
| 3.3.3 场景融合设计中的用户需求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设计框架 |
| 4.1 场景化设计理论概述 |
| 4.1.1 场景化设计的概念及优点 |
| 4.1.2 场景化设计的理论框架 |
| 4.2 汉英翻译学习场景的特殊性 |
| 4.2.1 汉英翻译学习场景考察 |
| 4.2.2 汉英翻译学习场景相关分析 |
| 4.3 汉英翻译学习场景中的词典使用特征 |
| 4.3.1 翻译学习场景中词典功能的过程复杂性 |
| 4.3.2 翻译学习场景中词典交际的人机交互性 |
| 4.4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的场景融合设计框架构建 |
| 4.4.1 场景化设计理论对词典学理论研究的意义 |
| 4.4.2 词典场景化设计的实践可行性 |
| 4.4.3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的场景融合设计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的内容设计 |
| 5.1 场景融合的内容设计之适用性原则 |
| 5.1.1 语言知识的适用性 |
| 5.1.2 翻译知识的适用性 |
| 5.1.3 帮助信息的适用性 |
| 5.2 场景融合的内容设计之可学性原则 |
| 5.2.1 语言知识的可学性 |
| 5.2.2 翻译知识的可学性 |
| 5.2.3 语言和翻译知识的整合 |
| 5.3 场景融合的内容设计之系统性原则 |
| 5.3.1 语言知识的系统性 |
| 5.3.2 翻译知识的系统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的结构设计 |
| 6.1 场景融合的结构设计之灵活性原则 |
| 6.1.1 检索结构的灵活性 |
| 6.1.2 存储结构的灵活性 |
| 6.1.3 呈现结构的灵活性 |
| 6.2 场景融合的结构设计之层次性原则 |
| 6.2.1 检索结构的层次性 |
| 6.2.2 存储结构的层次性 |
| 6.2.3 呈现结构的层次性 |
| 6.3 场景融合的结构设计之交互性原则 |
| 6.3.1 检索结构的交互性 |
| 6.3.2 存储结构的交互性 |
| 6.3.3 呈现结构的交互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设计的效用测试 |
| 7.1 场景融合设计的电子词典样条示例 |
| 7.1.1 样条的内容设计 |
| 7.1.2 样条的结构设计 |
| 7.2 词典场景融合设计的有效性测试 |
| 7.2.1 测试目的 |
| 7.2.2 测试材料 |
| 7.2.3 测试用户 |
| 7.2.4 数据收集 |
| 7.2.5 测试过程 |
| 7.2.6 结果和讨论 |
| 7.2.7 词典设计效用测试总结 |
| 7.3 修正后的场景融合设计框架及样条示例 |
| 7.3.1 修正后的电子词典设计框架 |
| 7.3.2 修正后的词典样条示例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8.1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
| 8.1.1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的关键设计特征 |
| 8.1.2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设计框架 |
| 8.1.3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样条的效用测试方法 |
| 8.2 本研究的主要启示 |
| 8.2.1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 |
| 8.2.2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 |
| 8.2.3 本研究的方法意义 |
| 8.3 本研究的主要不足 |
| 8.4 对后续研究的建议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中国近代作曲技术理论形成与发展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作曲技术理论”词义辨析 |
| 1, “作曲技术理论”在中文与英文中的含义 |
| 2, “作曲技术理论”在中文语境中的形成 |
| (1) 语义的形成 |
| (2) 内涵的形成 |
| (3) 本文的用法 |
| 三、西方音乐在中国的引入 |
| 四、文献综述与研究动态 |
| 五、本文框架与提要 |
| 第一章 西乐理论的引入及其与国乐的初步结合(1919-1929) |
| 一、萧友梅与西方作曲技术理论的引入 |
| 1, 萧友梅的《普通乐学》 |
| (1) 《普通乐学》的框架体系 |
| (2) 时代特色与局限 |
| (3) 小结 |
| 2, 萧友梅的《和声学》 |
| (1) 《和声学》的框架体系 |
| (2) 时代特点与局限 |
| (3) 思考与启示 |
| 3, 钢琴独奏《新霓裳羽衣舞》创作分析 |
| (1) 引子部分内部结构与唐大曲“散序”的关系 |
| (2) 十二个独立乐段与“胡旋舞”的关系 |
| (3) 其他层面的思考 |
| (4) 小结 |
| 4, 萧友梅的作曲技术理论总结 |
| 二、赵元任的音乐创作 |
| 1, 赵元任及其艺术歌曲 |
| 2, 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分析 |
| (1) 曲式结构与创作技法 |
| (2) 音高组织与织体形态 |
| (3) 字句描绘与音乐表现 |
| (4) 诗歌的韵律与曲调的关系 |
| 3, 混声合唱《海韵》分析 |
| (1) 曲式结构与创作技法 |
| (2) 音高组织与织体形态 |
| (3) 字句描绘与音乐表现手法 |
| 4, 赵元任的作曲技术理论总结 |
| 三、刘天华的音乐创作 |
| 1, 刘天华与“国乐改进社” |
| 2, 二胡独奏《空山鸟语》分析 |
| (1) 曲式结构与创作技法 |
| (2) 音乐形象与乐器法 |
| (3) 小结 |
| 3, 二胡独奏《光明行》分析 |
| (1) 曲式结构与创作技法 |
| (2) 演奏技术与音乐形象、结构功能的关联 |
| 4, 琵琶独奏《虚籁》分析 |
| (1) 曲式结构与创作技法 |
| (2) 演奏技术及其运用 |
| 5, 刘天华的作曲技术理论总结 |
| 四、1919-1929年中国作曲技术理论的发展 |
| 第二章 作曲技术理论教育体系化在中国初步形成(1929-1939) |
| 一、黄自的音乐创作 |
| 1, 《交响序曲·怀旧》分析 |
| (1) 曲式结构与创作技法 |
| (2) 配器技术与织体形态 |
| (3) 音高组织与音乐形象 |
| 2, 声乐曲集《春思曲》分析 |
| 1) 《玫瑰三愿》 |
| (1) 曲式结构与创作技法 |
| (2) 音高组织与织体形态 |
| (3) 字句描绘与音乐形象 |
| 2) 《思乡》 |
| (1) 曲式结构与创作技法 |
| (2) 音高组织与织体形态 |
| (3) 字句描绘与音乐形象 |
| 3) 《春思曲》 |
| (1) 曲式结构与创作技法 |
| (2) 音高组织与织体形态 |
| (3) 字句描绘与音乐形象 |
| 4, 黄自的作曲技术理论总结 |
| (1)使用“主导动机”式核心材料贯穿多个作品中 |
| (2)和声进行进一步淡化功能性 |
| (3)旋律结合了中西音乐的一些特征，并用动机发展手法写作歌曲，探索出更为新颖的语言 |
| (4) 注重“词语描绘”之结构功能: |
| 二、贺绿汀的理论传播与音乐创作 |
| 1, 贺绿汀与普劳特《和声学理论与实用》 |
| (1) 《和声学理论与应用》在中国的传播 |
| (2) 《和声学理论与应用》的框架体系 |
| (3) 特点、优势或局限 |
| (4) 思考与启示 |
| 2, 贺绿汀《牧童短笛》分析 |
| (1) 曲式结构与创作技法 |
| (2) 音高组织与织体形态 |
| (3) 创作技术总结 |
| 三、江文也《台湾舞曲》分析 |
| 1 ,江文也及其音乐风格的形成 |
| 2, 曲式结构与创作技法 |
| 3, 配器技术与织体形态 |
| 4, 音高组织分析 |
| 5, 小结 |
| 四、三十年代其他重要作曲家 |
| (一) 留学法国的中国作曲家 |
| 1, 马思聪 |
| (1) 《第一弦乐四重奏》的创作特点简述 |
| (2) 小结 |
| 2, 冼星海 |
| (1) 《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的创作特点简述 |
| (2) 小结 |
| (二) 旅居中国的西方作曲家 |
| 1, 阿甫夏洛穆夫 |
| (1) 阿甫夏洛穆夫与中国 |
| (2) 阿甫夏洛穆夫的创作及影响 |
| 2, 齐尔品 |
| (1) 齐尔品与中国 |
| (2) 齐尔品在中国的创作 |
| (3) 齐尔品对中国音乐的影响 |
| 五、1929-1939年中国作曲技术理论总结 |
| 第三章 西乐新理论的引入与中西乐的“融合”(1939-1949) |
| 一、谭小麟与欣德米特理论 |
| 1, 欣德米特理论在中国的传承 |
| 2, 《弦乐三重奏》分析 |
| (1) 曲式结构与创作技法 |
| (2) 调性中心的布局 |
| (3) 和声起伏的设计 |
| (4) 音高组织与旋律 |
| (5) 欣德米特理论在谭小麟作品中的运用 |
| 二、法国音乐理论、流派在中国的发展 |
| (一) 王义平与钢琴独奏《恐龙》 |
| 1, 王义平及其师承 |
| 2, 钢琴独奏《恐龙》分析 |
| (1) 曲式结构与创作技法 |
| (2) 音高组织与织体形态 |
| (二) 王震亚与《五声音阶及其和声》 |
| 1, 王震亚与“山歌社” |
| 2, 《五声音阶及其和声》的内容与特点 |
| (1) 《五声音阶及其和声》的框架 |
| (2) 《五声音阶及其和声》的特点 |
| (3) 小结 |
| (三) 陈洪的理论贡献 |
| 1, 陈洪与《曲式与乐曲》 |
| (1) 《曲式与乐曲》的内容与特点 |
| (2) 优势与局限 |
| 2, 陈洪与《对位化和声学》 |
| (1) 《对位化和声学》的框架 |
| (2) 特点与优势 |
| (四) 丁善德的创作 |
| 1, 丁善德及其师承 |
| 2, 《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分析 |
| (1) 曲式结构与创作技术 |
| (2) 音乐形象与织体形态 |
| 三、桑桐的音乐创作 |
| 1, 桑桐及其师承 |
| 2, 《夜景》分析 |
| (1) 曲式结构与创作技术 |
| (2) 音高组织与音乐形象分析 |
| 3, 《在那遥远的地方》分析 |
| (1) 曲式结构创作技法 |
| (2) 音高组织与织体形态 |
| (3) 音乐表现与形象 |
| 4, 小结 |
| 四、1939-1949年中国作曲技术理论总结 |
| 第四章 近代作曲技术理论的发展对当代的影响与启示 |
| 一、音乐审美的三个层面 |
| 1, 音乐的层面 |
| 2, 艺术的层面 |
| 3, 文化的层面 |
| 二、对当代作曲技术理论的启示 |
| 1, 音乐层面的启示 |
| 2, 艺术层面的启示 |
| 3, 文化层面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萧友梅《普通乐学》管弦乐队乐器翻译表 |
| 附录2: 刘天华作品目录 |
| 附录3: 黄自主要作品目录 |
（6）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视域下的《邓小平文选》同形词日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1.6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及《邓选》日译本相关情况综述 |
| 2.1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研究 |
| 2.1.1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内容 |
| 2.1.2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研究现状 |
| 2.1.3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在日本的研究现状 |
| 2.2 中央文献中译外研究 |
| 2.3 多译本对比研究 |
| 2.4 《邓选》的中译外研究 |
| 2.5 《邓选》日译本相关情况研究 |
| 2.5.1 《邓选》中文版出版情况 |
| 2.5.2 《邓选》日译本出版情况 |
| 2.5.3 《邓选》日译本译者研究 |
| 2.5.4 小结 |
| 2.6 同形词研究 |
| 2.6.1 同形词的界定与分类 |
| 2.6.2 同形词的先行研究 |
| 2.6.3 同形词翻译研究现状 |
| 第三章 《邓选》日译本同形词受众问卷调查 |
| 3.1 本文的同形词语料 |
| 3.2 日译本同形词受众问卷调查 |
| 3.2.1 问卷调查概要 |
| 3.2.2 问卷的选词标准 |
| 3.2.3 问卷的题目设定 |
| 3.2.4 问卷的调查结果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受众问卷调查的同形词日译研究 |
| 4.1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意差 |
| 4.1.1 译为非同形词更易理解 |
| 4.1.2 译为同形词更易理解 |
| 4.2 问卷调查结果没有显示有意差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邓选》日译本同形词译法分析 |
| 5.1 同形词翻译方法的分类 |
| 5.2 具体译例分析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研究的总结 |
| 6.2 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 6.3 今后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日本语要旨 |
| 附录 I 风媒社译本译者访谈记录 |
| 附录 Ⅱ 《邓选(1975—1982 年)》卷日译本同形词译文对比 |
| 附录 Ⅲ 受众问卷调查表 |
| 附录 Ⅳ 受众问卷调查统计结果 |
| 附录 Ⅴ 受众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
| 附录 Ⅵ“《邓小平文选》日本版出版纪念会”的相关照片资料 |
| 附录 Ⅶ 胡耀邦同志为祝贺《邓小平文选》在日本出版所作的题词 |
| 博士期间科研及获奖 |
（7）汉英交传中有声停顿现象的研究 ——以“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开幕式讲话口译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研究基础 |
| 第一节 口译中有声停顿的概念及其分类 |
| 一、有声停顿的概念 |
| 二、有声停顿现象的分类 |
| 第二节“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开幕式讲话口译实践案例简介 |
| 一、译前准备 |
| 二、实践案例简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汉英交传实践中的有声停顿现象 |
| 第一节 填充停顿 |
| 第二节 重复 |
| 第三节 反复修正 |
| 第四节 语音拖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汉英交传实践中有声停顿现象的应对策略 |
| 第一节 现场技巧 |
| 一、提取关键信息 |
| 二、调整语流语速 |
| 三、充分利用译前主题知识 |
| 四、重组语言结构 |
| 第二节 长期专业训练 |
| 一、笔记强化训练 |
| 二、公众演讲训练 |
| 三、听辨理解能力训练 |
| 四、短期记忆能力训练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 |
| 附录 2 |
| 致谢 |
（8）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0.1 研究背景 |
| 0.2 研究问题 |
| 0.3 研究意义 |
| 0.4 研究方法 |
| 0.5 创新之处 |
| 0.6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现状综述 |
| 1.1 外宣翻译相关概念的厘定与外宣翻译研究概述 |
| 1.1.1 宣传与外宣 |
| 1.1.2 外宣翻译 |
| 1.2 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研究 |
| 1.2.1 政治话语的界定及其研究现状概述 |
| 1.2.2 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研究现状概述 |
| 1.2.3 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常见问题 |
| 1.3 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国家形象与政治话语外宣翻译 |
| 2.1 国家形象:内涵及其他 |
| 2.1.1 国家形象的内涵 |
| 2.1.2 国家形象的特点 |
| 2.1.3 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 |
| 2.2 中国国家形象与对外传播 |
| 2.2.1 对外传播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重要性 |
| 2.2.2 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现状分析 |
| 2.3 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与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 |
| 2.3.1 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在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中的重要地位 |
| 2.3.2 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的选择 |
| 第三章 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理据及相关性分析 |
| 3.1 语言层面的翻译,侧重目的语取向,采用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 |
| 3.1.1 策略使用的理据 |
| 3.1.2 译文的准确性与国家形象 |
| 3.1.3 译文的可接受性与国家形象 |
| 3.2 文化与政治层面的翻译,侧重源语取向,采用“以我为准”的策略 |
| 3.2.1 采用“以我为准”的翻译策略的理据 |
| 3.2.2 文化元素与国家形象 |
| 3.2.3 政治立场与国家形象 |
| 3.3 两种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 |
| 第四章 外宣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与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为例 |
| 4.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简介 |
| 4.2 外宣翻译文本与国家形象的构建 |
| 4.3 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实例与分析 |
| 4.3.1 采用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保证译文语言质量 |
| 4.3.2 使用“以我为准”的翻译策略,突出中国价值和中国理念 |
| 4.3.3 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体现 |
| 第五章 余论 |
| 5.1 内容总结 |
| 5.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专着等科研成果 |
| 在校期间主持或参加的重要课题 |
| 致谢 |
（9）西方法学思想在近代中国的译介研究 ——严译《法意》解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第1章 绪论 |
| 1.1 晚清法学翻译场域中的《法意》 |
| 1.2 法学翻译史研究现状 |
| 1.2.1 法学界的研究 |
| 1.2.2 国际汉学界的研究 |
| 1.2.3 国内语言学和翻译学界的研究 |
| 1.3 严复翻译研究 |
| 1.3.1 严复“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的研究 |
| 1.3.2 严复译名研究 |
| 1.3.3 严复译着的研究 |
| 1.3.4 《法意》的研究 |
| 1.4 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5 本文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1.6 本文架构 |
| 第2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
| 2.1 孟德斯鸠与《论法的精神》 |
| 2.2 孟德斯鸠政体理论的早期译介 |
| 2.3 梁启超、《译书汇编》、张相文对孟德斯鸠学说的宣传与译介 |
| 2.3.1 梁启超对孟德斯鸠及其学说的宣传与介绍 |
| 2.3.2 《译书汇编》对《论法的精神》前四卷的译介 |
| 2.3.3 张相文对《论法的精神》上册的翻译 |
| 2.4 严复对《论法的精神》的译介 |
| 2.4.1 严复翻译《法意》的起始时间 |
| 2.4.2 严复翻译所用英文底本考 |
| 2.5 孟德斯鸠法学思想翻译传播的特点与影响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严复翻译《法意》的动因 |
| 3.1 严复翻译行为的整体文化解读 |
| 3.2 严复翻译《法意》的背景和动因 |
| 3.2.1 时代与社会需求 |
| 3.2.2 东学和张相文翻译的问题 |
| 3.2.3 严复的追求——“治道” |
| 3.2.4 孟德斯鸠学术方法的感召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严复启蒙翻译模式解析 |
| 4.1 翻译与启蒙 |
| 4.1.1 严复译介西学的用心 |
| 4.1.2 严复各译着的共性——启蒙 |
| 4.1.3 严复的启蒙话语系统 |
| 4.2 严复翻译理论与实践争议 |
| 4.2.1 “信达雅”与“达惜” |
| 4.2.2 严复翻译实践“信”的争议 |
| 4.3 《法意》中的失“信” |
| 4.3.1 漏译与误译 |
| 4.3.2 增译 |
| 4.4 《法意》案语与启蒙 |
| 4.5 启蒙与“信达雅”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严复《法意》译名与“法治”思想建构 |
| 5.1 近代西学东渐中的译名问题 |
| 5.2 严复《法意》译名例解 |
| 5.2.1 音译 |
| 5.2.2 义译 |
| 5.2.3 严复与张相文译名的差异——以“government”为例 |
| 5.3 译名与中西法理之辨 |
| 5.3.1 "law”译名的挑战 |
| 5.3.2 “law”与“理”“礼”“法”“制” |
| 5.4 译名与“治道” |
| 5.4.1 "monarchy"是“君主”“独治”还是“立宪” |
| 5.4.2 "republic"是“民主”还是“共和” |
| 5.4.3 "liberty"与“自由”、“民权” |
| 5.4.4 严复“治”的思想建构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法意》的接受及对近代法制转型的影响 |
| 6.1 《法意》在西法东渐史上的接受 |
| 6.1.1 严复启蒙翻译模式的意义 |
| 6.1.2 《法意》的接受 |
| 6.2 《法意》翻译与近代法制转型 |
| 6.2.1 晚清法律思想 |
| 6.2.2 沈家本修律思想与清末“礼法”之争 |
| 6.2.3 严复作为不在位的立法者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丁韪良《万国公法》中的"republic"译名 |
| 附录2: 清末编译的法学基础理论(1901-1911年) |
| 附录3: 严复《法意》中的高频语词 |
（10）文化传播中的译者选择与读者接受——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学术研讨会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政治词语翻译 |
| 二、文学作品翻译 |
| 三、少数民族文化语言翻译 |
| 四、中国特色词语翻译 |
| 五、结语 |
四、中译日过程中词义辨析与词语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中国特色政治语汇俄译中的语言文化适应问题研究[J]. 姜雅明. 中国俄语教学, 2021(03)
- [2]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D]. 贾一村.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3]“训令”之历史语言学研究[D]. 赵丽娜. 辽宁大学, 2020(01)
- [4]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设计研究[D]. 梁鹏程. 南京大学, 2020(04)
- [5]中国近代作曲技术理论形成与发展研究（1919-1949）[D]. 胡蘅鸾. 上海音乐学院, 2020(12)
- [6]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视域下的《邓小平文选》同形词日译研究[D]. 崔亚蕾.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19(02)
- [7]汉英交传中有声停顿现象的研究 ——以“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开幕式讲话口译实践为例[D]. 吕峥. 黑龙江大学, 2019(03)
- [8]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D]. 邱大平.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8)
- [9]西方法学思想在近代中国的译介研究 ——严译《法意》解析[D]. 王冬梅.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2)
- [10]文化传播中的译者选择与读者接受——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学术研讨会述论[J]. 闫怡恂,徐明玉.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