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镇化与耕地保护协调发展浅析(论文文献综述)
肖丽群,邓群钊,林永钦,毛燕玲,刘建生[1](2021)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耕地保护与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协同发展研究》文中认为[目的]研究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以期为中部地区的区域协同发展、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参考。[方法]文章运用熵值法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利用耦合度模型、协调发展度模型测算2004—2017年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协调发展水平,进而分析中部地区各省协调发展演变的时空特征。[结果](1) 2004—2017年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协调发展度由0.542上升至0.797,增长47.05%,协调发展水平从中度协调提升到高度协调。(2)经过14年的发展,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有很大提升,其发展速度远远高于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集约利用。(3) 2004年只有山西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处于高度协调状态,其他5省都处于中度协调状态;2017年山西仍然处于高度协调状态,江西、安徽步入高度协调阶段,而河南、湖北、湖南提升到优度协调状态。[结论]研究期间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协调发展度呈稳步上升趋势,但协调发展度水平不高;城镇化发展速度比较快,耕地保护承受巨大压力;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协调发展水平具有不均衡性,存在显着的时空差异。
王思明[2](2021)在《城镇化背景下大理市低丘缓坡开发土地综合效应研究》文中提出为缓和耕地保护、生态保育和城镇化发展之间的矛盾,向低丘缓坡山地拓展,发展山地城镇和山地工业,是山区省份缓解经济发展、城镇化与耕地保护矛盾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现阶段山区,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探索出来的,用以改良甚至取代传统开发方式的用地新模式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云南省大理市位于洱海流域,是典型的高原湖滨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大理市经济与城市发展迅速。随着大理市城镇化发展进程的推进,现有的建设用地储量已经不足以满足当前城镇化发展的需求,且每一年的需求量都在增加。同时,土地城镇化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人口城镇化的进步,随着人口集聚效应的增加,耕地保护也成为不能忽视的国情。2013年,云南省政府联合各部门各部委,联合发表文件,确定了在省内开展低丘缓坡山地开发的试点区域。大理市凭借独特的资源禀赋,成为重点研究区域之一。因此,将大理市设置为研究样本,总结其归纳其开发模式与开发经验,研究构建开发后土地利用综合效应的评价模型,对比传统开发模式与低丘缓坡山地开发模式的综合效益损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遥感、统计等多源、多尺度数据集,以1998年,2008年、2013年、2018年的卫星遥感影像作为地理数据的数据源,开展影像解译工作。影像解译工作的开展,其基础影像选取Landsat TM卫星遥感影像,辅助数据选取谷歌卫星、91卫图助手以及奥维影像等相关数据。解译工作通过对卫星影像的处理得到数据底图,结合地区实际状况与不同类型土地结构在卫星影像上的特点,创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和建设用地、其他用地,这六大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遥感影像解译标识,进行人机交互解译,以得到各期的土地利用数据。同时结合大理市二调土地利用基础数据(数据来源于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分析1998年到2018年间大理市建设用地数量的变化,将大理市1998年至2018年间的土地开发模式进行划分,研究结果表明,1998年至2013年间,大理市主要的城镇化开发方式以占用耕地为主,其中大量耕地位于洱海流域的优质坝区;2013年至2018年间,大理市主要的城镇化开发方式以低丘缓坡地区的坡耕地和林地为主,同时受益于耕地保护政策,增减挂钩政策的实施,大量闲置的农村宅基地和废弃工矿用地重新复垦为耕地。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大理市20年来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以及在此期间传统耕地占用开发方式与低丘缓坡山地开发方式的土地利用综合效应核算研究,分析低丘缓坡山地开发方式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是否符合大理市的发展需要。首先第一步构建用于评价大理市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指标评价体系,纵向研究分析大理市20年来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第二部构建了以人的需求为导向的,土地利用综合效应模型,核算分析和对比两种开发阶段,开发建设过程中的土地利用综合效应损失。第三步预测2035年大理市的土地利用结构,并核算2035年大理市的土地利用综合效应损失。研究结果表明:(1)1998-2018年的二十年间,大理市的城镇化发展取得一定程度上的进步。通过核算,大理市1997年城镇化发展水平指数为0.1297,到2018年增长到0.7639发展水平增长幅度为589%。2008-2018年城镇化发展水平由0.1791发展为0.7639,10年间城镇化发展水平提升幅度为427%。由此可见传统模式下的占用耕地为主的开发方式,虽然依旧能发展城镇化,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但城镇化水平增长幅度相对较慢,难以满足新型城镇化要求的人口、经济、土地全方位城镇化的要求;(2)通过构建的土地利用综合效应评价模型,分别计算得到大理市1998年至2018年这二十年间的土地利用综合效应价值量,分析其中起到主要影响的耕地和林地的土地利用综合效应价值量在数量和结构上的变化情况。其中耕地的土地利用综合效应价值20年间增长幅度为448.7%,其综合效应价值的重要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凸显;林地的土地利用综合效应价值20年间增长幅度为165%;(3)通过分析大理市1998-2013年间传统耕地占用为主的开发方式与2013-2018年间低丘缓坡开发两种不同阶段的土地利用综合效应减少量,发现虽然在数值上看低丘缓坡开发在短期的土地利用综合效应损失较大,但从土地利用综合效应的变化结构上看,低丘缓坡山地开发具相对较高的开发潜力;(4)通过预测2035年大理市两种开发方式下的土地利用综合效应减少量得知,预计到2035年,传统开发方式造成土地利用综合效应价值量监减少142.77亿元,低丘缓坡开发方式下减少15.87亿元;(5)对比两种开发方式,研究表明低丘缓坡开发方式下虽然短期内开发成本更高,土地利用综合效应损失更大,但相比传统开发模式具有更好的开发潜力与改进潜力,更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要。
李靖[3](2021)在《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变化的特征及其耦合协调度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耕地是地球各大圈层人类进行开发与物质生产活动重要的空间,充分认识耕地利用系统的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协调和推动区域耕地利用系统的持续高效利用和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顺利推进。本文基于主成分分析分别确定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组合权重法获取指标权重,采用加权求和方法计算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评价指数及楚雄州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数并分析其时间空间变化的特征,诊断分析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与新型城镇化障碍因素并预测未来趋势,测度其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研究结果显示:(1)2003-2018年楚雄州及其下辖各县(市)耕地利用系统健康整体处于不健康状态楚雄州及其下辖各县(市)2003-2018年耕地利用系统健康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最低和最高值分别为0.3589和0.6781。楚雄州下辖各县之间耕地利用系统健康指数年际变异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说明楚雄州下辖各县之间的耕地利用系统健康指数区域差异呈下降趋势。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的高—高水平区聚集由2006年的以双柏县为中心向楚雄州北部的武定县、大姚县转移,低—低水平区聚集向南转移。响应层(单位耕地财政支出、环保支出比、农业支出比、农业收入占比、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是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的主要障碍层。预测2021-2025年间,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呈继续上升趋势,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由不健康升级为健康。(2)2003-2018年间,楚雄州及其下辖各县(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楚雄州下辖各县(市)之间城镇化水平年际变异系数呈下降趋势,说明楚雄州各县之间区域差异呈收敛状态。楚雄州各县(市)新型城镇化水平高—高水平聚集区位于以楚雄市为中心的南部地区,低—低水平聚集区位于北部地区。社会城镇化要素(科学技术投入占比、教育支出占比、文化体育投入占比、医疗卫生事业投入占比、城镇居民低保人数)为影响楚雄州城镇化的主要障碍层。预测2021-2025年间,楚雄州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继续上升趋势。(3)2003-2018年间,楚雄州及其下辖各县(市)耕地利用系统健康与新型城镇化水平耦合度与协调度分别处于“颉颃”与“失调”状态,说明楚雄州新型城镇化水平与耕地利用系统健康没有达到协调发展。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的提高并没有很好地推动其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耕地利用系统正常运转的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系统功能的提供。楚雄州各县(市)的经济城镇化以及社会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再是耕地利用系统健康指数整体偏低,导致了耕地利用系统健康与新型城镇化在短期内很难达到协调一致发展。针对测算结果,本文提出今后楚雄州应采取以下对策:(1)加强保护现有耕地资源,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2)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同时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3)利用新型城镇化带来的优势,科学利用耕地,加快生态农业建设;(4)加大科学技术的投入来提升耕地生产能力。
苏娇萍[4](2021)在《云南省城镇化对耕地生态足迹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耕地利用是土地利用的核心,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取决于城镇化与耕地的成功耦合。近年来,随着城镇进程加快,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增大,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坝子优质资源减少,耕地利用随之也面临总量降低、质量下降、生态脆弱性凸显等问题。云南省是中国典型的高原山区省份,地势起伏大,耕地利用的条件复杂,对耕地的开发整治困难,产业发展基础薄弱且城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较突出。针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与耕地利用存在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二者相关理论与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定量分析城镇化进程中对耕地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本文利用耕地生态足迹模型表征人类活动对耕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在系统梳理相关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云南省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通过人口、经济、社会、土地构建综合城镇化评价体系,基于传统生态足迹模型改进耕地生态足迹,分析云南省耕地生态足迹时空演变特征,利用脱钩弹性系数法对城镇化与耕地生态足迹影响关系进行研究,基于STIRPAT模型分析云南省城镇化各要素对耕地生态足迹变化的影响程度。具体内容和结论如下:(1)2000—2018年云南省综合城镇化上升态势明显,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推动力。耕地生态足迹各项指标在时间上表现为:耕地生态足迹逐年增加,耕地生态承载力逐年下降,耕地可持续性逐年减弱。空间上表现为:耕地生态足迹各项指标空间分布差异明显,耕地生态足迹由普洱市到红河州向东北部延伸呈条带状分布,其中总量最大的是曲靖市,最小的为迪庆州;耕地生态承载力以昆明市为代表逐年下降,以曲靖市为代表呈波动上升趋势;耕地持续性普遍偏低,多数属于强不可持续利用、中等不可持续利用状态,少数属于弱不可持续利用状态。(2)通过对云南省城镇化与耕地生态足迹进行关联性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与耕地生态足迹呈现“倒U”型关系,其中综合城镇化在2017年,经济城镇化在2016年,社会城镇化在2016年对耕地生态足迹的影响已经达到最大值,目前处于最高点的右侧,正朝着良好方向转变。然而,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目前还处在最高点的左侧,对耕地生态足迹的影响持续增加。(3)城镇化与耕地生态足迹仍然存在较强的影响关系,主要体现在:城镇化与耕地生态足迹的脱钩关系呈现弱脱钩—强脱钩波动变化的过程,其中,弱脱钩占研究期的66.67%,强脱钩占研究期的33.33%。分析脱钩状态背后的原因机理发现云南省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一定程度上促进城镇化与耕地生态足迹向着强脱钩方向转变,然而受限于云南省地形地势、城镇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影响,城镇化与耕地生态足迹的影响关系仍然较强,总体呈现弱脱钩状态。(4)基于STIRPAT模型分解城镇化各要素对耕地生态足迹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各驱动因子对耕地生态足迹产生不同程度的正相关影响,其影响程度按照大小顺序为:城镇化率>人均GDP>人口密度>公路通车里程>化肥使用量>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农业机械总动力>建成区面积。(5)根据以上分析,从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缓解耕地生态足迹,提高耕地可持续利用;严格保护耕地资源,严守耕地红线;严格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建立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四个方面提出促进云南省城镇化发展,优化城镇建设与耕地生态足迹演变路径的对策建议。
雷海芬[5](2021)在《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西安城镇空间增长与情景模拟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的城镇空间正在快速扩展。长期以来的粗放外延式城镇增长模式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包括城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耕地减少、粮食安全和空心村等。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构建全域全要素全过程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战略背景下,对城镇空间增长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将城镇扩展需求、生态功能及耕地保护相结合,合理优化城镇、农业和生态安全的空间格局,科学预测不同土地利用规划策略下未来城镇空间的演化,并划定科学合理的城镇开发边界并明确相应的管控措施,是优化城镇空间结构,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对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利用转型,构建可持续城市发展有很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指导意义。研究基于分析国内外有关耕地保护、宅基地退出和城镇空间增长模拟的有关文献,明确研究的核心问题,找出问题的切入点,构建西安城镇空间增长研究的框架体系,并对不同土地利用规划策略进行模拟预测。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系统研究过去35年西安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和景观格局演化,研究发现过去35年西安城镇化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最大的是耕地和建设用地,呈现出明显的此消彼长的态势。乡村建设用地和耕地对城镇建设用地的总贡献率为87%,其中耕地贡献率为60%,乡村建设用地贡献率为27%。尽管乡村建设用地城镇化明显,但截至2015年乡村人均建设用地增长至223.98m2,城镇人均建设用地降至75.24m2。且自1980年以来,耕地和乡村建设用地城镇化的波峰呈倒U型逐渐远离城中心,主要发生在距城中心的15km半径范围内。整体来看城市用地空间扩展仍然呈现相对分散的特点,2010年后出现两个波峰,空间形态出现跳跃式扩展。研究揭示农用地城镇化直接影响城镇建设用地空间结构及城镇空间形态,乡村建设用地城镇化对减少侵占耕地及其他资源用地的重要意义。(2)构建多层级逻辑回归模型,系统分析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的主要驱动要素,建立城镇空间增长开发潜力面,研究发现:西安城乡梯度下城镇空间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2个正相关变量(道路密度和规划区域)和4个负相关变量(距(副)中心的距离、距高速的距离、时间成本和坡度)。由于基础设施分布、社会经济、政策偏好和地理特征的不平衡,模型截距体现区县空间差异。(3)研究引入能有效模拟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演变的FUTURES模型,对模型从输入层面及机理层面进行参数化和校准,尤其从新增斑块的定量和定位方面进行校准,使模型在元胞水平接近真实增长,确定适合西安城镇空间模拟的斑块紧凑度、折扣及折扣范围参数,分别为0.5,0.3,0.05。基于模型可扩展性界面和区域土地利用策略,在PGA函数中内置权重参数用以影响城镇空间增长的潜在场地适宜性。研究发现当激励乡村建设用地城镇化参数为0.6时,研究区域乡村建设用地城镇化规模最大,景观格局破碎化最小,该权重的激励参数代表土地利用规划中的激励策略,引入城镇空间增长情景分析与边界划定。(4)研究基于多目标土地利用策略,设置紧凑增长、鼓励乡村建设用地城镇化、营造宜居城镇空间及现状情景在内的四个独立情景和四个组合情景,并进行分析。将生态用地、基本农田、水域及历史文化的本底要素列为研究区域的刚性约束,预测结果体现了多目标策略下的城镇空间增长需求与生态、历史文化、粮食安全的空间协调。紧凑情景、激励情景和宜居情景三种情景组合划定的边界中,2030年西安城镇边界中有斑块数量111个,中心城区面积占总面积的68.7%,该情景消耗耕地102.2km2,促进235.3km2的乡村建设用地城镇化。由于乡村建设用地的碎片化的特点,新增城镇空间破碎化较为严重,城镇开发边界存在多个独立边界。宜居和紧凑两种情景组合划定的2030年西安城镇边界中有斑块数量33个,中心城区面积占总面积的71.8%,消耗耕地259.2km2,促进76.4km2的乡村建设用地城镇化,该情景模拟的城镇开发边界较为独立,中心城区呈集中外延式扩展,多组团与中心城区边界分离。(5)依据城镇边界分析结果,从交通导向的规划出发提出空间管控策略,划出15km中心城市圈和3km多组团圈,试图避免城市中心区和多组团继续蔓延式扩展。模拟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和城市圈,有助于推进城乡利用转型、耕地及自然资源用地保护和城镇空间格局管控。综合耕地保护、防止景观格局的破碎化、合理管控空间开发强度的情景下模拟的城镇开发边界和管控策略,表现了社会经济需求、生态保护和粮食安全协调统一的空间属性和政策属性。
高颖[6](2020)在《泰安市城市化进程、耕地保护及其协调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紧缺,建设需求和耕地保护之间的问题越来越严峻,因此处理好耕地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随着泰安市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泰安市耕地被占用情况突出,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土地污染和浪费问题严重,人地矛盾不断尖锐,耕地保护的压力和难度增大。如何解决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是泰安市目前面对的难题。因此,研究泰安市城市化进程和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促使城市化和保护耕地达到有机统一,以便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保护好耕地资源,成为当前及未来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保护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泰安市城市化建设发展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首先,论述了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对国内外与城市化进程、耕地保护相关的研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明确了研究内容及方法。其次,对城市化与耕地保护概念及理论进行了论述,包括城市化概念、内涵发展,以及耕地保护的相关概念,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而后,通过四个时期,即滞后期、萌芽期、起步期以及发展期论述了泰安市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分析了泰安市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发现泰安市人口比重快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断增加、综合实力显着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并实现特色发展。进而针对泰安市城市化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城市化进程对耕地保护中耕地数量、耕地利用以及耕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对泰安城市化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协调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泰安市城市化进程中在耕地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如耕地资源规划不合理、耕地保护意识淡薄、生态保护较差以及审核审查不健全等。为了更好的协调泰安市城市化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了四点对策建议,分别是合理规划城市发展与耕地资源、加强耕地保护意识、注重城市与耕地的协调和保护以及健全土地审核审查。本文研究结果对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调控及管理有积极借鉴意义,对泰安市经济社会发展有实用价值。
黄寿海[7](2020)在《我国耕地占补制度中的质量不平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耕地是维护国家农产品供给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保障。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是中国旨在保护耕地的一项重要制度。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实施以来,在抑制建设占用耕地、推动实现保障耕地数量、质量平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建设占用耕地的需求不断加大。国家农产品供给对耕地数量、质量提出新的更高要求,社会经济发展占用耕地和耕地保护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矛盾比较集中地表现在耕地占补制度的推进和落实上。为此,有必要对占补平衡政策的历史演化、实施绩效和时代局限进行深入研究,分析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经济学内涵,研究导致耕地占补质量不平衡的内在机理,进而提出改进耕地保护政策的对策建议,促进耕地资源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农产品供给安全。本研究着眼于中国特色制度和耕地保护政策背景,基于全国性样本数据和具体案例分析,综合运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中国耕地占补制度中的质量不平衡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探寻导致耕地质量持续下降的制度性原因,并提出优化改进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措施建议,对有效促进国家农产品供给安全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回顾中国耕地保护政策的出台着手,研究了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的演进过程,分析了当前占补平衡政策运行现状及存在问题,并运用博弈论和实证方法揭示了制度性的深层次原因。在研究中发现如下。第一,中国出台实施了世界上最为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耕地占补平衡制度自实施以来,经历了“数量动态平衡”阶段、“数量质量并重”阶段、“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阶段和“补改结合,算大账”等阶段演化,在控制耕地无序占用、抑制耕地数量减少、提升城乡用地集约化水平、促进粮食生产和确保国家农产品供给安全等方面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占用耕地的需求的快速增长、耕地后备资源的瓶颈约束和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耕地占补制度本身所导致的质量不平衡影响国家农产品供给安全。第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的实施,确保了中国耕地总量的动态稳定,但却导致了耕地总体质量的下降。原因在于,中央政府的宏观目标与地方政府中观目标以及农户的微观目标之间存在错位。土地财政的利益驱动以及耕地保护激励机制的缺失,在带来耕地生产能力下降、耕地保护措施难以落地同时,还导致全国性土地利用效益低下、耕地保护社会责任分配不均和地区性经济发展不平衡。第三,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的目标是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在这一政策框架内,中央政府基于确保农产品供给安全的目标,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委托代理体系,将全国农产品供给安全责任层层分配给了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在逐级履行代理责任过程中,“条条”治理的政策性弱化和“块块”管理的孤岛效应,使其出于自身发展竞争和利益冲动的考量又将农产品供给责任推给中央政府,导致耕地保护的行政目标虚化。而真正应当成为耕地保护主体的农户却被“原子化”,从而被排除于占补平衡政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之外。第四,通过全国性耕地数量和质量变化数据的实证分析,在控制农业技术提升、农产品结构变化、气候因素、物价指数等因素影响以后,实施占补平衡政策后中国耕地的亩均粮食产量呈显着下降趋势,其原因在于制度设计本身使耕地数量平衡的硬约束对耕地质量下降带来了负向的激励作用。第五,从案例分析中发现,占补平衡政策在具体落实中走了样。由于补充耕地质量等级评定过程存在较大的弹性空间,导致“占优补劣”层出不穷。进一步通过对土地出让金具体去向进行梳理后发现,每年可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资金微乎其微。显然,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的各地政府,没有能力和动力投入资金用于本地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第六,应借鉴发达国家地区在耕地质量保护方面的有益经验,从异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市场化、强化监管验收机制、调动各方积极参与耕地占补平衡工作,进而保障耕地占补平衡政策落到实处。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第一,在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发现,自从中国政府实施占补平衡政策以来,在耕地总量恒定和粮食持续增长的背后,是耕地生产能力的下降。通过对2013年至2016年中国耕地占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在控制农业生产技术、种植结构、劳动力投入、气候变化等变量的情况下,地区农业亩均粮食产量与本地占用耕地数量、补充耕地数量都呈显着负向关系。这揭示了占用耕地是以优上等为主,而补充耕地是以劣次等地为主的现实。第二,采用动态博弈模型和序贯博弈模型分析发现,各保护主体利益与责任的目标错位必然导致耕地占补质量不平衡。中央政府所承担的监管职责在向下逐级分解的科层组织中逐步弱化,地方政府受土地财政激励在发展竞争与耕地保护的权衡中往往选择前者,而由中央政府下达的耕地占补平衡指令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被地方政府虚化和扭曲了。第三,结合中国城乡土地二元结构的现实特征以及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长期依赖,本研究通过案例调查分析,从粮食产量变化、土地出让金用途等两个方面进行测算,发现地方政府在耕地占补平衡中“占优补劣”,可用于补充耕地质量提升的资金十分有限,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投资于耕地生产能力的提升。
李培琳[8](2020)在《河南省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研究》文中提出为解决城镇化过程中耕地与建设用地的不协调问题,文章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从时空两个维度对农业大省—河南省的耕地保护水平、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程度及城镇化程度三大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性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从时间维度看,2006-2015年间河南省三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在波动中整体呈上升趋势;在协调指数方面,除耕地保护与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程度之间的协调指数T1外,三大系统的总协调指数T、耕地保护水平与城镇化程度间的协调指数T2、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与城镇化程度间的协调指数T3整体上均呈上升趋势;在耦合度方面,所有耦合度均高于0.7,且在2014年后,耦合度基本稳定在0.9-1.0区间内。2015年河南省三大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
肖月洁[9](2019)在《成都市城镇化与耕地多功能耦合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建设占用农业耕地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耕地资源开发面临着区域之间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因此,面对城镇化发展所引发的耕地非农化、粗放化、边际化等利用问题,充分发挥耕地的多功能性来提升耕地综合价值已成为农村改革的当务之急。2018年一号文件提出以挖掘乡村的多种功能与价值为基础,发挥耕地多功能性来建设一批体现新时代新追求的休闲观光园,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成都作为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城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逐渐具备发展耕地多功能的制度基础,但城镇人口增长也对耕地功能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粮食安全保障以及建设用地拨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以成都市为研究区域,构建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与综合指数法计算成都市的城镇化与耕地多功能指数。借助灰色关联法及耦合协调模型,对成都市城镇化与耕地多功能利用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探究。研究结果表明:(1)2007-2016年成都市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由加速增长到平缓增长,由0.031提高到0.936。2016年成都市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城镇化发展指数分别为0.017、0.481、0.275和0.163,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0.05%、90.73%、51.98%、41.09%。人口、空间城镇化的发展指数较经济与社会系统明显偏低,成为成都市城镇化发展的短板。今后,应盘活土地资源,加强土地集约利用。搭建良好的城镇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市民化。(2)2007-2016年间,成都市耕地综合功能变化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而后稍有下降。2007年综合水平为0.098,2014年后增加至0.896,2015年出现轻微下降,下降为0.808,2016年稍有回升,但仍低于2014年水平。其中,旅游休闲服务功能子系统的贡献最大,其次是社会生活保障功能子系统、农业生产保障功能子系统,生态安全维持功能子系统的贡献最小。建设用地供给机制的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提升耕地的生态功能。(3)城镇化系统与耕地多功能系统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除个别年份指标之间的关联度低于0.65,绝大部分指标关联度均较高。其中生产保障功能、生活保障功能、生态安全维持功能与城镇人口、空间的关联度极高,关联系数均处于0.851。生产保障功能极大的影响着城镇化发展。城镇空间扩张和人口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产保障功能、生活保障功能和生态安全维持功能,而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提升了旅游休闲服务功能。(4)2007-2016年成都市城镇化与耕地多功能综合指数相差不大,两系统间耦合度指数均高于0.8,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在协调发展度方面,城镇化与耕地多功能的整体协调程度呈持续上升趋势,从2007年的0.235发展到2016年的0.938,由较低协调水平交互发展至中等协调继而进入高水平协调阶段。为保持两系统长期处于高水平优质协调状态,人口集聚的一二圈层,遵守耕地“红线”划定的基本准则,优化城镇国土空间,避免资源过度消费和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利用三圈层相对丰富的耕地资源,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使得耕地损失外部成本实现内部化,同时关注耕地的生态和旅游服务功能以保障耕地综合功能价值的实现。
李雅蓉[10](2019)在《城镇化进程下江西省耕地资源安全评价研究》文中提出耕地资源是土地资源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支撑着人类的日常活动和生产活动,解决了农民的生计问题。耕地的安全代表着国家粮食的安全,而国家粮食安全又关系着我国社会经济是否可以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保障耕地资源的安全是维系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然而随着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在给耕地资源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人口增长、人类的“不良驱动”等也给耕地资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城镇化进程中经济水平的提高带来城镇用地面积的扩大,这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出部分耕地用来填补建设用地的空缺,长期以往的有“借”无“还”则会造成耕地的大量流失。同时,城镇吸引大量的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城镇,这就造成大量的耕地被抛荒和浪费,很多城镇的生产活动都以牺牲耕地为代价,耕地利用中的人地矛盾日益尖锐,这不仅仅造成耕地面积的减少,还带来耕地质量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后果,耕地的可持续利用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城镇化进程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已成为社会丞待解决的问题,这对保障国家未来的粮食安全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江西省的耕地资源安全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了城镇化对耕地资源变化的机制和带来的负面、积极影响,同时分析城镇化率与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的相关性;然后引入DPSIR模型结合江西省的实际情况选取关于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安全的20项指标构建指标体系,运用客观确权法计算权重、TOPSIS法对研究区域的耕地资源安全作综合评价,并对子系统作逐一分析;接着引入障碍度模型来测算江西省耕地资源安全的障碍度,诊断出影响耕地安全的障碍因子;最后,依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提升江西省耕地资源安全的方法和途径。研究结果表明,2006—2016年江西省耕地资源安全水平基本呈上升趋势,到2016年耕地资源安全状况已经脱离了不健康状态;模型中五大子系统的评价结果表明,所有耕地资源子系统都在协调发展中,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障碍度模型中,指标层对目标层的分析得出人口密度、单位耕地农药使用量、单位耕地地膜使用量对耕地资源安全的影响最大;因子层对目标层的分析得出,在研究中分类障碍度总体上呈以下序列:压力>响应>状态>驱动力>影响。综上可以得到,压力因素中的人口因素和单位面积农药、化肥、地膜使用量主要障碍因子,影响因素中的农业机械动力的变化对耕地资源安全的提高有促进作用。因此,本文主要从夯实土地基础、协调人口、经济与耕地的关系、建立保护机制和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四方面提出耕地保护的对策。
二、城镇化与耕地保护协调发展浅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城镇化与耕地保护协调发展浅析(论文提纲范文)
(1)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耕地保护与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协同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0 引言 |
1 研究区概况、数据与方法 |
1.1 研究区概况 |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1.3 研究方法 |
1.3.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指标权重确定 |
1.3.2 评价模型 |
2 结果与分析 |
2.1 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整体协同发展特征分析 |
2.2 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两两”系统协同发展特征分析 |
3 结论与建议 |
(2)城镇化背景下大理市低丘缓坡开发土地综合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前言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界定 |
一、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
二、城镇化背景下的土地利用 |
三、山地城镇的概念 |
四、低丘缓坡土地 |
五、耕地保护与低丘缓坡开发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一、低丘缓坡土地利用研究 |
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衡量 |
三、土地利用的效应研究 |
四、研究综述评述 |
第四节 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思路 |
三、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第一节 研究区概况 |
一、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
二、资源概况 |
第二节 数据来源 |
一、土地利用数据 |
二、社会经济数据 |
第三节 多元遥感影像处理 |
一、影像来源 |
二、影像预处理 |
三、地类分类依据 |
第三章 大理市土地利用分析 |
第一节 大理市土地资源现状分析 |
第二节 1998 年以来大理市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分析 |
一、土地利用变化统计 |
二、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
第四章 大理市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估 |
第一节 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选择 |
一、经济指标 |
二、人口指标 |
三、社会指标 |
四、环境指标 |
第三节 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一、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二、指标体系构建的构建 |
第四节 城镇化发展水平核算和分析 |
一、核算方法 |
二、核算结果与分析 |
第五章 大理市土地利用综合效应估算 |
第一节 经济产出功能价值估算 |
一、理论依据和计算方法 |
二、数据收集 |
三、1998-2018 年经济产出功能价值估算 |
第二节 社会保障功能价值估算 |
一、理论依据和计算方法 |
二、数据收集 |
三、1998-2018 年社会保障功能价值估算 |
第三节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估算 |
一、理论依据和计算方法 |
二、参数选择 |
三、1998-2018 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估算 |
第四节 大理市土地利用综合效应的总价值 |
第五节 价值结构变化分析 |
一、变化过程分析 |
二、变化结构分析 |
第六章 大理市城镇化开发中土地利用综合效应减少分析 |
第一节 1998-2013 年间土地利用综合效应的减少 |
一、林地、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的量 |
二、转变为建设用地减少的土地利用综合效应 |
第二节 2013-2018 年间土地利用综合效应的减少 |
一、林地、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的量 |
二、转变为建设用地减少的土地利用综合效应 |
三、两种开发方式的土地利用综合效应较少情况对比 |
第七章 大理市2035 年土地利用综合效应预测 |
第一节 、大理市2035 年土地利用状况预测 |
一、预测方法选择与依据 |
二、两种开发模式下的大理市2035 年土地利用状况预测 |
第二节 、两种开发模式下的土地利用综合效应减少预测 |
一、林地、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的量 |
二、耕地占用开发模式下的土地利用综合效应减少预测 |
三、低丘缓坡山地开发模式下的土地利用综合效应减少预测 |
四、预测结果分析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第一节 结论 |
第二节 总结与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变化的特征及其耦合协调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概念界定及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一、耕地利用系统国内外研究 |
二、耕地利用系统健康国内外研究 |
三、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及国内外研究 |
四、耕地利用系统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研究 |
五、综合评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框架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目的 |
三、研究思路 |
四、技术路线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
第一节 研究区域概况 |
一、地理位置 |
二、气候特征与地形特征 |
三、经济社会状况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一、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
二、楚雄州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
三、耕地利用系统健康与新型城镇化水平权重测算 |
四、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指数测算 |
五、楚雄州新型城镇化水平指数测算 |
六、耕地利用系统健康分级 |
七、变异系数 |
八、空间自相关分析 |
九、障碍度分析 |
十、灰色模型预测法 |
十一、Pearson相关分析 |
十二、耦合协调度分析 |
第三节 数据来源 |
第三章 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的时空特征分析 |
第一节 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时序分析 |
一、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指标权重计算结果 |
二、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变化特征 |
三、楚雄州及下辖各县(市)耕地利用系统健康分级特征 |
四、楚雄州下辖各县(市)耕地利用系统健康变化特征 |
五、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的空间变异性 |
六、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指数年际变化分析 |
第二节 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预测 |
一、楚雄州耕地系统健康指数2021-2025 年变化特征 |
二、楚雄州下辖各县(市)耕地系统健康指数2021-2025 年变化特征 |
第三节 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空间自相关分析 |
一、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第四节 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指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
第五节 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诊断结果分析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楚雄州新型城镇化水平时空特征分析 |
第一节 楚雄州新型城镇化水平时序分析 |
一、楚雄州新型城镇化水平测算指标权重计算结果 |
二、楚雄州新型城镇化水平 |
三、楚雄州下辖各县(市)新型城镇化水平 |
四、楚雄州新型城镇化的空间变异性 |
五、楚雄州新型城镇化水平年际变化分析 |
第二节 楚雄州新型城镇化水平预测 |
一、楚雄州新型城镇化水平指数2021-2025 年变化特征 |
二、楚雄州下辖各县(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指数2021-2025 年变化特征 |
第三节 楚雄州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
一、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第四节 楚雄州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
第五节 楚雄州新型城镇化诊断结果分析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
第一节 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相互作用机理分析 |
第二节 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与新型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度时空特征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第一节 结论 |
第二节 讨论 |
一、研究不足与展望 |
二、对策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4)云南省城镇化对耕地生态足迹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城镇化相关研究综述 |
二、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研究综述 |
三、生态足迹理论在云南省研究中的应用 |
四、城镇化对生态足迹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五、总结 |
第三节 研究方法、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及创新点 |
一、研究思路及方法 |
二、研究内容 |
三、技术路线图 |
四、拟解决的问题和可能的创新点 |
第二章 城镇化对耕地生态足迹的影响机理 |
第一节 城镇化与耕地生态足迹的概念 |
一、城镇化的概念 |
二、耕地生态足迹的概念 |
第二节 城镇化与耕地生态足迹研究的理论基础 |
一、土地可持续发展理论 |
二、生态足迹理论 |
三、脱钩理论 |
第三节 城镇化对耕地生态足迹的影响机理 |
一、城镇化与耕地生态足迹的内在关系 |
二、城镇化与耕地生态足迹相互作用机制 |
三、城镇化对耕地生态足迹的影响机制 |
四、耕地生态足迹对城镇化的影响机制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数据内容与研究区域概况 |
第一节 数据内容 |
一、数据来源 |
二、数据处理 |
第二节 研究区域概况 |
一、研究区域自然地理概况 |
二、研究区域城镇化发展概况 |
三、研究区域耕地利用概况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云南省城镇化与耕地生态足迹发展现状及关联性 |
第一节 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现状 |
一、城镇化综合水平的构建 |
二、云南省综合城镇化变化特征 |
第二节 云南省耕地生态足迹现状 |
一、生态足迹的改进模型 |
二、云南省耕地生态足迹时序变化 |
三、云南省耕地生态足迹空间变化 |
第三节 城镇化与耕地生态足迹关联性分析 |
一、综合城镇化对耕地生态足迹的影响 |
二、人口城镇化对耕地生态足迹的影响 |
三、经济城镇化对耕地生态足迹的影响 |
四、社会城镇化对耕地生态足迹的影响 |
五、土地城镇化对耕地生态足迹的影响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云南省城镇化与耕地生态足迹的脱钩关系 |
第一节 Tapio弹性分析法 |
一、Tapio脱钩模型 |
二、Tapio脱钩状态 |
第二节 城镇化与耕地生态足迹的脱钩关系模型 |
一、城镇化与耕地生态足迹脱钩模型的构建 |
二、脱钩模型临界值的确定 |
第三节 云南省城镇化与耕地生态足迹脱钩状态演变分析 |
一、云南省城镇化与耕地生态足迹脱钩状态时间变化特征 |
二、云南省城镇化与耕地生态足迹脱钩状态原因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云南省城镇化对耕地生态足迹的影响程度 |
第一节 STIRPAT模型 |
第二节 城镇化对耕地生态足迹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 |
一、环境影响指标 |
二、人口因素指标 |
三、富裕程度指标 |
四、技术水平指标 |
五、土地影响指标 |
第三节 云南省城镇化对耕地生态足迹影响机因素实证分析 |
一、主成分分析 |
二、变量共线性检验 |
三、云南省城镇化各要素对耕地生态足迹变化的影响程度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促进城镇化发展缓解耕地生态足迹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
一、提高城镇质量,缓解耕地生态足迹 |
二、稳定人口增长,推进城镇化发展 |
三、加快经济转型,向绿色、健康方向转变 |
第二节 缓解耕地生态足迹,提高耕地可持续利用 |
一、减缓耕地生态足迹 |
二、提高耕地生态承载力 |
三、提高耕地可持续利用 |
第三节 严格保护耕地资源,严守耕地红线 |
一、确立全面的耕地保护制度 |
二、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
三、创新耕地保护价值补偿制度 |
第四节 严格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建立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 |
一、控制城镇建设用地增量,盘活存量 |
二、统筹规划城乡土地,实现集约化利用 |
三、健全“人、地、钱”挂钩政策 |
第五节 本章小节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5)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西安城镇空间增长与情景模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城镇空间增长相关理论 |
1.2.1 城乡土地利用转型理论 |
1.2.2 城市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理论 |
1.2.3 城镇空间边界理论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1 城镇化与耕地演化 |
1.3.2 城乡建设用地转型 |
1.3.3 土地利用模型模拟 |
1.3.4 城镇空间增长边界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2.研究区域概况 |
2.1 自然地理 |
2.2 社会经济环境 |
2.3 城市发展历史 |
2.4 建国后西安市空间规划历程 |
2.5 本章小结 |
3.土地利用时空格局演化 |
3.1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
3.1.1 城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分析法 |
3.1.2 城镇扩展速度、转移来源和形态分析方法 |
3.2 土地利用空间景观格局演化 |
3.2.1 土地利用类型时空演化 |
3.2.2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演化 |
3.3 建设用地与农用地的耦合演化分析 |
3.3.1 城镇建设用地扩展 |
3.3.2 时空转移强度分析 |
3.4 城镇空间形态演变 |
3.4.1 城镇建设用地扩展数量、速度特征 |
3.4.2 城镇扩展类型识别 |
3.5 本章小结 |
4.城镇扩展驱动因素识别与多层级逻辑回归模型构建 |
4.1 研究方法 |
4.1.1 驱动因素研究 |
4.1.2 多层次逻辑回归分析 |
4.2 城镇化驱动因素 |
4.2.1 驱动因子的选取 |
4.2.2 驱动因子描述和分类 |
4.3 多层级逻辑回归模型构建 |
4.4 西安市农用地城镇化驱动因素分析 |
4.4.1 自然地理要素的限制作用 |
4.4.2 基础设施的指向性作用 |
4.4.3 规划及政策的管理作用 |
4.4.4 与开发发展、历史文化保护的影响 |
4.5 本章小结 |
5.城镇空间增长模型引入与改进 |
5.1 模拟预测模型介绍 |
5.1.1 模型框架介绍 |
5.1.2 子模型介绍 |
5.1.3 Futures优势与特征分析 |
5.2 模型的建立 |
5.2.1 基础数据收集与处理 |
5.2.2 空间数据库的建立 |
5.3 模型参数化、校准 |
5.3.1 从控制参数校准PGA |
5.3.3 Demand子模型调试 |
5.3.4 模型扩展接口调试 |
5.4 模型的验证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6.城镇空间增长情景模拟 |
6.1 城镇化政策与情景设置 |
6.2 城镇化增长情景设置 |
6.3 城镇化空间增长的情景模拟 |
6.4 情景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7.城镇空间增长边界划定与研究 |
7.1 城镇空间刚性格局构建和内部强度分区 |
7.1.1 西安刚性区域的构建 |
7.1.2 西安城镇空间开发强度研究 |
7.2 基于景观格局安全的城镇空间增长模拟 |
7.3 城镇空间增长边界划定 |
7.4 西安未来城镇空间发展建议 |
7.5 本章小结 |
8.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主要创新点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雷海芬个人简介 |
附录 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发表论文 |
(6)泰安市城市化进程、耕地保护及其协调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3.3 研究评述 |
1.4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1.4.1 研究内容 |
1.4.2 技术路线 |
2.城市化与耕地保护概念及理论 |
2.1 城市化研究 |
2.1.1 城市化概念 |
2.1.2 城市化的内涵发展 |
2.2 耕地保护研究 |
2.2.1 耕地保护概念 |
2.2.2 耕地保护的理论基础 |
3.研究区及数据方法 |
3.1 研究区概况 |
3.1.1 资源环境概况 |
3.1.2 社会经济概况 |
3.2 数据来源 |
3.3 研究方法 |
4.泰安市城市化发展研究 |
4.1 泰安市城市化发展进程 |
4.1.1 城市化滞后期(1949-1980) |
4.1.2 城市化萌芽期(1981-1990) |
4.1.3 城市化起步期(1991-2004) |
4.1.4 城市化发展期(2005 年至今) |
4.2 泰安市城市化发展现状 |
4.2.1 城市人口比重快速增加 |
4.2.2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断增加 |
4.2.3 城市综合实力显着提高 |
4.2.4 城市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
4.2.5 泰安市实现特色发展 |
5.泰安市耕地保护研究 |
5.1 泰安市耕地资源及利用现状 |
5.1.1 耕地资源数量 |
5.1.2 耕地资源质量 |
5.1.3 耕地资源调控 |
5.2 泰安市耕地建设及保护 |
6.泰安市城市化进程对耕地保护的影响研究 |
6.1 城市化进程的用地需求分析 |
6.2 城市化进程对耕地保护的影响分析 |
6.2.1 城市化发展对耕地数量的影响分析 |
6.2.2 城市化发展对耕地利用的影响分析 |
6.2.3 城市化发展对耕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 |
7.泰安城市化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协调关系及问题分析 |
7.1 城市化发展与耕地保护协调关系分析 |
7.1.1 低城市化发展水平与耕地保护关系 |
7.1.2 高城市化发展水平与耕地保护关系 |
7.1.3 泰安市城市化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协调关系 |
7.2 泰安市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的问题 |
7.2.1 农田水利建设投入机制不完善 |
7.2.2 农村劳动力缺乏 |
7.2.3 经济发展导致非农建设用地增加 |
7.2.4 耕地后备资源有限 |
8.泰安市城市化进程与耕地保护的对策 |
8.1 合理规划城市发展与耕地资源 |
8.2 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
8.3 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调动耕地保护积极性 |
8.4 注重城市与耕地的协调和保护 |
9.结论及展望 |
9.1 结论 |
9.2 研究特色 |
9.3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我国耕地占补制度中的质量不平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1.3.1 耕地的概念与界定 |
1.3.2 耕地占补平衡 |
1.3.3 农产品生产能力 |
1.3.4 耕地质量平衡 |
1.4 数据说明 |
1.5 创新点与不足 |
1.5.1 创新点 |
1.5.2 不足之处 |
2 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 |
2.1 基础理论 |
2.1.1 外部性理论 |
2.1.2 土地发展权理论 |
2.1.3 博弈论 |
2.1.4 委托-代理理论 |
2.1.5 公共政策模型 |
2.1.6 机会成本理论 |
2.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2.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2.2.3 已有文献的综合述评 |
3 我国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的历史演进和实施现状 |
3.1 占补平衡制度的历史演进 |
3.1.1 耕地保护意识的逐步觉醒阶段(1978-1996 年) |
3.1.2 耕地“数量动态平衡”阶段(1997-2003 年) |
3.1.3 耕地“数量-质量并重”阶段(2004-2009 年) |
3.1.4 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阶段(2010-2015 年) |
3.1.5 耕地“补改结合、算大账”阶段(2016 年-现在) |
3.2 占补平衡制度的实施成效 |
3.2.1 遏制了耕地过快减少势头,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 |
3.2.2 促进了集约耕地使用,提高了用地效益 |
3.2.3 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结构的逐步变化 |
3.3 占补平衡制度实施存在的问题 |
3.3.1 耕地总量逐年减少的总体趋势并未改变 |
3.3.2 优质耕地流失和耕地产能下降,使国内农产品自给压力逐年增大 |
3.3.3 引发生态破坏和耕地土壤质量下降的恶性循环 |
3.3.4 导致土地利用效益下降和地区发展差距固化 |
3.4 占补平衡制度缺陷的成因 |
3.4.1 同时存在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
3.4.2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利益驱动 |
3.4.3 央地政府耕地保护的目标错位 |
3.4.4 缺乏有效的耕地占补激励机制 |
3.4.5 耕地所有者的保护主体缺失 |
3.5 本章小结 |
4 耕地占补实施中导致质量不平衡的博弈分析 |
4.1 占补平衡过程中的行为主体目标 |
4.1.1 占补平衡整体行为的逻辑起点 |
4.1.2 中央政府的耕地保护目标和监管责任 |
4.1.3 地方政府的利益冲动和代理责任 |
4.1.4 地方政府之间的发展竞赛 |
4.1.5 受益主体和受偿主体的利益诉求 |
4.2 占补平衡各行为主体的博弈分析 |
4.2.1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一对一动态博弈 |
4.2.2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一对多博弈 |
4.2.3 地方政府间的博弈行为 |
4.2.4 博弈结果的原因分析 |
4.3 耕地占补平衡的政策执行模型 |
4.3.1 “条条”治理的政策性弱化 |
4.3.2 “块块”管理的孤岛效应 |
4.3.3 “原子化”保护主体的机会主义 |
4.4 本章小结 |
5 耕地占补实施中质量不平衡的实证分析 |
5.1 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
5.1.1 变量选取 |
5.1.2 计量模型 |
5.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分析 |
5.3 模型估计 |
5.4 异质性讨论 |
5.4.1 耕地占补面积差异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
5.4.2 耕地占补区位差异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
5.5 本章小结 |
6 耕地占补实施中质量不平衡的案例考察 |
6.1 耕地占补实施的案例概况 |
6.1.1 项目选址及面积 |
6.1.2 占用耕地类型、等别及面积 |
6.1.3 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执行 |
6.1.4 补充耕地质量等别的评定 |
6.2 耕地占补实施的实地考察 |
6.3 土地出让金对补充耕地质量的影响 |
6.3.1 样本地区近五年土地出让概况 |
6.3.2 国家口径下的样本地区土地出让金支出 |
6.3.3 地方口径下的样本地区土地出让金计提 |
6.4 本章小结 |
7 境外耕地质量保护的经验借鉴 |
7.1 韩国 |
7.1.1 农业振兴区域制度 |
7.1.2 农地开垦制度及转用负担金制度 |
7.1.3 韩国农地质量保护和利用管理优势 |
7.2 美国 |
7.2.1 农业用地功能分区 |
7.2.2 土地开发权赎买 |
7.2.3 土地开发权转让 |
7.2.4 税收优惠和激励 |
7.2.5 自愿休耕保护项目 |
7.3 日本 |
7.4 中国台湾地区 |
7.5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1.1 耕地占补制度执行主体目标差异导致补充耕地质量不平衡 |
8.1.2 耕地保护主体缺位导致耕地质量监管虚化 |
8.1.3 激励不足导致补充耕地质量保障动能乏力 |
8.2 对策建议 |
8.2.1 优化制度设计,力出一孔保障耕地占补平衡 |
8.2.2 强化监管验收机制 |
8.2.3 异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市场化,强化补充耕地质量保障激励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8)河南省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一)模型构建 |
1. 指标体系建立 |
2. 数据标准化处理与权重的确定 |
3.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
(二)数据来源 |
三、结果分析 |
(一)河南省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的时间序列分析 |
(二)河南省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分析 |
四、研究结论 |
五、政策建议 |
(9)成都市城镇化与耕地多功能耦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城镇化水平测度相关研究 |
1.2.2 耕地多功能评价相关研究 |
1.2.3 城镇化与耕地多功能关系研究 |
1.2.4 研究述评 |
1.3 研究方案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内容 |
1.4 拟采取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图 |
1.5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2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城镇化 |
2.1.2 耕地多功能 |
2.2 理论基础 |
2.2.1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
2.2.2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2.2.3 人地关系协调理论 |
2.2.4 生态经济学理论 |
3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
3.1 研究区域概况 |
3.1.1 自然地理概况 |
3.1.2 社会经济概况 |
3.1.3 耕地资源利用状况 |
3.2 数据来源 |
4 成都市城镇化与耕地多功能综合测度分析 |
4.1 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方法 |
4.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4.1.2 权重确定与综合评价函数 |
4.2 城镇化与耕地多功能结果分析 |
4.2.1 城镇化水平测度及演变趋势 |
4.2.2 耕地多功能测度及演变趋势 |
5 成都市城镇化与耕地多功能耦合关系分析 |
5.1 城镇化与耕地多功能耦合影响机理 |
5.1.1 城镇化对耕地多功能的影响 |
5.1.2 耕地多功能对城镇化的影响 |
5.1.3 城镇化与耕地多功能耦合作用机理 |
5.2 城镇化与耕地多功能的关联度分析 |
5.2.1 灰色关联分析模型 |
5.2.2 城镇化与耕地多功能关联分析结果 |
5.3 城镇化与耕地多功能的耦合关系 |
5.3.1 .构建耦合协调模型 |
5.3.2 .城镇化与耕地多功能耦合协调分析 |
6 结论与讨论 |
6.1 主要结论 |
6.2 讨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城镇化进程下江西省耕地资源安全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依据与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1.3.1 关于耕地资源安全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2 关于耕地资源安全评价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3 关于城镇化对耕地资源安全影响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1.4 研究目的和内容 |
1.4.1 研究目的 |
1.4.2 研究内容 |
1.5 主要创新点 |
1.6 研究方案 |
1.6.1 研究方法和技术 |
1.6.2 技术路线图 |
第2章 城镇化与耕地保护的理论基础 |
2.1 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
2.2 耕地资源安全的基本理论 |
2.2.1 土地资源稀缺理论 |
2.2.2 人地关系理论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第3章 城镇化对耕地资源安全的影响分析 |
3.1 城镇化对耕地资源变化的机制 |
3.1.1 促进耕地资源变化的机制 |
3.1.2 制约耕地资源变化的机制 |
3.2 城镇化对耕地资源安全的影响 |
3.2.1 城镇化发展对耕地资源安全的负面影响 |
3.2.2 城镇化发展对耕地资源安全的积极影响 |
3.3 城镇化率与耕地变化的相关性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城镇化下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4.1 DPSIR模型 |
4.2 基于DPSIR模型的指标体系构建 |
4.2.1 指标体系构建基本原则 |
4.2.2 基于DPSIR耕地资源安全指标体系的构建 |
4.3 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 |
4.3.1 TOPSIS评价模型的构建 |
4.3.2 熵权法赋权模型的构建 |
4.3.3 障碍度模型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江西省城镇化下耕地资源安全的实证研究 |
5.1 江西省区域概况分析 |
5.1.1 自然地理区位 |
5.1.2 社会经济条件 |
5.2 江西省耕地资源安全现状 |
5.2.1 耕地的数量现状分析 |
5.2.2 耕地的质量现状分析 |
5.3 耕地资源安全评价 |
5.3.1 耕地系统安全状况综合评价 |
5.3.2 DPSIR子系统安全状况评价 |
5.3.3 障碍因子诊断 |
5.4 耕地保护的对策建议 |
5.4.1 夯实土地资源基础,强化耕地资源质量 |
5.4.2 协调人口、经济和耕地三者关系,减轻耕地压力 |
5.4.3 赋予农民主权地位,建立耕地保护机制 |
5.4.4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土地集约利用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研究结论及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城镇化与耕地保护协调发展浅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耕地保护与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协同发展研究[J]. 肖丽群,邓群钊,林永钦,毛燕玲,刘建生.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09)
- [2]城镇化背景下大理市低丘缓坡开发土地综合效应研究[D]. 王思明.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3]楚雄州耕地利用系统健康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变化的特征及其耦合协调度分析[D]. 李靖.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4]云南省城镇化对耕地生态足迹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 苏娇萍.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5]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西安城镇空间增长与情景模拟研究[D]. 雷海芬.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6]泰安市城市化进程、耕地保护及其协调关系研究[D]. 高颖. 山东农业大学, 2020(11)
- [7]我国耕地占补制度中的质量不平衡问题研究[D]. 黄寿海.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8]河南省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研究[J]. 李培琳. 南方农村, 2020(01)
- [9]成都市城镇化与耕地多功能耦合关系研究[D]. 肖月洁. 四川农业大学, 2019(01)
- [10]城镇化进程下江西省耕地资源安全评价研究[D]. 李雅蓉. 南昌大学, 2019(02)
标签:耕地保护论文; 建设用地论文; 生态足迹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耕地红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