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常见妇科病经济便方（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赵雨薇[2]（2020）在《清代山东医家研究》文中提出医家是数千年来中医药学传承和发展的主要载体。在古代社会,医家担负着守护广大人民健康的重任,受到了老百姓的尊敬和爱戴,却未能得到历朝历代官方层面的足够重视,正史对医家的记载并不丰富。清代是中医药学发展的成熟时期,对后世影响深远。山东历来是我国的重要地区之一,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名医众多,对该区域医家群体开展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可以明晰其医家群体的全貌,进而明确该区域医疗历史卫生发展脉络,同时为中医药理论和临床研究以及医史文献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本文通过开展对清代山东医家这一群体的系统研究,从清代山东社会情况和当时的中医发展背景出发,统计从事医学活动的具体人数,并分析清代山东医家地域分布特征和原因、着书情况以及他们的医事活动。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论文绪论部分,首先点明了选题缘由和意义,对清代山东医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进行界定,并对文中有争议的地名和人名进行考定,最后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论文正文共分为四部分,内容概括如下:第一部分为清代山东医家人数统计。首先介绍了清代山东省的建制沿革,其次对清代山东医家群体的统计依据进行了界定,就所使用的研究成果和文献史料进行说明,按照本文确定的标准对清代山东医家的籍贯分布进行了统计,得出清代山东医家共计1121人。第二部分为清代山东医家地域分布。首先结合统计学相关知识,运用计量史学方法,对清代山东医家的籍贯分布区域以表格的形式进行了分类统计和归纳;其次按照清代山东省府州、州县以及地理亚区的分布归纳医家地理分布特性;最后总结出清代山东医家地理分布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表现为集中分布于鲁北平原,并向山东半岛延伸等特点,其地理分布的空间格局是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受到了大运河山东段对其沿线的影响以及逐渐演进的海洋经济对山东半岛的影响等因素的作用,总体上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第三部分为清代山东医家着书情况。首先对567种清代山东医家着作进行了整理,包括现存医籍114种,亡佚医籍453种;其次,根据科目归属,将清代山东医籍共分为11类,包括医经类16种、基础理论类27种、伤寒金匮类40种、温病瘟疫类24种、诊法类26种、本草类19种、方书类73种、临证各科类281种、养生类8种、医案医话类28种和综合类25种,结果发现各类医籍分布比例较为不均衡。最后对现存医籍分别进行了简要考证。第四部分为清代山东医家医事活动。首先通过对清代山东医家医事活动的整理和分析,将其业医背景概括为7类:弃儒从医、世代行医、久病成医、立志学医、家贫习医、拜师达医、旁涉医术;其次,在对其日常行医过程的考察中,发现清代山东医家有着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着述颇丰等共同特征,还有一些诸如爱好广泛、精研方术、善于宣传等其他个体特征;并从理论、临床、技术和文化等四个方面总结清代山东医家的学术特色。最后,在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展望和不足。
刘洋[3]（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认为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张义敏[4]（2016）在《基于毒—效—证关联性的半夏用药规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通过搜集历代含半夏方剂构建数据库,对半夏的用量、剂型及主治病证、配伍药物进行数据挖掘。基于毒性、功效与病证关联性探究半夏的应用规律,为临床合理使用半夏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文献梳理与统计学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1.梳理历代文献中有关半夏毒、效的记载,并分析其影响因素。2.运用数据挖掘的方法,研究半夏减毒增效的手段。3.采用关联分析,揭示含半夏方中药与病、药与证之间的关联性,归纳半夏主治不同病证的常见药物组合及剂型、用量、给药途径等。结果:1.系统整理了半夏毒、效的特征,总结出了影响半夏毒、效的相关因素主要包括产地、采收、炮制、用量、煎服法、病证、配伍等。2.构建的含半夏方剂信息数据库,收集方剂2868首,涉及663种中药,393种疾病和182种证候。3.总结了半夏的应用规律:内服方中常用制半夏,外用方多用生半夏;内服方用量大多处于《中国药典》规定的39g之内。治疗奔豚气、胸痹、中风、癫狂之风壅痰实证时用量偏大,治疗小儿病证时用量较小。5.常用于治疗呕吐、痞满、咳嗽、痰饮、伤寒、疮疡、妊娠恶阻、惊风、喉痹等疾病,多见于以痰湿为主的实证或虚实夹杂证,涉及内、外、妇、儿、五官诸科。结论:1.半夏的毒、效皆源于其药性。燥湿、化痰、降逆、散结是其主要功效,辛温燥散、辛开苦降为其效能特点,辛温苦燥、体滑走散之烈性、偏性是其毒性最重要的属性,烁阴（津、血）、耗气、滑泄是其毒性的主要机制,喉痛口麻、口噤发吐、酸心少食、气逆怒满、损胎堕胎等是其毒性的主要表征。2.在临床应用中,制衡半夏“毒-效”之害利关系,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效的关键。3.在辨病辨证基础上通过合理配伍以减毒增效,结合适度用量、合理炮制、优化剂型、选择给药途径等,是合理使用半夏、确保安全有效的重要手段。
许三春[5]（2012）在《清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 ——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文中提出乡村医者及乡村医疗制度的变迁较少受到学界的关注，本研究即从医疗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来对中国乡村医疗自清代以来的变迁展开探讨。乡村疾病和医疗话语的建构与消解，乡村医者及其医疗行为的组织化与制度化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这种变迁大致是从清代开始的，本文即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来考察清代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的曲折发展及其背后的深层因素——变动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清代前期，乡村存在一个自在的、多元化的医疗体系，充斥着以草泽铃医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弥散的医疗资源来满足乡民的日常医疗需求。若非发生重大疫病，国家很少对地方的医疗事务进行干预，地方精英基本上承担了乡村的疫病救治。清后期，西方公共卫生观念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卫生观念，卫生防疫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港口检疫的实施与晚清卫生行政改革是卫生制度化的开端。大量医学传教士的涌入也对乡村医疗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与传统医者形成了竞争关系。民国时期，在缺乏强大的统一政权的背景下，卫生制度化也取得了曲折发展。乡村出现了由社会力量、地方政府和国家举办的卫生实验区，保健员与合作医疗制度。与草泽铃医不同的是，保健员是制度化的卫生工作者，在使用西医治疗简单疾病的同时，还承担了卫生防疫的任务。但这种变革仅限于较小的范围内，多数的乡村仍然有赖传统的医者提供医疗服务。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进一步改变了这一状况。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来改变农村社会疾病流行的落后现状，构建新医学。传统中医药人员被整合进联合诊所，宗教医者与草泽医被禁止从事医疗工作。城市下乡的流动医疗队积极为农村治病防病，培训不脱产的农民卫生保健员、新法接生员。人民公社化后，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管理模式为卫生制度化提供了组织保证，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室、生产队卫生员制度随之普遍建立。在卫生工作大跃进时，吃药不要钱的合作医疗制度也曾实施过一段时间，终因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而半途而废。1965年“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促进了农村保健员的培养，而上海江镇公社赤脚医生和湖北乐园合作医疗榜样的塑造则促成了两者在全国范围内的快速推广。赤脚医生的产生与发展既是农村医疗的功能性需求，也是医学政治化的一种表现。作为农村卫生革命的实施者，其本身也是文化革命的组成部分。这种革命性的需求甚至超越了对医疗效果的追求。当国家的目标从文化革命转移到实现现代化，并对农村的组织化控制有所放松时，以革命为动力的、走群众路线的、运动式发展的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也就难以为继了。这种乡村医疗制度的建构以政治化的方式重塑了医者与医疗对象，因此，决不能无限夸大其对乡村医疗与卫生改善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它是掩盖了农村医疗的困境，而虚构了一个能体现制度优越性的医疗神话和卫生奇迹。当尘埃落定，乡村医疗仍是无从破解的的难题。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兴起不再依赖乡村医生，且又增加了国家的投入，但是其问题丛生仍体现出了乡村医疗制度创新的缺乏与对传统的路径依赖。清代以来乡村医疗变迁表明，国家日渐承担了为民众提供医疗救助的职责，这是卫生现代性的体现。但是，国家在这个角色的扮演中总是出现偏差与谬误，要么以卫生为工具赢得统治的合法性与加强对乡村的控制，要么只为民众提供微不足道的医疗服务。如何在实现国家职能、发挥地方社会自主性与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之间取得平衡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杨瑛[6]（2011）在《凉山彝族孤儿失学现象成因研究 ——以凉山州美姑县彝族孤儿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根据2005年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全国孤儿登记排查行动统计,目前中国孤儿总数为57.3万人。其中农村户口的孤儿又占到了86.3%。中国存在两大孤儿群体：一个是河南因卖血而导致的大量艾滋致孤儿童,一个就是少数民族地区因贫穷、落后的医疗卫生体系、传统习俗以及毒品问题而造成的孤儿群体。河南的问题经过媒体报道,已经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而少数民族地区的孤儿群体及其生存和发展状况却还徘徊在大众视野之外。可诸如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这样的本土非政府组织对孤儿的大面积教育救助行动却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凉山彝区目前存在着大量孤儿失学的现象,这些生活在国家全面救助体制之外的孤儿亟待更多的关注。因此,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笔者以凉山腹地的昭觉、美姑两地受到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救助的孤儿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深度访谈等方式,对与孤儿失学可能相关的致孤原因、孤儿获得的养护救助、生活救助、教育救助以及被救助前的受教育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并主要对造成凉山彝族孤儿失学率高和女性孤儿失学率高于男性孤儿的现状进行了成因分析研究。本文研究核心内容：对造成凉山彝族孤儿失学率高和女性孤儿失学率高于男性孤儿的现状进行成因研究。本文主要研究结论：1.造成凉山彝族孤儿失学率高,女性孤儿失学率高于男性孤儿现状的原因中既有孤儿自身特性形成的特定原因,如失怙造成的替代性养护和基本生存问题,也有当前阻碍诸如凉山彝区腹地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诸多普适性因素。凉山彝族孤儿的失学问题,虽然部分牵涉到了孤儿的国家制度性保障问题,但其根本还是一个民族地区教育问题。而且相对于前者,后者是造成孤儿失学的主要原因。2.不健全的孤儿国家保障体系是造成孤儿失学的第一大原因,也是具有孤儿特性的原因。其中,凉山彝区孤儿养护救助以亲属家庭为主要提供者,国家缺位而导致的亲属养护对象的选择性,女性孤儿的家庭权利小于男性孤儿的问题是女性孤儿失学率高于男性孤儿失学率的原因。3.造成凉山彝族孤儿失学现象的普适性因素主要有：（1）凉山彝区恶劣的自然环境是造成孤儿失学的原因；（2）经济社会转型引起的毒品问题和打工潮是造成孤儿失学的原因;（3）学校教育无法满足彝区人民的需要是造成孤儿失学的原因；（4）根植于彝区历史和彝族文化传统的“重男轻女”和“多子多孙”思想观念以及等级森严的婚姻制度是造成孤儿失学的原因。其中“重男轻女”思想是女孤失学率高于男孤失学率的主要原因。本研究中出现的孤儿统计数据主要基于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对现就读于美姑县巴普初级中学内的索玛花爱心学校336名孤儿的入户调查资料,同时辅助以笔者2010年3月至4月所考察的昭觉县四开中心校爱心班35名孤儿的调查资料。主要就适龄孤儿人数,适龄孤儿失学人数,致孤原因,替代性养护,生活医疗救助五个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所有数据统计和图表均用Excel完成。
曾斌芳[7]（2009）在《脂肪性肝病病证、用方用药及其临床的一体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脂肪性肝病（FLD）包括酒精性肝病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两大类。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疾病,累及世界范围内大量人群,其发病率有增高的趋势,在总人群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患病率为20%左右。我国酒精作为肝硬化的病因约为5%～11%。90年代酒精性肝病（ALD）的发病率较80年代以前约增加了30倍。迄今为止西医对该病的病因、病理发展过程及临床预后的认识尚不十分清楚,临床上亦无疗效满意的药物。脂肪性肝病属于中医“积证”、“胁痛”等病证范畴。从传统医学中寻求治疗脂肪性肝病的有效方药,是临床热点问题之一。遵循中医理法方药一致性原则,全面总结中医防治脂肪性肝病的理论成果和临床经验,对脂肪性肝病的中医病证、用方用药及临床疗效一体化研究,探讨脂肪性肝病的病机病理,研究治疗新疆脂肪性肝病经验方药复方芪茵颗粒治疗脂肪性肝病的组方和机理。充实脂肪性肝病的中医基础和临床研究,开拓新疆脂肪性肝病防治新思路,为脂肪性肝病的新药研制奠定基础。方法:应用文献学的方法综合分析关于脂肪性肝病的中医现代研究文献,总结病名、临床分型、用药规律;通过中医证侯学调查,归纳新疆脂肪性肝病中医病证类型的特殊规律;通过对复方芪茵颗粒和多烯磷脂酰胆碱治疗脂肪性肝病的临床对照研究,观察治疗前后血脂、肝功指标,腰围指数,体重指数及影像学的改变,探讨其临床疗效;施行复方芪茵颗粒进行药味、剂量加减的观察研究、分析其组方机理;施行复方芪茵颗粒对实验性脂肪性肝病大鼠生化指标和肝脏病理的影响的药效学研究,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脂肪性肝病中医病证的现代文献研究:现代医家对脂肪性肝病的中医名称趋同于胁痛、积聚;最常见证型为肝郁气滞、肝郁脾虚、痰瘀阻络、气滞血瘀;中医证型按病理因素分类,痰湿、肝郁、气滞、瘀血、脾虚、湿热为最主要因素;病证按所涉脏腑分类,以肝脾肾三脏为主;证型按虚实分类,虚实夹杂型最常见;最常用药物依次为丹参、泽泻、柴胡、山楂、首乌、茵陈、郁金、白术、决明子。新疆脂肪性肝病患者辨证分型特点研究:症状出现频次依次为:纳差脘胀,右胁下不舒,右胁下刺痛,体胖困重,腰酸耳鸣,大便溏泻,大便溏软,口干心烦,头晕肢乏。病症累及脏腑依次为:脾、肝、肾。证候所含主病机依次为:脾虚、肝郁、瘀血、湿浊。新疆脂肪性肝病患者中医证型依次为:肝瘀痰阻型,肝郁脾虚型,肝肾阴虚型。中医证型分布与民族年龄饮酒情况等因素密切相关。汉族患者以肝郁脾虚型为主,维吾尔族患者以肝郁痰阻型为主。30至50岁年龄段明显高发。酒精性肝病发病明显较高。新疆脂肪性肝病特色方药——复方芪茵颗粒剂配伍研究:复方芪茵颗粒高中低剂量组对高脂饮食实验性脂肪性肝病大鼠血脂、肝功、肝脏组织学变化的影响,以高剂量组疗效最佳;复方芪茵颗粒分别减去不同功效的一组佐药,与全方组比较,作用以全方组最佳。临床研究:复方芪茵颗粒对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肝郁脾虚型）能改善临床症状、降低ALT、ALP和甘油三酯、胆固醇等试验指标,改善脂肪性肝病B超程度分级。治疗前后各项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 ;与多烯磷脂酰胆碱组比较各项指标无统计学差异（P>0.05）;复方芪茵颗粒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肝郁脾虚型）中医证候疗效、肝脏B超、甘油三脂（TG）、体重指数、胰岛素抵抗指数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降低ALT、AST、CHOL与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复方芪茵颗粒剂作用机理研究:复方芪茵颗粒可明显降低高脂饲料饮食诱导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大鼠血清总胆固醇（CHOL）、低密度脂蛋白（LDL-C）含量、肝重和肝指数（P<0.05）;甘油三酯（TG）、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体重;升高高密度脂蛋白（HDL-C）含量;改善脂肪性肝病大鼠肝脏脂肪变（P<0.01）。低、中、高剂量组均可不同程度地降低NAFLD大鼠血清瘦素和胰岛含量,改素善胰岛素抵抗状态,与多烯磷脂酰胆碱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结合组方药物的现代药理分析其作用机理。结论:总结脂肪性肝病的病证特点:中医病名属于“胁痛”、“积聚”,病位在肝,与脾、肾、胆等脏腑关系密切,其主要病机为脾虚、肝郁、肾虚等脏腑功能失调和痰浊、湿热、瘀血等浊邪滞留,其临床主要表现为虚实夹杂证型,临床用药以肝脾肾经药物为主。新疆脂肪性肝病患者中医证候除符合虚实夹杂、“肝脾肾同病、痰瘀湿并存”的特点外还有其地域特点:中医证型分布与民族年龄饮酒情况等因素密切相关。汉族患者以肝郁脾虚型为主,维吾尔族患者以肝郁痰阻型为主。30至50岁年龄段明显高发。酒精性肝病发病明显较高。复方芪茵颗粒按君臣佐使理论加减不同组方药效学动物实验,提示原全方组在改善实验性脂肪性肝病大鼠的血脂、肝功等方面疗效最佳;临床疗效观察,提示复方芪茵颗粒在改善脂肪性肝病患者肝功、血脂、血清胰岛素、及体重指数、脂肪性肝病B超严重程度分级等方面疗效确切,在改善临床症候方面优于对照药物;治疗实验性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大鼠的研究,部分揭示了复方芪茵颗粒的可能作用机理:调节脂质代谢;清除自由基,对抗氧应激与脂质过氧化;稳定与修复肝细胞正常结构等。
康彦同[8]（2008）在《方剂学发展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笔者首先对方剂学中的几个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从史学角度对方剂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研究,把方剂学的发展史分为七个部分:即先秦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金元时期、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鸦片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新中国成立后等时期。笔者分别研究了每个部分的历史背景、方书、着名医家和方书对方剂学的影响及方剂学的成就等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笔者也在不同程度上阐述了方剂学的发展概况,不同学派的学术争鸣,医药文化交流特色,某一类方剂的发展历史及其它因素对方剂学的影响等内容。另外,中药与方剂具有密切的关系,笔者也适当谈及了中药学的发展概况。笔者还讨论了每个时期方剂学的发展特点,最后作以总结,并且指出方剂学发展的主要特点:即先秦两汉时期——方剂学的萌芽与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剂学注重实用,略于理论;隋唐五代时期——大部头方书的出现;宋金元时期——方剂学的全面发展;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明清两代侧重方药共同发展（尤其是明代）,方剂学走向由博返约的规范和整理阶段;鸦片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方剂学在逆境中的继承、发展与变革;新中国成立后——继承整理和现代化研究,方剂学的发展和研究进入新的局面。笔者通过对方剂学发展史的研究,体会到方剂学是在历代医药学家广泛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熟的,并且方剂学的发展与历史发展的背景密切相关,方剂学的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的方剂学发展特点。因而,笔者指出方剂学的发展也要与时代发展的大背景相适应,吸纳和利用相关学科的知识,做到与时俱进,使方剂学得到不断的发展。
王燕子[9]（2006）在《鄱阳湖区社会经济和谐发展对策研究》文中提出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上承赣、抚、信、饶、修五河之水，下接我国第一大河——长江。在正常的水位情况下，鄱阳湖面积有3914平方公里，容积达300亿立方米。烟波浩渺、水域辽阔的鄱阳湖，经过漫长的地质演变，形成南宽北狭的形状，犹如一只巨大的宝葫芦系在万里长江的腰带上。由于带有大量水蒸气的东南季风的影响，鄱阳湖年降雨量在1000毫米以上，从而形成“泽国芳草碧，梅黄烟雨中”的湿润季风型气候，并成为着名的鱼米之乡。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湖区社会发展滞缓，经济建设落后，湖区滞后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其拥有的丰富资源和发展潜力是极不相称的。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和谐兴赣就必须实现湖区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本文在对和谐发展的概念、内涵等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鄱阳湖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及问题，并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其它四大淡水湖区资源和综合利用的情况，运用和谐社会的理念，得出鄱阳湖区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对策。笔者提出了保持社会经济健康快速增长、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保护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实现社会与经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目标，确定新型工业化、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和新型城镇化为湖区和谐发展的基本内容，并进一步提出了湖区和谐发展的具体措施，最终从社会、经济二个方面提出了实现鄱阳湖区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行动计划设想。
徐江雁[10]（2004）在《北京御医学派研究》文中提出北京御医学派研究旨在对北京宫廷医学发展源流溯考的基础上，比较宫廷医学同御医学派学术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清末御医及其学术传人生平、成就与影响、治学特点、学术思想，构建御医学派的学术特色与其核心学术思想，论证北京御医学派的存在价值。拟从新的角度探讨研究北京御医学派发展的历史沿革、学术特点，揭示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开创北京中医学术流派研究的新领域。 研究以文献学方法为主，结合数理统计学和口述史学方法。首先，以二十四史有关医学史料和现存文献稽考为切入点，从内史和外史两个方面，考证御医学派学术发展的源流，确定纳入学派的医家群体，初步归纳学派医家学术思想。其次，设计数理统计研究方案，采用群体样本，选取御医学派医家和北京地方医家、东南地区医家、西南地区医家医案1188个，进行统计学处理，比较、分析御医学派医家的用药特点；运用口述史学方法收集、整理口述史料，佐证与充实文献研究结果。同时，对中医学术流派划分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对大量文字史料、中医文献、口述史料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果是：北京御医学派不同于北京宫廷医学，是对宫廷医学的继承与发展；御医学派的学术思想具有：突出中医经典理论的指导，强调脏腑气血发病内因，注重脏腑气血的病理机转并运用各种辨证方法整体调理、内治与外治有机结合治疗原则和丰富多彩的治疗方法，形成了四诊合参、以脉为主的诊断思想和组方严谨、平妥轻灵、药少力宏、力求无毒的组方用药特点等，脏腑气血虚实寒热八纲假说为其核心学术思想；“核心分类模式”是划分御医学派的新型模式，并对于划分与评价其他中医学术流派具有适用性；口述史对整理与总结医家学术思想，继承与发掘中医学术有重要意义；御医学派因其独特而庞大的医家群体、特色的诊疗技术与学术思想而成为北京中医学术界的一支重要力量，继承并发展了北京宫廷医学，丰富了中医学术内涵。 北京御医学派，是民国时期，以清末北京御医及御医传人为代表，中医经典理论为指导，继承与发展具有宫廷特色的中医学术为主旨，强调脏腑气血异常是其主因，脏腑气血病理变化是其关键，四诊合参、以脉为主是其重要的诊断依据，整体调理、内外并治是其主要治疗手段，法度严谨、平妥轻灵、药少力宏、力求无毒是其组方用药理念，脏腑气血虚实寒热八纲假说为其核心学术思想的综合性学术流派。其在北京中医教育、医疗和学术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辐射至中医学术界的一定领域。
二、农村常见妇科病经济便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常见妇科病经济便方（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2）清代山东医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提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绪论 |
| 1 选题缘由和意义 |
| 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 清代山东医家的界定及范围 |
| 2.2 关于“地名”“人名”的考定 |
| 3 研究方法 |
| 4 创新点 |
| 第一部分 清代山东医家人数统计 |
| 1 清代山东省的建制沿革 |
| 2 清代山东医家的统计依据 |
| 3 清代山东医家的人数统计 |
| 第二部分 清代山东医家地域分布 |
| 1 清代山东医家地域分布情况 |
| 1.1 济东泰武临道 |
| 1.2 兖沂曹济道 |
| 1.3 登莱青胶道 |
| 1.4 直隶 |
| 2 清代山东医家地域分布特征 |
| 2.1 清代山东各府州医家分布特征 |
| 2.2 清代山东各州县医家地理分布特征 |
| 2.3 清代山东地理亚区医家地理分布特征 |
| 3 清代山东医家分布产生地域差异的原因 |
| 3.1 受到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的双重影响 |
| 3.2 大运河山东段对沿线区域的影响 |
| 3.3 海洋经济对山东半岛的影响 |
| 第三部分 清代山东医家着书情况 |
| 1 医家着作分析 |
| 1.1 按存佚情况分析 |
| 1.2 按科目归属分析 |
| 2 医家着作整理 |
| 2.1 医经类医籍 |
| 2.2 基础理论类医籍 |
| 2.3 伤寒金匮类医籍 |
| 2.4 温病瘟疫类医籍 |
| 2.5 诊法类医籍 |
| 2.6 本草类医籍 |
| 2.7 方书类医籍 |
| 2.8 临证各科类医籍 |
| 2.9 养生类医籍 |
| 2.10 医案医话类医籍 |
| 2.11 综合类医籍 |
| 第四部分 清代山东医家医事活动 |
| 1 医家业医背景 |
| 1.1 弃儒从医 |
| 1.2 世代行医 |
| 1.3 久病成医 |
| 1.4 立志学医 |
| 1.5 家贫习医 |
| 1.6 拜师达医 |
| 1.7 旁涉医术 |
| 2 医家共同特征 |
| 2.1 医德高尚 |
| 2.2 医术精湛 |
| 2.3 着述颇丰 |
| 3 医家其他特征 |
| 3.1 爱好广泛 |
| 3.2 精研方术 |
| 3.3 擅于宣传 |
| 4 医家学术特色 |
| 4.1 理论特色 |
| 4.2 临床特色 |
| 4.3 技术特色 |
| 4.4 文化特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清代山东医家名录 |
| 致谢 |
| 查新报告 |
| 论文着作 |
（3）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 |
| 0.4 方法与创新 |
| 0.5 概念释名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 1.5.1 远大的目标 |
| 1.5.2 合理的原则 |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 3.1.2 晋城医学馆 |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 6.2.1 办刊宗旨 |
| 6.2.2 栏目设置 |
| 6.2.3 文章主题 |
| 6.2.4 作者倾向 |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基于毒—效—证关联性的半夏用药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提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半夏毒、效相关文献研究 |
| 一、半夏之毒 |
| （一）毒性源流 |
| （二）中毒机理 |
| （三）中毒表现 |
| （四）使用禁忌 |
| （五）中毒解救 |
| 二、半夏之性效 |
| （一）性味归经 |
| （二）功效主治 |
| （三）效之特点 |
| 三、影响半夏毒、效相关因素 |
| （一）道地药材 |
| （二）采收加工 |
| （三）炮制方法 |
| （四）用量大小 |
| （五）煎煮方法 |
| （六）服药方法 |
| （七）主治病证 |
| （八）配伍手段 |
| 第二部分 半夏减毒、增效用药规律研究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内容 |
| （一）数据标准化处理 |
| （二）半夏方剂信息数据库构建 |
| 三、研究方法 |
| （一）中医文献梳理方法 |
| （二）统计学方法 |
| 四、研究结果 |
| （一）历代半夏方基本情况分析 |
| （二）半夏方毒效相关因素分析 |
| （三）半夏方量效相关因素分析 |
| （四）半夏方配伍规律研究 |
| 第三部分 讨论 |
| 一、半夏毒与效关系阐述 |
| （一）毒效起源根于药性 |
| （二）毒效发挥归于运用 |
| 二、控制半夏毒效的相关因素 |
| （一）配伍严谨 |
| （二）辨证准确 |
| （三）给药途径 |
| （四）炮制合理 |
| （五）剂型得当 |
| （六）用量适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查新报告 |
| 发表论文 |
（5）清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 ——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第三节 研究回顾 |
| 一、 草泽铃医及乡村医疗制度的相关研究 |
| 二、 关于赤脚医生的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 |
| 一、 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
| 二、 研究资料 |
| 第五节 论文架构 |
| 第二章 清代的乡村医疗及其近代变革 |
| 第一节 清前期的乡村医疗资源 |
| 第二节 晚清卫生行政改革 |
| 小结 |
| 第三章 保健员与民国时期乡村医疗建设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乡村卫生机制 |
| 第二节 保健员与乡村医疗建设 |
| 一、 培训保健员与合作医疗的起源 |
| 二、 农村卫生实验区的卫生建设 |
| 三、 边区政府的医药合作社及其医疗活动 |
| 小结 |
| 第四章 1949 年后的农村医疗变革 |
| 第一节 四项卫生方针与爱国卫生运动 |
| 一、 反细菌战 |
| 二、 爱国卫生运动 |
| 第二节 1949 年后农村医疗市场结构的变化 |
| 第三节 联合诊所、农业社保健站与合作医疗的发展 |
| 一、 从医药合作社到联合诊所 |
| 二、 从联合诊所到保健站 |
| 三、 集体保健医疗或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 |
| 第四节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
| 第五节 乐园公社合作医疗的典型 |
| 小结 |
| 第五章 赤脚医生政策的实施及影响 |
| 第一节 赤脚医生的兴起 |
| 第二节 赤脚医生的选拔 |
| 一、 赤脚医生的前身：从卫生保健员到“小医生”的选拔与培训 |
| 二、 赤脚医生的选拔 |
| 第三节 赤脚医生的培训 |
| 一、 培训方法 |
| 二、 培训内容 |
| 三、 培训效果 |
| 第四节 赤脚医生薪酬 |
| 一、 赤脚医生报酬的构成与分配 |
| 二、 赤脚医生报酬的变动 |
| 第五节 赤脚医生的职责 |
| 第六节 赤脚医生的医疗方式 |
| 一、 “团结中西医”的卫生方针 |
| 二、 充分发挥“一根针、一把草”的作用 |
| 三、 “三土上马”、“四自创业” |
| 四、 西医疗法与新医疗法 |
| 五、 后合作医疗时期赤脚医生医疗方式的转变 |
| 第七节 赤脚医生时期的医病关系 |
| 一、 传统医病关系向现代医病关系的转变 |
| 二、 赤脚医生时期医病关系 |
| 小结 |
| 第六章 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的主要任务 |
| 第一节 合作医疗的目标及任务 |
| 一、 1949 年至 1956 年过渡时期的卫生目标——消灭烈性传染病 |
| 二、 1957 年至 1965 年的卫生目标：“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 |
| 三、 1965 年至 1976 年的卫生目标——实现卫生革命 |
| 第二节 合作医疗的筹资 |
| 一、 早期合作医疗的经费筹集 |
| 二、 1969 年以后的合作医疗筹资 |
| 第三节 合作医疗的管理 |
| 第四节 合作医疗的发展 |
| 一、 山东省合作医疗的发展概况 |
| 二、 山东省合作医疗快速发展的个案分析 |
| 三、 1977 年到 1985 年合作医疗的衰落 |
| 四、 合作医疗制度化失败的原因 |
| 小结 |
| 第七章 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的成效探析 |
| 第一节 两种传统观点：瑕不掩瑜与微不足道 |
| 第二节 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的实际效果 |
| 一、 实际医疗效果 |
| 二、 卫生成就与合作医疗的关系 |
| 第三节 社会政治效应 |
| 一、 从“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到“合作医疗好” |
| 二、 合作医疗所蕴含的价值和目标 |
| 小结 |
| 第八章 赤脚医生制度的尾声与合作医疗的再兴起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的逆转 |
| 第二节 合作医疗的再兴起 |
| 结语 政治化、制度化、廉价化的医疗资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6）凉山彝族孤儿失学现象成因研究 ——以凉山州美姑县彝族孤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文献综述 |
| (三)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四) 研究方法 |
| 一、凉山彝族概况 |
| 二、凉山彝族孤儿基本状况 |
| 三、凉山彝族孤儿失学现状及成因分析 |
| (一) 凉山彝族孤儿失学现状 |
| (二) 凉山彝族孤儿失学现状的成因分析 |
| 1. 孤儿国家保障体系与孤儿失学 |
| 2. 自然环境与孤儿失学 |
| 3. 经济社会转型与孤儿失学 |
| 4. 学校教育与孤儿失学 |
| 5. 历史文化传统与孤儿失学 |
| 四、研究结论 |
| 五、研究反思及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脂肪性肝病病证、用方用药及其临床的一体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脂肪性肝病中医病证的现代文献研究 |
| 1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的确定 |
| 1.2 选入和排除标准 |
| 1.3 质量控制 |
| 1.4 频数分析 |
| 2 结果 |
| 3 小结 |
| 第二部分 新疆脂肪性肝病患者辨证分型特点研究 |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病例来源 |
| 1.2 西医诊断标准 |
| 1.3 脂肪性肝病的中医分型 |
| 1.4 纳入标准 |
| 1.5 排除标准 |
| 1.6 剔除标准 |
| 1.7 观察指标 |
| 1.8 质量控制 |
| 1.9 统计学方法 |
| 2 结果 |
| 3 小结 |
| 第三部分 新疆脂肪性肝病经验方药—复方芪茵颗粒加减配伍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实验材料 |
| 1.2 实验方法 |
| 2 结果 |
| 3 小结 |
| 第四部分 复方芪茵颗粒治疗脂肪性肝病的临床研究 |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诊断与排除标准 |
| 1.3 研究方法 |
| 2 结果 |
| 3 小结 |
| 第五部分 复方芪茵颗粒的作用机理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2 实验方法 |
| 2 结果 |
| 3 小结 |
| 讨论 |
| 1 现代医学对于脂肪性肝病的认识 |
| 2 中医对于脂肪性肝病的认识 |
| 3 脂肪性肝病中医病证的现代文献研究及新疆脂肪性肝病患者辨证分型特点临床调查 |
| 4 关于复方芪茵颗粒 |
| 5 本课题研究指标、动物模型、对照药物的选择依据 |
| 6 复方芪茵颗粒主要组成药物相关的现代药理 |
| 7 复方芪茵颗粒治疗脂肪性肝病的可能作用机制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1 中医文献研究概况 |
| 综述2 脂肪性肝病的实验研究新进展 |
| 综述3 脂肪性肝病的中西临床研究近况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个人简历 |
| 导师评阅表 |
（8）方剂学发展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方剂学中的几个概念 |
| 1. 方剂 |
| 2. 方剂学 |
| 3. 方剂学发展史 |
| 4. 方书 |
| 第一部分: 先秦两汉时期(远古～公元219年) |
| 1. 原始人与原始公社时期 |
| 2. 原始公社逐渐解体到奴隶制时代的夏、商时期 |
| 3.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西周时代至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 |
| 4. 秦汉时期 |
| 4.1 时代背景 |
| 4.2 方剂学发展史 |
| 5. 讨论:先秦两汉时期方剂学的发展特点 |
| 第二部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 |
| 1. 时代背景 |
| 2. 方剂学发展史 |
| 2.1 方书 |
| 2.2 着名医家和方书对方剂学的影响及方剂学的成就 |
| 2.3 具有佛门特色的医方书 |
| 2.4 经方学 |
| 3. 对方剂学发展有一定影响的药学着作 |
| 4. 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剂学的发展特点 |
| 第三部分: 隋唐五代时期(公元581～960年) |
| 1. 时代背景 |
| 2. 方剂学发展史 |
| 2.1 方书 |
| 2.2 着名医家和方书对方剂学的影响及方剂学的成就 |
| 2.3 传信方 |
| 2.4 敦煌医方 |
| 3. 对方剂学发展有一定影响的药学发展概况 |
| 4. 讨论:隋唐五代时期方剂学的发展特点 |
| 第四部分: 宋～元时期(公元960～1368年) |
| 1. 时代背景 |
| 2. 两宋时期方剂学的发展史 |
| 2.1 方书 |
| 2.2 两宋时期方剂学的发展概况及方剂学的成就 |
| 2.2.1 宋朝廷组织编撰的大型方书及方剂学的成就 |
| 2.2.2 私家编撰的方书及方剂学的成就 |
| 3. 两宋时期“方书之祖”《伤寒杂病论》受到重视 |
| 4. 两宋时期对方剂学发展有一定影响的临床各科着作 |
| 5. 两宋时期对方剂学发展有一定影响的药学着作 |
| 6. 金元时期方剂学的发展史 |
| 6.1 方书 |
| 6.2 官修方书 |
| 6.3 着名医家和方书对方剂学的影响及方剂学的成就 |
| 7. 对方剂学发展产生一定影响的金元医药学着作 |
| 7.1 金代医药学着作 |
| 7.2 元代医药学着作 |
| 7.3 金元时期药学的发展 |
| 8. 传信方 |
| 9. 讨论:宋金元时期方剂学的发展特点 |
| 第五部分: 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公元1368～1840年) |
| 1. 时代背景 |
| 2. 明清时期方剂学发展概况 |
| 3. 明代方剂学发展史 |
| 3.1 方书 |
| 3.2 明代着名医家和方书对方剂学的影响及方剂学的成就 |
| 3.3 明代方剂的分类 |
| 4. 明代对方剂学发展有一定影响力的医学着作 |
| 5. 明代对方剂学发展有一定影响的药学发展概况 |
| 6. 清代方剂学发展史 |
| 6.1 方书 |
| 6.2 清代前中期着名医家和方书对方剂学的影响及方剂学的成就 |
| 7. 清代对方剂学发展有贡献的其他代表医家 |
| 8. 清代对剂学发展有影响的医药学着作 |
| 8.1 医学着作 |
| 8.2 药学发展概况 |
| 9. 讨论:明清两代方剂学的发展特点 |
| 第六部分: 鸦片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公元1840～1949年) |
| 1. 时代背景 |
| 2. 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前的方剂学发展史 |
| 2.1 历史背景 |
| 2.2 方剂学的成就 |
| 2.3 对方剂学发展有一定影响的个人着述 |
| 2.4 对方剂学发展产生一定影响的本草学发展概况 |
| 3. 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方剂学发展史 |
| 3.1 历史背景 |
| 3.2 方剂学的成就 |
| 3.2.1 方剂学理论的研究 |
| 3.2.2 方书的整理编撰 |
| 3.2.3 验方的汇集 |
| 3.2.4 中西医汇通的代表着作 |
| 3.2.5 大量新方的创制 |
| 3.2.6 方剂新剂型的出现和制剂方法的改进 |
| 3.2.7 讲义类方书 |
| 3.2.8 中医方剂学学科的初步建设 |
| 3.3 对方剂学发展产生一定影响的中医药研究着作 |
| 3.4 对方剂学发展有一定影响的药学发展概况 |
| 4. 西医的传入对方剂学的影响 |
| 5. 讨论:近代方剂学发展史的特点 |
| 第七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公元1949～2007年) |
| 1. 时代背景 |
| 2. 方剂学发展概况 |
| 3. 方书 |
| 3.1 讲义类方书 |
| 3.2 方论与临床研究类方书 |
| 3.3 临床与实验研究资料汇编、综述类方书 |
| 3.4 辞书类方书、中成药药典与方剂丛书 |
| 4. 代表方书简介及方剂学的现代化研究 |
| 4.1 代表方书简介 |
| 4.2 方剂学的现代化研究 |
| 4.2.1 现代临床研究 |
| 4.2.2 现代基础研究 |
| 5. 方剂学的现代化研究对方剂学学科的影响 |
| 6. 方剂学理论的研究 |
| 7. 对方剂学发展有一定影响的药学发展概况 |
| 8. 讨论:新中国成立后方剂学的发展特点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9）鄱阳湖区社会经济和谐发展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1章 区域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理论研究 |
| 1.1 区域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理论的由来 |
| 1.1.1 传统的发展观-工业化实现观或产值增长观 |
| 1.1.2 新发展观的提出-对人类传统发展观的反思 |
| 1.2 区域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理论的内涵 |
| 1.2.1 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
| 1.2.2 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 |
| 1.2.3 坚持科学发展观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
| 1.3 区域和谐发展的支撑体系 |
| 1.3.1 和谐发展水平的决定因素 |
| 1.3.2 区域和谐发展的支撑体系 |
| 第2章 鄱阳湖区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2.1 鄱阳湖区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环境分析 |
| 2.1.1 国际环境 |
| 2.1.2 国内环境 |
| 2.2 鄱阳湖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
| 2.2.1 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 |
| 2.2.2 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 2.2.3 生态资源存在的问题 |
| 2.3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分析 |
| 2.3.1 社会因素 |
| 2.3.2 经济因素 |
| 2.3.3 政策因素 |
| 第3章 鄱阳湖区与国内其它四大淡水湖区比较分析 |
| 3.1 我国其它四大淡水湖简介 |
| 3.1.1 洞庭湖 |
| 3.1.2 太湖 |
| 3.1.3 洪泽湖 |
| 3.1.4 巢湖 |
| 3.2 鄱阳湖区与其它湖区自然资源比较 |
| 3.2.1 滩地资源比较 |
| 3.2.2 生物资源比较 |
| 3.2.3 旅游资源比较 |
| 3.3 鄱阳湖与其它湖区综合开发比较 |
| 3.3.1 鄱阳湖:保护与开发并重，和谐发展 |
| 3.3.2 洞庭湖:科技开发，生态开发 |
| 3.3.3 太湖:科学发展观统领太湖流域规划 |
| 3.3.4 洪泽湖:利用天然资源，发展特色经济 |
| 3.3.5 巢湖:产业开发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并举 |
| 第4章 鄱阳湖区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机制保障 |
| 4.1 法律保障 |
| 4.1.1 完善立法体系 |
| 4.1.2 加大执法力度 |
| 4.1.3 做好监管工作 |
| 4.2 政策保障 |
| 4.2.1 自然资源政策 |
| 4.2.2 环境政策 |
| 4.3 社会保障 |
| 4.3.1 畅通的民意表达机制 |
| 4.3.2 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 |
| 4.3.3 公正的纠纷调处机制 |
| 4.3.4 健全的社会管理机制 |
| 4.3.5 完善的救济机制 |
| 第5章 鄱阳湖区实现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主要对策 |
| 5.1 鄱阳湖区实现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目标 |
| 5.1.1 保持社会经济健康增长 |
| 5.1.2 满足湖区人民的社会生活基本需求 |
| 5.1.3 控制人口的数量增长，不断提高人口素质 |
| 5.1.4 扩大和保护鄱阳湖的资源基础 |
| 5.1.5 促进环境与发展的平衡 |
| 5.2 鄱阳湖区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基本内容 |
| 5.2.1 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和产品优化升级，提高制造业地位 |
| 5.2.2 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
| 5.2.3 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拓展资源利用的空间 |
| 5.2.4 大力推进鄱阳湖区城镇化进程 |
| 5.3 鄱阳湖区实现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具体措施 |
| 5.3.1 鄱阳湖区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动力体系 |
| 5.3.2 建立鄱阳湖区和谐发展决策支持系统 |
| 5.3.3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体系 |
| 5.3.4 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重视开发人力资源 |
| 5.3.5 坚持科学研究和资源的综合利用 |
| 5.4 鄱阳湖区社会经济和谐发展行动计划 |
| 5.4.1 社会和谐发展 |
| 5.4.2 经济和谐发展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研究生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10）北京御医学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上篇 北京御医学派源流考 |
| 1 宫廷医学的产生与发展 |
| 1.1 宫廷医学萌芽时期 |
| 1.2 宫廷医学的形成时期 |
| 1.3 宫廷医学的发展时期 |
| 2 北京宫廷医学及其特点 |
| 2.1 北京宫廷医学发展概况 |
| 2.2 北京宫廷医学的特点 |
| 3 北京御医学派的产生与形成 |
| 3.1 清末社会历史文化因素 |
| 3.2 京城百姓的医疗需求 |
| 3.3 宫廷御医的努力 |
| 3.4 宫廷学术研究的开展 |
| 3.5 中医学术流派研究 |
| 4 北京御医学派的命名 |
| 5 小结 |
| 上篇 参考文献 |
| 下篇 北京御医学派的学术特点及其影响 |
| 1 北京御医学派的主要学术思想 |
| 1.1 脏腑病因病机思想 |
| 1.2 脉诊思想 |
| 1.3 辨证思想 |
| 1.4 组方用药思想 |
| 1.5 正骨八法 |
| 1.6 经穴按摩 |
| 2 御医学派医家与地方医家用药特点的统计学分析 |
| 2.1 统计分析数据集 |
| 2.2 统计分析软件 |
| 2.3 统计分析方法 |
| 2.4 结果 |
| 2.5 讨论 |
| 3 御医学派主要医家专题研究 |
| 3.1 袁鹤侪 |
| 3.2 韩一斋 |
| 3.3 刘奉五 |
| 3.4 赵文魁 |
| 3.5 赵绍琴 |
| 3.6 瞿文楼 |
| 3.7 佟阔泉 |
| 3.8 房芝萱 |
| 3.9 钱伯煊 |
| 3.10 金厚如 |
| 3.11 刘寿山 |
| 3.12 曹锡珍 |
| 3.13 韦文贵 |
| 4 北京御医学派的影响 |
| 4.1 在中医教育方面的影响 |
| 4.2 在医疗方面的影响 |
| 4.3 在学术方面的影响 |
| 5 小结 |
| 下篇 参考文献 |
| 附篇Ⅰ 口述史与中医学术发展研究 |
| 附篇Ⅱ 中医学术流派研究 |
| 附篇Ⅲ 二十世纪北京中医学术发展研究述略 |
| 附篇Ⅳ 各类统计附表 |
| 附篇参考文献 |
| 结语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农村常见妇科病经济便方（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
- [2]清代山东医家研究[D]. 赵雨薇.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20(01)
- [3]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4]基于毒—效—证关联性的半夏用药规律研究[D]. 张义敏.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6(03)
- [5]清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 ——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D]. 许三春. 南开大学, 2012(07)
- [6]凉山彝族孤儿失学现象成因研究 ——以凉山州美姑县彝族孤儿为例[D]. 杨瑛. 西南大学, 2011(09)
- [7]脂肪性肝病病证、用方用药及其临床的一体化研究[D]. 曾斌芳. 新疆医科大学, 2009(11)
- [8]方剂学发展史研究[D]. 康彦同.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08(01)
- [9]鄱阳湖区社会经济和谐发展对策研究[D]. 王燕子. 南昌大学, 2006(11)
- [10]北京御医学派研究[D]. 徐江雁.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