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入WTO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论文文献综述）
石宇飞[1]（2020）在《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本质就是要使中国经济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结构,把中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强国,装备制造业更是重中之重。本研究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世界经济后危机时代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表现、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产生的基础和条件、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及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经济效应进行了评价。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到2001年中国入世前;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至2013年;第四阶段是从2013年至今。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进口和出口占世界比重持续提高,但在2013年以后增幅开始放缓,甚至停滞。中国装备制造业不同程度地面临进口和出口压力。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在2003年之前表现为比较劣势,而后则表现为比较优势。中国装备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指数2003年前后先提升而后平稳。从影响力系数变动趋势看,中国装备制造业对三次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呈渐趋提高态势,中国装备制造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影响力的提高幅度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影响最大,其次为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生产诱发系数总体上呈现缓慢提高的趋势。出口和资本形成一直是中国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而消费和进口则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不仅对装备制造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制约,同时也对其它产业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装备制造业仅对出口项目的最终需求呈现出提高的趋势,对其它三个最终需求项目的依赖程度均呈现下降的趋势。从装备制造业产业角度看,装备制造业资产负债率渐趋下降,下降幅度超过中国工业总体下降水平。从装备制造业企业角度看,装备制造企业盈利能力逐步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企业资产运用效率、资金利用效果、盈利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近期有小幅回落,营业净利率显示中国装备制造产业企业改进经营管理、提高盈利水平的能力在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近些年的财务风险有所降低,企业资产主要源自负债的倾向逐步下降,但不同企业的资本结构仍然存在显着的结构性差异;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流动比率整体偏低,流动资产规模不足,但现金比率普遍较高;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总资产和固定资产周转利用效率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有所提升,但产业分工地位仍需提升。具体而言:一是中国装备制造业通过中间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有所增加,中国装备制造业基础研发、中间品与零部件生产能力有所增加,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所提升,但最终品出口比重仍然较大,需要进一步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中间品出口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出口增加值结构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呈现显着差异性,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出现下降态势。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装备制造业垂直专业化比重开始出现下降,出口之中本国中间品出口增加值重复计算部分,以及其重要组成来自国外账户重复计算部分均出现下降。三是中国装备制造业各产业部门全球价值链前向生产长度和后向生产长度表现并不相同,而且呈现阶段性特征。金融危机后全球价值链前、后向生产长度均出现增加,但产业分工地位出现下移。从装备制造业竞争力形成的社会基础角度看,中国人力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技术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从经济基础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品市场,国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内需支撑,国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外需支撑;从产业基础角度看,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投入仍然以传统服务业为主,新兴产业投入所占比重仍然较低,这导致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低,科技水平相对较弱,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业对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了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高新技术制造业对装备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在总量和比重上呈现出双重提高趋势,且提高幅度显着超过中低技术制造业的中间投入;从制度基础角度看,阶段差异化产业政策推动装备制造大国转向装备制造强国,环境规制渐趋加强倒逼装备制造业提升排污处理能力,稳定的金融支持是装备制造业积极扩大发展的基础。中国推动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应着重推动装备制造业产业融合、加大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提升创新驱动力,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助推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李丹丹[2]（2020）在《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基于美对华337调查》文中认为随着档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的出口贸易正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发展,高技术产品的贸易规模逐渐扩大、国际竞争力逐渐增强,这威胁到了许多发达家国内企业的市场,为维护自身利益,发达国家开始凭借其技术优势,利用各种贸易壁垒阻碍我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入，知识产权贸易壁垒作为一种隐蔽的非关税壁垒,在倡导贸易自由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美国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我国高技术产品的主要进口国,我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高技术产品必然与其国内相关产品产生竞争,而美国内企业为维护其市场会相应的采取各种贸易措施,美国“337调查”作为一种典型的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就是其惯用手段之一,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我国出口产品频繁受到美国的“337调查”,而近年来对中国高技术产品的调查更是层出不穷。因此,以美对华“337调查“为缩影,基于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现状,探索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受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如何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壁垒.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将理论研究结合实证分析,深入探讨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首先介绍我国高技术产品及其所遭遇的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相关的理论基础、研究文献等,为本文的实证研究做铺垫;其次探究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作用机制与贸易效应:然后以最具代表性的美国“337调查”为主,总结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所遭遇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现状,并对其特点、趋势及影响进行分析;再次,运用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对其影响程度进行测定;最后,报据我国高技术产品在出口过程中遭遇的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现状及模型实证结果,提出提升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及应对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可行性建议。通过全文研究发现,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促进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积极影响。并从政府、行业、企业三个层面提出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德尔优化应对策略,以充分利用其积极影响,尽量避开其消极影响,或者说实现其积极影响远远大于其消极影响的战略目标,从而进一步实现跨越知识产权贸易壁垒,通过本文的研究,对于丰富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理论和知识产权保护理论,扩大高技术产品出口渠道,提高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国际影响力有所助益。
贾瑞哲[3]（2020）在《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各国越来越重视对研发活动的支持,研发补贴成为WTO主要成员支持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普遍采取的手段。研发补贴政策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合法性和在实践中的合理性问题值得探讨。首先,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研发补贴的合法性受到关注。WTO成立之初,各国对研发活动的支持政策受到一定的约束。由于研发补贴具有外溢效应,WTO仅将政府对基础研究、大部分产业研究和一部分竞争前开发活动的援助视为不可诉补贴,单独规定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SCM协定》）第8.2条“不可诉补贴”条款下。但该类补贴的合法性仅持续了5年,于1999年底到期失效。研发补贴规则制定的缘由、演进与发展历程及到期失效的原因值得探讨。研发补贴作为一种不可诉补贴的探讨集中在GATT时期乌拉圭回合谈判阶段。虽然各成员最终认同将补贴分为禁止性补贴、可诉补贴与不可诉补贴,也将研发补贴纳入了不可诉补贴清单,但分歧仍然存在。这一历史问题导致了多哈回合谈判前有关不可诉补贴规则的磋商中断。最终,研发补贴甚至不可诉补贴均没有成为多哈回合谈判的主要议题,WTO与研发补贴相关的规则也成为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僵尸条款”。该条款的失效并不是规则本身的不合理造成的,而是由诸多历史性、政治性及谈判性因素导致的。在新一轮WTO改革建议中,不可诉补贴的适用性问题又被重新提及。鉴于WTO争端案例的“准判例”性质,本文研究了涉及研发补贴政策最多的两个案例。通过分析申诉方与被诉方对有关研发补贴政策的争议点的抗辩及专家组与上诉机构做出的裁决,本文进一步剖析具体研发补贴政策与WTO规则的一致性问题,并从案例中得到启示。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分析WTO主要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实践情况。一方面,美国、欧盟及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在内的WTO主要发达成员都十分重视研发活动,通过拨款、税收等主要的财政手段和少量的金融工具方式进行了大量的国内研发补贴。同时,发达成员政策目标、实施主体、补贴手段等制定方面具有策略性。但这些研发补贴政策并不是完全符合WTO规则的,与多边贸易规则存在一定冲突性。另一方面,中国也重视研发补贴政策,虽然通报次数少于其他发达成员,但是研发补贴政策数量较多,研发支持强度逐年增强,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产业发展的方向。从中国的研发补贴政策体系来看,研发计划和研发税收政策的占比较大、争议较多,存在潜在被诉的可能性也较大;研发规划作为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虽然没有具体的支持措施,但比较容易成为争端中的不利证据。其次,在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的贸易效应值得关注。研发补贴政策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它能够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出口。本文利用全球贸易预警（GTA）数据库,建立起动态非均衡面板数据,对研发补贴政策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研发补贴政策具有一定的贸易效应,既可以扩大出口,又能够抑制进口,总体上改善一国的贸易状况。研发补贴政策在长期和短期都具有出口促进作用,而抑制进口只体现在短期。间接性研发补贴的出口效应更加明显,而直接性研发补贴的出口作用不显着。但整体上看,研发补贴的贸易效应较小,并不能大幅度的提高出口或减少进口,产生重大贸易影响。正因为研发补贴有限的正向效应,才导致该类政策的真实存在。但是,研发补贴对贸易的影响十分有限,因而只是属于可诉补贴的范畴,并不是《SCM协定》直接规定的禁止性补贴。如果多边贸易规则不能进行有效约束,则会导致各成员政策的滥用。《SCM协定》直接与研发补贴相关的规则已经到期失效,而研发补贴政策的普遍性和争议性都对WTO规则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主要成员针对WTO改革发表了声明、提交了建议,补贴规则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对研发补贴规则的分歧依然存在,不同经济体之间政治、经济、贸易、技术、法律鸿沟难以跨越。在此背景下,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积极维护研发补贴政策的国际规则框架。本文认为,WTO可以考虑重新将研发补贴的纳入不可诉补贴清单,同时考虑发展中成员的公平待遇;各成员还要推动建立有效的研发补贴通报制度。在政策制定方面,各国应摒弃禁止性的研发补贴政策,加强对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还要在合规的前提下实施有效的研发补贴政策。中国应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新一轮研发补贴规则的谈判和制定,提出有效合理的建议和主张;对内则需要完善研发补贴政策体系的合规性审查制度,注重研发补贴政策制定的策略和技巧;还要正确对待研发补贴政策相关的贸易争端,提前做好应诉准备,建立政策研究和争议储备两大数据库,知己知彼,掌握主动权。
孙既祥[4]（2020）在《中国应对美国“301调查”国际贸易法反制措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301条款”诞生以来,美国经常依据“301条款”对他国和贸易伙伴发动“301调查”,并根据调查的结果采取贸易报复措施。“301条款”极具扩张性,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般301条款”、“特别301条款”以及“超级301条款”,使其能够有针对性地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有力地维护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在WTO成立后,特别是欧盟将其起诉到专家组裁决后,尽管专家组没有裁决其违法,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适用,此后其不敢轻易对他国发动“301调查”。但是美国在特朗普上台后,不仅重新拾起“301条款”对中国进行“301调查”和制裁,而且用尽各种手段阻扰WTO上诉机构遴选,致使WTO上诉机构停摆。美国的种种做法表明,其希望突破WTO多边体制对它的限制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为了应对美国发起的“301调查”,本文希望从国际贸易法的角度寻找制约美国“301条款”的措施,主要采取了实践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本文第一部分介绍和归纳美国“301调查”法律规范“301条款”的历史源流和主要内容以及它的特点和实质。本文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此次美国对中国发动的“301调查”的主要内容和对其进行定性,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以及特点与对中国的影响,以便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的调查。本文第三部分主要从WTO、国际法、美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层及事实层面对美国此次“301调查”进行违法性的分析,为本文第四部分寻找国际贸易法反制措施作铺垫。本文第四部分主要从国际贸易法层面寻找应对美国“301调查”贸易反制措施,比如: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利用国际习惯法;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解决贸易争端的做法。
游启明[5]（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张宁[6]（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成因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中美建交和我国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中美经贸合作发展在中美两国关系中起到压舱石和稳定器的效果。2019年中美互为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双边货物贸易额达5588.70亿美元,虽然比2018年降幅15.30%,却依然高于2014年中美双边贸易规模。另外,中美双向投资由几乎为零到累计近1600亿美元,中美多领域的合作交流日益频繁。然而在中国综合实力提升、中美经贸失衡及政治利益冲突等因素共同影响下,美国意图从贸易战中获得关税优势并促使其制造业回流,发起金融战遏制中国经济崛起,挑起科技战阻挠中国高新技术发展,通过地缘政治扰乱中国及其周边关系,最终实现全方位的阻止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提升,并维持美国霸权地位,中美经贸关系不断紧张。因此,在中美贸易摩擦长期且常态化发展的趋势下,研究中美双方贸易摩擦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归纳中美经贸发展40多年的数据,先后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对中美贸易摩擦理论基础、具体表现及其特点进行剖析,探讨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对策。文章重点分析了两国贸易摩擦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表现形式灵活多样:美国频繁发起贸易救济、对华实施技术出口管制、采取关税保护政策、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中美知识产权存在摩擦以及人民币汇率问题。在剖析中美贸易摩擦成因上,提出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因素的假设,通过设置负二项计数模型,实证检验中美贸易差额、中美GDP增速差额、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值、美国失业率、中美双边政治关系、中国加入世贸和2008年经济危机等因素对因变量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以上指标对中美贸易摩擦有较好的显着性影响。由于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原因多样化且摩擦特点具有多样化和复杂化、长期化和常态化发展,中国应长期预防并妥善应对,并从中美双方协商、国际合作交流和中国自身发展等方面采取对策建议针对性的应对本轮的贸易摩擦。
李众宜[7]（2020）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快速提升,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引起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重视,这也引发了中外贸易摩擦频繁地爆发,中国由此成为遭受全球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随着各国对华实施贸易保护频率的增加以及保护力度的提升,中国遭受贸易摩擦的产品领域也在不断地拓展,普遍上认为中外贸易摩擦应该针对的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然而中外贸易摩擦实际上也针对了中国一些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贸易保护成为了遏制中国战略性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试图基于现代贸易摩擦的主要形式（反倾销、保障措施）分析中外贸易摩擦的现状及其形成的原因,实证检验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探究贸易摩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为中国企业应对贸易摩擦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在阐述贸易摩擦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中外贸易摩擦的现状,具体包括中国分别遭受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壁垒的情况,且重点分析中国与一些主要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现状,如中美贸易摩擦、中印贸易摩擦、中欧贸易摩擦及中日贸易摩擦,并结合中外贸易摩擦的现状探讨了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原因。其次,采用包括生产率、出口份额、创新和产品质量在内的4个指标经验分析了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国外对华反倾销为例,运用2000-2007年全球反倾销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分析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在稳健性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异质性特征研究贸易摩擦对不同类型企业绩效的的差异性影响,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探究中外贸易摩擦抑制中国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最后,采用上市公司股价为企业绩效的代理变量研究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以2009年中美“轮胎特保”案为例,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探讨了贸易摩擦对关联企业绩效的影响。综上,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实证检验了中外贸易摩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并分别以生产率、出口份额、创新、产品质量和股价为企业绩效的代理指标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创新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且中外贸易摩擦对不同类型的中国工业企业存在差异性的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关联是贸易摩擦影响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和创新的传导渠道;其次,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出口份额、产品质量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且中外贸易摩擦对不同类型的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存在着差异性,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关联是贸易摩擦影响企业出口份额、出口产品质量的传导渠道;最后,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上市公司股价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且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相关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存在着“时间效应”和“阶段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发现贸易摩擦对关联产业内企业股价也存在着明显的负面影响。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出口企业而言,中国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或政策以提升出口企业竞争力,而出口企业自身也应当主动建立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对于工业企业而言,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影响愈加明显,企业在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同时提升企业创新,政府也应当充分利用金融、财政等多种手段以缓解工业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当贸易摩擦来临时,各上市公司不仅要提防与其直接相关的外部冲击对股价的影响,还应当提防来自其上游行业的负面冲击对其股价所带来的影响,做好相应的防范和应对措施。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从产业关联的视角研究贸易摩擦的贸易破坏效应,即在全球价值视角下测度和刻画了贸易摩擦对企业绩效影响以及影响的“级联效应”,丰富和拓展了现有贸易摩擦影响相关研究的研究视角。（2）研究内容上,从微观企业入手,旨在更加全面地考察贸易摩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包括研究对企业生产率、出口份额、创新、产品质量、股价等多个企业绩效指标的影响,因此该研究全面、丰富地估计了贸易摩擦对企业的影响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现有研究的知识边界。（3）从研究对象上,着眼于企业行为特征,估计了贸易摩擦的影响效应、时间效应、阶段效应、作用机制及对异质性企业的差异性影响,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马晓晶[8]（2020）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分析》文中认为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大国关系,贸易关系作为美中关系的“推进器”,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持续稳定发展,给两国和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利益。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使得两国贸易关系急转直下剑拔弩张,一度趋于紧张高压态势。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了特朗普政府上任后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首先回顾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介绍美国对华贸易发展情况以及两国建交后的贸易政策阶段性表现。其次梳理了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主要内容:对华贸易政策制定以其对外贸易政策为背景,不断针对中国科技和投资领域采取措施进行技术封锁、以国内法为名义多次对华贸易进行贸易调查并且以增加惩罚性关税作为主要贸易保护手段。把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进而归纳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特点。再次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了政策调整的原因是国际层面美国经济相对优势缩小、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国内层面美国国内消费力不足、经济受“双赤字”困扰,以及特朗普个人和党派利益集团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最后本文讲了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政策变动对美中两国均有影响,导致两国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最后得出结论,美国和中国短期内贸易失衡难以消除,美国会随贸易摩擦程度,在未来不断调整对华贸易政策。中国应针对可能的政策调整方向进行积极应对,如经济层面的深化国内改革开放进程、调整贸易结构、加快产业转型发展高新技术,政治层面的利用谈判增强战略合作共识、积极推进全球紧急治理体制改革、构建多层次利益共同体。本文通过分析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旨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完善对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探析,以此健全符合我国当前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下的对外和对内方针政策,在当下及未来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美国不断调整的对华贸易政策。
丁敏潇[9]（2020）在《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基于日美经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美经贸合作的全面展开,经贸摩擦也相伴而生。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激化。2018年3月,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宣布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采取制裁措施。随后,双方先后进行了四轮加征关税的较量,波及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商品,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除此之外,中美贸易战还伴随着激烈的科技竞争和制度竞争,美国通过“实体清单”打压中国高端制造业,限制中国企业进口美国的商品和服务;针对中国设置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障碍,意图重构国际贸易体系排斥中国。回顾上个世纪日美经贸摩擦的发展,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摩擦全面升级为经贸冲突,双方在科技、专利、情报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博弈,与当前的中美贸易战的表现形式具有相似之处。由此可见,随着经贸冲突的加剧,经贸摩擦不再是单纯由贸易失衡引起的经济问题,而是关乎国家相对优势的实力竞争。需要注意的是,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冲突与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并非完全相同。虽然日美贸易摩擦的焦点是汽车、半导体、超级计算机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但是个别领域的贸易摩擦仍然是由日本对美出口激增导致的,日美两国也始终坚持在经济框架内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经贸争端。然而,中美贸易战期间加征关税的商品几乎覆盖中国对美出口的所有商品,摩擦激烈的人工智能、通信技术等领域并不存在贸易失衡,“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也并未涉及个别领域。不同于日美经贸摩擦的以威胁促协商,中美经贸摩擦明显表现出以打击促遏制。这是因为中美缺乏战略互信,美国对于中国的安全顾虑远甚于日本,所以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主张同中国展开全面竞争。换而言之,激烈的经贸冲突不仅包含经济利益的竞争,还可能包含安全利益的冲突,中美贸易战更加激烈的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焦虑和安全顾虑。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中,贸易合作与摩擦是同时存在的一体两面。相互依存降低了国家间使用军事力量相互打击的可能性,也赋予了国家使用软实力影响对手的能力,经贸政策也能够发挥威胁、遏制或战略的作用维护国家安全。全面、清醒地认识中美贸易战,不仅需要分析经贸摩擦的经济因素,更要考虑经贸摩擦的非经济因素。文章从经济、战略和安全三个视角出发,梳理日美经贸摩擦不同时期的特征,归纳中美经贸摩擦不同阶段的表现,对比分析日美经贸摩擦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异同,从而说明日美经贸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本质区别在于美国不同的战略和安全考虑。文章指出,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冲突和当前的中美贸易战都已经超越了经济问题的范畴,经济贸易问题被美国当作遏制对手的工具。换而言之,经济贸易摩擦实则是美国应对日本经济复兴和中国经济崛起的产物,是大国竞争在全球化时代的新表现形式。同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冲突相比,没有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分散美国的注意力,也不似日美以安全同盟关系作为战略互信的基础,中美贸易战势必会更加激烈。美国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大国”,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不仅在于中国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的发展,更在于中国凭借自身经济技术实力谋求地区秩序和国际规则的更替,所以经贸冲突还伴随着地缘政治冲突和国际制度话语权冲突。由于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基石,导致其他外交手段缓解中美经贸摩擦的作用有限,所以美国坚持运用经济外交工具对中国施加压力,进一步加剧了中美经贸冲突的烈度。随着中美竞争的继续,未来中美经贸摩擦仍有加剧的可能,中国应该从战略和安全的高度做好应对准备。
曹鸿宇[10]（2020）在《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已深度参与到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格局中,而吸引外资（FDI）流入中国市场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持续不断地推进对外开放,特别是吸引和利用外资为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劲、持续的推动力,在这其中外资政策的改革和完善对于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总体而言,中国过去的外资准入政策始终是朝着自由化方向改革,显着提升了中国市场对外开放水平,也对国内制度和政策调整起到倒逼改革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从依赖大规模物质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以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为主旨的高水平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的目标也从以“量”为主转变为“质”“量”齐增。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前一阶段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动能正在减弱,亟需通过创新驱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消解中国传统增长红利不断下降的影响。可以说创新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发展全局中的核心要素。外部因素方面,与创新活动相关的外资政策逐渐成为中国在国际经贸环境中面临的焦点问题之一。以美国启动对华301调查为标志,美国将中国的外资管理政策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挂钩,过去较长时间里中国曾广泛实施的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被美国指为中国间接实施“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手段。中国曾对外资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方针,旨在借助外部资源培育和强化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技术创新水平。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对国内法律法规中不符合WTO规则的内容进行了修订,“以市场换技术”也在官方发声中逐渐淡出。《外商投资法》的颁布使“强制性技术转让”在中国已经构成违法行为。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美国对中国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指责并无法理基础,各国针对外资实施的合资要求措施属于合规手段。不过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政策对中国创新发展的真实效果如何还有待考量。本文围绕外资开放与中国创新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讨论,将研究的落脚点具体到企业创新问题上,分别从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讨论了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对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这一规定的创新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从理论层面对外资自由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讨论,发现外资无论是在企业层面还是行业层面对东道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都是双向的。具体来看,企业层面外资进入的技术转让效应有益于东道国企业开展创新活动,而外商成分则可能会使企业过度依赖外部技术转移放弃自主创新,这种情况在外商独资企业更加明显;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能够通过人员流动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东道国企业创新,而外资进入的竞争效应对于东道国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定,但在市场规模较大的行业倾向于正向作用。为了验证理论分析的结论,本文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选取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企业专利申请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对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的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份额提升对企业自主创新带来了抑制效应,这种效应主要来源于外商独资企业;而行业层面的外资流入则能够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对合资要求的单独分析发现,对外资设定合资要求强化了外资成分对东道国企业所带来的创新惰性,取消合资要求有助于使外资对东道国企业创新带来促进作用。拓展分析的结果发现,外资流入对高技术产业会自主创新会带来额外的负面影响;对不同类型专利的回归结果发现,外资进入对企业申请不同类型专利的影响方向与对全部专利申请的影响一致,但影响的效果有所差异;而基于地理位置差别进行的分样本回归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最大,对东部企业其次,对中部企业不显着;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中部企业其次,对东部企业最小。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外资进入无论是在微观企业层面还是宏观行业层面,对于中国企业的创新都能带来有益的影响,仅在外商独资形式的企业中可能出现“创新惰性”的情况,不过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无论是全部外商投资企业还是外商独资企业都会倾向于从事更多的创新活动。而针对外商投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单独分析发现,合资要求的存在与企业实现创新发展的路径背道而驰,中国企业并未从外资合资要求政策的实施中获取有助于自主创新的效果。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破除意识上的封闭和模糊。第二,推动以质量为导向的引资政策,鼓励外资与投后研发相结合。第三,减少对外资的直接限制,摒弃对外资准入的合资要求规定。第四,完善中国的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第五,构建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第六,通过多方面渠道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逐步构建高水平的投资治理环境。第七,增强企业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培育技术创新主体。第八,进一步改善不同地区、行业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投资全局协调性发展。第九,推进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水平。
二、加入WTO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入WTO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与目的 |
| 1.1.1 选题意义 |
| 1.1.2 选题目的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中国装备制造业及其发展问题 |
| 1.2.2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界定 |
| 1.2.3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测度与评价 |
| 1.2.4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效应研究 |
| 1.3 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4.2 本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产业发展及产业国际竞争力相关理论 |
| 2.1 产业及其国际竞争力定义与内涵 |
| 2.1.1 产业 |
| 2.1.2 竞争力 |
| 2.1.3 国际竞争力 |
| 2.1.4 产业国际竞争力 |
| 2.2 产业竞争力及产业发展相关理论 |
| 2.2.1 绝对优势理论 |
| 2.2.2 比较优势理论 |
| 2.2.3 要素禀赋理论 |
| 2.2.4 竞争优势理论 |
| 2.2.5 产业结构理论 |
| 第3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历程与发展特征 |
| 3.1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历程 |
| 3.1.1 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萌芽期 |
| 3.1.2 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期 |
| 3.1.3 装备制造业稳定发展期 |
| 3.1.4 装备制造业发展转型期 |
| 3.2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特征 |
| 3.2.1 品牌经营意识持续增强,可持续发展后劲足 |
| 3.2.2 整体技术含量持续改善,上下游产业链衔接愈加紧密 |
| 3.2.3 国际化合作趋势凸显,服务进一步扩展和深化 |
| 3.2.4 多角度入手,侧重节能环保 |
| 3.2.5 区域分布多样化和区位集中化 |
| 第4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成效与国际竞争力表现 |
| 4.1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成效 |
| 4.1.1 产业关联效应和波及效应总体稳定 |
| 4.1.2 装备制造业企业经营成效改善明显 |
| 4.2 国际竞争力波动中提升 |
| 4.2.1 国际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
| 4.2.2 出口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波动中提高 |
| 4.2.3 贸易竞争力总体提升,但结构差异显着 |
| 第5章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测度与分析 |
| 5.1 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贸易增加值分解框架与数据来源说明 |
| 5.2 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分解分析 |
| 5.2.1 中国装备制造业总体出口情况分析 |
| 5.2.2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增加值构成分析 |
| 5.3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析 |
| 5.3.1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测度方法 |
| 5.3.2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分析 |
| 5.3.3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分析 |
| 5.4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析 |
| 5.4.1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长度分析 |
| 5.4.2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分析 |
| 5.5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测度 |
| 5.5.1 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构建 |
| 5.5.2 中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测度 |
| 第6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形成基础分析 |
| 6.1 生产要素 |
| 6.1.1 人力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 |
| 6.1.2 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
| 6.1.3 技术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
| 6.2 需求条件 |
| 6.2.1 国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内需支撑 |
| 6.2.2 国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外需支撑 |
| 6.3 产业基础 |
| 6.3.1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升装备制造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 |
| 6.3.2 高新技术制造业作为中间投入总量和比重双重提升 |
| 6.4 制度基础 |
| 6.4.1 阶段差异化产业政策推动装备制造大国转向装备制造强国 |
| 6.4.2 环境规制渐趋加强倒逼装备制造业排污处理能力 |
| 6.4.3 稳定的金融支持是装备制造业积极扩大发展的基础 |
| 第7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略 |
| 7.1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存在的问题 |
| 7.1.1 国际贸易竞争力有提升但趋势减速,且结构分化明显 |
| 7.1.2 产业科技创新中间投入仍显不足 |
| 7.1.3 国内消费和进口制约装备制造业发展 |
| 7.1.4 样本企业资本结构中负债比重渐趋下降,同时资源利用效率下降 |
| 7.1.5 垂直专业化比重出现逆转下降,产业国际分工地位需要进一步提升 |
| 7.1.6 “逆全球化”潮流影响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自主创新能力还需提升 |
| 7.2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问题解决方略 |
| 7.2.1 推动装备制造业产业融合以提升国际竞争力 |
| 7.2.2 加大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提升创新驱动力 |
| 7.2.3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助推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
| 7.2.4 提升全球价值链引领能力,促进产业升级。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基于美对华337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2.2 研究方法 |
| 2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界定 |
| 2.1.1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涵义 |
| 2.1.2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典型表现 |
| 2.2 美国337调查 |
| 2.2.1 美国337调查的内容 |
| 2.2.2 “337调查”的程序 |
| 2.2.3 “337调查”的救济措施 |
| 2.3 高技术产品概念的界定与分类 |
| 2.3.1 高技术产品的界定 |
| 2.3.2 高技术产品的分类 |
| 2.4 文献综述 |
| 2.4.1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特征 |
| 2.4.2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成因 |
| 2.4.3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产品出口的作用 |
| 2.4.4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应对 |
| 2.4.5 研究评述 |
| 3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作用机制与贸易效应 |
| 3.1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出口贸易的作用机制 |
| 3.1.1 数量限制机制 |
| 3.1.2 价格控制机制 |
| 3.1.3 跨越促进机制 |
| 3.1.4 交叉影响机制 |
| 3.2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影响的贸易效应 |
| 4 我国高技术产品遭遇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现状与原因分析 |
| 4.1 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现状 |
| 4.1.1 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整体现状 |
| 4.1.2 我国高技术产品对美出口现状 |
| 4.2 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遭遇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主要状况 |
| 4.2.1 技术标准型知识产权贸易壁垒 |
| 4.2.2 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措施 |
| 4.2.3 知识产权滥用 |
| 4.3 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遭遇美国337调查的现状 |
| 4.3.1 调查主要集中于技术密集型行业 |
| 4.3.2 对象主要是高技术企业(产品) |
| 4.3.3 被诉案由主要为专利侵权 |
| 4.3.4 调查结果以和解和排除令居多 |
| 4.4 我国高技术产品遭遇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新趋势 |
| 4.5 我国高技术产品遭遇知识产权壁垒的原因分析 |
| 4.5.1 外部原因分析 |
| 4.5.2 内部原因分析 |
| 4.6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带来的的影响 |
| 4.6.1 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企业的影响 |
| 4.6.2 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影响 |
| 5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引力模型分析法 |
| 5.1.1 引力模型的定义 |
| 5.1.2 引力模型的构建 |
| 5.2 变量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 5.3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分析 |
| 5.3.1 数据处理及分析 |
| 5.3.2 回归结果及分析 |
| 5.3.3 Beta系数计算及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作用权重分析 |
| 5.4 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结果的综合比较 |
| 6 结论与建议 |
| 6.1 本文主要结论 |
| 6.2 对策与建议 |
| 6.2.1 政府应对知识产权壁垒的措施 |
| 6.2.2 高技术行业应对知识产权壁垒的措施 |
| 6.2.3 高技术企业应对知识产权壁垒的措施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研究成果 |
| 参考文献 |
（3）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WTO框架下规制研发补贴政策的国际规则研究 |
| 1.3.2 与不同国家研发补贴政策的相关研究 |
| 1.3.3 研发补贴政策效应有关的相关研究 |
| 1.3.4 与研发补贴政策制定的相关研究 |
| 1.3.5 现有文献评述 |
| 1.4 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1 内容安排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研发补贴政策的经济学基础与相关概念界定 |
| 2.1 研发补贴政策的经济学基础 |
| 2.1.1 补贴的经济学含义及理论基础 |
| 2.1.2 研发补贴政策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
| 2.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2.1 补贴的概念和分类 |
| 2.2.2 研发补贴的含义 |
| 2.2.3 WTO框架的含义 |
| 第3章 WTO框架下与研发补贴政策相关的国际规则 |
| 3.1 WTO与研发补贴政策相关的规则 |
| 3.1.1 《SCM协定》与研发补贴政策相关的规则 |
| 3.1.2 WTO研发补贴规则的演进 |
| 3.1.3 WTO研发补贴规则失效的原因分析 |
| 3.2 与研发补贴政策有关的WTO争端解决案例分析 |
| 3.2.1 欧洲空客案中的研发补贴政策及争议焦点 |
| 3.2.2 美国波音案中的研发补贴政策及争议焦点 |
| 3.2.3 案例的启示 |
| 3.3 本章小节 |
| 第4章 WTO主要发达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实践 |
| 4.1 WTO主要发达成员实施研发补贴政策的现状分析 |
| 4.1.1 美国 |
| 4.1.2 欧盟 |
| 4.1.3 英国 |
| 4.1.4 法国 |
| 4.1.5 德国 |
| 4.1.6 西班牙 |
| 4.2 WTO主要发达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国际比较 |
| 4.2.1 WTO主要发达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特点 |
| 4.2.2 WTO主要发达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合规性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5章 中国研发补贴政策的实践 |
| 5.1 中国研发补贴政策的总体情况 |
| 5.1.1 中国研发补贴通报时间虽短但政策数量多 |
| 5.1.2 中国的补贴政策与发达成员存在差异性 |
| 5.1.3 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中的中国研发补贴政策 |
| 5.2 中国研发补贴政策的特点分析 |
| 5.2.1 中国对研发活动重视程度与日俱增 |
| 5.2.2 基金拨款和税收优惠是主要手段 |
| 5.2.3 研发补贴政策引导产业发展 |
| 5.3 中国研发补贴政策体系与WTO规则的一致性分析 |
| 5.3.1 研发规划 |
| 5.3.2 研发计划 |
| 5.3.3 研发税收政策 |
| 5.4 本章小节 |
| 第6章 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的实证分析 |
| 6.1 模型的设定 |
| 6.2 数据选择与变量描述 |
| 6.2.1 数据选择 |
| 6.2.2 变量描述 |
| 6.3 计量分析 |
| 6.3.1 基准回归:研发补贴政策对出口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 |
| 6.3.2 子样本分析:直接性与间接性研发补贴政策对出口的影响 |
| 6.3.3 拓展分析:研发补贴政策对进口的影响 |
| 6.4 本章小节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新一轮研发补贴政策制定及实施的背景 |
| 7.1.1 研发补贴政策兼具合规性和合理性 |
| 7.1.2 研发补贴政策实践面临着WTO规则改革 |
| 7.2 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实践的建议 |
| 7.2.1 积极维护研发补贴政策的国际规则框架 |
| 7.2.2 制定和实施合规合理的研发补贴政策 |
| 7.2.3 中国的应对策略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不足之处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中国应对美国“301调查”国际贸易法反制措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美国“301调查”条款的历史源流与文本分析 |
| (一)历史源流 |
| 1、产生背景 |
| 2、发展过程 |
| (二)主要内容 |
| 1、“一般301条款” |
| 2、“特别301条款” |
| 3、“超级301条款” |
| (三)“301条款”的特点和实质探究 |
| 1、特点归纳 |
| 2、实质探究 |
| 二、美国此次对中国启动“301调查”的实践分析 |
| (一)美国启动此次“301调查”的主要内容和定性分析 |
| 1、主要内容 |
| 2、定性分析 |
| (二)本次美国“301调查”的主要特点 |
| 1、目标聚焦“高科技领域” |
| 2、态度特别强硬 |
| 3、政治色彩鲜明 |
| (三)美国发动此次“301”调查的主要原因 |
| 1、巩固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 |
| 2、扭转美中贸易逆差 |
| 3、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 |
| (四)此次调查对中国的影响 |
| 1、中国将减少对美国的出口 |
| 2、影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
| 3、将会恶化中美贸易与伙伴关系 |
| 三、此次美国对中国发动“301调查”的违法性分析 |
| (一)WTO法层面上的违法性 |
| 1、违反GATT1994 关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规定 |
| 2、违反GATT1994 关于“关税减让”的规定 |
| 3、违反WTO法关于“原产地的认证”的规定 |
| 4、美国试图摆脱WTO法对其“301调查”的管控 |
| 5、违反DSU第23 条“加强多边体制”的宗旨 |
| (二)违反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
| 1、违反国家主权原则 |
| 2、违反了不干涉内政原则 |
| 3、违反公平互利原则 |
| 4、违反条约必须遵守原则 |
| (三)违背美国对国际社会所作的承诺 |
| 1、违背美国1994 年《行政行动声明》的承诺 |
| 2、没有履行1998 年对WTO争端解决机构所作的承诺 |
| (四)美国301调查报告部分与事实不符 |
| 1、将企业的行为误认为政府的行为 |
| 2、美国指责中国对其商业造成负担缺乏证据 |
| 四、中国可利用的国际贸易法反制措施建议 |
| (一)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
| 1、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磋商程序 |
| 2、适当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专家组审理程序 |
| 3、充分利用临时上诉仲裁机制 |
| (二)利用国际习惯法制定反制措施 |
| 1、利用“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国际习惯 |
| 2、援引“条约中止履行”的规则 |
| (三)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解决贸易纠纷的做法 |
| 1、借鉴欧盟与南共市签订自贸协定的做法 |
| 2、借鉴东盟与中国处理贸易纠纷的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文献分类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战略 |
| (二)战略竞争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 (一)对冲战略 |
| (二)竞争战略 |
| (三)鸵鸟战略 |
| (四)顺应战略 |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改革开放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成因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中美贸易摩擦研究综述 |
| 1.2.1 有关成因的文献综述 |
| 1.2.2 有关对策的文献综述 |
| 1.2.3 相关文献的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点 |
| 1.4.2 论文的不足 |
| 2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综述 |
| 2.1 贸易摩擦的定义 |
| 2.2 贸易摩擦理论概述 |
| 2.2.1 微观视角下的贸易摩擦理论 |
| 2.2.2 宏观视角下的贸易摩擦理论 |
| 2.2.3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贸易摩擦理论 |
| 3 中美贸易摩擦的表现及其特点 |
| 3.1 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表现 |
| 3.1.1 美国频繁发起贸易救济 |
| 3.1.2 中美知识产权领域摩擦 |
| 3.1.3 美对华实行技术出口管制 |
| 3.1.4 实施关税保护政策 |
| 3.1.5 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 |
| 3.1.6 人民币汇率问题 |
| 3.2 中美贸易摩擦的特点 |
| 3.2.1 贸易摩擦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 |
| 3.2.2 贸易摩擦呈现长期性、常态化发展 |
| 3.2.3 贸易摩擦具有延伸性和全球性 |
| 4 美对华贸易摩擦成因的实证分析 |
| 4.1 实证研究对象及其影响变量选取 |
| 4.1.1 变量选取及预期分析 |
| 4.1.2 计量模型及数据来源 |
| 4.2 实证分析过程 |
| 4.2.1 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
| 4.2.2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4.2.3 负二项回归检验 |
| 4.2.4 实证结果分析 |
| 4.2.5 结论 |
| 5 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对策建议 |
| 5.1 中美双方协商方面 |
| 5.1.1 设立摩擦预警机制并有效反制争端 |
| 5.1.2 建立磋商对话机制应对贸易摩擦 |
| 5.1.3 合理援引WT0规则灵活应对争端 |
| 5.2 国际合作交流方面 |
| 5.2.1 大力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 |
| 5.2.2 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拓展贸易发展空间 |
| 5.2.3 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实现多元化出口 |
| 5.3 中国国内发展方面 |
| 5.3.1 发展内需主导型经济,推动企业稳健发展 |
| 5.3.2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
| 5.3.3 加强金融监管,防范负面影响扩至金融领域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2002-2019年美国对中国贸易救济案件各行业数量 |
| 附录B 2002-2017年美国对华ATP贸易情况 |
| 附录C 2005-2019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金额超过1亿美元项目 |
| 附录D 中美贸易摩擦负二项回归数据整理 |
| 致谢 |
| 作者简介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7）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贸易摩擦对经济的影响 |
| 1.2.2 全球价值链相关理论 |
| 1.2.3 总结性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主要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贸易摩擦对企业的影响理论探讨 |
| 2.1.1 贸易摩擦的内涵及分类 |
| 2.1.2 贸易摩擦成因的理论基础 |
| 2.1.3 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的影响分析 |
| 2.2 全球价值链下贸易摩擦的影响机制理论探讨 |
| 2.2.1 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界定 |
| 2.2.2 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测算 |
| 2.2.3 全球价值链下贸易摩擦影响企业绩效的传导途径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外贸易摩擦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
| 3.1 中外贸易摩擦的发展现状 |
| 3.1.1 中国遭受反倾销情况 |
| 3.1.2 中国遭受反补贴情况 |
| 3.1.3 中国遭受保障措施情况 |
| 3.1.4 中国遭受技术壁垒情况 |
| 3.2 中国与主要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
| 3.2.1 中美贸易摩擦 |
| 3.2.2 中印贸易摩擦 |
| 3.2.3 中欧贸易摩擦 |
| 3.2.4 中日贸易摩擦 |
| 3.3 中外贸易摩擦的原因 |
| 3.3.1 贸易失衡 |
| 3.3.2 产业升级 |
| 3.3.3 政治因素 |
| 3.3.4 体制原因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
| 4.1 引言 |
| 4.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 4.3 贸易摩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检验 |
| 4.3.1 数据说明及统计性描述 |
| 4.3.2 计量模型设定 |
| 4.3.3 回归结果 |
| 4.3.4 内生性讨论 |
| 4.3.5 稳健性检验 |
| 4.4 异质性检验 |
| 4.4.1 基于出口行为异质性检验 |
| 4.4.2 基于所有制性质的异质性检验 |
| 4.5 全球价值链下作用机制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出口份额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 5.3 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出口份额的影响 |
| 5.3.1 数据说明及统计性描述 |
| 5.3.2 计量模型设定 |
| 5.3.3 回归结果 |
| 5.3.4 内生性讨论 |
| 5.3.5 稳健性检验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基于贸易方式的异质性检验 |
| 5.4.2 基于所有制性质的异质性检验 |
| 5.5 全球价值链下影响机制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 |
| 6.1 引言 |
| 6.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 6.3 事实描述 |
| 6.3.1 中国遭受反倾销的事实描述 |
| 6.3.2 中国企业创新的事实描述 |
| 6.4 实证检验 |
| 6.4.1 数据说明 |
| 6.4.2 计量模型设定 |
| 6.4.3 回归结果 |
| 6.4.4 内生性讨论 |
| 6.4.5 稳健性检验 |
| 6.5 异质性检验 |
| 6.5.1 出口行为异质性检验 |
| 6.5.2 生产率异质性检验 |
| 6.5.3 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6.6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作用机制检验 |
| 6.7 “时间效应”检验 |
| 6.8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
| 7.1 引言 |
| 7.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 7.3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 7.3.1 模型设定 |
| 7.3.2 变量选取与测算 |
| 7.3.3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 7.4 实证检验 |
| 7.4.1 基本估计结果 |
| 7.4.2 内生性讨论 |
| 7.4.3 稳健性检验 |
| 7.5 拓展分析 |
| 7.5.1 不同反倾销实施国分组 |
| 7.5.2 不同所有制企业分组 |
| 7.5.3 不同生产率企业分组 |
| 7.6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影响机制检验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股价的影响 |
| 8.1 引言 |
| 8.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 8.3 实证检验 |
| 8.3.1 “轮胎特保”案的历史背景 |
| 8.3.2 模型设定 |
| 8.3.3 数据处理与统计描述 |
| 8.3.4 内生性讨论 |
| 8.3.5 回归结果分析 |
| 8.3.6 稳健性检验 |
| 8.4 影响机制的检验 |
| 8.5 “时间效应”和“阶段效应”检验 |
| 8.5.1 “时间效应”检验 |
| 8.5.2 “阶段效应”检验 |
| 8.6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贸易摩擦对关联产业股价影响的检验 |
| 8.6.1 产业关联的测算 |
| 8.6.2 产业关联的统计性描述 |
| 8.6.3 实证检验 |
| 8.7 本章小结 |
|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回顾 |
| 第一节 美国对华贸易发展 |
| 第二节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进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特朗普政府对外贸易整体转向 |
| 第二节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内容 |
| 第三节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特点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调整的原因 |
| 第一节 国际因素 |
| 第二节 国内因素 |
| 第三节 个人及政治因素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及趋势 |
| 第一节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动对双方的影响 |
| 第二节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可能的变动趋势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9）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基于日美经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根据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框架和方法 |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经贸问题安全研究的理论问题 |
| 一、经济安全的理论探讨 |
| 二、经贸问题的安全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战后日美经贸摩擦的演变 |
| 一、经济景气与日美贸易逆差 |
| 二、产业升级与日美贸易摩擦 |
| 三、日元升值与日美投资摩擦 |
| 四、管理贸易与美国敲打日本 |
| 五、体制摩擦与对日修正主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战后中美经贸摩擦的演变 |
| 一、改革开放与中美贸易逆差 |
| 二、中美经贸摩擦的历史回顾 |
| 三、特朗普任内的中美贸易战 |
| 四、两次经贸摩擦的比较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经贸摩擦与美国国家战略 |
| 一、美国国家战略视角下的日美经贸摩擦 |
| 二、美国国家战略视角下的中美经贸摩擦 |
| 三、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调整与中美贸易战 |
| 四、美国国家战略视角下的两次经贸摩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
| 一、福利层次下的经贸摩擦 |
| 二、权力层次下的经贸摩擦 |
| 三、手段层次下的经贸摩擦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外资自由化 |
| 1.3.2 高质量发展与创新 |
| 1.3.3 外资自由化的创新效应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1.6 研究提纲 |
| 1.7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外资自由化经典理论回顾 |
| 2.1.1 外资自由化的思想内涵 |
| 2.1.2 外资自由化的现实理解 |
| 2.1.3 外资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4 小结 |
| 2.2 创新经典理论回顾 |
| 2.2.1 创新理论的提出 |
| 2.2.2 创新理论的成型 |
| 2.2.3 创新理论的新发展 |
| 2.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影响效应的研究回顾 |
| 2.3.1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投资的直接影响 |
| 2.3.2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2.3.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4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模型与机制分析 |
| 3.1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机制 |
| 3.1.1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直接效应 |
| 3.1.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 |
| 3.2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模型 |
| 3.2.1 企业创新行为的基本框架 |
| 3.2.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 |
| 3.2.3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间接溢出影响 |
| 第四章 外资自由化与中国创新发展的典型事实 |
| 4.1 外资自由化的发展趋势与国际惯例 |
| 4.1.1 国际投资流动趋势及现状 |
| 4.1.2 国际层面的投资治理 |
| 4.1.3 国家层面的投资治理 |
| 4.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资自由化演进历程、现状与展望 |
| 4.2.1 外资市场对外开放的起步与初探(1978-1986年) |
| 4.2.2 外资开放的进一步发展(1986-1991年) |
| 4.2.3 外资开放快速推进与中外互利双赢(1992-1999年) |
| 4.2.4 入世与中国外资管理制度调整(1999-2007年) |
| 4.2.5 外资政策自由化新阶段(2008年至今) |
| 4.2.6 小结 |
| 4.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创新发展历程 |
| 4.3.1 中国的创新发展历程:后发国家技术赶超之路 |
| 4.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发展道路特征 |
| 4.3.3 中国进一步推进创新发展面临的挑战 |
| 4.3.4 小结 |
| 第五章 合资要求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分析 |
| 5.1 多边贸易规则对技术转让问题的规定 |
| 5.1.1 TRIP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 5.1.2 TRIM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 5.2 美国对华301调查诉求及回应 |
| 5.3 历次美国针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对华301调查对比 |
| 5.4 对“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外资进入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 6.1 变量描述 |
| 6.1.1 外资进入指标的构造 |
| 6.1.2 企业创新指标的构造 |
| 6.1.3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6.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6.3 计量模型的建立 |
| 6.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1 基准回归分析 |
| 6.4.2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6.4.3 稳健性分析 |
| 6.4.4 机制分析 |
| 6.4.5 拓展分析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合资要求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 7.1 合资要求对外资进入的创新效应影响 |
| 7.2 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识别 |
| 7.3 研究设计 |
| 7.4 回归结果分析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文章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典型事实研究结论 |
| 8.1.2 理论与机制研究结论 |
| 8.1.3 实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加入WTO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研究[D]. 石宇飞. 吉林大学, 2020(03)
- [2]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基于美对华337调查[D]. 李丹丹.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3]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研究[D]. 贾瑞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4]中国应对美国“301调查”国际贸易法反制措施研究[D]. 孙既祥.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5]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6]改革开放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成因的实证研究[D]. 张宁.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1)
- [7]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D]. 李众宜. 北京工业大学, 2020(06)
- [8]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分析[D]. 马晓晶.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2)
- [9]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基于日美经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研究[D]. 丁敏潇. 南京大学, 2020(07)
- [10]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D]. 曹鸿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