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市2004年度MEDLINE收录期刊名录(论文文献综述)
边雨[1](2021)在《以建筑类期刊为源探究中国当代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演变》文中认为我国当代城市住区规划设计自1949年发展至今,涌现了大量的相关理论与实践,为了今后更好的前进,对这一段时期我国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动态的审视总结必不可少。众多反映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理论及实践演进印记的视角中,建筑类期刊是折射和管窥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历程的一个独特窗口。本文先对1949至今的我国建筑类期刊的产生与发展历程进行梳理,然后利用CKNI数据库,以建筑类期刊为主要检索文献来源,收集1949年至2019年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相关文献,进行去重等整理,最后一共筛选收集论文3091篇。基于建筑类期刊记载的城市住区规划设计情况分析研究,确定本文的期刊统计范围。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依托Noteexpress等软件进行文献管理和相关数据整理,主要通过对发表年份、关键词的词频进行统计,从时间分布、期刊分布、研究类型、研究主题与热点等方面对中国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研究动态进行了统计分析,并重点对主要时间段的内容进行信息与历史事件结合的整理,使用Citespace软件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现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研究的聚焦点,掌握当前研究现状,总结出建筑类期刊反映的我国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发展历程。全文以阶段划分及特征描述的方式对建国以来我国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主要分为三个时期:1949-1977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1978-1997年的住房改革推进时期的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以及1998年至今的房地产开发主导时期的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通过对不同时期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及相关政策、建筑类期刊中各个时期相关论文的记载情况的研究,总结出不同时期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研究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总结其发展特征以及影响因素,以期对日后的相关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李阳阳[2](2021)在《Research on Chinese Painting Education in the Shanghai Art College》文中提出作为民国时期存在时间最长的私立美术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上海美专”)在近现代美术教育中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公办美术学校。在现有研究中,相较于上海美专洋画教育、洋画社团的广受关注,该校的中国画教育常被选择性忽视,或被以“维护传统文化”的论调草草讨论之。本论文通过深入研究上海美专教师个体、特定中国画教师群体在该校各历史阶段提出的中国画教学策略,试图归纳出中国画教育在私立美术学校中的独特发展路径。本文认为,上海美专中国画教育是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的:私立学校的生存需要、教师个人意志的强烈影响、特殊时期中国画发展的集体需求。学校的生存需要促使上海美专必须紧随国家发展形势、社会舆论方向、招生现状等调整办学策略。学校核心教师的个人影响直接改变了该校的中国画发展方向,如刘海粟基于个人发展需求对“现代艺术”的追求,吴昌硕和王一亭在中国画师资聘任、教学风格上的强烈影响。基于不同画学资源的画家,在中国画教学中以保存、发展中国画为目标,提出了培养“专才”或“全才”的中国画发展策略,相互之间既有对立,也有共识,共同促成了上海美专中国画教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王瑞超[3](2020)在《民国时期上海女律师研究》文中指出数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三从四德”的礼教道德要求将女性置于屈从的地位,传统社会妇女的主要职责也始终是辅佐夫婿、教育子女等家庭义务。在这一道德标准的衡量与牵引下,女性几乎完全被禁锢于家庭这一私人生活领域之内。长久的家庭生活将传统女性与社会职业领域隔断,使得她们成为男性眼中肢体纤弱、思想狭隘、意志柔弱、优柔寡断的弱势群体。在现代人的认知中,中国传统社会法律活动的参与者仿佛只有男性,女性几乎完全被排除出法律相关活动之外。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真实的女性法律活动者记述模糊、含混,甚至有关传统女性与法律活动的记载亦零星,犹如沧海之一粟。女性正式获得官方允准参与法律职业的空白局面直到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政府修改律师法,去除了对律师执业资格的性别限制始被打破。自1927年中国女律师被准许执业至今已经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回望中国女子法学教育以及女律师的沉浮变迁可以发现,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国家教育与社会职业不断发展完善的根本保障。就女性法律职业而言,尽管历史演进过程中女律师的发展状态各不相同,但性别差异及其带来的男女职位差距却始终存在,女律师始终无法突破职业进路中的玻璃天花板。始终存在的性别差异的背后,是女性法律职业者无法回避的来自工作与婚嫁家庭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压力,是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女性法律职业者的必然经历。本文以女性法律职业人中的典型代表——女律师为例,通过对民国时期律师制度的演进、上海女子法政教育、上海女律师及其执业状况的梳理与考察,探寻民国女律师兴衰沉浮的历程。通过对女律师发展进程的历史审视,进而找出中国女性法律职业者弱势地位形成的历史成因,以期启发当下。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民国上海女律师的兴起。随着西方国家的军事入侵,律师制度在领事裁判权的庇护下,通过租界进入中国。为了收回法权,清政府变法修律引入律师制度。辛亥革命的爆发,使这一制度未来得及实施。民国政府初建后即颁布《律师暂行章程》,律师制度在我国最终建立起来,然而这一章程明确地将女性排斥在律师行业之外。1912年通过的《律师暂行章程》只赋予男性律师从业资格,女律师被排斥在外,直至1927年7月23修订后的《律师章程》公布,律师职业的性别限制被彻底打破。这一权力的实现过程始终以男性为主导,中国女性表现得沉默而被动。中国女律师执业资格实现的背后力量凸显了中国“赋权式”女性解放运动的性别悖论。第二章介绍了与女律师职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即民国女子法政教育的开展情况。没有法学教育就没有法律职业。近代女子教育诞生于外国人创办的教会女子学校中,女子学校教育的对象是社会的上层女性。上海的女子法政教育脱胎于这一教育理念中,同样也在艰辛的努力中形成自己的模式。早期女子法政教育带有极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争取女权,实现完全参政权是这些法政学校创办的根本目的,这种实用主义体现在近代女子法政学校的方方面面,“速成”“预备”“参政权”等字眼异常醒目。凭借不服输的个性和努力,法学院女学生在学业上追求卓越,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她们见识前瞻,让同校的男同学汗颜。考察法学院女学生的就业情况发现,她们在职业的选择上同今天的法学院女学生相似,同样可以选择与法律专业相关或者不相关的多种工作,但律师职业似乎更加被她们偏爱,很多法科女毕业生直接会选择律师这一职业。第三章立足民国实际,通过对民国时期上海女律师执业状况的考察,追溯第一代女律师在案件代理中遭遇的困境,找出中国女性法律执业者弱势地位形成的历史成因,以期启发当下。随着民国女律师的出现,中国女性参与法律职业的近乎空白状态终于被打破,成为中国男女在法律职业上平等之起点。由于“赋权”式执业资格的实现方式,女律师执业权利实现后的经营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初入职场的女律师备受时人瞩目,但旧有的律师评价体系仍旧用“女流之辈”这类标签,高傲地认为妇女与法律职业是相矛盾的。民国女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要同时克服来自时代、自身以及同业男性律师三重困境。面对既存的男性律师网带来的压力,她们没有甘心屈居“他者”的地位,反而调动一切资源开展业务,试图跻身民国律师中的佼佼者行列。第四章描述民国时期上海女律师的职业生涯。女律师在执业过程中更多地展示了自己作为女性的特别责任,她们将维护女权、提高妇女地位当作自己从事律师行业的初衷和动力。同时,在执业过程中,也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妇女事业中。女律师本着维护女权的执业初衷,在执业过程中积极加入妇女组织,并利用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参与了大量的女权保障活动。在执业生涯中,同样本着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使命感从业,受到了妇女界的广泛认可。加入妇女团体之后,她们积极参与社会改造,真正为妇女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其中较为突出的例子是以女律师为代表的妇女团体对中国近代刑法演进中“通奸罪”的贡献。作为新兴的职业女性,社会各界给予她们不同于男性的评价标准,女律师的社会评价较男律师要高。除了诉讼业务以外,她们也同样参与到法律顾问等非诉讼业务。由于人数、从业时间、律师职业特点本身的影响,她们的职业圈子狭小,力量相对薄弱。第五章讲述民国时期上海女律师的幕后人生。女性走上律师这条执业道路固然离不开法律的开放,也离不开社会提供的种种教育资源和工作环境,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女律师自身的性格特征以及家庭背景因素的重要影响。女律师鲜明特立的性格让她们对自由、平等、维权等等意识较之一般女性更加强烈。她们的家庭背景既为她们走上律师道路开阔了视野,也为她们提供了物质基础。女律师的婚嫁观念以及婚嫁情况恰好反映出她们的独立、自主的时代新女性一面,因而加以提及。女律师的婚嫁观念以及配偶从很多层面都更能反映她们在所处时代的社会地位。民国时期上海的律师在从事律师业务活动的同时也十分关注社会政治,并以其独特的身份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国家存亡攸关,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时,上海律师对政治活动的参与也越来越直接,越来越踊跃。
朱厢炜[4](2020)在《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分别是我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代表性建筑作品,两座建筑的设计全过程所反映的内涵有着跨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本文通过大量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呈现了两座建筑设计的全过程,并从多个角度评析了这两座建筑的时代性意义和当代启示。论文共由七章组成,章节之间呈现顺序递进的关系。第一章绪论,表明了本研究的课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综述,展现了本文的基本逻辑与框架。第二章,对我国1949年至1989年的建筑创作环境进行了概述,介绍了与两座建筑直接相关的自贡恐龙文化和彩灯文化。第三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展开建筑设计之前,包括前期策划等在内的诸多事件。第四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从建筑设计竞赛到建成的整个过程。第五章,呈现了自前期策划到建成后包括专业机构等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两座建筑的评价。第六章,从建筑策划、建筑后评估、建筑设计竞赛、建筑设计、建筑伦理、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维度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评析,揭示了其在这几个维度的意义和对当下建筑业的启示。第七章结论,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审视了此次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全文共约22万字,图片123幅,表格36个
徐志强[5](2020)在《清至民国时期的“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大量具有本土特色的民间组织——“会”,何谓“会”?《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会,合也”。《广雅·释诂三》中的解释是“会,聚也”。汉典则把“会”解释成“为一定的目的而成立的团体或团体组织。”(1)据陈宝良考证“会作为一种团体,至迟在北朝北魏初年即已出现。”经唐宋至明清,“会”的类型和功能日渐丰富,并建立起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其成员规模少则几人,多则百十人,不仅个人可以参会,家庭、其他“会”“社”“堂”等组织体均可成为其中一员。一人多会,一地多会现象十分普遍。这些都表明“会”已经成为传统社会民众生活的一种习惯。完备的规则,成熟的形态,使其遍布城乡,有的可以运行百余年而经久不衰。与“会”相类似的民间组织还有“社”。“社与会,其起源虽有所不同,但含义实可归趋于一。‘会’有聚合、汇合之意。人聚集之地即可称会。”(2)“社与会相比,其含义虽较会更为广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与会自可并称。”(3)此外,中国传统社会宗族之中通常会设有祠堂,作为族众开展祭祀祖先活动的场所。组织祭祀活动没有经济的支持显然是不行的,因而“族人形成组织,还要在经济基础上有实现的手段,这就是祠堂祭祀,在这一活动中,人们以‘一本’为共识,通过宗族族长组织的祭祖活动,形成一个团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堂”除了是一个祭祖活动的固定场所外,也具有组织共同体的性质。本文中所涉及的“社”“堂”等组织与所讨论的“会”同义。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社会活动范围从家族生活走向社会生活,“会”成为新的结群方式,通过地缘和业缘纽带的连结,实现了一种新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由“聚族而居”到“聚金成会”,“会”成为家族组织的延伸,使得民众在经济生活需要时由原来的仅能依靠家族组织,转而可以寻求另外的社会合作。“会”作为民事主体可以自己的名义参加社会经济活动,承担各种社会公益责任,几乎所有民间社会举办的公益事业背后,都能看到“会”的影子;会员持有的“会股”可以根据立会条规进行买卖、抵押、转让、继承,其股份涵义与现代股份制下的股份实有相同意义。在中国传统宗族整合和地方社会治理中,“会”扮演了极为重要的积极角色,在敬宗收族、公益慈善、经济互助、文化教育、地方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功能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国家与民间凝聚民众力量开展社会治理的有益途径。“会”的数量众多,存续时间长,具有民间性、自发性、自治性等典型特征。今天我们能够对“会”的形态得以了解,得益于其管理文本——会簿文书,它是研究“会”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会簿因民众交往的惯例以及管理共同体各项事务的实践需要而形成,记录了“会”的管理规则和管理过程的细节与实态,其中的成员间的权利义务、财产关系、行为模式等,成为约定俗成共同认可的习惯。在展现其独特的组织方式,与地方社会互动关系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民间组织自治的规范化和制度的创造力。因此,对研究“会”的管理制度与主体形态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会簿文书的名称较多,如会簿(部)、会册、会谱、会本、会录、会书等等。一般来说,会簿文书包括:序言、会规、契据账簿以及会友名录,内容丰富,记载详细,可以说通过会簿文书可以窥“会”之全貌。通过对“会簿”文本内容的考释,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从性质上看它是一种法律文书。首先,它是共同体的自治规范,发挥着组织章程的功能。会簿的内容由全体成员按照个体意志和共同需求,以“公同议决”的方式自主创设并自愿遵守,规范共同体内部秩序。其次,它是成员间的集体契约,发挥着构建成员关系的功能。会簿不只是共同体内部规则的载体,还承载着具体的社会关系,契约当中蕴涵的自由、平等、信用的思想在会簿中均有所体现。最后,它是成员的权利凭据,发挥着保障各方权益的功能。成员通过捐资行为取得了成员资格,“会”按照成员的人数刊刻会簿,作为其捐资和具有该组织成员身份的证明,会簿还是享有相应财产权利和管理权利的凭据,成员凭簿享有“饮宴”“收租”“领胙”等经济收益,参与“会”的管理活动,按照“一人一权”原则行使表决权。本文以与“会”有关的民间会簿文书为中心,结合契约、地方志、族谱等资料开展实证研究。通过对会簿文本结构和内容等方面的静态分析解读,考察传统社会民间团体的运行规制和主体形态。在充分收集整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系统分类汇编,力求做到区域样本多样、种类齐全、文本完善;实现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资料的有效覆盖和充分占有。“会”是一个客观存在且具有独立人格的有机体,其本质是人和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反映,它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成员的联合体。成员之所以自愿结成团体是基于个体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的和共同的目的,这一共同目的是以一定的利益需求为导向,这种利益既可以是经济利益也可以是精神利益,亦或二者兼而有之。个人凭借一己之力难以单独达成,通过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或业缘关系为媒介个体结成群体。按照立会的目的和连接纽带将清至民国时期的“会”划分为血缘型“会”、地缘型“会”以及业缘型“会”。血缘型“会”,是基于成员间的血缘关系,在同一家族范围内为了祭祀共同的祖先,如清明会、丁会,或为了培养本族人才组建文会、宾兴会等,也可以是为了族人的婚姻、养老、安葬、救助等而立会,如利济会、百子会、长生会等。地缘型“会”,是在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基于人和人之间长期共同生活而构建起来的熟人关系,民众为特定的目的自发组织在一起而结成的“会”。这里的地域,即可以是一乡、一村、一县等行政区域,也可以跨越几个行政区域。其立会的目的既可以是“互益性”的,即仅限于组织内部成员自身受益,比如为集资互助而设立的钱会;为祭祀共同神袛而设立的神会,如关帝会、汪公会、张王会、文昌帝君会等。也可以是“共益性”的,即组织成员与社会公众共同受益,如为便利交通出行,而设立的路会、渡会、船会、桥会等等。业缘型“会”,是民众基于共同的事业自愿捐助设立的“会”。其立会的宗旨主要是为实现社会慈善公益,往往打破了家族、地域界限范围,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民事习惯。因此,这里主要指民间的善会善堂,比如为救助女婴而设立的保婴会、育婴堂;为安葬亲属而设立的助葬会、储恤会、永安会;为救助寡妇而设立的恤嫠会、儒寡会;为普度众生设立的赏节会、放生会;为救助孤老设立的恤颐堂、长寿会等等。通过分类考察其组织运作的规制,包括组织制度、财产制度、保障机制等,藉以实证研究方法揭示“会”的真实形态,进而探究“会”民事主体地位的生成方式。根据实际掌握的资料情况,选取血缘、地缘、业缘三种类型中具有代表性的会簿原件,作为分析解读的基本素材。而商业性的“会”、政治性的“会”、宗教性的“会”以及军事性质的“会”,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本文除绪论外,分为四章以及结语。第一章以血缘型会——族会为主要研究对象,族会因设立目的的不同,存在多种类型,本章重点考察了祭祀类和教育类两种类型的族会。研究的载体就是记录族会管理规则和管理活动的会簿文书。会簿文书经过一代代的流传,逐渐形成了相对统一的结构和格式化的内容。通常会簿的书写体例包括封面、会序(序言、弁言等)、会股(会员)名录、田产房契,账目清单、以及田园堂馆的图纸,如果族会经过复建还会另写序言以及修订后的会规等。每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字斟句酌,更代表着一定的含义,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这也是今天我们能够了解和研究族会的实物证据。族会就是建立在宗族内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为了维护宗族共同的利益而组成的族众共同体。它与宗族关系密切,或是为了祭祀祖先,修撰族谱;或是为了发展教育,培育人才;亦或是为了情感联谊、互助救济等目的,族众醵资立会。族会是长期性组织,其持续发展离不开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为此族会通常都制定有一整套规则,以此来约束其成员的行为,加强组织的凝聚力。在祭祀类族会中由族众或会员大会共同选举的管理人员代为管理组织事务,在会规授权的范围内行使管理职权,并代表族会开展外部经济活动。管理人员的产生方式分为“轮值制”或“选举制”,无论哪种方式,均是全体成员共同决议的结果。成员地位具有相对平等性,按照会规履行义务分享权利,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普通成员如果违反会规都会受到处罚。同时,由于族会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故其会规当中还带有部分强制性和身份化的特征,比如对于违规成员进行家法处置等,可见宗法伦理对维护族会组织的内部秩序发挥着一定作用。祭祀类族会的会产主要来源于成员捐助或族产划拨,无论何种来源族会对会产均享有占有、使用、支配和收益的权利。族会的财务向全体成员公开,并接受监督。在教育类族会之中,同样由选举产生的管理人员代为管理族会事务,与祭祀类族会不同的是,部分教育类族会采取选举产生董事会进行管理的方式,这与民国时期政府发展教育的政令推动有关。教育类族会的会产来源与祭祀类族会相同,产权同样归属于族会所有。不同的是教育类族会的设立及其章程一般要报政府备案。无论是祭祀类族会还是教育类族会都具有类似现代“法人”组织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族会被民众赋予独立主体地位,有专属名称,享有独立于其成员的财产,以族会名义对外开展社会经济活动;族会按照拥有的田园林地等以会户名义向国家履行纳税责任,为官方所承认。族会基于特定的血缘关系建立,受益的范围仅限于族众,不具有血缘关系的外人不得入会分享权益,因此,族会又具有人合性和互益性的特征。第二章以地缘型“会”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神会、桥会、渡(船)会两种具有代表性的“会”组织。传统社会民众共同生活的方式不仅仅表现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族而居”,还可以是基于地域和共同利益的连结,从而形成地缘关系的组织共同体。在一定地域范围,为供奉各种神抵祈求神佑平安为目的建立的神会,以及架桥造船为方便行人交通出行为目的建立的桥会、渡(船)会,均属于此种类型。这两类“会”都有记录其管理活动规则的会簿文书,文书具有相对一致的格式化结构,会簿的体例一般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序言。引经据典讲述立会宗旨、强调立会的重要意义以及立会过程的艰辛,号召会众有始有终,众志成城。二是会规,即组织章程,这也是会簿最核心的内容。包括组织制度(成员的构成、管理人员的任职权义等)、管理制度(组织的管理模式、议事规则等)、财产制度(资金筹措方式、盈利模式、收益使用等)等事项。三是会产契据。包括会产交易的契约凭据等。四是账目收支明细。“会”组织的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要记录在案,做到账目明晰收支相符,并接受全体成员监督。五是芳名录。简单来讲就是成员的名单,但又不仅限于此,名单后面还附有出资金额或持有股份的数量,这也是成员出资和分红的凭据。对于具有共益性的桥、渡(船)会,还代表着捐助人的一份善心与功德。其结构与族会会簿大同小异,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会”的普遍性,“会”已经成为民间社会民众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会簿文书不仅是组织管理活动的文字记录,其还具有多种法律功能,首先它是成员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契约,是自由合意的结果,即使是后加入者仍要受其约束。其次它具有组织章程的功能,规定了组织管理人员的产生方式职权,组织的议事规则、组织运行的保障机制等内容,而这些内容远远超出了成员间权利义务约定的范畴,成为组织的行为规范。最后具有权利凭证的功能。它证明会员的专属组织身份,会员可以凭会簿参加组织的各项活动,行使表决权、收益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实体权利。地缘性“会”在立会目的上虽有不同,但是在组织运作模式上存在着共性的特征,表现为由全体成员共同选举产生的管理人员在会规授权下管理组织内部事务,对外代表组织从事社会经济活动。会产来源于成员出资捐助,捐助后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于“会”,而成员的原始产权转化为股权,凭借股权可以享有组织收益,因其具有经济价值,会股可以交易或转让,通常情况下会内成员具有优先购买权。为了保障组织的持续运行,“会”制定有完善的保障制度,包括每一笔开支都要记录在案,而且要求账目清晰有据可查。同时账目定期向全体成员公开共同核算接受监督。会产的借贷需要提供相应的担保,即使是会内成员也不例外。对于管理人员权责并重赏罚分明,有的还建立了退出机制,对于违反管理规定的不仅要赔偿组织损失,情节严重的还予以除名。在组织的外在形态上,地缘性“会”被民众以民间习惯的方式赋予了民事主体地位,有自己的名称,专属的会产,可以“会”的名义进行社会经济活动,其活动由其管理人员代理。虽然官方并未以成文法的形式设定其主体资格,但是,“会”以会户的身份按期向国家缴纳赋税,并获得官方颁发的纳税凭证。官方制定发布的这些非规范性法律文书,与国家制定法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以另一种方式承认了“会”的合法性。此外,神会与桥会、渡(船)会由于受益范围的不同,在组织形态上存在着些许差异,神会的受益范围限定在组织内部成员,非会员不享有神会的各项权益,因而表现出互益性组织的特征。桥会、渡(船)会的设立初衷是解决民众水路交通出行问题,弥补官方在公共交通设施建设的不足,经费主要来自会员自筹和经营会产产生的收益,不向途径此地的商旅收取费用,成员在助人的同时也是在自助,故而表现出共益性组织的特征。第三章以业缘型“会”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得一录》、会簿文书、地方志和征信录为基本资料,重点考察了同善会、保婴会、恤嫠会等3种类型的善会善堂组织。征信录简单来讲就是面向社会公开的公益款项收支情况的详细报告书。其记载的内容与会簿文书相比更加系统全面详细,体例上包括序言、管理规则、管理人员名录、收到资助的数量及账目开支情况、官方批文、契据票据、房屋田图等。善会善堂有自己的名称、活动场所、经费和组织机构,由地方精英集资发起设立并管理,民众自愿参加,以实施济贫助困等善举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它打破传统的家族血缘关系,以慈善事业为纽带,既又不隶属于宗族也不从属于宗教组织,为官方所承认的长期性公益慈善组织。它是财产的集合体,其管理规则、开展慈善活动情况记载于会簿中,设立时一般须向官方呈请备案,具有半官方色彩。它有专职管理人负责管理组织的各项事务,管理人与善会善堂是雇佣关系,按照章程的授权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管理人员通常是有一定威望、家境殷实的士绅等地方精英担任,一般属于义务职,不领取报酬。善会善堂的资金来源于设立人捐助和社会公开募捐,捐助后的产权归属于善会善堂,捐助人可以监督财产的使用情况,有的还可以参与管理,但是属于义务性质没有报酬。善会善堂制定有详细的资助办法和程序,对于资助的人数等一般是按照量入为出的原则发放资助款物。为确保慈善救助能够落实到位避免贪腐,善会善堂在章程中规定了详细的保障措施,包括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审核,职务行为的监管,资助对象的审核查验,受助人要提供担保,资金账目的公开核算等事项都一一予以明确。同善会、保婴会、恤嫠会在资助对象、管理模式等方面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其组织形态仍存在着一些共性的特征,体现在一是具有类似慈善财团法人的特征,它们都有自己独立的名称;开展活动的场所;由捐助财产集合而成,没有组织成员和议事机构,由管理人员代为执行善会善堂各项事务;均制定有成文化的组织章程,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开展慈善活动。二是属于地方性公共组织。其公共性表现在设立目的和功能的公共性,资金来源及用途的公共性,以及组织规则的公共性。三是善会善堂具有民间半官方色彩,其与官方是“官督民办”与“民禀官示”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善会善堂的设立及其章程要提交官方备案,有时官方还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善会善堂还会主动借助官方力量宣传慈善理念,维护管理秩序。第四章阐述了“会”在没有国家成文法规制的情形下,如何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建构自身的民事主体地位。无论是血缘型的“会”,还是地缘型的“会”,亦或是业缘型的“会”,其实质反映的是人们之间的一种聚群而生的客观状态,具有“合个体之力,以成就共同生活目的”的特性。“会”在民间社会是自然生长发展的结果,而并非国家律法有意规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受经济实力和管理能力所限,“国家根本不可能渗透到乡村社会,并对私人空间进行深度管治,从而给基层社会留出了活动空间”(1)。另一方面则是国家立法的“重刑轻民”思想,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政权稳定,而对于户婚、田土、钱债等“民间细故”则疏于制定律例典章。在清至民国时期,民事活动的秩序主要由民众按照契约、礼俗、习惯进行自我规范。民国时期虽有民法颁布,但是对于“会”的组织形态、主体地位等内容并未予以明文规制,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会”以民间惯例的方式被赋予了独立意志和行为能力,成为与“人”同质的有机体,并自我发展完善,在与其他社会主体互动中建构民事主体地位,成为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建设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民间力量。从内部建构视角,共同需求是“会”自发形成的现实基础,自定章程是“会”内部管理的组织规范,专属业权是“会”主体人格的物质保障,共同代表是“会”独立意志的外部表达方式。从外部建构视角,“会”通过主动配合谋求官方认可支持并从中获得合法性,同时以自己的行为参与社会经济生活,与其他民间组织积极互动建构社会关系。结语部分总结了会簿文书的法律内涵以及三种类型“会”的民事主体特征。通过对“会簿”文本内容的考释,我们发现从性质上看它是一种法律文书。首先,它是共同体的自治规范,发挥着组织章程的功能。会簿的内容由全体成员按照个体意志和共同需求,以“公同议决”的方式自主创设并自愿遵守,规范共同体内部秩序。其次,它是成员间的集体契约,发挥着构建成员关系的功能。会簿不只是共同体内部规则的载体,还承载着具体的社会关系,契约当中蕴涵的自由、平等、信用的思想在会簿中均有所体现。最后,它是成员的权利凭据,发挥着保障各方权益的功能。在血缘型和地缘型“会”中,作为其捐资和具有该组织成员身份的证明,同时也是享有相应财产权利和管理权利的凭据。在业缘型“会”中,作为捐助人捐资的证明,由于“会”的慈善性质决定了其权利限于知情权和监督权,并无经济权益。人们由“聚族而居”到“聚金成会”,“会”成为家族组织的延伸,使得民众在经济生活需要时由原来的仅仅依靠家族组织,转而可以寻求另外的社会合作。“会”作为民事主体可以自己的名义参加社会经济活动,承担各种社会公益责任,几乎所有民间社会举办的公共事业背后,都能看到“会”的影子。在传统中国宗族整合和地方社会治理中,“会”成为建构社会关系,填补国家治理空白的民间力量。“会”不仅拓展了人们社会活动的范围和领域,在敬宗收族、公益慈善、经济互助、文化教育、地方建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其功能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会”是一个事实上的存在,具有客观性,不以特定历史时空范围下是否存在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对其规制或认可为前提条件。其次“会”作为事实上的存在,具有正当性,会簿是记录“会”管理过程和管理规则的客观证明。这些规则既是成员权利义务关系的契约,同时也是组织的章程,对内约束成员行为,明确产权关系,对外规范组织活动,保障组织运行。最后,“会”的主体地位具有合法性。虽然国家的制定法并未对“会”的组织形态进行规范与调整,但是官方发布的通饬稿(札)或批答(示)等非规范性法律文书,与国家制定法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承认“会”的合法地位。
郭瑞[6](2020)在《中国高校智库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重要的决策咨询机构,高校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的高校智库评价有助于检视高校智库建设中的问题,为高校智库的发展诊断号脉,明确标准及树立标杆,推动我国高校智库的良性互动及整体实力提升。我国对高校智库的评价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评价主体单一及多元评价主体合作的缺失、评价工具理性不完善、评价指标体系科学性及共识度较低、评价结果的应用有待完善等问题制约了高校智库评价功能的发挥。因此,亟待完善高校智库评价及其体系精准把脉我国高校智库发展问题。2014年2月10日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对高校智库评价提出“改进科研评价”的指示。2015年1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强调深入实施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计划,推动高校智库的发展完善、学科优势发挥、管理体制改革及整体水平提升。以上文件为完善高校智库评价提供了顶层设计。本文在此背景下,立足于公共管理学、教育评估学,结合治理理论、第四代评估理论构建高校智库评价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问卷调查实证挖掘高校智库评价中的问题,理论工具分析其制约完善的内在机理。理论分析框架下将科学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作为高校智库评价要素维度中的“序参量”,协同、整合高校智库评价中其他要素,共同促进高校智库评价问题的解决。最后基于建构的指标体系,抽样选取18所典型高校智库进行实证评估,分析评估结果来进行实证检验,并提出提升高校智库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由绪论、四章、结束语六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提出本文研究的立意和主旨。详细梳理学界对智库评价及高校智库评价研究的现状,对本文的核心概念高校智库、智库评价、高校智库评价的内涵进行解释和界定。阐述本文运用的理论分析工具治理理论及第四代评估理论。厘清本文的研究思路及方法,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创新和价值取向。第一章,详细阐述高校智库评价的要素维度和理论分析框架。首先,对高校智库评价涵括的主体维度、客体维度、工具维度、指标维度、结果维度等进行阐述。其次,通过治理理论、第四代评估理论来搭建高校智库评价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分析框架构建的前提高校智库评价制度环境的诱导、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及解析进行详细论述。理论分析框架的搭建为下文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指导。第二章,本部分设计调查方案,探求高校智库评价中的问题及相关机理。首先,对问卷设计、抽样方案、样本数据等进行阐述分析。其次,探求高校智库评价各维度对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结果的影响程度以及各个要素维度间的“耦合”关系。通过要素维度的相关分析发现:评价主体多元化程度对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程度影响较大,说明多元化的评价主体能促进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及共识性;评价工具中评价方式方法对评价指标科学程度的影响最大;评价制度完善程度对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和评价结果公信影响都较大;评价程序的完善对评价结果的公信影响较大,但对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影响较小。最后,本部分通过问卷调查挖掘高校智库评价面临的诸如评价主体单一、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性及科学性有待提升、评价工具理性不完善、评价结果应用不完善等问题,并通过理论分析制约其完善的机理。第三章,基于第二章高校智库评价中的问题及内在机理分析结合理论工具的指导,提出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科学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遵循《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中“改进科研评价”的政策导向及梳理智库评价、高校智库评价研究的基础上,关注政府部门、第三方评价机构、同行评议、高校智库、民众及社会等多元评价主体的价值诉求,完善评价工具的情况下,结合高校智库的功能和特征建构而成。其次,阐述指标体系设置的原则、初始集、问卷设计及相关描述性统计。复次,通过问卷调查对评价指标体系的取舍进行筛选、因子分析技术修正指标结构并对其进行赋权。最后,论述评价指标体系对高校智库的功能回应及对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对比分析。第四章,基于第三章构建的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科学抽样选取18所高校智库进行实证评估。在专家访谈的基础上制定评估表,详细说明评估标准及评分细则。分析18所高校智库的评价结果,挖掘样本高校智库存在的普遍性问题,通过评价指标体系的导向作用,提出高校智库提升的策略路径。结束语,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归纳,对评价过程中指标体系及评估标准的应用,工具理性的完善,评价结果的应用,评价主客体诉求等进行总结和回顾。最后分析本文的研究不足,展望未来高校智库评价研究可能的研究焦点。本文的创新主要如下:1、基于治理理论、第四代评估理论建构高校智库评价的理论分析框架。目前学界较多运用知识管理理论、知识市场理论、公民参与理论、组织有效性理论来分析高校智库评价。本文运用治理理论、第四代评估理论搭建高校智库评价理论分析框架体系,对分析框架构建的前提和要件进行详细论述,将高校智库评价看做是评价主体维度、评价客体维度、评价指标维度、评价工具维度、评价结果维度等相互作用的系统工程,分析要素维度间的关系,基于治理理论中“序参量”对其他要素的协同、整合,决定系统的演变甚至结果的功能,以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作为高校智库评价中的“序参量”协同、整合其他要素维度,来发现和解决高校智库评价中的问题,以期探究高校智库评价系统的完善。2、研究视角及研究途径的创新。学界对高校智库评价的研究多关注指标体系的构建,对其他要素维度的研究和探讨关注较少,本文试图通过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以量化方式理性认知高校智库评价要素维度间的相关关系,探究评价主体维度、评价客体维度、评价工具维度、评价结果维度等,对高校智库评价指标构建的影响,挖掘各要素维度面临的问题,分析其制约完善的内在机理,以期达到显示、描述和推断被研究对象特征、趋势和规律性的相关目的,进而来论证高校智库评价研究的多维性和系统性,为高校智库评价中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证依据,这在当前的高校智库评价研究中较少出现。3、基于治理理论和第四代评估理论尊重、识别多元评价主体价值倾向,完善高校智库评价工具理性的导向下,建构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当前对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多基于单一评价主体的价值倾向而建立,而智库对于政府及社会影响程度的评判话语权实质应掌握在“用户手中”,“决策用户”的认可程度决定其价值的体现。本文通过文献梳理、问卷调查和相关访谈,尝试聚焦高校智库的用户主体如政府、媒体、社会公众、利益相关方,潜在评价主体中同行评议、第三方评价机构乃至高校智库本身等,他们对高校智库评价的价值理念,结合高校智库的功能和特征,建构涵括“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政府影响力、智库的对外合作交流情况、智库的组织情况”等共34个指标在内的定量评价指标集,通过因子分析技术的修正,最终确定了涵括“智库投入及平台建设因子、智库政府及社会影响力因子、智库合作和对外交流因子、智库学术生产能力因子”五个一级评价指标及29个二级指标在内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因子分析而得的定量指标结构能够回应高校智库的各项功能,为衡量高校智库各项影响力的实现提供可供参考的维度。为完善评价方式,经过问卷调查的筛选确定11个定性指标集来弥补定量指标的不足。4、系统分析高校智库评价结果、总结高校智库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往高校智库评价研究多关注评价结果的排名,较少关注评价结果的分析、总结及探讨。本文通过科学抽样对18所高校智库进行实证评估,分析样本高校智库在基础建设、运营管理、影响力实现等方面的情况,挖掘出样本高校智库在实体化建设及内部组织管理不完善,高校智库政府及社会影响力的实现程度较低,高校智库学科间的协同有待进一步深化等问题。并参考评价指标提出:深化高校智库的实体化建设,完善高校智库的支撑体系;完善高校智库成果发布与转化机制,提升高校智库政府及社会影响力;从学科、项目、人员等方面深化高校智库的协同,扩大对外合作和交流等对策和建议。
徐亮[7](2020)在《海派美术大家哈定研究》文中提出哈定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水彩画家也是海派美术传承的典范,他在美术领域的开拓性与美术教学方面皆有显着的贡献与影响。然而囿于当前国内水彩画史及相关理论梳理的完善程度而形成的历史文化记忆的缺失,对水彩画家个案的价值发掘与定位显得尤其模糊不清。由此,本文以海派大家哈定先生为对象而展开研究,将问题置于具体的历史文化情境之中,以哈定的水彩画创作及观念为中心,分别从知识渊源、风格开拓、审美思辨、画室教学这几个层次展开论证,重新评价其独特的学术风貌,还原部分被历史遮蔽的海派美术资源,对中国水彩画学术历史的完善及海派水彩画的发展具有典型价值和贡献。本文的主体结构共分为四个章节(不含绪论部分):一.哈定早期的时代影响与思想渊源,二.哈定绘画风格的突破与贡献,三.哈定的艺术观与绘画精神,四.哈定的教学实践及理论贡献。先从时代视角切入,对哈定早期的时势境遇、群体互动、思想接受进行梳理与考证,从文化根源来探寻哈定后来艺术转向与拓进的“线索”。分析其艺术经验与思想形成的两个源头:一是对中国传统及西方文化的自觉吸收,二是受时势、群体等“他律”因素促动而形成的艺术经验,地域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塑造”作用,并阐释哈定与海派群体的交际中形成趋近的“文化性格”及其所肩负的海派文脉的承传责任。接下来,本文依据各时期节点,着重对哈定的创作风格的演变与突破展开研究,梳理哈定风格转型过程中的三个重要特征,即:“师法自然”的写生性风格、“笔墨融合”的意象风格与“关切人生”的边疆人物风格,并放置于中国当代水彩画发展进程中进行比较与考证,对哈定有意识针对民族化、中西融合、主题性等现代美术发展的关键性命题,而开展的自觉探索进行深入研究。从形式分析的角度来看哈定的作品,无论是哪种风格皆呈现出如罗杰·弗莱[1]所说“没有什么东西是惰性”的自觉特点,[2]并带有典型的时代烙印,同时显示出哈定打破既定程式在水彩创作上的本土化命题的开拓。在此基础上,本文更进一步解读沉潜于哈定风格表象下的艺术观念,探索作品背后的精神实质。基于哈定的三个重要风格特征,阐释其如何将西方造型语言与传统文化精神相融合,形成独具思辨性的艺术观念,揭示其对传统审美精神及宇宙人生哲理的深切感悟与融通。通过这种逐层递进的论证方式,对哈定艺术风格及观念的价值定位进行综合性评述。此外,本文还对哈定的美术教学展开研究,哈定画室与同期的私人画室群体共同构成建国初期的一个特殊的教育现象,这也是当前海派美术教育研究中被遮蔽的一段历程,通过分析当时美术教育社会化转型背后的文化定位、政策引导与私人画室的美术教育的联动关系,进一步考证哈定在画室创办中所形成的理念与实践方面的价值与成果,分别对哈定的教学模式、教育主张及理念等方面进行研究,总结哈定的美术教学对海派美术教育的贡献。同时哈定当时编写的两本基础理论教材对几代中国美术家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这两本教材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内容设置及理论特点进行考证,帮助我们更深入的认识哈定美术教育的理念及方法价值。综上所述,使我们能够以不同视角,在相应领域获得更进一步的全面而深入认知哈定艺术成就的可能,为当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做补充,通过探讨哈定在水彩画发展过程中对于语言、融合等艺术问题的突破与思考,并结合对他的教育实践及教育理念的阐释,重新发掘海派美术大家哈定先生的艺术价值与历史定位。
刘微[8](2020)在《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的兴起是中国被迫融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产物。从改变政治外交的被动局面到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主动诉求,英语凭借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藉以近代新学制被正式确立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学科。本文以近代中国早期英语的传播为背景,从香港地区的英语教育着手,对近代中国本土英语学科的建立及教育发展进行全景式勾勒与历时性考察,研究内容既有对英语学科教育每个发展阶段特征的概括,也有对相应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梳理;既有对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整体描述,也有对个别地区、个别教学机构英语教育的深层剖析;既有以英语教育活动为对象的本体研究,也有对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互动关系的探讨;既有对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范式的归纳,也有对其社会功能、存在的问题以及经验启示的总结。论文主要内容分述如下:文章导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对研究的相关概念与范围进行界定,通过对本选题相关的学术史进行回顾,总结了之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本文的研究思路,最后交待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介绍了英语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情况。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与西方列强对外扩张之间的矛盾催生了近代英语通事与中国洋泾浜英语。本章通过对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梳理,论述了两者在扫除语言障碍、沟通中西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与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逐步卷入世界市场后急需开展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第二章分析了近代中国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笔者对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等几所具有代表性的教会学校进行考察,揭示其英语教学的具体情形及特点。此外,还分析了香港地区英语教育政策的变化以及该地区对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产生的影响。第三章探讨了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笔者除了对洋务运动时期外语学堂与军事技术学堂的英语教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对京沪粤三地的同文馆作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通过回顾这一时期教会学校关于“英语教学”问题争论的整个过程,阐述了这次争论对本土英语教育产生的重要意义。第四章论述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制度化的过程。笔者讨论了从清末到民国几次重要学制变革以及不同学制下初等、中等、高等三个不同阶段英语学科教育的情况;分别以南开中学与北京大学为个案,从历史沿革、教学师资、教材、教学管理等方面对这两所学校的英语学科教育进行微观层面分析及历史评价,揭示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水准与运行实态;最后,从经费的筹措与使用探究了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的关系。第五章分晚清时期与民国初中期两个时间段对近代中国的英语教育政策进行了历时梳理,展现其演变进程、基本特点及发展趋势;从教育目标、教材使用、教育研究与教学评价四个方面总结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第六章从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入手,揭示了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由改制传统书院再到创设新式学堂的发展路径,通过学制的更迭分析不同时期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变化,并结合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格局归纳出近代武汉地区外语学科教育的特点。结语部分是对近代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包括英语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启示。本文通过研究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程,藉以重新审视当下英语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以历史关照现实。笔者期望在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语境中,科学认识英语学科的地位,挖掘英语学科教育的内涵,通过深化英语学科教育改革,全面提高英语教学水平。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以英语为通用语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文化。
张燕[9](2020)在《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研究》文中提出档案与记忆共生相长,恒久绵长。“社会记忆”现已成为学界共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域。社会记忆再生产属于一种普遍性社会现象,档案领域为其重要领域和典型场域。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是近几年档案学界出现的新课题,以探索档案记忆再生产内在机制、参与社会再生产发展规律为问题导向。本文引入档案记忆再生产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汲取档案学、信息科学、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营养,综合运用档案记忆理论、社会记忆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媒介传播理论等,从档案、人与社会的本质关系出发,深入阐释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内涵实质、运作过程与作用机理,从学理上就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进行抽象与分析,并以变革中的新媒体时代为研究背景与分析语境,探讨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转型发展与推进机制。本研究采用“档案记忆再生产”这一新范畴统摄多方面的档案实践,进一步提炼其概念、要素、结构、性质、功能、运行机理等,初步构建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理论分析框架。档案记忆表现为从中介切入的“刻写”的社会记忆形态。档案记忆再生产是行为、过程与结果的统一,融文本形式、内容、意义再生产于一体,经由生成、加工到消费的往复更新过程,实现档案记忆的累积、更新、展演、传播与共享。作为一项典型的记忆实践活动,档案记忆再生产以记忆传承、社会治理、文化认同三大社会功能的发挥,作用于整体社会记忆再生产和人类社会再生产。借鉴文件连续体模式,本文构建了档案记忆再生产参与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太极图”式运行机理模型,将既往受忽视的媒体要素纳入其中,从档案记忆社会化、社会记忆档案化两个维度突出加工性和往复更新性。结合实践考察,本研究探析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历史演变、影响因素,以及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情境变化。档案记忆再生产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各个时空,从古至今呈现出由封闭、分散、单一走向开放、系统、多元的演变轨迹。档案记忆再生产受档案记忆系统内外多重因素影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媒介技术等外部因素,以及档案记忆再生产主体、档案记忆制度、档案记忆资源等内部因素。步入快速演进的新媒体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深度嵌入社会结构,社会转型、国家治理、文化消费、媒体融合等社会情境的变化共同推动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发展。聚焦具体环节,本文深入解析档案记忆再生产在生成、加工、消费三方面的变化。档案记忆生成环境从传统、单一、单向度转向电子环境、竞争记忆场域和交互语境;生成主体从官方、精英走向民间、大众;生成对象从传统形态记忆转向数字记忆,并扩展到新媒体档案记忆、个体档案记忆。档案记忆加工目的趋向意义再生产,从注重史学研究到追求共享记忆;加工形态由文本到可视化,并以空间记忆和影像记忆为代表;加工方式转向数字化、叙事化、创意化、融合化。档案记忆消费主体由传统用户到数字消费者;消费对象从内容到注重情感、认同、价值等的意义消费,并成为档案记忆资本化消费的主要内容;消费方式转向数字化、个性化、品牌化、休闲化,消费途径趋向在线获取。本研究提炼概括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的总体特征,探究这一转型对整体社会记忆建构的影响,进而提出相应的实践推进机制。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在路径、取向、内容、方式、范围五方面,由单向性、生产性、凝固性、单一性、区域性转向多元化、消费性、流动化、融合化、全球化。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对整体社会记忆建构将产生多重影响,包括数字记忆迈向智能、媒体记忆加速融合、共享记忆趋向反思、社会记忆竞争加剧、社会记忆遗忘凸显。档案部门可从档案记忆再生产的主旨、主体、客体、中介、关系等维度,实施价值引导、协同参与、消费者培育、多维叙事、媒体融合和伦理约束等六大机制,提升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能级,促进社会记忆及整个社会再生产。研究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蕴涵理论研究对实践的深度关切。当下媒体融合浪潮方兴未艾,对档案领域将持续产生重大影响。媒体不仅作为记忆中介,更作为重要的记忆机制作用于档案记忆再生产。本文将档案和档案工作视作一种社会建制,统摄于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论域,对新媒体时代档案实践活动的热点问题予以回应,从理论层面进行抽象与建构,在丰富档案记忆理论研究的同时,对新媒体时代档案工作转型发展具有现实启发意义。
闵桃[10](2020)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是与世界记忆工程对接的国家工程,是对档案文献遗产进行认定、管理、保护和开发的系列计划和措施。2000年,受世界记忆工程和国内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影响,在国家档案局牵头组织下,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正式启动。至2018年,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已选出四批142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成功申报12项《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和13项《世界记忆名录》,构筑起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体系。工程为档案文献遗产走出国门、面向世界提供了途径和平台,促进了档案文献遗产工作的发展,并有意识地发掘档案文献遗产内涵及价值,塑造文化品牌,增强了档案文献遗产的文化影响力。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启动,引发社会对档案文献遗产的广泛关注,有关档案文献遗产的研究不断涌现,但直接以工程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较少,且工程开展近二十年,有必要进行一定的梳理,为即将开展的工程新阶段做准备。故本文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建设为题,梳理分析遗产工程过去近二十年的实践活动。本文共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时代背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启动既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深入发展的要求,又是世界记忆工程全面实施的体现。第二部分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实践活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围绕档案文献遗产的确定、保护与利用开展工作,建立起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体系即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的认证体系,组织了相关的整理研究项目和宣传、出版、文艺创作等开发利用活动,来保护和传承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第三部分是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实践活动的分析与展望。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启动为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开发提供了平台,促进遗产保护工作的发展,增强了档案文献遗产的文化影响力,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定位偏差、组织建设不足、活动内容不平衡等问题,需从工程定位、组织功能、发展规划、合作交流、信息化建设等方面进行加强。
二、上海市2004年度MEDLINE收录期刊名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海市2004年度MEDLINE收录期刊名录(论文提纲范文)
(1)以建筑类期刊为源探究中国当代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城市住区的演进历程记录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
1.1.2 国内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百花齐放,亟待梳理整合 |
1.1.3 专业期刊是学科发展轨迹记载和学术传播的重要载体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现状 |
1.3.1 城市住区规划设计演变的研究现状 |
1.3.2 建筑类期刊的研究现状 |
1.3.3 期刊文献统计的研究现状 |
1.3.4 小结 |
1.4 相关概念释义 |
1.4.1 住区及城市住区 |
1.4.2 住区规划设计 |
1.4.3 建筑类期刊 |
1.5 研究范围与方法 |
1.5.1 研究方法 |
1.5.2 研究范围 |
1.6 研究框架 |
2 我国建筑类期刊及其记载的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研究 |
2.1 我国建筑类期刊的产生与发展 |
2.1.1 建筑类期刊的产生 |
2.1.2 建筑类期刊的初步发展 |
2.1.3 建筑类期刊的繁荣发展 |
2.1.4 建筑类期刊的多元化发展 |
2.2 建筑类期刊对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记载情况分析研究 |
2.2.1 数据来源与筛选 |
2.2.2 本文的建筑类期刊选取标准 |
2.2.3 建筑类期刊中相关论文数量与分布 |
2.2.4 建筑类期刊中相关论文的分类与统计 |
2.2.5 建筑类期刊中相关论文研究主题的变化 |
2.2.6 本文的建筑类期刊研究范围 |
2.3 建筑类期刊反映的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历程分析研究 |
2.3.1 相关期刊论文的统计与分析 |
2.3.2 我国城市住房制度的发展历程 |
2.3.3 我国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的时区图谱 |
2.3.4 我国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演变历程分期 |
2.4 本章小结 |
3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1949-1977) |
3.1 政府主导下的城市住区实践与研究概况 |
3.1.1 社会经济背景与住房建设概况 |
3.1.2 建筑类期刊的记载情况分析 |
3.1.3 研究阶段划分 |
3.2 经济恢复与“一五”阶段:住区规划理论的引入与早期实践(1949-1957) |
3.2.1 工人住宅区的规划建设 |
3.2.2 居住建筑布置方式的讨论 |
3.2.3 居住小区规划思想的引入与实践 |
3.3 “大跃进”与调整阶段:住区规划理论的探索与发展(1958—1965) |
3.3.1 城市人民公社对城市住区发展的影响 |
3.3.2 居住小区规划设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
3.3.3 “成街成坊”的住区规划方法 |
3.3.4 住宅区的改建 |
3.4 “文革”及其影响阶段:住区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停滞与恢复(1966-1977) |
3.4.1 住宅标准的持续降低 |
3.4.2 市郊工厂生活区的建设 |
3.4.3 高层住宅的出现 |
3.5 特征总结 |
3.5.1 住区规划理论与方法体系初步形成 |
3.5.2 注重住区物质空间形态 |
3.5.3 为生产服务而配套建设 |
3.6 本章小结 |
4 住房制度改革推进时期的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1978-1997) |
4.1 “遍地开花”式的城市住区实践与研究概况 |
4.1.1 社会经济背景与住房建设概况 |
4.1.2 建筑类期刊的记载情况分析 |
4.1.3 研究阶段划分 |
4.2 居住小区的规划建设阶段 |
4.2.1 规划建设概况 |
4.2.2 规划结构与规模 |
4.2.3 规划布局特征 |
4.2.4 对节约用地和提高居住密度的强调 |
4.3 居住区的规划建设阶段 |
4.3.1 综合开发模式 |
4.3.2 区位特征 |
4.3.3 规划结构与规模 |
4.3.4 规划布局特征 |
4.3.5 综合区的建设 |
4.4 旧城区改造与更新阶段 |
4.4.1 发展历程概述 |
4.4.2 改造方式 |
4.5 “试点工程”推动下的居住小区规划建设阶段 |
4.5.1 规划建设概况 |
4.5.2 规划布局特征 |
4.5.3 规划结构的模式化与突破 |
4.5.4 地方传统居住文化的借鉴 |
4.5.5 社区的营造与物业管理兴起 |
4.6 特征总结 |
4.6.1 住区的建设机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
4.6.2 住区规划布局手法的多样化 |
4.6.3 住区组织结构向多元化发展 |
4.6.4 从人的需求出发营造居住环境 |
4.6.5 居住观念的改变促进了住区功能布局的更新 |
4.7 本章小结 |
5 房地产开发主导时期的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1998 年至今) |
5.1 多元化的城市住区实践与研究概况 |
5.1.1 社会经济背景与住房建设概况 |
5.1.2 建筑类期刊的记载情况分析 |
5.1.3 研究阶段划分 |
5.2 商品房住区的快速发展阶段 |
5.2.1 规划建设实践与研究概况 |
5.2.2 商品房住区的空间分布特征 |
5.2.3 商品房住区的开发规模特征 |
5.2.4 商品房住区的规划布局特征 |
5.2.5 商品房住区的特色和风格塑造 |
5.2.6 城市住区类型的多样化 |
5.3 城市住区的多元化发展阶段 |
5.3.1 规划建设实践与研究概况 |
5.3.2 商品房住区的品质提升 |
5.3.3 保障房住区的规划建设 |
5.3.4 既有住区更新改造的探索与实践 |
5.3.5 城中村改造问题的探索与实践 |
5.4 城市住区的转型发展阶段 |
5.4.1 规划建设实践与研究概况 |
5.4.2 城市住区在实践发展中的问题总结 |
5.4.3 城市住区规划新模式的探索 |
5.4.4 既有住区更新改造的进一步探索与实践 |
5.5 特征总结 |
5.5.1 从传统住区规划到社区规划 |
5.5.2 城市住区空间分布的郊区化 |
5.5.3 城市住区空间结构的集约化 |
5.5.4 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多元化 |
5.6 本章小结 |
6 总结 |
6.1 建筑类期刊中相关论文统计分析 |
6.1.1 相关期刊论文的统计分析 |
6.1.2 建筑类期刊反映的我国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演变历程 |
6.2 建筑类期刊反映的我国当代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演变特征 |
6.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附录 |
致谢 |
(2)Research on Chinese Painting Education in the Shanghai Art College(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现有材料与国内外研究成果 |
第三节 研究目的与总体构思 |
第一章 从毛笔画到国粹画:上海美专中国画教育的先声 |
第一节 图画教育的兴起 |
一、振兴实业:非审美的图画技能教育 |
二、谋生之术:私立学校的西法图画教育 |
三、早期毛笔画教育之思 |
第二节 上海美专“图画时代”毛笔画教育 |
一、1913-1918 年各画科学科定位及毛笔画教学初探 |
二、中西结合式国粹画教育的理论探讨 |
第三节 上海美专“后图画时代”国粹画教学 |
一、1918-1920 年的师资组成 |
二、基于“写实”的形、神讨论 |
小结 |
第二章 上海美专中国画教师群体及学院式教学体系的建立 |
第一节 个人意志与集体需求交织下的中国画系筹备 |
一、个人发展与学校建设的统一 |
二、校内、外的中国画联动教学 |
三、中国画系筹备与师资聘任 |
第二节 上海美专中国画教学体系的建立 |
一、被重新定义的“国粹画保存” |
二、“国粹画保存”的初步实践 |
三、透视学与色彩学:西画课程在中国画教学中的系统性实施 |
第三节 基于不同画学资源:在统一中的分歧 |
一、中国画教师的边缘化 |
二、刘海粟:个性与风格的自主选择 |
三、以传统为基准的中国画教学方法 |
四、对中国画“衰败”同中有异的画史认知 |
五、从花鸟画、山水画教学重审“美专风格”的形成 |
小结 |
第三章 学校发展危机与中国画教育转机 |
第一节 师资被迫变动带来的新机遇 |
一、资金困境、学生流失和师资流动 |
二、大规模改组中向中国画系的倾斜 |
第二节 以古典绘画为核心的研究型教学改革 |
一、郑曼青:基于“意味神韵”的研究型中国画教育 |
二、研究古画:“国华精神”之寄托 |
三、“古典”的“现代”意义 |
四、中国画教学团体的再次分裂 |
第三节 教务整饬:传统画学教育的持续发展 |
小结 |
第四章 上海美专中国画教学困境及其自我完善 |
第一节 上海美专中国画教学困境 |
一、中国画系招生实况 |
二、人物画的缺席 |
第二节 上海美专中国画教学体系的自我完善 |
一、以“全才”为目标的中国画教学 |
二、西画系学生的中国画学习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图录 |
附录一:1923-1937 年中国画系录取、毕业学生人数对比图 |
附录二:1914-1936 年各专业毕业生占比图 |
附录三:上海美专1913-1952 年师资名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3)民国时期上海女律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第一章 民国上海女律师的兴起 |
第一节 中国律师制度初创与早期律师行业 |
一、中国律师制度的初创与律师资格 |
二、早期律师行业发展状况 |
第二节 女律师执业资格的实现进程 |
一、民国上海女律师产生的独特背景 |
二、女律师执业权利的实现过程 |
小结 |
第二章 民国上海女子法政教育 |
第一节 女子法政学校教育背景 |
一、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对象 |
二、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理念 |
第二节 民国上海早期法政教育的开展 |
一、女子法政速成科 |
二、女子法政学堂 |
三、女子法政讲习所(女子法政学校) |
第三节 法政学院女生与女律师 |
一、民国女律师的法政出身 |
二、法科女生的个人素养 |
三、法科女生的职业选择 |
小结 |
第三章 民国上海女律师的执业困境与成就 |
第一节 男权话语下的女律师职业形象建构 |
一、备受瞩目的职场新人 |
二、旧有的男性评价体系 |
第二节 庭审内外的执业困境 |
一、台子:五忍难忍 |
二、圈子:五难实难 |
三、女子:性别禁忌 |
第三节 艰难困境中的自我成就 |
一、发挥关怀特性 |
二、开拓人脉资源 |
三、突出女性特质 |
小结 |
第四章 民国上海女律师的职业生涯 |
第一节 女权运动的护法使者 |
一、女律师与维护女权 |
二、女律师的业务优势 |
第二节 社会改造的推动尖兵 |
一、难产的“配偶奸” |
二、以女律师为代表的上海妇女团体的声援 |
第三节 女律师的事业成就与局限 |
一、独特的律师职业事功 |
二、律师业务的拓展力量 |
三、弱小的职业圈子 |
小结 |
第五章 民国上海女律师的幕后人生 |
第一节 时代新女性与不俗背景 |
一、个性鲜明的新女性 |
二、显赫的家庭出身 |
三、才华横溢的时代新女性 |
第二节 婚嫁观念与现代婚配 |
一、妇女解放从我做起 |
二、现代版的才子佳人 |
第三节 时局动荡与女律师的人生沉浮 |
一、关心政治共赴国难 |
二、上海沦陷与人生挣扎 |
三、去与留: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艰难抉择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民国上海女律师名录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4)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课题背景 |
1.2 研究的目与意义 |
1.2.1 课题研究目的 |
1.2.2 课题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建筑历程层面 |
1.3.2 地域建筑层面 |
1.3.3 地域建筑与文化层面 |
1.3.4 国外学者对自贡地区城市、建筑及地域文化的研究 |
1.4 国内研究现状 |
1.4.1 建筑历程层面 |
1.4.2 地域建筑层面 |
1.4.3 地域建筑与文化层面 |
1.4.4 国内学者对自贡地区城市、建筑和地域文化的研究 |
1.5 研究方法与框架 |
1.5.1 本文的研究方法 |
1.5.2 本文的研究框架 |
1.6 主要概念界定 |
1.6.1 界定 |
1.7 本论文写作说明 |
1.7.1 本文对“历史”与“叙事”问题的回应 |
1.7.2 阅读建议 |
2 建设背景 |
2.1 中国建筑创作环境概述 |
2.1.1 1949年至1964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2.1.2 1965年至1976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2.1.3 1977年至1989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2.2 自贡的地域文化 |
2.2.1 自贡恐龙的故事 |
2.2.2 自贡彩灯的故事 |
2.3 本章小结 |
3 建筑设计组织策划 |
3.1 我们为何建造 |
3.1.1 兴建自贡恐龙博物馆的设想 |
3.1.2 兴建中国彩灯博物馆的设想 |
3.1.3 讨论:兴建设想 |
3.2 研究落实修建博物馆 |
3.2.1 确定修建自贡恐龙博物馆 |
3.2.2 确定修建中国彩灯博物馆 |
3.2.3 讨论:不同的投资模式,不断努力得以确定兴建 |
3.3 设计竞赛的组织安排 |
3.3.1 自贡恐龙博物馆竞赛组织 |
3.3.2 中国彩灯博物馆竞赛组织 |
3.3.3 讨论:组织经验的延续和发展 |
3.4 本章小结 |
4 建筑竞赛及后续进展 |
4.1 方案评选与审定 |
4.1.1 乱石——“恐龙群窟”与“洪荒时代”的抽象 |
4.1.2 灯的群组——“南国灯城”的新星 |
4.1.3 讨论:创作与评审 |
4.2 方案确定及后续进展 |
4.2.1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后续进展 |
4.2.2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后续进展 |
4.2.3 讨论:后续进展 |
4.3 本章小结 |
5 建筑创作回响 |
5.1 官方新闻媒体的关注 |
5.1.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关注 |
5.1.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关注 |
5.1.3 讨论:媒体关注 |
5.2 大众的声音 |
5.2.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关注 |
5.2.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关注 |
5.3 业内人士的评价 |
5.3.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评价 |
5.3.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评价 |
5.4 获奖情况 |
5.4.1 自贡恐龙博物馆获奖情况 |
5.4.2 中国彩灯博物馆获奖情况 |
5.5 本章小结 |
6 建筑评析 |
6.1 建筑策划 |
6.1.1 可行性研究阶段 |
6.1.2 设计任务书阶段 |
6.1.3 自贡恐龙博物馆所带来的建筑策划启示 |
6.2 建筑后评估 |
6.2.1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建筑后评估 |
6.2.2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建筑后评估 |
6.2.3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后评估带来的启示 |
6.3 建筑设计竞赛 |
6.3.1 建筑竞赛的方案组织 |
6.3.2 建筑评选中的“长官意志”与“明星建筑师”问题 |
6.3.3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方案组织与评选带来的启示 |
6.4 建筑设计 |
6.4.1 自贡恐龙博物馆建筑设计 |
6.4.2 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 |
6.4.3 建筑设计师 |
6.4.4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所带来的启示 |
6.5 建筑伦理 |
6.5.1 建筑精神与价值判断 |
6.5.2 自贡恐龙博物馆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建筑伦理 |
6.5.3 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建筑伦理 |
6.5.4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表达的建筑伦理及其启示 |
6.6 建筑与城市文化 |
6.6.1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对自贡城市文化的意义 |
6.6.2 自贡恐龙博物馆与中国彩灯博物馆带来的城市文化启示 |
6.6.3 自贡城市文化及其认同 |
6.7 本章小结 |
7 结论:此两案例建筑设计全过程及其评析对当代的启示 |
7.1 研究结论 |
7.2 论文的创新点 |
7.3 论文不足与后续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致谢 |
(5)清至民国时期的“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资料 |
三、研究回顾 |
四、研究方法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一章 血缘型“会” |
第一节 族会 |
一、族会概述 |
二、族会文书 |
第二节 族会的运作规制 |
一、祭祀类族会 |
二、教育类族会 |
第三节 族会的主体形态 |
一、类法人组织 |
二、人合性组织 |
三、互益性组织 |
第二章 地缘型“会” |
第一节 神会 |
一、神会概述 |
二、神会文书 |
三、神会的运作规制 |
四、神会的主体形态 |
第二节 桥会、渡(船)会 |
一、桥会、渡(船)会概述 |
二、桥会、渡(船)会文书 |
三、桥会、渡(船)会的运作规制 |
四、桥会、渡(船)会的主体形态 |
第三章 业缘型“会” |
第一节 善会(堂) |
一、善会(堂)概述 |
二、善会(堂)文书 |
第二节 善会(堂)的运作规制 |
一、同善会 |
二、保婴会 |
三、恤嫠会 |
第三节 善会(堂)的主体形态 |
一、地方性公共组织 |
二、类财团慈善法人 |
三、民间半官方组织 |
第四章 “会”民事主体地位的建构 |
第一节 “会”民事主体地位的自我建构 |
一、共同需求:“会”自发形成的现实基础 |
二、自定章程:“会”内部管理的组织规范 |
三、专属业权:“会”主体人格的物质保障 |
四、共同代表:“会”独立意志的外部表达 |
第二节 “会”民事主体地位的外部建构 |
一、“会”在与官方互动中获得合法性 |
二、“会”以自己的行为建构社会关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6)中国高校智库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一) 选题缘起 |
(二) 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一) 国内外智库评价研究的发展与聚焦 |
(二) 我国高校智库评价研究的发展与聚焦 |
(三) 研究文献评述及进一步扩展的空间 |
三、核心概念 |
(一) 高校智库 |
(二) 高校智库评价的内涵 |
四、理论分析工具 |
(一) 治理理论及其应用阐述 |
(二) 第四代评估理论及其应用阐述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六、研究内容与研究创新 |
(一) 研究内容 |
(二) 研究创新 |
(三) 本研究的价值取向 |
第一章 高校智库评价的要素维度及理论分析框架 |
一、高校智库评价的要素维度与制度环境 |
(一) 高校智库评价的要素维度 |
(二) 高校智库评价的制度环境 |
二、理论分析框架构建的前提 |
(一) 制度环境的诱导 |
(二) 治理主体协作的动力和基础 |
(三) 治理主体的多元诉求和资源互赖 |
(四) 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存在 |
三、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与解析 |
(一) 高校智库评价分析框架的构建 |
(二) 高校智库评价分析框架的解析 |
第二章 高校智库评价的问题审视 |
一、调研方案设计 |
(一) 高校智库评价现状的问卷设计 |
(二) 抽样方案与样本规模的估计 |
(三) 问卷的发放与数据收集 |
二、数据分析 |
(一) 问卷的描述性统计 |
(二) 问卷信度与效度检验 |
(三) 要素维度的相关关系 |
三、高校智库评价的问题表征 |
(一) 高校智库评价主体单一,降低评价指标体系的共识性 |
(二) 对高校智库分类评价不完善,降低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程度 |
(三) 评价工具理性不完善,降低评价过程的公信力 |
(四) 评价结果应用不完善,降低评价功能的有效性 |
四、制约高校智库评价完善的内在机理 |
(一) 多元评价主体协同与合作的缺失 |
(二) 评价偏好不一致,价值冲突与价值均衡共存 |
(三) 制度规范的缺失,弱化智库评价的共识性 |
(四) 信息不对称,降低评价结果的科学及共享 |
第三章 高校智库评价的指标体系建构 |
一、响应式聚焦,树立高校智库评价导向 |
(一) 关注多元评价主体价值诉求 |
(二) 完善评价工具理性 |
(三) 遵循指标体系多维性及动态发展的规律 |
二、确定指标体系选取的原则 |
(一) 系统原则 |
(二) 直接指标和间接指标及特殊指标互为补充的原则 |
(三) 简明性原则 |
(四) 可操作性原则 |
(五) 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
三、指标体系初始集设置的阐释和说明 |
(一) 指标体系建立的程序 |
(二) 定量指标体系初始集的设置 |
(三) 定性指标体系初始集的设置 |
四、指标体系的问卷设计及相关描述性统计 |
(一) 指标体系的问卷设计 |
(二) 相关描述性统计 |
五、指标体系的实证检验 |
(一) 因子分析 |
(二) 定量指标体系的信度与效度 |
(三) 定量指标体系的修正 |
(四) 定量指标体系的权重确定 |
(五) 定性指标体系的筛选 |
六、指标体系对高校智库的功能回应及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对比分析 |
(一) 指标体系对高校智库的功能回应 |
(二) 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对比分析 |
第四章 高校智库评价的实证评估 |
一、评估标准的制定 |
(一) 评估表的制定 |
(二) 评估标准及评估细则 |
二、基于18所高校智库的数据采集 |
(一) 样本容量 |
(二) 样本选取 |
(三)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三、评估结果的比较及分析 |
(一) 总分及一级指标得分分析 |
(二) 二级指标得分分析 |
(三) 三级指标得分分析 |
四、高校智库面临的问题及提升的策略路径 |
(一) 高校智库面临的问题 |
(二) 高校智库提升的策略路径 |
结束语 |
一、研究总结 |
二、研究不足 |
三、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高校智库评价现状的调查问卷 |
附录2: 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调查问卷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的论文情况及科研情况 |
后记 |
(7)海派美术大家哈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课题来源 |
二 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三 文献综述 |
四 研究方法及视角 |
五 创新点 |
第一章 经验与接受:哈定早期的时代影响与思想渊源 |
1.1 时势语境及文化经验 |
1.1.1 时代前奏——民国文艺思潮的激荡 |
1.1.2 海派美术的群体镜像与城市性格 |
1.1.3 哈定的初步探索与海派的现代锋芒 |
1.2 思想源流与知识结构 |
1.2.1 传统渊源:家学氛围下的智识启蒙 |
1.2.2 西学师承:张充仁对哈定的风格及思想影响 |
1.2.3 博采众长:哈定对西画传统的自觉接受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融合与超越:哈定绘画风格的突破与贡献 |
2.1 蓄力期——“十七年”阶段哈定的风格探索 |
2.1.1 时代新生:“师法自然”的写生风格架构 |
2.1.2 主题性试验:60年代工农兵题材的“折衷” |
2.2 面向传统的融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传统意象风格 |
2.2.1 由外而内:师法自然至“澄怀”意象 |
2.2.2 笔墨融汇:哈定反观传统的意象风格形式 |
2.3 实现“民族风格”——后期边疆写实人物的真正价值 |
2.3.1 哈定80年代现实题材创作的形成与定位 |
2.3.2 西藏讲学——探寻题材的关键之旅 |
2.3.3 哈定对水彩写实人物的风格开拓与贡献 |
2.3.4 哈定边疆写实人物题材的绘画语言及技巧突破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感悟与融通:哈定的艺术观与绘画精神 |
3.1 反观于传统的绘画精神与理念 |
3.1.1 关于自然表象与“实在”的认知与转化 |
3.1.2 “以心感物”的方式 |
3.2 哈定的主要艺术理法与运用 |
3.2.1 哈定关于形式美法则的论断 |
3.2.2 对“气韵”理法的转化 |
3.3 对佛学精神的体悟与融汇 |
3.3.1 引禅入道——以出世精神修艺术“本真” |
3.3.2 从“画之逸”至“宇宙人生”的转换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方法与理念:哈定的教学实践及理论贡献 |
4.1 哈定的社会教学实践兼及沪上美术教育 |
4.1.1 沪上私人画室与社会化美术教育 |
4.1.2 哈定画室的办学沿革 |
4.1.3 哈定画室的教学思想与方法 |
4.2 哈定的两部教材及影响 |
4.2.1 理论设置与方法研究 |
4.2.2 两本教材的社会效应 |
4.3 哈定在上海美专的教学活动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哈定艺术年表 |
附录二: 哈定手稿摘录 |
附录三: 哈定现存作品名录(水彩、油画) |
附录四: 哈定教材发行表 |
作者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8)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20世纪上半叶的相关研究 |
(二)20世纪下半叶的相关研究 |
(三)近二十年的相关研究 |
三、相关界定 |
(一)选题研究的语言 |
(二)研究的时间跨度 |
(三)英语学科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英语在华早期传播的回溯 |
一、通事:早期英语的主要操持者 |
(一)明清两朝政府机构中的通事 |
(二)不同贸易体制下的通事:从澳门通事到广东通事 |
(三)从通事到买办:条约时期核心“中介”角色的转移 |
二、洋泾浜英语的发展:从“广州英语”到“上海洋泾浜英语” |
(一)中国别式英语:别琴(皮钦)英语、广州英语、上海洋泾浜英语 |
(二)洋泾浜英语的语言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
三、洋泾浜英语的传播 |
(一)洋泾浜英语的传播途径 |
(二)洋泾浜英语的学习读物 |
四、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 |
(一)清政府政治外交的被动局势 |
(二)西学东渐、救国图存的外语需求 |
第二章 中国英语教育的先声: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 |
一、以教会学校为中心的英语教育 |
(一)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 |
(二)香港政府对教会学校英语教育的政策 |
二、香港英语教育世俗化的转向 |
(一)政府对中文学校英语教育的资助 |
(二)理雅各计划:突出英语教育 |
三、香港早期英语教育的作用与影响 |
(一)为内地英语教学提供借鉴 |
(二)向内地输送外语人才 |
第三章 英语学科教育的正式起步 |
一、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之滥觞——京师同文馆 |
(一)创办的社会背景 |
(二)招生、办学及历史沿革 |
(三)课程、师资与教学 |
(四)办学成效及影响 |
二、京沪粤同文三馆之比较 |
(一)招生范围与条件 |
(二)学年制度 |
(三)课程设置 |
(四)英语教学 |
(五)实践教学 |
三、“西艺”学堂的英语教学: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例 |
(一)教习与学员 |
(二)课程体系 |
(三)教学特色 |
四、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发展:传教士关于英语教学的争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争论的全面爆发 |
(三)结果及其影响:“英语”地位的确立 |
第四章 英语学科教育的制度化发展 |
一、清末英语学科教育的制度化 |
(一)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 |
(二)各类学校英语教学概览 |
二、民国时期英语学科教育的调整与个案分析 |
(一)壬子·癸丑学制下的英语学科教育 |
(二)壬戌学制及之后的英语学科教育 |
(三)中学英语学科教学个案分析——南开中学 |
(四)高校英语学科教学个案分析——北京大学 |
三、英语学科教育经费 |
(一)教育经费的筹措与来源 |
(二)教育经费的使用与开支 |
第五章 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政策与范式 |
一、英语学科教育政策的演变 |
(一)晚清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 |
(二)民国初中期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 |
二、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 |
(一)教育目标 |
(二)教材使用 |
(三)教育研究 |
(四)教学评价 |
第六章 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考察 |
一、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与武汉地区英语学习的萌发 |
(一)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 |
(二)传统书院改制以及英语学习的萌发 |
二、新式学堂的创设及其英语学科教育 |
(一)外语学堂——从湖北自强学堂到方言学堂 |
(二)非外语类学堂 |
三、学制的更迭与英语学科教育:从本土学校到教会学校 |
(一)不同学制下本土学校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 |
(二)教会学校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演变 |
四、近代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特点 |
(一)地方决策者的引领作用突出 |
(二)教会教育与官办教育相互渗透、各具优势 |
(三)凸显本地“自强”文化特色 |
结语: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 |
一、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 |
二、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致谢 |
(9)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主要概念与理论基础 |
1.2.1 主要概念 |
1.2.2 理论基础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社会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2.1.1 国外社会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2.1.2 国内社会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2.2 数字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2.2.1 国外数字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2.2.2 国内数字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2.3 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2.3.1 国外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2.3.2 国内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理论阐释 |
3.1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内涵 |
3.1.1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双重维度 |
3.1.2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实践表现 |
3.1.3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比较分析 |
3.2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结构 |
3.2.1 档案记忆再生产之形式、内容与意义 |
3.2.2 档案记忆再生产之主体、客体与关系 |
3.2.3 档案记忆再生产之生成、加工与消费 |
3.3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性质与功能 |
3.3.1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实践性质 |
3.3.2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社会功能 |
3.4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运行机理 |
3.4.1 文件连续体模式的启示 |
3.4.2“太极图”式运行机理模型构建 |
3.4.3“太极图”式运行机理模型内涵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历史演变与转型情境 |
4.1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历史演变 |
4.1.1 古代档案记忆再生产 |
4.1.2 近代档案记忆再生产 |
4.1.3 现代档案记忆再生产 |
4.1.4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演变轨迹 |
4.2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影响因素 |
4.2.1 档案记忆系统外部环境因素 |
4.2.2 档案记忆系统内部构成因素 |
4.2.3 档案记忆再生产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 |
4.3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社会情境 |
4.3.1 新媒体时代社会转型的发展 |
4.3.2 新媒体时代国家治理的转变 |
4.3.3 新媒体时代文化消费的兴起 |
4.3.4 新媒体时代媒体融合的变革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之生成转型 |
5.1 档案记忆生成与社会记忆再生产 |
5.1.1 档案记忆生成的内容与方式 |
5.1.2 档案记忆生成的记忆再生产性质 |
5.1.3 档案记忆生成的记忆再生产功能 |
5.2 档案记忆生成环境的转变 |
5.2.1 从传统环境到电子环境 |
5.2.2 从单一场域到竞争记忆场域 |
5.2.3 从单向语境到交互语境 |
5.3 档案记忆生成主体的转变 |
5.3.1 从官方走向民间 |
5.3.2 从精英走向大众 |
5.4 档案记忆生成对象的转变 |
5.4.1 从传统记忆到数字记忆 |
5.4.2 新媒体档案记忆的兴起 |
5.4.3 个体档案记忆的显现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之加工转型 |
6.1 档案记忆加工与社会记忆再生产 |
6.1.1 档案记忆加工的内容与类型 |
6.1.2 档案记忆加工的记忆再生产性质 |
6.1.3 档案记忆加工的记忆再生产功能 |
6.2 档案记忆加工目的的转变 |
6.2.1 传统史学研究的记忆转向 |
6.2.2 从公共记忆到共享记忆 |
6.3 档案记忆加工主体的转变 |
6.3.1 档案记忆加工主体的社会化 |
6.3.2 档案记忆加工主体的协同化 |
6.4 档案记忆加工形态的转变 |
6.4.1 档案记忆加工的视觉化转向 |
6.4.2 档案记忆加工之影像生产 |
6.4.3 档案记忆加工之空间生产 |
6.5 档案记忆加工方式的转变 |
6.5.1 档案记忆加工的数字化 |
6.5.2 档案记忆加工的叙事化 |
6.5.3 档案记忆加工的创意化 |
6.5.4 档案记忆加工的融合化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之消费转型 |
7.1 档案记忆消费与社会记忆再生产 |
7.1.1 档案记忆消费的过程与特点 |
7.1.2 档案记忆消费的记忆再生产性质 |
7.1.3 档案记忆消费的记忆再生产功能 |
7.2 档案记忆消费主体的转变 |
7.2.1 从传统档案用户到数字消费者 |
7.2.2 档案记忆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融合 |
7.3 档案记忆消费对象的转变 |
7.3.1 从档案记忆资源到记忆资本 |
7.3.2 档案记忆资本化消费的新动向 |
7.3.3 档案记忆资本化消费的边界 |
7.4 档案记忆消费方式与途径的转变 |
7.4.1 档案记忆的数字化消费成为基本方式 |
7.4.2 档案记忆的个性化消费成为重要方式 |
7.4.3 档案记忆的品牌化消费成为优选方式 |
7.4.4 档案记忆的休闲化消费成为新兴方式 |
7.4.5 档案记忆的在线消费成为主要途径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转型影响与推进机制 |
8.1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的总体特征 |
8.1.1 档案记忆再生产路径:单向性转向多元化 |
8.1.2 档案记忆再生产取向:生产性转向消费性 |
8.1.3 档案记忆再生产内容:凝固性转向流动化 |
8.1.4 档案记忆再生产方式:单一性转向融合化 |
8.1.5 档案记忆再生产范围:区域性转向全球化 |
8.2 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对社会记忆建构的影响 |
8.2.1 数字记忆迈向智能 |
8.2.2 媒体记忆加速融合 |
8.2.3 共享记忆趋向理解 |
8.2.4 社会记忆竞争加剧 |
8.2.5 记忆遗忘冲突凸显 |
8.3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的推进机制 |
8.3.1 面向主旨的价值引导机制 |
8.3.2 面向生成、加工主体的协同参与机制 |
8.3.3 面向消费主体的消费者培育机制 |
8.3.4 面向客体的多维叙事机制 |
8.3.5 面向方式的媒体融合机制 |
8.3.6 面向关系的伦理约束机制 |
8.4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语 |
9.1 研究结论 |
9.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致谢 |
(10)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言 |
一、选题依据 |
二、概念解析 |
三、学术回顾 |
四、研究思路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缘起 |
第一节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传统 |
一、中国古代的档案文献保护措施 |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档案文献保护工作 |
三、改革开放后的国家重点档案保护工程 |
第二节 世界记忆工程的推动 |
一、世界记忆工程概况 |
二、世界记忆工程影响 |
第二章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实践 |
第一节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概况 |
一、发展历程 |
二、工程组织 |
三、工程任务 |
第二节 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体系的构筑 |
一、《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评选 |
二、多层级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体系的形成 |
第三节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与利用探索 |
一、整理研究 |
二、宣传展览 |
三、出版发行 |
四、文艺创作及品牌塑造 |
第三章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影响与展望 |
第一节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影响 |
一、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新平台 |
二、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的发展 |
三、档案文献遗产文化影响力的增强 |
第二节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缺憾与展望 |
一、工程缺憾 |
二、工程展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上海市2004年度MEDLINE收录期刊名录(论文参考文献)
- [1]以建筑类期刊为源探究中国当代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演变[D]. 边雨.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2)
- [2]Research on Chinese Painting Education in the Shanghai Art College[D]. 李阳阳.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3]民国时期上海女律师研究[D]. 王瑞超.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4]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D]. 朱厢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5]清至民国时期的“会”研究[D]. 徐志强.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6]中国高校智库评价研究[D]. 郭瑞.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7]海派美术大家哈定研究[D]. 徐亮. 上海大学, 2020(03)
- [8]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D]. 刘微. 武汉大学, 2020(07)
- [9]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研究[D]. 张燕. 上海大学, 2020(02)
- [10]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研究[D]. 闵桃.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