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达赖喇嘛逃出拉萨之后（论文文献综述）
陈鹏辉[1]（2021）在《十三世达赖从出走到入京觐见相关问题考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的历史发展,到了晚清时期遭遇了日益严重的外来挑战。1904年,在侵藏英军逼近拉萨的危急时刻,十三世达赖出走实属情势所迫,其赴俄倾向实为德尔智所蛊惑,但其对俄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不同意前往的态度是早有预计的。清廷在应对上,应驻藏大臣有泰之请褫革其名号之举是欠妥的;随后为防止赴俄百般周折,促成由库伦返至塔尔寺也不过为权宜之举;但最终采纳张荫棠因势利导地力主的入京觐见意见,不失为明智的抉择。十三世达赖在出走内地4年后得以于1908年赴京觐见,其出走时就抱有的意向得以实现。
才项卓玛[2]（2021）在《西藏第巴制度研究 ——以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为中心》文中提出第巴制度作为西藏传统的行政体制,并非是一朝一夕所致,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首先,西藏第巴制度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吐蕃时期的岱制度（????????????）。对于这一观点,应该从两方面进行解读。一方面,吐蕃政权将全藏划分为四个茹,在其底下设立六十一个千户,各个千户的千户长是由不同氏族首领世袭继承担任。除此之外,随着吐蕃的军事扩张,在人口密度较高的边疆地区推行万户制,其万户长的权限和职责,以及任命方式跟千户极为相似。因此,吐蕃政权延续了几百年的万户、千户制度最终发展成为吐蕃政权由各氏族、部落联盟形式的政治运行方式,由此也直接导致势力层次不齐的氏族地方势力的形成。另一方面,由于吐蕃长期实行氏族割据一方的万户、千户制度,使“氏族”、“本家”、“部落”概念在西藏人们心里留下根深蒂固的情感依托,致使西藏地方“家族”观念深入人心。因此,西藏第巴制度来源于吐蕃政权的岱制度（????????????）这一观点,应该从精神上的家族观念和它所导致的实际上的割据势力进行综合分析。其次,吐蕃解体后,各氏族势力逐步壮大并割据一方,逐步实现西藏地方政治独立化。首当其冲的即是思想文化领域方面,自公元十一至十二世纪,随着佛教的再度传入和各教派的相继创立,意识形态的思想革命迅速风靡并广泛流传于西藏高原上。同时,随着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相继创立,促使西藏地方形成了以某一种教派或宗教领袖人物为核心的宗教家族势力。另一方面,各教派都和某一个家族势力相结合,逐步形成政教结合的雏形政体,由此,卫藏地区的政治力量通过不断扩张、兼并和组合,在公元14世纪蒙古进藏卫藏前已形成十几个较大的政教势力。再次,萨迦地方政权建立以后,由于西藏的行政制度按蒙古游牧文化的分类方式,将全藏分为万户、千户、百户等不同级别的行政单位。随之也出现了宣慰司、本钦、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等各类职官名称。但是,实际上延续实行的还是西藏原有各地方势力管辖各自辖区的政治模式,本质上与分裂割据时期的政治局面并无太大区别。这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西藏归附蒙古汗国的办法,主要是西藏各僧俗首领向蒙古降附纳贡,承认是蒙古汗国的臣民,接受蒙古的统治,而蒙古则保持归附的各地首领原有的地位和属民,维持原来的职权,并正式委任相应的官职。这也是西藏地方能够和平归附蒙古汗国的根本原因,这一措施从根本上没有触及到旧势力,即西藏原有各第巴的既得利益;第二,蒙哥汗将西藏分封给诸王,于1252-1253年,蒙哥汗在清查西藏户口的基础上,将蒙古的分封投下制度推行到西藏地方,止贡巴由蒙哥皇帝管理,蔡巴由薛禅皇帝忽必烈管理,帕木竹巴由皇子旭烈兀管理,达隆巴由阿里不哥管理,四个皇子分别占有四个万户。这恰恰说明了当时的各个万户实质上是势力相等的不同地方势力,而并非纯粹是元朝职官体系中的行政体制。并且,蒙哥汗的分封政策导致了西藏从分裂割据时期形成的教派政治开始向教派和地域结合的政治转变;第三,八思巴主持建立万户和千户管理模式,从理论上讲各万户长是由帝师提名,皇帝任命,并赐给印章和敕书,纳入宣政院系统的元朝官员。但是,实际上某些万户长是由某一家族世袭担任的。比如,蔡巴万户由噶尔氏家族世代担任万户长,帕木竹巴万户由朗氏家族世袭担任万户长。这就一定程度上保持和继承了西藏地方传统的某一家族治理自己辖区的第巴制度。而这是因为十三万户归根结底是公元十一至十二世纪以来形成的十几个较大的政教势力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且这些万户也成为日后卫藏地区一部分第巴的主要来源,而其治下的各千户和百户是帕竹时期各个大小第巴的主要来源。第四,帕木竹巴地方政权建立以后,大司徒降曲坚赞针对西藏历史上地方势力过于强大而导致混乱和争战的弊端,决定推行宗谿制度,将其辖区划分为十三个宗,并实行宗本流官制,命亲信贵族担任宗本,三年一任,这是宗和谿卡作为一级地方政权之始,致使西藏地方出现了两种制度并存的“土流参治”的现象。但是,扎巴坚赞继任帕竹第五任第悉后,于公元1406年被被明成祖封为阐化王,故史称王扎巴坚赞。他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使西藏社会趋于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良好局面,最终促使帕竹地方政权走向鼎盛。在此背景下,王扎巴坚赞为争取家臣对自己统治的竭诚拥护,政权初期创立实施的宗本三年一任的流官制度改为世袭制,规定各宗本世代管理各自辖区宗谿,从而西藏地方上出现了以仁蚌巴、吉雪巴、琼结巴等雄踞一方的着名第巴。毋庸置疑,王扎巴坚赞的这一行政改革,使得一定程度上西藏社会重新回到各地方势力性家族割据一定区域的历史。当然,帕竹中后期以来,各第巴以教派之争为由,互相争夺土地、属民等,致使西藏社会动乱不安。最后,十七世纪中叶以来,五世达赖喇嘛和历任第巴为核心的格鲁派寺院集团在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建立初期,鉴于历史上各第巴以教派之名,争自己利益的的常年争战,影响西藏社会稳定和发展。为防止地方势力性第巴的崛起,便于加强对其的管理和控制,也着眼于当时的现实需要和条件,决定实施宗谿流官制度。他们说服或威胁西藏原有各类第巴先后为己所用,承认他们的基本庄园由其子孙世袭,并让他们及子孙世代在拉萨居官为条件,让他们以贵族的身份集中定居在拉萨,交出他们原有的庄园,归甘丹颇章地方政府统一管理。实现了地方政府对西藏土地所有权的控制后,再以交叉错开的方式拨赐给各级各类僧俗势力。从而有效遏制了地方性势力的崛起,从此西藏历史上的第巴制度逐步走向没落。但是,由于五世达赖喇嘛对传统格外尊崇的执政理念和清中央政府对某一僧俗势力的册封,以及自然坏境的不可抗拒性等原因,致使甘丹颇章地方政府的历史上一直存在一些地方性的僧俗势力。比如,山南的第巴拉嘉里和波沃的第巴嘎朗巴,以及后藏的班禅辖区和萨迦势力,还有昌都四大呼图克图等僧俗势力。另外,甘丹颇章地方政府建立之初,根据蒙藏联合政权的行政规划,由第巴负责地方政府的具体政务,因此先后任命了第巴索南绕旦等七任地方政府行政长官。理论上他们秉尊五世达赖喇嘛的意旨处理西藏内部事务,但是,由于当时西藏内外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历任第巴的任命方式和权限等也有所出入,不能一概而论。至此,第巴作为西藏历史上传统的行政体制,其性质已然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它不再是单一的指某一地方势力性家族,而是地方政府职官体系内的某一官职。基于上述写作思路,本文主要以甘丹颇章时期第巴制度为中心,探讨西藏第巴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将全文分为六个章节,下文作简要介绍如下:第一章:以第巴制度的历史发展为题,章下设立三个小节。其中第一节主要探讨和剖析纯概念意义上第巴的能指意义和所指意义;第二节梳理了吐蕃政权、分裂割据、萨迦地方政权时期,第巴是如何从吐蕃的岱制度（????????????）演变成分裂割据时期的第巴制度,以及在元朝统治下,在西藏地方实行的十三万户,以及其治下的千户、百户等与第巴制度之间存在怎样实质性的关系;第三节以小结的形式,从思想基础和政治社会背景,以及在制度基础等三方面剖析了分裂割据时期第巴制度正式形成的原因。第二章:主要探讨帕木竹巴和藏巴汗政权时期西藏第巴制度的变迁历程,其内容分为三个小节。第一节简要阐明帕木竹巴地方政权的建立和政权初期的第悉制度,以及因帕竹第一任第悉的执政理念和在此理念下实施的宗谿制度与第巴制度并存下的“土流参治”局面进行简要说明;第二节简单梳理了第巴藏巴的家族世系,交代了藏巴汗政权的建立和两任第悉的生平历史;第三节主要交代了帕木竹巴和第悉藏巴地方政权时期,较为代表性的几名地方势力性第巴的历史;最后根据上述内容,总结和阐析了帕藏时期西藏地方势力性家族得以发展的原因,主要包括深刻的历史记忆和王扎巴坚赞体制改革后的制度保障。第三章:主要陈指了甘丹颇章时期第巴制度的相关内容,分为四个小节。第一节简单阐述宗喀巴大师创立格鲁派的过程和后期的发展,交代了政权形成的历史背景、政权的建立和政权初期的行政制度等内容;第二节首先从政权初期第巴产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简单的阐述,其次,政权初期由于各阶段西藏内外政治背景的不同,历任第巴的任命也呈现不同方式。一、索南绕旦作为地方政府第一任第巴,目前学术界对他的任命方式或任命者提出不同的观点,其中西藏传统的学者提出他是由五世达赖喇嘛亲自任命的观点;而以蒙古族为主的国内外几名学者提出他的任命者是固始汗的观点。但是,笔者通过前期的资料搜集和整理过程中,未发现他是五世达赖喇嘛或固始汗任命的迹象。鉴于上述情况和索南绕旦在政权建立过程或建立之后政绩,笔者提出他是从原来哲蚌寺甘丹颇章拉章的恰佐（???????）上升为地方政府的第巴,他的这一官职是自己争取下来并蒙藏双方给予认可而并非是任命的观点;二、其余四任是由五世达赖喇嘛亲自任命,并以达赖旨意行事的地方行政长官。三、最后两任是特定历史时期造就的特殊历史人物,其中阿旺仁青是由蒙藏上层统治者共同商议决策下任命地方政府的第五任第巴,而最后一任是由准噶尔蒙古任命甘丹颇章地方政府的第巴。因此,对此进行较为详细的剖析和阐述。第三节详细介绍甘丹颇章初期历任第巴的生平历史;最后通过上述个案分析,对历任第巴的政治地位进行简要说明。第四章: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建立之初,理论上规定西藏地方具体行政事务则委任第巴来管理,从而形成了第巴与当时的政教统领五世达赖喇嘛,与最大军事支撑者固始汗等历任和硕特汗王,以及准噶尔蒙古之间的权力关系。因此,第一节对历任第巴与五世达赖喇嘛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提出了第一任第巴索南饶旦由于自己的政绩和自然年龄的成熟等因素下并非单纯的行政长官,而是具有一定决策权的观点;随着五世达赖喇嘛自然年龄的增长和非凡的政治才能,使得政教权力集中掌握在五世达赖喇嘛手里,中间三任第巴纯粹是秉尊达赖喇嘛意指下的行政长官;到桑杰嘉措出任第巴时,一方面五世达赖喇嘛的特别关照和支持,另一方面自身非凡的政治才能,集政教权力于一身,成为西藏地方实际上的掌权者。第二节主要阐析了历任第巴与和硕特汗王之间权力关系的变迁问题,提出了第巴索南饶丹和固始汗是两个权力相等的政治伙伴,随后由于固始汗子孙的无能导致大权旁落,更是到了桑结嘉措出任第巴时,和硕特汗王只是个形同虚设。因此,拉藏汗不得不通过最血腥的方式,恢复和硕特的政治地位和权力的观点;第三节论述了第巴与准噶尔蒙古之间权力关系的实质问题,交代了第巴桑杰嘉措和噶尔丹形成政治伙伴关系的原因,以及第巴达孜巴和策妄绕旦之间产生权力关系的历史背景等问题。第四节简析了第一任第巴索南绕旦和当时西藏本地格鲁派最大支持者第巴吉雪巴的权力更替的前后内容;第五节交代了17世纪80年代,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以来,时任第巴桑结嘉措匿丧不报,集政教权力于自身,以达赖喇嘛之名向清中央政府诉求赐名、赐印,中央政府应允,从而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表现在中央对第巴的册封上;本章最后一节,上述历任第巴与西藏内外各势力之间的权力关系的梳理为基础,剖析了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初期第巴权力的变迁历程。第五章:重点介绍了甘丹颇章时期地方势力性第巴拉嘉里和波窝嘎朗第巴的相关历史。包括两个第巴的家族渊源、发展历程、与甘丹颇章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最后以小节的形式分析了,地方政权建立之初,通过实施交叉错开式的宗谿流官制度,从而有效遏制了地方性势力的崛起,从此西藏历史上的第巴制度逐步走向没落。但是,由于五世达赖喇嘛对传统格外尊崇的执政理念和清中央政府对某一僧俗势力的册封,以及自然坏境的不可抗拒性等原因,致使甘丹颇章地方政府的历史上一直存在一些地方性僧俗势力的原因。第六章:较为深入地剖析了甘丹颇章初期第巴制度灭亡的内外原因。第一节首先从孜朗杰扎仓和多杰扎,以及敏珠林为代表的宁玛派在地方政权内的社会地位进行较为全面的把握分析,论述了宁玛派在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建立过程和之后社会稳定方面起着的作用。第二节主要交代了格鲁派上层统治阶级内部对不同教派所采取的态度。政权建立之后,格鲁派内部出现了以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巴桑结嘉措等为主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主张团结各教派的前提下,对宁玛派尤为尊崇的一派和以四世班禅和一世嘉木样·俄昂宗哲为代表的“格鲁派”之间产生的矛盾,成为日后西藏第巴制度灭亡的内部因素,而时任和硕特汗王拉藏汗争夺政治权力为外在原因等第巴制度灭亡内外因素进行深入剖析;第二节结合西藏历史上第巴制度的特点,即第巴制度的连续性和特殊性,等级性和政教合一性等方面阐析了第巴制度在西藏历史上的地位;第三节分析和交代了甘丹颇章初期第巴制度对西藏后期历史进程的影响,主要包括对甘丹颇章地方政府的政治文化建设和格鲁派的空前发展,以及18世纪以来促使西藏地方政治世俗化的影响。最后,通过对噶厦政府职官体系内第巴职位的产生、性质、职能等的简要说明,对全文进行概括总结并提出了整个西藏历史上第巴的三种不同解读,第一,第巴一般指某一地方势力性家族,这一类第巴最早是在分裂割据时期出现,它主要包括吐蕃时期赞普后裔和大臣后裔构成的旧势力和分裂割据时期随着佛教的再度兴起而出现的新势力构成。随着历史的发展,地方势力行家族成为西藏社会传统的组织结构;第二,帕木竹巴时期以“第巴”为基础,产生了“第悉”一词,一般指某一政权的最高统领者。因此,帕竹历任统治者为第悉,其治下的各类地方性家族称之为第巴。但是,到藏巴汗地方政权时期,出现了第巴和第悉交叉使用的习俗,这主要时因为民间和官方的政治话语没有统一所造成的。也恰恰说明了“第巴”和“第悉”两者之间本质上没有很大的区别;第三,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建立之初任命的历任第巴,并非是指某一地方势力性家族,而是地方政府内的某一官职,至此,第巴的含义和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后期在噶厦政府职官体系中出现的各类第巴也属于这一情况。总之,这篇论文是西藏第巴制度为主线,首先,对第巴一词进行纯概念意识上的梳理和交代;其次,这一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发展历程进行剖析和阐述;最后,第巴制度灭亡的原因、特点、历史地位和后期影响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和说明。
刘月[3]（2020）在《明朝以及蒙古、女真的“中国”认同研究（1368-1644）》文中研究表明公元1368年,朱元璋取代了元惠宗妥欢帖木儿在中原的帝位,建立明朝。公元1644年,明思宗朱由检自缢身亡,清世祖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这一时期除了明政权,在中国的北方有蒙古族为中心的政权,在东北有女真族各部。明朝与蒙古族政权、女真各部相始终,直至17世纪初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崛起,整合女真各部,建立独立政权“大金”,并征服了蒙古各汗王,这三部势力最终融合为一个整体。作为承接中国大一统政权元朝与开启中国大一统政权清朝的中间点,明朝与蒙古、女真的“中国”认同思想研究尤为重要。明朝作为一个汉族政权,在“中国”认同方面有自身的特点,除了认为自己是中国外,还承认少数民族是“中国”。与明朝并存的蒙古族政权自认是中国正统王朝元朝的后裔,也认同明政权是“中国”。女真各部的“中国”认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期认同明政府的管辖,自认是明政权的一部分,后期努尔哈赤建立独立政权“大金”,自认是中国正统王朝金朝的接续者。本文以1368年-1644年的明政权、蒙古族政权、女真族各部为研究对象,除绪论、结语外分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对三者的“中国”认同进行分析论证:第一部分对明朝的“中国”认同进行研究,按照明朝“中国”认同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划分四个主要阶段,详细分析明朝在不同阶段的“中国”认同。明太祖所认为的“中国”,既包括汉人、汉文化、中原、明政权,还包括明朝统治范围所达到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更重要的是具有承认辽朝、金朝、元朝是中国正统王朝,蒙古族北元是元朝的继续的历史认同。明成祖的“中国”认同思想即继承了乃父又有所改变,他同样认为“中国”指明政权、中原、儒家文化,认为元朝在中国正统王朝“天命”传承系统内,北元是元朝的接续。明成祖更加强调“华夷一家”的思想,大力招降和任用蒙古、女真降官,认为他们同属“中国”。“土木之变”是明朝“中国”认同的第一个转变节点,“土木之变”前保持承认元朝是“中国”正统王朝,给蒙古、女真降明官兵比汉族官兵更高的待遇。“土木之变”以后,对“中国”的认识变得狭隘,指称明朝、中原、汉族王朝。嘉靖时期是明朝“中国”认同转变的另一节点,出现了将元世祖撤历代帝王庙祭祀与私修史书《宋史质》中将元朝剔除正统的王朝的事件。明世宗将元世祖祭祀撤出历代帝王庙是由于蒙古各部抄掠明边,矛盾激化下舆论的要求,还出于明世宗的迷信思想,认为元世祖祭祀影响明蒙战争胜负。这一时期明统治者不再对反元的言论进行压制。虽有一部分人否定元朝的正统地位,但明官方没有废除洪武年间官修《元史》的正统地位,仍有一部分学者认同元朝的正统地位。第二部分是1368年-1644年蒙古的“中国”认同,按照自我认同和对明朝的认同划分为三节。首先,蒙古自认是中国正统王朝元朝的继承者。妥欢帖木儿逃离大都以后并没有放弃推翻明朝,恢复大元的愿望,维持与高丽的宗藩关系,在舆论上宣传朱元璋窃取元朝政权,明政权的非法性。脱古思帖木儿以后,虽然北元无法推翻明朝统治,但仍以中国王朝元朝的后裔自居,北元大酋俺答汗等,在与明朝的交往中自称“大元”,利用藏传佛教的“政教二道”思想,重新构建“大元”。其次,北元重视传国玺,认为传国玺是正统王朝的象征,得穿过玺者得中国正统统治者地位,北元内部各种势力对传国玺展开争夺。也先得到传国玺后,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自认是中国元朝后裔,建立的政权是中国正统政权。最后,在北元认识到无力推翻明朝以后,也承认明朝是中国王朝,藏传佛教影响下,北元构建“五色四夷”指代“大元”,明朝也包括在内,北元与明朝相互对立,又统一于“五色四夷”。第三部分是1368年-1644年女真的“中国”认同,具体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以及努尔哈赤建立的“大金”政权的。首先,建州女真各部归附明朝,认同中国明朝政权,成为明朝政治体的一部分,是女真对明朝的政治认同。胡里改部女真归附明朝,明朝设置建州卫。斡朵里部首领猛哥帖木儿归降明朝,明朝设置建州左卫,设卫后协助明朝捉拿叛明的女真首领杨木答兀。斡朵里部首领把尔逊归降明朝后,保卫明朝疆土,阻止了朝鲜王朝的北进。其次,海西女真在永乐年间大规模归附明朝,成为明朝的一部分,并协助明朝处理女真事务。明末,海西女真首领王台忠于明朝,抓捕叛明的建州右卫首领王杲,体现出了海西女真对中国王朝明朝的政治认同。最后,明朝后期建州左卫首领努尔哈赤崛起,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大金政权,以中国王朝金朝的后裔自居。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哲归降皇太极,献元“制诰之宝”,皇太极称此印为“元传国玺”,试图通过传承中国正统王朝的标志,为清朝政权的合法性寻求理论根据。
王耀科[4]（2020）在《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库伦与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失和析论》文中研究指明清光绪年间,英国殖民者二次侵略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土登嘉措被迫出走库伦。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库伦期间与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阿旺确吉尼玛丹增楚克产生矛盾,二人失和。但由于史料对二人失和的记载颇为不详,其背后失和原因不明,而十三世达赖喇嘛与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均为掌教西藏与外蒙的宗教领袖,对地区政治、宗教影响与边疆安定极为重要,通过相关史料分析二人产生抵牾背后的利益纠葛与政治博弈有利于西藏与蒙古地方史、佛教史等方面的研究。
唐丕跃[5]（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文中研究说明少数民族统战是指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团结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并同党外的少数民族代表性人士,在一定的共同目标下结成的政治联盟。“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是一个历史概念,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人群的一个称谓,主要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前,少数民族中的当权者、民族头领,以及少数民族宗教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本文在厘定少数民族统战的概念、区分民族工作与少数民族统战工作异同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的时代背景作了分析,主要是民族地区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严重,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薄弱,民族地区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同时,由于民族宗教上层在本民族和宗教信仰中有特殊权威,以及解放民族地区、推进民主改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团结一切力量,这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的重要时代背景。本文还深入挖掘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统战的思想,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提供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从历时态的角度,重点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解放、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行统战的历史进程与内容。总结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民主建政、通过特殊人物、结合民族政策检查和组织访问慰问参观等活动开展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各种途径,并对不同途径的具体运用和效果作理性评价。概括归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方法,主要包括和平协商、区别对待、政治争取与军事准备相结合、“请上来”“派下去”以及教育改造等方法,并对不同方法的具体运用和效果作理性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稳定了民族地区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增进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新政权的感情,增强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壮大了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形成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共同繁荣发展、坚持协商民主等宝贵经验。但也有深刻的教训,即必须加强政治团结合作、必须充分照顾同盟者利益、必须尊重民族宗教感情、必须加强思想教育和改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对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的启示在于:要突出抓好干部人才的选派、培养和引进,强化人才支撑;要务实推进产业发展,夯实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要坚持民生优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着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各民族团结进步;要更加注重文化统战,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扎实做好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统战工作,壮大共同奋斗力量。
阿木古楞[6]（2020）在《三种托忒文《四卫拉特史》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七世纪,蒙古进入了特殊的历史阶段。由于建州女真人的崛起,打破了蒙古与明朝长期对峙的秩序和平衡,甚至一时形成了三股势力共存角逐之势。不过建州女真部努尔哈赤所建立的爱新国及其继承者很快打破了这个僵局。1636年漠南蒙古归顺爱新国,正式成为爱新国的一员。此时作为“杜沁·杜尔本”的杜尔本·土绵卫拉特蒙古人,意识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因此作出了种种自救自强的措施。到了十七世纪中后期,杜尔本·土绵卫拉特之一的准噶尔部逐渐强大,并建立了强大的准噶尔汗国。然而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汗国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导致清军趁虚而入,并彻底击败了准噶尔汗国。而正是这一时期前后产生的三种托忒蒙古文历史文献《四卫拉特史》,即噶班沙拉勃着《四卫拉特史》、巴图尔·乌巴什·图门着《四卫拉特史》和佚名氏《四卫拉特史》,较完整地记载了卫拉特蒙古前前后后发生的史实。所以,这三部《四卫拉特史》对研究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卫拉特蒙古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本论文中,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将论文分为三个章节来展开探讨。第一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三种托忒文《四卫拉特史》的书名、成书年代及作者生平、版本情况,逐一进行辨析、考证。第二章,通过对蒙、满、汉文史书,诸高僧、达赖喇嘛传、咱雅班第达传记,以及重要的民族文字档案资料之间的内容相比较、辨析及考证,初步梳理了三种托忒文《四卫拉特史》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第三章,主要摘取了三种托忒文《四卫拉特史》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内容,即土尔扈特的西迁、关于阿睦尔撒纳的记载、卫拉特人召开的丘尔干大会、固始汗进军青海及其最终征服整个青藏高原等重要史实或重大事件,运用文献学的文本研究和比较研究方法,并适当结合历史学的综合研究的方法,深入地剖析并揭示了三种托忒文《四卫拉特史》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
张敏[7]（2020）在《九世班禅出藏和返藏研究（1923-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23年末,九世班禅秘密逃出西藏,进入内地,令国人看到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国内各大报纸追踪报道了九世班禅的行踪。旅京川藏士绅和国会藏籍议员,热议西藏问题,并联名“上书”国务院。北洋政府将九世班禅迎接到瀛台供养,礼遇有加。后来,九世班禅到多地活动,招待费是各地政府给予班禅待遇的重要指标,反映出政府对九世班禅和西藏问题的重视程度。国人十分关注班禅在各地的花销问题,并由此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代表清朝“遗老”的康有为,企图借机恢复《清室优待条件》。江浙商人的代表余龙华,认为政府过分优待班禅,既不利于团结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也不利于西藏问题的解决。激进报纸的代表《益世报》,将招待班禅与北洋政府的财政困境挂钩。北京警察对政府拖欠他们的补助招待班禅怨声载道,而北京各寺庙的喇嘛则数次请求班禅救济粮饷。九世班禅曾计划北上库伦宣教对北洋政府来说是棘手的难题,曹锟和段祺瑞极力阻止九世班禅赴库伦,国人也担心九世班禅赴库伦会影响北洋政府和苏联关于外蒙古“撤治”的谈判。当九世班禅到达内蒙古地区时,笃信藏传佛教的当地僧俗民众则纷纷前去朝拜班禅,为班禅贡献了大量的财物。为了更好的控制蒙古地区,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和国民政府支持九世班禅在内蒙古地区宣化长达八年时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筹建蒙藏委员会,并拟定了《解决西藏问题之具体办法》十条,确立了中央对藏总方针。在这个总方针下,国民政府拟定了《待遇班禅办法》,欲借九世班禅返藏,解决悬而未决的西藏问题。从1928年后,舆论开始关注九世班禅返藏,并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受内地统一、康藏战争、青藏战争和抗日战争形势的影响,直到1935年九世班禅返藏问题才正式进入筹备阶段。班禅返藏虽然属于中国内政问题,但英国援引非法的《西姆拉条约》从中阻挠,多方挑唆西藏地方政府对抗中央,最终导致班禅未能实现返藏。1937年12月,九世班禅在玉树圆寂。九世班禅的出藏、内地活动、北上蒙古、返藏的几乎所有重要活动,当时的报刊中都予以了程度不同的报导。透过大量的报刊史料,并结合档案资料,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我们可以展现出1923至1937年的十四年间西藏问题在中国所受到的来自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更加丰富立体的应对和反应,使得九世班禅“爱国爱教”的形象更加鲜活和丰满。
扎西翁加[8]（2020）在《瞻对梁格·贡布郎吉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十九世纪中期,梁格·贡布郎吉（简称贡布郎吉）在数十年间统一瞻对,并进一步扩张,控制了康巴大部分地区,成了当时康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其势力震惊西藏地方政府与清朝中央政府。贡布郎吉发动“瞻对事件”后,原本处于汉藏“边缘”之地的瞻对瞬间成为了一块“飞地”。瞻对因此成为汉藏之间交流的心中地带和战略要地,为加强地方与中央间的深入联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贡布郎吉本人而言,他因触及了康区土司、西藏地方政府、清中央政府等各方的利益,使得这些势力对他的态度都是较为负面的。在贡布郎吉失败后,西藏地方政府控制了瞻对40余年,藏文史料上对他的记载较为偏向负面。本文认为,对于一个人物不能依据单一的判断,需要全面、综合进行分析。事实上贡布郎吉能在那样的环境下发动如此声势浩荡的事件定有其客观、具体的原因。过去,由于瞻对特殊地理位置和复杂地形及特殊方言等因素影响,加大了研究的难度,从而限制了研究者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导致这一领域的研究存在一定不足之处。笔者发挥自身的语言优势,以瞻对及康巴部分地区为对象,进行了近六个月深入的田野调查。试图从多方位的视角对贡布郎吉这一人物进行阐释。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并结合史料发现,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史学界,对贡布郎吉褒贬不一,至今仍未形成定论,所以贡布郎吉的形象也言人人殊。在民间,有的人称其为护法“贡布”的化身,也有的人认为他是“魔鬼”的化身。有的人说他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的英雄,也有人将他描绘成一个恶棍的形象。史学家对贡布郎吉的形象也莫衷一是,有的人认为他是农奴起义的领袖,有的人却认为他是叛贼。总之,目前学术界对贡布郎吉缺乏一个较为全面和客观的认识。因此,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更大程度上还原贡布郎吉真正面目,同时对于了解当时社会历史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以贡布郎吉的多重面向为切入点,微观上从贡布郎吉的个人性格魅力及家庭背景等方面进行分析,同时对当时的自然地理因素、社会因素、宗教因素、历史因素等进行宏观的把握。进而试图对贡布郎吉这一人物做一个较为客观、全面、具体的阐释。本文认为,贡布郎吉之所以能发动如此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事件,主要有几个瞻对梁格·贡布郎吉研究方面的原因。首先,贡布郎吉独特的人格魅力、领导才能、宗教态度、军事策略是他得以统一瞻对,控制康巴大部分土司领地的主要原因;其次,贡布郎吉的家庭背景,瞻对地区独特的文化习俗与荣誉观为他最初扩大势力奠定了社会基础。再次,十九世纪康区、西藏以及整个中国动荡复杂的国内环境是贡布郎吉发动大规模战争的重要原因;最后,瞻对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空间是贡布郎吉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又一个客观的因素。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形成贡布郎吉多面形象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原因。同时以史为鉴,反思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的相似问题。
喜饶尼玛,李威颖[9]（2019）在《“沉着,有胆量之边务人才”——国民政府驻藏官员刘朴忱评述》文中认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积弱,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环伺,中国边疆危机重重,在此背景下有志之士为边疆安危作出了积极探索与巨大贡献。历任蒙藏委员会常务委员、参谋本部边务组专门委员、国民政府首任驻藏官员刘朴忱便是其中一员。其涉藏活动贯穿在内地与西藏地方之间,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梳理,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其一生专注于藏事的心路历程,对认识民国时期仁人志士们为挽救边疆危机积极探索的奋斗史及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史将有所裨益。
李廷玉,韩敬山[10]（2019）在《游蒙日记（下）》文中研究表明在1906年5月、6月的《游蒙日记》中,李廷玉继续以现场亲历者的视角写下博迪苏六次拜访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全记录——"达赖询及藏中究竟如何情形?英人如何交涉?""朝廷新与英人订约条款若干,可否示知?""达赖询藏约事已否接回电?"……这些珍贵的当事人目击一方面展现出清政府奉旨宣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核心场景;一方面展露出博迪苏恩威并施的政治智慧。值得一提的是,李廷玉笔下还直述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蒙古期间给百姓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颇多信徒被荡尽家财的悲惨事实。本文将李氏着作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直接对话的博迪苏所着《朔蒙纪程》手稿本逐日对照,更可看清博迪苏此次宣慰的使命必达。
二、达赖喇嘛逃出拉萨之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达赖喇嘛逃出拉萨之后（论文提纲范文）
（1）十三世达赖从出走到入京觐见相关问题考述（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问题的提出 |
| 一、十三世达赖出走与有泰准奏褫革名号 |
| 二、十三世达赖行抵库伦与清廷促其返藏 |
| （一）清廷得知十三世达赖出走及将其“迎护”至库伦 |
| （二）德尔智鼓动十三世达赖赴俄阴谋的破灭 |
| （三）十三世达赖的赴京之意及从库伦起程返藏 |
| 三、张荫棠促成十三世达赖入京朝觐 |
| 结语 |
（2）西藏第巴制度研究 ——以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正文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3）明朝以及蒙古、女真的“中国”认同研究（1368-164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明朝的“中国”认同 |
| 1.3.2 蒙古的“中国”认同(1368-1644) |
| 1.3.3 女真的“中国”认同(1368-1644) |
| 1.4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框架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明朝的“中国”认同 |
| 2.1 奠定基调:明太祖的“中国”认同 |
| 2.1.1 继承传统“中国”认同思想 |
| 2.1.2 明朝政权统治下的疆域是“中国” |
| 2.1.3 承认元朝是中国正统王朝以及北元是元朝的后裔 |
| 2.1.4 承认辽、金少数民族政权是“中国”正统王朝 |
| 2.2 华夷一家:明成祖的“中国”认同 |
| 2.2.1 明成祖对“中国”一词的理解 |
| 2.2.2 元朝与宋、明一样是共同承受“天命”的正统王朝 |
| 2.2.3 北元是丧失“天命”的元朝后裔 |
| 2.2.4 “华夷一家”与多民族“中国” |
| 2.3 “土木之变”与“中国”认同的转变 |
| 2.3.1 宣德时期至土木堡之变前“中国”的涵义 |
| 2.3.2 宣德至正统明朝对蒙古、女真归降官军的优越政策 |
| 2.3.3 “土木之变”后明朝“中国”认同与变化 |
| 2.4 嘉靖时期取消元世祖祭祀与私修史书去元正统地位 |
| 2.4.1 元世祖入祀历代帝王庙与撤出历代帝王庙 |
| 2.4.2 明人对元世祖祭祀裁撤的讨论 |
| 2.4.3 明世宗撤出元世祖祭祀的原因 |
| 2.4.4 明代私修史书对元正统性认识变化与《宋史质》的编纂 |
| 2.4.5 一部分明人仍认同元朝是正统王朝 |
| 第3章 蒙古的“中国”认同(1368-1644) |
| 3.1 以中国正统王朝“元朝”后裔自居 |
| 3.1.1 元顺帝退出大都至鬼力赤时期:北元为恢复“大元一统”做出努力 |
| 3.1.2 俺答汗与博迪阿拉克汗自称“大元” |
| 3.1.3 “政教二道”立国与恢复“大元” |
| 3.2 元传国玺在北元内部的传承与对中国正统政权的争夺 |
| 3.2.1 元传国玺的由来与所蕴含的正统政权含义 |
| 3.2.2 元传国玺在蒙古地区的传承 |
| 3.2.3 本雅失里至也先:传国玺的争夺 |
| 3.3 “五色四夷”:北元与明朝是同为“中国”的两个对等政权 |
| 3.3.1 “五色四夷”的国家观 |
| 3.3.2 北元承认与明朝同属“中国” |
| 第4章 女真的“中国”认同(1368-1644) |
| 4.1 明朝前期建州女真的“中国”认同 |
| 4.1.1 阿哈出到李满住:建州卫设卫前后的“中国”认同 |
| 4.1.2 猛哥帖木儿归明:建州左卫建卫前后的“中国”认同 |
| 4.1.3 把儿逊与浪孛儿罕:毛怜卫建卫前后的“中国”认同 |
| 4.2 海西女真的“中国”认同 |
| 4.2.1 明朝初期海西女真的大规模归附明朝 |
| 4.2.2 海西女真的积极内附 |
| 4.2.3 海西女真服从明朝的指示 |
| 4.2.4 海西都督王王台对明朝的认同 |
| 4.3 17世纪初女真自认中国政权金朝后裔与自称“大金” |
| 4.3.1 天聪九年以前自称诸申 |
| 4.3.2 自称中国正统王朝“大金” |
| 4.4 “制诰之宝”与皇太极对“中国正统”形象的塑造 |
| 4.4.1 元国玺“制诰之宝”到“历代传国玺”的流变 |
| 4.4.2 “制诰之宝”首先归于博硕克图汗之说的原因与内涵 |
| 4.4.3 获“制诰之宝”后与朝鲜关系的改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库伦与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失和析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库伦的原因 |
| 二、十三世达赖喇嘛抵库后与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的利益纠葛 |
| 三、十三世达赖喇嘛与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利益纠葛背后的政治博弈 |
| 四、结 语 |
（5）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研究现状概述 |
| (二) 主要成果分析 |
| (三) 存在的不足与要加强研究的问题 |
| 四、研究内容和主要创新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相关概念的厘定 |
| (一) 民族与少数民族 |
| (二) 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与少数民族代表人士 |
| (三) 统战与少数民族统战 |
| (四) 民族工作与少数民族统战工作 |
| 第二章 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统战思想 |
| (一) 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 |
| (二) 无产阶级政党应在不同历史阶段组成不同性质的统一战线 |
| (三) 无产阶级政党要“照顾同盟者利益” |
| (四)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不能获得解放 |
| (五) 历史地对待民族问题 |
| (六) 以真正无产阶级的态度对待民族问题 |
| 二、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统战思想 |
| (一) 坚持和加强党对统一战线领导 |
| (二) 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商量办事 |
| (三) 劳动人民同非劳动人民联盟 |
| (四) 团结民族上层有利于争取下层 |
| (五) 加强民族团结 |
| (六) 慎重稳进推进民族地区社会改革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时代背景和基本内容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的时代背景 |
| (一) 民族地区敌对势力猖獗和匪患严重 |
| (二) 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 |
| (三) 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薄弱 |
| (四) 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
| (五) 民族上层自身仍具有特殊权威 |
| 二、解放之初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 |
| (一) 耐心争取西藏上层,和平解放西藏 |
| (二) 反复争取西北叛乱部落首领,平息西北叛乱 |
| (三) 妥善安置甘青新边境哈族流窜部落首领,安定社会秩序 |
| (四) 真诚团结西南少数民族上层,为解放大西南创造条件 |
| 三、民主改革过程中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 |
| (一) 团结封建地主制度地区的封建主,不动多余浮财 |
| (二) 团结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地区的农奴主,和平协商推进改革 |
| (三) 团结原始社会末期地区的民族首领,直接过渡实现改革 |
| (四) 团结牧区的头人牧主,牧区实现和平改革 |
| 四、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 |
| (一) 对牧区的牧主在经济上实行赎买政策 |
| (二) 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政治上给予适当安排 |
| (三) 保障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生活水平 |
| (四) 平息西藏武装叛乱,废除封建农奴制度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途径 |
| 一、借助民主建政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 |
| (一) 借助民主建政开展统战的实践运用 |
| (二) 借助民主建政开展统战的效果分析 |
| 二、结合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 |
| (一) 结合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开展统战的实践运用 |
| (二) 结合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开展统战的效果分析 |
| 三、通过特殊人物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 |
| (一) 通过特殊人物开展统战的实践运用 |
| (二) 通过特殊人物开展统战的效果分析 |
| 四、结合访问参观等活动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 |
| (一) 结合访问参观等活动开展统战的实践运用 |
| (二) 结合访问参观等活动开展统战的效果分析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方法 |
| 一、和平协商的方法 |
| (一) 和平协商方法的运用 |
| (二) 和平协商方法的评价 |
| 二、区别对待的方法 |
| (一) 区别对待方法的运用 |
| (二) 区别对待方法的评价 |
| 三、政治争取与军事准备相结合的方法 |
| (一) 政治争取与军事准备相结合方法的运用 |
| (二) 政治争取与军事准备相结合方法的评价 |
| 四、“派下去”“请上来”的方法 |
| (一) “派下去”“请上来”方法的运用 |
| (二) “派下去”“请上来”方法的评价 |
| 五、教育改造的方法 |
| (一) 教育改造方法的运用 |
| (二) 教育改造方法的评价 |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经验教训及当代启示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基本经验 |
| (一)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 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
| (三) 坚持共同繁荣发展 |
| (四) 坚持协商民主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主要教训 |
| (一) 必须加强政治团结合作 |
| (二) 必须充分照顾同盟者利益 |
| (三) 必须尊重民族宗教感情 |
| (四) 必须加强思想教育和改造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上层统战工作对新时代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的启示 |
| (一) 抓好干部人才选派、培养和引进,不断强化人才支撑 |
| (二) 务实推进产业发展,夯实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 |
| (三) 坚持民生优先,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
| (四) 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五) 推动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各民族团结进步 |
| (六) 更加注重文化统战,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
| (七) 扎实做好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统战工作,壮大共同奋斗力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三种托忒文《四卫拉特史》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概况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三种托忒文《四卫拉特史》的概述 |
| 第一节 噶班沙拉勃《四卫拉特史》 |
| 第二节 巴图尔·乌巴什·图门《四卫拉特史》 |
| 第三节 佚名氏《四卫拉特史》 |
| 第二章 三种托忒文《四卫拉特史》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三种托忒文《四卫拉特史》产生的政治背景 |
| 第二节 三种托忒文《四卫拉特史》产生的文化背景 |
| 第三章 三种托忒文《四卫拉特史》的史料价值 |
| 第一节 巴图尔·乌巴什·图门《四卫拉特史》和噶班沙拉勃《四卫拉特史》的关系 |
| 第二节 三种托忒文《四卫拉特史》中所记载重大历史事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九世班禅出藏和返藏研究（1923-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学术研究综述 |
| 三 资料来源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 研究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九世班禅北上的原因 |
| 第一节 清王朝对班禅世系的扶持与隐患 |
| 第二节 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失和的经过 |
| 第三节 北洋政府的联络与九世班禅的回应 |
| 第四节 达赖“新政”和班禅离藏 |
| 第二章 九世班禅北上与各界的回应 |
| 第一节 北京政府欢迎班禅赴北京 |
| 一、班禅出逃与失联 |
| 二、专员入甘与朝觐团赴京 |
| 三、艰难的赴陕之旅 |
| 四、专列入京与觐见段祺瑞 |
| 第二节 九世班禅入京与各方热议藏事 |
| 一、藏事促进会 |
| 二、陆兴祺和李家嘉 |
| 三、筹边协会和内地官员 |
| 四、外国驻华人员 |
| 第三节 报刊媒介的宣传 |
| 第三章 各地接待班禅与舆情回应 |
| 第一节 北京政府的接待 |
| 一、筹备招待 |
| 二、招待费问题 |
| 第二节 舆论回应 |
| 一、舆情分化状况 |
| 二、康有为致班禅书 |
| 三、余龙华《反对班禅意见书》 |
| 四、激进的《益世报》评论 |
| 第三节 班禅救济京师喇嘛 |
| 第四节 待遇班禅办法与招待费问题的终结 |
| 一、南京国民政府与九世班禅的联系 |
| 二、北平的接待与舆情回应 |
| 三、九世班禅招待费问题的终结 |
| 第四章 舆情与九世班禅赴内蒙古活动 |
| 第一节 北洋政府力阻九世班禅赴库伦 |
| 一、对班禅赴库伦的舆论争议 |
| 二、北洋政府促请班禅入京 |
| 第二节 蒙人朝觐与安置班禅 |
| 一、蒙人朝觐盛况 |
| 二、安置班禅之议 |
| 第三节 九世班禅在内蒙古的宣化 |
| 一、经略内蒙古 |
| 二、班禅在蒙宣化 |
| 第五章 九世班禅返藏与舆情回应 |
| 第一节 九世班禅问题返藏的提出 |
| 一、报刊媒介对九世班禅返藏的报道 |
| 二、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九世班禅返藏问题 |
| 三、尼藏战争与九世班禅请求返藏 |
| 第二节 各方对九世班禅返藏的回应 |
| 一、十三世达赖喇嘛态度的变化 |
| 二、地方各界对班禅返藏的态度 |
| 第三节 九世班禅返藏的筹备 |
| 第四节 英国的干涉与返藏失败 |
| 结语 |
| 附录一 1924—1928年班禅内地活动期间政府支出费用简表 |
| 附录二 九世班禅返藏相关报道(1925—1929年) |
| 附录三 九世班禅年谱(1923—193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8）瞻对梁格·贡布郎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田野调查法 |
| (二)文献研究法 |
| (三)经验总结法 |
| (四)音像、影视记录法 |
| (五)比较法 |
| 四、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瞻对的地缘空间、历史与文化 |
| 第一节 地缘空间 |
| 一、地理位置 |
| 二、气候特点 |
| 三、自然资源 |
| 第二节 瞻对地名考 |
| 一、“瞻对”地名来源说 |
| 二、瞻对珠母宗 |
| 三、瞻对梁茹 |
| 第三节 瞻对多元的文化空间 |
| 一、山神文化 |
| 二、宗教文化 |
| 三、节日文化 |
| 四、语言文化 |
| 五、时代文化 |
| 第二章 贡布郎吉的家世与“瞻对事件” |
| 第一节 “梁格”之由来 |
| 一、“瞻对本冲”新权利中心的确立:茹龙 |
| 二、“梁堆”与“梁麦”:瞻对家族一分为二 |
| 三、中瞻对:“梁格仓”的诞生及第一次兴衰 |
| 第二节 贡布郎吉的童年生活 |
| 一、贡布郎吉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 |
| 二、梁格的第二次兴起 |
| 三、贡布郎吉家族势力受打击 |
| 第三节 “瞻对事件”:梁格最后的兴衰 |
| 一、巩固梁格实力 |
| 二、贡布郎吉统一瞻对 |
| 三、威震康区 |
| 第四节 梁格最后的败亡 |
| 一、中心与边缘:“清藏”之间的瞻对 |
| 二、贡布郎吉的扩张对西藏地方政府和清廷影响 |
| 三、“瞻藏战役”始末:西藏地方政府对瞻对发起的军事行动 |
| 第三章 政教博弈:贡布郎吉对宗教的态度 |
| 第一节 贡布郎吉与家庙 |
| 一、贡布郎吉与“贡布护法” |
| 二、瞻对的“觉沃” |
| 第二节 贡布郎吉对寺院的态度 |
| 一、瞻对的“三大寺” |
| 二、梁格家与瞻对其他寺院的互动 |
| 第三节 贡布郎吉对宗教人士的态度 |
| 第四节 贡布郎吉与“利美运动” |
| 第四章 打破与重组:贡布郎吉整肃瞻对社会秩序 |
| 第一节 “仓”、“果”与部落的关系 |
| 一、“仓”:藏族最小的社会单位 |
| 二、“仓”与部落的关系 |
| 三、“果”:超越部落限制的社会单位 |
| 第二节 瞻对内部社会秩序之“仓”与“果” |
| 一、“仓”与“果”在瞻对社会中如何发挥作用 |
| 二、瞻对的“仓”与“果”势力 |
| 第三节 贡布郎吉打破并重组“仓”与“果”势力 |
| 一、“均平富”:打破“门当户对” |
| 二、移民:内平衡“仓”与“果”的势力,外稳定社会秩序 |
| 三、均分土地达到势力均衡 |
| 第五章 贡布郎吉的军事策略 |
| 第一节 贡布郎吉军队的渊源 |
| 一、各霸一方的瞻对土司 |
| 二、“梁格仓”的联姻与贡布郎吉个人魅力 |
| 第二节 军队指导思想 |
| 一、军事哲学(理念):敬山神,重誓言 |
| 二、建军思想:尚武求真本事 |
| 三、作战思想:进攻与防御结合 |
| 第三节 贡布郎吉的军队情况 |
| 一、军队训练 |
| 二、武器装备 |
| 三、军规军纪 |
| 四、组织办法 |
| 第四节 贡布郎吉的进攻与防御策略 |
| 一、进攻策略 |
| 二、防御措施 |
| 第六章 多面的贡布郎吉 |
| 第一节 “护法神”与“魔鬼”说 |
| 一、从贡布郎吉的前世说起 |
| 二、护法“贡布” |
| 三、“赞”与“魔鬼” |
| 第二节 叛贼与领袖 |
| 一、叛贼论 |
| 二、领袖论 |
| 第三节 地方视角下的恶棍与英雄 |
| 一、恶棍论及原因分析 |
| 二、英雄论及其原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二 :贡布郎吉生平主要事迹表 |
| 附录三 :贡布郎吉家谱 |
| 附录四 :论文中人名与地名汉藏对照录 |
| 致谢 |
（9）“沉着,有胆量之边务人才”——国民政府驻藏官员刘朴忱评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初渋藏事 |
| 二、致力藏事 |
| (一)陪同西藏地方代表贡觉仲尼在南京活动 |
| (二)关于蒙藏事务的提案 |
| (三)关于蒙藏问题的报告 |
| 三、献身藏事 |
| (一)奉命赴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 |
| (二)初至拉萨 |
| (三)与西藏地方的商谈 |
| (四)奉命留驻拉萨办事 |
| 四、结语 |
四、达赖喇嘛逃出拉萨之后（论文参考文献）
- [1]十三世达赖从出走到入京觐见相关问题考述[J]. 陈鹏辉.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6)
- [2]西藏第巴制度研究 ——以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为中心[D]. 才项卓玛. 西藏大学, 2021(10)
- [3]明朝以及蒙古、女真的“中国”认同研究（1368-1644）[D]. 刘月. 吉林大学, 2020(03)
- [4]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库伦与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失和析论[J]. 王耀科. 西部蒙古论坛, 2020(04)
- [5]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D]. 唐丕跃.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1)
- [6]三种托忒文《四卫拉特史》比较研究[D]. 阿木古楞. 内蒙古大学, 2020(10)
- [7]九世班禅出藏和返藏研究（1923-1937）[D]. 张敏.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8]瞻对梁格·贡布郎吉研究[D]. 扎西翁加.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9]“沉着,有胆量之边务人才”——国民政府驻藏官员刘朴忱评述[J]. 喜饶尼玛,李威颖.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6)
- [10]游蒙日记（下）[J]. 李廷玉,韩敬山.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