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析实行院务公开工作的三个关键性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武杏杏[1]（2021）在《徐旭生学术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徐旭生一生着述颇丰,涉及哲学、历史、考古、教育等诸多领域。其学术思想渊源有自,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又极具行动的自觉。既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新式教育的影响,又受西方近现代哲学、史学、社会学等学术的训练,并在西北考察的实践中逐渐体悟而成。在中国考古学初创之际,徐氏挺进陕西,促进陕西考古会的成立。此间形成的思路和理念,影响至今。斗鸡台遗址的发掘,虽然在技术和方法上尚属探索阶段,但将调查和发掘相结合、重点发掘兼顾他期遗存的发掘理念,为后世学者直接继承。他通过瓦鬲认定沣都的位置、对墓葬方向的思索、对史前期陶器形制的分类等,为苏秉琦器物类型学的研究提供了方法指南。丰镐考古和先周文化的探索取得的丰硕成果,无不建立在徐氏陕西考古的基础上。徐旭生对疑古学说扬弃的同时,继承民国史家关于古史多元的研究成果,提出上古时期三大变革的认识体系。他揭橥“新信古”的大旗,实是疑信之间的考释。“传说时代”概念的提出和史料形成过程的分析,成为其信史观的依据。他提出分级整理史料的方法,较早阐释了历史和考古的关系,为后世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与蒙文通和傅斯年相比,他综合多学科研究成果,提出的古史多元论更具说服力。在新的学术视野下,其“三集团”及其冲突、“大禹治水”等观点,或被证明或被纠正,凸显了方法论在其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其学术思想通过苏秉琦、张光直的学术体系对古史重建和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疑古学者对夏代史事的极端质疑,徐旭生走出书斋到夏人活动的主要区域展开田野调查本身即是开拓之举。豫西调查和二里头作为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典范,直接引发了考古学的族属认定、考古与历史的整合以及考古学的学科使命等学术思考。二里头最有可能是夏文化,表明历史学与考古学是可以整合研究的。徐氏对二里头族属的推测虽有偏差,但将哲学的思辨融入考古和历史的研究,进而探索考古学上比较文化类型的方法,是他留给后世的宝贵的学术遗产。不论当今学术界如何定义夏文化,如何判断二里头文化的性质,都没有否定徐旭生的发现,都是在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探索。
周笑梅[2]（2021）在《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文中认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表征。自国家启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以来,新型智库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但智库的政策咨询水平和服务社会能力,与现阶段国家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仍明显不相称。制约智库发展的突出困境在于:在新型智库最重要的关系中,智库与政府双向维度同时存在深层体制改革的阻滞,且彼此复杂纠缠。一方面,这种制约呈现为相应的国家制度供给不足与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滞后,另一方面,新型智库在对自我重塑的能动把握上也存在观念滞后、行动迟滞、内部机制创新不足。内外部因素的复杂交错,致使新型智库依然受制于传统治理结构与组织结构,难以支持智库转型所需要的决策研究范式及运营模式的现代跃迁,因而也难以全面达成自身应有的职责担当,在整体上呈现深层结构性矛盾。如果将对这一矛盾的分析,单纯指向智库内部机制,或单纯指向政府制度供给,都难以有效解释问题的深层归因和回应问题的复杂性。本文试图将对这一矛盾的分析,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背景中,对其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以期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与认知新型智库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并从中探寻其发展的深层结构性影响因素,进而系统探索对其发展优化更具应用价值的实践对策。这是本文研究的基本问题。新型智库建设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即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决策效率,关系到由国家决策体制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等因素共同构成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当前在国内国际复杂局势中,同时面临重大机遇与挑战,而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对人类经济社会结构及运行模式深刻复杂的改变与形塑,则使这种机遇与挑战空前放大,进而使智库对国家及政府决策能力的重大影响进一步突显,作为决策体制改革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新型智库的良性发展成为意义重大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在国家治理总体架构下,存在三个对新型智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基本维度:国家的制度供给、智库的内部治理、智库的外部关系。这三个维度既决定着智库的发展模式与发展空间,同时也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与重要环节。本文主要依据国家治理、参与式治理、网络化治理、决策过程参与等理论,基于“国家制度供给-智库内部治理-智库外部关系”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国内外智库发展经验较为系统的考察,以31个省市自治区省级地方社科院为核心研究案例,分别在三个基本维度下展开深入系统研究,以剖析新型智库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并对其未来发展提出优化路径及对策。在形成对新型智库发展状况及问题判断时,本文做了一定数量国内外实践案例的实证分析,特别是以31个省级地方社科院为核心研究案例详细开展了相关研究。结合学术文献研读及理论资源支撑,基于以上综合考察与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新型智库发展优化对策:第一,在政府维度,加大力度扭转突出的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加强对新型智库发展的制度供给和赋权。新型智库发展制度供给体系应包括:决策过程参与保障制度、机构主体重塑保障制度、智库市场化运行保障制度、智库现代传播保障机制等内容。第二,在智库内部治理维度,探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并在清晰战略目标定位前提下,对智库的研究机制、管理机制、运营机制等进行系统创新。第三,在智库外部关系维度,围绕新型智库发展所形成的重要外部关系,以激活主体能量与活力为前提,建构政府主导、智库发挥重要作用的网络化治理合作伙伴关系。在三个基本维度分别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些整体性政策建议:优化国家对新型智库建设的总体布局,持续培育现代政治文明;在秉持稳步渐进改革原则的同时,加快提升新型智库发展相关立法层次,以强大的国家立法保障并规范新型智库发展;合理布局新型智库发展体系,以建立和形成有效保障各类智库均衡而充满活力发展的资源配置模式,维护不同类型智库共同构成的整体国家知识资源及决策智慧宝库;积极回应大数据时代要求,推动新型智库信息平台基础设施整体升级,制定并实施涵盖政府、智库、企业及社会的互联互通、共建共治共享的知识管理及数据库网络,为建立国家智慧决策模式做足准备,以提高国家治理效能,进一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寇文亮[3]（2021）在《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幼儿教师教育始于清末,女子师范学校附设保姆科是清末留给幼儿教师教育的一份特别遗产。民初女子师范学校和女子中学在培养幼儿教师方面的职能并存,在“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逐渐发展为以女子中学为主。从学习日本到学习欧美,甚至达到移植照搬程度,是清末民初幼儿教师教育的突出特征。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科学理念激荡了幼儿教师教育独立举办热情;幼儿教育中国化、平民化及科学化追求,直接导致了幼儿教师教育改革方向的确立;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思潮流入与传播,形成了中国化、本土化的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活教育、儿童中心论、行为主义幼儿教育和幼儿教师教育指导理论,为幼儿教师教育独立化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和单相性教育实验为幼儿教师教育实验提供了借鉴与方法助力;更为重要的是,民国初期幼儿教育和幼儿教师教育发展困境,需要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为其指明路径与方法。这就是幼儿教师教育实验肇始之成因和依凭。“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幼儿教师教育在学制系统中获得了独立的合法地位,但是其办学体制、招生起点、修业年限、课程教学等内容并未配套公布,这就强化了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迫切性,也给专家学者们留下了较大的实验探索空间。于是,一场旨在摆脱传统女学影响和外国幼儿教师教育影响,探索中国化、科学化、平民化独立的现代幼儿教师教育之路的教育实验就此展开。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及张宗麟等相互启发,各自独立地主持了不同的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包括综合性实验和单项实验,探索发现了幼儿教师教育全领域全方位规律,几乎覆盖了幼儿教师教育的各个要素和环节,对于促进民国时期符合中国国情的幼儿教师培养体系建构,起到了根本性、关键性及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本研究采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并采取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梳理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图景和内在规律;梳理了这些实验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发展进程的推动作用;丰富了民国时期教师教育和教育实验研究视域和内容;分析了提升幼儿教师现代化、专业化水平实现路径;探索挖掘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于新时代我国幼儿教师教育的规模扩大与质量提高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本研究以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为研究对象,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界定了相关概念,综述了国内外研究及史料,介绍归纳了研究理论及方法、研究思路及结构设计、研究的创新点和局限。正文部分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发生学方法为理论指导,以耗散结构理论作为论文设计支持,以实验教育学作为论文分析学科依据,分为三个部分进行了梳理与阐释。第一部分含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对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促发因素的梳理,分析了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尤其是民主科学理念对于教育实验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促进作用;分析了清末民初幼儿教育和幼儿教师教育转型发展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呼唤与促进;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主体对于外国幼儿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吸收和批判以促进实验理性形成的过程;分析了民国时期综合性和单项性教育实验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激荡促进过程,以及在目标内容和方法技术等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第二部分含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主体内容。本研究根据史实、典型性及其重要程度,筛选了偏于综合的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实验,以及偏于单项的幼儿教师教育课程、教学组织形式以及教学方法实验,并进行了研究与阐释。体制和学制实验包括“中心幼稚园”体制实验、平民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实验、高级中等教育层次的幼儿教师教育机构的学制实验,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实验问题的发现、梳理及确立过程;分析了中国化、平民化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建构的实验过程及其理论成果;分析了平民化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中国化、科学化的乡村幼儿教师培养体系建设以及乡村建设实验的创新性推动作用;深描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的双轨之路体制实验过程。课程实验筛选了“生活教育”课程实验、“行为课程”组织实验、“活教育”课程实验,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的起因和确立过程,梳理了民国时期生活教育、行为主义和活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的目标确立、内容选择、分类和结构化、组织实施过程;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典型课程理论建构、课程体系建立与完善的促进过程,以及对于幼儿教师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影响。教学组织形式实验筛选了“艺友制”教学组织形式实验、“半道尔顿制”教学组织形式实验。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教学组织形式实验问题发现的出发点、坐标和聚焦过程;梳理了教学组织形式实验的理论依据;分别梳理归纳了各个教学组织形式实验的目标、内容、实施过程,分析了其对中国化、平民化、科学化及规范化的幼儿教师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以及对幼儿教师教育理论独立性建构所起到的关键性促进作用。由于教学方法实验与教学组织形式实验在民国时期区分困难,且内容较少,实验特征不明显,因此,以张雪门实习教学方法实验为例,分析和梳理了幼儿教师教育教学方法的缘起、表现形式以及实习教学实验问题的确立过程;梳理了张雪门幼儿教师教育实习教学方法实验的理论依据、实验的目标、实验的内容及结果与影响。第三部分主要是第七章,阐释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评价以及时代启示,总结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推动中国现代幼儿教师教育理论体系构建、推动幼儿教师教育规模扩大与质量提高、推动幼儿教师教育中国化、规范化制度建立、推动幼儿教师教育课程教学体系科学化、专业化提升所起到的促进作用。调查分析了当前乡村幼儿园园长教师队伍专业化、保教过程科学化建设缺陷和提升需求,阐释了目前幼儿教师教育对幼儿教育发展的回应不足之处;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新时代幼儿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幼儿教师教育升格中的内核独特性坚守及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精神方法技术弘扬借鉴的启示作用。
察应坤[4]（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李宁[5]（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研究表明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梁家振[6]（2020）在《清末民国时期北京龙泉孤儿院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北京作为元明清以来的历代国都,首善之区,具有特殊的地位。清末民国以来,相继经历了清政府、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北京的慈幼事业在不同政府统治时期的发展脉络也有所不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儿童问题,创办了慈幼机构是教养儿童最为直接的手段,龙泉孤儿院在北京众多慈幼机构中脱颖而出,该院是清末乃至民国时期北京规模较大的孤儿院之一,因开办时间早、延续时间长、收容孤儿人数众多,故成绩斐然,是为北京慈善机构之典范,自1908年创立到1956年改为公立小学,贯穿了整个民国时期,先后经历了心学、道兴、明净和百川四位院长,且经历了不同政权,若以龙泉孤儿院这一典型的慈善机构作为个案,正是对北京慈幼机构作以解剖麻雀式分析的完整样本。龙泉孤儿院的收养的孤儿前后达到了数千人之众,有的自6岁即入院,直至年满18岁才出院,也有的仅仅临时进入孤儿院数月甚至数天,他们在接受一日三餐养育的同时,也接受院内各科的文化教育,同时因材施教,对于资质平庸的儿童,培养他们以工艺技能作为谋生的手段。且院内建立了一年四季的生活作息制度、完善的卫生清洁措施、奖惩制度以及参观制度,足见该孤儿院院细致入微的教养方式。然而,一切慈善事业都需要源源不断的经费来完成,孤儿院也不例外,龙泉孤儿院的主要经费来源是房租、政府拨款以及京师各大善士的年、节、月捐资助,但无奈历经数次政权更迭以及天灾人祸,兼以物价飞涨,收养孤儿人数激增,其经费总是不敷用度,资金问题始终困扰着孤儿院负责人,因此也不断开拓新的筹款方式,如开纪念会请求京师各大善士向孤儿院特别捐助、开设工厂制作产品出售等方法,总体看来,以绅商、政要为代表组成的董事会在经费筹措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清末民国时期,北京的慈善家们广泛使用慈善娱乐演出的手法募集经费善款,诸如节庆性质的纪念会演出和筹款性质的游艺会和义务戏等,被普遍运用于慈善机构的筹款活动中,龙泉孤儿院可谓是其中之典范。与政府开办慈善组织相比,民间慈善力量毕竟薄弱,此类娱乐演出性质的筹款活动具有普遍性和必要性。通过研读龙泉孤儿院的娱乐演出活动,可以发现其娱乐节目多由北京地方庙会转化而来,同时又吸纳了西方娱乐文化元素,展示出其慈善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沈发亮[7]（2020）在《国立武汉大学初创时期学校与政府关系探究（1928-1933）》文中指出本文以国立武汉大学为研究对象,从学校与政府的关系这个视角切入,考察探究国立武汉大学初创时期（1928-1933）的学府关系。国立武汉大学作为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五大名校”之一,从其筹划组建到名声在外,用时极短,是哪些原因促使其在短期内迅速崛起呢?作为“国立”性质的大学,其筹划、建设和发展等各个阶段必然与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成为国立武汉大学初创时期的重要问题之一。正是国立武汉大学在初创过程中对其与各级政府关系的准确恰当把握,是其能在短期内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分析国立武汉大学初创时期的学校与政府的关系是贯穿本文的一条主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筹划组建国立武汉大学,随即组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并开始招生,10月31日开学上课,国立武汉大学正式诞生。国立武汉大学筹划的时期正好是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效仿法国在国内推行“大学区制”改革,尽管湖北当时不是大学区实验的区域,但是在这个背景下,关于武汉大学的“性质”定位,湖北省地方政府与南京中央政府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博弈,最终以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直接介入,将武汉大学定位在“国立”大学之列。国立武汉大学与同时期的其他国立大学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新校园的兴建,初期筹划的国立武汉大学以位于武昌的旧两湖书院为校址,并未计划修建新校园。但是这一计划发生了改变,要另建新校园。而在新校园的选址过程、动土兴建和经费来源等具体环节的实施,至最后的完成状况,都与中央、地方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新校园建设过程中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成为本文的重点。而在新校园的兴建过程中,作为校长的王世杰起到了沟通学校与政府的中介作用,因此王世杰对于国立武汉大学的初创功不可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南京国民政府加强教育管控的大背景下,作为“国立”性质的武汉大学,设置了以校长为领导核心的“校务会议”和“院务会议”,管理学校的日常教学工作,以保证学校的正常发展。在刘树杞和王世杰等为代表的国立武大校方的艰辛创办和努力经营下,学校在学生的招考、教师的聘任等方面都制定了严格的要求,以保证办学的质量。不断完善的办学基础设施和新校园的逐步建成,又为国立武汉大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流的办学“载体”,从而使得国立武汉大学的迅速崛起有了根本的物质保障。
惠慧[8]（2019）在《济宁Z医院全面预算管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国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院将面临更加严苛的市场环境。医院不仅需要为群众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还需要借助—定的管理手段来推动医院长期、健康地发展,而采用全面预算管理模式是实现这—目标的有效方式。医院通过实施全面预算管理,还可以提高医院的运行效率,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把握住市场机遇,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本文以济宁Z医院为研究对象,文献研究法、调查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对济宁Z医院的全面预算管理展开研究,从全面预算管理的编制、全面预算管理的执行与控制以及全面预算管理的考核评价三个方面分析了该医院在实施全面预算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造成问题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对策主要包括完善医院全面预算管理的编制、提高全面预算管理的执行能力、健全全面预算考核评价机制。以期改善济宁Z医院当前全面预算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促进该医院健康、稳定、可持续地发展,同时对于其它相同类型的医院实施全面预算管理也具有参考和借鉴的实际意义。
陈春梅[9]（2019）在《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文中认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引入民营资本,充分发挥公私不同属性资源的优势,从而激发国企的活力和竞争力。随着经济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入,这种理念渐渐渗透到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公办高职习惯了“养尊处优”且担心与民营企业合作有损公益形象或导致国有资本流失,而民办高职由于被视为“二等公民”难以吸引优秀企业合作,使得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往往存在“两张皮”的现象。是否可以探索一种新的办学体制以激发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让不同的资源得以优化配置?2014年,国务院正式提出鼓励各类办学主体以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等多种要素参与办学,并明确指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从而拉开了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序幕。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指由来自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以多种要素共同举办职业教育,具有多元产权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且不同产权主体共同治理、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特点。国务院倡导高职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旨在鼓励社会力量（尤其是企业）参与办学,实现不同属性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案例院校的调研,梳理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的现状并着重探究其内部治理。相比于国外,当前我国关于公私合作办学的实践较少,相关研究也有限。研究中选取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两大机构——社区学院（大都会学院）和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戴维瑞教育集团和阿波罗教育集团）的典型案例展开具体分析,以拓展研究的国际视野。研究发现:社区学院的公私合作不涉及产权。各方通过签订协议保护举办者权益;社区学院非常重视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企业为了人才培养愿意大力投入办学。研究还发现,大型营利性教育集团内部组织机构的构建相对完善。董事会是集团实现内部治理的载体,因此必须强调董事成员构成的科学性,包括董事成员学历背景、职业背景的多样化,且独立董事和女性董事应占一定比例。为了保障机构规范、有序运行,这些机构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运行保障制度。与国外公私合作办学不同,我国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涉及产权问题,且产权结构影响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结构。然而,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产权大小与话语权大小不一定呈正相关。政府的产权占比可能很小,但却拥有较大话语权。因此,不能完全套用经济的产权逻辑分析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类似,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核心在于构建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作为教育组织,高职院校需要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其内部治理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制约,应借鉴现代大学制度;与此同时,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其内部治理又应借鉴现代公司治理的合理内核。本研究立足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从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分析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处的不同层面及同一层面不同要素相互作用的环境。与此同时,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其内部治理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第一,制定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指导文件,明确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法律地位和法人属性、保护各举办方的合法权益并推动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第二,完善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首先,提高董事会（理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董事（理事）成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且来自法律、财务、会计、管理及教育等多种职业背景。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校友、教师、学生、中介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在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中应占有一席之地,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并实行监督权。此外,应增加独立董事（理事）和独立监事的比例。其次,职业校长（院长）由董事会（理事会）聘任,并实行任职回避制度。且职业校长（院长）的激励方式应多元化。还要正确处理董事会（理事会）、职业校长（院长）、党委及监事会等之间的关系;第三,制定、修订和完善学校章程、董事会（理事会）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等并严格执行,以推动高职院校实现依法依规治校、治学。今后,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制衡机制与激励机制相结合;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当然,对这种新的办学体制的探索,一些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如独立法人的问题、举办者与校长（院长）关系的问题、产权结构合理性的问题、董事会（理事会）中教师和学生代表的问题等。这些问题有待高职院校在后续的改革探索中,由学者进一步跟踪研究。
李涛[10]（2019）在《基于医院网站的山东省三级医院信息公开现状与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信息作为当今社会最宝贵的资源之一,但其分布却不均衡,导致诸多社会问题。因此,为降低各方掌握信息数量的不对称程度,提升信息的透明度,信息公开作为一种有效手段逐渐应用在各个领域。在医疗卫生领域,如医院,由于高度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尤为严重,是造成现阶段我国医患矛盾加剧、无序就医、医院贪污腐败等严重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医院的信息公开不再仅牵涉到医院病人的利益,还与整个社会息息相关。因此有必要对医院信息公开的状况进行系统全面的评价研究,分析当前医院信息公开的现状,发现存在的困难与问题,为今后医院信息公开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包括以下四点:第一,通过横断面调查研究山东省三级医院向社会公开信息的公开现状,包括公开信息的种类、信息质量以及平台质量三个方面;第二;根据各医院不同等级、不同种类医院分组比较,分析不同医院之间存在的差异;第三,通过定性访谈调查医院信息公开开展的模式,以及存在的困难与问题;第四,根据医院存在的问题,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政策与建议,为山东省医院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一定的依据。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调查研究了山东省三级医院向社会公开类信息公开的状况。定性研究主要包括文献分析和定性访谈,即通过查阅国内外医院信息公开的相关文献和政策法规,并对医院信息公开负责人进行半结构式定性访谈,了解分析医院信息公开的状况以及存在的困难与问题。定量研究为横断面调查,选取了山东省全部143家三级医院（不包括军队医院）,包括25家三甲专科医院、36家三甲中医医院、43家三甲综合医院、39家三乙综合医院。通过互联网途径,对医院公开信息的种类、公开信息质量以及平台质量三个方面进行调查,调查工具为自制的调查问卷。资料的分析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卡方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研究结果与结论（1）在向社会公开信息的种类方面,基于山东省三级医院官网的信息公开状况显示,不同类型与等级的医院公开状况层次不齐,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经卡方检验,在除便民服务外的五大类信息上,三类医院公开情况之间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根据医院类型,综合医院的公开率最高为72.08%,其次为专科医院的59.41%,中医医院最低为56.86%;根据医院等级,三乙综合医院公开率为54.38%,低于三甲综合医院。具体来看,医院概况类信息的公开最为常见,而院务公开、行风建设、便民服务三类信息,医院公开较少。（2）在公开信息的质量方面,根据医院类型,综合医院平均得分为4.03分,高于专科医院的3.58分和中医医院的3.43分。经单因素方差分析,三类医院在分类合理性、信息规范性、信息准确性以及信息及时性四方面得分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来看,三类医院在信息准确性和隐私安全性两个方面表现最好,而在信息的易理解性和信息的及时性两个方便表现较差。根据医院等级,三乙综合医院平均得分为3.44。经独立样本T检验,在分类合理性、信息规范性、信息准确性和信息及时性四项指标上,三乙与三甲综合医院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在信息公开的平台质量方面,94.41%的山东省三级医院建立了官方网站,但各医院在用户满意度与网站功能设置以及移动端延伸上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整体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综合医院官方网站质量,明显优于其他类型的医院。三乙综合医院差于三甲综合医院。（4）现阶段,对于医院信息公开的实际工作,还存在责任主体不够明确、落实不到位、执行死板、对信息公开的认识程度不足等问题,亟需解决。政策建议（1）完善法律法规,丰富信息公开种类。应考虑不同类型医院的实际情况,结合当地社会大众的需求,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补充完善医院的信息公开。（2）完善信息公开制度,规范信息公开流程。医院应成立信息公开办公室,引入专业信息员,还应成立两级监督审查部门,实行问责机制。（3）提高医院领导对信息公开的理解层次。提升医院领导对信息公开的理解层次,深化认知信息公开对完善医院治理体系、改善医患关系、优化就医格局、增加医院竞争力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4）优化医院网站,推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未来医院网站的趋势应是医院多系统之间的融合发展,包括医院HIS,科研等系统的互联互通。建设区域医院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借助大数据分析可以更好的使民众利用各种信息。
二、浅析实行院务公开工作的三个关键性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析实行院务公开工作的三个关键性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徐旭生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研究的两大阶段 |
| (二)专题性研究成果 |
| (三)总结与展望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重点、难点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学术思想渊源 |
| 一 学术生涯与志趣 |
| 二 传统文化的影响 |
| (一)宋明理学的熏陶 |
| (二)王夫之思想的影响 |
| 三 西方学术的训练 |
| 四 徐旭生与西北考察 |
| 五 小结 |
| 第二章 学术研究的基础——周秦考古 |
| 一 陕西考古会与周秦考古调查 |
| (一) 陕西考古会成立的动因 |
| (二) 徐旭生与陕西考古会的成立 |
| (三) 周秦考古调查(酝酿期)与斗鸡台发掘点的选定 |
| 二 斗鸡台遗址的发掘 |
| (一)第一次发掘及其相关问题 |
| (二)第二次发掘及其相关问题 |
| (三)发掘期间的调查 |
| (四)第三次发掘概况 |
| 三 周秦考古的学术影响 |
| (一)推动中国考古类型学的诞生 |
| (二)推动丰镐遗址的发掘 |
| (三)推动先周文化的探索 |
| 四 小结 |
| 第三章 上古史体系的建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
| 一该书的撰写缘起及内容 |
| 二 上古史体系建构的路径与方法 |
| (一)疑信之间考释 |
| (二)分级整理史料的方法和科学实证 |
| (三)“不约而同”与“同中有异”:与蒙文通、傅斯年古史多元论的比较 |
| 三 现代学术视野下对上古史体系的审视 |
| (一)“古代部族三集团”的划分 |
| (二)“三集团”的冲突 |
| (三)“大禹治水”传说 |
| 四 上古史体系的影响 |
| (一) 苏秉琦的文明起源研究 |
| (二) 张光直的“史前文明互动圈”论 |
| (三) 颛顼“绝地天通”和萨满教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 |
| 五 小结 |
| 第四章 上古史体系的展拓——夏文化的探索 |
| 一 从顾颉刚的夏史研究说起 |
| 二 夏代史事研究 |
| 三 夏文化的探索及其影响 |
| 四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2）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三)研究现状评析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论文结构 |
| 四、研究的方法 |
| (一)案例研究法与网络调研法 |
| (二)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 |
| (三)比较研究法 |
| 五、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有待改善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智库与新型智库 |
| (二)社科院与地方社科院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公共政策理论 |
| (三)制度供给理论 |
| (四)知识管理理论 |
| 第二章 新型智库发展的实践逻辑 |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政策背景与战略目标 |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政策背景 |
| (二)新型智库发展的战略目标 |
| 二、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三个基本维度 |
| (一)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政府维度:制度供给 |
| (二)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自身维度:内部治理 |
| (三)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关系维度:主体互动 |
| 三、新型智库实践需求三个基本维度的关系 |
| (一)三个基本维度的内在关系 |
| (二)三个基本维度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关系 |
| (三)三个基本维度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关系 |
| 第三章 新型智库发展成效、困境及归因:地方社科院案例研究 |
| 一、案例选择的典型意义 |
| (一)五种主要智库类型比较 |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的特殊性与代表性 |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的历史演进 |
| (一)地方社科院智库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9年) |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稳步探索阶段(1980-1999年) |
| (三)地方社科院智库快速发展阶段(2000 年至今) |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基本成效 |
| (一)地方社学院新型智库决策影响力提升 |
| (二)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传播影响力提升 |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社会影响力提升 |
| 四、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深层困境 |
| (一)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身份困境 |
| (二)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资政困境 |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资金困境 |
| (四)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人才困境 |
| 五、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影响因素 |
| (一)制度供给维度的制约 |
| (二)内部治理维度的制约 |
| (三)外部关系维度的制约 |
| 第四章 智库发展的国内外实践经验镜鉴 |
| 一、国外智库发展经验 |
| (一)国外智库的国家制度供给 |
| (二)国外智库的内部治理机制 |
| (三)国外智库的外部关系建构 |
| 二、国内智库发展经验(地方社科院以外的案例研究) |
| (一)中国社科院——国情调研中的智库科研管理机制创新 |
| (二)国经中心——理事会模式的智库内部治理探索 |
| (三)人大国发院——跨学科研究中的智库组织结构创新 |
| 第五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政府维度:制度供给 |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国家制度供给体系 |
| (一)政治环境根本支撑 |
| (二)决策参与保障制度 |
| (三)机构体制改革制度 |
| (四)市场运行保障制度 |
| (五)舆论引导保障机制 |
| 二、加强新型智库发展的国家制度供给 |
| (一)优化国家总体战略布局 |
| (二)健全决策参与制度保障 |
| (三)加强机构重塑制度保障 |
| (四)强化市场运行制度保障 |
| (五)提升舆论引导机制保障 |
| 第六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自身维度:内部治理 |
| 一、探索新型智库法人治理结构 |
| (一)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国家相关政策 |
| (二)国外法人治理结构发展脉络溯源 |
| (三)国内事业单位相关改革基本经验 |
| (四)法人治理结构的智库适应性探讨 |
| (五)新型智库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对策 |
| 二、创新新型智库内部治理机制 |
| (一)新型智库战略目标清晰定位 |
| (二)新型智库决策研究机制优化 |
| (三)新型智库科研管理机制创新 |
| (四)新型智库知识管理机制拓新 |
| (五)新型智库现代运营机制强化 |
| 第七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关系维度:主体互动 |
| 一、新型智库与政府的关系 |
| (一)共同培育智库与政府协同研究机制 |
| (二)共同营造智库与政府沟通交流平台 |
| (三)共同打造智库与政府人员互动通道 |
| 二、新型智库与媒体的关系 |
| (一)积极支撑新闻媒体深度政策宣传 |
| (二)紧密结合网络媒体推动品牌传播 |
| (三)完善自身媒体建设拓展潜在关系 |
| 三、新型智库与公众的关系 |
| (一)以公众为智库营养源泉 |
| (二)恰当参与公共舆论引导 |
| (三)成为政府与公众的纽带 |
| 四、新型智库与同行的关系 |
| (一)拓展国内同行合作关系 |
| (二)拓展国际同行合作关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背景:民国教育实验开展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 |
| (二)现实体认:探寻幼儿教师教育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 |
| (三)研究基础:“设计-实验”模型为本研究提供了实践支撑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实验、试验和教育实验 |
| (二)民国时期和幼儿教师教育 |
| (三)幼儿教育实验 |
| (四)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 |
| 四、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民国时期教师教育和幼儿教师教育的相关研究 |
| (二)民国时期教育家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相关研究 |
| (三)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研究的内容与视角 |
| 五、研究理论及方法 |
| (一)研究理论 |
| (二)研究方法 |
| 六、研究思路及结构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设计 |
| 七、课题研究的创新点及局限 |
| (一)创新点 |
| (二)局限性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促发因素 |
| 第一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教育实验 |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教育实验提供了合理依据 |
| 二、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教育传播诱发教育实验 |
| 三、教育实验开展是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重要标识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幼儿教师教育转型的实验背景 |
| 一、清末民初幼儿教育发展状况及特点 |
| 二、清末民初幼儿教师教育转型的实验诉求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理性准备 |
| 一、日式和教会幼儿教师教育机构的客观评价 |
| 二、国外幼儿教师教育理论的引入 |
| 三、初步展开中国化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理性思考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多领域教育实验对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推动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综合性教育实验的探索导向 |
| 一、综合性教育实验促进社会改造的价值指向 |
| 二、综合性教育实验探索教育平民化的思想内容 |
| 三、综合性教育实验凸显实用与科学特征 |
| 四、综合性教育实验实施和成效提升的促进策略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方法技术思想的生成 |
| 一、实验主体对教育实验内容有较为清晰的体认 |
| 二、实验主体追求实验过程的实证性和严密性 |
| 三、实验主体注重调查法和统计法的应用 |
| 四、实验主体合理选择实验区域和学校的研究对象 |
| 五、实验主体运用教育心理学的专业和技术 |
| 六、实验主体注重获得实验效果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实验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实验的缘由 |
| 一、实验问题发现:对当时幼儿教师教育体制的研究与批判 |
| 二、实验问题梳理: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建立的双轨之路 |
| 三、实验问题确立:幼儿教师教育体制与学制实验的内容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实验 |
| 一、“中心幼稚园”体制实验:陶行知乡村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创新 |
| 二、平民化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实验:乡村建设实验的组成部分 |
| 三、结果与影响:中国化平民化幼儿教师教育方向确立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学制实验 |
| 一、实验发端:增补幼儿教师教育学制内容空缺 |
| 二、探索推进:高中层次幼儿教师教育实验方向确立 |
| 三、实验内容广泛:幼儿教师培养体系的中国化、科学化建构 |
| 四、学制创新:晓庄“中心幼稚园”模式下幼儿教师教育的学制实验 |
| 五、结果与影响:幼儿教师教育学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的缘起 |
| 一、实验问题起点:清末民初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外国化弊病严重 |
| 二、实验问题梳理:中国化幼儿教师教育课程专业性诉求 |
| 三、实验问题归纳:在理论借鉴和实践经验中寻找课程改革方向 |
| 第二节 “生活教育”课程实验 |
| 一、实验的依据:生活即教育 |
| 二、实验的目标:建构“生活力”模型 |
| 三、实验的内容:实施三类课程 |
| 四、结果与影响:“生活教育”课程理论与实践体系形成 |
| 第三节 “行为课程”组织实验 |
| 一、实验的依据:引导儿童在劳力上劳心 |
| 二、实验的目标:围绕中心活动组织活动课程 |
| 三、实验的内容:五次“行为课程”组织尝试 |
| 四、结果与影响:“行为课程”组织理论和实践体系的构建 |
| 第四节 “活教育”课程实验 |
| 一、实验的依据:“活教育”思想 |
| 二、实验的目标:培养活的幼儿教师 |
| 三、实验的内容:“工作单元制”和“五指活动”课程组织 |
| 四、结果与影响: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课程改革集大成者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教学组织形式实验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教学组织形式实验的缘起 |
| 一、实验问题起点:教学组织形式是幼儿教师教育改革的盲区 |
| 二、实验问题坐标:中国化幼儿教师教育教学组织形式改革浮出水面 |
| 三、实验问题聚焦:探寻中国化幼儿教师教育教学组织形式路向 |
| 第二节 “艺友制”教学组织形式实验 |
| 一、实验的依据:“教学做合一” |
| 二、实验的目标:普及乡村幼儿教育 |
| 三、实验的内容:提升培养效率和适应性 |
| 四、结果与影响:幼儿教师教育教学理论和实践突破性价值 |
| 第三节 “半道尔顿制”教学组织形式实验 |
| 一、实验的依据:道尔顿制的改造 |
| 二、实验的目标:知识和技能并重的教学模式构建 |
| 三、实验的内容:“半道尔顿制”教学组织形式实验落地 |
| 四、结果与影响:提升了幼儿教师教育质量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教学方法实验——以张雪门实习教学方法为例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教学法实验的缘起 |
| 一、实验问题起点:幼儿教师教育教学方法改革的觉醒 |
| 二、实验问题梳理:按照课程类别进行的教学方法改革 |
| 三、实验问题聚焦:实习教学方法实验 |
| 第二节 张雪门实习教学方法实验 |
| 一、实验的依据:“行为主义”理念 |
| 二、实验的目标:实习教学应确保全领域、有计划、有组织 |
| 三、实验的内容:从参观、参与到支配的全程性实习 |
| 四、结果与影响:为幼师实习教学方法探索可行路径 |
| 第七章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评价 |
| 第一节 推动中国幼儿教师教育现代转型 |
| 一、推动中国化幼儿教师教育理论体系形成 |
| 二、促进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规模与质量保障 |
| 三、拉动幼儿教师教育制度中国化、规范化 |
| 四、构建幼儿教师教育初步的课程教学科学化体系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现实启示 |
| 一、重视对民国时期幼儿教师实验经验的借鉴 |
| 二、幼儿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需要实验研究 |
| 三、幼儿教师升格教育中的内核独特性坚守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 小结 |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 一、招生改革 |
| 二、教学改革 |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清末民国时期北京龙泉孤儿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意义 |
| (一)学术价值: |
| (二)现实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 (一)近代慈善史研究状况 |
| (二)北京娱乐史研究状况 |
| (三)龙泉孤儿院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龙泉孤儿院开办情形概述 |
| 一、龙泉孤儿院产生的社会背景 |
| (一)京师百姓贫困失助 |
| (二)京师孤儿流落街头 |
| (三)清末新政初见成效 |
| 二、龙泉孤儿院创设之缘起 |
| (一)古代慈善观念的传承与变化 |
| (二)西方慈幼理念的传播与影响 |
| (三)北京僧人与绅商联合发起 |
| 三、龙泉孤儿院历年发展情况 |
| (一)初创开拓:1908-1919年道兴创办时期 |
| (二)动荡波折:1919-1922年心学主持时期 |
| (三)恢复发展:1922-1931年明净接任时期 |
| (四)发展没落:1931-1949年百川继任时期 |
| 第二章 龙泉孤儿院管理与教养情况 |
| 一、组织系统框架 |
| (一)院务管理 |
| (二)院内职员 |
| (三)董事会 |
| 二、孤儿收养情况 |
| (一)孤儿的入院和收养 |
| (二)孤儿的人数和籍贯 |
| (三)孤儿的性别及年龄 |
| (四)孤儿的成绩和前途 |
| 三、教养兼施 |
| (一)学校教育 |
| (二)工艺教育 |
| (三)孤儿养育 |
| 第三章 龙泉孤儿院的经费来源 |
| 一、经费账目概况 |
| 二、经费来源渠道 |
| (一)庙产以及借贷 |
| (二)政府拨款支持 |
| (三)绅商常规例捐 |
| (四)其他筹款措施 |
| 三、赞助人员身份 |
| (一)政界官绅 |
| (二)商界绅商 |
| (三)戏界艺人 |
| 第四章 龙泉孤儿院的娱乐表演与慈善文化 |
| 一、欢娱慈善 |
| (一)渐成传统的周年节庆演出 |
| (二)即工即学的军乐队演出 |
| 二、慈善义演 |
| (一)超越本土的义务戏表演 |
| (二)品类多样的游艺会表演 |
| (三)龙泉孤儿院的义演性质判定 |
| 三、慈善表演的文化内涵与社会意义 |
| (一)中西交融的娱乐慈善文化 |
| (二)慈善表演的普遍性与必要性 |
| 结论 |
| 一、慈善主体从政府到民间的转移 |
| 二、北京绅商构成了主要慈善力量 |
| 三、孤儿教育与养育相结合的方式 |
| 四、慈善表演呈现出中西文化融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各章节图表 |
| 附录二 :北平龙泉孤儿院简章(廿三周年报告书) |
| 附录三 :龙泉孤儿院宣言及重要捐启摘录 |
| 附录四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国立武汉大学初创时期学校与政府关系探究（1928-193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学术研究前史 |
| (一) 学术界对近代大学“学府”关系研究的成果 |
| (二) 关于武汉大学的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案 |
| (一) 选取时段 |
| (二) 文章的重难点 |
| (三) 文章的优点(创新之处)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民初以来历届政府对武汉高等教育的“国立化”改革(1912-1928) |
| 第一节 从南京临时政府到北洋政府武汉高等教育的初步发展 |
| 一、南京临时政府的高等教育改革及政策 |
| 二、北洋政府的高等教育改革及政策 |
| 三、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发展过程中的“学府”关系 |
| 第二节 武汉国民政府对武汉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整合 |
| 一、武汉国民政府的教育改革 |
| 二、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的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对国立武汉大学的筹建 |
| 第一节 大学区制背景下的国立武汉大学的筹划 |
| 一、“湖北大学”的筹划 |
| 二、“省立”与“国立”之争 |
| 第二节 国立武汉大学建校委员会的组建 |
| 一、蔡元培与建校委员会 |
| 二、“北大派”为主体的建校委员会 |
| 第三节 代理校长刘树杞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立武汉大学的新校园建设 |
| 第一节 新校园选址中的政府作用 |
| 一、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的组建 |
| 二、新校址的勘探选定 |
| 三、政府与新校园建设纠纷的解决 |
| 第二节 政府承担的“主体”建校经费 |
| 第三节 王世杰与新校园建校经费 |
| 一、王世杰力筹新校园一期建设经费 |
| 二、后续政府经费的拨付 |
| 三、国立武汉大学新校园的初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立武汉大学初期的管理与教学 |
| 第一节 “校务会议”与“院务会议” |
| 第二节 人才培养与教学研究 |
| 一、学生的招收及培养管理 |
| 二、教师的选聘、教学培养及学术研究 |
| 第三节 完善办学基础设施 |
| 一、“十八栋”别墅式教职员住宅 |
| 二、图书馆的修建完善 |
| 三、实验室及实习工厂的配套完善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国立武汉大学建校初期的“政校关系”对其短期内迅速崛起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8）济宁Z医院全面预算管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局限性 |
| 1.5.1 创新点 |
| 1.5.2 局限性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全面预算管理的相关概念 |
| 2.1.1 全面预算管理的含义 |
| 2.1.2 全面预算管理内容及编制依据 |
| 2.1.3 全面预算管理的特点 |
| 2.1.4 全面预算管理的类型 |
| 2.2 全面预算管理的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战略管理理论 |
| 2.2.3 内部控制理论 |
| 第3章 济宁Z医院概况及全面预算管理现状 |
| 3.1 济宁Z医院简介 |
| 3.2 济宁Z医院全面预算管理现状 |
| 3.2.1 全面预算管理的组织体系 |
| 3.2.2 全面预算的编制 |
| 3.2.3 全面预算的执行控制 |
| 3.2.4 全面预算的考核评价 |
| 第4章 济宁Z医院全面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4.1 济宁Z医院全面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
| 4.1.1 全面预算编制的问题 |
| 4.1.2 全面预算执行的问题 |
| 4.1.3 全面预算考核的问题 |
| 4.2 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1 全面预算编制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2 全面预算执行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3 全面预算考核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5章 改进济宁Z医院全面预算管理的对策 |
| 5.1 完善医院全面预算管理的编制 |
| 5.1.1 以战略目标为导向 |
| 5.1.2 健全全面预算管理组织,责任明晰 |
| 5.1.3 规范全面预算管理的流程 |
| 5.1.4 提升预算人员专业化水平 |
| 5.2 提高全面预算管理的执行能力 |
| 5.2.1 规范全面预算执行程序 |
| 5.2.2 采用内外监督控制并行的方式 |
| 5.2.3 加强预算模块信息化建设 |
| 5.2.4 完善预算分析体系 |
| 5.3 健全全面预算考核评价机制 |
| 5.3.1 完善考评机制度 |
| 5.3.2 设立预算考评岗位 |
| 6 结论与启示 |
| 6.1 结论 |
| 6.2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混合经济”的发展 |
| 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提出 |
| 三、“混合所有制”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渗透 |
| 第二节 研究缘起与概念界定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资料收集与分析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可靠性 |
| 五、研究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依据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中文文献 |
| 二、外文文献 |
| 三、对已有研究的思考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生态系统理论 |
|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三、产权理论 |
| 四、委托代理理论 |
| 第三节 第三方视角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高等职业教育公私合作及其内部治理的研究与启示 |
| 第一节 社区学院公私合作探究 |
| 一、概况简介 |
| 二、案例分析 |
| 三、特征归纳 |
| 四、启示 |
| 第二节 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公私合作 |
| 一、概况筒介：营利性高等教育发展前景不乐观 |
| 二、案例分析：普渡大学收购卡普兰大学 |
| 三、启示 |
| 第三节 营利性高等教育内部治理 |
| 一、戴维瑞教育集团内部治理 |
| 二、阿波罗教育集团内部治理 |
| 三、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 |
| 第一节 内涵、特征及其二元选择 |
| 一、概念解读 |
| 二、主要特征 |
| 三、二元选择 |
| 第二节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
| 一、企业的利益诉求 |
| 二、其它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 |
| 三、不同利益诉求的博弈 |
| 第三节 存在的主要问题、发展趋势及相关建议 |
|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发展趋势 |
| 三、相关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内部治理的影响因素、组织机构及其运行保障机制 |
| 第一节 影响因素 |
| 一、政府的支持 |
| 二、校长的魅力 |
| 三、产权的设计 |
| 四、文化的交流 |
| 五、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 |
| 六、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设置及其运行 |
| 一、董事会(理事会)决策 |
| 二、校长(院长)及各职能部门执行 |
| 三、党委及监事会监督 |
| 四、运行制度保障 |
| 第三节 激励约束机制 |
| 一、校长(院长)年薪制 |
| 二、管理层及骨干教师持股 |
| 三、教师薪酬、发展空间及退休保障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内部治理的分析、发展趋势及“悬置”的问题 |
| 第一节 内部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建议 |
| 一、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指导文件缺失 |
| 二、组织机构作用的发挥不充分 |
| 三、运行保障机制不完善 |
| 第二节 发展趋势预测 |
| 一、政府支持力度加大 |
| 二、组织机构及其运行保障机制更为完善 |
| 第三节 “悬置”的问题 |
| 一、关于独立法人的问题 |
| 二、关于举办者与校长(院长)关系的问题 |
| 三、关于产权结构合理性的问题 |
| 四、关于董事会(理事会)中教师和学生代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
| 致谢 |
（10）基于医院网站的山东省三级医院信息公开现状与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 信息公开的趋势与进展 |
| 1.2 医院信息公开的趋势与进展 |
| 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2 国外研究进展 |
| 2.3 国内研究进展 |
| 3 研究意义 |
| 4 研究目的 |
| 第二章 资料来源与方法 |
| 1 资料来源 |
| 1.1 文献研究 |
| 1.2 问卷调查 |
| 1.3 定性访谈 |
| 2 分析方法 |
| 2.1 描述性分析 |
| 2.2 统计分析 |
| 3 质量控制 |
| 4 技术路线图 |
| 第三章 研究结果 |
| 1 医院基本信息 |
| 2 医院信息公开情况 |
| 2.1 医院公开信息种类 |
| 2.2 医院公开信息质量情况 |
| 2.3 信息公开平台质量情况 |
| 2.4 不同等级综合医院信息公开情况 |
| 3 访谈结果 |
| 3.1 医院信息公开负责主体不够明确 |
| 3.2 医院信息公开落实不够,执行较为死板 |
| 3.3 负责人对医院信息公开的认识较为局限 |
| 3.4 医院领导层面不够重视 |
| 3.5 加强顶层设计与硬件支撑,推动多方参与的信息公开 |
| 第四章 讨论 |
| 1 选题与研究设计 |
| 2 医院信息公开平台建设与维护 |
| 3 医院信息公开执行状况 |
| 4 医院信息公开相关政策法规 |
| 5 医院信息公开制度与流程 |
| 6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浅析实行院务公开工作的三个关键性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徐旭生学术思想研究[D]. 武杏杏. 河北师范大学, 2021
- [2]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D]. 周笑梅. 吉林大学, 2021(12)
- [3]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研究[D]. 寇文亮. 河北大学, 2021(09)
- [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5]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6]清末民国时期北京龙泉孤儿院研究[D]. 梁家振. 河南大学, 2020(02)
- [7]国立武汉大学初创时期学校与政府关系探究（1928-1933）[D]. 沈发亮.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8]济宁Z医院全面预算管理问题研究[D]. 惠慧.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6)
- [9]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D]. 陈春梅. 厦门大学, 2019
- [10]基于医院网站的山东省三级医院信息公开现状与评价研究[D]. 李涛. 山东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