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Photon Dynamics的外商独资企业在沪成立（论文文献综述）
周红芳[1]（2021）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文中认为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带来发展。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开放性和国际科技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创新战略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大国竞合博弈愈演愈烈,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逆全球化从经贸领域蔓延至科技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科研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体制和产业政策等方面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微观层面的开放式创新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制约,全球科技在开放与保护的较量中艰难前行。但是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势。跨国公司的逐利行为和数字产业的技术革新都会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科学从本质上讲是无国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需要全人类共同的智慧。随着全球化研发和生产的发展以及跨国学术研究网络的出现,科学的发展愈发是一个全球合作的过程。从我国国内创新情况看,开放水平不高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彰显了高层次创新和高水平开放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但是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框架显得尤为迫切。本文以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广泛吸收耗散结构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制度经济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理论知识,遵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纵贯式结构,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进行研究,并对我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提出对策建议。在全文中,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①为什么要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②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什么,有哪些创新活动?它的基本特征、体系目标、运行环境是怎样?作为最鲜明的特征,开放度该如何衡量?③如何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在梳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构成要素、主要特点、建立原则、运行机制和运行环境等进行研究,初步建立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论文根据马克思对创新形式的划分,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建立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实践分析框架:生产力层面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创新。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中,三大创新活动表现为: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以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在体系中,科学创新是基石,技术创新是关键,制度创新是保障,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整体。根据以上分析框架,论文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和创新活动进行定性分析,对创新开放度进行定量研究,分析了新冠疫情下逆全球化形势对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最后根据美国、日本、德国和以色列等主要国家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经验和启示,提出对策建议。论文的研究发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开放是经济增长的外在环境。开放式创新成为研究热点,但是相对于企业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研究并不充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既有理论上的重要性,也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第二,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建立起来的全面而开放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由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科技和经济各部门、公共与私有机构之间相互作用,对内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对外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体系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系统性和安全性等特征,有内向型开放和外向型开放两种模式。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可以从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维度进行。科学创新的主体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主要通过人才培养国际化、科研活动国际化、科研成果国际化实现,国家应注重对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加大对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建设。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建立海外研发中心、跨国并购和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实现研发国际化,根据马克思全球化理论,要注意区分研发国际化的双重影响,趋利避害。制度创新的主体是政府,政府的制度创新主要通过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实现。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要在全球实现创新资源的配置,还会受到国际规则的影响。中国应该增强国内外规则的协调性,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订,提升国际治理的能力。第四,从知识开放、技术开放、资本开放、人才开放和制度开放五个要素分析,中国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水平十分有限,创新要素跨国流动水平不高,不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借鉴美国、日本等创新强国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应从科学创新开放、技术创新开放、制度创新开放以及三大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升创新开放度,利用全球资源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第五,从新中国时期的巴统协议,冷战时期的瓦森纳协定,到中美贸易战,再到疫情期间中美科技领域部分脱钩,美国打压中国科技发展从未停止。新形势下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应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下,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化不同国别不同领域科技合作,探索更加柔性,更加灵活的合作模式,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主动引领全球治理良性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杨智超[2]（2020）在《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路径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资本市场是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在经济繁荣时期,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但是在经济衰退时期,资本市场会使得经济发展出现波动甚至导致危机。因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如今全球一体化浪潮来临,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显得尤为重要。资本市场作为实体经济的晴雨表与重要的资金来源,如何进一步的开放与完善,使其成为一个成熟发达的市场,对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样不仅为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进一步开放中国资本市场的路径选择提供理论支持,还为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可行性的建议和思考。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改革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迎来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全面深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显得异常重要。资本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并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由高速转向高质发展的强有力支撑。进一步对外开放资本市场不仅有助于稳固中国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为居民的消费升级保驾护航,助推以内需为引擎拉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还有助于中长期资金的进入,从而缓解国内期限错配的情况,降低期限错配的风险。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有助于国内要素市场化的改革。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也有助于推动中国获得全面市场经济地位的国际认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同时还有助于降低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元的依赖,推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进而降低中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中所面临的汇率风险,让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更加匹配。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是经济持续繁荣发展的长期助力。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有助于引入大量专业的、理性的机构投资者;有助于引导资本市场由短期投机转向以价值为导向的长期投资的投资理念的形成;从而助推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成熟程度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因此,本文在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现状进行了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分析了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以期能够为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与发展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王鑫[3]（2020）在《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和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工具中减税是主要手段之一,减税能够减轻供给主体负担、释放供给主体活力而最终实现供给能力提升。企业供给能力提升集中体现为投资水平上升,在减税降费改革的大背景下,需要回答减税对投资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对投资将会产生什么效应?投资主体不同是否存在异质性等问题?本文拟从减税角度研究对投资的影响,希望通过实证提出优化减税政策的建议。征税会提升资本的使用成本,压抑企业对资本的需求,减税之后资本使用成本减小,企业投资成本降低,企业投资增加。本文首先测算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使用成本,并以此为解释变量建立实证模型验证减税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因投资主体所有制不同存在的异质性,以及因投资主体面临风险程度不同存在的异质性。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1。新常态下在更深层次上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需要从效率上挖掘（李艳和杨如岱,2018）,从创新上挖掘（叶建亮等,2019）,从区位上挖掘（佟家栋,2017）,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投资创新潜力和投资区位存在怎样的影响是税收政策影响企业投资三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第一,供给侧改革目标的实现需要优化投资效率,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是实现企业生产价值最大化、优化资源配置的必然要求。减税可降低由税收给资源配置带来的扭曲进而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实证方法深入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与机制。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离不开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研发投入是保障创新驱动战略顺利实现的重要资源,税收激励可有效刺激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增加创新,本文进一步基于研发投资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第三,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后”产能过剩与产业升级压力同时摆在面前,经济调整既要着眼于内部也要到外部找寻机会,需借助国际力量尤其是国际投资推动解决。国内目前关于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影响的研究不多,减税如何发挥作用推动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以及减税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交互作用如何更是少有研究涉及,本文最后讨论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五点:一,减税能显着激励企业增加投资。二,因投资主体不同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减税对国有企业投资影响比民营企业更为显着;减税对高风险创业企业投资影响不显着。三,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显着,既能抑制企业投资过度也能改善企业投资不足。四,减税对企业研发投资作用明显,不管企业的法定税率降低还是实际税率降低,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均显着增长。五,减税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存在正向影响。减税通过增强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竞争投资标的的实力,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增加,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促进企业投资于沿线国家,减税与“一带一路”倡议互补效应明显。本论文共有八章,各章节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减税、资本使用成本与投资概念的界定,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创新与不足等等。第二章梳理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相关理论。本章首先介绍减税与企业投资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简单总结各学派的主要观点,回顾了供给经济学由“萨伊定律”到“凯恩斯主义”再到“供给学派”理论的“否定之否定”发展路径（贾康,2015）。其次运用新古典投资模型对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进行推导与演绎,新古典投资模型将企业自身视为资本的供给者,以此为起点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理论分析。最后总结与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效应的理论。第三章分析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机制,并用中国的上市企业数据进行检验。首先介绍研究的制度背景,通过回顾与梳理1993-2016年的主要减税政策,直观呈现中国减税政策的具体措施与规定。该部分内容详述了中国减税历程,明晰了企业缴纳的具体税收种类和税率级次,为后面的测算与实证分析奠定基础。其次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税收提升企业资本使用成本进而抑制企业投资。减税能有效降低企业资本使用成本,刺激企业投资增加,本章使用2000-2016年的上市企业数据测算中国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并对企业投资规模进行实证检验。第四章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因投资主体不同存在的异质性,包括两个维度的分析:一是企业所有制不同,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二是企业面临的风险程度不同,减税对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首先,减税对国有、民营企业投资是否均有改善,本章对此进行分析,具体分别测算我国国有和民营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并将此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对国有和民营企业投资规模进行实证分析。其次创业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但面临高风险需政府扶持,减税能否引导资本向创业企业倾斜是亟需回答的问题,本章通过实证方法进行分析。本文接下来分别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投资创新潜力和投资区位的影响。第五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依靠投资拉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进入新常态后投资过度和效率低下问题日益突出,“去产能”成为改革重要目标,另一方面投资不足问题也同时存在。减税是否有助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引导资本在不同企业间的均衡配置,本章从总体和局部两个视角进行分析:首先使用固定面板模型整体上研究税负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并探讨减税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其次利用“营改增”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直接分析“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第六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针对研发投资进行分析。技术创新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企业研发投入成为影响技术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减税能否引导企业将资本配置于未来带来更多创新的研发资本上是需关注的重要问题。本章使用两个衡量减税的指标:一是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二是企业实际税率即应交税费占营业收入的比率,以实证方法研究减税是否能够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另外分别检验减税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以识别哪一种减税方式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作用更为有效。第七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首先研究全球税收竞争背景下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一国减税是否敏感,本章利用全球157个国家数据证明一国减税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其次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增长迅速,母国减税通过影响企业投资的成本与回报而对其国际竞争力产生作用,税收竞争力可转化为企业竞争力从而增强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和动力。本章使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实证检验我国减税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并通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如果企业对外投资是出于获取资源动机或者分享“一带一路”政策红利动机,减税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第八章为总结和政策建议,对所有的测算和实证结果进行回顾,并针对中国目前减税政策对企业投资活动影响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和完善的政策建议。
唐涵杨[4]（2019）在《新三板龙创公司定向增发影响因素及对策案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三板是继沪深两市之外的第三个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3年扩容以来,新三板以其较低的财务门槛和较为便捷的挂牌方式吸引了一大批中小微企业,截止2016年12月,新三板挂牌企业已突破一万家。近两年来,受流动性不足、挂牌成本高、融资效果不佳等因素影响,摘牌企业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虽然如此,截止2019年10月10日,新三板仍有9223家挂牌公司,其数量远超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和。新三板市场为我国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提供了解决途径。在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平台上,定向增发是挂牌公司主要的融资方式,部分中小企业通过定向增发为企业的持续经营和发展获取了资金支持。但是,由于近年来全国经济仍呈下行趋势,加之新三板市场构建中的不完善因素日趋显现,同时挂牌企业自身也存在着各种问题,这使得新三板在经历2015、2016两年井喷式发展后又逐渐进入理性,乃至发展的低谷。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了新三板挂牌企业龙创公司在经过一波三折之后最终成功的进行了两次定向增发的影响因素。首先,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国内外研究成果;然后对龙创公司进行了企业简介,并结合龙创公司进行定向增发时所处的市场环境和行业环境,描述了其在新三板市场进行定向增发时所经历的种种波折,从案例情节中投资者们一开始的“蜂拥而至”到短短几个月后的“仓皇出逃”,引出对定向增发受阻碍原因的分析和应该如何去解决的思考;在完成管理问题描述后,通过市场择时、信息不对称和羊群效应等理论对案例进行了分析,并依据分析的结果给出了相关建议及对策,最终得到研究结论及研究建议。
梅鹤轩[5]（2019）在《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股权投资网络嵌入行为及其国际化绩效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使得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越来越紧密,国际市场竞争程度越来越剧烈,中国企业除了要在国内面对进入本国市场的跨国企业激烈竞争外,还要在国际市场上面对更加惨烈的全球竞争。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风云突变,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加剧,中国企业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因此中国企业需要丰富的自然资源、先进的科学技术、广阔的国际市场来重塑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而目前中国企业广泛地参与国际化经营,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市场空间,为本国技术进步、经济转型提供新的发展机遇,最终帮助本国经济最大化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由此可见,中国企业能否实现国际化,提高企业国际化程度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目前,中国政府积极贯彻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的双向投资战略,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充足资金、高端人才促进中国企业技术进步、学习国际先进管理经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从而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潜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虽然大量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竞争,但是外资企业的大量进入与集聚也为中国OFDI企业在城市层面集聚创造了前提条件。而中国OFDI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又能够提高其嵌入外部网络资源的可能性,从而为其占据有利外部网络位置,间接获取国际市场知识,升级自身研发能力,提升企业国际化绩效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这对于大多数缺乏国际化经验,自身研发能力不足且不具备特定企业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来说,从集聚经济中提升专业化程度培育企业竞争力,积极嵌入外部网络资源,占据网络有利位置,间接吸收国际市场知识,依靠外部网络合作研发复杂技术也成为了中国企业实现高水平企业国际化的必经之路。为此,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主要探讨了三大问题:一、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在城市层面空间集聚的存在性及其驱动因素;二、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及其内部知识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嵌入外部网络资源的行为;三、企业嵌入外部网络资源后通过占据的不同网络结构位置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国际化绩效表现。通过研究以上三大问题能够解释发展中国家企业在缺乏特定企业竞争优势的限制下,如何借助外部网络资源间接实现高水平的企业国际化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与经验证据,同时能够为中国企业更好的融入全球价值链,整合全球资源,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提供政策支持。本文创新性地基于微观企业层面数据,结合企业知识结构理论、基础资源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嵌入理论、关系强度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结构洞理论、企业国际化理论在战略管理学“S-C-P”研究范式框架下运用整体复杂网络分析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首先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企业在中国境内地级市层面的空间分布特征事实以及空间集聚存在性问题,在明确中国OFDI企业城市层面存在空间集聚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中国OFDI企业在中国境内地级市层面形成空间集聚现象的内在机制,明确了中国境内各城市间存在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差距以及中国OFDI企业在城市层面空间集聚的形成机理;其次,本文将企业在城市层面的空间集聚程度作为企业外部环境结构变量与企业内部知识异质性结构作为企业内部结构变量同时纳入战略管理学领域的“S-C-P”研究范式,揭示了中国OFDI企业空间集聚及其知识结构如何影响其股权投资网络嵌入行为的作用机制;最后,基于中国OFDI企业股权投资网络嵌入行为构建起基于共同股东关系的整体国际股权投资网络,并计算出样本企业在整体网络中的结构嵌入指标:即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间中心度来分别研究了企业在网络中的直接联系、间接联系以及结构洞位置等网络结构嵌入变量如何影响企业的国际化绩效表现。至此,本文通过以上一系列具有内在严密逻辑关系的实证研究,从而完整地揭示中国OFDI企业通过占据有利网络节点位置,借助外部网络资源,从而实现企业国际化全部动态过程。具体而言:首先,本文通过计算全局、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标对2005-2015年的12771家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在中国境内282座地级市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全局上,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在城市层面存在正向空间集聚性;局部上,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形成了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为主的“钻石型”的空间集聚热点区域;同时通过对其在城市层面空间集聚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在城市层面的空间集聚程度与城市创新能力、城市市场潜力、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城市对外开放水平、区位条件等因素显着正相关;而与城市劳动力成本、城市人力资源发展水平显着负相关;且与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不存在显着联系。其次,本文通过研究企业内部知识结构、企业外部空间集聚程度对企业股权投资网络嵌入程度（行为）的影响,揭示了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的企业内外部结构变量对企业嵌入国际股权投资网络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高管团队教育水平以及企业技术知识深度并不会显着促进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嵌入国际股权投资网络;而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在城市层面的空间集聚程度、企业高管团队海外工作经验、企业技术知识广度以及企业海外市场经验会显着促进其嵌入国际股权投资网络。再次,基于中国OFDI股权投资网络嵌入行为构建基于共同股东关系的整体国际股权投资网络,并计算各样本企业在整体网络中的网络结构嵌入指标,并研究企业的网络结构嵌入如何影响其国际化绩效表现。本文通过研究发现: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在网络中的度数中心度（直接联系）、中间中心度（结构洞位置）会显着促进其国际化绩效;而接近中心度（间接联系）,并不会显着促进其国际化绩效。最后,根据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和实证结果,对政府机构以及企业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即政府机构应注重提高城市对外直接投资的高端驱动能力;优化区域均衡发展,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由“单核驱动”向“多极并举”演化;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政府机构应当继续把“吸引外资”和“促进对外投资”双向投资战略结合巩固好,为企业国际化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保障外资企业营商环境,扩大城市对外开放程度,积极吸引海内外高素质人才在当地工作生活提升当地高端劳动力储备;企业应更多的参与国际合作,提高自身国际声誉,提升企业技术知识专业化程度,优化企业知识结构,充分借助外部网络资源,进而提高企业国际化绩效表现。
黄健峤[6]（2019）在《股票市场开放与公司信息环境 ——基于互联互通机制分步实施的准自然实验》文中认为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2014年5月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指出“稳步开放境外个人直接投资境内资本市场”,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会议更是明确要“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水平”。受惠于政府的重视,A股市场向海外投资者开放的各类改革也在近年快速推进,如:已经得到落实的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以及A股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富时罗素指数体系,还有即将启动的沪伦通和刚刚被提上日程的沪德通等。这一系列资本市场开放政策中,以沪港通和深港通为基础的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最为典型和代表,引发了投资者和公众的极大关注。因此,在资本市场开放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探讨股票市场开放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然而,与政府的努力、投资者的热情不同的是,目前国内外关于股票市场开放和外资持股的研究多集中于对股价波动、股利政策、投融资行为和经营效率等的讨论,且多采用多个国家或资本市场的国别检验,往往很难排除不同国家具体国情差异对研究结论的干扰;而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现有研究却鲜有关注到其资本市场开放的影响,尤其是缺乏从微观层面探讨我国股票市场开放对公司信息环境及其相关经济后果的文献。实际上,对影响公司信息环境因素的探讨也是学术界非常重要的研究话题。基于此,本文以我国股票市场上沪港通、深港通的启动这一分步实施的互联互通机制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2-2017年的数据,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迎合理论等,顺应着信息流的方向,通过控制公司固定效应及年度固定效应的双重差分模型,分别从信息的供给、解读及经济后果等维度探讨了股票市场开放对公司信息环境的具体影响。论文的主要发现如下:首先,从信息供给维度看,股票市场开放显着增加了公司自愿性业绩预告的数量,降低了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表明股票市场开放有利于公司信息披露数量和信息质量的提升;而且上述效应主要体现在融资需求较高的企业、机构持股较少的企业以及没有QFII持股的企业;进一步地,股票市场开放促使了公司媒体关注度的提升、审计投入的增加和管理层过度自信的下降,并进一步导致了公司自愿性业绩预告数量的提升和盈余管理程度的下降,意味着上述三者是股票市场开放影响公司信息披露数量和信息质量的重要途径。其次,从信息解读维度看,股票市场开放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股价同步性和股价崩盘风险,这意味着随着股票市场开放程度的提升,市场上的投资者越能够及时有效地获取公司层面的特质信息,包括与公司相关的负面消息,增强了公司股价的信息含量;而股票市场开放对股价同步性和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不具有政治关联关系的企业、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和媒体关注度较高的企业当中,说明政府背景和资本市场信息中介发达程度会对股票市场开放在微观层面的实施效果产生影响;此外,股票市场开放提升了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水平并抑制了管理层的过度自信,意味着公司会计稳健性的提升和管理层过度自信的降低是股票市场开放影响公司股价同步性、股价崩盘风险的重要渠道。再次,从经济后果维度看,股票市场开放显着提高了公司的投资效率;而且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信息环境水平较好的公司当中,具体表现为对于分析师关注度更高的公司和媒体关注度更高的公司,股票市场开放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另外,股票市场开放会通过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和降低公司的股价同步性来提升公司的投资效率,说明公司信息环境的改善是股票市场开放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重要渠道,意味着股票市场开放能够发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综合上述研究内容和研究发现,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不仅丰富了国内股票市场开放的研究,还补充了国际上关于外资持股及股票市场开放的相关研究,并提供了中国制度背景下的独特证据。从研究视角来看,国内外虽然已有部分文献关注了股票市场开放过程中外资股东的特殊影响,但集中于对股价波动、股利政策、投融资行为和经营效率等的讨论,且多基于跨国家或资本市场的国别检验,较少有对公司信息环境的系统研究。与成熟资本市场较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不同,中国上市公司面临着较差的宏观、中观以及微观信息环境,基于中国制度背景检验股票市场开放对公司信息环境的作用将提供发展中国家独特的强有力的证据;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已有文献大多很难厘清外资持股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的研究设计则不仅巧妙地降低了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干扰,还拓展了这一领域文献,从而对于后续类似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二,本文拓展了中国资本市场信息环境相关研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资本市场的信息环境被认为是相对不透明的。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其资本市场信息环境改善的可能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具有重要价值。本文的研究发现表明股票市场开放能够显着改善公司的信息环境,提高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为改善新兴资本市场信息环境水平提供了新的视角,丰富了现有对公司信息环境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三,本研究还具有较强的实践和政策启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持续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一直受到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因此本文的研究发现积极响应了近年来中央政府关于“提高资本市场开放水平、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改革精神,为互联互通机制的有效实施乃至后续资本市场的深度开放提供丰富的证据支持,表明有序吸引外资参与到内地资本市场建设中来大有裨益,突出了外资政策透明、稳定、可预期对于我国微观企业乃至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深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系列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刘海玉[7]（2019）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国际影响 ——基于金砖四国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在世界政治经济局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政府常常推行各种政策来指导经济走势,政府的干预也会影响市场正常的运行,从而加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程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仅会对本国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其他的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金砖四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备受瞩目,而股市又被认为是反应宏观经济状况的晴雨表。在此背景下,系统深入地研究金砖四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包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砖股市的影响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都十分有必要。这不仅能有效分析金砖四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关联,而且对于提高国家决策效率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回顾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概念与相关理论、以及金砖四国的经济与股市背景,并经过详细文献综述后提出目前还有两个问题值得进行研究:第一,有必要考察金砖四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间是否存在一定的溢出效应;第二,有必要考察金砖四国中各个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本国股市的影响,以及每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还会对组织中其他国家的股市产生跨国影响。为此,本文采用Baker等（2016）编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atinty,EPU）指数,以及金砖四国的股市数据（上证综合指数、俄罗斯RTS指数、巴西圣保罗IBOVESPA指数、孟买SENSEX30指数）,依次进行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实证分析:首先,基于SVAR模型分析金砖四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溢出效应。结果发现,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则俄罗斯、巴西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会上涨,即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具有很强的外部溢出效应,会对巴西和俄罗斯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产生比较强的影响,说明中国是金砖四国中主要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输出国,这也体现中国的强大影响力。这主要因为中国是俄罗斯、巴西主要的贸易对象国,而且是许多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国,并且中国对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基础建设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其次,为了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砖四国股市波动的影响,本文引入混频数据模型GARCH-MIDAS将金砖四国的股市波动率分解为长期成分和短期成分。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为月数据而股市数据为日数据,尽量避免数据降频所带来的信息损失。结果显示,波动的长期成分相对更为平缓,短期成分围绕着长期成分变化。其中波动长期成分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数据频率一致,而且直观显示,长期波动率的变化可能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一定关系。最后,使用变系数面板回归模型先分析了金砖四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本国以及跨国的股市波动长期成分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俄罗斯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都会影响本国的股市波动,巴西、印度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本国股市波动没有显着影响,这主要与金砖四国的股市特点有关系。之后本文用面板模型分析了金砖四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交互作用对金砖四国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巴西、俄罗斯两国来说,本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交互作用会影响本国的股市波动情况。这再次印证了中国在金砖四国中的影响力。在文章结尾,本文归纳总结出重要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来一些建议。各国政府在制定实施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均应当加强前瞻性和主动性,也应充分考虑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从而尽量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缺陷性。另外,由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明显的国际影响,所以金砖国家之间应不断提高其相互间的宏观政策协调能力。而由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其他国家的溢出效应最为显着,所以我国应在组织中发挥其关键作用,例如,降低货币汇率波动风险,这非常有助于稳定并不断扩大与金砖国家的贸易规模。
陈楠[8]（2018）在《当代中国城市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文中提出城市外交是当代外交领域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从最初的国际姐妹城市到当下日益多元多形的城市国际交往,城市外交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转变,中国城市在全球化与城市化的双重进程中,受到全球市场网络、政策网络和社会网络的叠加影响,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桥梁与纽带。通过缔结国际友好城市,加入城市国际组织,参与跨国多边机制开展国际性与区域性合作,举办国际活动,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外国公众和社会团体开展交往等方式,中国城市的国际舞台与对外交往渠道越来越丰富。城市外交成为了当代中国对外事务中的新现象,值得从理论上加以关注,丰富的城市外交实践也为理论研究奠定了现实基础。理解“城市外交”的起点是涵盖官方和非官方外交（包含半官方）的“大外交”理念,城市外交的兴起反映出全球化时代外交分层化、多元化的客观要求。作为当代外交转型背景下兴起的新的外交形态,城市外交概念在学界尚无形成统一的界定。本文认为,城市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因其多元的参与主体和灵活的方式手段,成为国家外交的延伸与拓展。城市外交的行动逻辑受到一定时空条件的影响,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城市与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和非国家体系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无论作为经济单元、政治行为体还是全球社会网络的节点,全球化城市都已经嵌入了当代国际体系的各个维度与层面。全球城市网络对城市拓展全球联系形成一种“牵引力”,国家权力一定程度上向城市集中产生内部“推动力”,内外动力形成合力,使城市在外交舞台上获取施展空间。城市外交的功能可以从国家、城市和全球三个层面来观察,不仅有助于国家外交力的提升,促进城市国际利益的实现,也有利于推进全球治理的制度创新与规范创建。基于对城市外交一般规律的学理分析,并通过案例观察国内外城市外交的实践,本文对当代中国的城市外交进行进一步理论探索,包括影响中国城市外交的内外因素,中国城市外交的模式、特点和面临的挑战。改革开放后,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城市国际化的重要背景。一系列递进式的开放战略,为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在各个领域对地方的分权成为中国城市参与国际交往的重要内部推动力。可以发现,中国的城市外交不仅符合城市外交的行为本质,更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首先,中国城市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包括对传统中央政府外交的服务,也包括在更宽泛领域中服务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多元化的城市对外交往。第二,体现了官方外交与民间外交的辩证关系和“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理念。第三,是内政与外交的结合点,体现了对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有效统筹。第四,呈现出差别化发展的特色。超大城市优势明显,其他城市由于地理区位、城市功能等差别,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中国是城市外交的后来者,中国城市外交发展不仅充满机遇,也面临一定的挑战,还存在参与全球治理程度不够、发展不够平衡以及统筹协调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城市外交的关键意义在于发挥其在国家总体外交格局中的战略性作用。因此,本文将城市外交置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想及战略框架中分析,以回答城市外交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系问题。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展望,本文认为,中国城市外交的目标应该是为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有效手段,为国家融入国际体系创造有利条件。思想层面,中国城市外交的基本原则要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倡导的合作观、义利观和民本观相契合,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层次建构路径。战略层面,从地方层面配合国别与地域外交,与大国城市、周边国家城市、发展中国家城市开展交流合作,夯实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基础;从多元的维度拓宽领域外交,应对全球问题、创建领域规范、传播国家形象。机制层面,探索一个央地协同、部门统筹、政民互动的城市外交机制,使城市外交成为地方外事的升级版,从而提高城市外交的战略性,构建上下联动、立体化的国家总体外交格局。
杨昊[9]（2017）在《基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上海产业转移时空演化研究》文中提出产业转移,指的是一些产业发展所依赖的资源、市场等因素发生了变化,引发其由一个国家或者区域向另一个国家或者区域进行转移。这种经济行为对中国己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产业转移对区域产业升级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产业转移的转出地和承接地能借此推动重点产业发展,形成产业发展新优势,从而推进区域间协同发展,影响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作为国际化大都市、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的上海,肩负着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全国和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等一系列重大使命。本文从产业转出方的角度,选取上海产业转移的时空演化规律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一是上海作为制造业重地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其产业转移的典型性;二是上海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处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的产业发展阶段决定了其产业转移的引领性;三是上海空间资源的稀缺事实和“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决定了其产业转移的紧迫性。在政府调控和市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上海许多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型产业开始向其他区域进行转移。在此背景下,本文着重研究上海向国内其他区域的产业转移现象,旨在摸清上海产业转移的时空演化规律和企业在转移过程中的动因和需求,期望推动上海产业有序转移,形成自身提升与辐射周边区域城市的有机结合,实现上海市域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与跨区域产业融合、区域产业联动有机结合,统筹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对区域产业转移的激励机制,提供行之有效的实践依据。从城市角度,通过对上海城市定位、空间结构、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行分析,并以此为背景研究上海产业转移的宏观趋势和特点,为后续上海通过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城市功能提升提供现实依据,并给出实际的建议。从企业视角,结合中国国情,探讨上海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产业拓展转移进程中的时空演化规律,为上海结合产业转移制定企业发展和服务战略提供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切入重点区域和重点产业进一步分析。本文主要分为九章,主要由绪论（第一章）、理论和借鉴（第二至第三章）、实证（第四至第七章）和结论（第八至第九章）四大部分组成。第一章是绪论,论述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简要概述文章的研究思路、框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等等;第二章是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构建了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对区位论、梯度转移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等为代表的相关基础学科理论以及产业转移研究综述进行一定梳理和解剖等;第三章是产业转移的作用机理与分析模型,对城市有序产业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分析,并进一步聚焦区域中心城市的定位和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产业转移行为,构建本文的研究框架。此外,对其他国际大都市产业转移的基本特点和经验进行了阐述和借鉴;第四章是上海产业转移的演化背景及特点研究,从宏观层面梳理了上海产业发展的历史演变,并通过实证分析总结出上海产业转移的特征趋势;第五到第七章从微观层面,分别以外资企业、国资国企、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梳理企业发展历程,并依托上海市在外地投资企业工商注册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数据对企业转移的时空演化态势和动因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并采用案例分析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由点及面”地研究微观主体——企业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的行为方式和政策需求,以期为上海政府服务企业、推动企业有序产业转移提供方向;第八章是上海产业转移的比较研究及政策建议,将不同类型企业的产业转移行为进行了比较,并针对上海与重点区域的制造业转移进行了区位熵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第九章是基本结论与研究展望。总体而言,本文在对上海产业转移的总体态势进行分析基础上,从不同所有制企业类型入手,探讨了上海产业转移的时空演化模式、机制、态势和规律,为揭示在全球化“时空压缩”背景下具有“中国情境”的产业转移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各章节分析发现以下主要结论:（1）从理论角度,产业转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方面,其时空演化的研究必须在多学科响应的基础上多元化地展开。（2）从机制角度,产业转移的产生最终还是落到微观主体企业的转移行为上,受政府和市场机制的影响和引导,企业的转移行为深化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区域分工的合理化、缩小了区域间的经济差距。上海市的产业转移应证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制度成本和市场成本削弱的实效,不仅能优化城市自身产业结构,还能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和带动作用（3）从形势角度,随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战略的升级,上海产业转移成为上海城市功能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抓手,呈现出新的变化特征,转移的产业不再限于低端、区域范围也更广,各地政府、企业间的联动效应不断加强。上海有序的产业转移,将更好地实现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服务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大局,同时在全国起到辐射作用和示范效应。（4）从实证角度,上海产业转移步伐稳步加快,且梯度化的特征明显,呈现明显的以上海为中心“由近及远”圈层式扩散特点,主要的产业转移集中在长三角城市圈,尤其是江浙地区,且江苏偏好制造业,浙江偏好租赁商务服务业。企业由于所有制的不同,在转移动因上存在个性化差异,需要匹配不同的政策:上海的外资企业产业转移主要受规模扩张和成本节约等因素的影响;上海国有企业受市场扩张、成本节约、功能整合和政策驱动等因素影响;上海民营企业的产业转移以节约成本为主,扩大市场为辅。同时,在转移模式的选择上,产业园区成为企业的优先选择。（5）从政策角度,从区域、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围绕区域政策和顶层机制的构建,加强对产业转移的引领与指导,对产业转移企业进行利益保障和指导引领三个方面,按照产业有序转移的机理要求,着力强化上海与重点区域特别是江浙的产业有序转移,提出行之有效且具有操作性的发展策略,从而为上海产业有序转移夯实基础。
吴桐[10]（2016）在《D公司全面协同创新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现代企业日益重视的创新理念出发,通过梳理前人对于创新、创新管理和协同创新管理的研究,并结合对当今社会创新环境的分析,就D公司全面协同创新管理的机制以及其取得成功的原因进行了阐释和研究,并通过实证案例阐释了全面协同创新管理在D公司所发挥的作用。最后,通过调研问卷的形式总结出协同创新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比对出D公司在协同创新方面尚待改进的方面,提出了构建协同创新生态圈的建议。
二、Photon Dynamics的外商独资企业在沪成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Photon Dynamics的外商独资企业在沪成立（论文提纲范文）
（1）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我国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评价 |
| 1.3 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方法论基础——唯物史观 |
| 1.4.2 具体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
| 2.1 思想渊源 |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 2.1.2 西方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 2.1.3 简要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2.2 开放式创新理论 |
| 3 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客观依据 |
| 3.1 理论依据 |
| 3.2 历史依据 |
| 3.3 现实依据 |
| 4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 |
| 4.1 基本概念 |
| 4.1.1 国家创新体系 |
| 4.1.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4.1.3 相关概念辨析 |
| 4.2 构成要素 |
| 4.2.1 行为主体因素 |
| 4.2.2 投入和产出因素 |
| 4.2.3 环境因素 |
| 4.3 主要特点 |
| 4.3.1 开放性 |
| 4.3.2 系统性 |
| 4.3.3 流动性 |
| 4.3.4 安全性 |
| 4.4 建立原则 |
| 4.4.1 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原则 |
| 4.4.2 坚持两种创新资源和两个市场相结合原则 |
| 4.4.3 坚持体现本国国情与符合国际规范相结合原则 |
| 4.4.4 坚持开放合作与为我所用相结合原则 |
| 4.5 目标体系 |
| 4.5.1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4.5.2 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 4.5.3 提升本国在全球创新网络竞争力 |
| 4.6 创新活动 |
| 4.6.1 科学创新 |
| 4.6.2 技术创新 |
| 4.6.3 制度创新 |
| 4.6.4 三大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 |
| 4.7 体系运行 |
| 4.7.1 运行模式 |
| 4.7.2 运行机制 |
| 4.7.3 运行环境 |
| 4.7.4 演化路径 |
| 4.8 开放水平的测度 |
| 4.8.1 创新开放度的影响因子 |
| 4.8.2 创新开放度衡量指标体系 |
| 5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一: 科学创新 |
| 5.1 创新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 |
| 5.1.1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主体 |
| 5.1.2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人员的聚集地 |
| 5.1.3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产出地 |
| 5.2 创新形式:科学研究国际化 |
| 5.2.1 人才培养国际化 |
| 5.2.2 科研活动国际化 |
| 5.2.3 科研成果国际化 |
| 5.3 基于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国际化 |
| 5.3.1 国际大科学研究 |
| 5.3.2 “项目——基地——人才”一体化 |
| 6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二: 技术创新 |
| 6.1 创新主体:企业 |
| 6.1.1 企业是研发投入的主体 |
| 6.1.2 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 |
| 6.1.3 企业是技术发明的主体 |
| 6.2 创新形式:研发国际化 |
| 6.2.1 建立海外研发中心 |
| 6.2.2 实施跨国并购 |
| 6.2.3 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
| 6.3 研发国际化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双重影响 |
| 6.3.1 有利影响 |
| 6.3.2 不利影响 |
| 7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三: 制度创新 |
| 7.1 创新主体:政府 |
| 7.1.1 政府是国家科技计划的制定者 |
| 7.1.2 政府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导者 |
| 7.1.3 政府是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者 |
| 7.2 创新形式: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
| 7.2.1 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 |
| 7.2.2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 7.2.3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 |
| 7.3 国际规则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 |
| 7.3.1 影响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国际规则 |
| 7.3.2 相关国际规则变化趋势 |
| 7.3.3 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启示 |
| 8 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8.1 发展历程 |
| 8.1.1 探索阶段(1949年—1977年) |
| 8.1.2 起步阶段(1978年—1991年) |
| 8.1.3 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11年) |
| 8.1.4.深度融合阶段(2012年至今) |
| 8.2 创新活动 |
| 8.2.1 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 |
| 8.2.2 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 |
| 8.2.3 以政府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 |
| 8.3 开放水平测度 |
| 8.3.1 国际比较 |
| 8.3.2 总体评价 |
| 8.4 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8.4.1 逆全球化下的挑战 |
| 8.4.2 开放合作是大势 |
| 8.4.3 中国优势 |
| 8.4.4 应对策略 |
| 9 国际经验和重要启示 |
| 9.1 国际经验 |
| 9.1.1 美国经验 |
| 9.1.2 日本经验 |
| 9.1.3 德国经验 |
| 9.1.4 以色列经验 |
| 9.2 重要启示 |
| 9.2.1 正确认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关系 |
| 9.2.2 正确认识自主创新和封闭式创新的关系 |
| 9.2.3 正确认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关系 |
| 9.2.4 正确认识局部开放和全面开放的关系 |
| 9.2.5 正确认识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 |
| 9.2.6 正确认识制造业开放和服务业开放的关系 |
| 9.2.7 正确认识向发达国家开放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关系 |
| 9.2.8 正确认识完善国内创新环境与进—步扩大创新开放的关系 |
| 10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路径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2.1 理论意义 |
| 1.1.2.2 现实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发达资本市场的研究 |
| 1.2.2 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现状的研究 |
| 1.2.3 关于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结构、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主要发达资本市场发展的现状及其经验 |
| 2.1 主要发达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 |
| 2.1.1 美国资本市场 |
| 2.1.1.1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
| 2.1.1.2 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吸引大量外资流入 |
| 2.1.1.3 机构投资者占比较高 |
| 2.1.1.4 多种中长期投资资金 |
| 2.1.2 日本资本市场 |
| 2.1.2.1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
| 2.1.2.2 促进国际资本流动 |
| 2.1.2.3 灵活的监管思路 |
| 2.1.2.4 机构投资者占比较高 |
| 2.1.2.5 日美贸易摩擦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启示 |
| 2.1.3 中国香港资本市场 |
| 2.1.3.1 国际资本高度流动 |
| 2.1.3.2 制度的健全和市场透明度等具有高度的国际认可 |
| 2.1.3.3 机构投资者占比较高 |
| 2.1.3.4 市场与监管共同作用的股票发行制度 |
| 2.2 资本市场开放助力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证分析 |
| 2.2.1 模型设定以及数据说明 |
| 2.2.2 计量方法的选取 |
| 2.2.3 模型的估计结果分析 |
| 2.2.4 稳健性检验 |
| 2.2.4.1 将样本的时间范围扩大 |
| 2.2.4.2 增加控制变量的个数 |
| 2.3 发达资本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 |
| 2.3.1 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 |
| 2.3.2 国际直接投资 |
| 2.3.3 机构投资者为市场主要参与者 |
| 第3章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1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 |
| 3.1.1 一级市场发展现状 |
| 3.1.1.1 IPO市场 |
| 3.1.1.2 再融资市场 |
| 3.1.1.3 PE/VC市场 |
| 3.1.1.4 并购重组市场 |
| 3.1.2 二级市场发展现状 |
| 3.1.2.1 投资者结构 |
| 3.1.2.2 交易量与交易价格 |
| 3.2 现阶段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2.1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总体问题 |
| 3.2.1.1 市场深度不足 |
| 3.2.1.2 资产定价效率和市场化程度较低 |
| 3.2.1.3 资金结构单一 |
| 3.2.1.4 国际投资者参与的比例较低 |
| 3.2.2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具体问题 |
| 3.2.2.1 一级市场存在的问题 |
| 3.2.2.2 二级市场存在的问题 |
| 第4章 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主要实施路径 |
| 4.1 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全面开放 |
| 4.1.1 资本的自由兑换 |
| 4.1.2 QFII额度开放下国际资本的进入 |
| 4.1.3 QDII额度开放对国际资本进入的影响 |
| 4.2 国际基金管理人业务进入的开放 |
| 4.2.1 国际基金管理人业务的开放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
| 4.2.2 开放国际基金管理人业务进入的实施方式 |
| 4.3 国际化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 |
| 4.3.1 国际化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有利影响 |
| 4.3.2 当前中国发展国际化多层次资本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 |
| 4.3.3 发展国际化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实施路径 |
| 4.4 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可能路径 |
| 4.4.1 加快《证券法》的修订和《期货法》的制定 |
| 4.4.2 继续推进资本市场开放制度的建设 |
| 4.4.3 继续完善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监管制度 |
| 4.4.4 优化市场机制建设 |
| 第5章 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对策 |
| 5.1 资本市场的监管 |
| 5.1.1 对国际资本参与一级市场投资加强监管和规范 |
| 5.1.2 加强国际和国内投资者的管理和保护 |
| 5.1.3 对国际资本的监管制度需要不断更新 |
| 5.1.4 需要多部门协调合作监管 |
| 5.1.5 完善国际金融风险传导的防范机制 |
| 5.2 国际市场参与者的监管 |
| 5.2.1 建立境内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
| 5.2.2 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体系 |
| 5.2.3 构建跨境资金流动风险预警体系 |
| 5.2.4 加强跨境资金流动日常监督 |
| 5.3 国际资本流动的进一步开放 |
| 5.4 全球投资管理人的业务准入 |
| 5.5 完善国际化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政策构想 |
| 5.5.1 发展并完善新三板的融资制度 |
| 5.5.2 明确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法律地位 |
| 5.5.3 丰富股权投资体系 |
| 5.5.4 建设国际板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1.1 鼓励建设高度市场化的国际化资本市场体系 |
| 6.1.2 鼓励建设高度开放性的国际化资本市场 |
| 6.1.2.1 建设开放、透明、具有成长性预期的资本市场 |
| 6.1.2.2 引导国际资本和长期资金关注企业生命周期前端的金融服务需求 |
| 6.1.2.3 提高国际投资管理人参与比例 |
| 6.1.2.4 建立国际化多层次资本市场 |
| 6.2 相关政策建议 |
| 6.2.1 通过加强资本市场开放及创新促进资本市场功能完善 |
| 6.2.1.1 通过结构创新进一步培育多层次资本市场 |
| 6.2.1.2 通过加快资本市场开放和参与者多样性提升资产定价效率 |
| 6.2.1.3 完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制度建设 |
| 6.2.1.4 进一步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提供优良的投资环境 |
| 6.2.2 引导机构投资者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力军 |
| 6.2.2.1 制定投资者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 |
| 6.2.2.2 完善投资者适当性规则 |
| 6.2.2.3 提高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的比例 |
| 6.2.2.4 为国际投资者制定展业细则 |
| 6.2.3 强化监管目标与创新监管 |
| 6.2.3.1 政府监管应该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为中心展开 |
| 6.2.3.2 应该建立健全资本市场上的信息披露制度 |
| 6.2.3.3 继续完善“一委一行两会”的监管架构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减税 |
| 1.2.2 资本使用成本 |
| 1.2.3 企业投资 |
| 1.3 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减税对投资的影响机理--基于供给学派理论 |
| 1.3.2 减税对投资的影响路径 |
| 1.3.3 减税对投资规模、效率和区位等的影响 |
| 1.3.4 研究评述 |
| 1.4 主体结构与框架 |
| 1.5 研究使用的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使用的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图 |
| 1.6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 |
| 1.6.2 局限与不足 |
| 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分析 |
| 2.1 减税与投资关系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
| 2.1.1 古典和新古典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2 凯恩斯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3 后凯恩斯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4 供给学派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 |
| 2.2.1 减税与企业资本使用成本理论 |
| 2.2.2 减税与企业投资调整成本理论 |
| 2.2.3 减税与企业投资边际有效税率理论 |
| 2.3 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效应 |
| 2.3.1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静态效应分析 |
| 2.3.2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动态效应分析 |
| 3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及实证证据 |
| 3.1 减税政策的回顾与梳理 |
| 3.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 |
| 3.3 减税对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3.3.1 资本使用成本的测算 |
| 3.3.2 研究设计 |
| 3.3.3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3.3.4 稳健性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4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4.1 减税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影响的分析 |
| 4.1.1 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的事实特征 |
| 4.1.2 减税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3 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证结果差异的原因分析 |
| 4.2 减税对高风险企业投资影响的分析 |
| 4.2.1 中国高风险企业投资的事实特征 |
| 4.2.2 减税对高风险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2.3 不同风险企业实证结果差异的原因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分析 |
| 5.1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 |
| 5.2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总体分析 |
| 5.2.1 研究设计 |
| 5.2.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5.2.3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总体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2.4 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 |
| 5.3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分析 |
| 5.3.1 研究设计 |
| 5.3.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5.3.3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针对研发投资的分析 |
| 6.1 减税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 |
| 6.2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事实特征 |
| 6.3 减税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研究设计 |
| 6.3.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减税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分析 |
| 6.4.1 国有企业实证结果和分析 |
| 6.4.2 民营企业实证结果和分析 |
| 6.4.3 国有和民营企业的比较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影响的分析 |
| 7.1 减税对投资区位影响的经验证据 |
| 7.1.1 理论机制 |
| 7.1.2 研究设计 |
| 7.1.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1.4 小结 |
| 7.2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
| 7.2.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
| 7.2.2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2.3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总结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定向设计减税政策,进一步优化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制 |
| 8.2.2 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压力,进一步减税降低民企成本 |
| 8.2.3 降低税收优惠门槛,鼓励创业企业成长与发展 |
| 8.2.4 拓宽研发投资税收优惠,落实研发加计扣除 |
| 8.2.5 降低对外投资货劳税收负担,进一步完善税收抵免制度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4）新三板龙创公司定向增发影响因素及对策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资料法 |
| 1.3.2 案例研究法 |
| 1.3.3 实地调研法 |
| 1.4 科学问题和创新点 |
| 1.4.1 科学问题 |
| 1.4.2 本文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文献综述的思路 |
| 2.2 定向增发研究综述 |
| 2.2.1 定向增发基本概念 |
| 2.2.2 定向增发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 2.2.3 定向增发对策研究综述 |
| 2.3 新三板定向增发研究综述 |
| 2.3.1 新三板基本概念 |
| 2.3.2 新三板定向增发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 2.3.3 新三板定向增发对策研究综述 |
| 2.4 文献综述总结 |
| 3 管理问题 |
| 3.1 龙创公司简介 |
| 3.2 光学膜材行业背景 |
| 3.2.1 光电膜材受重视,迎来发展新机遇 |
| 3.2.2 国内光学膜材产业失衡情况较为严重 |
| 3.2.3 新型光学膜材将是全球竞争的战略重点 |
| 3.3 龙创公司启动定向增发 |
| 3.3.1 定向增发的目的 |
| 3.3.2 热情的投资者纷纷进场 |
| 3.4 龙创定向增发中存在的问题 |
| 3.4.1 发行之初期的审批问题 |
| 3.4.2 发行之中期投资者的纷纷离场 |
| 3.4.3 发行之后期的备案受阻 |
| 3.5 管理问题结尾:董秘的思考 |
| 3.6 管理问题总结 |
| 4 案例分析 |
| 4.1 分析思路图 |
| 4.2 研究的理论依据 |
| 4.2.1 市场择时理论 |
| 4.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4.2.3 羊群效应理论 |
| 4.3 基于理论的新三板定向增发影响因素案例分析 |
| 4.3.1 影响因素一: 市场择时理论下企业融资需求分析 |
| 4.3.2 影响因素二: 市场择时理论下政策环境分析 |
| 4.3.3 影响因素三: 市场择时理论下股市环境分析 |
| 4.3.4 影响因素四: 信息不对称理论下发行数量分析 |
| 4.3.5 影响因素五: 信息不对称理论下定增价格分析 |
| 4.3.6 影响因素六: 羊群效应理论下投资者情绪分析 |
| 4.3.7 影响因素七: 羊群效应理论下投资者投资目的分析 |
|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龙创公司管理对策 |
| 5.2.1 对策一: 关注政策,及时调整方案 |
| 5.2.2 对策二: 积极沟通,寻找新的投资者 |
| 5.2.3 对策三: 审时度势,重视企业质量 |
| 5.2.4 对策四: 强化督导,完善信息披露 |
| 5.2.5 对策五: 落实分层,消除信息不对称 |
| 5.2.6 对策六: 优化交易制度,提高投资者的积极性 |
| 5.2.7 对策七: 引导参与,提高专业投资水平 |
| 5.2.8 对策八: 加强监管,保障投资者权益 |
| 5.3 研究展望和总结 |
| 5.3.1 研究总结 |
| 5.3.2 对其它企业的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龙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
| 附录B 龙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
| 附录C 龙创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附录D 龙创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附录E 股份认购协议 |
| 附录F 龙创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次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
| 附录G 龙创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次股票发行延期认购公告 |
| 附录H 龙创公司后续信息 |
（5）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股权投资网络嵌入行为及其国际化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表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基于SCP范式的理论模型构建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2.文献综述 |
| 2.1 传统企业国际化理论简要回顾 |
| 2.2 企业空间集聚驱动因素相关研究 |
| 2.3 企业知识结构与企业国际化相关研究 |
| 2.4 企业社会网络嵌入机制及效应相关研究 |
| 2.5 企业国际化驱动因素相关研究 |
| 2.6 相关文献的进一步评述 |
| 3.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
| 3.1 本章概述 |
| 3.2 样本选取 |
| 3.3 研究方法 |
| 3.4 OFDI企业母公司统计分布特征 |
| 3.5 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分布特征 |
| 3.5.1 全体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分布特征 |
| 3.5.2 不同所有制OFDI母公司企业空间分布特征 |
| 3.5.3 不同产业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分布特征 |
| 3.6 本章小结 |
| 4.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演化规律研究 |
| 4.1 本章概述 |
| 4.2 研究方法 |
| 4.3 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相关性检验 |
| 4.3.1 全体OFDI企业母公司全局空间集聚存在性检验 |
| 4.3.2 全体OFDI企业母公司全局空间高低聚类检验 |
| 4.3.3 不同所有制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相关性检验 |
| 4.3.4 不同产业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相关性检验 |
| 4.4 OFDI 服务业企业母公司全局空间集聚存在性检验 |
| 4.5 OFDI 服务业企业母公司全局空间高低聚类检验 |
| 4.6 OFDI 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演化规律 |
| 4.7 本章小结 |
| 5.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驱动因素实证研究 |
| 5.1 本章概述 |
| 5.2 企业空间集聚驱动因素相关理论假设 |
| 5.2.1 城市创新能力与企业空间集聚 |
| 5.2.2 城市市场潜力与企业空间集聚 |
| 5.2.3 城市政策支持与企业空间集聚 |
| 5.3 样本选取 |
| 5.4 变量测度 |
| 5.4.1 因变量 |
| 5.4.2 核心变量 |
| 5.4.3 控制变量 |
| 5.5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5.5.1 描述性统计 |
| 5.5.2 相关性分析及多重共线性检验 |
| 5.6 研究方法 |
| 5.7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5.7.1 豪斯曼检验(Hausman) |
| 5.7.2 年度虚拟变量联合显着性检验 |
| 5.7.3 时间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
| 5.8 本章小结 |
| 6.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知识结构、股权网络嵌入行为实证研究 |
| 6.1 本章概述 |
| 6.2 企业内外结构及其股权网络嵌入理论假设 |
| 6.2.1 空间集聚程度与企业股权网络嵌入 |
| 6.2.2 高管知识结构与企业股权网络嵌入 |
| 6.2.3 组织知识结构与企业股权网络嵌入 |
| 6.2.4 国际市场经验与企业股权网络嵌入 |
| 6.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6.3.1 样本选取原则 |
| 6.3.2 样本筛选及确定 |
| 6.3.3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6.4 变量测度 |
| 6.4.1 因变量 |
| 6.4.2 核心变量 |
| 6.4.3 控制变量 |
| 6.5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6.5.1 描述性统计 |
| 6.5.2 相关性分析以及多重共线性检验 |
| 6.6 研究方法 |
| 6.7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6.7.1 豪斯曼检验(Hausman)检验 |
| 6.7.2 年度虚拟变量联合显着性检验 |
| 6.7.3 时间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
| 6.8 本章小结 |
| 7.OFDI企业母公司股权网络结构嵌入及其国际化绩效的实证研究 |
| 7.1 本章概述 |
| 7.2 股权网络结构嵌入与企业国际化相关理论假设 |
| 7.2.1 网络度数中心度与企业国际化 |
| 7.2.2 网络接近中心度与企业国际化 |
| 7.2.3 中间中心度与企业国际化 |
| 7.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7.3.1 样本选取原则 |
| 7.3.2 样本筛选及确定 |
| 7.3.3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7.4 变量测度 |
| 7.4.1 因变量 |
| 7.4.2 核心变量 |
| 7.4.3 控制变量 |
| 7.5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7.5.1 描述性统计 |
| 7.5.2 国际股权投资整体网络构建 |
| 7.5.3 相关性分析及多重共线性检验 |
| 7.6 研究方法 |
| 7.7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7.1 豪斯曼检验(Hausman)检验 |
| 7.7.2 年度虚拟变量联合显着性检验 |
| 7.7.3 时间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
| 7.8 本章小结 |
| 8.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本文不足之处及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6）股票市场开放与公司信息环境 ——基于互联互通机制分步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思路与方法 |
| 1.3 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1.4 研究创新 |
| 第2章 制度背景与文献综述 |
| 2.1 我国A股市场开放的制度背景 |
| 2.2 文献综述 |
| 第3章 股票市场开放与公司信息环境:理论与识别 |
| 3.1 理论基础 |
| 3.2 内部有效性分析 |
| 3.3 股票市场开放与微观企业行为:影响机制分析 |
| 第4章 股票市场开放与公司信息披露 |
| 4.1 文献回顾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 研究设计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股票市场开放与资本市场信息解读 |
| 5.1 文献回顾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股票市场开放、信息环境与资源配置效率 |
| 6.1 文献回顾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国际影响 ——基于金砖四国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及其经济影响 |
| 1.2.2 不同国家之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关系 |
| 1.2.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市关系 |
| 1.2.4 文献总结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外部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概念与度量 |
| 2.2 金砖四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外部效应的渠道分析 |
| 2.2.1 国际贸易渠道 |
| 2.2.2 跨境资本流动渠道 |
| 3 金砖四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溢出效应 |
| 3.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描述性统计 |
| 3.2 SVAR模型的建立与检验 |
| 3.3 SVAR模型结果及分析 |
| 3.4 总结 |
| 4 基于GARCH-MIDAS模型的股市波动分解 |
| 4.1 金砖四国股市 |
| 4.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4.3 GARCH-MIDAS模型的建立 |
| 4.4 GARCH-MIDAS模型的估计结果及分析 |
| 4.5 总结 |
| 5 金砖四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砖四国股市波动的影响 |
| 5.1 数据来源与选取 |
| 5.2 金砖四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的影响 |
| 5.2.1 建立模型 |
| 5.2.2 模型结果及分析 |
| 5.3 金砖四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交互作用对股市波动的影响 |
| 5.3.1 建立模型 |
| 5.3.2 模型结果及分析 |
| 5.4 总结 |
| 6 结论及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当代中国城市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路径与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章节安排 |
| 第五节 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城市外交的内涵与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城市外交的历史演变 |
| 一、城市与人类文明 |
| 二、欧洲历史上的城市外交 |
| 三、当代城市外交的兴起与发展 |
| 四、中国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研究视角：非传统外交范式与主权国家框架下的大外交理念 |
| 一、外交形态的历史演进与“大外交”概念的形成 |
| 二、当代中国外交的转型 |
| 三、非传统外交：当代外交理论的新维度 |
| 四、主权国家框架下的大外交视角 |
| 第三节 城市外交的概念与特征 |
| 一、概念辨析及基本属性 |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 第四节 城市外交的形式 |
| 一、城市外交中的双边形式 |
| 二、城市外交中的多边形式 |
| 三、多元多形的城市外交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城市外交的行动逻辑 |
| 第一节 影响城市外交要素的分析框架 |
| 一、城市与国际体系互动的几种理论解释 |
| 二、分析框架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影响城市外交的施动性因素 |
| 一、城市的全球连通性 |
| 二、城市的国际角色 |
| 三、城市的国际化战略 |
| 第三节 城市的国内外环境：影响城市外交的结构性因素 |
| 一、城市的国内资源 |
| 二、城市的国际环境 |
| 第四节 城市外交的动力机制 |
| 一、全球城市网络的形成对城市外交提出需求 |
| 二、国家权力向城市的集中使城市外交成为可能 |
| 三、城市外交的动力法则 |
| 第五节 城市外交的功能实现 |
| 一、城市国际利益的实现 |
| 二、国家外交力的提升 |
| 三、全球治理的制度创新与规范创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实践中的城市外交：外国经验与中国城市案例 |
| 第一节 全球金融中心城市：集聚金融优势构建城市国际竞争力 |
| 第二节 国际组织“总部城市”：国际资源利用及与多层行为体互动 |
| 第三节 世界文化中心城市：利用文化资源优势跻身全球城市网络 |
| 第四节 上海：中国超大城市的对外交往 |
| 第五节 南宁：区域性国际城市的影响力 |
| 第六节 扬州、义乌：特色城市的全球联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城市外交的模式与特点 |
| 第一节 缔结友好城市：中外城市的双边交往 |
| 一、中国对外缔结友好城市的管理模式 |
| 二、中国友好城市的国内外分布特点 |
| 三、影响友好城市缔结的因素 |
| 第二节 开展国际性与区域性合作：中国城市参与国际多边机制 |
| 一、加入全球性城市国际组织 |
| 二、参与次区域国际合作机制 |
| 第三节 拓展国际交往的舞台与渠道：多元多形的城市外交 |
| 一、举办国际活动 |
| 二、与国际组织交往 |
| 三、与跨国公司交往 |
| 四、与外国公众和社会团体的交往 |
| 第四节 中国城市外交的特点 |
| 一、中国的城市外交具有丰富内涵和不断拓展的外延 |
| 二、中国的城市外交体现了官方和民间外交的辩证关系 |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是内政与外交的结合 |
| 四、中国的城市外交呈现出差别化发展的特色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城市外交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影响要素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发展 |
| 一、中国城市国际化的基础与现状 |
| 二、中国城市的国际化战略 |
| 第二节 中国城市外交的国内制度与政策背景 |
| 一、国家战略 |
| 二、央地制度模式 |
| 第三节 中国城市面临的国际环境 |
| 一、中国城市与全球市场网络 |
| 二、中国城市与全球政策网络 |
| 三、中国城市与全球社会网络 |
| 第四节 中国城市外交面临的挑战 |
| 一、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还不够 |
| 二、发展还不够平衡 |
| 三、支撑城市外交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 |
| 本章总结 |
| 第七章 城市外交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展望 |
| 第一节 城市外交基本原则与中国特色外交思想的契合 |
| 一、以互利共赢为基础 |
| 二、旨在促进人类不同文明的交流 |
| 三、体现“外交为民”的理念 |
| 四、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层次建构路径 |
| 第二节 城市外交与国家外交战略对接的路径选择 |
| 一、从地方层面配合地域外交 |
| 二、从多元的维度拓宽外交领域 |
| 三、“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城市外交 |
| 第三节 城市外交的机制创新 |
| 一、实现地方外事的外交化 |
| 二、建立多层多元的城市外交机制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论文 |
| 三、中文官方文件和网络媒体资料 |
| 四、英文着作 |
| 五、英文论文、报告及网络资料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基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上海产业转移时空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目的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对象界定 |
| 1.2.1 产业转移界定与分类 |
| 1.2.2 产业转移的宏观作用:产业结构优化 |
| 1.2.3 产业转移的微观表现:企业跨区域投资行为 |
| 1.3 研究思路及总体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总体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和主要数据说明 |
| 1.4.2 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分析框架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区位论 |
| 2.2.2 梯度推移理论 |
| 2.2.3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 2.2.4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2.3 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国外产业转移综述 |
| 2.3.2 国内产业转移综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产业转移的作用机理与分析模型 |
| 3.1 产业转移的形成及作用机理 |
| 3.1.1 效应分析 |
| 3.1.2 形成要件 |
| 3.1.3 驱动机制 |
| 3.1.4 核心要素 |
| 3.1.5 演进路线 |
| 3.2 产业转移区域视角:中心城市 |
| 3.2.1 中心城市区域定位 |
| 3.2.2 中心城市区域效应:城市群的形成 |
| 3.2.3 中心城市区域效应:产业结构演进 |
| 3.2.4 中心城市经验借鉴:国际大都市的产业转移 |
| 3.3 产业转移企业视角:基于不同所有制 |
| 3.3.1 企业转移的一般行为分析 |
| 3.3.2 基于所有制视角的企业动因研究 |
| 3.3.3 基于所有制视角的动因分析框架构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上海产业转移的时空演化背景及特点研究 |
| 4.1 上海产业发展演化历程研究 |
| 4.1.1 城市功能演化历程 |
| 4.1.2 产业结构演化历程 |
| 4.1.3 产业布局演化特征 |
| 4.2 上海产业转移的外部影响:政策导向 |
| 4.2.1 国家层面的政策背景 |
| 4.2.2 上海市级的政策导向 |
| 4.3 上海产业转移的宏观态势 |
| 4.3.1 总体规模 |
| 4.3.2 空间特征 |
| 4.3.3 目标形式 |
| 4.3.4 发展趋势 |
| 4.4 上海产业转移区域载体演化研究:园区层面 |
| 4.4.1 国内园区合作共建的发展历程 |
| 4.4.2 合作共建园区行为模式的演化 |
| 4.4.3 上海与异地合作园区的主要形式 |
| 4.4.4 上海园区异地合作案例:漕河泾开发区 |
| 4.5 上海产业转移时空演化研究:产业层面 |
| 4.5.1 时间维度 |
| 4.5.2 空间维度 |
| 4.6 上海产业转移时空演化研究:企业层面 |
| 4.6.1 时间维度 |
| 4.6.2 空间维度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上海产业转移的时空演化研究:外资企业视角 |
| 5.1 上海利用外资的进程及基本特征 |
| 5.1.1 起步探索阶段:以直接投资为主 |
| 5.1.2 快速发展阶段:外资来源渠道多元化 |
| 5.1.3 稳步提高阶段:总部经济初显成效 |
| 5.1.4 新常态化阶段:调整结构保持增长 |
| 5.2 外资对上海国民经济的作用与贡献 |
| 5.2.1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
| 5.2.2 有效弥补资金缺口 |
| 5.2.3 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
| 5.2.4 推动企业技术进步 |
| 5.3 产业转移的总体态势研究:外资企业 |
| 5.3.1 时间维度的总体态势:稳步向外转移 |
| 5.3.2 空间维度的总体态势:趋向东部的圈层式扩散模式 |
| 5.3.3 产业维度的总体态势:向外转移产业以制造业为主 |
| 5.3.4 转移企业的主要区域:浦东新区和中心城区 |
| 5.4 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态势研究:外资企业 |
| 5.4.1 以长三角地区为集聚地的区位选择态势 |
| 5.4.2 以东部省份为集聚地的重点行业区位选择态势 |
| 5.4.3 以东部地区重点城市为核心区域的区位选择态势 |
| 5.4.4 以梯度递减为特征的制造类企业区位选择态势 |
| 5.5 重点案例研究:巴斯夫集团 |
| 5.5.1 案例选择原因 |
| 5.5.2 案例简介 |
| 5.5.3 区位选择 |
| 5.5.4 动因研究 |
| 5.6 产业转移主要动因研究:外资企业 |
| 5.6.1 规模扩张型产业转移 |
| 5.6.2 成本节约型产业转移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上海产业转移的时空演化研究:国资国企视角 |
| 6.1 上海国资国企的改革发展历程 |
| 6.1.1 探索启动阶段 |
| 6.1.2 先行先试阶段 |
| 6.1.3 不断突破阶段 |
| 6.1.4 提高再探索阶段 |
| 6.2 国有企业在上海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
| 6.2.1 生产总值占据主导地位 |
| 6.2.2 经济效益显着提升 |
| 6.2.3 经济社会效益联动发展 |
| 6.2.4 引领服务产业结构调整 |
| 6.3 产业转移的总体态势研究:国资国企 |
| 6.3.1 产业转移总体趋势和特征:境内 |
| 6.3.2 产业转移总体趋势和特征:境外 |
| 6.4 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态势研究:国资国企 |
| 6.4.1 总体区位选择态势 |
| 6.4.2 重点行业的区位选择态势 |
| 6.5 重点案例研究:上汽集团 |
| 6.5.1 案例选择原因 |
| 6.5.2 案例简介 |
| 6.5.3 区位选择和布局 |
| 6.5.4 动因模式 |
| 6.6 产业转移主要动因研究:国资国企 |
| 6.6.1 规模扩张型产业转移 |
| 6.6.2 成本节约型产业转移 |
| 6.6.3 功能整合型产业转移 |
| 6.6.4 政治驱动型产业转移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上海产业转移的时空演化研究:民营企业视角 |
| 7.1 上海民营经济发展历程及基本特征 |
| 7.1.1 萌芽阶段 |
| 7.1.2 快速发展阶段 |
| 7.1.3 提速腾飞阶段 |
| 7.1.4 新常态化发展阶段 |
| 7.2 上海民营经济的作用和地位 |
| 7.2.1 经济健康发展的坚实保障 |
| 7.2.2 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
| 7.2.3 科创建设的有力支撑 |
| 7.2.4 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力量 |
| 7.2.5 保障就业的关键渠道 |
| 7.3 产业转移的总体态势研究:民营企业 |
| 7.3.1 民营企业产业转移主要特征 |
| 7.3.2 民营企业产业转移主要问题 |
| 7.4 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态势研究:民营企业 |
| 7.4.1 以三大经济圈为集聚地的总体区位选择态势 |
| 7.4.2 以主要经济区为集聚地的重点行业区位选择态势 |
| 7.4.3 以长三角重点城市为核心区域的区位选择态势 |
| 7.4.4 以梯度递减为特征的制造类企业区位选择态势 |
| 7.5 重点案例研究:复星集团 |
| 7.5.1 案例简介 |
| 7.5.2 区位选择 |
| 7.5.3 动因模式 |
| 7.6 基于近400份问卷的产业转移实证研究:民营企业 |
| 7.6.1 问卷设计及发放 |
| 7.6.2 问卷描述性统计 |
| 7.6.3 民营企业三阶段产业转移动因分析:Logit模型的建立 |
| 7.6.4 民营企业转移模式的交叉分析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上海产业转移的比较研究及政策建议 |
| 8.1 基于企业视角和重点区域的比较研究 |
| 8.1.1 企业视角下上海产业转移时空演化的比较研究 |
| 8.1.2 基于区位熵的上海与江苏制造业比较研究 |
| 8.2 强化区域政策构建与机制安排:区域层面的政策建议 |
| 8.2.1 落实国家政策发挥上海龙头引领作用 |
| 8.2.2 加强促进产业转移的全国性法律法规建设 |
| 8.2.3 加强上海向重点区域产业转移规划的引导作用 |
| 8.2.4 把握国家战略推动上海与长三角地区开放市场体系建设 |
| 8.2.5 以政府间协议为基础构建多层次行政协调机制 |
| 8.2.6 加强上海与重点区域间的错位发展和分工协作 |
| 8.3 加强对产业转移的引领与指导:产业层面的政策建议 |
| 8.3.1 加强体制改革为上海产业转移夯实基础 |
| 8.3.2 以价值链整合为方向明确上海产业转移定位 |
| 8.3.3 不断探索园区共建的产业利益共享机制 |
| 8.3.4 学习国外经验进一步为上海产业转移服务 |
| 8.4 企业行为与发展的保障引导:企业层面的政策建议 |
| 8.4.1 以明确重点为抓手提供服务保障和支持 |
| 8.4.2 以企业联盟为纽带鼓励企业创新合作模式 |
| 8.4.3 以对接平台为基础建立企业跨区域合作体系 |
| 8.4.4 以园区合作共建为方向推动企业集聚发展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基本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基本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录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D公司全面协同创新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 |
| 1.2.1 D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创新研究现状 |
| 2.2 创新管理研究现状 |
| 2.3 协同创新管理研究现状 |
| 2.4 协同创新管理研究趋势 |
| 第3章 创新环境研究 |
| 3.1 全球创新环境 |
| 3.2 中国创新环境 |
| 3.3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创新环境 |
| 3.4 跨国公司在中国协同创新的现状 |
| 第4章 D公司全面协同创新管理架构分析 |
| 4.1 D公司内部的协同创新组织 |
| 4.1.1 D公司内部原有组织架构 |
| 4.1.2 D公司全面协同创新架构设计 |
| 4.1.3 D公司全面协同创新的实施 |
| 4.2 D公司与外单位的全面协同创新合作 |
| 4.2.1 与未设立内部协同创新机制的企业合作 |
| 4.2.2 与已设立内部协同创新机制的企业合作 |
| 第5章 D公司全面协同创新的实证案例研究 |
| 5.1 案例背景 |
| 5.1.1 从传统供求模式到协同创新 |
| 5.2 案例简介 |
| 5.3 全面协同创新在案例中发挥的作用 |
| 5.3.1 D公司的客户创新中心与H公司的开放创新中心的全面协同 |
| 5.3.2 全面协同创新不是终点 |
| 第6章 D公司全面协同创新的强项与不足：基于德尔菲法的分析 |
| 6.1 D公司全面协同创新的积极作用 |
| 6.2 D公司全面协同创新的机制分析 |
| 6.2.1 调查问卷设计 |
| 6.2.2 问卷数据收集及分析 |
| 6.2.3 问卷数据总结 |
| 6.3 D公司全面协同创新的改进方向 |
| 第7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总结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Photon Dynamics的外商独资企业在沪成立（论文参考文献）
- [1]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D]. 周红芳. 四川大学, 2021
- [2]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路径与对策研究[D]. 杨智超. 吉林大学, 2020(08)
- [3]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D]. 王鑫.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4]新三板龙创公司定向增发影响因素及对策案例研究[D]. 唐涵杨. 西南科技大学, 2019(02)
- [5]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股权投资网络嵌入行为及其国际化绩效研究[D]. 梅鹤轩.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6]股票市场开放与公司信息环境 ——基于互联互通机制分步实施的准自然实验[D]. 黄健峤. 中央财经大学, 2019(11)
- [7]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国际影响 ——基于金砖四国的研究[D]. 刘海玉.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8]当代中国城市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探索[D]. 陈楠.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2)
- [9]基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上海产业转移时空演化研究[D]. 杨昊.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1)
- [10]D公司全面协同创新管理研究[D]. 吴桐.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