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轨中的就业问题与公共政策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鄂义强[1]（2020）在《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实施扩招政策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由培育“精英”逐渐走向大众化,大学毕业生人数从扩招后第一届（2003年）的212万人次上升到2019年的834万人次,在就业市场化的今天,大学生就业难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随着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凸显,中国政府对大学生就业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已将大学生就业问题上升到一个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高度加以重视,同时国家层面不断出台系列的就业政策引导和促进大学生就业。在此背景下,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的问题研究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本文选择了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进行研究,也就是把大学生就业与政府责任这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大学生就业置于整体政府责任的建构逻辑中去考察,从而有助于厘清政府在大学生就业中要承担的有关责任,在此基础上展开问题研究,就可以明晰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构建的重点。厘清中国大学生就业中的政府责任,是开展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对大学生就业与政府责任之间关系的省思,依据责任政府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本观、市场失灵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依据现实中政府维护公民基本生存和发展权的政府基本职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责,阐释政府对大学生就业履行责任的必要性,厘定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为政府调控责任、政府服务责任、政府监督责任。一般而言,研究社会现象和相关问题,都不能割裂历史的纵向联系,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不同就业制度时期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府责任履行状况进行考察,也就是于历史演进中去考察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的履行,阐释大学生就业中政府履行责任的合理性及存在的问题,凸显20世纪末大学生自主择业时期政府责任履行上存在的问题,确保当代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研究的历史承续性,为进行深层次的问题研究打下基础。呈现当代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政府服务责任、政府监督责任履行的总体现状,在此基础上开展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的问题研究。为提高研究的可信度与客观性,以网络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进行实证研究。编制《毕业年级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情况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涵盖全国52所高校、20 197名大学毕业生,通过社会学统计软件SPSS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主要采用频率分析法和交叉分析法,分别得出频率分析结果和交叉分析结果。同时对部分用人单位负责人和政府官员进行个案访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政府服务责任、政府监督责任三个向度的问题研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履行上的问题为:就业政策对大学生个人需求关注不够,就业政策的规划性与协同性亟待提升。大学生就业中政府服务责任履行上的问题为:高校以就业服务促进大学生就业主体意识不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促进大学生就业作用不明显。大学生就业中政府监督责任履行上的问题为:回应大学生就业状况的高等教育质量有效监督不足,大学生平等就业法治环境建设滞后,大学生就业政策监督机制不健全。深入研究英国、美国、日本、瑞典等发达国家,俄罗斯等经济转型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从中得到有益启示。在此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提出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以及中国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构建必须坚持的中国道路。最后在现实的逻辑上回应理论逻辑中所厘定的大学生就业中的政府责任。探索立足中国国情的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履行的建构性策略:在政府调控责任上的策略建议为,树立以人为本的就业政策理念,提升就业政策的规划性与协同性;在政府服务责任上的策略建议为,强化高校就业服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主体意识,增强公共就业服务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供给能力;在政府监督责任上的策略建议为,以政府监督优化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以法律制度保障大学生平等就业,以主体问责制提升就业政策执行实效性。从而在现实的逻辑上,形成中国大学生就业中的政府责任促进机制,力求逐步破解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
艾美伶[2]（2020）在《家-国视野下三代“工家女”生命历程中的身份演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妇女解放、工业化建设、国企改革、体制转轨等系列制度性变革,中国妇女、尤其是曾被吸纳进集体主义经济中的城市劳动妇女,经历了群体性的身份演化。本研究将计划经济时期出身于工人家庭且自身为集体主义劳动妇女,或市场经济时期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女性定义为“工家女”。对于“工家女”而言,她们的阶级身份是“工”,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解放的劳动者;代际身份是“家”,是家庭生活中的女儿、妻子与母亲;性别身份是“女”,是社会性别中的女性。本研究通过对1930年代至1990年代出生的28位工家女的深度访谈,基于“家-国”视野审视阶级、性别如何交互作用于不同代际“工家女”的身份演化,以及国家和家庭在三代工家女的身份形塑中发挥的作用。本研究的主体依据代际划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一代工家女（生于1930-1949）在新中国解放初期如何“为工”,国与家如何在互动中制造了劳动妇女去性别化且不稳定的社会身份;第二部分讨论二代工家女（生于1950-1978）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交轨中如何“做工”,工人阶级与社会性别如何在家-国掣肘下形塑了其身份演化;第三部分讨论三代工家女（生于1978以后）在个体化时代“再难为工”的身份变化与阶层现实。“工家女”的身份是流变的、发展的。本研究从两方面作结:第一,工人的阶级身份与社会性别交互作用于不同代际工家女的身份建构与实践;第二,“工家女”的身份原点与代际联结在于家,以国主导的“家-国”互动掣肘了工家女“小我”与“大我”的身份融合。最后本研究提出讨论,第一,国家父权主义与传统父权主义共谋于工家女的身份实践,其作为女性的主体性身份并未实现真正的解放;第二,工家女的身份演变与中国工人的阶级流变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其背后暗含着传统产业工人的群体失语与集体衰落。
文佳慧[3]（2020）在《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女性就业保障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就业是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基本方式和个人发展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建设切实需要。但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群体因生理特点、社会性别角色、自身职业素质等原因而面临着排除性、低所得性、低稳定性等就业风险。尽管我国构建了系列女性就业保障制度,但依然存在法律保障的性别盲区、保障政策的设计缺陷、与女性平等就业相悖的文化环境等问题。因此,如何完善与优化女性就业保障政策成为我国政府当前面临的棘手问题。本研究以建国以来的女性就业保障政策为研究对象,借助文献计量法勾勒我国女性就业保障政策发文数量、文本载体、发文主体和发文主题等维度的外部属性特征,并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内容量化分析法构建“目标—工具”二维分析框架,透视我国女性就业保障政策工具结构与选择偏好。研究发现,我国女性就业保障政策具有发文数量呈阶段式演变等外部属性特点和劳动平权维度政策工具选择单一等工具选择特点。由此提出优化我国女性就业保障政策的四点建议:明确我国女性就业保障的政策主体责任,发挥政策合作网络协同效应;丰富劳动平权目标维度的工具选择,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缩小职家平衡目标维度的工具差异,增强政策文本内容衔接性;用好就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维度的工具组合,激发女性自主就业观。本研究的创新点为:第一,从政策工具视角出发,在系统性总结女性就业保障的内涵与价值理念的基础上,思考女性就业保障政策的优化路径,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第二,综合公共管理学、人口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尝试从“社会性别”、“社会保障”、“公共治理”等视野健全我国女性就业保障体系,更具全局性和整体性。
郭书剑[4]（2020）在《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中国大学人才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强势群体亦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作为政府与大学协作的产物,制度化学术精英因拥有经官方认证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声誉而受到大学的强烈推崇与热烈追求。大学围绕制度化学术精英而展开的人才竞争直接刺激并引发学术精英的流动。某种意义上,制度化精英主义愈兴盛则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而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则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愈频繁。1999年以来,中国大学学术精英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不同层次大学间进行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大学学术精英在全国的分布格局随各地、各校人才竞争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总体上,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散中有聚”“聚中有散”;以跨域流动为主,但同域流动现象亦值得关注;众多普通院校和地方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富成效的举措在学术精英竞争中“异军突起”,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成了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新局面。中国地方政府人才竞争的背后是为经济增长而竞争,更是为政治晋升而竞争。为赢得政治锦标赛,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对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具有较强的激发性、引导性与支持性。因地制宜制定人才政策,与时俱进变革人才政策,是地方政府维持人才竞争力、保持人才竞争优势的必要之举。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大学重点建设的逻辑是竞争博弈,而竞争博弈的载体则是学术锦标赛。在市场化大学排名与行政化学科评估的驱动下,中国大学着重以学术管理资本主义的方式吸引海内外学术精英,以不断争取国家的政策关照与政府的重点支持。大学人才竞争所促成的流动,对学术精英学术发展的影响,既有特殊性也存共通性。大部分学术精英流动后的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力和学术竞争力得到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流动对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与学术锦标赛密切相关,其不仅驱动大学支持学术精英发展学术,还驱动大学要求学术精英发展学术。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是一个复杂现象。由于学术精英吸收能力的异质性与学术精英竞争优势的可转移性,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精英流入对大学学科发展的积极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学术精英流出对大学学科发展的消极影响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基于此,学术精英流动不应成为大学间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更不应诱致大学间针锋相对的“人才战争”。在面向世界、追求卓越的发展战略下,需要正确理解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以历史的、发展的、全球的眼光认识和体察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所具有的阶段性、特殊性和一般性。这对中国大学全面深刻地了解自己,实事求是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双一流”建设目标、采取正确有效的学术精英队伍建设策略至关重要。
柏玉成[5]（2020）在《“全面二孩”背景下促进女性就业的政府策略研究 ——基于南京市雨花台区的调查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受上世纪计划生育政策和改革开放后经济科技医疗水平不断提高的影响,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愈发严重,目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相关调查显示我国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20%。为有效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增加市场劳动力数量促使经济社会均衡发展,我国于2015年10月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决定。全面二孩政策无疑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但女性作为政策相关的直接生育主体,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政策附带的负面影响,生育将会占用女性更多的家庭和工作时间,为了生育及照料子女不少女性被迫中断或放弃职业,企业也因女性生育频数增加及国家生育配套政策不完善而导致用人成本过高的问题开始在入职、升迁和职业发展中刻意限制女性群体,最终致使女性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面临更加严重的就业歧视问题。女性群体占我国总人口的一半,数量庞大且稳定,再加上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女性群体的学历日益增高,女性充分就业所释放的性别红利能够有效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本文围绕女性平等就业这一主题,旨在探讨全面二孩政策下我国女性群体遭遇的就业困境,并就此提出新形势下促进女性就业的相应政府策略。笔者通过问卷调研发现全面二孩政策对男性群体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小,而给女性群体带来较多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为就业性别歧视现象有增无减、薪资待遇减少、职业向下流动、家务劳动时间延长、多数女性无法平衡家庭与工作、职业中断甚至退出职场回归家庭。研究表明制度宣传和性别观念引导不及时、生育配套政策滞后、企业“喧宾夺主”承担过高的生育成本、女性劳动就业权益保障和监管不力及政府与社会组织关于促进女性就业的合作力度低是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就业负担有增无减的政府原因。鉴于问题产生的原因和现状,本文借鉴三个与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相似度高的亚洲地区国家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借鉴其有关促进女性就业的相关政策经验,以政府为主要责任者,从引导社会性别观念、健全生育保险制度、削减企业用人成本、完善政策法规及健全多元主体协同监管机制、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针对女性就业的合作互动关系五个方面入手,为政府解决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女性面临的就业问题提供系统的治理策略。
王通[6]（2019）在《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地理空间结构（人口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阶层流动）中的位置变化。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流动是阶层结构优化的重要形式;从成员个体来看,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改善阶层状况或改变阶层类型的关键机制。兼具公共和个人双重属性的社会流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面之一,是解读政治生活的关键视角。根据FJH假设的基本原理,社会流动模式是由社会的分工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两化叠加”（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个历史阶段近乎于嵌套在一起的时代特征）的时代背景下,描述和解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规律具有理论和实践等双重价值。对于社会阶层关系的解读,马克思主义阶级范式和韦伯主义阶级范式是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具体到社会流动分析,前者以阶层类型转变为聚焦,侧重于解读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是一种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后者偏重于阶层状况的升降变化,是对社会成员在高低有序的地位体系中位置变化的分析,是一种指标性社会流动逻辑。在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更适合形成对中国社会基本面变迁的有效解读。从历史变迁来看,中国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模式经历了限制性阶段、区别性阶段和赋能性阶段等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是制度性阻滞作用不断弱化,而制度性支持作用日渐显示,同时,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动作用日益强化的变化过程;并且,呈现出社会流动路径的多元化和社会流动机会的非农化等发展趋势。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是指中国社会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其中,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形成的基础性因素;城乡关系变迁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成因的基本线索;乡城社会流动为主要形式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典型表现。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对比来看,中国社会流动突显社会转型和政府主导等发展性特征,同时,城乡关系变迁和能动作用强化是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重要线索。在中观层面,从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中的流动来看,人口流动与阶层流动的含义重合、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的结果重合以及乡城社会流动与城城社会流动的时代重合等是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重要特征。在微观层面,乡城社会流动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主流形式,可以分为联根式社会流动、脱嵌式社会流动和发展式社会流动等三种结果;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相关数据来看,三种乡城社会流动形式的比重分为为45.15%、39.87%和11.54%（其他形式占比为3.43%）。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形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础性成因在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等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伴生性现象。但是,农村人口基数大以及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上述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发展性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性城乡二元结构并存增加了上述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地区间产业布局差异以及公共服务水平梯度格局使得人口流动具备了阶层流动的属性。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结构性成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释放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伴随社会流动,农村社会流动人口由“进城诉求”向“融城需求”转变,产生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在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人口容量和流动机会等现实制约并没有降低中国社会流动的规模,以非正规就业等形式进行流动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能动性选择。在具体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资本差距等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流动能力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是,贫富差距的相对合理水平以及信任文化的可塑属性等则为社会成员的能动精神提供了作用空间。然而,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差距弱化了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优质流动机会的能力,这对政府强化社会公平职能提出了实质需求。对当前的社会流动格局进行综合归纳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对此,部分媒体和学者偏向于进行阶层固化的解读,并使得阶层固化成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热门标签”。作为对当前社会流动问题的集中揭露,这一命题具有一定价值,但也存在夸大社会风险或放大社会问题的偏向,同时,具有理论和事实等双重缺陷。这启示我们对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进行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概括。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因为,伴随户籍制度等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社会成员跨越制度阻隔的成本降低;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为社会流动增加了权利保障,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及其他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单位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等降低了传统流动路径的实际效能,这意味着社会流动群体个人成本的增加。从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视角看,保障畅通且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分担社会流动成本。这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变迁的重要线索。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与个人关系等政府职能范围的变迁产生了社会流动机会和流动路径效能等方面的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优化流动社会的治理机制也应该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着力主线:从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和优化职责体系;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和建设有为政府;从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和推进城乡融合。
车若语[7]（2019）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关键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重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不仅影响着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还决定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就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来看,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工无法独自应对城市生活带来的风险。受到制度层面的制约,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获得城市户籍,成为身份与职业割离的城市边缘群体,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保障制度及住房保障制度所暗含的排斥,也使农民工很难实现城市融合:受到资本层面的制约,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水平偏低,社会资本质量偏低,从而决定了他们很难通过就业来获得市民化的物质基础,很难融入城市社会以实现对城市生活与文化的价值认同;受到基础公共服务层面的制约,城市公共服务的户籍依据使农民工不能享有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服务、受教育权利以及公共文化生活服务,公共服务的城市偏向阻碍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可见,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困难重重。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受到农民工自身素质的影响,农民工群体受教育程度以及接受职业培训的程度普遍偏低,从而导致农民工的知识与技能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加剧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难度;另一方面则源自城乡二元社会管理的制度性壁垒,将农民工群体阻隔在城市边缘。如果说农民工自身素质偏低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基本原因,那么制度层面的设计壁垒以及政策层面的城市偏向则是造成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滞后的根本原因。可见,要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关键在于明确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部门所承担的责任,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进行了不断探索与调整。首先,制度方面:户籍制度方面,2014年,政府着力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创新人口管理制度,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建立统一的城乡户口登记制度,这一改变,对于弱化户籍制度对农民工权益的歧视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央精神的引导下,全国各省份陆续出台相应的户籍改革政策,户籍制度改革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各项权利和福利依然具有明显的城乡二元偏向;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然而在社会保险等方面,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差距依然显着;劳动保障制度方面,2019年,政府进一步推进工资支付保障立法,力争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国家从制度和法律层面规范就业市场,消除就业歧视,农民工的劳动保障权益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并未彻底消除;住房保障制度方面,我国住房制度经历了“出售公房”阶段（1978-1993年）、以权力下放为特点的住房商品化阶段（1994-2000年）、调控价格为手段的住房市场建设阶段（2001-2015年）以及还原住房功能的规范市场阶段（2016年至今）四个阶段,政府进一步落实十九大报告中对住房制度的要求,推动实现全民住有所居,然而在全国范围内,政府提供廉租房、公租房、已购政策性保障房等保障性住房比例较低,农民工的住房保障问题依然严峻。其次,资本支持方面,政府不断提高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以及教育资金投入比重,提升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以及素质水平,这些举措对促进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市民化能力的提升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相关数据显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综合素质及职业技能仍然存在较大差异。最后,基础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为保障和加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助力,然而农民工子女教育程度偏低、农民工城市文化生活单一的问题依旧存在,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综上,从当前的农民工市民化发展进程来看,受到政府制度设计、资本支持以及基础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制约,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依然任重道远。本文基于问题导向,研究“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应该履行什么责任”这一科学问题,以分析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障碍为研究起点,提出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承担着最为重要的责任,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主导力量的科学论断,通过构建政府责任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政府在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责任内容。具体地,本文以市民化以及政府责任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搭建起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其要点是将农民工问题视为一个持续发展的系统,而市民化是要达成的目标;重点是明晰政府责任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责任定位,讨论在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内容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政府责任。通过纵向的历史分析和横向的国家比较分析,构建政府责任体系。本文共分为七个章节,概括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包括研究背景及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及方法,研究创新及不足。第二部分由第一章构成,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分别对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以及政府责任的概念进行界定;详述市民化理论和政府责任理论,并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阐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构成要素。基于此,从理论层面分析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定位,构建相对完整的政府责任理论分析框架。第三部分由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构成。第二章以历史视角分析在农民工市民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中政府责任的履行状况,依据本文政府责任的理论分析框架阐述政府责任的具体内容,进而分析和概括政府责任履行的特点。第三章主要分析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履责情况,根据政府责任的理论框架深入阐释当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发展滞后的表现,明确市民化进程滞后的原因在于政府责任的缺陷。第四章论述国外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特点及启示,通过分析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四个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的发展进程,归纳、总结各国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履行的特点;结合我国国情,获得政府履责的启示。第四部分由第五章、第六章与第七章构成,主要论述政府责任的体系。第五章论述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价值选择,基于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阐明政府责任理念的转变;明确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履行政府责任所要实现的总体目标和应遵循的原则,形成政府责任的价值构图。第六章论述政府责任的优化与完善,基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结合国外政府在推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履责启示,从政府责任构成要素的三个方面阐述在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各项内容。第七章论述政府责任的保障与实现,构建政府履责方式--政府责任评估--政府责任监督的责任体系。第五部分为结论。总结本文的基本观点,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兰庆庆[8]（2018）在《全面二孩政策下的女性平等就业问题研究 ——基于政策均衡的理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生育问题对女性就业的冲击再次涌现并引发广泛关注。这种冲击一方面使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与预期不符,另一方面还使女性就业平等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总和生育率已由原先的负相关转为正相关,在鼓励导向的二孩生育政策效果低迷的情况下,关注女性平等就业既不失为一个配合生育政策的绝佳政策切入点,而且对由来已久的女性就业性别歧视问题的解决,也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本研究以女性平等就业为研究中心,以全面二孩政策为研究背景,并从政策均衡的理论视角探索女性平等就业问题。由于生育与就业的相关性,生育政策也成为影响女性平等就业的重要变量。为此,本研究基于政策均衡的相关理论,在纵向上探讨了生育政策变迁中的动态均衡,将生育政策的变迁与女性就业的发展分为倡导生育政策期与政府主导的鼓励女性就业期,独生子女政策期与政府、市场结合的女性就业调整期,全面二孩政策期与市场主导的女性就业竞争期,并分析了不同时期两者的特点和关系;在横向上从政策系统均衡和政策效果均衡出发,分析了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平等就业问题的政策作用过程及女性就业状况、政策影响。首先围绕政策系统,论述了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平等就业的配套政策,分析了失衡的形成过程以及其客观影响;其次结合调查分析,分析了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平等就业的实际影响;最后通过借鉴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政策做法,提出了全面二孩政策下均衡促进女性平等就业的对策建议。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是将女性平等就业置于复杂的政策环境中进行研究。与以往单纯将生育政策作为研究背景,或者仅从配套政策入手对女性平等就业进行研究不同,本研究立足于公共政策的整体性、公共性和公平性,将女性平等就业置于生育政策与配套政策这两大政策系统进行研究。生育政策包括了各个阶段我国指导生育的基本政策;配套政策包括与二孩政策相关的公共服务政策。围绕女性平等就业开展两大政策系统的研究,即厘清了生育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对女性就业产生的影响,同时分析了二者对女性就业产生的政策效果,充分考虑了女性就业问题的复杂性和政策间的普遍联系性。由此可以从公共政策视角全面展现女性平等就业问题的来源、产生过程,以及政策视域的解决路径。本研究的另一创新点是政策的均衡分析。它既是女性平等就业问题复杂性的具体体现,也是本研究的主要分析视角。基于政策均衡的理论,本研究立足于更广阔的系统分析,深化和扩展了现有的政策均衡研究。将政策均衡扩展为三个层面:一是生育政策在其发展变迁中的政策变迁均衡;二是二孩政策和横向配套政策的政策系统均衡;三是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影响的政策效果均衡。同时,两类政策的动态均衡、二孩政策中的政策效果均衡也深层次地反映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家庭利益的均衡态势。政策的均衡状态及其衍生的国家和个体利益的均衡,不但共同构成了女性平等就业的政策环境,同时也构成了政策均衡相关理论的扩展性研究。本研究从政策均衡的理论分析发现,女性平等就业所处的政策系统存在着三个层面的不均衡现象。第一、从政策变迁均衡来看,二孩政策目前并未达到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均衡状态,它的出台节点相对滞后;第二、从政策体系均衡考量,相关配套政策的不均衡发展,加剧了生育政策的失衡效应;第三、从政策效果均衡考察,二孩政策与我国人口增长现实不均衡,目前不但无法形成解决人口问题的合力,反而产生了女性就业歧视等负面效应。这三个层面的不均衡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我国女性就业与生育的二元对立:一些女性为了就业机会或职业发展放弃了生育或二胎;而另一些女性因为生育或二胎遭遇就业歧视,甚至是不生育也难以避免就业歧视,且当前又陷入了无论是鼓励生育,还是鼓励就业,又都解决不了女性生育和就业歧视问题的两难尴尬处境。虽然政策放开对刺激生育增长的效果差强人意,但对女性平等就业带来的影响反而随着政策的宽松愈发显得严峻。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女性就业不平等现象由来已久,生育歧视一直是女性就业歧视的主因;另一方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就业的不平等现象是当代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延续,但在表现方式和表现范围上,与独生子女政策时期有所不同。二孩政策实施中,生育、生育成本进一步上升为女性就业的矛盾焦点;入职、再就业成为女性就业亟待解决的难点;隐形歧视、隔离歧视现象在女性就业中更为突出;法律、政策及公共服务的配套刻不容缓。最后,对自由和权利的追求及扞卫使得女性就业权益的保障成为推行现行生育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为进一步促进二孩政策下的女性平等就业,本研究提出了如下对策建议:一是均衡两类政策,协调各方利益;二是完善就业相关政策,保障女性平等就业;三是加强公共服务政策,解除女性后顾之忧;四是引导社会性别观念成为决策主流,实现两性真正的发展平等。
田孟[9]（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研究表明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孙小梅[10]（2017）在《中国住房政策演变及后果 ——基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1954-2017）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住房政策的变化是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的缩影;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则是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元政策”。本文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分析中国住房政策在中国现代社会发生的多重“大转型”或“大转变”背景下①,其发展转向的意识形态原因和其所产生的主要后果——具体来说,我们把政府工作报告（1954-2017）中有关住房的关键词作为观测政府对住房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解的依据,通过分析它们出现的频度和语境分析报告者认识重点的所在、以及当时的住房政策范式;同时辅以中国统计年鉴等权威资料,籍此“窥斑见豹”地展示一幅中央对住房与经济发展关系认知的历史演进图景,并从住房投资、城镇住房建成面积以及是否满足当时城镇住房人口的住房需求等三方面简要分析了住房政策后果。关键词是人们借以思考的概念,经常被使用的词语可以反映出其思维中最为活跃的部分、影射其认知的中心地带,亦可反映出人们对于事物的重视程度与认知的变化,故从关键词切入来盘点中国住房政策变化及后果不失为一种既能切中要害又方便操作的方法。本文认为,在所有影响和塑造中国住房政策的因素里,中央政府的“元政策”以及意识形态主张非常重要。在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实体经济的今天,中国决策者必须意识到,要使我国保障房建设和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调整财事关系和开放政治自由是必要条件。
二、转轨中的就业问题与公共政策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转轨中的就业问题与公共政策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实证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六、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大学生就业与政府责任关系的理论概述 |
| 一、大学生就业与政府责任的概念界定 |
| (一)大学生就业的概念界定 |
| (二)政府责任的概念界定 |
| 二、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理论基础 |
| (一)责任政府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本观 |
| (三)市场失灵理论 |
| (四)新公共服务理论 |
| (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 |
| 三、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现实依据 |
| (一)维护公民基本生存和发展权是政府的基本职责 |
| (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责的内在要求 |
| 四、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厘定 |
| (一)政府须对大学生就业履行调控责任 |
| (二)政府须对大学生就业履行服务责任 |
| (三)政府须对大学生就业履行监督责任 |
| 第二章 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实践历程 |
| 一、“统包统分”就业制度时期:政府包办、计划配置 |
| (一)“统包统分”就业制度下政府责任履行概况 |
| (二)历史合理性与问题分析 |
| 二、“供需见面”就业制度时期:计划配置为主、调节为辅 |
| (一)“供需见面”就业制度下政府责任履行概况 |
| (二)历史合理性与问题分析 |
| 三、“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就业制度时期:市场配置与政府调控相结合 |
| (一)“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就业制度下政府责任履行概况 |
| (二)历史合理性与问题分析 |
| 第三章 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现状与问题 |
| 一、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总体现状 |
| (一)政府调控责任履行现状 |
| (二)政府服务责任履行现状 |
| (三)政府监督责任履行现状 |
| 二、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实证研究 |
| (一)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调查设计 |
| (二)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调查概况 |
| (三)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频率分析结果 |
| (四)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交叉分析结果 |
| 三、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
| (一)政府调控责任履行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
| (二)政府服务责任履行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
| (三)政府监督责任履行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
| 第四章 国外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与启示 |
| 一、发达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与启示 |
| (一)发达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 |
| (二)发达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的启示 |
| 二、经济转型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与启示 |
| (一)经济转型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 |
| (二)经济转型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的启示 |
| 第五章 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策略建议 |
| 一、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履行策略建议 |
|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就业政策理念 |
| (二)提升就业政策的规划性与协同性 |
| 二、大学生就业中政府服务责任履行策略建议 |
| (一)强化高校就业服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主体意识 |
| (二)增强公共就业服务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供给能力 |
| 三、大学生就业中政府监督责任履行策略建议 |
| (一)以政府监督优化高校人才培养机制 |
| (二)以法律制度保障大学生平等就业 |
| (三)以主体问责制提升就业政策执行实效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毕业年级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 B 用人单位对大学生人才要求访谈提纲 |
| 附录 C 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履行访谈提纲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2）家-国视野下三代“工家女”生命历程中的身份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背景与问题意识 |
| (二)研究意义与价值 |
| 二、文献综述 |
| (一)中国工人身份 |
| (二)中国妇女解放 |
| 三、核心概念与理论脉络 |
| (一)核心概念 |
| (二)理论脉络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走出家门:第一代“工家女”如何为工? |
| 一、制造妇女: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身份建构 |
| (一)妇女能顶半天:从家庭人化身国家人 |
| (二)劳动力蓄水池:时刻准备着的弹性人 |
| 二、贤妻良母:工业建设后备军的身份塑造 |
| (一)流转公私领域:被社会化的家务劳动 |
| (二)亲人更是同志:妇职与业职的双枷锁 |
| 小结 |
| 第三章 家厂内外:第二代“工家女”如何做工? |
| 一、体制入嵌:集体主义余音下的身份承继 |
| (一)女儿进厂:顶替制度下的性别化弱势 |
| (二)女儿成家:工人婚姻中的身份再强化 |
| 二、体制脱嵌:集体主义转轨中的身份跌宕 |
| (一)从盛到衰:从“类中产”到“新底层” |
| (二)何去何从:当“劳动者”变“劳动力” |
| 小结 |
| 第四章 去厂离家:第三代“工家女”再难为工? |
| 一、告别集体:市场经济制度中的身份瓦解 |
| (一)独生女:政策性独生下的制度生命 |
| (二)原子人:个体化时代的禁锢与逃离 |
| 二、走向何方:城市新底层群体的身份走向 |
| (一)新失业:成长的变故、难找的工作 |
| (二)新穷人:遗失的身份、固化的贫困 |
| 小结 |
| 第五章 总结、讨论与反思 |
| 一、研究总结 |
| (一)为工又为女:阶级/性别交叉作用于不同代际“工家女”的身份演变 |
| (二)为家更为国:家-国制度体系掣肘了不同代际“工家女”的身份演变 |
| 二、相关讨论 |
| (一)从“工家女”的身份演变看中国的妇女解放 |
| (二)从“工家女”的身份演变看中国的工人命运 |
| 三、研究反思 |
| (一)研究不足 |
| (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一、英文文献 |
| 二、中文文献 |
| (一)中文译着 |
| (二)中文着作 |
| (三)中文期刊 |
| (四)学位论文 |
| (五)电子文献 |
| 附录 |
| 一、被访者基本信息 |
| 二、被访者情况简介 |
| 三、半结构访谈提纲 |
| 四、被访者单位简介 |
| 后记 |
（3）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女性就业保障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就业保障的研究 |
| 1.3.2 女性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3.3 女性就业保障的研究 |
| 1.3.4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重难点及可能存在的创新点 |
| 1.5.1 研究重点 |
| 1.5.2 研究难点 |
| 1.5.3 可能存在的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女性就业保障的内涵与价值理念 |
| 2.1.1 女性就业保障的内涵 |
| 2.1.2 女性就业保障的价值理念 |
| 2.2 理论支撑 |
| 2.2.1 社会性别理论 |
| 2.2.2 政策工具理论 |
| 2.2.3 公共治理理论 |
| 第3章 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女性就业保障政策的文献量化研究 |
| 3.1 政策样本的选取 |
| 3.1.1 政策样本来源 |
| 3.1.2 政策样本获取 |
| 3.1.3 政策样本筛选 |
| 3.2 中国女性就业保障政策的文献计量分析 |
| 3.2.1 发文数量分析 |
| 3.2.2 文本载体分析 |
| 3.2.3 发文主体分析 |
| 3.2.4 政策主题分析 |
| 3.3 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女性就业保障政策的内容量化分析 |
| 3.3.1 研究步骤说明 |
| 3.3.2 构建二维分析框架 |
| 3.3.3 政策文本编码与评估 |
| 3.3.4 频数统计分析 |
| 第4章 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女性就业保障政策的特点与评价 |
| 4.1 中国女性就业保障政策的特点 |
| 4.1.1 中国女性就业保障政策的外部属性特点 |
| 4.1.2 中国女性就业保障政策的工具选择特点 |
| 4.2 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女性就业保障政策的评价 |
| 4.2.1 强调以妇联组织为中心,但多元治理网络断裂 |
| 4.2.2 关注性别间的形式平等,但群体差异化需求盲视 |
| 4.2.3 偏重权威型工具的延续,但政策工具组合单一 |
| 第5章 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5.1 政策建议 |
| 5.1.1 明确政策主体责任,发挥合作网络协同效应 |
| 5.1.2 丰富劳动平权的工具选择,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 |
| 5.1.3 缩小职家平衡的工具差异,增强文本内容衔接性 |
| 5.1.4 用好就业可持续发展的工具组合,激发女性自主就业观 |
| 5.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申请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核心概念 |
| 三、文献述评 |
| 四、理论基础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生成 |
| 第一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及其内涵 |
| 一、何谓制度化精英主义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文化生态 |
| 第二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历史溯源 |
| 一、前制度化精英主义时期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萌发与成长 |
| 三、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成熟与定型 |
| 四、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形变与转型 |
| 五、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新发展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制度化与制度化学术精英 |
| 一、人才计划:制度化学术精英的“温床” |
| 二、多元互动:制度化学术精英的生成 |
| 三、被接受的制度化:学术精英与学术共同体 |
| 第二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概况与特征 |
| 第一节 “两院”院士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二节 “长江”“杰青”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三节 “四青”人才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四节 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整体概况与主要特征 |
| 一、整体概况 |
| 二、主要特征 |
| 第三章 政策驱动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人才竞争 |
| 一、为经济增长而竞争 |
| 二、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 |
| 三、政策激励与人才竞争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一、部分省级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二、部分非省会中心城市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三、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主要特征与革新空间 |
| 第三节 人才政策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学术精英是人才政策的重要对象 |
| 二、人才政策势差客观存在 |
| 三、人才政策效力有弱化风险 |
| 第四章 锦标赛制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学术锦标赛与大学排名 |
| 一、大学为何参与学术锦标赛? |
| 二、大学如何提升大学排名? |
| 第二节 大学声誉竞争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大学学术精英的市场需求度 |
| 二、大学竞争学术精英的策略 |
| 三、大学引才策略对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竞赛型流动及其效益 |
| 一、学术精英学术流动的效益 |
| 二、学术精英行政调动的效益 |
| 三、竞赛型流动与学术精英发展 |
| 第五章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 |
| 第一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入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出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的理论分析 |
| 一、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 二、学术精英吸收能力及其异质性 |
| 三、学术精英竞争性优势的可转移性 |
| 第六章 关于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反思 |
| 第一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 |
| 一、深化改革促进的高等教育自主化 |
| 二、快速发展推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一流化 |
| 三、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及其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特殊性 |
| 一、人才计划支配的学术精英流动 |
| 二、事业单位制异化的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三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一般性 |
| 一、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与中外大学学术精英流动 |
| 二、加快推进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国际化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发表情况 |
| 后记 |
（5）“全面二孩”背景下促进女性就业的政府策略研究 ——基于南京市雨花台区的调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四、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依据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全面二孩政策 |
| (二)性别歧视 |
| (三)男女平等就业权 |
| 二、理论依据 |
| (一)社会公正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
| (三)新公共服务的责任政府理论 |
| 第二章 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就业问题探析——以南京市雨花台区为例 |
| 一、数据来源与问卷设计 |
| (一)数据来源 |
| (二)问卷设计 |
| 二、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就业问题的具体表现 |
| (一)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产生的影响大于男性 |
| (二)全面二孩政策影响产后女性的再就业动机 |
| (三)全面二孩政策加大了女性平衡家庭与就业之间的难度 |
| 第三章 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就业问题的政府责任追溯 |
| 一、政府对男女平等和生育权相关制度观念宣传不力 |
| (一)法制宣传不到位,女性维权意识淡薄 |
| (二)对男权文化和落后生育观念缺乏及时正确的引导 |
| 二、生育配套政策不健全 |
| (一)生育休假制度不健全,男性育儿责任不明确 |
| (二)婴幼儿照护系统不完善,“二孩母亲”照料负担加重 |
| (三)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小,普遍二孩生育使得社会生育成本增加 |
| 三、政府缺少对雇佣“二孩母亲”企业的成本分担措施 |
| (一)政府将部分生育成本潜在地强加给企业 |
| (二)关于企业雇佣“二孩母亲”可能导致间接经济损失的政策保障偏弱 |
| 四、政府对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及监管不到位 |
| (一)针对男女平等就业的专门法律法规缺位 |
| (二)劳动保障部门监管范围不全面 |
| 五、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渠道狭窄,女性就业资源匮乏 |
| (一)政府与社会组织主动介入提升女性就业素质的力度不够 |
| (二)缺乏针对女性群体的公共性就业咨询与培训服务 |
| 第四章 部分亚洲国家促进女性就业相关政策及经验借鉴 |
| 一、日本的女性就业保障法律 |
| (一)专项立法保障女性基本就业权利 |
| (二)明确界定就业歧视范围保障男女就业机会均等 |
| (三)保障良好的女性就业环境 |
| 二、新加坡的生育支持政策与家庭 |
| (一)生育支持政策 |
| (二)家庭友好政策 |
| 三、韩国平衡生育与女性就业的生育政策激励机制 |
| (一)医疗保健激励机制 |
| (二)托幼激励机制 |
| (三)女性就业激励机制 |
| 第五章 全面二孩政策下打破女性就业困境的政府策略优化 |
| 一、引导社会性别观念,倡导男女平权 |
| (一)在全社会培育正确的性别观念,尊重女性生育权 |
| (二)加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普法宣传,提高女性维权意识 |
| 二、完善配套生育政策,重视建立健全生育保险制度 |
| (一)改革现有产假制度,建立统一标准 |
| (二)提供形式多样的普惠性托儿服务 |
| (三)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维护女性生育福利 |
| 三、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为企业提供适当的税收减免及优惠政策 |
| (一)建立政府、企业、个人三方联合承担的生育保险制度 |
| (二)降低企业雇佣女性职工的成本 |
| 四、健全多元主体协同监管机制,维护妇女基本就业权益 |
| (一)推动出台性别平等地方法规,杜绝就业中的隐形性别歧视 |
| (二)多元主体协助配合政府机构,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管 |
| 五、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提高女性就业能力 |
| (一)重视高等教育,提高女性整体就业素质 |
| (二)积极开展面向女性群体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活动,鼓励自主创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调查问卷 |
| 附录B:访谈提纲 |
（6）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及选题价值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价值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一、章节结构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相关概念与基本涵义 |
| 第一节 概念梳理与辨析 |
| 一、阶级与阶层 |
| 二、社会阶层与社会分层 |
| 三、社会流动: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 |
| 一、中英文研究成果的总体概况及具体比较 |
| 二、对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涵义的初步总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社会流动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从二元阻隔到有序推进的政策变迁 |
| 一、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的限制性社会流动阶段(1949-1984) |
| 二、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的区别性社会流动阶段(1984-2003) |
| 三、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的赋能性社会流动阶段(2003至今) |
| 第二节 制度作用变迁与能动机制强化并存的演变规律 |
| 一、制度因素:作用机制变迁与新生制度问题 |
| 二、能动机制:多元选择与非农趋势 |
| 第三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格局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总体概况 |
| 一、当前结构性社会流动的基本现状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类型 |
| 一、形成背景: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演变 |
| 二、基本类型:联根式流动、脱嵌式流动与发展式流动 |
| 第四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基本成因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动力机制 |
| 一、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结构性动力成因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能动性动力成因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制约机制 |
| 一、先赋性差距:经济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差距 |
| 二、后致性差距: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不均 |
| 第五章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反思 |
| 第一节 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与理论来源 |
| 一、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 |
| 二、阶层固化命题的理论来源 |
| 第二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事实维度的反思 |
| 一、贫富差距现状:纵向对比与横向比较 |
| 二、教育机制影响:农村的社会基本面变迁 |
| 三、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事实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三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逻辑反思 |
| 一、问题研判的片面性:形而上,而非辩证性 |
| 二、现实所指的含混性:局部问题,抑或全局特征 |
| 三、分析单位的混淆性:阶层分化,还是社会流动 |
| 四、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逻辑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六章 对于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 |
| 第一节 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为理论总结的原因 |
| 一、社会转型: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结构性致因 |
| 二、制度变迁: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生态性致因 |
| 第二节 社会流动成本的含义及构成 |
| 一、基本涵义 |
| 二、基本内容 |
| 三、主体构成 |
| 第三节 当前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表现、问题及诉求 |
| 一、基本表现 |
| 二、现实问题 |
| 三、基本诉求 |
| 第七章 优化流动社会治理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优化职责体系 |
| 一、政府职能重心转移:突出公共服务,强化社会职能 |
| 二、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治理重心下移,优化职责配置 |
| 三、政府间横向关系补缺:强化府际合作,构建伙伴关系 |
| 第二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建设“有为政府”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维护公平竞争,消除流动障碍 |
| 二、政府与社会关系:发挥政府主导,推动多元治理 |
| 三、政府与个人关系:明确责任边界,激励能动精神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推进城乡融合 |
| 一、城市维度: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加社会流动容量 |
| 二、城乡结合部:强化社会治理能力,推动管理机制变迁 |
| 三、农村维度: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寻求内生增长动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一.个人简历 |
| 二.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农民工市民化相关研究 |
| (二)政府责任相关研究 |
| (三)农民工市民化中的政府责任相关研究 |
| (四)研宄综述评述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及不足 |
| (一)研究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理论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农民工 |
| (二)农民工市民化 |
| (三)政府责任 |
| 二、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基础 |
| (二)政府责任的理论基础 |
| 三、分析框架的构建 |
| (一)分析框架构建的依据 |
| (二)分析框架的内容分析 |
| 第二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演化及特点 |
| 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发展及政府责任演化 |
| (一)农民工显性化阶段中的政府责任(1978-1983年) |
| (二)农民工就地转移阶段中的政府责任(1984-1988年) |
| (三)农民工波动转移阶段中的政府责任(1989-1991年) |
| (四)农民工异地转移阶段中的政府责任(1992-2000年) |
| (五)农民工规范转移阶段中的政府责任(2001-2012年) |
| (六)农民工全面市民化阶段中的政府责任(2013年至今) |
| 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特点 |
| (一)从严格控制到放松管制(1978-1988年) |
| (二)从限制紧缩到合理引导(1989-2000年) |
| (三)从城乡统筹向公平共享(2001年至今) |
| 第三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滞后的表现原因及其政府责任的审视 |
| 一、农民工市民化发展滞后的表现 |
| (一)户籍人口市民化率与城镇化率存在统计差异 |
| (二)农民工权益保障范围局限 |
| (三)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显着 |
| (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文化素质差异明显 |
| (五)农民工政治权利保障缺失 |
| 二、农民工市民化发展滞后的成因及政府责任的反思 |
| (一)政府责任价值与政策导向偏见 |
| (二)制度供给与制度设计固化 |
| (三)组织支持与资本供给约束 |
| (四)公共服务提供与基础服务匮乏 |
| 第四章 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特点及启示 |
| 一、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特点 |
| (一)英国政府强制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
| (二)美国市场主导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
| (三)德国均衡发展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
| (四)日本政府干预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
| 二、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启示 |
| (一)消除制度性障碍是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根本途径 |
| (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保障农民工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 |
| (三)完备的法律体系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有力保障 |
| (四)注重教育与培训是提升农民工自身能力的有效措施 |
| 第五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价值选择 |
| 一、政府责任的理念转变 |
| (一)从片面追求GDP发展向平等公正转变 |
| (二)政府责任多元化与有效性的结合 |
| 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目标 |
| (一)职业与地域转变的目标 |
| (二)身份与生活方式转变的目标 |
| (三)价值观念与自我发展的目标 |
| 三、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政府应遵循的原则 |
| (一)平等与公正原则 |
| (二)渐进与有序原则 |
| (三)统筹与协调原则 |
| 第六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优化与完善 |
| 一、制度设计责任的革新 |
| (一)户籍制度改革的政府责任 |
| (二)社会保障制度供给的政府责任 |
| (三)劳动保障制度改革的政府责任 |
| (四)健全住房保障体系的政府责任 |
| (五)法律体系构建的政府责任 |
| 二、资本支持责任的提升 |
| (一)人力资本供给的政府责任 |
| (二)社会资本支持的政府责任 |
| 三、基础公共服务供给责任的完善 |
| (一)提升农民工子女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水平的政府责任 |
| (二)完善农民工文化生活的政府责任 |
| 第七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保障与实现 |
| 一、政府履责方式的革新 |
| (一)协商沟通：提升政府责任履行的有效性 |
| (二)合作参与：提高政府责任履行的精准度 |
| (三)公平补偿：体现政府责任履行的人本关怀 |
| 二、政府履责评估的构建 |
| (一)政府责任评估的主体 |
| (二)政府责任评估的内容 |
| (三)政府责任评估的准则 |
| (四)政府责任评估的结果 |
| 三、政府责任监督的完善 |
| (一)行政问责制度 |
| (二)司法问责制度 |
| (三)社会问责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全面二孩政策下的女性平等就业问题研究 ——基于政策均衡的理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女性平等就业的复杂性问题 |
| 1.1.2 女性平等就业的二孩政策影响问题 |
| 1.1.3 女性平等就业的政策均衡促进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学术意义 |
| 1.2.2 实用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
| 1.4.1 研究的基本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的基本框架结构 |
| 1.5 研究创新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政策均衡 |
| 2.1.2 女性平等就业 |
| 2.1.3 二孩政策 |
| 2.2 理论支撑 |
| 2.2.1 政策均衡理论 |
| 2.2.2 政策变迁理论 |
| 2.2.3 社会性别理论 |
| 2.2.4 就业歧视理论 |
| 2.3 研究综述 |
| 2.3.1 公共政策的均衡研究 |
| 2.3.2 二孩政策下女性就业研究现状 |
| 2.3.3 相关研究述评 |
| 3 政策变迁均衡：我国生育政策与女性平等就业的发展研究 |
| 3.1 倡导生育政策期与鼓励女性就业期(1949-1970) |
| 3.1.1 建国后的倡导生育政策时期 |
| 3.1.2 政府主导下的鼓励女性就业期 |
| 3.1.3 倡导生育政策对女性平等就业的影响 |
| 3.2 独生子女政策期与女性就业调整期(1980-2015) |
| 3.2.1 独生子女政策时期 |
| 3.2.2 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女性就业调整期 |
| 3.2.3 独生子女政策对女性平等就业的影响 |
| 3.3 全面二孩政策期与女性就业竞争期(2016—至今) |
| 3.3.1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 |
| 3.3.2 全面二孩政策下的女性就业竞争期 |
| 3.3.3 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平等就业的影响 |
| 3.4 小结与启示 |
| 3.4.1 小结 |
| 3.4.2 启示 |
| 4 政策系统均衡：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平等就业的配套政策分析 |
| 4.1 从政策系统均衡看全面二孩政策下的女性平等就业 |
| 4.1.1 政策系统均衡的构成 |
| 4.1.2 全面二孩政策的系统内、外均衡分析 |
| 4.2 二孩政策与公共服务配套政策的系统失衡 |
| 4.2.1 “二孩”配套政策的发展 |
| 4.2.2 二孩政策与公共服务配套政策失衡的表现 |
| 4.2.3 当前政策体系失衡的主要特征 |
| 4.3 政策系统失衡对女性平等就业的影响 |
| 4.3.1 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增加 |
| 4.3.2 求职、晋升阻力加大,薪酬福利减少 |
| 4.3.3 非正规就业可能性进一步变大 |
| 5 政策效果均衡：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平等就业状况—以重庆市为例 |
| 5.1 重庆市女性就业的基本情况 |
| 5.2 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平等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 |
| 5.2.1 调查研究的基本情况 |
| 5.2.2 样本的数据分析 |
| 5.3 小结与讨论 |
| 6 国外促进女性平等就业的政策借鉴 |
| 6.1 英国、美国、欧盟、日本促进女性就业平等的法律与政策 |
| 6.1.1 英国、美国、欧盟的法律和政策设计 |
| 6.1.2 英国、美国、欧盟、日本的政策执行机构 |
| 6.2 英国、日本的家庭和育儿福利政策 |
| 6.2.1 英国的育儿福利政策 |
| 6.2.2 日本的家庭和育儿福利政策 |
| 6.3 北欧国家的家庭支持政策 |
| 6.4 日本、北欧国家的企业友好型政策 |
| 6.4.1 日本的企业激励政策 |
| 6.4.2 北欧国家的性别配额制度 |
| 6.5 小结与讨论 |
| 7 以政策均衡促进女性平等就业的对策建议 |
| 7.1 均衡两类基本政策,协调各方利益 |
| 7.1.1 注重两类政策的均衡协调 |
| 7.1.2 协调各方利益 |
| 7.2 完善就业相关政策,保障女性平等就业 |
| 7.2.1 制定反就业歧视法 |
| 7.2.2 完善就业法律法规 |
| 7.2.3 强化反就业歧视机制 |
| 7.3 加强公共服务政策,解除女性后顾之忧 |
| 7.3.1 加强公共服务的供给和保障 |
| 7.3.2 鼓励企业创造家庭友好型就业环境 |
| 7.3.3 改变家务劳动的传统负担模式 |
| 7.4 引导社会性别观念,实现两性真正平等 |
| 7.4.1 解构法律和相关政策中的男性话语 |
| 7.4.2 引入性别评估机制 |
| 7.4.3 加强女性社会地位的数据统计和监测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B.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录用待发表的学术论文 |
| C.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
| D.调查问卷及座谈题纲 |
（9）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 6.6 本章小结 |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10）中国住房政策演变及后果 ——基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1954-2017）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第二章 中国住房研究文献述评 |
| 2.1 住房政策研究综述 |
| 2.2 公共政策文本分析研究综述 |
| 2.3 现有研究不足 |
| 第三章 选择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进行研究的依据 |
| 3.1 选择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理由 |
| 3.2 利用政府工作报告的具体做法 |
| 3.3 中国住房政策分析和评估的理论依据 |
| 第四章 1954-1977:“先生产、后生活” |
| 4.1 住房问题的表述与住房范式 |
| 4.2 住房建设投资及政策后果 |
| 第五章 1978-1997:“安居”才能“乐业” |
| 5.1 住房问题的表述与住房范式 |
| 5.2 住房建设投资及政策后果 |
| 第六章 1998-2017:住房—一投资、消费、抑或保障? |
| 6.1 住房问题的表述与住房范式 |
| 6.2 住房建设投资及政策后果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转轨中的就业问题与公共政策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D]. 鄂义强.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2]家-国视野下三代“工家女”生命历程中的身份演变[D]. 艾美伶.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1)
- [3]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女性就业保障政策研究[D]. 文佳慧. 桂林理工大学, 2020(02)
- [4]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D]. 郭书剑.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5]“全面二孩”背景下促进女性就业的政府策略研究 ——基于南京市雨花台区的调查分析[D]. 柏玉成.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6]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D]. 王通. 南开大学, 2019(05)
- [7]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研究[D]. 车若语.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9(08)
- [8]全面二孩政策下的女性平等就业问题研究 ——基于政策均衡的理论视角[D]. 兰庆庆. 重庆大学, 2018(09)
- [9]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10]中国住房政策演变及后果 ——基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1954-2017）的研究[D]. 孙小梅. 厦门大学, 2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