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履行入世承诺 体现审慎监管（论文文献综述）
王淑敏[1]（2021）在《全球数字鸿沟弥合：国际法何去何从》文中研究指明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剧了各种变数的不确定性,数字经济趁机逆流而上,成为一股清流、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迷。但对于全球、特别是发展国家而言,能够有效获取和使用数字资金、技术和手段严重不足,与发达国家之间固有的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甚至衍生为数字殖民主义。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私有化、自由化与网络空间主权对立,属地管辖的标准难以识别,这些诱因都是发达国家主导国际法弥补鸿沟失灵的重要推手。据此,构建"新的世界信息和通信秩序",协调数字开放与网络空间主权冲突,修正属地管辖标准的缺陷,为发展中国家匡扶国际法正义指引了方向。尤其是中国政府提出打造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引领数字开放与网络安全规则,开启跨境数字执法机制新模式,这些努力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注入了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贡献。
王彩霞[2]（2021）在《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现不同需求层次的内外协调?本研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发展战略而言,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预计于2050年实现的目标。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国实现该目标的信心,然而,中国当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有鉴于此,明确现代化的引领性地位是中国今后坚定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基础与方向,这也为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框架与目标。为此,本文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搭建国家需求层次分析框架,分析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可行性路径。在分析框架创建方面,本文以人为标准,衡量国家建构,分别结合历史、时代与文化三种情境,推演出国家具备权力、利益与道德三类人格。由这一多元人格属性可见,国家是包含主权象征、利益集成与人本关切的复合体。因此,国家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具有一定可观察性,可外化国家基本需求。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国家需求具有通约性,故此,可借助人的需求类比国家需求,这构成跨学科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前提。据此,国家需求分为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国际责任需求、国际地位需求与现代化需求,不同需求层次的内涵因时因事因国别因形势而异。在需求正向转化上,后一需求以前一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由较高层次需求向较低层次需求的逆转。在国际社会化情境中,国家对自身需求的调节以及国家间需求的调和,同属国家间互动与需求协调的研究议题,这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具体至案例选择,本文以中国自建国至今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与转型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是分析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演化的时间分界线,受时代认知、路径抉择与规范扩散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国家优先需求发生调整,由主权需求优先调整为发展需求优先。当前,在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发展格局亟需重塑等背景下,中国进入不同层次需求均需兼顾的新时期。由此,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转型。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多重压力。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危机,百年变局变数增多,全球化逆潮与民粹主义叠加。受此冲击,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难度加大。面对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境相同,既遭受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也承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除环境不确定性、身份被质疑以及竞争多元化的外部挑战外,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界过度关注特定经济发展指标,这会干扰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理性认识;历史已存的发展失衡程度与时剧增,这不仅阻碍国家发展模式调整,也会制约国际发展合作水平提升;国内与海外利益人为划界,这会固化国家对长远利益的统筹布局。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其次,国家自身需求认知失调。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分化大于整合;受国内外舆论影响,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需求所获关注不均;因目标宽泛,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关联不足。再次,国际社会对国家需求的认可不足。外界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对多边发展倡议存疑;制度性话语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外交在由双边互动向多边参与拓展的进程中,缺乏社会基础。最后,国家多元需求实现存在制度建设欠缺,长期延续的优惠型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实践与主流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存在张力,尚无应对全策;在管理上,专业机构尚待加强能力建设;多边合作的路径选择受到既有经验的制约。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稳慎转型,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一,为明确发展需求,基于科学了解的实际,创新发展质量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不同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基于海内外利益关联性,增拓中国利益;基于对内生性需求的关注,培养随时而动的定力。其二,为整合需求层次,将国际责任需求及时适度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将维护主权完整与坚定发展需求作为追求大国地位的前提;将国民理性培育与大国崛起难度,用于协调内外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三,为提升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以切实的合作成效,破除外界疑虑;以运用话语扩散规律为前提,提升多边参与话语效能;以实际互动,消除各方假想,通过国际组织积累正向互动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疫情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外交。其四,为完善国家需求实现机制,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性采纳国际发展规范;结合已有条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全面评估;结合能力与时机,推进三方合作制度化;结合内外机制现状,提高国际竞争抗风险能力。综上,这些路径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向现代化目标稳健迈进。
张丽微[3]（2021）在《CPTPP国际金融服务规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屠新泉,武赟杰[4]（2021）在《入世20周年推动中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国际竞争力显着提升,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0年来,中国积极履行入世承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改善国内营商环境。首先,本文结合WTO规则从开放和改革两方面梳理了中国营商环境建设的相关举措:贸易便利化和投资便利化,外商投资法的改革,透明度的相关法律法规改革以及为民营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然后,本文进一步指出中国改善营商环境取得的成就,涵盖营商环境指标、外资企业预期、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和研发创新等方面。最后,根据目前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尚存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和促进市场主体公平竞争。
程睿[5]（2021）在《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文中提出19世纪70年代后,为获取更多利润、实现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本输出不断地提高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理论界开启了对于帝国主义特征与实质的理论研究。伴随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宣告诞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概念与内涵由帝国主义理论析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基础概念、合理内核与最终目的。广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是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涵盖自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以来的全部帝国主义理论中经济范畴的阐释,包括20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包括中国对于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狭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则包含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后出现的西方帝国主义理论中对于不同时期帝国主义经济控制方式的理论批判,即“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全球霸权的手段。在经济帝国主义理论视域中,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军事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均作为助推经济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从属于经济帝国主义而非与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在全球化中体现地愈加明显。20世纪是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萌芽时期,由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共同组成。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提供思想来源,是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列宁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对前列宁时期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的利用与帝国主义寄生性的补充中,对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的基本继承中,对卢森堡积累规律论的批判性借鉴中,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提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列宁用案例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以特征论与阶段论的视角对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经济特征进行梳理、提炼、概括。其中,特征论是阶段论的基础内核,阶段论是特征论的合理命题。列宁揭示出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社会特征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给帝国主义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定义,揭示出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前夜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新路径,开创了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提出也标志着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及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有了新的大发展,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旧殖民地纷纷走向独立,然而政治上的独立却没能使得新兴民族国家在经济上获得良好的发展,多数民族国家的经济仍然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与之相反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与经济腾飞。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与未来,重点针对落后国家为何落后、落后国家如何摆脱落后等问题展开探讨,生成了以“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二战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由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向更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转变。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宣告进入了“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时期,以保罗·巴兰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萨米尔·阿明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为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奠基性、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结合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以“经济剩余”为切入点展开对于垄断资本控制下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形态的分析,以案例分析和历史性回顾的方式对于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进行理论透视,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早期侵略和殖民统治是落后国家的“欠发达”根源,致使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基础被破坏、发展道路被扭曲、经济剩余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向流动。提出落后国家想要突破“欠发达”根源,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可能、最好出路是社会主义革命。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奠基理论。“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相关学说的基础上,以巴兰“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的观点为出发点,在对当代帝国主义理论部分学者研究成果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以经济过程为论证核心,对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的资本主义形态、经济结构、南北不平等交换的具体形式及原因、垄断资本剥夺下生成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进行剖析。揭示出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处于“外围”的落后国家由于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积累模式的不同造成了垄断资本控制下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与分配格局。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理论成果。进入21世纪,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迎来了重大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苏联解体、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促使西方左翼理论家将研究的重点重新聚焦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21世纪“新帝国主义理论”应运而生,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实现了同步发展。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资本积累、生产方式、民族国家地位等的变革展开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积累逻辑的批判理论、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生产方式变革理论、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的民族国家理论。资本积累逻辑批判理论,力图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创造出一个以资本积累逻辑批判、资本积累空间修复批判、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批判为基础的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展开对于新经济帝国主义形成、发展、演变的全新阐释,开创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批判范式的新维度。其中,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是理论分析的主线,空间修复是资本积累新的转移方式也是分析空间地理的工具,剥夺性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导形式与驱动力。生产方式变革理论,以帝国为核心概念对帝国的本质、帝国的统治形式、帝国的生产方式展开论述。生产方式变革理论揭示帝国的本质是资本帝国、帝国的统治形式是生命政治统治、帝国的生产方式是生命政治劳动,指出反抗帝国的主体在生命政治劳动中产生,探讨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及存在的可能。民族国家理论,以资本帝国主义作为对新经济帝国主义的表述方式,在将资本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战后帝国主义形态的比较中,概括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经济与政治的剥离是资本帝国主义与以往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扩张与帝国霸权、全球化中资本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霸权统治、民族国家是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与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能量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结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资本积累、对抗主体等内容,可知经济帝国主义在全球化中依然不会停止其向更深层次演进的脚步,全球化中经济帝国主义的诉求依然是构筑资本的帝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心与外围的经济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帝国主义也在演进中不断地生发出新的生产、积累、扩张、修复形式。研究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是找寻跳脱经济帝国主义资本逻辑的路径,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平等发展。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持续在场使之成为反抗经济帝国主义的重要主体,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辅助全球化中与经济帝国主义交锋的关键要素,新的反抗主体指向民族国家、新的发展路径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开启了全球化中的新一轮权力布展,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下的发展道路与实践经验为世界经济治理、世界各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与参考方案。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以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反思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中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应对策略,生发出关于历史的总结与未来的展望,能够为促进实现反经济帝国主义扩张提供新的论据支撑。
马妍妮[6]（2020）在《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提升是推动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与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增强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因此,商业银行未来如何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率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充分意识到防范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与加强对商业银行审慎监管的重要性。十九大报告强调:“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一直以来,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实施相对严格的审慎监管要求。审慎监管是商业银行稳健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商业银行开展经营活动所遵循的核心监管标准。审慎监管的实施能够有效地识别与遏制商业银行风险,确保商业银行在稳定的体系内合规开展各项经营活动。此外,商业银行监管目标不仅是防范金融危机,还包括促进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即注重银行效率与发展。良好的审慎监管政策能够促进银行体系的有效运行,进而提升银行经营效率。鉴于此,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当前审慎监管能否提升商业银行经营效率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在审慎监管背景下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变化趋势如何?审慎监管中相应的监管工具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产生促进还是抑制作用,审慎监管工具的微观影响效应是否一致?这些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本文在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形成了研究我国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的理论框架,并且利用2011—2018年29家A股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从静态与动态的角度分别采用三阶段DEA模型与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来测算审慎监管条件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并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主要审慎监管工具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审慎监管政策逐渐完善并且商业银行相应监管指标均高于最低标准。随着审慎监管政策逐步发展,已形成相对完善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协调与维护金融稳定。目前,商业银行资本、杠杆率、流动性、贷款损失准备监管中相应指标基本达标,这对维护商业银行稳健经营起到积极作用。但商业银行仍需根据其创新行为以及潜在风险,持续遵循审慎监管要求。（2）基于财务角度审慎监管实施以来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呈现下降趋势。基于财务指标法,研究发现审慎监管实施以来,商业银行的收益与成本、流动性、资产质量与安全以及发展能力等方面的部分财务指标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收益及发展能力指标下降趋势较为明显,并且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单一财务指标存在显着差异。从收益与成本、流动性、资产质量与安全以及发展能力等方面,基于改进的熵值法评价模型,研究发现审慎监管实施之后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水平均出现下降趋势,随后大型与城市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有所提升。通过改进的熵值法评价模型,发现2018年大型、城市与农村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水平差异不明显。基于经济（财务）角度,2018年不同类型商业银行中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相对较低。（3）审慎监管条件下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存在较为明显差异。第二阶段SFA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对环境变量与随机变量调整是十分有必要的。经调整后的三阶段DEA模型与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的效率值均发生一定变化。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静态结果表明规模效率的变动是影响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主要因素。基于三阶段DEA模型,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数值存在明显差异,综合技术效率排名为: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动态结果显示,从截面分析,大多数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大于1,其中技术效率基本未偏离生产前沿面,可见,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主要源于技术进步指数的变化。此外,大型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指数与技术进步指数之间差异并不明显,而城市与农村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指数明显高于技术进步指数,并且只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技术进步指数大于1。从时间序列分析,2012-2018年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存在一定差异。股份制与城市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波动较为频繁,其他类型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上升-下降-上升的过程。进一步研究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演进分析。根据变异系数的变化并不能判断是否为σ收敛。但是根据绝对β收敛检验与条件β收敛检验,研究发现存在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4）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产生一定影响且存在多种影响机制。就整体回归结果而言,审慎监管工具中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以及贷款拨备率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提升产生积极作用,而杠杆率与经营效率之间存在明显负相关关系。整体来看,审慎监管工具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不具有一致性,但多数审慎监管工具对经营效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对于异质性回归结果,将样本商业银行分为大中型商业银行与小型商业银行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均对大中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起到显着的促进作用。对于小型商业银行而言,资本充足率对经营效率具有积极影响,而杠杆率、贷款拨备率对小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具有负效应。进一步通过面板门槛检验研究发现,审慎监管工具中杠杆率、流动性比例和贷款拨备率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即杠杆率、流动性比例和贷款拨备率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而资本充足率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之间并未通过门槛检验,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非线性关系。此外,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存在多种影响机制。稳定性机制是审慎监管促进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提升的重要机制。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以及贷款拨备率能够通过稳定性作用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从业务结构视角来看,杠杆率监管对商业银行业务结构产生约束效应。当业务结构优化程度降低时,杠杆率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负面影响更加显着。此外,审慎监管中资本充足率、杠杆率通过盈利能力的改变导致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发生变化,即随着盈利能力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正向作用,同时,杠杆率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抑制效应显着增强。最后,为了进一步提升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基于商业银行视角,本文根据前文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商业银行应树立审慎经营理念、明确自身战略定位、科学调控审慎监管指标、重视金融科技发展、提高经营稳健性、推进业务转型与创新、增强信息披露力度、把握金融开放机遇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胡枚玲[7]（2020）在《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二战之后,GATT主要致力于削减和约束关税壁垒,到WTO协定建立了对国家贸易政策的协调体系。WTO协定对一国的对外贸易规制措施建立了统一的纪律约束,比如关税、海关估价、原产地、反倾销等;对一国的国内规制措施也进行了约束,比如TBT协定、SPS协定、GATS协定等对国内规制措施明确了非歧视性、透明度以及不必要的贸易限制等要求。然而,WTO协定主要约束的是成员的贸易保护性国内规制措施,对规制约束的范围也有限,无力解决普遍存在的低效、重复的或非歧视性规制壁垒。而这些不受WTO约束的国内规制壁垒仍会对国际贸易带来负担。国际经贸协定对国内规制监管的难点在于如何区分必要的规制,在成员的规制自主以及自由贸易之间实现平衡。WTO似乎陷入了两难困境,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国家制定和实施规制措施时局限于国内思维,不仅可能会造成贸易壁垒也会导致成员之间的规制不一致从而增加贸易成本。解决这一困境的方式是在规制制定过程中引入国际思维,考虑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规制一致性,进行国际规制合作。如今世界各国还面临一系列全球化问题,比如环境、金融、健康或安全等,一国无法有效应对,也需要进行规制合作。由于WTO多哈回合谈判长期陷入了困境,对国内规制监管的改革难以推进成功。2012年,美国通过了13609号行政命令,明确提出推进国际规制合作,并寻求在区域贸易协定中推进国际规制合作,引入以“良好规制实践”为核心的规制合作,致力于国家内部规制的一致性,国内规制的透明与高效。美国相继在TPP、TTIP谈判中引入“规制一致性”或“规制合作”议题。随后,CETA、JEEPA以及USMCA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都纳入了这一新型规制合作。新近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目标、模式、规则以及保障等形成的规制合作机制,正成为一种新的全球规范。而中国所参与的自由贸易协定还没有引入此种规制合作,国内也没有形成系统的良好规制机制。因此,需深入系统研究规制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国际经贸协定如何更好的实现规制合作、中国国内规制改革的策略以及参与国际经贸协定的规制合作方案。本文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机制的基本理论与实践。为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或控制形成了规制,而各国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政治或制度等原因在各自领域范围内形成了不同的规制,这种规制差异特别是不必要的规制差异会阻碍经济的全球发展。各国的规制差异不会自动达成和谐状态,会形成规制的冲突。有冲突就会有合作,国际规制合作机制可以有效化解规制冲突,促进经济的全球发展。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实践经历了从约束规制效果到约束规制过程、从约束歧视性规制到追求国内规制透明、一致、高效的转变,GATT时期注重国家的外贸政策的协调,WTO为代表的传统国际经贸协定关注国内规制效果的协调,新近国际经贸协定更追求规制过程的透明、一致与高效。当前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还面临诸多挑战,比如规制合作目标的困惑、规制合作模式的选择与确定、规制合作规则的安排、规制合作如何保障等。第二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目标与原则。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的目标不应该是单一,而应是多元的分层次的体系,要促进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提高国内规制质量和水平,保证国内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但要同时实现这些目标存在困境,要保障国内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规制自主,而规制自主可能导致贸易壁垒,还会造成规制的冲突。因此,需要首先在规制制定过程中统筹考虑这些目标的平衡;其次应明确特定条件下一些重要的目标予以优先考虑。要实现这些目标,应坚持规制主权原则、多元治理原则、成本效益原则以及规制一致性原则。第三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模式。规制合作模式主要有委托代理模式、复合网络模式以及实验主义治理模式。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主要采取的是委托代理模式,由于委托事项不具体,委托后果具有不可预见性,这一模式会引发成员国规制主权的担忧,也很难适应新产生的问题,虽然在具体领域探索了实验主义治理模式,但没有形成法律约束力;新近国际经贸协定的规制合作以实验主义治理模式为主:确立框架目标,参与者在框架目标下自行实践,参与者定期汇报、公开评议,对框架目标进行定期修订。实验主义治理模式充分尊重了成员国的规制自主,通过不断实践进行评议不断提高,代表了未来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趋势和发展方向。第四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规则。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对国内规制的约束主要包括非歧视性要求、必要性要求以及国际透明度,鼓励采用规制等效与相互承认、国际标准等实现规制协调。其致力于消除贸易保护性措施,无力解决非歧视性的规制冲突,重视规制的效果而忽视了规制过程的约束,约束的范围也比较局限,在保障国内民主方面也存在一定局限,忽视了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的规制合作规则更重视规制过程的透明度要求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创设了“良好规制实践”规则:包括内部规制协调审查、规制影响评估、透明度与利益相关者参与等,同时注重规制合作交流以及规制协调等,形成了新的规制合作范式。在规制合作的具体规则上,新近国际经贸协定各具特点,具体制度的设计上也存在不完善之处:TPP/CPTPP的引导式规制合作规则通过示范引导成员实现“良好规制实践”,但不宜将一国的国内法律制度作为示范性要求,可采取问题导向式,使成员结合自己的国情进行实践;TTIP的协调式规制合作规则注重协调融合成员不同的规则,但不宜将成本效益分析作为规制影响评估的必然选择,可以作为其中一项选择;USMCA的相对强制式规制合作规则更注重强制性的透明度义务,但不应是一国国内法律制度的直接输出,而应体现不同国家之间制度的融合。第五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保障机制。传统国际经贸协定对国内规制规则采取硬性保障的争端解决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在解决“必要性”与科学性方面引起了质疑,还存在解决纠纷成本大、裁决过程不透明等问题需要进行完善。对传统规制合作领域新近国际经贸协定都采取了硬性保障的争端解决机制,其争端解决机制是半开放的,引入了金钱补偿机制,只有USMCA的有限的硬性保障机制具有普遍适用性。传统国际经贸协定还采取了软性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发挥了积极效用,存在的问题在于审议范围太广而深度不够,对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约束力不强,可以在全面审议的基础上增加分议题审议,有效衔接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加强贸易政策审议之后的后续监督。新近国际经贸协定的规制合作普遍采取了软性保障机制,TPP/CPTPP建立了通知实施以及审议机制,TTIP采取部长级会议审议交流机制,USMCA鼓励成员之间寻求解决方式。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保障应采取硬性保障与软性保障的结合,鉴于规制涉及一国的政治法律体制,应严格限定硬性保障机制的适用范围,完善软性保障机制,并建立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机制。第六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对中国的挑战及应对。新近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政治战略对中国参与国际规制合作形成了一定的挑战,规制合作新范式对国内规制的高标准高要求也给中国的国内规制带来了挑战。中国需要从国际国内层面积极应对:国内层面,中国需要对国内规制进行“良好规制实践”的改革和优化升级,提升透明度,保障公众参与,建立系统的规制影响评估制度,建立规制协调机构,完善规制协调程序等;国际层面,中国可以考虑在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以及升级中引入合适的规制合作机制:不宜采取强制的规制合作规则,应选择协调式的规制合作规则,可以接受引导式的规制合作规则;设计合适的规制合作方案:应明确在保障国内公共政策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多元目标的协调;肯定各国的规制原则和程序;倡导进行规制影响评估,不宜将成本效益分析作为必须步骤;在促进规制一致性上,注重透明度以及公众参与;鼓励推动采用国际标准、相互承认等;排除争端解决机制,强调规制合作的实验主义治理。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制合作规则的制定,又需要主动进行国内经济和政府管理制度的改革,形成中国制度优势和“良好规制实践”,实现国际和国内法治格局的良性互动,提高中国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
王毅[8]（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许冉[9]（2020）在《法治营商环境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营商环境已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世界各国进行博弈的新场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对营商环境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当前,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新时代,吸引和留住企业的条件要素已经不再是仅仅依靠资源和优惠政策,而是更多体现在企业市场准入、经营、退出等方面的制度环境上。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法治营商环境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营商环境综合性、动态性的特征决定了优化营商环境非一日之功,是一项长期、系统性的工程。在优化工作中,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既要提升我国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更要注重制度、法律等软环境对经济的支撑、保障和促进作用。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营商环境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具体表现在依法行政环境、政务环境、制度环境、监督环境等方面。与此同时,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这些行为不仅对法治营商环境构成挑战,同时也反映出我国营商环境与国际先进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本文在新时代的背景之下,结合营商环境的基本理论来讨论法治营商环境的应然状态,并通过地方立法实践以及地方营商环境优化现状,以期发现我国营商环境优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以相关立法为依据构建法治营商环境指标体系,进一步提出解决的建议和优化的路径。本文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营商环境的基本理论,主要论述营商环境的概念和特征、基本属性;法治营商环境如何提出、法治营商环境四个方面的内涵以及法治营商环境优化的核心。第二章法治营商环境优化的历史沿革,主要介绍营商环境在改革开放之前、招商引资阶段以及新时代优化营商环境三个阶段中营商环境和政府责任内容的演变情况。第三章首先通过对黑龙江、辽宁、山东、北京、上海五地的营商地方性法规的文本对比分析,考察营商环境优化在实践中的样态,为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依据。其次,通过分析五个地区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总结我国营商环境优化中存在的问题。第四章法治营商环境指标体系构建,主要通过国务院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及五省的地方性法规的内容,搭建法治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第五章法治营商环境优化的路径选择,针对指标的分析以及实践存在的问题,结合指标体系的相关内容提出解决对策。
梁心怡[10]（2020）在《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促进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8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详细讲述了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相关内容。当前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是大势所趋,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的深层次发展,也对中国经济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发挥重要作用。然而金融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复杂性的特点,需要我们把握其规律,实施合适的金融对外开放政策,才能实现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在此背景下研究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我国应如何采取金融对外开放政策能够持续稳定地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首先介绍金融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概念及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分析金融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机理:促进金融国际化（包括国内金融业务国际化和国外金融业务本土化）、促进资本自由流动和促进法律法规开放。其次对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梳理,结合现状分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我国进一步金融对外开放的方式选择。最后根据理论分析中得出的金融对外开放影响经济增长的四大因素:国内金融业务国际化、国外金融业务本土化、资本自由流动和法律法规开放,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建立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综合水平指数。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分别验证在基准回归、以国家治理指标为门槛变量回归和以金融发展指标为门槛变量回归三种情况下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证实了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显着促进作用,并提出我国进一步金融对外开放的时机选择。本文得出结论如下:第一,金融对外开放通过金融国际化、资本自由流动和法律法规开放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第二,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显着促进作用;第三,我国应继续采取渐进式的金融对外开放政策,才能持续高效地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第四,当我国处于国家治理水平较高的状态,在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情况下,进一步实行金融对外开放政策将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二、履行入世承诺 体现审慎监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履行入世承诺 体现审慎监管（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数字鸿沟弥合：国际法何去何从（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全球数字鸿沟：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 |
| （一）初始“数字鸿沟”：美国国内问题 |
| （二）“新数字鸿沟”：引发全球之殇 |
| （三）数字鸿沟加剧：衍生为数字殖民主义 |
| 二、弥合全球数字鸿沟：发达国家主导国际法效力失灵 |
| （一）本质上鸿沟：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 |
| （二）国际立法鸿沟：私有化、自由化与网络空间主权对立 |
| （三）国际执法鸿沟：属地管辖的标准难以实施 |
| 三、弥合全球数字鸿沟：发展中国家匡扶国际法正义 |
| （一）本质上弥合：构建“新的世界信息和通信秩序” |
| （二）立法上弥合：协调数字开放与网络空间主权冲突 |
| （三）执法上弥合：修正属地管辖标准的缺陷 |
| 四、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贡献 |
| （一）本质上弥合：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
| （二）立法上弥合：引领数字开放与网络安全规则 |
| （三）执法上弥合：开启跨境数字执法机制新模式 |
| 结语 |
（2）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需求层次的理论建构 |
| 一、国家人格化:以人的视角建构国家 |
| (一)国家建构的多维逻辑 |
| (二)国家行为与动机的人格属性 |
| 二、人与国家的需求通约性 |
| (一)人与国家的多元需求 |
| (二)人与国家需求相通约的依据 |
| 三、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国家应用 |
| (一)“需求层次论”的理论内涵 |
| (二)“需求层次论”的应用考量 |
| (三)国家需求视角下的国际合作 |
| (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家需求 |
| 四、国家需求层次的分析框架 |
| (一)国家需求的界定与层次 |
| (二)多层需求的平衡与均衡 |
| 第二章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进展与方向 |
| 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历程 |
| (一)主权需求优先的阶段(1949-1978年) |
| (二)发展需求优先的阶段(1979-2018年) |
| (三)多层需求兼顾的新时期(2019年至今) |
| 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动因 |
| (一)时代主题判断 |
| (二)改革开放实践 |
| (三)国际规范内化 |
| 三、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方向 |
| (一)由选择自立走向逐步开放 |
| (二)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倡导 |
| (三)由双边互动趋向多方参与 |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的挑战 |
|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
| (一)后疫情时代百年变局变数增多 |
| (二)逆全球化下疫情民粹主义兴起 |
| (三)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尚需时间 |
| 二、发展中国家身份引发质疑 |
| (一)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分歧 |
| (二)外界混淆中国的需求层次 |
| (三)身份质疑导致行为的误判 |
| 三、新发展格局面临多重国际竞争压力 |
| (一)权力转移下的大国竞争 |
| (二)新兴崛起国群体内竞争 |
| (三)区域强国间的机制竞争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 |
| (一)过度聚焦规模与速度 |
| (二)地域差距的不断扩大 |
| (三)跨国利益边界模糊化 |
| 二、国家需求层次的认知失调 |
| (一)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相分隔 |
| (二)国际不同层次需求关注不均 |
| (三)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疏离 |
| 三、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不足 |
| (一)战略设计引发外界疑惑 |
| (二)国际制度话语处于劣势 |
| (三)国际社会交往基础薄弱 |
| 四、实现国家需求缺乏制度保障 |
| (一)国际发展体系规范压力 |
| (二)专业机构管理经验欠缺 |
| (三)多边合作路径选择受限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路径抉择 |
| 一、明确发展需求优先方针 |
| (一)重视发展质量创新评估 |
| (二)均衡各区域可持续发展 |
| (三)全方位调和海内外利益 |
| (四)增强环境变化中的定力 |
| 二、统合国内外需求层次 |
| (一)发展与国际责任适度关联 |
| (二)国际地位基于主权与发展 |
| (三)现代化需求贯穿于其他需求 |
| (四)坚定发展中国家身份立场 |
| 三、增进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 |
| (一)提升发展战略释疑成效 |
| (二)提高多边外交话语效能 |
| (三)积累国际社会互动资源 |
| (四)长效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
| 四、完善国家需求的实现机制 |
| (一)善用国际体系部分规范 |
| (二)健全机构建设全面评估 |
| (三)推进三方合作机制建设 |
| (四)夯实国际竞争的制度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4）入世20周年推动中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论文提纲范文）
| 一、背景 |
| 二、入世以来中国关于营商环境的改革开放举措 |
| （一）贸易便利化 |
| （二）投资便利化 |
| （三）外商投资的相关法律法规改革 |
| （四）透明度的相关法律法规改革 |
| （五）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
| 三、中国改善营商环境取得的成就 |
| （一）多项营商环境指标进步显着 |
| （二）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预期向好 |
| （三）市场准入极大放宽 |
| （四）知识产权执法改善 |
| （五）研发创新氛围浓厚 |
| 四、营商环境建设尚存问题 |
| （一）行政审批流程仍需精简 |
| （二）监管系统有待完善 |
| （三）民营企业发展仍有障碍 |
| 五、对中国未来持续推进营商环境建设的政策建议 |
| （一）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 |
| （二）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
| （三）促进市场主体公平竞争 |
（5）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内涵与相关概述 |
| 2.1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界定 |
| 2.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广义概念 |
| 2.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狭义概念 |
| 2.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容涵盖 |
| 2.2.1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2.2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2.3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3 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 |
| 2.3.1 用经济帝国主义手段实现全球霸权 |
| 2.3.2 用政治文化手段助推经济扩张 |
| 第3章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 |
| 3.1 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萌芽 |
| 3.1.1 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 |
| 3.1.2 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 |
| 3.1.3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 |
| 3.1.4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 |
| 3.2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奠基 |
| 3.2.1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时代背景 |
| 3.2.2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核心观点 |
| 3.2.3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当代价值 |
| 第4章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成果 |
| 4.1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 |
| 4.1.1 落后国家的经济结构形态的理论分析 |
| 4.1.2 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的理论透视 |
| 4.2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 |
| 4.2.1 垄断资本构建的“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 |
| 4.2.2 垄断资本掌控下的南北不平等交换形式 |
| 4.2.3 垄断资本剥夺下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 |
| 第5章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拓展 |
| 5.1 全球化中资本积累逻辑的理论批判 |
| 5.1.1 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 |
| 5.1.2 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理论批判 |
| 5.1.3 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理论批判 |
| 5.2 全球化中生产方式变革的理论创新 |
| 5.2.1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统治 |
| 5.2.2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劳动 |
| 5.3 全球化中民族国家理论及其新视野 |
| 5.3.1 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帝国主义 |
| 5.3.2 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理论 |
| 第6章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评析与启示 |
| 6.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综合评述 |
| 6.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探索成就 |
| 6.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偏颇之处 |
| 6.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内容启示 |
| 6.2.1 资本逻辑跳脱与发展路径选择 |
| 6.2.2 民族国家在场与民族意识觉醒 |
| 6.3 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的中国发展之反思 |
| 6.3.1 全球化中国际经济新秩序重构 |
| 6.3.2 全球化中政治文化实践空间探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研究综述 |
| 2.1.2 国内研究综述 |
| 2.1.3 文献评析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银行效率相关理论分析 |
| 2.2.2 审慎监管相关理论分析 |
| 2.3 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
| 2.3.1 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理论模型 |
| 2.3.2 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机制 |
| 2.4 小结 |
| 第3章 审慎监管及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概述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效率内涵 |
| 3.1.2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内涵 |
| 3.1.3 审慎监管内涵 |
| 3.2 审慎监管概述 |
| 3.2.1 审慎监管背景及目的 |
| 3.2.2 审慎监管发展历程 |
| 3.2.3 审慎监管工具 |
| 3.2.4 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比较分析 |
| 3.3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概述 |
| 3.3.1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测度方法 |
| 3.3.2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3.3.3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现状 |
| 3.4 小结 |
| 第4章 审慎监管实施以来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变动分析 |
| 4.1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变动分析方法选择 |
| 4.1.1 财务指标法 |
| 4.1.2 熵值法 |
| 4.2 基于财务指标法的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变动分析 |
| 4.2.1 从收益与成本角度分析 |
| 4.2.2 从流动性角度分析 |
| 4.2.3 从资产质量与安全性角度分析 |
| 4.2.4 从发展能力角度分析 |
| 4.3 基于熵值法的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变动分析 |
| 4.3.1 指标选取 |
| 4.3.2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变动分析 |
| 4.3.3 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变动比较分析 |
| 4.4 小结 |
| 第5章 审慎监管条件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测度 |
| 5.1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静态测度 |
| 5.1.1 三阶段DEA模型研究方法 |
| 5.1.2 投入与产出指标选取 |
| 5.1.3 环境变量选取 |
| 5.1.4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1.5 三阶段DEA模型静态测度结果与分析 |
| 5.2 基于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动态测度 |
| 5.2.1 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研究方法 |
| 5.2.2 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动态测度结果与分析 |
| 5.3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演进分析 |
| 5.3.1 σ收敛检验 |
| 5.3.2 β收敛检验 |
| 5.4 小结 |
| 第6章 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实证分析 |
| 6.1 模型设定及计量方法说明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计量方法说明 |
| 6.2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6.2.1 变量选取 |
| 6.2.2 数据说明 |
| 6.3 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实证发现及原因分析 |
| 6.3.2 异质性分析:商业银行类型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进一步研究:门槛检验 |
| 6.4.1 门槛模型设定 |
| 6.4.2 门槛效应检验 |
| 6.4.3 门槛效应结果与分析 |
| 6.5 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传导机制实证检验 |
| 6.5.1 商业银行稳定性传导机制检验 |
| 6.5.2 商业银行业务结构传导机制检验 |
| 6.5.3 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传导机制检验 |
| 6.6 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审慎监管政策逐渐完善并且商业银行相应监管指标均高于最低标准 |
| 7.1.2 基于财务角度审慎监管实施以来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呈现下降趋势 |
| 7.1.3 审慎监管条件下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存在明显差异 |
| 7.1.4 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产生一定影响且存在多种影响机制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树立审慎经营理念 |
| 7.2.2 明确自身战略定位 |
| 7.2.3 科学调控审慎监管指标 |
| 7.2.4 重视金融科技发展 |
| 7.2.5 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稳健性 |
| 7.2.6 推进商业银行业务转型与创新 |
| 7.2.7 增强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力度 |
| 7.2.8 把握金融开放机遇 |
| 7.2.9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主要内容与主要结论 |
| 五、研究创新与可能的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机制的基本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规制合作机制的理论基础 |
| 一、规制的起源 |
| 二、各国规制的冲突 |
| 三、国际规制合作机制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的实践发展 |
| 一、GATT 时期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协调 |
| 二、WTO为代表的国际经贸协定对国内规制的协调 |
| 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 |
| 第三节 当前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机制面临的挑战 |
| 一、规制合作目标的困惑 |
| 二、规制合作的模式问题 |
| 三、规制合作的规则问题 |
| 四、规制合作的保障与实施问题 |
| 第二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目标与原则 |
| 第一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目标 |
| 一、确立规制合作的多元目标 |
| 二、规制合作多元目标平衡之困境 |
| 三、规制合作多元目标平衡之策 |
| 第二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的原则 |
| 一、规制主权原则 |
| 二、多元治理原则 |
| 三、成本效益原则 |
| 四、规制一致性原则 |
| 第三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模式 |
| 第一节 规制合作的不同模式 |
| 一、委托代理模式 |
| 二、复合网络治理模式 |
| 三、实验主义治理模式 |
| 第二节 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模式 |
| 一、以委托代理模式为主 |
| 二、对实验主义治理模式的探索 |
| 第三节 新近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模式 |
| 一、对传统国际经贸协定委托代理模式的改进 |
| 二、以实验主义治理模式为主 |
| 第四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规则 |
| 第一节 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规则 |
| 一、规制合作规则的现行要求 |
| 二、规制合作规则存在的问题与局限 |
| 三、规制合作规则的完善 |
| 第二节 新近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规则的新范式 |
| 一、国内规制程序:良好规制实践 |
| 二、规制合作交流:浅层次规制合作 |
| 三、规制协调与认可:深层次规制合作 |
| 第三节 新近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不同规则 |
| 一、TPP/CPTPP引导式规制合作规则 |
| 二、TTIP协调式规制合作规则 |
| 三、USMCA相对强制式规制合作规则 |
| 第五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保障机制 |
| 第一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硬性保障机制 |
| 一、硬性保障机制的基本理论 |
| 二、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硬性保障机制 |
| 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硬性保障机制 |
| 第二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软性保障机制 |
| 一、软性保障机制的基本理论 |
| 二、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软性保障机制 |
| 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软性保障机制 |
| 第三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保障机制的选择与完善 |
| 一、严格限定硬性保障机制的适用 |
| 二、完善软性保障机制 |
| 三、建立对发展中国家规制合作的技术援助机制 |
| 第六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对中国的挑战及应对 |
| 第一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对中国的挑战 |
| 一、规制合作的政治战略因素对中国的挑战 |
| 二、规制合作的新范式对中国国内规制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规制合作的现状 |
| 一、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规制合作的现状 |
| 二、中国参与APEC规制合作的现状 |
| 三、中国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的现状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国际规制合作的应对策略 |
| 一、国内规制的改革与升级 |
| 二、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平台推动规制合作 |
| 三、中国参与的国际经贸协定中引入合适的规制合作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8）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9）法治营商环境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一) 选题的背景 |
| (二) 选题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综述 |
| (二) 国内研究综述 |
| (三) 文献简析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营商环境的基本理论 |
| 一、营商环境的概念和特征 |
| (一) 营商环境的概念 |
| (二) 营商环境的特征 |
| 二、营商环境的基本属性 |
| (一) 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 |
| (二) 一种公共治理的结果 |
| 三、法治营商环境 |
| (一) 法治营商环境的提出 |
| (二) 法治营商环境的内涵 |
| (三) 法治营商环境优化的核心 |
| 第二章 营商环境优化的历史沿革 |
| 一、改革开放之前 |
| 二、招商引资阶段 |
| 三、新时代营商环境优化 |
| 第三章 法治营商环境优化的实践考察 |
| 一、鲁黑辽京沪五地立法文本分析 |
| (一) 责任主体 |
| (二) 市场环境 |
| (三) 政务环境 |
| (四) 监管执法环境 |
| (五) 法治保障 |
| 二、鲁黑辽京沪五地典型案例分析 |
| (一) 简政放权未落实,服务效能低下 |
| (二) 行政执法规范化程度有待加强 |
| (三) 政府诚信建设仍需完善 |
| 第四章 法治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一、法律法规政策制定环境 |
| 二、政务环境 |
| 三、监管执法环境 |
| 四、信用环境 |
| 第五章 法治营商环境优化的路径选择 |
| 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二、优化立法、规定、决策 |
| (一) 完善地方营商法规体系 |
| (二) 提高法律法规政策的科学性、民主性 |
| 三、持续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
| (一) 深化简政放权,提高行政效率 |
| (二) 强化监管执法,创新监管方式 |
| (三) 优化政务服务,提升市场主体的满意度 |
| 四、提高政府公信力 |
| (一) 政府诚信关系着市场主体的生存与发展 |
| (二) 遵守信赖保护原则,加强政府诚信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金融对外开放测量的研究现状 |
| 1.2.2 金融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方法的现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框架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2 金融对外开放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
| 2.1 金融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的概念介绍 |
| 2.1.1 金融对外开放的概念 |
| 2.1.2 经济增长的概念 |
| 2.2 金融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
| 2.2.1 金融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 |
| 2.2.2 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
| 2.3 金融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分析 |
| 2.3.1 金融国际化 |
| 2.3.2 资本自由流动 |
| 2.3.3 法律法规开放 |
| 2.4 本章小结 |
| 3 我国金融对外开放进程、现状及方式研究 |
| 3.1 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历史发展进程 |
| 3.1.1 金融对外开放初期阶段:1979-1993 |
| 3.1.2 金融市场国际化阶段:1994-2001 |
| 3.1.3 入世后的过渡阶段:2002-2006 |
| 3.1.4 金融市场全球化阶段:2007-2018 |
| 3.2 当前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现状 |
| 3.3 我国金融对外开放更好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选择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 4.1 研究假设 |
| 4.2 实证模型选择 |
| 4.2.1 门槛回归模型 |
| 4.2.2 门槛回归模型的估计和检验 |
| 4.3 变量选取 |
| 4.3.1 金融对外开放综合水平指标 |
| 4.3.2 其他指标变量 |
| 4.4 结果分析 |
| 4.4.1 基准回归结果 |
| 4.4.2 门槛回归结果 |
| 4.5 我国金融对外开放更好促进经济增长的时机选择 |
| 4.6 本章小结 |
|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我国金融对外开放更好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
| 5.2.1 继续采取渐进式的金融对外开放政策 |
| 5.2.2 选择恰当时机进行进一步金融对外开放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大事记 |
| 中国证券业对外开放大事记 |
| 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大事记 |
四、履行入世承诺 体现审慎监管（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数字鸿沟弥合：国际法何去何从[J]. 王淑敏. 政法论丛, 2021(06)
- [2]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D]. 王彩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3]CPTPP国际金融服务规则研究[D]. 张丽微. 广西大学, 2021
- [4]入世20周年推动中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J]. 屠新泉,武赟杰. 行政管理改革, 2021(07)
- [5]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 程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6]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研究[D]. 马妍妮. 辽宁大学, 2020(07)
- [7]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研究[D]. 胡枚玲.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8]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9]法治营商环境优化研究[D]. 许冉. 山东大学, 2020(02)
- [10]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梁心怡. 浙江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