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北省无极县供销社:连续四年评为整体工作第一名（论文文献综述）
察应坤[1]（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邢伟[2]（2020）在《“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当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集体资产股权流转过程中权利边界模糊、交叉,影响部分权能实现;所有权缺位、虚化、弱化,行使主体不明确,造成集体资产流失;部分权能流转范围受限,流转市场不完整,有偿退出难,抵押担保难;农村宅基地、承包地“三权分置”中权属杂糅,财产性权能流动性低,财产性权益难以充分实现,与改革目标相违背;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产权范围不明,行权主体缺位,管理机制不畅,导致合作制性质不明,股份制作用发挥不畅;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界定不明、权属缺失,公益性功能发挥不充分,存在管理空白。以上这些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普遍存在,严重制约着改革进程,阻碍着产权各要素权能的充分实现,影响着农村发展效果和治理效能。本文共分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重点阐释本文选题背景与意义、理论综述、研究框架与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与不足。第二部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以农村集体所有制为基础,论述农村所有权、承包权（资格权）、经营权（使用权）、经营性资源资产产权、公益性资源资产产权等相关概念,结合建国后各个时期农村产权制度过程进行深入剖析。第三部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依托河北省部分地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现状,结合全国各地改革情况,深入剖析产权制度改革中存在的现实困境与问题。第四部分“‘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设计”,探索建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分别负责行使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公益性资源资产和经营性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权能。第五部分“‘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构建与新时代乡村治理模式相适应的“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第六部分“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用法经济学方法对“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进行全面剖析。第七部分“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以期实现细化各项权能、明晰产权归属、严格产权保护、顺畅产权流转目标。第八部分“结论”,回答了在导论部分提出的、本文致力于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注重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所有资源资产进行了系统梳理,根据不同资源资产的形态、功能、使用方式以及产权构成、行权模式,将其划分为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和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四种类型。在坚持农村集体制度不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底线不变、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固定不变基础上,剥离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权、经营性资源资产股东权、公益性资源资产管理权中所包含的身份性权能,在分权基础上将包含身份属性的权能（成员权）统一归位于所有权,形成所有权权利组织体,即“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根据不同资源资产性质及其权能构成,分别搭建由不同成员组成的“农村承包权人集体”“农村资格权人集体”“农村股东成员集体”和“农村全体农户集体”,分别行使农村承包地、宅基地、经营性资源资产和公益性资源资产的所有权权能和身份权权能。以此为基础,重新构建“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在农村集体所有权现行模式向“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转换过程中,严把“目标层+准则层+决策层”三大环节,统筹宏观设计与微观运行,找寻出一条可以最大限度明晰产权界限、充分发挥产权权能、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运行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乡村治理效能。
马婉祯[3]（2020）在《石家庄地区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研究》文中认为知青带队干部是20世纪70年代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走入困境时,由知青派出地区（后逐渐发展为知青家长所在单位）为解决下乡知青生产生活等问题派驻知青点的在职干部。石家庄地区先后约派出2158名带队干部。他们给予了知青很大帮助,包括房屋建设、食堂整顿、“一种三养”、帮办副业、建立制度、保护知青人身安全以及帮助知青重返城市等。这些都是对知青在生产生活中遇到问题的直接反映,更是有关部门维持上山下乡运动的一种尝试。知青带队干部的派遣,充实和加强了对知青工作的领导,调动了城乡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带队干部构架在城乡、厂社、市民与农民之间的桥梁使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工业支援农业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壮大了社队集体经济,促进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往来,进一步密切了城乡关系,加强了工农联盟,使知青工作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此基础上,带队干部关心知青疾苦、倾听知青呼声,对日常生活“小”事的破解,成为知青心中“大大”的温暖,真正打入了知青内部,并创造了从知青点飞出金凤凰的时代奇迹。派遣带队干部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退维谷之时的一种补救性政策,但在“文革”既定政治路线的影响下,带队干部的派遣并不能解决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根本性矛盾。这一特殊群体在“左”的形势下,在大转折历史关头的人生选择,不仅影响了知青的命运,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带队干部在实践过程中积累的诸如言传身教、带头苦干;统一战线、融入当地;抓好典型、激励机制等经验,为中国今后派遣干部下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迪。
李攀[4]（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研究指明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赵少飞[5]（2019）在《河北省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效率评价及动力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历史进程中,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准确判断和重大决策。推动乡村振兴必须要处理好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同时,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以及推动产业升级具有极为直接的积极作用,对加快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河北省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并积极制定相应的政策,近些年,河北省城镇化建设发展较快,2017年河北省城镇化率达到55.01%,但总体而言,距离国家58.52%的平均城镇化率还有一定差距。在京津冀一体化历史背景下,河北省更应抓住历史机遇,进一步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步伐。新型城镇化建设既需要正确的实施战略与策略,也离不开科学的城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与评价体系。本文正是以此为目的,研究过程中用到了相关经济学理论、主成分分析法、回归分析法、K-均值聚类法、CCR、BCC、SE数据包络分析法等,利用的分析软件有SPSS 20.0、SOLVER 9.0、Matlab。论文共分为七章:简要概括如下:首先,从历史、时代、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五方面分别详尽地阐述了本文研究的背景,明确了选题依据,点明了本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五个方面确定了研究目标,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城镇化建设的政策和学术成果,最后给出了本文的内容框架、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随后,对内丘县新型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进行研究。该部分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1.城镇化的相关理论研究,包括总结归纳城镇化的内涵;从城镇化水平、城镇化速度、城镇化质量和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四个层面进行了城镇化的理论分析。2.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研究部分探讨了新时代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作用较大的若干驱动力及作用机理。3.探析了内丘县新型城镇化发展新动力,具体介绍了特色产业驱动力、乡土特色文化、农村居民的城镇化意愿、县政策推动以及外界环境对新型城镇化的阻滞力,最后概括了内丘县新型城镇化的动力系统。紧接着,对河北省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做质量评价。确定了以8个投入指标,11个产出指标组成的指标评价体系,选择河北省100个县的截面数据作为分析的对象,以2017年河北省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为主,搜集各类指标数据,从新型城镇化投入要素和产出要素角度进行了 K-均值聚类分析。从分类结果来看,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整体水平不高,超过一半的县的产出和投入处于最低的类中,投入产出均不足;唐山市的城镇化的投入与产出效果相适应,城镇化水平最高;内丘县无论从投入水平还是产出水平而言,都处于最低的分类中,说明内丘县的城镇化建设在河北省并不理想。而后,进行了基于DEA的河北省县域城镇化发展效率评价。通过CCR和BCC模型,确定了相对有效和相对无效的县域,并利用投影定理得到各无效县域在各要素上的不足或冗余值。对55个技术有效的DMU做超效率模型分析,发现效率值发生变化,均大于1。张家口康保县效率值最大,邢台内丘县排名14,有效DMU可以按比例地增加投入而保持有效,投入增加的比例即为超效率测度值。因此,内丘县的城镇化投入可增加2.2877倍而保持效率值不变。河北省11个市整体来看,有两个特点:一是各地区总体新型城镇化效率良好,55个县的有效的;二是区域城镇化效率差异较为显着,康保县效率指数超过3,而昌黎县仅为0.4758。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超效率平均值的排名和得分为:张家口、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廊坊、承德、邯郸、唐山、沧州、秦皇岛。沧州、唐山、秦皇岛的城镇化效率水平最差;张家口、保定城镇化水平有效的县比例最高;而石家庄和邢台城镇化水平效率大于2的县比例最高。通过主成分分析对评价投入指标体系进行降维,消除了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再以主成分为自变量,各产出因素分别作为因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计算出各投入指标对产出指标的影响程度（系数）,并得出具体的函数关系式。最后,从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和文明县城三个层面总结了内丘县新型城镇化的实践模式并给出了实现路径。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构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投入产出评价指标体系,应用聚类分析,对河北省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分类和评价。二是建立了河北省县域城镇化效率区分结构,利用数据包络模型分析河北省各县城镇化效率,算出了投入冗余值和产出不足值。三是构建了多维度县域新型城镇化动力因素结构系统,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县域新型城镇化进行了动力因素解析和动力不足的机理分析。
冯志峰[6]（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张学礼[7]（2018）在《滹沱河流域水环境变迁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1949-2009）》文中研究指明建国以来,随着滹沱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和利用及降雨量变化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流域水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流域出现了河道干涸、航运消失、生物种类变迁、地下水漏斗、沙尘天气等现象。目前学术界已对其变迁的自然表现特征进行了比较深入研究,而对水环境变迁背后的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交织过程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拟以自然科学研究为基础,试图探寻滹沱河流域水环境变迁中的“人地关系”互动,重点考察人类活动、社会运行机制、社会心态与思维意识等因素在流域水环境变迁中的作用。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1.文献研究。本文研究的文献资料主要来自地方志、馆藏档案、各类报纸等。2.田野调查。根据社会学理论,本文通过拟定社会调查问卷,完成田野社会调查,搜集有关人地关系互动的资料。调研范围涉及滹沱河全流域,调研人群包括农民、工人、水利管理者、环境保护管理者、教师等。3.跨学科综合研究。本选题研究以历史研究方法为主,涉及生态学、社会学、水利学、经济学、考古学等学科。本文取得了如下研究成果:1.“水”资源是滹沱河流域社会演变的重要推动力。本文通过考证滹沱河流域文化、经济、交通发展演变,甚至于政治抉择,可以看出“水”资源促进了流域社会的发展变迁。（1）地名文化、地方文学和风俗信仰中的“水”资源要素。如:石家庄市庄窠村村名即是“装货”一词的谐音发展而来。“此地原为古运粮河的装货码头,故初称“装货”。后来古运粮河干涸,水运码头废弃,渐成村落,村名谐音演变为庄窠。至今当地村民仍读为“装货（音）”。（2）“水”资源与养殖产业、健康产业、休闲产业、河道产业的发展。岗南水库和黄壁庄水库的修建促进了沿河滩地的开发,“建库以后,特别是1980年以后,沿着滹沱河两岸河滩开发造地15万亩,种植果树、花生、西瓜、红薯等,年亩收入500元以上,年总收入近1亿元”。（3）滹沱河水运曾是河北省和天津地区经贸往来的重要水上交通方式。（4）“水”资源与政治抉择,“滹沱河为平山县提供了13万亩水田、旱田25万亩、山坡地8万亩,盛产小麦、玉米、水稻以及其他各种杂粮、夏收麦、秋收稻,一年收两季,全县最富的就是西柏坡村……平均每年收27万粮食”,这也造就了晋察冀的“乌克兰”---西柏坡,由此也促成了中央选择西柏坡作为“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重要因素。2.水体污染是滹沱河流域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水体污染是滹沱河流域水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主要污染来源包括企业生产、公共卫生事业、社会生活中的废水排放以及农业生产中过量使用农药与化肥。这种水“质”之变不仅改变了流域水环境的自然状态,进而引发人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社会心态、区域水案等系列变迁。（1）农业生产环境遭到破坏。如辛集县“先后有10万多棵树木因害枯死,该县城关佃士营大队就有5000棵将成材的树木被碱死,自1976年以来,该县有400亩小麦、500多亩大秋作物被污水淹毁”。同时,地下水也受到污染继而出现大批机井作废的现象。（2）农村社会秩序的改变。有些地方长期饮用被污染的水,发病率显着增高,婴儿畸形怪胎增多,从而造成社会个体安全感的的缺失。石家庄市污水导致栾城县境内、沿河两岸附近的地下水污染日趋严重。“地下水污染11个乡镇,120平方公里的土地,据卫生部门调查,污染区癌症的发生率明显增加,大大高于对照的清灌区,南焦村大队1980年因病死亡中因癌症死亡86人,占35.5%。1975年:束鹿县防疫部门调查。“草丛的蚊子成群,特别是桥壁上的密度更大,每平方米约达5000-10000个,而且这些蚊子能够传播疟疾、大脑炎等流行性疾病”。（3）城市公共安全隐患的出现。城市“水缸”的“生态危机”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潜在隐患,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巨大风险。岗南水库和黄壁庄水库均出现水体污染。“口头、横山岭、岗南、黄壁庄四个水库,除了口头外,衡岭和岗南水库,五种毒物发现了三种,主要是氰化物。黄壁庄水库中五种毒物发现了四种”。（4）“水”生态环境变迁导致区域间不协调现象的出现。流域出现了束鹿县工业污水污染下游衡水地区,石家庄地区污水污染栾城、赵县等地的跨区域水污染纠纷现象;（5）由于水体污染造成了赵州桥等文物古迹生态环境条件恶化,在对外交往中极大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3.水利工程背景下流域生态与社会变迁。水利工程的实施改变了“水”的自然存在状态。一方面,从水旱灾害减轻、经济效益开发、生态环境改变等方面,人类是最终“受益者”。（1）从防洪效益来看,流域内洪水肆虐情形得到有效改善。以黄壁庄水库为例,1959到1979年如果不建库可能受淹面积809万亩,而建库后,滹沱河下游同期总减少淹地面积379万亩。（2）从农业效益来看,引水工程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忻州市滹沱河灌区受益范围涉及到当地3个县（市区）14个乡镇123个村和1个国营农场,除了主要粮食作物玉米以外,还有辣椒、甜玉米等经济类作物。“灌溉农业总产值约8亿,灌区内人口20万人”。（3）从综合利用上,发电效益有效提升了水资源潜能开发。黄壁庄水库自建库到1986年“工程效益为21.25亿元,其中工程总投资和运行管理费（包括群众投劳折资）为3.6875亿元,工程净效益为17.5635亿元”。（4）从生态效益来看,水利工程改善了区域生态条件。忻州市滹沱河灌区建立后,不仅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进一步促进了生态的良性循环,“地面风速降低30%左右,相对湿度提高14%左右,蒸发量减少了28%,增进了人民健康,改善了生存环境”。其次,流域也出现了地表水系统、地下水系统、区域小气候与生物种类变迁等自然现象,以及社会人口迁移、交通方式变迁、生存条件恶化等社会连锁反应。（1）水利移民改变了区域人群的正常生存状态,出现一系列“移民综合症”。如移民生活十大难:“行路难,吃水难,上学难,看病难,买东西难,用电难,住房难,吃粮难,生产难,结婚难”。（2）随着河道水量的减少,滹沱河水运继而逐渐消退,航运业等经济模式也逐渐消失。（3）水环境变迁背景下,社会群体逐渐表达了其生态诉求。早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就表达了加强滹沱河流域生态建设的诉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滹沱河流域生态的恢复和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提至社会决策层面。石家庄市提出了《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规划暨沿线地区综合提升规划》,实施“一城七县,拥河发展”的发展理念,建设生态滹沱河、安全滹沱河、文化滹沱河、活力滹沱河、智慧滹沱河的具体目标。4.地下水开发背景下流域生态与社会变迁。地下水资源在社会生产中,尤其在农业产生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力”作用。地下水开发满足了流域农业生产用水的基本保证,出现“有井一片绿,无井一片黄”的现象。（1）20世纪70、80年代,流域农业发展直接受益于地下水资源开发和利用,出现“天旱地不旱,越旱越增产”的特殊景象。“1953年石家庄地区平均亩产量97.5.4公斤,皮棉20.7公斤。大旱的1972年连续200多天未下透雨,全区平均粮食亩产仍然达到了286.4公斤,皮棉26.5公斤,1979年出现的伏旱,卡脖旱,8-9月份降雨仅有48毫米,比常年降雨量少了七成多。由于充分发挥了机井的作用,战胜了干旱。全区平均粮食总产20.41亿公斤,单产448公斤,均创历史最高水平”。（2）地下水开发不仅可以保证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回报率”较高的投资渠道。无极县单井净收益1078/年,4年可以收回全部投资,单井获纯利润64元。（3）由于人们忽视地下水再生规律的地下水开发,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的相应改变。如无水可打、埋深持续增加、地下水漏斗形成、机井枯竭。因此,应实现生态反应与社会决策修正相对应,确保水利规划与生态条件相一致。5.流域水资源管理的历史考察与借鉴。水资源科学管理机制的构建是维护水生态环境的重要环节。本文对20世纪70、80年代石家庄生态环境管理进行了历史考察,得出如下启示:首先,构建生态社会管理科学运行机制:（1）应构建水生态保护的全员介入管理机制;（2）水生态环境保护应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经济管理轨道;（3）倡导生态管理法制思维;健全组织设置,提升执行效率。其次,提升社会群体生态认知水平:（1）树立“水”生态的敬畏意识;（2）摒弃“生态与生产对立”的片面思维;（3）发挥生态环境教育的教化作用。6.流域水环境变迁的非自然驱动因素及和谐水生态理念的构建。流域水环境变迁的非自然驱动因素主要包括:（1）城乡二元结构。传统社会中,城乡发展不平衡以及对应的工业与农业不同的产出比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出现,表现在流域水资源分配上即为城市优于农村,工业先于农业。（2）新时代的生态要求与部分传统产业的对立。在新时代新的生态要求面前,部分传统产业面临去留抉择,但是这些产业又背负有群体生存的社会责任,这就出现了新时代新的生态要求与传统产业的博弈。（3）社会若干主体的矛盾定位。首先,从社会个体来讲,一方面社会个体对水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要求,同时部分个体也存在有缺乏水生态意识,破坏水生态环境的行为;其次,在现有政府绩效考核的体制之下,往往是水生态的保护服从于对于地方GDP的过分追求,也就出现了政府监管行为无效性。（4）人类物欲主义的存在造成了人们对流域水环境经济功能的过度追求,以至于忽视其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从宏观视角上,建议构建与实践和谐水生态理念:（1）实现城乡均衡协调发展,体现水资源共享的公平环境;（2）从提升水资源利用效能、加强科技支撑、完善法制建设、把握水生态环境变迁的滞后性特征等方面借鉴和反思他国流域治理经验;（3）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形成社会多层级水生态运行保障机制;（4）尝试突破流域的自然属性与行政管辖属性的博弈。
胡凯基[8]（2017）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研究（1979-1984）》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在社会结构方面,国家权力主动收缩,社会自主性开始成长;社会流动加快;城乡之间发展差距缩小,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距加大,沿海地区崛起。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方面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政府松开农村经济管理（主要是从原来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逐级控制农民集体生产核算变为取消人民公社、农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自主经营）、城市企业管理（主要是放权让利）、特殊地区管理（主要是设立经济特区）的控制之手,撤回上级对下级和企业、农民个人无偿征调物资的“平调”之手,对社队企业（从1984年起称为乡镇企业）发展伸出扶持之手;社会秩序领域强调安定团结,进行了严厉打击经济和刑事犯罪活动,短时期内显着降低了犯罪发生率;生育领域加大力度推行计划生育,提出了更加严格然而不完全科学的人口出生率控制目标。政府府强社会弱、政府挤压社会的格局通过政府在保持强大的基础上主动把部分权力退还给社会,培育社会自主生长而开始迈向政府和社会双强的理想格局。在社会生活方面,婚姻恋爱进一步走向自主,商业化色彩变浓,女性地位进一步提高;社会风尚出现了从“以穷为荣”到“致富光荣”的转变,长期“左”的文化政策的结束后出现了求知爱美热;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消费在长期压抑之后显着增长;从相对封闭到对国外、境外各方面的交往大幅增加;精神生活虽有“左”的惯性思维的压制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冲击,但总地来说是从禁锢大幅走向解放,帕累托改进带来了的全民满怀希望的可喜局面。在社会心理方面,社会各阶层都有变化,其中最显着的是农民、知识分子、个体私营经济者。农民开始摆脱依附性心理增强自主性心理,开始告别因循泥古追求生产生活的合理化,开始注意追求享受生活。政治上歧视和不信任的消失、对现代化前景的内在认同使知识分子焕发了崇高使命感,满怀热情地投入教育、科研、文化活动。相对于一般工人农民收入的稳步提高和个体私营经济者的快速致富,知识分子收入增长极其缓慢,这种长期存在而从这一时期开始愈益明显的物质生活待遇落差带来了从隐性到显性的心理失衡。个体私营经济者作为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其自我认同经历了从“边缘的人”到“光彩的人”的转变。在不同地区因为主政者的态度措施不同,个体私营经济者的心理也有所不同。这些重大变迁实现了三个突破,即实现了对文革十年极左状态的突破,对1950年代以来传统社会主义中僵化思想与体制的突破,对几千年传统社会习俗指令经济加专制政治残余的突破。这些变迁和突破能够实现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初期这几年,总的来说,政府和民意实现了良性互动。二是建国前三十年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使越来越多的领导和群众痛感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缺少活力不能再继续下去,也认识到靠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来补救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只能是雪上加霜。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几十年历史中形成的强大的党政军系统的支撑。四是自近代以来中国逐渐积累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现代化因素。五是中国作为几千年来发达的连续文明体所享有的遗产。
陈麟[9]（2015）在《浙江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3-1956）》文中研究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所有制改造。作为与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并列为"三大改造"之一的手工业,不仅与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还对工农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和地方文献为主要资料,对浙江省1953—1956年期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背景、过程及结果进行深入分析、研究。1953年,在借鉴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中国制定并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但由于我国当时现代工业品不足,机械生产方式落后,在满足城乡人民日常生产、生活资料方面,很大一部分尚需要通过手工业生产来完成;特别是在农业生产方面,大量的农具制造和维修工作,仍然需要依赖手工业。与之同时,在工业化建设过程中,手工业通过吸收、消化城市和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不仅有助于杜会的稳定,而且还为国家培养了技术工人,是国营工业后备技术力量的重要源泉之一。与全国其他地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相比,浙江省作为传统手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特殊性。浙江省在手工业改造过程中,一方面积极贯彻和执行中共中央的手工业改造政策,另一方面又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推进和完成手工业的改造任务。为了实现其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目标,浙江省积极依靠劳动者协会、手工业行政管理机构,组织和引导个体手工业者逐步走向集体化生产道路。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划分,提高个体手工业者思想觉悟和加强对基层政权控制的同时,还建立起新的经营管理制度,以适应生产组织所带来的变化。在手工业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短缺等客观因素制约下,将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对其进行劳动上的分工协作,是当时提高生产效率一种相对较好的选择。虽然手工业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不断地提高,为手工业合作社过渡到集体企业和国营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在国家工业化的大背景下,优先发展现代工业的政策,还是阻碍了手工业渐进式的发展。尤其是技术水平低下和物资资源短缺,给手工业生产带来了严重影响。另外,手工业者经济收入减少、合作社经营管理水平落后等方面的问题,致使其在改造高潮后陷入长期的停滞徘徊状态。有些地区对手工业的性质、特点认识不足,还影响了技艺的传承和延续。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能在短期内顺利完成,充分体现出国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但是在改造过程中以及合作化高潮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又显示出其要求过急和处理方式简单化的缺憾。
李建中[10]（2010）在《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文中认为解放以后,在1949至1953年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以平均分配土地为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后,国家开始在农村进行以农业生产合作化、农村信用合作化、农村手工业合作化、农村供销合作化为手段和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希图以此在农村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上述四种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农业生产合作化和农村供销合作化是重中之重。就农业生产合作化而言,从1953年至1958年短短的5年间,我国农村便实现了由个体农民所有制向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至人民公社的过渡。当时,国家认为人民公社是最高类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它的建立和巩固将会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1953年至1983年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实践表明,农业合作化的初衷未能实现,农业合作化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相反,却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并一度出现了粮食匮乏的困难局面。其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唯有此,才能使当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少走弯路。就供销合作社而言,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自1949年至1991年,各级供销合作社始终是我国县城以下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它在饮食业、服务业、纯商业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起,各级供销合作社特别是县、乡两级供销合作社才日渐衰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供销合作社虽然垄断了全国农村的商品流通,虽然表面上看似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但是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官办”性,在很大程度上只代表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而不能很好地体现农民群众的局部利益,有时甚至侵犯了农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挫伤了生产队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工农业生产的积极促进作用。如何避免并吸取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便把三农工作搞得更好,加速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就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需求。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形势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巩固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随着“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的形成,各级供销合作社日益衰落。但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各类合作社在加速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代西欧、北美、南美、非洲、北欧、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各类合作社十分发达,在农业经济发展、农村建设、农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农业生产、农村商品流通、农村服务等领域发挥着难以估量的效用。我国要想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要想顺利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想避免农民群众单家独户闯市场或被迫卷入市场大潮,以致自身利益屡受强势群体侵犯的被动局面的出现,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加速各类农村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以使农民在与其他阶层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有真正的农民所有、农民治理、农民得利的合作经济组织、民间社团,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探讨改革开放形势下供销合作社式微的原因和教训,提出复兴供销合作事业的新理论、新对策等,就显得尤为迫切。本论文在内容上可以说是史料翔实,结构合理,条理清晰。由于本文研究的是1949至2010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时间跨度很长。因此本文采取了按时间顺序组织全文,以纵向的“条”为主要线索,对南阳县的供销合作事业进行论述的手法。文章共分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其他八个部分是正文,正文共分八章：第一章简单地回顾了1949年以前我国的合作事业发展史,第二章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三章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四章探讨了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五章论证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六章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七章叙述了徘徊中的二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第八章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文章从第二章到第八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南阳县供销社的业务、人事、计划、统计、财务等进行了叙述、分析和研究,同时也对供销合作社领导和管理下的农村副业、农村集市贸易、农村小商小贩等进行了研究,探索了前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七个不同时期内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特点、规律以及它在南阳县的农业、商业、工业、农村副业、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再现了60余年来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曲折发展历程,总结了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当代南阳县以及全国供销合作社的困难局面的对策和理论。当然,本文在内容上并非只写“条”,不写“块”,在进行纵向研究的同时,本文采取条块结合的手法,在结语部分以“块”为主,分专题从业务、体制、管理、农村副业、农村集市、农村私商、供销社与国家的关系、供销社与工农业生产的关系、供销社与农民的关系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横向概括,揭示了60余年来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和普遍规律。本论文在研究成果和立论观点方面颇具创造性,通过八章正文的详细叙述和论证,文章在结语部分提出了以下创新性观点,总结了60余年来,甚至100年来中国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未来的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改变了传统的对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全盘否定的观点。文章指出,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有一些较好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如注重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不仅进行官方的宣传教育,而且允许民间社团、私营报刊、民间精英等进行关于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创建等活动；注意培养和重用政权体制以外的合作社理论家和合作活动家；制定并实施各级各类合作法律、法规,而且把合作立法的基点放在国际社会公认的有关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上,如团结、互助、互利、合作、联合、自愿、平等、自由、民主、博爱、不以盈利为目的等诸多方面；在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上,政府始终坚持对各类合作社虽然“引动”,但不“代动”的政策,即政府只是对合作社进行指导、监督、帮助,而不直接插手合作社的人事、业务、财务等,这使得国民政府时期的各类合作社具有较大的“民办”性质。（二）本文秉笔直书,认为1953至1983年我国推行并维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并非十全十美,而是失误大于成功,教训大于经验。笔者指出,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并长期维持的农业大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是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不利于农业和农村副业的发展,使我国农业长期处于慢性徘徊和缓慢发展之中,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农民生活长期维持在温饱线上下,有一部分生产队长期以来只给社员分配口粮,而没有一点现金分配。（三）本文以不掩恶,不虚美的学风,首次指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销合作社始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群众自己的合作商业组织,它在实质上是“官办”企业和政府的附属物,在本质上与国营商业完全一样,都是全民所有制,在人、物、财方面都由国家实行“包配”。正是由于供销合作社的官办性质,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商业工作屡屡出现“政府行为化”,使供销合作社这只用来“勾连”城市和农村的“抓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屡屡违反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在城乡经济交流中总是以“多购、少留”、“少供、价高”的形式偏向城市、干部职工、工业,而忽略和损伤农村、农业、农民。这种做法不利于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有损商业工作的“专业性”,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生产的积极反作用,并且使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陷于混乱,增大了商业企业的亏损、贪污、盗窃,加重了国家财政对商业企业的“补贴”负担。（四）本文创造性地提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不是它的正常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衰落却是它的正常状态：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只是一种“虚态”,它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国家依靠行政力量维持着它在饮食业、纯商业、服务业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国家对农民的家庭副业、自由市场、“私商”等进行了严格控制,并且绝对不允许农民弃农经商、干部职工弃工经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十分强大,但是全国的商业却陷入了长期的呆滞状态,整个国民经济也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放弃了依靠行政力量维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垄断地位的做法,并且允许农民经商、干部职工经商、无业者经商、开放自由市场、放弃对“私商”的管制,最终在商业领域形成了“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供销合作社衰落了,但是这种衰落正是它由“虚态”向“实态”转化的表现。因为它的衰落意味着以个体商业和私营商业为主的其它经济成分的商业主体的兴旺发达,意味着城乡人民群众可以随时得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和优良的服务,意味着国家摆脱了因弥补供销合作社的亏损而长期背负的财政包袱,意味着我国的商业繁盛了,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繁荣局面。表明我们终于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弄明白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理论课题。
二、河北省无极县供销社:连续四年评为整体工作第一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河北省无极县供销社:连续四年评为整体工作第一名（论文提纲范文）
（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理论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重点、难点 |
| 五、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相关理论 |
|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
| 二、法与经济学视角下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构成 |
| 三、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权能分析 |
| 四、国外土地产权构成及权能分析 |
| 第二节 1949 年以来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概况 |
| 一、第一阶段(1949 年—1956 年):合作化运动时期 |
| 二、第二阶段(1956 年—1978 年):人民公社时期 |
| 三、第三阶段(1978 年—2012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 |
| 四、第四阶段(2013 年至今):“三权分置”改革实施期 |
| 第三节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博弈分析 |
| 一、演化博弈理论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
| 二、对各个阶段产权变革的演化博弈分析 |
| 第二章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以河北省部分地区产权制度改革实践为样本 |
| 第一节 河北省个别地区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情况 |
| 一、邢台市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现状 |
| 二、定州市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现状 |
| 第二节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存在的困境与问题 |
| 一、农村集体资产难核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难确定、集体资产股权难设定 |
| 二、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流转难、抵押担保难和有偿退出难 |
|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权能规则不完善 |
| 四、农村宅基地、承包地“三权分置”中权属杂糅 |
| 五、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界定不明、权属不清 |
| 六、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范围不明、改革不畅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
| 一、乡村治理机制不完善,影响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程 |
| 二、统分结合经营体制长期失衡,制约集体产权改革进程 |
| 三、法律法规不健全,影响集体产权改革进程 |
| 第三章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概念界定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内涵与外延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性质与特征 |
| 第二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治理作用 |
| 一、明晰产权结构、释放产权权能 |
| 二、实化农村所有权 |
| 三、推进乡村振兴 |
| 四、优化乡村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治理路径 |
| 一、提升农村各治理主体间的协调性 |
| 二、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科学性 |
| 三、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保障性 |
| 四、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合法性 |
| 第四节 农村产权现行模式向“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转换路径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模型架构的静态设计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动态运行 |
| 第四章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 |
| 第一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四大行权主体 |
| 一、“农村承包权人集体”——承包地所有权 |
| 二、“农村资格权人集体”——宅基地所有权 |
| 三、“农村股东成员集体”——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所有权 |
| 四、“农村全体农户集体”——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所有权 |
| 第二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行权模式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架构 |
| 第四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的治理问题分析 |
| 第五章 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成本效益分析 |
| 第一节 科斯定理及成本—效益分析 |
| 第二节 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运行审视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决策事项与程序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科斯定理审视 |
| 第三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成本——效益分析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的前提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的关键 |
| 三、“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模型成本效益SWOT分析 |
| 第四节 经济绩效管理视角下的“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 |
| 一、绩效管理与“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 |
| 二、“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绩效管理剖析 |
| 第六章 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 |
| 第一节 产权归属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化 |
| 一、构建流程规范、账实清晰、公开公正的清产核资大格局 |
| 二、构建设置科学、动静结合、权能完整的股权管理模式 |
| 三、构建主体明确、范围清晰、分配合理、渠道科学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体系 |
| 第二节 产权流转与农村集体产权的市场化 |
| 一、基础——由“确权确地”向“确权确股不确地”转变 |
| 二、关键——由“政府干预”向“市场运作”转变 |
| 三、核心——由“单一形式”向“协调联动”转变 |
| 四、支撑——由“重流转轻保障”向“流转保障并重”转变 |
| 五、突破——由“权能杂糅”向“赋权明责”转变 |
| 第三节 产权保护与农村集体产权的法治化 |
| 一、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
| 二、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的相关规定 |
| 三、成立独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机构 |
| 第四节 智慧产权与农村集体产权的科技化 |
| 一、区块链技术作为关键支撑 |
| 二、构建“区块链+农村土地确权及流转”模型体系 |
| 第五节 信息披露与农村集体产权的公开化 |
| 一、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原则 |
| 二、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内容、标准与方式 |
| 三、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风险 |
| 四、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结果保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石家庄地区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派带队干部的时代背景 |
| (一)知青生活中遇到困难 |
| (二)知青领导管理出现问题 |
| (三)知青被迫害事件的出现 |
| (四)知青迫切回城的愿望 |
| (五)选派带队干部的酝酿与高层决策 |
| 二、带队干部的选拔与管理 |
| (一)带队干部的选择与动员 |
| (二)带队干部的回应与差异性选择 |
| (三)带队干部群体的构成 |
| (四)带队干部的组织管理 |
| 三、带队干部的工作实践 |
| (一)思想政治工作 |
| (二)破解日常生活难题 |
| (三)青年点的整顿与管理 |
| (四)支援农村工作 |
| (五)青年点的收尾工作 |
| 四、带队干部面对的困难与应对 |
| (一)带队干部面临的困难 |
| (二)带队干部的自我调适 |
| (三)所属单位、知青办及社队的协助 |
| 五、带队干部个案研究 |
| (一)改变人生走向的带队干部 |
| (二)热情鼓励知青高考的带队干部 |
| 六、对带队干部群体的评价与反思 |
| (一)带队干部的历史作用及影响 |
| (二)带队干部的工作经验 |
| (三)带队干部的负面效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河北省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效率评价及动力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选题依据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意义及目标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标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城镇化的研究方向 |
| 1.3.2 城镇化关于动力机制、质量与效率评价的研究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本文创新性 |
| 1.7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内丘县新型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研究 |
| 2.1 城镇化的相关理论 |
| 2.1.1 城镇化理论内涵 |
| 2.1.2 城镇化的理论分析 |
| 2.2 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机制 |
| 2.2.1 政府力量 |
| 2.2.2 市场主导 |
| 2.2.3 产业结构转换 |
| 2.2.4 科技力量 |
| 2.3 新型城镇化动力不足分析 |
| 2.3.1 政策驱动力不足 |
| 2.3.2 产业结构对新型城镇化的驱动力不足 |
| 2.4 内丘县新型城镇化发展新动力 |
| 2.4.1 内丘县经济概况 |
| 2.4.2 内丘县新型城镇化的特色产业驱动力 |
| 2.4.3 乡土特色文化 |
| 2.4.4 农村居民的城镇化意愿 |
| 2.4.5 县政策推动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强力保障 |
| 2.4.6 外界环境对新型城镇化的阻滞力 |
| 2.5 内丘县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系统模型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河北省新型城镇化投入产出指标主成分分析 |
| 3.1 数学模型构建 |
| 3.1.1 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围 |
| 3.1.2 主成分回归分析基本原理 |
| 3.1.3 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 |
| 3.1.4 评价指标的确定 |
| 3.1.5 原始数据收集与整理 |
| 3.2 基于SPSS的新型城镇化多指标实证分析 |
| 3.2.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2.2 变量的共线性分析 |
| 3.2.3 变量的主成分提取 |
| 3.3 基于主成分回归模型的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河北省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 |
| 4.1 导言 |
| 4.2 聚类分析的基本思想 |
| 4.2.1 聚类分析的分类 |
| 4.2.2 数据处理方法 |
| 4.2.3 样本间的相似性度量——距离 |
| 4.2.4 K-均值聚类法 |
| 4.3 K-均值聚类实证分析 |
| 4.3.1 原始数据处理 |
| 4.3.2 投入角度的聚类分析 |
| 4.3.3 产出角度的聚类分析 |
| 4.3.4 聚类分析结果及其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DEA的河北省县域城镇化发展效率评价 |
| 5.1 导言 |
| 5.2 数据包络法基本内容 |
| 5.2.1 DEA基本模型 |
| 5.2.2 DEA效率 |
| 5.3 测评指标体系的设计与数据来源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基于投入导向的CCR和BCC模型相对有效性评价 |
| 5.4.2 基于超效率模型的效率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河北内丘县新型城镇化的实践模式探索 |
| 6.1 引言 |
| 6.2 内丘县美丽乡村建设 |
| 6.2.1 内丘县美丽乡村建设启示 |
| 6.2.2 内丘县美丽乡村的成功实践 |
| 6.2.3 “三化”长效机制 |
| 6.2.4 美丽乡村实践效果 |
| 6.3 内丘县特色小镇建设探索 |
| 6.3.1 太行山苹果小镇建设 |
| 6.3.2 扁鹊康养小镇建设 |
| 6.3.3 交台社区——中国百果小镇建设 |
| 6.4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内丘县文明县城建设 |
| 6.4.1 组织层面推进美丽县城建设 |
| 6.4.2 美丽县城建设的重点工作 |
| 6.4.3 美丽县城建设实施步骤 |
| 6.4.4 存在问题和下步打算 |
| 6.4.5 保障措施 |
| 6.5 内丘县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成果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7）滹沱河流域水环境变迁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1949-200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五、论文架构 |
| 第一章“因水而兴”：“水”资源驱动下的区域社会发展演进 |
| 一、文化之兴:“水”资源与区域社会文化发展 |
| （一）“水”资源与地名文化 |
| （二）“水”资源与地方文学 |
| （三）“水”资源与风俗信仰 |
| 二、经济驱动：“水”资源资本的开发和利用 |
| （一）养殖产业 |
| （二）健康产业 |
| （三）休闲产业 |
| （四）河道产业 |
| 三、交通变迁：滹沱河水运影响下区域社会生态 |
| （一）滹沱河水运是区域经贸往来的主要交通方式 |
| （二）渡口出行是人们日常交通出行方式之一 |
| （三）滹沱河水运与革命事业的胜利推进 |
| 四、政治抉择：“水”资源与红色圣地 |
| 第二章“适可而止”： 人地互动与水环境“质”之变--以水体污染为考察中心 |
| 一、滹沱河流域水环境“质”变的社会驱动要素 |
| （一）工业企业生产与水“质”之变 |
| （二）公共卫生行业与水“质”之变 |
| （三）乡镇企业生产与水“质”之变 |
| （四）农业生产与水“质”之变 |
| 二、水环境“质”变下的社会风险的出现 |
| （一）影响和改变着农村社会秩序 |
| （二）城市水缸“生态危机”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潜在隐患 |
| （三）“水”生态变迁与区域间不协调现象的出现 |
| （四）“水”生态变迁与国际形象塑造 |
| （五）“水”生态变迁与农业生产环境改变 |
| 第三章 作用与副作用的博弈：水利工程兴建与流域水生态环境变迁 |
| 一、传统社会水治理的自然驱动因素—基于“水”自然属性的考察 |
| （一）水患肆虐，危害一方 |
| （二）旱灾不断，生产亦难 |
| （三）盐碱之害，种植不易 |
| 二、传统社会水治思想下的水环境之“变”—基于工程式的解决路径 |
| （一）河道工程 |
| （二）引水工程 |
| （三）蓄水工程 |
| （四）盐碱治理工程 |
| 三、初见红利：滹沱河流域水环境驱动下的社会发展 |
| （一）从防洪效益来看，洪水肆虐情形得到有效改善 |
| （二）从农业效益来看，引水工程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
| （三）从综合利用上看，发电效益有效提升了水资源潜能的开发 |
| （四）从生态效益来看，水利工程改善了区域生态条件 |
| 四、双刃剑之：滹沱河流域水环境变迁下的生态与社会之变 |
| （一）水利工程与流域生态环境之变 |
| （二）水环境变迁与流域社会人口迁移 |
| （三）水环境变迁与交通方式的改变 |
| （四）水环境变迁与社会群体生态诉求表达 |
| 五、水利、生态、社会联动下的历史反思 |
| （一）构建水利、生态、社会共赢模式 |
| （二）树立整体水环境改造观---对河北省平山县WEP/CHN2811项目的历史考察 |
| （三）借鉴有机论自然观，借力机械论资源观，加速转向生态水利发展轨道。 |
| 第四章 恩赐与惩戒：地下水开采与流域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考察 |
| 一、地下水资源驱动下的社会发展--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考察 |
| （一）渠灌井灌之交替--地下水开采的历史进程 |
| （二）采水工具之变---地下水开采的标识符 |
| （三）机井管理模式的历史演变 |
| （四）地下水开发的成本与效益 |
| 二、地下水生态环境的破坏及次生问题的出现 |
| （一）违背地下水再生规律，地下水超采问题严重 |
| （二）缺乏生态环保观念，地下水体污染严重 |
| （三）城市化进程影响下的地下水环境变迁—以对石家庄市区的考察为例 |
| 三、滹沱河流域地下水开发的经验与启示 |
| （一）实现生态反应与决策修正相对应 |
| （二）确保水利规划与生态条件相一致 |
| 第五章 并行不悖：20 世纪 70、80 年代生态社会管理的历史考察与启示 |
| 一、构建水生态保护的科学运行机制 |
| （一）构建水生态保护的全员介入管理机制 |
| （二）要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经济管理轨道 |
| （三）健全组织设置，提升执行效率 |
| 二、提升社会群体的生态认知水平 |
| （一）树立“水”生态的敬畏意识 |
| （二）摒弃“生态与生产对立”的片面思维 |
| （三）发挥生态环境教育的教化作用 |
| （四）突出乡镇企业生态管理的特殊性 |
| 第六章 变迁之变迁：和谐水生态理念的构建与实践 |
| 一、滹沱河流域水生态环境变迁的非自然驱动因素 |
| （一）城乡二元结构与水生态环境变迁 |
| （二）新时代生态要求与水生态环境变迁 |
| （三）社会若干主体的矛盾定位与水生态环境变迁 |
| （四）物欲主义与水生态环境变迁 |
| 二、滹沱河流域和谐水环境生态模式的构建 |
| （一）西方水生态保护理念的借鉴 |
| （二）把握水生态环境变迁的滞后性特征，切勿因噎废食---兼论类似命运下的咸海地区水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启示 |
| （三）构建社会多层级水生态运行保障机制 |
| （四）协调流域的自然属性与行政管辖属性的博弈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8）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研究（1979-198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研究范围界定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结构变迁 |
| 一、国家权力与社会 |
| (一) 经济领域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变迁 |
| (二) 社会秩序领域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变迁 |
| (三) 生育领域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变迁 |
| 二、地区发展差距变动 |
| (一) 三类乡村发展差距变动 |
| (二) 沿海崛起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生活变迁 |
| 一、婚姻恋爱 |
| (一) 进一步走向自主 |
| (二) 商业化加剧 |
| 二、社会风尚 |
| (一)从“以穷为荣”到“致富光荣” |
| (二) 从文化压抑到求知爱美热 |
| (三) 消费增长 |
| (四) 对国外、境外交往增加 |
| 三、精神生活 |
| (一) 从禁锢走向解放 |
| (二) 帕累托改进带来的全民希望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心理变迁 |
| 一、农民心理变迁 |
| (一) 从依附性到自主性 |
| (二) 从因循泥古到合理化转向 |
| (三) 开始追求享受生活 |
| 二、知识分子心理变迁 |
| (一) 使命感勃发 |
| (二) 物质待遇影响 |
| 三、个体私营经济者心理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 |
（9）浙江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3-195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史料 |
| 四、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历史与时代: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背景 |
| 第一节 传统手工业的传承与发展 |
| 第二节 工业化战略与社会主义方向 |
| 第三节 合作化理论及其实践 |
| 第二章 集体化的努力: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 |
| 第一节 手工业的特点及分布情况 |
| 第二节 总路线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
| 第三节 浙江省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 |
| 第三章 组织的力量:管理机构及其动员机制 |
| 第一节 手工业管理机构 |
| 第二节 高效的动员机制 |
| 第三节 手工业者的选择与出路 |
| 第四章 经营与管理:改造中的政策和制度 |
| 第一节 手工业政策的制定 |
| 第二节 合作社生产管理制度的建立 |
| 第三节 手工业的制度变迁 |
| 第五章 速度与效率: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 |
| 第一节 劳动力与产值 |
| 第二节 资金 |
| 第三节 变革的效率分析 |
| 第六章 发展的困境: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
| 第一节 工农业关系 |
| 第二节 市场因素 |
| 第三节 物资匮乏的隐患 |
| 第七章 改造的代价:手工业的命运与出路 |
| 第一节 冲突与矛盾 |
| 第二节 传承与延续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10）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史料与方法 |
| 四 论文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合作事业的历史回溯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合作事业 |
| 一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发展概况 |
| 二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合作运动 |
| 一 毛泽东的合作社理论 |
| 二 刘少奇的合作社理论 |
| 三 1921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运动 |
|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49-1953) |
| 第一节 先天不足的产儿:自上而下建立供销合作社 |
| 一 自上而下的组导工作 |
| 二 先天不足与后天变异 |
| 第二节 探索之中的业务经营 |
| 一 业务经营概况 |
| 二 业务经营中的两个特点 |
| 三 业务经营中的问题 |
| 第三节 业务经营的中轴线:计划统计制度的奠基 |
| 一 全国总社对计统制度的宏观勾勒 |
| 二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先天计统工作的加强 |
| 第四节 经营效益的晴雨表:财务制度的创立 |
| 一 全国总社有关财务工作的原则性规定 |
| 二 南阳县供销社系统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 |
| 第五节 生产救灾与增产节约 |
| 一 生产救灾运动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 |
| 第六节 官办抑或民办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541957) |
| 第一节 业务经营范围的相对固定 |
| 一 供销社的三大任务 |
| 二 供应业务分析 |
| 三 收购与推销业务分析 |
| 第二节 领导农村市场 |
| 一 占据农村市场领导地位 |
| 二 领导农村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 合理安排农村市场 |
| 四 开放与管理农村自由市场 |
| 第三节 由支持生产救灾到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支持灾区生产自救 |
| 二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第四节 年复一年的增产节约运动 |
| 一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目的和原因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的内容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农村商业(19581960) |
| 第一节 商业"革新"运动 |
| 一 商业体制的革新 |
| 二 商业技术革新 |
| 第二节 跳出商业圈子大办工业 |
| 一 商办工业兴起的原因 |
| 二 建厂情况概论 |
| 第三节 得不偿失的支持人民公社发展多种经营运动 |
| 一 支持人民公社大办工厂 |
| 二 贻笑大方的副食品大生产运动 |
| 第四节 业务分析:支持工农业大跃进掀起购销狂潮 |
| 一 掀起生产资料供应狂潮 |
| 二 向工农业劳动大军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资料和服务 |
| 三 农副产品收购:向农副土特废品"进军" |
| 第五节 评大跃进时期的商业 |
| 一 政治挂帅的消极作用 |
| 二 大购大销的严重后果 |
| 第五章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11965) |
| 第一节 业务经营 |
| 一 商业调整概论 |
| 二 供销社主营的大类商品的购销原则 |
| 三 忙于救灾的1961年 |
| 四 开始恢复的1962年 |
| 五 恢复任务的完成 |
| 第二节 农村私商问题 |
| 一 农村私商问题的由来 |
| 二 由改造到领导 |
| 三 由领导到挤压 |
| 第三节 开放集市贸易 |
| 一 我国农村商业体制回溯 |
| 二 国家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的政策规定 |
| 三 南阳县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个案分析 |
| 第四节 饮下大跃进酿造的苦酒 |
| 一 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 |
| 二 商品"三清"运动 |
| 三 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第五节 大队代购代销点的建立 |
| 一 建立的背景 |
| 二 性质和任务 |
| 三 业务经营及财务管理 |
| 四 代购代销员 |
| 五 领导管理 |
| 第六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中央政府有关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方针政策 |
| 二 供销社系统支持农村多种经营的措施 |
| 三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 四 不该消逝的副业"单干" |
|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61976) |
| 第一节 商业系统的文化大革命 |
| 一 "批" |
| 二 "树" |
| 三 "改" |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服务农业生产 |
| 二 服务农民生活 |
| 第三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大力支持社队集体副业的发展 |
| 二 社员家庭副业的尴尬处境 |
| 第四节 农村私商问题 |
| 一 对私指导思想 |
| 二 对私政策 |
| 三 对私商的冲击 |
| 四 南阳县处理私商问题的个案分析 |
| 第五节 集市贸易问题 |
| 第七章 徘徊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6-1978) |
| 第一节 "双学一推"运动 |
| 一 搞好"学、揭、批" |
| 二 做好企业整顿 |
| 三 大树先进典型 |
| 第二节 集市贸易问题 |
| 一 狠批"四人帮"炮制的哈尔套经验 |
| 二 徘徊中的集市贸易政策 |
| 第三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 |
| 二 农民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 |
| 三 农副土特产品的收购工作 |
| 第四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以购促产 |
| 二 抓好商品基地建设 |
| 三 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 |
| 四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 第八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9-2010) |
| 第一节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 一 改革的背景 |
| 二 改革的内容 |
| 三 评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业务经营概览 |
| 二 棉花经营 |
| 三 农资供应 |
| 第三节 官办转民办的尝试 |
| 一 股金风波 |
| 二 领办农村专业合作社 |
| 三 强化为农服务功能 |
| 结语 |
| 一 百年回眸 |
| 二 展望未来 |
| 征引文献 |
| 后记 |
四、河北省无极县供销社:连续四年评为整体工作第一名（论文参考文献）
- [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2]“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D]. 邢伟.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3]石家庄地区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研究[D]. 马婉祯.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河北省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效率评价及动力机制研究[D]. 赵少飞.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9(08)
- [6]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滹沱河流域水环境变迁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1949-2009）[D]. 张学礼. 河北师范大学, 2018(07)
- [8]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研究（1979-1984）[D]. 胡凯基. 安徽大学, 2017(07)
- [9]浙江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3-1956）[D]. 陈麟. 浙江大学, 2015(07)
- [10]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D]. 李建中. 南京大学, 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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