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话中踏上艺术之旅——评《一直在奔跑——与艺术家的对话》

一、在对话中走一段艺术的旅程——评《一直在奔跑——艺术大师对话》（论文文献综述）

胡婷婷^[1]（2017）在《历史多棱镜中的“他者” ——当代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是电影艺术创作的核心问题,也是交叉于文学和电影剧作理论研究的综合问题。现实中的人是复杂的,电影又恰恰表现人与人性的复杂,但是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却往往失去这种复杂性。由于近代以来日本侵略给中国带来了创伤性民族记忆,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多是负面立场和“恶像”占据主体。新世纪以来,“鬼子”以外的日本人走进中国电影的镜头,并构建了一些崭新视角的日本人物形象,但是从电影接受和受众影响上看,并未被国人的爱国愿望所接受,而台湾一些带着“殖民暧昧”的电影,更是受到批判。由此看出,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构建与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相契合,通过大众文化传播的方式在扩散中影响了更多接受者,并使其参与进电影人物塑造的再创作、再想象。本文主要以当代中国电影发展史为基本脉络,以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为考察对象,在文学、电影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观照下,借鉴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当代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进行梳理、总结,力求在中日关系语境下,通过“异国形象”来反观国人对日本认知变化的历程。在论文书写中,既做到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环境下对日本人形象存在及变化的统观,也做到对典型电影单片的个性化文本分析,即宏观上把握,微观上求细。前三章以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和新世纪为时间界限,将当代中国大陆电影分为三个部分:“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电影、新时期电影、新世纪电影。梳理和分析当代以来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认为当代中国电影对日本人形象的塑造,经历了由脸谱式的“鬼子”漫画,到区别对待的侵略者和友人,再到多元化塑造的日本人这样的变化过程。本文对大陆电影时间段限的划分与中国主流电影史的分期其本相同,只是电影史的研究更侧重对电影演进历程的关注,更显细致。而本文的分期则更注重把中国电影放在中国政治的大背景下考察其中的日本人形象变化。第四章将以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南京大屠杀”为题材拍摄的电影作为对象进行研究。既包括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侧重点的中国电影,也包括中国和外国合拍电影,并借用纯粹来自海外的第三方视角作为参照。对视角不同的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进行分析、对照,以探求中国镜像映射下的“南京大屠杀”和其中日本人形象的客观性——灭绝人寰和惨无人道。第五章对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进行梳理和归纳。大抵以时间为纵轴,将不同时期台湾电影人和香港电影人对日本认知以及对日本人形象塑造的特征和变化加以概括总结,并将其与大陆电影所塑日本人形象进行对比,认为:台湾不同于大陆和香港,因受日本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故与日本有着复杂的情感纠葛,并将此情感映射于电影镜像中;而香港电影对日本人的形塑则与大陆电影相似,只是香港电影市场更钟情于武侠片和黑帮片,使更多的日本人置身于二者之中。本文还着重探讨了在中日关系语境下当代中国电影中日本人形象的成因。无论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还是电影人进行电影制作,都很难摆脱以本国文化为中心的立场,所以电影主体创作的银幕形象会带着一定程度的“本国思想”和“自我意识”,而中国电影人的这些思想和意识随着历史的演进,文化的变革,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中日关系的亲疏冷暖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些因素对于电影中日本人形象的塑造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现象和本质之间,笔者对中日关系语境下当代中国电影中日本人形象的成因予以剖析。要之,在中日关系的历史语境下来观照中国电影对日本人形象的塑造,是本文主旨之所在,中国电影对日本人形象构建尚未完善,根本上还需两国未来关系的和谐化发展来逐步实现。

张中弛^[2]（2017）在《真实与现实 ——余华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余华的小说为研究对象,围绕“真实”和“现实”构建分析框架。余华的小说创作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以1987年发表在《北京文学》第1期上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为开端,以1990年发表在《长城》上的《偶然事件》为结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阶段;2、以1991年第6期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呼喊与细雨》（后更名为《在细雨中呼喊》）为开端,到2006年出版的《兄弟》截止的长篇小说创作阶段;3、以2013年长篇小说《第七天》的出版为开端直至当下的创作阶段。以小说文本分析为基础,以余华本人的创作谈为辅助依据,本文认为在这三个阶段中,因为对“真实”和“现实”的理解不同,余华创作所关注的焦点有所改变。第一个阶段,余华追求个人的“精神真实”;第二个阶段,余华将“真实”同回忆中的“现实”以及当下生活中的“现实”相结合;第三阶段以《第七天》为标志,余华明确转向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此,本论文分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由第一章和第二章构成,在启蒙主义思想和存在主义思想层面分析余华的“精神真实”。本文认为,这一阶段余华主要以外国文学为阅读资源和创作模板,在川端康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等作家那里,余华读到了死亡、勇气和想象,结合其童年记忆,在先锋时期创作了大量以鲜血、暴力和死亡为主题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历史背景比较模糊,现实性不太突出。以模仿和超越这些作家为动力,此阶段余华的创作属于以个人主义为突出表现的精神书写,它表现为对历史深层结构、传统文化的批判,对生、死本身的深度思考以及理性与非理性的角逐。第二部分由第三章和第四章构成,是对余华以回忆中的现实为焦点的“自传”、“反自传”式书写和历史书写的论述。本文认为,这一阶段余华的童年记忆和当下思考之间由鲜明的对立关系逐渐转变为富有张力的融合的关系,作家以“现实”生活为创作立场,在一个稳定而长久的时间维度上,进行舒缓的叙事,小说的故事性骤然增强,为由一个单纯的“童年”视角向整体童年记忆的展开提供了基础。在“看与被看”的宏观结构下,以形变和夸张为主要叙述手法,余华书写了孤独与狂欢、相爱与相杀、苦难与幽默、性的禁忌与释放等富有张力的主题,在这种张力中表现出追求个人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冲动。第三部分由第五章构成,是对余华批判当下社会“现实”的论述。本文认为,从《第七天》开始,余华搁置了自己的童年记忆,开始以坚决的批判态度直面当下社会,其最大特点就是一直被悬置的道德感回到小说之中,而于此同时,之前小说中的内在张力也因此消失。第四部分由第六章构成,是以话语理论为支撑,对余华创作策略的专门论述。本文认为,无论是余华的创作还是对余华作品的研究,围绕着“余华”及其作品的活动都是一场话语权的争夺。在这场争夺中,余华本人提出的“真实”和“现实”两个概念至关重要。本文以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为出发点,认为作为余华的自我阐释,“真实”和“现实”这两个概念本质上是他关于其作品知识生产的一部分。作为作品的拥有者,他天然地享有优先批评的权力,而他理解的“真实”与“现实”作为这种知识生产的核心“产品”,又反过来巩固了作家的话语权力。话语是知识和权力相互关联的平台。为了说明余华作品和余华研究中的这种现象,文章描述了余华小说的话语样式,论述了余华的话语策略。

李有智^[3]（2013）在《张承志的关键词》文中指出张承志以知青题材的小说确立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正如有评论家所说,当“痛悔歌哭、委屈饮恨”的“伤痕文学”作品流行之时（孟繁华）,他的那些描写知青在牧区生活的作品,为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王蒙最早关注了张承志的作品,非常敏锐地从中发现了“理想主义”的光彩,即当一些作品将知青运动描写成一场灾难时,张承志却肯定了那一代人的理想以及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在关于知青、红卫兵的长篇小说《金牧场》中,理想主义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其时,“理想主义”几乎成了张承志作品的一个代称。此后,对张承志知青作品更深入的研究也出现了,李敬泽就从文学史的意义上,再度阐发了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的意蕴。目前通行的文学史中,一般都是将《班主任》、《伤痕》等作为新时期文学解冻的一个标志,但李敬泽认为《班主任》、《伤痕》的政治文本意义大于文学文本意义,而且其语言、腔调等还停留在过去,还是为“文革式的文学逻辑”所控制；真正标志着解冻的文本,应该是《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这篇小说突出了叙事者“我”的“主体性”地位,一切均于“我”的视野中展开,这是此前的文革文学所未曾有过的。李敬泽也由此论证了张承志因为对“主体性”的坚持,与同代作家的距离渐次拉开,走向了一条“僻道”（《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短篇小说卷》前言）。1984年是张承志创作转向的一个标志,这一年他深入到宁夏民间地区,接触了回族底层的生活、民俗、历史等,写作内容、风格亦为之一变。这个转变性的标志已经为研究界所认可。张承志于民间的调查、体验中,发现了回族伊斯兰教中一个较小教派哲赫忍耶的百年受难史,这使得他于知青经历中所接受的底层价值观更加强化,作为深入民间的一个结果,即是长篇小说《心灵史》的发表。此一阶段创作中,有两个基本的术语或关键词出现频率极高,一个是“人民”,另一个是“人道”。在张承志的作品中,人民的基本内涵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特指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另一方面也主要指这些民众的精神、信仰等,张承志称之为“另一种未被认知的文化系统”。人民是一个对抗性的概念,它的对立面是官方、体制等,人民自有其记述历史的一套方式,这种方式在张承志看来更注重心灵自由和人的尊严。有一些批评家和研究者据此以为张承志有“崇拜人民”、“神化人民”的倾向,作品中存在着民粹主义因素。这是一种误解。张承志是一个具有启蒙思想的作家,他后来将人民的范围扩大,诸如城市平民、打工者等皆包容于此概念之中,他既看到了人民身上伟大纯朴的一面,也批评其落后自私的一面。与此同时,张承志通过宗教题材的小说作品,表现了一种人道精神。他写宗教,其意不在于宗教本身,不是描写如神秘、幽玄等境界,而是写人道。有些批评者囿于题材表面,以为张承志如此高扬宗教,成了宗教徒作家,他的作品就是宗教文学。这也是一种误解,对此,张承志专门作文解释、澄清。张承志所写的人道,并非一种理论,他描写底层人民坚守信仰,实际上即是坚守人的尊严。《心灵史》并不复杂难懂,它描写一群觉悟到了人的尊严的人群,跟那些要把他们再度打回到先前混沌状态中去的体制作战。所以,在张承志这里,人道就是人的意识的觉醒,是人对人格的维护,信仰即包括于其中。这和80年代学术界关于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张承志本人知悉此区别,有些批评家也注意到了此种区别。9 0年代前期,张承志中止了小说写作,这取决于他的文学观,他认为,目前的中国还不是“小说的大潮”来临的时候,小说需要从容、余裕,和必要的虚构,而对现实的批判和干预的冲动则使他难以平静地虚构,因而散文成了他9 0年代以后创作的主要文体,他将此一阶段称之为“后《心灵史》阶段”,并期望自己的文学有“独立的思想和新鲜的文风”（散文集《清洁的精神》后记）。在整个90年代,张承志散文主要内容是描写他所称之为的“三块大陆”,即内蒙古草原、新疆天山以及西北黄土高原这三块地方的民众生活,包括他们的历史、文化、风俗等,他自称在内蒙古发现了“自由”,在新疆天山发现了“美”,在西北黄土高原发现了“信仰”。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看,他提升了文学中少数民族题材的主体性地位。同期,张承志发表《清洁的精神》一文,提出“清洁”的概念,引发了诸多激烈的论争。许多批评家再次误解了这一术语,以为与伊斯兰背景相关。实际上,这个术语是张承志从中国古典文献中择取而出,并赋予了其新的内容：清洁包括两个内涵,一是底层价值,对抗权力和体制,二是心系家国、为民请命的传统,而清洁的载体则是士,也即知识分子群体。这反映了张承志对知识群体的看重,并不像一些人误解的那样,说他是敌视知识分子的。之后张承志又卷入了“人文精神讨论”的漩涡中,激烈批评中国文化的一个缺陷即无信仰,希望通过对伊斯兰文化的介绍,为中国文化输入一些异质的色彩,这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警觉和批评,而他自己也成了众矢之的。真正与张承志的伊斯兰背景有关的,是“正义”这一术语的提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连续发动了两次海湾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作为-个穆斯林,张承志的反应是愤怒的,他为此写下了数量不少的批评文章,并提出了正义的概念。张承志的文章不单纯是政论性质的,也不单纯批评战争行为,而是从思想角度,剖析那些美化战争的意识形态宣传,包括学者和媒体如何联手为战争正名。张承志对美国有两个判断,一方面美国是一个以战争为生存之道的国家,另一方面美国已成为一个以军工企业利益为基础的、右翼的新帝国主义,其目的是要重新控制世界。对此,张承志从穆斯林历史上发掘出了一个所谓“穆斯林屏障”的概念,即沿地中海一线的穆斯林国家对西方世界构成对抗,此屏障的存在即是阻碍了殖民主义的进程,此屏障的消失即是全世界殖民厄运的降临。另外,张承志又从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中寻求一种互助,他认为,只要日本有勇气摆脱那种脱亚入欧的“魔圈”,清除自身的“帝国脏污”,日本有可能与它的邻国一起对抗西方殖民主义。张承志的正义概念,具有极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它主要针对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知青、人民、人道、清洁、正义和红卫兵这六个大的关键词,大体上反映了张承志创作的总体风貌和特点,而贯穿着这六个关键词的,则是张承志一直坚持的底层价值观。

赵永颜^[4]（2004）在《在对话中走一段艺术的旅程——评《一直在奔跑——艺术大师对话》》文中指出 近几年来,对话体图书一直处于升温、发展的时期,甚至有人说,在图书出版界,"对话"时代已经在为"读图"时代送行。此种现象的背后是因为社会人群中有一种内在的需求,一种平等地表达和交流的愿望。《一直在奔跑——艺术大师对话》也是对话体的,是记者熊育群与作家韩少功、张承志、莫言、余华、叶兆言、阎连科,及音乐家谭盾、画家黄永玉等二十几位艺术大家的对话。书中的文字即是根据当时对话的录音整理而

二、在对话中走一段艺术的旅程——评《一直在奔跑——艺术大师对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在对话中走一段艺术的旅程——评《一直在奔跑——艺术大师对话》（论文提纲范文）

（1）历史多棱镜中的“他者” ——当代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真实与现实 ——余华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张承志的关键词（论文提纲范文）

四、在对话中走一段艺术的旅程——评《一直在奔跑——艺术大师对话》（论文参考文献）

• [1]历史多棱镜中的“他者” ——当代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研究[D]. 胡婷婷. 吉林大学, 2017(09)
• [2]真实与现实 ——余华小说研究[D]. 张中弛.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1)
• [3]张承志的关键词[D]. 李有智. 南京大学, 2013(08)
• [4]在对话中走一段艺术的旅程——评《一直在奔跑——艺术大师对话》[J]. 赵永颜. 全国新书目, 2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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