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师中国现代文学趣味教学的尝试（论文文献综述）
赵冬旭[1]（2021）在《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丁西林剧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丁西林身为物理教授,却凭借独树一帜的话剧作品赢得了知识分子读者/观众的普遍青睐,无疑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本文以丁西林剧作在英语世界的研究以及中西论者之间的对话为切入点,通过对史料的爬梳、中西文献的对比、文本的细读,重新定位丁西林剧作在中国早期话剧史中的具体坐标,考察中西文化对丁西林创作的影响,探究历史语境下丁西林的创作动机和策略、美学倾向、编剧技法和语言主张。通过对艺术形式的革新,他创作了具有现代特征和丰厚艺术价值的作品,为中国现代戏剧,尤其是早期话剧建立了全新的创作模式（pattern）。论文由六部分构成:绪言部分首先对研究对象丁西林予以简要介绍。在厘清国内外研究现状后,提出本文的核心问题:英语世界高度认可丁西林剧作的原因为何?丁西林剧作的哪些艺术特征具有创新意义,并如何起到了范本的作用?继而陈述本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意义与创新之处。第一章探讨英语世界对丁西林剧作的接受。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英语世界不断有人在介绍、翻译、研究、甚至搬演他的剧作。无论是专题论文还是戏剧史,大都强调作家通过采用文雅的语言,融合唯美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喜剧形式,使作品拥有了独特而隽永的艺术价值。中外论者对丁西林剧作的评价有别,体现了美学观念和理论体系上的差异,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形式与语言也具有足以建构戏剧范式的重要性。第二章探讨丁西林在中西文化双重影响下的美学主张和戏剧策略,以及他在中国早期话剧史上的作用。对比中西戏剧史会发现,中国早期新剧转向以知识精英主导的“爱美剧”,和19世纪欧洲情节剧过渡到现实主义戏剧的历史如出一辙,这其中既有西学东渐的作用,又有戏剧发展、更迭的历史必然性。丁西林及其社团同人都是学贯中西的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业余爱好者进入新剧场域。他们再三申明审美愉快与艺术形式的重要性,是为了厘正前期新剧对高台教化的过分强调。因此他们另辟蹊径,提出了以知识分子为潜在观众/读者群的新剧策略,并在此框架下探索新的戏剧主题、形式与舞台实践。第三章探讨丁西林对西方编剧技法和喜剧精神的移植和改造。丁西林在编剧上融合了西方近现代戏剧的技巧和本土化的主题与素材,以吸引知识阶层观众/读者的兴趣。他以戏剧的暗示性和情境为关键突破点,并适当“留白”以调动观众/读者的能动性,从而建立起了一种以形式为重、内容居次的编剧模式。此外,他对乔装扮演技巧的反复运用,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人类的游戏天性和男性的欲望,这为“涕泪交零”的现代戏剧带来了一丝珍贵的愉悦。其喜剧传达出温和而折衷的精神,又和英国风俗喜剧的强烈讽刺精神有着很大不同。第四章探讨丁西林对语言结构和文体风格所做的革新与调和。他始终致力于探索一种整合了文言与白话、中英语法的白话文,它既比纯粹口语更书面文雅,又比传统文言文更加活泼且更加具有日常口语化特征。同时,他用意义丰裕、富于美感的语言构建多重的意义,增添了剧本本身的文学维度,也重现了修辞的价值。因此,其戏剧语言呈现出文学化的、跨文化的、现代性的特征,引领了风靡一时的“西林风”。处女作《一只马蜂》实际上可被视作作家对其白话文试验的一个讽喻,也是其“西林风”戏剧创作的开拓之作。最后,结语部分指出,通过对编剧技法与语言风格的不断钻研和探索,丁西林创作出了具有技巧性、游戏性、杂糅性和现代性的戏剧,为中国现代戏剧,尤其是早期话剧提供了新的创作范本与模式。在以高台教化的戏剧观为主流的时代,丁西林践行了与众不同的美学与戏剧理念,其作品是独立自足、精雕细琢的艺术,而非“主义”和“思想”的附庸。这构成了其剧作的内容狭窄化和受众局限性,但也造就了英语世界对他的高度肯定。如果说还有评论家困扰于如何从丁西林的剧作中发掘出深刻的社会立意,那么,本文希望能够证明它们在艺术形式上的革新,就已经蕴蓄了独特的美学价值,为中国戏剧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霍虹[2]（2021）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文中提出从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到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是中国文学史上通常所定义的现代文学时期,本论文把这一时间段内批评主体对当时女性作家及其创作的作品的共时性批评作为研究对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论文先是全面梳理并整体观照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然后从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入手,进一步探究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主要理念、模式和方法,分析其价值与局限,以期在推进完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本土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全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界定论文的研究对象并介绍研究缘起,然后爬梳至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的概况,发现还比较欠缺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成果,从而确定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思路、方法与意义等。第二章,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进行文学史的梳理,勾勒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创作与批评的整体脉络。文学革命到大革命失败时期,中国第一批现代女作家及其文学创作兴起,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随之诞生,并表现出发生期的特征,即批评主要集中于冰心等个别女作家、批评视角较单一、批评主要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繁荣发展,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也随之发展,表现为批评主体更加职业化、现代批评意识更加成熟、批评的理论性与系统性更强、批评视角更加开阔、形式多样的专业性批评成果大量涌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期,女作家及批评家被战争分割在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三大政治区域内,文学创作和批评都表现出各自区域的特征,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批评与第二个十年相比略显单薄,而沦陷区的批评大多避开了战争和政治现实,更关注作品本身。第三章,考察了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第一个十年,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形成了核心相对稳定的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批评主体以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进行的女作家作品批评,虽然立场不同、风格各异,但无不洋溢着改造现实的激情,以真诚的声音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第二个十年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身份逐渐发生分化,主要分为革命者批评主体身份、左翼批评主体身份、自由主义批评主体身份,并在批评中表现出各自的身份意识;第三个十年受战争影响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内,国统区批评主体生活颠沛流离、解放区批评主体接受知识分子身份改造、沦陷区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被压抑,五四时期所形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在总体上趋于弱化;而三十年间,始终不变的是性别主体身份,男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具有隐含的性别文化身份的权威地位,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在面对同为女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时则或是表现出深刻的共情或是表现出剧烈的排斥,暗含着女性性别身份的焦虑。第四章,进一步研究批评主体在以不同的身份经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进行积极主动的批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批评理念。第一个十年,批评主体以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充满挑战的勇气与改造的激情,对追求“人”的全面解放、实现“人”的外在和内在的全面自由本质表现出十分的热情,大量引进国外各种文艺理论,其中的现实主义批评理念和浪漫主义批评理念被有不同身份意识倾向的批评主体所青睐,而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理念却处于缺失的地位;第二个十年,随着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分化,五四时期基本达成共识的新文学观念发生瓦解,革命者和左翼批评主体秉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念,自由主义批评主体是以自由主义文艺批评理念为指导。新文学阵营被持有不同文学理念的知识分子们分裂成若干派系,各派系在对女作家作品争相阐释的过程中得以更深入地探求女作家作品的性别特征,女性作家及女性批评主体成长后也注意到自身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使得女性文学批评理论进入酝酿期;第三个十年,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不同区域内不同身份特征的批评主体形成各自的文学批评理念,国统区主要是“宣传抗战”批评观、解放区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影响下的批评理念、沦陷区出现了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第五章,研究在不同文学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所形成的语境论和体验性两大批评模式。语境论批评模式关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与“种族”“环境”“时代”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体验性批评模式关注批评者面对现代女作家作品时内心的体验。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理念中,强调文学对社会历史的反映与推动价值的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强调文学表现内心、追求自由审美的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体验性批评模式;倾向于宏大批评话语的男性批评主体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倾向于私人化批评话语的女性批评主体则更偏爱于体验性批评模式。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要运用了“知人论世”、感悟式“诗化”和“比较分析”等批评方法。第六章,论述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与局限。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深刻影响了现代女作家们的创作方向,并在客观上推动了现代女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经典化进程;批评中张扬了具有身份特征的“主体性”,始终保持一种主体“在场”的批评状态,以及在此过程中体现出的实践性、体验性等多方面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特征,这些特征作为批评的“中国经验”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着重要启示和借鉴价值;批评中产生了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可作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根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一些男性批评主体的男权主义思想以及其在批评中对女性性别体验的隔阂,阻碍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及批评理论的生长。
张蓬[3]（2021）在《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中国“新文学”与中学“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清末民国时期新式教育制度、白话文教科书新文学选文、新文学作品教学等方面的分析,发掘新文学在酝酿、发生、发展中与“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影响。“新文学”借助教育制度奠定了国文教育中的“知识身份”,通过国文教科书编写加速了传播,影响了学生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形成,奠定了其经典地位,同时“新文学”也全面推动了国文教育改革,加快了国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新文学”与中学“国文教育”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主要体现在教育改革、知识生产与传播、文学创作、经典形成等方面。为了清晰地呈现出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从“文学”“教育”的双视角,以国文教育的基本构成要素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尤其是“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经典形成,旨在通过以上分析促进当下文学教育中对“新文学”作品的正确认识和科学选择,为学生的文学修养培养等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本文共分五章,尝试从现存国文教育制度文件、发行量大且出版权威的代表性国文教科书等方面入手,进行细致的史料分析,探究中学“国文教育”与“新文学”之间在文学传播、知识生产、经典形成、文学创作等方面的互动关系。第一章通过对清末民初教育制度演变的考察,论证了学制和教育宗旨的变迁为“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提供了先决条件,“国语运动”作为“新文学”和“国文”的媒介、桥梁,以“国语统一”为共同目的,实现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双潮合一”,确立了“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知识身份”地位。第二章以国文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的传播为研究内容,阐述了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如何通过国文教科书进行传播。其中政府教育部门的权力、教科书编写者的个人兴味制约着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的筛选,也影响了新文学知识的生产。从1920年代“新文学”开始进入国文教科书,到1940年代战争背景下,“国定本”以党化教育的名义对新文学作品的排挤,再到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坚决选用新文学作品以反抗“国定本”的压制,都体现了国文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经典化形成的推动作用。第三章论述了新文学对国文教学改革的促进。从“问题教学法”、“道尔顿制”实验到“精读”“略读”法,新文学选文帮助国文教育加快了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新文学也促进了国文教育的作文教学改革,教科书中的新文学作品成为学生写作训练的范文,不仅促进了学生现代文体意识的形成,也使新文学的知识地位、知识形象在中学的作文教学中被强化,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也得到了考试制度的官方认可,自身的知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第四章分析了新文学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国文教育之间的相互影响。新文学作家倡导白话文,自主编写教材,改进教学方法,为学生带去新文化、新思想。从教经历也为作家提供了创作素材,他们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诉诸作品,同时也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新文学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文教育的改革、发展,加速了国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第五章探讨了国文教育在现代文学作品经典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现代语文教科书中那些不可缺少的现代文学“经典篇目”,其“经久不衰”的原因除了作品本身的经典本质外,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还有教育、政治等其他外部力量的参与,它们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对于“新文学”来说,“国文教育”是一个最佳的传播途径。清末以降的学制改革和教育宗旨演变为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领域提供了先决条件,国语运动作为新文学和国文教育的桥梁,以“国语统一”为共同目的,实现了新文学与国文教育的全面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也借助国文教育这一途径,推行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想,促进了现代文学审美观念及书写范式的形成。但是受到教育权力机制的约束和教育者个人视野及志趣的影响,国文教育对新文学存在着“限制性”选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新文学作品价值的认识。不过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二者之间的互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新文学促进了国文教学改革,引领了民国教育的新风尚,加速了其现代化进程。在二者互动的过程中,新文学选文培养了学生的现代文体意识,使新文学的知识地位、知识形象在国文教育中被强化,新文学知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经典”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林玮婧[4]（2020）在《时代与自叙的哀歌 ——庐隐创作哀感论》文中认为庐隐是“五四”新文学拓荒时期的重要女作家,是文学研究会第一批成员中唯一的一位女性,是接受男权话语启蒙而最早觉醒的现代女性作家之一。庐隐身处感伤的“五四”时代,感染了时代的悲伤情调,其大学时期又适逢新文学运动,亲身经受了“五四”文化思潮的洗礼,对“五四”新文化感同身受。庐隐响应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启蒙”号召,是以问题小说创作登上文坛,因此她的文学创作之路与“五四”时代的影响分不开。庐隐在小说中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塑造了一系列在时代思潮感召下成长起来的“五四”新女性形象,写出了女性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所遭受的不幸与悲苦,因此其作品中大都弥漫着浓厚的哀伤情感。为了能够更加深入解读庐隐,了解庐隐创作中的时代感伤情调与意义,本文以哀感为审美视角,审视庐隐的创作历程与作品,试图探究如下问题:庐隐是如何被“五四”浪潮推动,一步步走上文坛而成为新文学第一代女作家的?她如何感应“五四”时代诸多社会与文化风潮,又为何加入“问题小说”创作队伍?她的作品如何书写“五四”新文化运动关注的问题?如何在男性启蒙中抒写女性?其作品与“五四”文化的契合度如何?又具有何审美特点?笔者认为:1.作为新文学第一代作家,她的创作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旨归相一致,与“五四”新文学书写的整体性相契合,是“五四”问题小说与女性书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也感染了“五四”文学悲凉的哀伤气氛。2.其创作与“五四”文学女性解放与言说相一致,加上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与女性自我感受,她的作品既具有自叙传自我感伤书写的悲悯,又成为时代哀伤呐喊的哀歌。围绕以上问题,论文将从三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结合“五四”文坛的悲剧氛围以及沉郁的悲剧意蕴,试图还原庐隐所处的成长环境,以探寻她如何被时代风潮感应走上文坛,及其作品如何反映时代风潮等等问题。此章以庐隐早期发表文章的报刊《小说月报》为视窗,探寻“五四”文坛的哀歌性以及文学研究会对庐隐价值观、文学观的影响。第二章以“五四”情爱小说写作传统为切入点,通过庐隐自身坎坷的爱情经历及其作品中的性爱叙事等,探究庐隐爱情的自叙性色彩与时代哀歌性之间的关联性。第三章从情绪的悲哀美、意象的凄清美以及语言的古典美三个方面解读庐隐作品的独特悲剧审美品格,并探讨其审美的悲剧品格与“五四”时代新文学悲剧审美氛围的关系。
丁燕燕[5]（2020）在《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文中提出包括五四乡土文学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之诞生绝不仅是单纯的文学事件,它还涉及种种制度性创建。现代教育制度就是其一。通过它,五四乡土文学拥有了“民族国家文学”品格。二者的互动关系表现为:现代教育培养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作者与读者,影响了人们的文学观念、左右着作家对乡土中国的书写;而五四乡土文学又通过进入现代教育成为法定知识获得制度支持,从而实现知识生产与再生产。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是:考察现代教育制度对五四乡土文学的建构功能,分析五四乡土文学对现代教育的文学想象和它作为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论文除绪论和余论共分五部分。绪论介绍研究缘起、思路方法,对“现代教育”和“五四乡土文学”进行概念界定,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从而辩明本论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现代教育”是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系列教育观念、形态和特征的总称,包括宏观层面的教育制度、管理体系、教育宗旨、思想以及微观层面的课程、教科书、教育方式方法等教学运行活动。广义的“五四乡土文学”是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蓄势产生并发展的、以乡土生活为表现题材的小说创作。除了鲁迅在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定义并指出的作家作品外,还包括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进行乡土文学题材创作的其他相关作家作品。第一章现代教育与乡土中国。五四乡土作者多出生或成长于乡村小镇,他们求学的年份正是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由传统走向现代并逐渐完备的时期。博采众长的教育经历使他们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熏陶也有机会浸润现代文明。从乡村到都市、从中国到异域的空间转移,从传统知识体系到现代文明的思想过渡,既引发了作家浓郁的思乡病、激烈的文化冲突,也为其观照“自我”、回望“故土”提供了“他者”的参照。一方面,知识新变引发了他们的乡土关注,文化冲突带来的身份危机催生了其乡土认同观念。另一方面,“他者”的参照又使他们重新发现了“乡土中国”的内涵。乡土中国既代表占国土大部分、广袤的乡村大地,也是一种将乡土看作民族国家象征的文学观念和写作范式。其中,作为小学乡土教科书的“乡土志”对一代国人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初步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二章教育变革与文学启蒙。语文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向学生传授文学创作的方法技巧外,还给予学生文化滋养和心灵启迪。随着语文学科的独立,教科书编写和教学方法变革等活动更新了现代学生的文学观念。它包括白话文学语言、小说文学体裁和文学审美意识等多层面内容。外语教学携带的异域文学资源则为学生的文学阅读、仿制和创作提供了条件。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以鲁彦为代表的世界语学习者,他们深受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翻译弱小民族文学并从中汲取营养。现代教育重构了学生的知识和思想体系形成了五四乡土文学作者独树一帜的现代思想内涵。科学教育思潮向学生普及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培养了他们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品格;新的教育目标和教学方法培养了学生的民主自由思想;作为公共交往空间的现代校园则为学生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创立校园社团、期刊有利于他们民主自由思想的形成。第三章现代教育影响下的五四乡土文学。“儿童本位”教育观将儿童从封建伦理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儿童特别是儿童身体的发现使五四乡土作者将笔触对准儿童,他们开始以儿童为主角,借用儿童的想象和视角、模拟儿童的语气和口吻创作小说,在身体解放中重新发掘恐惧、欲望、喜悦等“人”的情感。知识分子的归乡之旅因现代教育的介入发生变化。衣锦还乡的欣喜一变而为守旧愚昧的民众对知识者的误解、冷落甚至排挤,与无知无识乡村女性的狭路相逢引发了他们对自身启蒙身份的反思和失望。“归乡再离乡”成为必然。现代教育加深了知识者对文明新变的体验。现代性的时空并置引发了他们对故乡的全新感受。故乡不仅是可供停泊的地理空间,还是一处凝结着丰富内涵、值得时时返顾的文化空间。五四乡土文学中的乡愁意象开始由传统的意象抒发走向细节化记叙和整体化象征。五四乡土作者以接受现代教育后的启蒙视野观察乡村,乡间的风景和民俗便因知识者主体意识的确立而被重新发现。科学方法训练和人类学、社会学知识的学习则有利于作家科学区分民俗与封建迷信。作为民俗知识的方言土语在五四乡土作品中频繁出现。它符合汉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规律,也顺应了教育领域重视口语教学的发展趋势。第四章互为镜像的教育与文学。五四乡土文学的生成离不开现代教育的建构。反过来,文学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想象和书写现代教育,二者互为镜像。五四乡土作者“学生-教师-作家”三位一体的身份决定了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会以甘苦自知的心态将现代教育素材纳入笔端。无论是现代学校、教师、学生还是与乡村教育息息相关的乡绅形象都留有教育变革带来的社会文化印记。它既包含丰富真切的生活经验也寄寓着作家对乡土中国前途的深沉思索。现代学校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乡民眼中呈现出“乐园”与“窘境”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影。围绕启蒙职责,五四乡土作者塑造了许多形象各异的乡村教师形象。与教师形象的多样化不同,五四乡土文学中的学生形象呈现出统一的负面化倾向。这既有现代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源于他们面临的社会、政治、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矛盾。“女学生”则成为承载制度变革压力和接受性别审视的双重压抑的形象。乡绅作为乡土世界的知识者,他们的命运沉浮反映出现代教育变革下的乡村权势变迁。第五章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的经典化。五四乡土文学自鲁迅开创先河便开启了进入现代教育领域的过程,通过入选教科书、教师的课堂讲授,它渐渐成为一种法定知识被人们所接受。这既是五四乡土文学作为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它通过现代教育的制度性力量实现经典化的过程。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五四乡土文学通过教科书和学院机构对其概念、理论的总结梳理与相关篇目、文本、作家的选编评介成功地进入文学史叙事,青年学生对乡土文学的阅读传播,作为教师的鲁迅在课堂内外的知识传授和思想感召都保证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代际传承与发展。余论民族再造:教育与文学的殊途同归。自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就在追求国家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摸索,无论是现代教育还是五四乡土文学其实都只不过是从不同维度出发对同一目标的追求。教育通过知识权力,文学借助艺术想象最终达到民族再造的结果。
朱天一[6]（2019）在《《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研究》文中认为《文学周报》（1921-1929）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文艺刊物之一,也是文学研究会最重要、规模最大的机关刊物,对其进行把握有利于我们在近百年后重返历史现场,对文学研究会成员在特定时期,心理状态、价值追求,和对社会文化总体体认情况进行了解,这一研究也可以作为对既成的、僵化的文学史叙述的有机补充。《文学周报》中广泛、高频率出现着的“黑暗书写”（作为概念、氛围、重要意象,社会状态判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也可以作为我们回溯历史的一扇窗口。（黑暗这一在特定时期的稳定概念）既包含社会层面,对整个社会的不公正、对人类总体消极之物,影响之深、作用之广的总体描摹和负面判断;同时也是基于现代性想象,历史断代上,对某一社会阶段混乱、不公正,对人类总体消极现象持存延宕的负面判断;更是落实到具体人类生命质量、精神状态逐渐低下,并走向消灭的判断;还是文艺与审美范畴内,与作为正面性的“光明与解放”相对立的,伦理向度的价值范畴。而涉及以上几个层次之“黑暗”的文学创作与评论文章均可纳入“黑暗书写”的讨论范畴。序章,对“黑暗”这一中文词语,及其意义内涵在历史脉络内进行简单梳理,通过枚举古代典籍和近代报刊传媒中的相关用法,厘清其意义承载,对“黑暗”这一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过程及其背后的文化积淀进行揭示。这也是确定研究对象的过程,而后将《文学周报》中涉及黑暗书写的文本大体分为文学创作类文本和观点论说类文本。论文第一、二章主要讨论创作类文本中的黑暗书写;第三、四章则分析论说类文本的黑暗书写。第五章在综合前文讨论基础上做反思性总结。第一章,呈现具体的黑暗书写内容。突出文学性,由构成创作类文本黑暗情境的文学因素入手,展开探究。由局部到整体,对传达黑暗心理体验的集群意象、空间、时间、人事、场景构设等内容进行分析,通过对抒情和叙事两类创作类文本内在黑暗情境的指谓进行分析,揭示作者群体预设的“憎厌、刺激、悲悯”这三大文学主题,表达了对于生命的珍视,对于暴力、杀戮、等罪恶的批判与喝止;对于社会变革,走向光明的期待,对于恶浊现实世界的整体憎厌。第二章,进一步通过对创作类文本中黑暗书写频繁出现的情境构设和雷同叙事功能单位的归并,归纳总结创作类文本黑暗书写的结构模式,呈现“受害者、同情者、加害者、反抗者”等多个行动圈的组合关系。黑暗由此成为了一种被表象的世界图像,作者群体同时也借“同情者”视角的乏力感,表达面对这种黑暗世界图像的深深悲观。模式化黑暗书写反映出现代人“占有欲”驱使下“血的横肆”、“泪的匮乏”所造成的现实困境,作者群体落实到个人的“万方多难”的黑暗经验对应着文本中黑暗形象的生成。而在“观念”与“事实”的张力中,作者群体生成了“想象人生”与“走进人生”两歧并置的心理结构。而“众生”与“我”最终打破了二元界限,在“人之复性”的普世伦理诉求中走向调和。第三章,论说类文本又可以分为“就着立论”（文学作品评论）、“造论析理”（随感而生的论说文和社会评论）两种。剥离了文学的形象性,论说类文本直面军阀战乱、兵匪纷扰、出版界乱象、生活中的烦闷等等构成黑暗心理体验、黑暗社会判断的现实问题,可与创作类文本的形象化呈现做“镜内镜外”的两相印证。同时揭示作者群体对黑暗深广程度判断本身的内在矛盾性,分析“丧乱之世”这种理想阶段性想象的复杂生成原因。而透过对其他作品不同程度的推介赞赏或针砭批判。在对以“德性为美之表征”的“最高精神”追求中,将黑暗与光明等概念均纳入审美体系之中。第四章,跳出文学周报的狭窄范围,在社会文化生产、传播、接受、反应等层次探讨其指涉黑暗的论说文本。透过同名异质的黑暗书写,我们看到,在社会、传媒广角中《文学周报》作者群体与《礼拜六》作者群体、《学衡》作者群体和创造社的交锋、错位,互相误读中,暴露了彼等伦理层面,“有限道德追求”和“无限道德追求”、“自我技术与权力技术”,以及文学谱系中“常与变”、“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对垒。并揭示《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本身也存在某种遮蔽性、包含着由“现代性想象”建构起来的盲目自信。第五章,综合前四章对两大类文体的讨论。在特定历史场域内,作者群体的创作类文本廓清了黑暗的“外延”（怎样）,而论说类文本则直接确定了黑暗的“内涵”（何为）。而两大类黑暗书写中始终存在着集中不变因素:“足以扫荡黑暗的光明始终缺席”、（受者—观者;作者—读者;）“体外流淌之血”与“体内沸腾之血”的双向互动、写作主体“对道的肯定,对势的抗争”。这些不变因素反映着黑暗书写内在的总体价值、文化取向,《文学周报》作者群体黑暗书写的形成,既源于五四落潮后集体性的消沉心理（近因）,更深层次上又与佛教的“无明”（远因）、基督教的“原罪”,以及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参照西方历史进程对“文明”与“文化”（外因）的取舍关联密切。复杂的文化背景、社会诉求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黑暗书写本身的不稳定性,其中存在着多组两歧性的对立,在“路径”、“内涵”、“外延”、“目的”等多个方面的内在断裂、岔开,瓦解着同一性的营垒叙述。《文学周报》作者群体既充当着引领方向的“执光者”,同时又怀着仅见“微光”的焦虑,本身也是在黑暗中探索社会、人生道路的“寻光者”。
李璐[7]（2019）在《中国“新感觉派”小说在大陆的接受研究》文中提出“新感觉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存在时间短暂却具有重要意义的流派。流派的创作早已停止,流派成员陨落零散,但是人们对于该流派的言说至今还未终结。“新感觉派”诞生之时起,从命名、人员构成、作品特征到价值评价都存在着巨大的争议,有人贬斥其为“资本主义底下吃利息生活者的文学”,有人则奉流派的主要作家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纵观现代文学史的发展链条,“新感觉派”的地位历经沉浮,然而正是在跌宕中和不断的争议中,文学史对其的书写渐渐稳定下来,流派的轮廓逐渐清晰,“都市”与“现代”的标签被认同,它已然步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的序列。这种变化是流派本身的艺术价值以及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情况、文艺政策、大众审美倾向综合作用的结果。“新感觉派”在不断被言说、被接受的过程中真正完型并生成文学价值,然而在现有研究中,学者多倾向于对“新感觉派”作品本身进行阐发,较少关注到读者对于“新感觉派”的接受这一历史过程。本文以接受美学为理论视野,关注流派的整体接受情况,从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两个维度进入“新感觉派”的接受研究。文章根据“新感觉派”小说在大陆的接受特点将其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依此划分为三章,分别对20世纪30、40年代“新感觉派”文学的发生期,80、90年代的重生与再繁荣时期,以及进入新世纪后的经典化时期进行考察,对特定时代作品的传播状况进行解读,对“新感觉派”在大陆的接受嬗变过程进行梳理,探索在经典化历程中“新感觉派”文学接受热潮的形成因素,并对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
张家豪[8]（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廖华力[9]（2017）在《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文中研究表明文学与传媒的“同构”与“共生”是中国近现代以来一种独特而显着的文化现象。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高耸的山峰,其文学活动一直都与现代传媒不可分离地相伴相生、相辅相成。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正是文学与传媒“同构”与“共生”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最好注脚。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在北方的堡垒”,《晨报》副刊在新文化运动由高潮转向落潮的关键时期,对新文学的发展起到的作用与影响,是当时任何一家传媒都无法比拟。《晨报》副刊“黄金时期”的辉煌成就始终离不开周氏兄弟的积极参与与扶持。周氏兄弟在积极参与与扶持《晨报》副刊的过程成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场”,开展自己各具特色的文学活动,并最终以独一无二、个性彰显的文学实绩与文学建树,成功地从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众多文化领袖群像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为“五四”新文学最耀眼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双子星”,奠定各自在现代文学版图的应有位置。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同构”与“共生”的历史与事实,不仅为我们完整理解周氏兄弟“五四”时期的文学活动提供一幅清晰的历史图景,创造重新理解与阐释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另一种可能性,也为当代文学与传媒的健康发展留下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本论文主要由绪论、正论与结论三大部分构成。绪论部分指出选择研究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与理论依据。从把现代传媒（以报纸杂志为主要代表）视为作家的“文学场”的理论视野出发,论述研究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互动关系的目的与意义;回顾历史文献,总结研究现状。将周氏兄弟的文学活动放置于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历史发展格局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他们与现代传媒的“同构”与“共生”意义。正论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探讨《晨报》副刊成为周氏兄弟“文学场”的内外因素。一方面,以梁启超、蒲伯英等为领导核心的研究系在政治活动严重受挫的情况下,决心退出政坛,转入文化活动领域。这使得《晨报》及其副刊率先赞助“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研究系参与新文化运动的舆论阵地与舆论权威。《晨报》副刊的办刊定位与发展基调为周氏兄弟选择进入与对其进行改造,提供理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新青年》集团因为内部矛盾、分裂与外部反动势力的迫压而面临风流云散的命运,作为《新青年》轮值主编的李大钊适时转战与改革《晨报》副刊,使得周氏兄弟真正地登堂入室、“走进”《晨报》副刊成为现实。第二章回顾周氏兄弟探寻完全属于自己的“文学场”的历史进程与艰难步履,这是周氏兄弟选择进入与改造《晨报》副刊的内部动因。周氏兄弟从留学日本时期筹办《新生》杂志开始,就梦想拥有一块完全属于自己的“文学场”,但是经过《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直到《新青年》逐渐分裂与转向,周氏兄弟都未曾完全彻底地实现最初的夙愿。周氏兄弟不得不继续探寻与前进的脚步,而在李大钊、孙伏园先后主持下的《晨报》副刊无疑成为周氏兄弟开辟“文学场”的最佳选择。第三章和第四章重点研究周氏兄弟积极建构“文学场”的具体过程与多种维度。周氏兄弟通过为《晨报》副刊命名（此处特指鲁迅）、指导《晨报》副刊发展、创作与发表文学作品、初步塑造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发起与组织文学论争与批判、培养文学新人、形成文学团体、引导读者阅读与培育读者的新型审美趣味等具体的文学活动与实践,成功开展各自的文学活动,极大推动“五四”新文学快速向前发展的同时,确立自己在新文学领域独特的历史地位与历史贡献。第五章旨在分析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分道扬镳的详细过程与复杂原因。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双向选择”的必然结果。在紧密携手发展五年多,缔造双方的辉煌成就后,周氏兄弟不得不在1924年10月无可挽回地面临退出“文学场”的历史命运。随着中国时局动荡的不断加剧,各种反动势力益加猖獗,《晨报》副刊在研究系核心人物刘崧生、刘勉己的主持下逐渐地转向,背离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初衷与轨道,丧失蒲伯英、孙伏园主持时期坚持思想自由与理性批判的办报精神与宽容空间;与此同时,周氏兄弟经过十几年的不断积累与发展,在学问、同志、资本、时间、读者、编辑出版管理经验等诸多方面都已具备独立开辟完全属于自己的“文学场”的自信、能力与条件。与逐渐转向反动的《晨报》副刊彻底分道扬镳,开辟全新的“文学场”成为周氏兄弟的必然选择。周氏兄弟也在《语丝》的“文学新场”上又一次成为“新文坛双柱”。结论部分主要阐明现代传媒并不仅是文学作品的发布平台,仅仅承担传播文学作品的单一功能,它在真实呈现作家身处其中的复杂外部世界、激励与同构作家的文学创作、塑造文学作品的外在表现形态、推动文学作品的经典化、组织文学争鸣与论争、培养文学新人、集结文学队伍与社团、增强成名作家的文学声誉、吸引文学读者与引导读者的阅读审美趣味等多个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仅仅把现代传媒作为文学传媒看待,并不能完全展现它与作家文学活动关系的全体面貌与多样特征,只有把现代传媒看作作家以其为联系纽带从而开展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学场”,才能准确把握现代文学与现代传媒“同构”与“共生”的关系。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携手发展、相互成全的历史事实与历史经验,必将为我们全面理解周氏兄弟“五四”时期完整的文学活动图景提供一种全新的可能。
王唯力[10]（2016）在《《晨报副刊》新诗史论》文中认为本文以《晨报副刊》所发表的新诗为研究对象,以文学史论的思路和方法,全面梳理《晨报副刊》上的新诗创作,为上世纪二十年代新诗在《晨报副刊》的历史状况作总体性勾勒。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梳理了《晨报副刊》历史。以时间为线索,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晨报副刊》的主编变动、样式变化以及“刊中刊”情况。第二章对《晨报副刊》发表的新诗作整体概述。首先介绍了当时其他刊物发表新诗情况并由此分析《晨报副刊》早期发表新诗的历史环境,再对《晨报副刊》的诗人群以及其新诗数量做出大概的数据统计,以便对《晨报副刊》新诗有直观的认识。第三章论述李大钊时期的新诗创作。本章选取了朱自清、康白情、品今三位诗人,分析了他们该时期在《晨报副刊》上的新诗发表情况,并对最具代表性的新诗进行文本分析。第四章论述孙伏园时期的新诗创作。本章重点介绍了小诗写作群体,如冰心、王统照、何植三等,此外对刘氏三兄弟以及周作人、胡适等人的新诗也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第五章论述徐志摩时期的新诗创作。本章以《诗镌》为中心,对“内”重点介绍了《诗镌》发起人徐志摩、闻一多、刘梦苇、“清华四子”的新格律诗创作;对“外”选择了新诗创作较为活跃的绿波社、无须社成员的如焦菊隐、蹇先艾等人的创作。胡也频是徐志摩离开《晨报副刊》后发表新诗最多的诗人,因此胡也频也是重点介绍的诗人之一。
二、高师中国现代文学趣味教学的尝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高师中国现代文学趣味教学的尝试（论文提纲范文）
（1）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丁西林剧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与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问题 |
| 四、研究理论与方法 |
| 五、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丁西林剧作的内容与形式之争 |
| 一、英语世界的高度认可 |
| 二、文以载道的传统标准 |
| 三、形式技巧的重要意义 |
| 第二章 丁西林的美学主张与戏剧策略 |
| 一、早期新剧的发展与转折 |
| 二、知识精英的涉足与论争 |
| (一) 吸纳中西与文理的学问 |
| (二) 批判“教条主义”的戏剧观 |
| (三) 提倡“使人愉快”的美学 |
| 三、关注受众的创作与实践 |
| (一) 明确潜在的观众与读者 |
| (二) 探索戏剧的主题与形式 |
| (三) 试验小剧场的制度与舞台 |
| 第三章 丁西林对编剧技巧的移植 |
| 一、营造戏剧的暗示性 |
| (一) 强调作家—观众的双向交流 |
| (二) 编织“经济节约”的人物对话 |
| (三) 留有空白与距离的戏剧结尾 |
| 二、发挥情境的重要性 |
| (一) 建立对话与情境的关系 |
| (二) 激发观众与情境的共鸣 |
| 三、重塑喜剧的精神 |
| (一) 释放游戏的天性 |
| (二) 表达男性的欲望 |
| 第四章 丁西林对戏剧语言的革新 |
| 一、对文白词汇与中西语法的杂糅 |
| 二、对匀称结构与多维意义的雕琢 |
| 三、《一只马蜂》:“西林风”的开拓之作 |
| 结论: 独辟蹊径的戏剧创作模式 |
| 附录一 丁西林年表 |
| 附录二 Oppression as a Situational Comedy:A Note on the Stagecraft of Ting Hsi-lin |
| 附录三 情境喜剧《压迫》:丁西林编剧艺术札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的界定与本文研究缘起 |
| 1.2 研究综述与问题求索 |
| 1.3 本文研究思路、方法与意义 |
| 1.4 本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发生与发展 |
| 2.1 发生期(1917—1927 年)——从文学革命到大革命失败 |
| 2.1.1 第一个十年女作家创作概况 |
| 2.1.2 以冰心批评为主的稚嫩果实 |
| 2.2 发展期(1928—1937 年)——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战全面爆发 |
| 2.2.1 第二个十年女作家创作概况 |
| 2.2.2 形式多样的专业性批评硕果累累 |
| 2.3 延续期(1937—1949 年)——从抗战全面爆发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 |
| 2.3.1 第三个十年女作家创作概况 |
| 2.3.2 三大政治区域内批评的不同成果 |
| 第3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的身份 |
| 3.1 “传统”与“现代”之间: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 |
| 3.1.1 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形成 |
| 3.1.2 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分化 |
| 3.1.3 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弱化 |
| 3.2 “隐含的权威”与“身份的焦虑”:批评主体的“性别”身份 |
| 3.2.1 男性批评主体的“催生” |
| 3.2.2 男性批评主体的“建构” |
| 3.2.3 女性批评主体的“焦虑” |
| 第4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主要理念 |
| 4.1 第一个十年:理论的“喧哗”与“缺失” |
| 4.1.1 现实主义批评观与对女作家“问题小说”的聚焦 |
| 4.1.2 浪漫主义批评观与对女作家“自我”及“表现”的提倡 |
| 4.1.3 性别理论的缺失与女性特征批评实践的初探 |
| 4.2 第二个十年:理论的“多元化”与“酝酿” |
| 4.2.1 马克思主义批评观与对女作家“阶级性”的强调 |
| 4.2.2 自由主义批评观与对作品“人性”及“审美”的关注 |
| 4.2.3 性别理论的酝酿与女性特征批评实践的深入 |
| 4.3 第三个十年:理论的“政治化”与“萌芽” |
| 4.3.1 国统区“宣传抗战”批评观与对作品“抗战主题”的倡导 |
| 4.3.2 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与对女作家“政治立场”的要求 |
| 4.3.3 沦陷区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 |
| 第5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基本模式与方法 |
| 5.1 两大类批评模式 |
| 5.1.1 语境论批评模式 |
| 5.1.2 体验性批评模式 |
| 5.2 常用的批评方法 |
| 5.2.1 “知人论世”批评法 |
| 5.2.2 感悟式“诗化”批评法 |
| 5.2.3 “比较分析”批评法 |
| 第6章 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与局限 |
| 6.1 “主体精神”的介入与“在场”的批评 |
| 6.2 “实践性”与“体验性”批评的当代启示 |
| 6.3 “理论基点”的价值与“本土理论”的建构 |
| 6.4 “男权”的幽灵与“性别体验”的局限 |
| 结语 |
| 附录: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要文章、着述索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知识身份”的确立 |
| 第一节 晚清至“五四”教育制度变迁中的“文学”演变 |
| 一、晚清学制改革对“文学教育”的奠基 |
| 二、民初教育改革对“文学教育”地位的确定 |
| 三、“五四”时期教育制度改革对“文学教育”的强化 |
| 第二节 新文学与国文教育“联姻” |
| 一、“言文一致”的必然结果 |
| 二、文学教育改革的需要 |
| 三、“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利益共谋 |
| 第二章 新文学以国文教科书为媒介的传播 |
| 第一节 1920 年代国文教科书新文学兴味的体现 |
| 一、《白话文范》的“新思潮”倾向 |
| 二、《初中国语文读本》的新文学经典倾向 |
| 三、《初级国语读本》的“新文学理念”倾向 |
| 四、编者个人因素对新文学选文编排的影响 |
| 第二节 1930 年代国文教科书“文学教育”观的转变 |
| 一、“新思潮”的延续与深化 |
| 二、“文艺性”的强调与凸显 |
| 三、从“文学”到“文章” |
| 第三节 1940 年代国文教科书中新文学的“遮蔽”与“反抗” |
| 一、“国定本”对“新文学”的有意遮蔽 |
| 二、《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对“新文学”的坚持 |
| 三、国文教科书新文学选文特征 |
| 第三章 新文学对国文教育改革的推动 |
| 第一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阅读教学改革 |
| 一、“人生问题”选文引发“问题教学法” |
| 二、艺术性选文引发“道尔顿制”教学实验 |
| 三、新文学教育引发“精读”“略读”改革 |
| 第二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国文写作教学改革 |
| 一、语体文作文观的形成 |
| 二、写作教学内容的明确 |
| 三、写作指导方法的转变 |
| 第三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国文考试改革 |
| 一、考核方式的改变 |
| 二、考核内容的改变 |
| 第四章 新文学家教育思想、创作与国文教育的相互影响 |
| 第一节 新文学家教育思想对国文教育的影响 |
| 一、周氏兄弟的“儿童本位”思想 |
| 二、叶圣陶与朱自清的国文教育观 |
| 第二节 国文从教经历对新文学创作的影响 |
| 一、以学生为假想读者群的“范文式”创作 |
| 二、以抒发个人教育理想为目的的创作 |
| 三、从教经历影响在作家写作风格中的体现 |
| 第三节 新文学中的“教育书写” |
| 一、以“教育批判”为主题的创作 |
| 二、以“儿童为本”的创作 |
| 三、为教育助力的新文学读物编辑 |
| 第五章 国文教育视野下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反思 |
| 第一节 新文学作品在国文教科书中的“经典化”历程 |
| 一、散文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 二、小说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 三、新诗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 四、戏剧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 第二节 新文学作品在国文教科书中的“经典”成因 |
| 一、符合选文标准 |
| 二、具有教学价值 |
| 三、文化斗争需要 |
| 四、自我经典化努力 |
| 第三节 国文教育对新文学“经典”产生的影响 |
| 一、节选对原作解读的影响 |
| 二、删改对原作解读的影响 |
| 三、教学阐释对原作的影响 |
| 四、教育及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本文参考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及新文学选文篇目 |
| 后记 |
（4）时代与自叙的哀歌 ——庐隐创作哀感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庐隐研究的历史及现状 |
| 二、庐隐创作哀感论研究的基本设想 |
| 第一章 初涉文坛与感染时代的哀歌 |
| 第一节 时代的哀歌与“五四”问题小说 |
| 第二节 感应时代的哀歌:庐隐与文学研究会 |
| 第三节 回应时代的哀歌:《小说月报》与庐隐初涉文坛 |
| 第四节 续写时代的哀歌:同声相应的文学观与问题小说创作 |
| 第二章 庐隐情感经历与爱情叙事的哀歌 |
| 第一节 “五四”时代情爱叙事风尚 |
| 第二节 庐隐自身恋爱的曲折与悲哀性 |
| 第三节 庐隐爱情叙事的自叙性与哀歌性 |
| 第三章 庐隐哀歌的悲剧审美品格 |
| 第一节 庐隐哀歌的情绪悲哀美 |
| 第二节 庐隐哀歌的传统古典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研究方法和意义 |
| 四、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第一章 现代教育与乡土中国 |
| 第一节 知识新变引发的乡土关注 |
| 一、“别求新声”的教育经历 |
| 二、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的兴起 |
| 第二节 身份危机催生的乡土认同 |
| 第三节 乡土中国再发现 |
| 第四节 乡土志(教科书)形塑的“乡土中国” |
| 一、由爱乡到爱国:乡土中国的同理推衍 |
| 二、《中国矿产志》与鲁迅的乡土中国观 |
| 第二章 教育变革与文学启蒙 |
| 第一节 白话文学观念的形成 |
| 第二节 外语教学与异域文学启迪 |
| 第三节 现代思想内涵的确立 |
| 一、科学教育思潮引领的思想启蒙 |
| 二、现代校园培养的民主自由思想 |
| 第三章 现代教育影响下的五四乡土文学 |
| 第一节 “儿童本位”教育观与儿童的发现 |
| 第二节 “归乡”模式新变 |
| 第三节 文化空间下的乡愁书写 |
| 一、乡愁意象的转换运用 |
| 二、主体性建构下的两种乡愁与风景 |
| 第四节 作为知识的民俗书写 |
| 一、民俗知识与家国想象 |
| 二、庙产兴学运动影响下的乡村信仰--以庙宇祠堂为例 |
| 第四章 互为镜像的教育与文学 |
| 第一节 “学生-教师-作家”三位一体 |
| 第二节 现代学校:“乐园”与“窘境” |
| 一、解放天性的乐园 |
| 二、窘境:封闭乡村中的异质化存在 |
| 第三节 教师角色与启蒙职责 |
| 第四节 学生、女学生的乡村境遇 |
| 第五节 乡绅与教育变革中的乡村权势变迁 |
| 一、教育变革下的乡绅形象流变 |
| 二、从《孔乙己》到《离婚》:乡绅权势的常与变 |
| 第五章 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的经典化 |
| 第一节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遴选评介 |
| 一、文学史教学研究的基本格局 |
| 二、乡土文学概念的确定 |
| 第二节 教科书编写与文学史叙事 |
| 一、教科书编写的权力 |
| 二、文学史叙事的力量 |
| 第三节 教育与知识生产 |
| 一、知识教授与文学传承 |
| 二、作为教师的鲁迅与五四乡土文学 |
| 余论 民族再造:教育与文学的殊途同归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6）《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界定 |
| 二、研究现状概述 |
| 第一章 《文学周报》文学创作中黑暗情境的呈现与意旨 |
| 第一节 《文学周报》创作类文本中的黑暗元素 |
| 一、与黑暗密切关联的意象 |
| 意象(一)——“影” |
| 意象(二)——“尸骸”与“坟墓” |
| 意象(三)——猛禽凶兽(选灰色马等数种) |
| 意象(四)——黑斑、黑洞 |
| 二、与黑暗密切关联的场景与氛围构设 |
| 1. 时间与黑暗 |
| 2. 空间与黑暗 |
| 三、黑暗与人事 |
| 第二节 创作类文本中黑暗情境的指谓 |
| 一、抒情性文本中黑暗情境的象征、隐喻 |
| 1. 当抒情主体旁观黑暗情境 |
| 2. 当抒情主体置身黑暗情境之中 |
| 二、叙事性文本中黑暗情境对应的直观现实所指 |
| 第三节 《文学周报》创作类文本的文学主题 |
| 一、憎厌:由“痛苦”出发针对黑暗现实的决绝姿态 |
| 二、刺激:唤起反抗黑暗“情绪”的话语方式 |
| 三、悲悯:对黑暗中人的同情与拯救 |
| 第二章 《文学周报》文学创作中黑暗情境的结构与生成过程 |
| 第一节 黑暗情境构设中的模式化书写现象 |
| 一、质料模式:角色与事件的几种符号功能 |
| 二、形式模式:视角、主体介入与事件链条的表意功能 |
| 三、无边的“盲”与“占有欲”:模式化黑暗书写的潜在逻辑 |
| 第二节 由黑暗书写模式看《文学周报》作者群的社会状态认知 |
| 一、万方多难欲何之?:个体黑暗体验与黑暗形象的生成 |
| 1. 来自现实的黑暗体验 |
| 2. 黑暗体验转化为文本中的黑暗形象 |
| 二、模式化黑暗书写的内在悖论及其调和 |
| 1. 悖论:“想象人生”与“走进人生” |
| 2. 调和:亟待解救的“人生”与“人性” |
| 第三章 《文学周报》论说类文本中黑暗批判的内涵与黑暗抵抗的对象 |
| 第一节 社会评论中的黑暗揭橥与批判 |
| 一、镜子外面的世界:黑暗影响的深广程度及其持存 |
| 二、被直接指明的社会中的批判对象 |
| 1. 社会写真:军阀、兵匪问题与1920年代的战争 |
| 2. 报刊内外:文学周边与出版环节中的黑暗因素 |
| 3. 人生之谜:构成烦闷的“诸相” |
| 第二节 文学评论中的黑暗揭橥与批判 |
| 一、针对文学作品进行评论中涉及的黑暗问题 |
| 1. 导读者的折射:黑暗的反映之反映 |
| 2. 黑暗的文坛:浊世不可语庄语 |
| 二、非作品评论:作为审美范畴的光明与黑暗 |
| 第四章 社会广角内看《文学周报》论说类文本的黑暗书写 |
| 第一节 有限与无限追求的双重选择:对黑暗的呈现方式与应对态度之歧 |
| 第二节 自我技术与启蒙的悖论:黑暗时代的人们是否也黑暗? |
| 第三节 常与变的对垒:当《文学周报》作者群体也成为“黑暗势力” |
| 第四节 黑暗书写的凭依及其不稳定性 |
| 一、“同谓之玄”: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局限性 |
| 二、执光在手?由现代性建立起来的话语自信 |
| 第五章 反思《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 |
| 第一节 两种文体的内在关联——捕捉黑暗的显隐结构 |
| 一、辩证综合:黑暗的还原与演绎 |
| 二、两大文类中的不变因素 |
| 1. 足以扫荡黑暗的光明始终缺席 |
| 2. “体外流淌之血”与“体内沸腾之血”的互动 |
| 3. 对道的肯定,对势的抗争 |
| 第二节 寻光者?执光者?:期刊形象的建构 |
| 一、办刊理念:从提灯人形象说起 |
| 二、两种身份的统一:从“事件的启蒙”到“运动的启蒙” |
| 第三节 促成黑暗书写的复杂文化源流 |
| 一、近因:“后新文化-五四”时代的焦虑 |
| 二、远因:从“无明”始 |
| 三、外因:文明想象与基督教 |
| 第四节 (总结)“黑暗书写”的内在两歧性与群体心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文学周报》创作类文本梗概汇总表(按文体) |
| 其一:《文学周报》诗歌(及抒情性散文)文本一览 |
| 其二:《文学周报》小说(及叙事性散文)文本一览 |
| 其三:《文学周报》戏剧文本一览 |
| 人名索引 |
| 术语及重要概念索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7）中国“新感觉派”小说在大陆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中国“新感觉派”、接受美学概念界说 |
| (一) 中国“新感觉派” |
| (二) 接受美学 |
| 二、“新感觉派”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
| 第一章 30、40年代:发生期的风靡 |
| 一、“新感觉派”作品的刊发、出版 |
| (一) “新感觉派”与文学期刊 |
| (二) “新感觉派”作品的集结出版 |
| 二、“新感觉派”文学的第一次接受热潮 |
| (一) 杂志平台下对“新感觉派”作品的接受 |
| (二) 从图书出版来看读者需求 |
| (三) 不同评论声音的交响 |
| 三、初创期的文学接受热潮形成的原因 |
| (一) 时代洪流中的都市文学趣味 |
| (二) 文学批评的快捷与冲突 |
| 第二章 80、90年代:重生与再繁荣 |
| 一、80年代后“新感觉派”文学作品的重现 |
| (一) 80年代后“新感觉派”文学作品出版情况 |
| (二) 期刊上的“再刊登” |
| 二、再发现与再认识 |
| (一) 阅读的逐渐恢复 |
| (二) “新感觉派”文学“经典性”的初步开掘 |
| 三、初步“经典化”的形成原因 |
| (一) 时代变革下的文学文化精神转变 |
| (二) 审美经验的激活与开拓 |
| 第三章 新世纪以来:经典化时期 |
| 一、“新感觉派”的“入史”过程 |
| (一) 文学史书写的嬗变 |
| (二) 文学史与教材 |
| 二、对“新感觉派”描述的争议与求同 |
| (一) 命名 |
| (二) 成员 |
| (三) 时间及作品 |
| 三、“新感觉派”标识符码的确认 |
| (一) “都市”的“新感觉派” |
| (二) “现代”的“新感觉派” |
| 四、“经典化”的思考 |
| (一) 经典的完成与未完成 |
| (二) 文学边缘的“试金石”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 (一) 办学方针 |
| (二) 营建方面 |
| (三) 设备方面 |
| (四) 院系建制 |
| (五) 师资延聘 |
| (六) 校务行政 |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 (四) 经济问题 |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 (四) 护校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 (二) 成因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9）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外部条件：《晨报》副刊倡导新文学的动因 |
| 第一节《晨报》副刊历史溯源与内部革新 |
| 第二节《晨报》副刊与蒲伯英的历史贡献 |
| 第三节《晨报》副刊与梁启超的文学观念 |
| 第四节 “五四”文学革命与外部文学生态 |
| 第二章 内部动力：周氏兄弟对文学场的上下求索 |
| 第一节 周氏兄弟的初步尝试与《新生》的“未生” |
| 第二节 周作人的沉潜积累与《绍兴县教育会月刊》 |
| 第三节 周氏兄弟与《新青年》的相互成全 |
| 第三章 “一片崭新的文学场”：鲁迅与《晨报》副刊 |
| 第一节 耀眼的呈现：鲁迅文学作品的创作与发表 |
| 第二节《阿Q正传》：“同构”与“共生”最成功的典范 |
| 第三节 纸上的论争：鲁迅杂感写作与社会批评 |
| 第四节 “凶猛的闯将”：《晨报》副刊与文学新人 |
| 第四章 “自己的”文学场：周作人与《晨报》副刊 |
| 第一节 周作人的贡献与“黄金时期”的《晨报》副刊 |
| 第二节《自己的园地》与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及转变 |
| 第三节 读者观念与周作人的表达方式及文章特色 |
| 第五章 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双向选择” |
| 第一节 周作人与被低估的“小半件”旧事 |
| 第二节《我的失恋》与周氏兄弟的无声退场 |
| 第三节 分道扬镳是“双向选择”的必然结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晨报副刊》新诗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晨报副刊》史 |
| 2 《晨报副刊》新诗概述 |
| 3 李大钊时期 |
| 3.1 朱自清 |
| 3.2 康白情 |
| 3.3 品今 |
| 4 孙伏园时期 |
| 4.1 小诗写作群体 |
| 4.1.1 冰心 |
| 4.1.2 王统照 |
| 4.1.3 何植三 |
| 4.1.4 汪静之及其他诗人 |
| 4.2 刘氏三兄弟 |
| 4.3 周作人的儿童诗 |
| 4.4 其他诗人 |
| 5 徐志摩时期 |
| 5.1 徐志摩 |
| 5.2 闻一多 |
| 5.3 刘梦苇 |
| 5.4“清华四子” |
| 5.5 绿波社及无须社 |
| 5.5.1 焦菊隐 |
| 5.5.2 于赓虞 |
| 5.5.3 蹇先艾 |
| 5.5.4 朱大枬 |
| 5.6 胡也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四、高师中国现代文学趣味教学的尝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丁西林剧作研究[D]. 赵冬旭.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D]. 霍虹. 辽宁大学, 2021(02)
- [3]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D]. 张蓬.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时代与自叙的哀歌 ——庐隐创作哀感论[D]. 林玮婧. 闽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D]. 丁燕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6]《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研究[D]. 朱天一. 广西大学, 2019(01)
- [7]中国“新感觉派”小说在大陆的接受研究[D]. 李璐. 云南大学, 2019(03)
- [8]“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9]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D]. 廖华力. 兰州大学, 2017(08)
- [10]《晨报副刊》新诗史论[D]. 王唯力. 四川师范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