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息与行为决策间关系的经济学分析——基于安然神话的实证解释（论文文献综述）
王硕[1]（2021）在《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偏好的差异研究是欧洲化议题下的一个主要子问题。问题在于为何极需经济援助的候选国塞尔维亚,在面对入盟巨大的经济收益诱惑下,对欧政策偏好却是保持距离、欲迎还拒;而对俄罗斯的非物质援助深表感激,甚至为支持俄罗斯主动牺牲自我利益,而坚持与欧盟政策相背离?以往关于欧洲化的行动逻辑,主要是从理性选择模式的结果性逻辑,抑或是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的适当性逻辑来分析,他们皆以简约的个体客观理性或主观理性作为狭隘的前提假定,导致经验世界与抽象理论错位,越来越无法解释现实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中的诸多“例外”,亟需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而理论综合是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即从相关的多层次和多学科理论中拟合出简约且与相关理论平均差异最小的中介变量来搭建新的分析框架[1]。本文以关系性逻辑为基础,在单位层次和体系层次选取适切的自变量,引入群体情感为中介变量作为黏合驱动剂,以此构建出能够解释塞尔维亚对俄欧的政策偏好差异的新视角。全文共五个章节,具体来说:第一章先是梳理传统理性选择模式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对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基本假定,以及两者之间的可弥合性。然后阐释群体情感的生成过程及基本特点,论证群体情感既是国家理性的基线,也是个人情感的趋同,分析其作为中介变量弥合两种模式错位性对立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这为下文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自变量的选取以及探讨各要素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先是阐述当前国际社会中群体分化的现象越发明显,然后立足于探讨群体情感中介作用的研究目的,在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多样化自变量中,选取具有粘合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特征的四个自变量,分别是单元层次的共同历史记忆和本土实践,以及体系层次的地区安全结构和地区规范。最后论证群体情感这一中介变量不仅与自变量之间在作用上存在先后顺序,在逻辑上也存在着因果关系,即群体情感先是被这些自变量影响,然后又传递影响着因变量。第三章在单元层次进一步细致论证共同历史记忆与本土实践是如何在内部通过群体情感类别化进程来塑造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其中,共同历史记忆在时间维度上积累出政治基调情感,政治基调情感塑造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舆情态势,维系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合法性,框定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宏观方向。本土实践是决策者在空间维度上因时因事的激发出群体即时情感,因为任何对外政策分析模式本质上都是地方性的,尤其是在现代民主政体下,决策者与普通民众存在信息、兴趣、影响力的差异,决策者要保证某特定对外政策的主导性,就必须去个性化,以某一群体内情感的高级识别者身份,通过引导和利用即时情感来影响国内民众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注意偏向、概率判断以及行为选择。第四章在体系层次上进一步细致论证地区安全结构与地区规范是如何在外部通过群体间情感评价进程来建构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外部环境。地区安全结构相较于国家间经济军事的物质力量对比,更加强调关系性权力与国家之间的亲疏关系,亲疏关系决定着国家间彼此对威胁的认知与判断。目前在东亚与欧美地区分别在希望与焦虑情感关系主导下形塑出零和博弈的安全结构,欧美与中东欧地区分别在焦虑与羞辱的情感关系主导下碰撞出了外源合作安全结构,中东欧与东亚地区分别在羞辱与希望情感关系主导下促成了内源合作安全结构,不同地区安全结构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有着不同的外部体系压力。同时,地区规范存在着多样化的困境,往往通过羞辱施压等手段来迫使主权国家将其内化,进而转变其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至此,本项研究证实了群体情感与和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之间具有因果相关性的理论预设。第五章是以塞尔维亚为例来对上述理论框架进行实证检验。先是分析塞尔维亚的政策偏好特点是对欧超越经济务实主义,对俄超越个人精英偏好,传统的理性选择模式和个人认知心理模式无法很好的解释塞尔维亚的欧洲化进程;然后根据穆勒求同法,得出群体情感是影响塞尔维亚政策偏好的决定性中介变量;最后对塞尔维亚对俄欧情感的类别化与比较进程进行分析。
徐北春[2]（2020）在《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扩散及行为控制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同时,由于长期的高产导向,以高投入换取高产出成为绝大多数农户生产决策的逻辑起点。在这种决策逻辑下,农业资源过度开发,生产要素过度集约,生态环境问题凸显,农业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总体偏低,亟需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大力推进农业清洁生产。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玉米是全省第一大作物。玉米的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代表全省的农业生产方式。农户是玉米生产的具体实践者,是各种农业资源和农用物资的直接利用者,其是否采纳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是玉米生产方式能否转型的关键。受诸多因素影响,吉林省玉米清洁生产至今仍未大规模实现,亟需从农户这一基本生产单元出发,研究其采纳和扩散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影响因素、行为规律和控制策略。本文以正在吉林省中西部地区推广使用的“可降解地膜水肥一体化技术”为例,从农户异质性视角,在准确界定相关概念、综合评价分析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水平基础上,提出加快推进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的必要性,并从采纳意愿—采纳行为—技术内部扩散—国际经验借鉴—生产行为控制5个环节构建核心研究框架。其中,采纳意愿—采纳行为—技术内部扩散部分重点分析农业清洁生产系统内部要素的影响与作用机理,国际经验借鉴部分重点从政策法规和管理措施视角分析农业清洁生产外部系统施加的影响与作用机制,行为控制策略部分重点从控制行为熵变化的视角分析农业清洁生产系统内部和外部熵变影响并提出针对性的控制策略。重点开展了如下研究工作:第一,系统梳理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供给情况和应用现状,指出当前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单项技术供给较为充足,但集成技术供给整体不足,技术扩散中还存在农民参与程度低、基层技术力量薄弱、政策支持力度不足、成本分担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从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视角,综合评价分析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水平,结果显示当前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水平总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粮食主产省中处于中下游位置,部分指标处于粮食主产区甚至全国倒数水平。这说明当前吉林省农业生产方式既不环保又不经济,质量效益已成为吉林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加快推进农业清洁生产刻不容缓。第二,基于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有效与非有效、理性与非理性的内在逻辑,在有效意愿、非有效意愿甄别和样本分析前提下,建立影响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的多元有序选择模型（ologit）。结果显示:农户家庭决策者受教育程度、资金投入能力、土地性质、土地规模和灌溉水的易获性、农户能力、购买社会化服务情况、对过量使用农药化肥等非清洁生产行为的认知、对清洁生产技术使用成本收益的认知、农户风险态度和应对干旱的态度等变量,对农户采纳“可降解地膜覆盖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意愿有显着影响。农户总体采纳意愿强度不高,一般意愿远高于强烈意愿。农户异质性特征对清洁生产技术采纳的一般意愿和强烈意愿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影响。第三,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异质性对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进而分析一般意愿、强烈意愿与采纳行为的转化关系,以及农户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采纳行为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结果显示:农户家庭决策者受教育程度、资金投入能力、土地性质、灌溉水的易获性、农户能力、购买社会化服务情况、对清洁生产技术使用成本收益的认知和农户应对干旱的态度等变量,对农户采纳“可降解地膜覆盖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行为有显着影响。农户对清洁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实施是意愿强度不断累积的结果。“无意愿”农户、“一般意愿”农户和“强烈意愿”农户实际采纳的概率依次提升,具有“强烈意愿”的农户意愿—行为转化效率最高。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理存在差异性。第四,综合运用技术扩散理论、博弈论和系统工程理论,分析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由外及里扩散到农业农村并被早期采纳者采纳应用后,在农户内部的扩散机理、扩散效应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内部的技术扩散更多追求互惠和利他,单纯的经济目的不明显。农户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等社会网络构建的技术扩散渠道,受扩散环境、扩散主体和扩散中介的影响。农户内部技术扩散存在动力机制、传导机制和运行机制。动力机制主要来源于扩散主体动力、扩散受体动力和扩散环境动力。传导机制主要包括技术传导、效益转移和学习效应。运行机制需要技术供给过程、交流过程和采纳过程的协同作用。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存在空间效应、时间效应和时空交互效应。空间效应包括近邻效应、等级效应和集聚效应,时间效应包括扩散时间差和技术势能差。时空交互越紧密,越有利于农户内部技术扩散。第五,从农药化肥规制、水污染防治、环境保全型农业发展三个视角,梳理分析美国、丹麦、日本三个国家关于农业清洁生产的相关政策和控制措施。借鉴三国经验,提出我国亟需完善以法律法规为基础的农药化肥管理体系,完善以产品质量为核心的生产经营管理体系,完善统筹环保与农业生产的农药化肥施用体系;亟需建立健全农业生产水污染综合防治法律法规,以严格的监管政策和组合措施确保法律法规落到实处,同时要加强农业水污染技术创新,引导公众尤其是农民积极参与;亟需健全农业清洁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功能和作用,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农业清洁生产。第六,基于系统工程理论,指出农业清洁生产系统是由包括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子系统、农作物生产管理子系统、农产品销售子系统和农业生产服务子系统4个子系统组成的内部系统,以及政策法规子系统、科技服务子系统、农资供给子系统和城镇发展子系统等4个子系统组成的外部系统共同构成。各子系统内要素间相互作用和内外子系统间相互作用同时存在,共同推动农业清洁生产系统不断演进。农业清洁生产系统具有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和随机涨落性4个特征,是典型的耗散结构系统。引入“行为熵”概念,结合前文研究结论,研判农业清洁生产系统行为熵类型及来源。针对熵流来源,从增加负熵流、降低正熵流视角,构建促进清洁生产技术采纳与扩散,推动农业清洁生产发展的农户行为控制策略。
李苗[3]（2020）在《高管特征、股权激励模式选择与盈余管理研究》文中提出股权激励积极作用的充分发挥,离不开股权激励模式的科学选择。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主要有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两种激励模式,虽然已有研究在企业规模、成长性、公司治理等企业特征方面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这主要是基于被激励对象是属同质性的假设,而实际中,被激励对象可能并非是同质的。众所周知,不同股权激励模式具有不同的特点及适用性,而股权激励的核心在于激励管理层为股东价值服务,那么在进行股权激励模式选择时,如果依据高管特征来选择合适的股权激励模式能否使激励效果达到最优?基于此,提出第一个研究问题,高管特征会对股权激励模式选择产生影响吗?近年来国内外上市公司频繁发生财务披露丑闻、盈余操纵等事件,部分研究认为股权激励是引发盈余管理行为的根源之一,为了降低这一行为的发生,公司理应从高管股权激励方案设计着手,而股权激励模式恰是激励方案有效实施的关键和首要因素。那么,不同的股权激励模式,是否会影响盈余管理行为?基于此,提出第二个研究问题,股权激励模式是否会对盈余管理产生影响?新企业会计准则赋予了高管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作为上市公司的核心管理人员,高管的认知、情绪和价值观在企业经营决策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进而可能会影响盈余管理行为。现有文献主要是从高管学历、年龄等因素研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这些均属于高管内在特性,而高管的社会资本、两职合一和高管持股等外在特征也可能会对盈余管理产生重要影响,现有研究对此较少涉及。基于此,提出第三个研究问题,高管特征（内在特征与外在特征）是否会影响盈余管理?由上述分析可知,高管特征可能影响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与此同时,股权激励模式又可能对盈余管理产生影响,因此,进一步提出股权激励模式可能在高管特征与盈余管理关系中发挥中介传导效应?此外,虽然股权激励模式会影响高管的盈余管理,然而股权激励仅仅属于高管报酬的一部分,而高管盈余管理的发生动机,通常是取决于其总报酬。从已有研究文献发现,现有研究大多是从单一的高管报酬组成部分进行研究,没有将高管报酬的所有组成部分进行综合考虑来分析对盈余管理的影响,那么,高管货币薪酬作为高管报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会与股权激励综合影响着盈余管理?基于此,进一步提出第四个研究问题,高管货币薪酬是否会对股权激励模式与盈余管理的影响关系起到调节作用?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和创新点如下:（1）基于高阶理论,创新性地从高管内在与外在特征角度探讨了其对股权激励模式选择产生的影响,并且揭示了高管特征与股权激励模式选择之间的影响路径是通过决策行为这一中间关键点产生影响。通过对高管特征对股权激励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年长、任期长、学历高、社会资本丰富、两职合一以及持股比例低的高管,公司应选择授予其限制性股票模式;相反,对于年轻、任期短、学历低、社会资本欠缺、两职分离独立以及持股比例高的高管,公司应该选择授予其股票期权模式;同时,高管性别这一特征对其影响并不显着,这可能是因为样本选择限制的原因。研究结论对公司选择股权激励模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上市公司在选择高管股权激励模式时不仅要考虑公司特征因素,还应结合高管特征因素,从而更加合理地选择股权激励模式。（2）本文将高管特征、股权激励模式、盈余管理三者纳入同一框架,系统、深入地分析三者之间的影响关系及路径。研究了高管特征对股权激励模式的影响,而不同股权激励模式又影响着盈余管理行为,本文将盈余管理分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从这两方面分别探讨不同的股权激励模式对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与限制性股票相比,股票期权更容易导致高管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模式在高管特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中起到局部中介效应,表明高管特征对盈余管理也存在着直接影响关系,具体地,高管年龄、学历、任期、社会资本、高管持股对盈余管理有显着负向影响;男性高管更容易进行盈余管理。研究丰富和完善了高管特征、股权激励模式与盈余管理间的关系研究。本文从微观行为即高管的内在特征与外在特征视角来揭示其对盈余管理的作用机制,揭示了影响盈余管理不仅仅包括公司特征因素,高管特征在其中也具有着重要影响作用,拓宽了已有的盈余管理研究,补充了高管特征、股权激励模式与盈余管理的相关理论,在提升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方面、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有效发展、降低和消除高管进行盈余管理而侵害相关投资利益者具有现实意义。（3）创新性地揭示了高管盈余管理行为是其各报酬部分的综合影响的结果,高管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不仅仅取决于股权激励,通常也会结合其他报酬的情况来共同决定最终的盈余管理。研究发现高管货币报酬在股权激励模式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关系中起到“倒U型”的调节作用。
叶莉[4]（2020）在《空气质量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我国入境旅游发展速度放缓,从2012年起,经历了由下降转为微弱增长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我国的空气污染问题备受关注,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域。现有的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表明,空气污染通过游客健康、旅游资源、旅游交通、游客体验、旅游地形象等方式对入境旅游起到负向影响。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下,生态环境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空气质量是生态环境的核心组成部分,其质量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生态环境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因此,在改善空气质量和发展入境旅游双重目标语境下,基于空气质量的影响评价探讨我国入境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空气质量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主要从以下五方面展开:第一,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我国入境旅游规模与空气质量的时空演化进行量化分析,以期挖掘入境旅游和空气质量时空分布演化特征和规律,为后续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提供经验支撑;第二,基于入境旅游发展的视角,通过运用旅游推-拉理论、旅游吸引物理论和旅游竞争力理论对空气质量是入境旅游的阻力因素还是引力因素的属性特征进行理论辨析,在此基础上,从风险感知、媒体信息影响、空气质量偏好、时间演化、地区差异等路径对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机理进行系统理论分析;第三,以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2004-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观测样本,以PM2.5、PM10、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重等指标作为空气质量的代理变量,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即期效应、调节效应和滞后效应进行全样本的实证检验;第四,在全样本实证的基础上,分别从游客类别、时间演化、地区分类异质性视角对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即期效应、调节效应和滞后效应的差异性特征进行实证检验;第五,基于既有研究成果和本文的实证结果,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范式归纳总结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动力机制。通过以上的研究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入境旅游和空气质量状态在时空分布上具有一定的“高—低”或“低—高”对应的时空分布特征。第二,全样本数据表明,在即期影响中,除了PM2.5的负向影响未通过统计显着性检验外,二氧化硫排放强度、PM10的负向效应以及达标天数比重的正向效应均较为显着,空气污染越严重,其作为“阻力”的属性将放大,对入境旅游的抑制作用就越明显,反之,空气质量得到改善,其“引力”作用就越大,对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就越显着;PM10、PM2.5和二氧化硫排放强度通过旅游资源条件、交通条件、人力资源条件对入境旅游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负向调节效应,达标天数比重则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滞后效应结果表明,二氧化硫排放强度、PM10、PM2.5和达标天数比重变量滞后一期对入境旅游的负向或正向影响并不显着,以往持续大规模的媒体报道并未明显地影响当期入境旅游者的旅游行为,空气污染对我国入境旅游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即期负向效应。第三,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游客类别的异质性特征。在入境旅游市场和国内旅游市场的比较中,即期效应表明,入境旅游市场对PM10和达标天数比重指标更加敏感,PM10污染或者空气质量改善都将引起入境旅游市场规模较大幅度的减少或增加变化;在影响的调节效应中,存在空气污染对旅游的负向或达标天数比重正向调节效应在入境旅游市场更加显着的特征;在滞后效应方面,空气质量对入境旅游影响的滞后效应小于国内旅游,空气质量对入境旅游市场没有产生明显的滞后效应。在外国旅游市场和港澳台旅游市场的比较中,总体而言,空气污染对外国旅游市场的负向影响更明显,表明外国旅游市场对空气污染的风险感知更敏感;但空气质量的调节效应在港澳台旅游市场更加明显,也即港澳台游客对空气污染作用于旅游资源、交通和人力资源的危害风险更加敏感;在滞后效应中,空气质量对两个市场的影响均主要体现在即期效应,并未因以往持续大规模的空气污染舆情报道宣传影响当期旅游决策。第四,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时间演化的异质性特征。把研究时期划分为2004-2007年、2008-2012年、2013-2017年三个阶段,从各个空气质量指标结果看,尤其核心指标PM2.5作用于入境旅游的结果,无论是即期效应、调节效应,还是滞后效应,均是在2013-2017年这个时间段的负向影响最明显,体现出了2013年雾霾天气爆发且备受关注后,空气污染的舆情报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第五,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地区差别的异质性特征。在东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中,尽管各个空气质量的指标影响有所差异,但是总体看,东部地区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在即期效应、调节效应和滞后效应都更加明显;在南北方地区的比较中,总体而言,北方地区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在即期效应、调节效应和滞后效应更加明显,空气质量的“引力”作用在南方地区更显着。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空气质量具有“阻力”和“引力”双重属性,在空气污染已对我国入境旅游产生负向影响的背景下,本文从加强空气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构建完善包括优质生态产品在内的旅游产品体系、围绕“美丽中国”国家形象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营销推广体系、全方位修炼提升入境旅游吸引力等方面有针对性提出化空气质量“阻力”为“引力”以提振入境旅游之策,以期增强入境旅游的国际竞争力,并促进入境旅游可持续发展。
逯苗苗[5]（2020）在《网络嵌入视角下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由此学界与理论界已经就此重大判断达成共识,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高速增长的阶段,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保持经济良好运行必须经历的阶段,是有利于我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一个发展过程。作为经济社会的微观基础,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实现形式,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基石。社会中的经济人具有社会属性,其行为决策不能保持完全的独立,而是会受到社会网络中其他经济人行为决策的影响,同样,经济组织也具有社会属性,企业作为经济社会中生产与经营的基本单位,其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关联,企业的行为决策也受到其所嵌入网络的影响。企业网络嵌入不仅可以增强企业之间的资源获取能力、信息共享性,还可以强化企业间的信任和互惠基础。那么,企业通过什么样的网络相互嵌入?其嵌入现状是怎样的?网络嵌入后企业的行为,又如何影响其发展质量?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从网络嵌入视角,考察了网络嵌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首先梳理了现有文献的发展脉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相关的理论支持、论证研究的价值。其次,对利用透明度较高上市公司数据,建立以企业的连锁董事网络、交叉持股网络和担保网络为基础的网络结构图谱,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企业网络嵌入现状分析。再次,综合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利用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企业网络嵌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对影响。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将企业之间以连锁董事关系为代表的人际关系、以交叉持股关系为代表的利益关系以及以相互担保关系为代表的信用关系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从人、股、资金三个维度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网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此外,本文论证了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组织韧性与企业社会责任三个方面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的适用性,对制造业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通过对上市公司网络嵌入的整理与计算,本文发现连锁董事网络的整体密度自2003年以来出现逐年上升趋势,上市公司之间通过董事的交叉任职产生了越来越紧密的连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一细分行业内拥有连锁董事的公司最多;交叉持股网络整体参与度在2014年达到顶峰后逐渐减弱,网络连接呈现密集化态势;担保网络的整体密度则从2003年开始就有逐渐减弱的趋势,到2018年仅有9家上市公司处于担保网络中。我国上市公司网络嵌入的现象普遍存在,企业网络嵌入在不同维度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全要素生产率方面,连锁董事网络对于其的提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在连锁董事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企业能够增强自身的资源配置能力,这对企业自身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外部连锁董事网络对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更大,并且债务成本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在交叉持股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当上市公司处于交叉持股网络桥梁位置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有所提高。上市公司越偏离交叉持股网络结构洞位置,公司的资源配置表现越差,大股东掏空弱化了交叉持股网络的正向作用,并且交叉持股网络结构受到CEO金融背景的影响。加入担保网络中的上市公司会有更低的全要素生产率,非国有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担保网络还减弱了上市公司创新投入的积极性,进一步减弱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组织韧性方面,连锁董事网络优势位置增加了企业的组织韧性,制造业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合理构建其连锁董事关联,增强其自身抵御风险以及走出危机的能力,外部连锁董事网络对组织韧性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在连锁董事网络中的优势位置缓解了公司的融资约束,进一步增加了公司的组织韧性。在交叉持股网络中,被持股公司在交叉持股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会导致其组织韧性减弱。而因持有其他上市公司的股票,占据交叉持股网络中心位置则是显着增强了企业的组织韧性。金融化水平对交叉持股网络与组织韧性之间的关系具有反向调节效应。担保网络对企业组织韧性的影响不显着。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在连锁董事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社会责任评级。当上市公司处于连锁董事网络的优势位置,上市公司能够通过连锁董事网络更好地连接到其他上市公司,获得更多的信息与资源,从而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由于社会责任承担具有较强外部性,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对内部董事的声誉影响较大,因此内部董事网络的影响更大。另外,如果董事长存在政治背景,连锁董事网络对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指数的影响减弱。当公司更容易通过交叉持股网络连接到其他上市公司时,其社会责任的承担意愿更高,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更高。行业竞争变量对交叉持股网络与企业社会责任评级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制造业上市公司加入担保网络后,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无论是当期还是上一期,其社会责任评级指数显着降低,而且无论上市公司是担保方还是被担保方,其社会责任评级都显着降低。新闻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有助于企业社会责任提升,但是企业加入担保网络后,这一舆论监督作用减弱。网络的形成往往不是最优的,在形成网络时,人们没有把网络嵌入关系带来的影响都纳入行为决策中,因此从网络视角去改善企业关系,有助于企业提升自身的发展质量,我国社会也会增强整体的经济实力,获得高质量的发展。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清晰地认识到网络关系对自身发展的作用,也有助于政策制定者从宏观层面把握企业网络关系动向,动态调整相关政策措施。从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组织韧性与企业社会责任三个方面对企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考察,体现了新时代的新发展理念,能够更好地反映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框架,无论是从制造业上市公司自身发展角度,还是从政府监管角度都提供了有益借鉴。
童庆蒙[6]（2020）在《农户气候响应行为及其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江汉平原水稻生产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制约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农业具有强烈的自然生产属性,与气候变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而且这种关联是双向互动的:一方面,农业部门已经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农业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敏感和严重的产业。农户是农业生产的微观主体,也是响应气候变化的行为决策单元。农户对气候的响应,基于减排视角,表现为低碳生产行为;基于适应视角,则表现为气候适应行为。理清农户对气候响应的行为逻辑与影响机理、明确气候响应行为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作用效果,对于推进气候约束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研究尝试解决如下问题:第一,农户实施气候响应行为的影响因素与机理有哪些?基于不同农户异质性情境下,这些影响因素有何不同?第二,农户实施气候响应行为对其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如何?第三,为推动农户对气候的响应,应该建立怎样的政策体系?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将基于“减排-适应-技术效率”的逻辑主线,以江汉平原水稻生产为例,对农户气候响应行为及其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展开系统性分析与论证。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研究基础与现状解析（第1、2、3章）;第二部分,基于减排与适应视角的农户气候响应行为分析（第4、5章）;第三部分,气候响应行为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分析（第6章）;第四部分,推进农户对气候响应的政策体系（第7、8章）。通过系统研究,形成以下结论:（1）受气候变化影响,江汉平原的平均温度有显着的上升趋势,旱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江汉平原农户实施气候响应行为的比例和程度不高,但相对而言,农户实施气候适应行为比低碳生产行为更积极。1988～2017年间,江汉平原的年平均温度具有显着的上升趋势,平均每年上升0.0246摄氏度;每年总降水量虽然在均值附近波动,但年内分布极不均匀,每年主要降水集中在夏季,旱涝灾害导致农作物减产较为严重。基于对江汉平原地区1011个水稻种植户的调查发现,分别有37.09%、36.50%和17.21%的农户实施了水旱轮作、病虫害综合防治以及种植绿肥的低碳生产行为;分别有59.84%、58.36%和32.15%的农户实施了使用新品种、改善排灌条件以及调整农药化肥使用的气候适应行为。相对而言,气候适应行为的实施比例和程度较低碳生产行为更高。此外,就低碳生产而言,农户对三种行为的选择之间存在显着的互补关系;就气候适应而言,农户实施改善排灌条件分别与使用新品种、调整农药化肥使用存在显着的互补关系。（2）对于实施种植绿肥、水旱轮作以及病虫害综合防治这三种低碳生产行为,农户的行为选择和行为强度受到农户个体特征、环境认知与风险态度、家庭禀赋特征与农业经营特征的影响。对江汉平原水稻种植户的低碳生产行为选择与行为强度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在对农户低碳生产行为选择的影响上,从事非农工作、更偏好风险、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越多、养殖畜禽的农户更倾向于实施种植绿肥;女性、从事非农工作、环境健康认知程度更高、更偏好风险、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越多、养殖畜禽以及种植单季稻的农户更有可能实施水旱轮作;而女性、受教育程度偏低、从事非农工作、健康状况不佳、环境污染认知和环境健康认知程度更高、得到农技推广部门帮助、家庭拥有互联网和摩托车、种植单季稻的农户实施病虫害综合防治的可能性更大。（2）在对农户低碳生产行为强度的影响上,女性、从事非农工作、健康状况不佳、环境健康认知程度更高、更偏好风险、家庭农业劳动力越多、拥有互联网和摩托车、养殖畜禽、种植单季稻的农户行为强度更高。（3）低碳生产行为的实施受农户异质性影响明显,对不同农业依赖度和水稻经营规模的农户而言,农户低碳生产行为选择与行为强度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通过考察农户异质性情境下低碳生产行为选择和行为强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按照农业依赖度进行划分后的分组研究表明,环境污染认知只对低农业依赖度农户实施病虫害综合防治的影响显着;环境健康认知对高农业依赖度农户实施三种低碳生产行为的影响均显着为正,但只对低农业依赖度农户实施病虫害综合防治影响显着;风险态度只对低农业依赖度农户实施种植绿肥和水旱轮作的影响显着且方向为负;种植多季稻对高农业依赖度农户实施三种低碳生产行为的影响均显着为负,而仅对低农业依赖度农户实施病虫害综合防治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与此同时,性别、健康状况、风险态度、获得农技推广部门帮助、拥有摩托车、养殖畜禽以及稻田面积对低农业依赖度农户的低碳生产行为强度影响显着,而对高农业依赖度农户影响不显着。（2）按照水稻经营规模进行划分后的分组研究表明,健康状况对小规模农户实施病虫害综合防治的影响显着为正,但对大规模农户种植绿肥的影响显着为负;风险态度只对大规模农户种植绿肥的影响显着且方向为负;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只对大规模农户实施种植绿肥和水旱轮作的影响显着且方向为正;养殖畜禽对小规模农户实施水旱轮作和病虫害综合防治的影响显着且分别为正和负。与此同时,健康状况、拥有互联网和摩托车、养殖畜禽和稻田面积均只对小规模农户低碳生产行为强度影响显着;而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只对大规模农户的低碳生产行为强度影响显着且方向为正。（4）对于实施使用新品种、改善排灌条件以及调整农药化肥使用这三种气候适应行为,农户的行为选择和行为强度受到农户个体特征、气候感知与风险态度、家庭禀赋特征与农业经营特征的影响。对江汉平原水稻种植户的气候适应行为选择与行为强度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在对农户气候适应行为选择的影响上,受教育年限越长、健康状况较好、感知到病虫害更频繁、越厌恶风险、拥有互联网以及不养殖畜禽的农户更有可能使用新品种;年龄越大、受教育年限越长、感知到降雨越来越不规律和病虫害更频繁、能够获取气候信息、不养殖畜禽以及种植单季稻的农户改善排灌条件的可能性更大;感知到病虫害更频繁、家庭农业劳动力越多、未加入合作社、获得农技推广部门帮助以及不养殖畜禽的农户更有可能通过调整农药化肥使用来适应气候变化。（2）在对农户气候适应行为强度的影响上,受教育年限越长、感知到降雨越来越不规律和病虫害更频繁、获得农技推广帮助、能够获取气候信息、拥有互联网以及不养殖畜禽的农户行为强度更高。（5）气候适应行为的实施受农户异质性影响明显,对不同农业依赖度和水稻经营规模的农户而言,农户气候适应行为选择与行为强度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通过考察农户异质性情境下气候适应行为选择和行为强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按照农业依赖度进行划分后的分组研究表明,受教育年限对低农业依赖度农户使用新品种和改善排灌条件影响显着,而对高农业依赖度农户调整农药化肥使用影响显着;健康状况只对低农业依赖度农户使用新品种和调整农药化肥使用的影响显着;加入合作社和获得农技推广部门的帮助只对低农业依赖度农户调整农药化肥使用的影响显着。与此同时,受教育年限、获得农技推广部门的帮助、获取气候信息、拥有互联网、养殖畜禽均只对低农业依赖度农户实施气候适应行为的强度影响显着;种植多季稻则对高农业依赖度农户影响显着。（2）按照水稻经营规模进行划分后的分组研究表明,受教育年限对小规模农户实施三种气候适应行为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对大规模农户的影响均不显着;感知到病虫害更频繁对小规模农户实施三种气候适应行为的影响均显着为正,但只对大规模农户调整农药化肥使用影响显着;农业劳动力数量和农技推广部门的帮助只对小规模农户调整农药化肥使用影响显着且方向为正;家庭总收入和气候信息获取只对小规模农户改善排灌条件的影响显着。与此同时,受教育年限、获得农技推广部门的帮助只对小规模农户实施气候适应行为的强度影响显着。（6）江汉平原农户的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农户实施气候响应行为以及气候响应行为强度均能够显着提高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但是对“减排-适应型”农户而言,同时实施较多的低碳生产和气候适应行为可能会导致效率损失。基于江汉平原一季中稻种植户的数据,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得到的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87,数据包络分析测算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平均分别为0.65、0.72和0.91;两种方法的测算结果关联度较高。因此,江汉平原地区农户的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无论实施低碳生产行为还是气候适应行为,均能够显着提升农户的水稻生产技术效率。此外,农户低碳生产或气候适应行为强度也能显着改善技术效率。整体而言,“减排-适应型”农户实现较高技术效率的可能性更大。对于“减排-适应型”农户而言,同时实施过多的低碳生产和气候适应行为,则有可能导致技术效率损失。最后,研究还发现,气候响应行为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也存在农户异质性。整体而言,气候响应行为对技术效率的提升作用对低农业依赖度和小规模农户而言更加明显。（7）江汉平原农户的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受到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与农业生产经营特征的影响。同时,不同气候响应行为类型农户的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通过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研究发现,个体特征中的男性、年龄、受教育年限、更好的健康状况能够提升农户的技术效率,而农户的风险规避态度则显着降低了技术效率;家庭特征中,家庭拥有摩托车和互联网能够改善农户技术效率;农业生产经营特征中,农业收入占比能够提高技术效率,而稻田离家的距离及水稻经营总面积降低了技术效率。研究还发现,从事非农工作显着提高了“减排型”农户的技术效率;健康状况不佳则降低“适应型”农户的技术效率;气候信息获取、拥有互联网分别对“减排型”和“适应型”农户技术效率产生显着正向影响;稻田块数和水稻经营总面积均对“减排型”农户的影响显着。（8）推进农户对气候响应的立体化政策体系包括复合型的政策目标,多元化的政策实施原则以及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基于实证分析所得到的结论,结合政策制定的现实要求,本研究认为,为推进农户对气候响应,应该确立以推广农户应用低碳生产技术为重点,促进农业部门的温室气体减排;以提升农户对适应气候变化资源的获取能力为核心,推动农业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以改善农户生产技术效率为突破,全面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的复合型政策目标。同时,政策实施时要把握兼顾复合性、注重差异化和坚持优先序的原则。推动农户对气候响应的政策措施包括切实推进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公共服务、强化农业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三个方面。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1）构建了农户气候响应行为分析的理论框架。在对农户气候响应行为影响因素与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减排”和“适应”的双重视角,对农户气候响应行为的发生机理与实践效果展开实证研究。这与现有文献中的同类研究相比,拓展了大多只从单一视角来探讨农户的减排或适应行为的内容。（2）诠释了农户气候响应行为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无论是低碳生产行为,还是气候适应行为,均能显着地改善农户的技术效率。这和现有农户技术效率研究相比,较大程度地弥补了人们对气候响应行为作用效果关注不足的缺陷。与此同时,本文将农户的气候响应行为与技术效率联系起来开展研究,一定程度地拓宽了农业突破“气候锁定”、提高生产率的理论路径,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新的思路。（3）构建了推进农户对气候响应的立体化政策体系。基于实证研究结论,融合促进农业生产“减排-适应-技术效率”的多重目的,提出推进农户对气候响应的立体化政策体系。这与现有文献中的研究相比,弥补了大多因为忽视减排与适应的同等重要性、忽略了气候响应行为对效率提升的作用潜力,从而导致提出的政策建议在兼容性和整体性上的欠缺。
张新昕[7]（2020）在《“坚持到底”抑或“半途而废” ——关于儿童钢琴艺术教育中母亲两难选择行动的叙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新时代人们生活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家长开始逐步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投入到子女教育中,这在艺术特长学习中表现尤为突出,大量儿童或主动或被动地开始学习除了学校以外的艺术特长课。钢琴作为音乐器乐中的基础,在走入中国的一百年时间里也逐渐成为了家庭教育选择的热点项目。很多母亲疯狂地对子女展开钢琴艺术教育,使这项原本应该是陶冶性情的、带给儿童轻松愉悦之感的艺术,非但未给儿童带来快乐,却由于选择权的缺失以及枯燥的训练方式反而使大部分的儿童丧失了学习艺术的兴趣,甚至从最初的喜爱发展到到厌恶,排斥弹钢琴,最终和艺术学习渐行渐远。本研究以“质”的研究方法,选取八组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其进行深入探究展现关于家长特别是母亲关于儿童钢琴艺术教育的行为决策过程。母亲的思想来自于成长背景、受教育程度、家庭自然状况、夫妻关系以及社会对于儿童各项特长的考量等等。母亲对于儿童学习过程的态度、参与儿童学习过程的行动对于儿童学习效果的关联与影响,母亲的教育行动对儿童成长所产生的反应、效果等,这些都是本研究要着重关注的问题。虽为众多个体的决策行为却往往能显现出共同趋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凸显不仅受到母亲行动复杂心理的影响,也受到社会人才需求、母亲文化、家庭经济、等众多的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影响着母亲的教育决策、教育行动以及儿童学习效果,深入探究之正是本研究的着力之处,而这些也恰恰是通过量化研究方式不易获取的信息。由于质化研究方法所限,本研究不奢求推广性,仅尽量还原几位母亲和儿童在钢琴艺术教育过程中的真实状态与矛盾冲突。本研究结果倘若使琴童的家长们能稍稍停下脚步,整理对照反思一下镜像内的自己,能够认识自己教育决策行为对于儿童钢琴学习效果的种种影响;能够引起对母亲文化之于儿童学习过程的影响的关注,本研究就求之不得矣。本论文主要由绪论、正文一章——五章、反思和结语组成。引言包括选题缘由、本研究关注研究的问题、对相应文献的梳理、本研究的相关概念界定及研究意义。第一章包括本研究的研究设计、研究过程以及对研究者的反思。第二章主要是对八名儿童以及他们的家庭、家庭成员进行背景性介绍以及该研究问题的背景介绍。第三章主要是对儿童钢琴艺术教育过程中母亲的行动生成“坚持到底”抑或“半途而废”的两种样态形式进行探究,其中包括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定义的探究以及形成决策形成中两种样态放任背景因素梳理;从母亲教育行动的背景以及决策的意识根源入手,对其社会身份和自我身份进行定位分析解读。第四章侧重通过对于行动者们进行观察,描述关于生成“坚持到底”样态的家庭教育中母亲的行动以及其心理导向,挖掘出行动者的真实想法;以儿童的角度,呈现其被动行动之后的行动语言反应,折射儿童对于钢琴学习过程的心理活动及其成长。第五章侧重通过描述关于生成“半途而废”样态的家庭教育中母亲的行动以及其心理导向,透视其最本原的观念和心理样态;通过对短期型家庭教育的阻力进行分析,呈现此样态下儿童的心路历程。反思部分则是通过反思八组家庭的母亲在儿童钢琴艺术教育过程如何决策和心理变化,分析并挖掘两种样态下教育行动结果的深层根因。无论是对于想要子女学习学习钢琴的家长还是家中子女正在学习的家长起到照镜子的作用,警醒教育者深入思考家庭教育中成年思想和行动导向下产生的教育决策及其影响。结语部分通过正文的深描和分析,归纳出本研究的几点发现,一是母亲在家庭教育决策中的主导地位及其影响;二是父亲在家庭教育中对子女的潜在影响不容小觑;三是母亲文化作用被质疑。同时再次对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对照系统相对缺失、研究对象的异源忽视、收集和分析资料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等方面的不足进行反思,以便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改善。
石奕磊[8]（2020）在《基于复制动态的上市公司会计舞弊三方演化博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市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有效地促进了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其作用不容忽视。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上市公司数量逐渐增多,会计舞弊等问题屡见不鲜,有愈发严重的趋势,这不仅使得经济社会遭受风险,而且也对投资者的信心造成严重创伤,更是对国家法律法规的藐视,践踏了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市场原则,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回顾和分析,发现虽然关于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的研究卓有成效,但是普遍视角集中于行为动机、作假模式和结果危害等方面,但从多方相关利益者的博弈分析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信息不对称和博弈论等科学理论,借助相关统计数据,深入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舞弊现状,然后构建博弈模型,对上市公司、会计事务所和政府监管部门三方的动态博弈,进行稳定性演化博弈分析,总结得出:（1）我国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现象仍然存在,有待进一步的积极约束;（2）在该演化博弈系统中,任何一方的策略选择均受到其他两方策略选择的影响,但政府监管部门策略选择的影响更多来源上市公司舞弊与否的行为决策;（3）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和政府监管部门构成的三维体系中,在满足既定条件下,存在D（0,0,1）一种进化稳定策略,即上市公司不舞弊、会计师事务所严格审计、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4）从博弈各方内部影响因素角度考虑,行为成本是影响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和政府监管部门行为的重要因素。基于全文的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加强博弈三方联系、保障政府监管的有序运转、降低审计监管的运行成本等相关建议。
李岩[9]（2020）在《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文中研究表明1987年以来,东亚社会在政治、文化、经济、技术等方面都经历了剧烈的转型,社会生存环境的变化必然带来新的创作形式和认同体验,进而使电影创作中的性别观念、性别形象、性别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的文化政治的转向。本文紧抓性别政治研究的三大脉络,即男性、女性和性少数,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各阶段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生产以及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受到文化研究、演化心理学、后人类和赛博女性主义等理论的启发,并综合借鉴性别文化研究如男性研究、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性别身份、性别表演等最新成果,对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中的性别气质、性别心理、性别隐喻、性别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认识论层面,性别政治不应简单地被视为一种女性主义运动的文化建构,而是以种族、阶级、地域、年龄等多元文化分析范畴共同形成的、交织性的多元文化视角,这使性别成为一种主体性身份建构的力量。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也同时在解构和颠覆传统观念对性别乃至人本身之概念的理解,由后人类理论而发展出对传统性别政治观念的挑战。因此,本文在对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现象进行梳理和研究时,将把性别政治现象作为一种生物本能与文化行为的综合性产物,并结合影视文化研究和文本分析,对东亚新电影相关视听表征进行解码。本文主要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阐述本文选题依据与背景,概括国内外研究进展,并在分析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的基础上,确定本文研究切入点;第一章通过对人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分析,厘清人类社会身份政治内生性矛盾的发生原理;并以赛博女性主义和后人类理论为基础,为性别政治问题的终结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案,并对后冷战以来,东亚社会中,政治、经济和电影政策历史转型背景和后浪潮下与性别政治相关的东亚新电影作品进行梳理,归纳出东亚新电影的大致格局。第二章以东亚新电影中的父权的主体性危机及其权力结构的消解,对其从弑父到无父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探索男性主体形象建构和变迁以及主体性危机的原因,阐释传统父权叙事的危机和父权关系转化的原理;再从从寻父到崇父,讨论新父权结构再确立的路径。从传统秩序的解体及其话语转向,探索东亚男性权力主体的建构方式,以及男权衰落和男性形象的弱化转型的发生机制。第三章从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下的女性电影中的权力置换进行分析,阐释被客体化的和被物化的女性形象,分析东亚和女性双重他者视域下的女性主体叙事;并通过换装与换体电影中的主体身份置换建构,分析历史转折中的家庭关系从诞生到崩解过程;并以女性作为导演的电影生产与主妇权力战场下的突围相结合,分析东亚新电影中女性受难、荡妇羞辱和女性复仇的镜语表达,突出女性权力话语转换下对主体观视结构的挑战和否定。第四章从政治正确的话语建构范式出发,以“去他者化”的性别语境,回应性少数题材东亚新电影的诞生与崛起的历史原因。并从生物学角度,区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差异,建构起性少数平权的理论基础;同时,通过对相关社会环境与具体文本的分析,探索“LGBTQIA+”群体中真性少数的平权;由社会审美的性少数转向,探索百合、耽美等伪性少数的禁忌趣味,并以其禁忌文本的消解与建构模型,探索性少数文化群体符号学游击战的运行机制,最后,从文本出发,探索不同性别、性向与性认同主体间欲望的共通之处。结论部分分别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层面对本文进行总结,提炼研究创新点,指出性别政治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赵宇楠[10]（2020）在《房地产企业组织成长过程的区位选择 ——基于战略势视角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跨区位企业横跨多个地理区位,促进了区位间知识、信息和人才的流动,保障地区就业和经济发展,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跨区位企业,其成长和发展一般反映为在地理空间的扩张,而区位选择正是其成长过程中的关键活动。然而,企业在区位扩张过程中普遍存在区位“盲目”选择的问题。组织成长中的区位选择研究一直是战略管理、国际商务、经济地理等多个学科领域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现有文献主要从区位的外部环境和企业在某一区位的前期经验等方面对企业区位选择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有学者指出,多区位单元间形成的网络和系统特征是跨区位企业的重要属性,然而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一种“单点型”视角看待跨区位企业,视企业区位选择为间断、独立的单一决策,忽视了企业区位选择间关联性对后续区位决策的重要影响,并提出基于微观基础研究企业区位扩张正变得愈发重要。行为战略作为管理学研究中极具潜力的微观基础,其中的战略势正好关注组织活动间的联动以及与系统的互动关系,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有学者指出,现有战略势研究存在对事件过度简化的问题,忽视了活动本身特质,这要求对战略势的作用过程进行更深入的梳理和检验。本文以我国在沪深和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房地产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战略势视角探究“企业历史区位选择如何影响其成长路径”的问题,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区位选择研究和战略势研究的不足。具体来讲,子研究一（第四章）重点考察企业区位选择的空间结构如何影响其接下来的区位决策,就企业上一期的区位决策经验分为区位经验和空间经验,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重复势和位置势作用,并借助管理因素和制度因素的调节作用验证了位置势的两个理论机理。子研究二（第五章）重点考察企业前期区位选择的经验累积如何影响其接下来的区位决策,基于区域内或跨区域扩张,就企业区位选择分为利用和探索导向两种类型,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同类型内和跨类型间区位选择活动的势效应,验证了活动间互补性作为情境势的重要机理。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区位单元间关系是影响企业区位决策的重要因素,企业倾向于选择与既有区位市场空间结构整体更邻近的区位。企业区位选择事件并非一次独立的单一决策,而代表了企业区位单元空间结构的演进。第二,既有惯例和可供性是促使企业选择与既有区位市场空间结构整体更邻近区位的重要机理。企业经历总经理更替或目标区位市场更高的制度质量会弱化企业既有区位市场空间结构的影响。第三,企业区位选择经验以利用和探索的形式内嵌于企业状态的动态调整中。随着历史区位选择经验的累积,前期利用和探索导向区位选择会抑制企业进行同类型区位选择的倾向,而促使企业实施跨类型区位决策。第四,互补性是促使企业实施不同类型区位选择以实现利用和探索动态平衡的重要机理。组织冗余会强化前期利用和探索导向区位选择经验对后续探索导向区位决策的影响。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第一,本文基于跨区位企业的网络和系统属性,将战略势视角引入企业区位选择研究领域,为全面理解企业成长中区位选择动机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二,本文在以往战略势研究所关注的行为事件在时间上关联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这些事件在空间上形成的结构关联性,进而澄清了前期战略势研究中关于“强化”与“弱化”势效应的理论争论。第三,本文采用过程视角,揭示了资源协同关系在企业平衡内部的持续利用和探索活动中的重要性,深化了对组织内生性成长的理论认识。第四,本文在企业区位选择情境中验证了前期文献所揭示的利用和探索活动跨时期的相互促进关系,丰富了对组织活动利用和探索动态平衡性的理解。
二、信息与行为决策间关系的经济学分析——基于安然神话的实证解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信息与行为决策间关系的经济学分析——基于安然神话的实证解释（论文提纲范文）
（1）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的选题依据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关于国家对外政策分析模式的研究 |
| (二)关于国际关系中情感的研究现状 |
| (三)关于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研究 |
| 三、主要的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点 |
| 第一章 群体情感: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中的中介变量 |
| 一、主流对外政策分析模式的偏好假定及评价 |
| (一)传统理性选择模式的偏好假定及缺陷 |
| (二)个人认知心理模式的偏好假定及缺陷 |
| (三)两种模式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解释的可弥合性 |
| 二、群体情感的引入及对两种模式偏好的弥合 |
| (一)群体情感的生成过程及概念阐释 |
| (二)群体情感是国家理性的基线 |
| (三)群体情感是个体情感的趋同 |
| 第二章 以群体情感为中介变量的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分析层次 |
| 一、现实变化对对外政策偏好分析要素提出的新要求 |
| 二、单元层次:共同历史记忆与本土实践 |
| (一)国家是群体情感的载体 |
| (二)共同历史记忆: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时间维度 |
| (三)本土实践: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空间维度 |
| 三、体系层次:地区安全结构与地区规范 |
| (一)地区安全结构以亲疏关系来形塑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
| (二)地区规范内化以回旋镖效应作用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
| 第三章 群体内情感类别化进程是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形成的内在动力 |
| 一、历史记忆以基调情感为媒形塑国家对外政策偏好方向 |
| (一)从共同历史记忆到政治基调情感 |
| (二)从政治基调情感到对外政策偏好的方向 |
| 二、本土实践以即时情感为介引领国家对外政策偏好选择 |
| (一)群体决策者引领即时情感的手段 |
| (二)群体决策者利用即时情感进行身份选择 |
| (三)即时情感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选择的途径 |
| 第四章 群体间情感比较进程是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形成的外部路径 |
| 一、地区安全结构以群体间情感碰撞为媒限定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环境 |
| (一)零和竞争结构:欧美焦虑情感与东亚希望情感的碰撞 |
| (二)外源合作结构:欧洲焦虑情感与中东欧羞辱情感的碰撞 |
| (三)内源合作结构:东亚希望情感与中东欧羞辱情感的碰撞 |
| 二、地区规范内化以群体间情感评价为介推进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转变 |
| (一)地区规范内化通过群体间情感评价增强国家的内省能力 |
| (二)地区规范内化通过群体间情感评价增强国家的外辱压力 |
| 第五章 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塞俄与塞欧之间的比较 |
| 一、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偏好差异的特点 |
| (一)塞尔维亚对欧政策偏好超越经济务实主义 |
| (二)塞尔维亚对欧政策超越个人精英偏好 |
| (三)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差异的原因比较 |
| 二、群体情感在塞对俄欧政策偏好中的中介作用 |
| (一)塞尔维亚国内群体情感的类别化 |
| (二)塞对俄欧的群体间情感比较 |
| 三、结论与反思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2）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扩散及行为控制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评述 |
| 1.3.1 农业清洁生产文献综述 |
| 1.3.2 农业技术采纳文献综述 |
| 1.3.3 农业技术扩散文献综述 |
| 1.3.4 农户行为控制文献综述 |
| 1.3.5 相关文献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与内容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研究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清洁生产 |
| 2.1.2 农业清洁生产 |
| 2.1.3 农业技术扩散 |
| 2.1.4 农户异质性 |
| 2.2 范围与对象界定 |
| 2.2.1 研究范围 |
| 2.2.2 研究对象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农户行为理论 |
| 2.3.2 技术扩散理论 |
| 2.3.3 信息扩散理论 |
| 2.3.4 社会网络理论 |
| 2.3.5 系统工程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水平评价与分析 |
| 3.1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供给与应用现状 |
| 3.1.1 单项技术供给较为充足 |
| 3.1.2 集成技术供给整体不足 |
| 3.1.3 清洁生产技术应用现状 |
| 3.2 基于生态效益的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水平评价 |
| 3.2.1 吉林省农业生态效益水平纵向演变 |
| 3.2.2 吉林省农业生态效益水平横向对比 |
| 3.2.3 吉林省农业生态效益水平分析 |
| 3.3 基于经济效益的吉林省农业清洁生产水平评价 |
| 3.3.1 吉林省农业经济效益水平纵向演变 |
| 3.3.2 吉林省农业经济效益水平横向对比 |
| 3.3.3 吉林省农业经济效益水平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分析 |
| 4.1 研究假说与模型设定 |
| 4.1.1 研究假说 |
| 4.1.2 模型设定 |
| 4.1.3 变量解释与赋值 |
| 4.2 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样本分析 |
| 4.3 实证结果与检验 |
| 4.3.1 模型结果分析与讨论 |
| 4.3.2 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分析 |
| 5.1 研究假说与模型设定 |
| 5.1.1 研究假说 |
| 5.1.2 模型设定 |
| 5.2 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样本分析 |
| 5.3 实证结果与检验 |
| 5.3.1 模型结果与分析 |
| 5.3.2 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 |
| 5.4 关于采纳意愿与行为的讨论 |
| 5.4.1 意愿强度与行为转化 |
| 5.4.2 意愿和行为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户内部清洁生产技术扩散机制与效应分析 |
| 6.1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要素分析 |
| 6.1.1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主体 |
| 6.1.2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受体 |
| 6.1.3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渠道及其变动性 |
| 6.2 基于社会网络的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机制 |
| 6.2.1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动力机制 |
| 6.2.2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传导机制 |
| 6.2.3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运行机制 |
| 6.3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时空效应分析 |
| 6.3.1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空间效应 |
| 6.3.2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时间效应 |
| 6.3.3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扩散的时空交互效应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清洁生产视角的农户行为控制经验借鉴 |
| 7.1 美国农药化肥规制经验及启示 |
| 7.1.1 美国农药管理政策及规制措施 |
| 7.1.2 美国化肥管理政策及规制措施 |
| 7.1.3 美国经验及启示 |
| 7.2 丹麦农业生产水污染防治经验及启示 |
| 7.2.1 丹麦农业生产水污染防治政策及措施 |
| 7.2.2 丹麦经验及启示 |
| 7.3 日本发展环境保全型农业的经验及启示 |
| 7.3.1 日本发展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政策和措施 |
| 7.3.2 日本经验及启示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基于清洁生产视角的农户行为控制策略 |
| 8.1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解析 |
| 8.2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的耗散结构特征判定 |
| 8.2.1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的开放性 |
| 8.2.2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的非平衡性 |
| 8.2.3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的非线性 |
| 8.2.4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的随机涨落性 |
| 8.3 基于熵变模型的农户行为控制策略分析 |
| 8.3.1 农户清洁生产行为熵变模型构建 |
| 8.3.2 农业清洁生产系统行为熵的类型 |
| 8.3.3 农业清洁生产内部系统行为熵控制策略 |
| 8.3.4 农业清洁生产外部系统行为熵控制策略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主要创新点 |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农户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高管特征、股权激励模式选择与盈余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2.文献综述 |
| 2.1 股权激励模式的相关研究 |
| 2.1.1 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比较研究 |
| 2.1.2 股权激励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2 盈余管理的相关研究 |
| 2.2.1 盈余管理的方式研究 |
| 2.2.2 盈余管理的计量研究 |
| 2.2.3 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 高管特征与行为决策的相关研究 |
| 2.4 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相关研究 |
| 2.5 文献述评 |
| 3.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概念界定 |
| 3.1.1 高管概念界定 |
| 3.1.2 盈余管理概念界定 |
| 3.1.3 股权激励实行程序 |
| 3.2 高管特征、股权激励模式与盈余管理的理论框架分析 |
| 3.3 高管特征对股权激励模式选择影响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3.1 不同股权激励模式的特点分析 |
| 3.3.2 不同股权激励模式与高管行为决策 |
| 3.3.3 高阶理论下的高管特征与高管行为决策 |
| 3.3.4 高阶理论下的高管特征与股权激励模式选择 |
| 3.4 股权激励模式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5 高管特征对盈余管理影响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5.1 高管内在特征 |
| 3.5.2 高管外在特征 |
| 3.5.3 股权激励模式在高管特征与盈余管理间的中介作用 |
| 3.6 高管货币报酬在股权激励模式对盈余管理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
| 4.高管特征对股权激励模式选择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1.2 变量定义 |
| 4.1.3 模型设计 |
| 4.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2 相关性分析 |
| 4.2.3 高管特征对股权激励模式选择影响的回归分析 |
| 4.3 稳健性检验 |
| 4.4 内生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股权激励模式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1.2 变量定义 |
| 5.1.3 模型设计 |
| 5.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2 相关性分析 |
| 5.2.3 不同股权激励模式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回归分析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高管特征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研究设计 |
| 6.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1.2 变量定义 |
| 6.1.3 模型设计 |
| 6.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2.1 高管特征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分析 |
| 6.2.2 高管特征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分析 |
| 6.2.3 股权激励模式在高管特征与盈余管理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7.高管货币报酬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 |
| 7.1 研究设计 |
| 7.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1.2 变量定义 |
| 7.1.3 模型设计 |
| 7.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7.3 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8.研究的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创新点 |
| 8.3 管理启示 |
| 8.4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二、参与的科研项目 |
（4）空气质量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阐释 |
| 1.2.1 旅游产业 |
| 1.2.2 入境旅游 |
| 1.2.3 空气质量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 2.1 空气质量对人类健康与行为的影响研究 |
| 2.2 空气质量对旅游影响的研究 |
| 2.3 入境旅游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研究 |
| 2.4 空气质量对入境旅游影响的研究 |
| 2.5 国内外文献述评和研究机会 |
| 第三章 我国入境旅游与空气质量时空演化特征 |
| 3.1 研究方法 |
| 3.2 入境旅游时空演化特征 |
| 3.2.1 我国入境旅游发展时空演化概况 |
| 3.2.2 入境旅游规模空间相关性及其时空演化特征 |
| 3.3 空气质量时空演化 |
| 3.3.1 空气质量时空演化特征 |
| 3.3.2 空气质量空间相关性及其时空演化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理论分析 |
| 4.1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属性分析 |
| 4.1.1 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 |
| 4.1.2 基于旅游吸引物理论的分析 |
| 4.1.3 基于旅游竞争力理论的分析 |
| 4.1.4 空气质量影响旅游的属性特征 |
| 4.2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系统构建 |
| 4.3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机理分析 |
| 4.3.1 风险感知影响路径 |
| 4.3.2 媒体信息影响路径 |
| 4.3.3 空气质量偏好影响路径 |
| 4.3.4 时间演化差异影响路径 |
| 4.3.5 地区差异影响路径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效应分析 |
| 5.1 研究方法 |
| 5.1.1 OLS混合回归 |
| 5.1.2 面板数据模型 |
| 5.2 模型构建 |
| 5.2.1 即期影响效应模型构建 |
| 5.2.2 调节效应模型构建 |
| 5.2.3 滞后效应模型构建 |
| 5.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3.1 变量选取 |
| 5.3.2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即期效应 |
| 5.4.2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调节效应 |
| 5.4.3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滞后效应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异质性评价 |
| 6.1 基于游客类别的影响异质性评价 |
| 6.1.1 模型构建 |
| 6.1.2 入境游客和国内游客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
| 6.1.3 外国游客和港澳台游客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
| 6.2 基于时间演化的影响异质性评价 |
| 6.2.1 模型构建 |
| 6.2.2 时间差异分析 |
| 6.3 基于地区分异的影响异质性评价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分析 |
| 6.3.3 南北方地区差异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 |
| 7.1 旅游发展动力机制要素构成 |
| 7.2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构建 |
| 7.2.1 入境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 |
| 7.2.2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传导路径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主要结论和对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入境旅游和空气质量分布具有一定的“高-低”或“低-高”对应特征 |
| 8.1.2 空气污染已对我国入境旅游产生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 |
| 8.1.3 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游客类别的异质性特征 |
| 8.1.4 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时间演化的异质性特征 |
| 8.1.5 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区域差别的异质性特征 |
| 8.1.6 控制变量对入境旅游发展的正向影响在不同区域间存在差异性特征 |
| 8.1.7 空气质量的双重属性是入境旅游发展动力机制的重要构成 |
| 8.2 政策启示 |
| 8.3 对策建议 |
| 8.3.1 多举并措加强环境空气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 |
| 8.3.2 构建完善包括优质生态产品在内的旅游产品体系 |
| 8.3.3 围绕“美丽中国”国家形象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营销推广体系 |
| 8.3.4 全方位修炼内功助力入境旅游吸引力提升 |
| 8.3.5 实施更加积极开放的对外政策促入境旅游发展 |
| 8.4 创新之处、不足以及研究展望 |
| 8.4.1 创新之处 |
| 8.4.2 研究的局限性 |
| 8.4.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网络嵌入视角下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网络嵌入 |
| 2.1.1 连锁董事网络 |
| 2.1.2 交叉持股网络 |
| 2.1.3 担保网络 |
| 2.2 企业高质量发展 |
| 2.2.1 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选择 |
| 2.2.2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高质量发展 |
| 2.2.3 企业组织韧性与高质量发展 |
| 2.2.4 企业社会责任与高质量发展 |
| 2.3 总结 |
| 第三章 上市公司网络嵌入现状 |
| 3.1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
| 3.1.1 网络中心度 |
| 3.1.2 网络结构洞 |
| 3.2 连锁董事网络 |
| 3.2.1 连锁董事网络的度量 |
| 3.2.2 连锁董事网络的现状 |
| 3.3 交叉持股网络 |
| 3.3.1 交叉持股网络的度量 |
| 3.3.2 交叉持股网络的现状 |
| 3.4 担保网络 |
| 3.4.1 担保网络的度量 |
| 3.4.2 担保网络的现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企业网络嵌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
| 4.1 连锁董事、债务成本与全要素生产率 |
| 4.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1.2 数据样本和模型设定 |
| 4.1.3 基准回归结果 |
| 4.1.4 债务成本中介效应检验 |
| 4.1.5 董事性质异质性分析 |
| 4.1.6 进一步分析 |
| 4.1.7 广义矩估计检验 |
| 4.2 交叉持股、大股东掏空与全要素生产率 |
| 4.2.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2.2 数据样本和模型设定 |
| 4.2.3 基准回归结果 |
| 4.2.4 大股东掏空的调节作用 |
| 4.2.5 CEO金融背景与交叉持股网络结构 |
| 4.2.6 稳健性检验 |
| 4.3 担保网络、创新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
| 4.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3.2 数据样本和模型设定 |
| 4.3.3 基准回归结果 |
| 4.3.4 企业性质异质性分析 |
| 4.3.5 创新投入中介效应检验 |
| 4.3.6 PSM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企业网络嵌入与组织韧性 |
| 5.1 连锁董事、融资约束与组织韧性 |
| 5.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1.2 数据样本和模型设定 |
| 5.1.3 基准回归结果 |
| 5.1.4 董事性质异质性分析 |
| 5.1.5 融资约束中介效应检验 |
| 5.1.6 替换变量稳健性检验 |
| 5.2 交叉持股、金融化水平与组织韧性 |
| 5.2.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2.2 数据样本和模型设定 |
| 5.2.3 基准回归结果 |
| 5.2.4 金融化水平的调节作用 |
| 5.2.5 替换变量稳健性检验 |
| 5.3 担保网络与组织韧性 |
| 5.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3.2 数据样本和模型设定 |
| 5.3.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企业网络嵌入与社会责任 |
| 6.1 连锁董事、政治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 |
| 6.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1.2 数据样本和模型设定 |
| 6.1.3 基准回归结果 |
| 6.1.4 董事性质异质性分析 |
| 6.1.5 董事长政治背景的调节作用 |
| 6.1.6 2SLS法稳健性检验 |
| 6.2 交叉持股、行业竞争与企业社会责任 |
| 6.2.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2.2 数据样本和模型设定 |
| 6.2.3 基准回归结果 |
| 6.2.4 行业竞争的调节作用 |
| 6.2.5 滞后项稳健性检验 |
| 6.3 担保网络、媒体报道与企业社会责任 |
| 6.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3.2 数据样本和模型设定 |
| 6.3.3 基准回归结果 |
| 6.3.4 媒体报道与企业社会责任 |
| 6.3.5 PSM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农户气候响应行为及其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江汉平原水稻生产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户低碳生产行为研究 |
| 1.3.2 农户气候适应行为研究 |
| 1.3.3 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研究 |
| 1.3.4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机理分析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农户行为理论 |
| 2.1.2 外部性理论 |
| 2.1.3 生产前沿面理论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低碳生产行为 |
| 2.2.2 江汉平原稻农典型的低碳生产行为 |
| 2.2.3 气候适应行为 |
| 2.2.4 江汉平原稻农典型的气候适应行为 |
| 2.3 农户气候响应行为的分析框架 |
| 2.3.1 农户气候响应行为的理论模型 |
| 2.3.2 农户气候响应行为的影响因素与机理分析 |
| 2.4 农户气候响应行为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机理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江汉平原气候变化及农户实施气候响应行为的特征 |
| 3.1 江汉平原的气候变化特征 |
| 3.1.1 江汉平原的基本情况 |
| 3.1.2 江汉平原的气候特征与变化趋势 |
| 3.1.3 气候灾害对农作物生产的影响 |
| 3.2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3.2.1 问卷设计 |
| 3.2.2 抽样原则与调查实施 |
| 3.2.3 样本描述 |
| 3.3 农户实施气候响应行为的现状与特征 |
| 3.3.1 农户实施气候响应行为的总体现状 |
| 3.3.2 农户实施气候响应行为的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减排视角的农户气候响应行为分析 |
| 4.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4.1.1 农户低碳生产行为选择模型 |
| 4.1.2 农户低碳生产行为强度模型 |
| 4.1.3 变量定义与统计 |
| 4.2 结果与讨论 |
| 4.2.1 风险态度实验测量结果 |
| 4.2.2 农户低碳生产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3 农户低碳生产行为强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 基于农户异质性的低碳生产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基于家庭农业依赖度的农户低碳生产行为分析 |
| 4.3.2 基于水稻经营规模的农户低碳生产行为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适应视角的农户气候响应行为分析 |
| 5.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5.1.1 农户气候适应行为选择模型 |
| 5.1.2 农户气候适应行为强度模型 |
| 5.1.3 变量定义 |
| 5.2 结果与讨论 |
| 5.2.1 农户气候适应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2 农户气候适应行为强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 基于农户异质性的气候适应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基于家庭农业依赖度的农户气候适应行为分析 |
| 5.3.2 基于水稻经营规模的农户气候适应行为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气候响应行为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分析 |
| 6.1 研究对象与数据说明 |
| 6.2 基于参数方法的气候响应行为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分析 |
| 6.2.1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
| 6.2.2 变量定义与统计 |
| 6.2.3 结果与讨论 |
| 6.3 基于非参数方法的气候响应行为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分析 |
| 6.3.1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
| 6.3.2 技术效率测算结果及比较 |
| 6.3.3 结果与讨论 |
| 6.3.4 气候响应行为对异质性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推进农户对气候响应的政策体系 |
| 7.1 政策目标 |
| 7.2 政策实施原则 |
| 7.2.1 兼顾复合性原则 |
| 7.2.2 注重差异化原则 |
| 7.2.3 坚持优先序原则 |
| 7.3 政策措施 |
| 7.3.1 切实推进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 |
| 7.3.2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公共服务 |
| 7.3.3 强化农业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附表 |
| 附录 B:作者简历及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坚持到底”抑或“半途而废” ——关于儿童钢琴艺术教育中母亲两难选择行动的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儿童艺术教育在国家教育导向中地位的提升 |
| (二)我国儿童钢琴艺术教育发展的原生困境 |
| (三)对家庭教育行动主导者(母亲)的关注与反思 |
| (四)个人兴趣和从教经历 |
| 二、研究问题域 |
| (一) 家庭教育中的行动者及其效能 |
| (二) 家长教育决策及行动与儿童学习动力关联影响 |
| (三)“母亲文化”的失语及其教育意蕴 |
| 三、研究意义 |
| (一)理论价值 |
| (二)实践价值 |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母亲文化 |
| (二)家庭教育 |
| (三)家庭教育行动 |
| (四)儿童钢琴艺术教育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
| 一、理论基础 |
| (一)行为决策理论 |
| (二)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 |
| (三)人格发展心理学 |
| 二、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伦理 |
| (五)研究者的反思 |
| 第二章 叙述的背后 |
| 一、八名儿童及其家庭的生活缩写 |
| (一)八组家庭生活的地方:历史文化城 |
| (二)八名儿童及其家庭素描 |
| 二、“他们”所在的境遇 |
| (一)琴童的日常上学生活:以时间之维 |
| (二)琴童的课余生活:以空间之维 |
| (三)琴童的家庭生活:以家庭关系之维度 |
| 第三章 作为行动者母亲的两难局面 |
| 一、“坚持到底”与“半途而废”:两种样态的现实存在 |
| (一)“坚持到底”与“半途而废”:两种样态的定义 |
| (二)“坚持到底”样态的家庭关照 |
| (三)“半途而废”样态的家庭关照 |
| 二、自我关照:母亲的自我定位 |
| (一)子女教育规划:母亲的家长权威意识 |
| (二)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母亲的忧患意识 |
| (三)为母则刚:母亲的母性意识复苏 |
| 三、左右为难:母亲行动的意识根源 |
| (一)“一切为了孩子”:社会赋予母亲角色的定位 |
| (二)“我是为了你好”:母亲在家庭中的管理功能的凸显 |
| (三)“将来不要埋怨我”:母亲的责任感来源 |
| (四)“陪吃陪睡还要陪学习”:母亲的多重身份角色 |
| (五)“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母亲的职责远远超过个体情感诉求 |
| 第四章“坚持到底”样态家庭中的坚守与变革 |
| 一、希冀:“坚持到底”样态家庭中的母亲教育 |
| (一)“他得比我有出息”:母亲教育的心理导向 |
| (二)“以后兴许会用得上”:母亲教育的外界引导 |
| (三)“有开始也要有结束”:母亲教育的隐性动因 |
| (四)“怕吃亏”:多样文化背景下的共同心声 |
| 二、迷茫:“坚持到底”样态家庭中的儿童之惑 |
| (一)“我为什么一定要学钢琴”:儿童心底的大问号 |
| (二)“我都没有玩的时间了”:儿童心里的委屈 |
| (三)美滋滋的笑容背后:儿童学琴之路暂短的幸福呈现 |
| 三、省思:“坚持到底”样态家庭中的教育行动 |
| (一)钢琴艺术教育中家庭的坚持到底 |
| (二)童年影像的人生意义与钢琴艺术教育 |
| (三)指向儿童潜能充分挖掘的钢琴艺术教育 |
| 第五章“半途而废”样态家庭的无奈与失望 |
| 一、恨铁不成钢:“半途而废”样态下家庭中的母亲教育 |
| (一)“我也不能替他弹”:母亲教育的内在心理导向 |
| (二)“一切都可能成为绊脚石”:母亲教育的外界引导 |
| (三)“咱们也成不了音乐家”:母亲教育的隐性动因 |
| (四)“特别有天赋”或“不是这块料”源于行动者个体认知的不同阶段 |
| 二、喜忧参半:“半途而废”样态家庭中的儿童之感 |
| (一)“不用练琴真实太好啦”:儿童眼中的轻松 |
| (二)“你为啥不能坚持到最后”:儿童嘴里的抱怨 |
| 三 “半途而废”样态家庭中行动者的阻力分析 |
| (一)成年人的行为阻碍着儿童的自然发展 |
| (二)子女成为家长的终极目标 |
| (三)家长的非专业性制约钢琴学习效果 |
| (四)男权与女权的博弈 |
| (五)家庭经济因素 |
| 反思 |
| 一、母亲在家庭钢琴艺术教育中的主导效用 |
| 二 钢琴艺术教育中社会资源专业性稍显乏力 |
| 三 家庭教育行动与社会专业性衡量结合簇生良性钢琴艺术教育 |
| (一)我国钢琴艺术教育如何在异域文化样态下成长 |
| (二)儿童钢琴演奏艺术作为非系统性学科教育的困境 |
| (三)非系统性儿童学科教育中家庭如何参与有效引导 |
| 结语 |
| 一、研究发现 |
| (一)母亲在家庭教育行动中的主导地位 |
| (二)父亲在家庭教育中对子女的潜在影响不容小觑 |
| (三)母亲文化效用被质疑 |
| 二、研究的局限性 |
| (一)家庭成员对照的相对缺失 |
| (二)研究对象的地域忽视 |
| (三)收集和分析资料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 |
| 三、后续研究的构想 |
| (一)引进有音乐艺术学习背景家长的决策行为对照维度 |
| (二)增加其他地域的研究对象 |
| (三)研究对象的追踪时间扩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8）基于复制动态的上市公司会计舞弊三方演化博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会计舞弊 |
| 1.2.2 关于会计监管 |
| 1.2.3 关于博弈论在会计舞弊监管中的运用 |
| 1.2.4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创新点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上市公司 |
| 2.1.2 会计舞弊 |
| 2.1.3 三方演化博弈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3 盈余管理理论 |
| 2.2.4 前景理论 |
| 2.2.5 演化博弈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现状分析 |
| 3.1 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特点分析 |
| 3.1.1 舞弊行业集中于制造业 |
| 3.1.2 舞弊公司数量基本持平 |
| 3.1.3 舞弊涉案金额持续增高 |
| 3.1.4 舞弊方式多样且交叉关联 |
| 3.2 上市公司会计舞弊存在问题 |
| 3.2.1 制造行业舞弊严重且难解决 |
| 3.2.2 会计舞弊现象频发且难控制 |
| 3.2.3 舞弊方式多种多样且较隐蔽 |
| 3.3 上市公司会计舞弊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3.1 行业发展资金缺乏提供了公司舞弊的驱动力 |
| 3.3.2 政府监管处罚不足助长了公司舞弊的坏风气 |
| 3.3.3 会计事务所利益考虑提供了公司舞弊的机率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上市公司会计舞弊三方演化博弈分析 |
| 4.1 演化博弈主体界定 |
| 4.2 博弈模型构建及假设 |
| 4.2.1 博弈模型假设 |
| 4.2.2 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
| 4.3 三方演化稳定策略 |
| 4.3.1 上市公司的演化稳定策略 |
| 4.3.2 会计事务所演化稳定策略 |
| 4.3.3 政府监管部门演化稳定策略 |
| 4.4 演化博弈参数研究 |
| 4.5 仿真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对策建议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总结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范围的确定 |
| (二)研究对象的确立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性别政治下的东亚新电影 |
| 第一节 性别政治的后人类终结 |
| 一、人本主义身份政治的终结 |
| 二、后人类对性别政治的消解 |
| 第二节 东亚新电影的历史图景 |
| 一、东亚新电影的历史转型 |
| 二、后浪潮下的东亚新电影 |
| 第二章 父权危机下性别政治影像建构 |
| 第一节 父权的主体性危机及其结构的消解 |
| 一、从弑父到无父:传统父权叙事的危机 |
| 二、从寻父到崇父:新父权结构的再确立 |
| 第二节 从传统秩序的解体到男性弱化转向 |
| 一、东亚男性气质的主体建构 |
| 二、东亚男性形象的弱化转型 |
| 第三章 女权崛起下的性别政治身份转型 |
| 第一节 双重他者化下的主体身份异构 |
| 一、他者之他者视域下的女性呈现 |
| 二、换装与换体下的主体身份异构 |
| 第二节 对父权观视结构的挑战和否定 |
| 一、东亚女性导演的崛起 |
| 二、女性受难与女性复仇 |
| 第四章 性少数平权下性别政治的消解 |
| 第一节 从误读到日常:可讲述性的获得 |
| 一、从政治正确到去他者 |
| 二、性别取向与性别认同 |
| 第二节 性别想象:社会审美的性少数转向 |
| 一、真性少数的平权 |
| 二、伪性少数的趣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科研工作 |
| 致谢 |
| 附录:与本文相关的主要影片 |
| 附表:入围三大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东亚电影剧情长片 |
（10）房地产企业组织成长过程的区位选择 ——基于战略势视角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理论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组织成长中的区位选择问题 |
| 2.1.1 组织成长与市场区位选择 |
| 2.1.2 影响组织成长中区位选择的区位层面因素 |
| 2.1.3 影响组织成长中区位选择的企业层面因素 |
| 2.1.4 组织成长中区位选择研究的主要理论视角 |
| 2.2 组织情景中的势 |
| 2.2.1 势概述 |
| 2.2.2 势的内涵与本质 |
| 2.2.3 势与相关概念辨析 |
| 2.2.4 战略势的相关研究 |
| 2.3 研究评述 |
| 2.3.1 对现有组织成长中区位选择研究的评述 |
| 2.3.2 对现有战略势研究的评述 |
| 2.4 基于战略势视角研究区位选择问题的重要性 |
| 2.4.1 引入战略势视角研究组织成长中区位选择问题的必要性 |
| 2.4.2 区位选择情境对拓展现有战略势研究的重要性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情境与研究思路 |
| 3.1 研究情境及其适宜性 |
| 3.2 研究数据收集与整理 |
| 3.3 研究思路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子研究一:区位空间结构对区位决策的影响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1 重复势与区位选择 |
| 4.1.2 位置势与区位选择 |
| 4.1.3 管理因素的调节作用 |
| 4.1.4 制度因素的调节作用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研究样本 |
| 4.2.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 4.2.3 模型与方法 |
| 4.3 研究结果 |
| 4.3.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
| 4.3.2 回归结果分析 |
| 4.3.3 扩展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子研究二:区位经验累积对区位决策的影响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1.1 势效应方向的争论 |
| 5.1.2 利用和探索 |
| 5.1.3 势效应机制模型 |
| 5.1.4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方法 |
| 5.2.1 研究样本 |
| 5.2.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 5.2.3 模型与方法 |
| 5.3 研究结果 |
| 5.3.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
| 5.3.2 回归结果分析 |
| 5.3.3 扩展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组织成长中区位扩张问题分析结果的讨论 |
| 6.1.1 企业区位选择的空间结构对后续区位决策的影响 |
| 6.1.2 企业区位选择的经验累积对后续区位决策的影响 |
| 6.2 研究主要结论 |
| 6.3 研究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
| 6.3.1 理论贡献 |
| 6.3.2 实践启示 |
| 6.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6.5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和科研项目参与情况 |
| 附录2: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奖情况 |
| 致谢 |
四、信息与行为决策间关系的经济学分析——基于安然神话的实证解释（论文参考文献）
- [1]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D]. 王硕. 吉林大学, 2021(01)
- [2]农户清洁生产技术采纳扩散及行为控制策略研究[D]. 徐北春. 吉林大学, 2020(03)
- [3]高管特征、股权激励模式选择与盈余管理研究[D]. 李苗.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4]空气质量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D]. 叶莉. 广西大学, 2020(07)
- [5]网络嵌入视角下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D]. 逯苗苗. 山东大学, 2020(11)
- [6]农户气候响应行为及其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江汉平原水稻生产为例[D]. 童庆蒙. 华中农业大学, 2020(02)
- [7]“坚持到底”抑或“半途而废” ——关于儿童钢琴艺术教育中母亲两难选择行动的叙事研究[D]. 张新昕.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基于复制动态的上市公司会计舞弊三方演化博弈研究[D]. 石奕磊. 江苏科技大学, 2020(04)
- [9]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D]. 李岩. 南京大学, 2020(09)
- [10]房地产企业组织成长过程的区位选择 ——基于战略势视角的实证研究[D]. 赵宇楠.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