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企业组织绩效传导机制人力资本投资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曹文婷[1](2021)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期,为了深化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推动创新创业的发展。在政策驱动下风险投资业获得较大的鼓舞,资本市场建设也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风险投资金额为7630.94亿元,风险投资案例数为8234起。我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在资本市场建设方面,我国不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格局,提升新三板、设立科创板、完善创业板。其中,提升新三板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推进“双创战略”实施有更为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因为,新三板是专门服务于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孵化平台。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是真正的中小微企业,它们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达不到上市条件,但自身又具有融资需求和发展愿望。这部分企业的数量较大,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数量最多的时候为2017年末达到11630家。本文认为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它们都属于“双创战略”框架中的重要支撑内容。它们具备共同的政策目标,即促进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的发展。然而,学界对“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主题并未积累较多的研究成果。前期学者较多地关注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而对风险投资与场外市场企业的探讨较少。前期学者较多的关注风险投资对微观企业的影响结果,而忽略风险投资的影响机制和宏观溢出效果。针对以上现实背景和研究不足,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对被投企业价值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考虑到风险投资的作用不只局限于受资企业,它可能对整个产业或区域都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从宏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和溢出机制。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获得政策启示,为充分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机制和充分释放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提供有益的借鉴。随着国际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全球疫情尚未得到缓解,我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的常态化时期。中国要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创新创业能否在更大范围普及和更高层次推进。而创新创业的主体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资本,还需要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平台作为纽带将资本与中小企业的发展连接起来。毋庸置疑,新三板便是这个重要的连接纽带。因此,以中小企业为切入点,探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重点探讨了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综合运用实证研究法、数理模型法、理论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种方法系统全面地探讨了该主题。全文的逻辑思路为“提出问题→研究综述→理论基础+现实基础→理论分析+机制分析→实证检验→结论”。就具体章节而言,本文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共分4个章。其中,第1章介绍了本研究的背景与研究设计;第2章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第3章对本研究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相关理论;第4章描述了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第二部分“分析问题”是本文的核心,包括3个章。其中,第5章为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第6章从微观视角实证分析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第7章从宏观视角验证了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和溢出效应。根据前两部分研究,第三部分重在“解决问题”。第8章总结研究结论,并引申出相应的政策启示和提出研究展望。通过研究获得以下几点结论:(1)机制分析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治理作用机制、认证作用机制、支持作用机制对被投新三板企业发挥积极作用。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创业企业有信任风险投资的企业文化,风险投资人的声誉资本昂贵且失难复得,风险投资和创业企业能建立建设性的互动关系。(2)风险资本投于新三板企业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竞争合作机制、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其中,竞争合作机制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协作链接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当前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投入金额较小。因此,风险投资通过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的效果可能会被削弱。风险投资溢出机制有效运作也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政府有适当的引导政策,市场环境存在适度的竞争,中小微企业具备吸收能力,资本市场体系健全完善。(2)微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提升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且这种正向作用并非风险投资自选择效应的结果。(2)风险投资通过改善新三板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股票流动性、外部融资能力实现公司价值增值,即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存在治理作用、认证作用和支持作用的中介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个中介效应中,股票流动性(认证作用)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说明信息效率的改善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功能。(3)进一步,还发现风险资本投资于不同特征的企业对价值增值的影响存在差异。新三板挂牌企业在收入增长能力、无形资产占比、治理规范性、股票流动性、股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正向影响。而企业规模、债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负向影响。(3)宏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微观企业主体将影响放大到宏观层面而产生溢出效应。即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路径是存在的(竞争合作机制存在)。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路径也是存在的(协作链接机制存在)。(2)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显着,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不显着。(3)考虑空间因素也获得相同的结论。新三板市场的风险资本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空间溢出效应超过了直接效应。风险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4)以上结论说明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支持,确实促进了创新型、创业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创新主导产业的演变,有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但对产业整合方面的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这是因为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投入金额较小。新三板市场流动性不足,价格发现功能受限,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企业并购重组等资本运作的实现。因此,风险投资较难引导产业进行整合、关联、聚集,即现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较难发挥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鉴于此,应进一步培育和规范风险投资事业及新三板市场,形成规模的同时要具备质量,使风险投资支持新三板企业的同时,不仅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还能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释放出来。使风险投资更好地帮助中小企业成长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以上结论获得如下政策启示:(1)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以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价值增值作用和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2)风险投资机构要提升专业运作水平,积极参与被投新三板企业的监督与管理。新三板企业要摒弃只想获得资金支持,不愿接受风险投资人管理的家族企业文化观念。(3)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拓宽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改革,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4)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新三板企业要注重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及长期竞争力的培养。(5)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进一步促进风险投资产业结构合理化溢出效应的发挥。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拓展了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边界。首先,以往学者大多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挂牌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其次,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关注风险资本的异质性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本文则探讨了新三板挂牌企业异质性对风险投资作用效果的影响。此外,风险投资的影响可能不局限于接受投资的公司,基于风险资本对新三板企业的投资,进一步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问题,并尝试性地分析空间溢出效应。补充和拓展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成果。(2)丰富了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目前尚未有学者从中介效应模型角度探讨风险投资影响企业价值的内在机制和作用路径,本文把治理作用、认证作用、支持作用同时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中,从定量角度解释风险投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作用机制。同时基于新三板市场的独特情景,分析了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更客观地评价风险投资的作用,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3)揭示了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工作原理。溢出机制好似一个“黑箱”,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驱动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力量或规则。现有研究成果对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探讨较少。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组成产业的细胞。从企业角度切入,探讨风险投资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的溢出机制。并借鉴经典生物数学Lotka-Volterra模型对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进行刻画。这种尝试性的探索丰富了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
许嘉禾[2](2021)在《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提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要强、要兴,发展体育产业是主要途径。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高质量发展逐步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体育产业要提质增效和持续高速发展,需要金融的有力支持。然而当下,金融体系在体育产业中的效用功能尚未能够充分发挥。因此,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金融支持问题,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命题。本研究立足于体育产业的经营实践,综合运用体育学、管理学、系统科学及金融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及范式,以现代产业和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为指导,按照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问题、特征与机理、宏观效应、微观效率以及系统运行的次序,从理论分析到实证研究,展开工作。本研究的工作主要如下:一是梳理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现状,发现体育产业金融支持存在的不足。二是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剖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三是在宏观产业层面,以耦合协调的视角,审视体育产业与金融体系的关联关系。通过建立序参量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剪刀差以及灰色关联等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影响因素。四是从在微观企业的层面,以“黑箱”的视角,根据金融支持与体育产业的不同维度,测度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通过筛选体育企业样本,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及收敛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及其演变特征。五是根据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构建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别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模拟仿真,分析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期为优化体育产业金融支持,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策略着力点。本研究的结论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政府金融支持和市场金融支持均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随着体育产业金融需求的不断升级,政府部门对体育产业金融活动的认识持续深化,政策工具与国有资本逐步活跃。金融市场对体育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各类体育产业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风险投资市场异军突起。体育产业嵌入金融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但同时,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仍存在一定问题:一是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二是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三是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四是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2)我国体育产业具有快速成长的阶段性特征、业态丰富的结构性特征、高不确定性的风险性特征和消费供需的不平衡特征。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下,体育产业的发展特征进一步衍生出了独特的金融需求特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亟需的是政策引导下的规模化金融支持、层次多元化的系统性金融支持、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以及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3)资本形成、创新推动和消费刺激是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功能组成。金融体系一是可以扩大资本积累,促进资本形成,缓解体育产业融资约束;二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分散创新风险,推动体育产业技术、模式创新;三是可以实现跨期平滑、财富效应和风险保障,刺激体育产业消费发展。有效的金融支持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投资和消费两端,通过平衡产值结构、改善融资结构、变革消费结构,促进产业的结构转型升级;通过扩大要素供给、加快要素流通、推动技术进步,提高产业的要素生产效率;通过加速企业成长、优化公司治理、形成循环激励,促进产业的价值增值,精准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成长痛点,协助体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4)宏观产业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体系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内生耦合机理和外部耦合功能,具有双向耦合协调发展机制。二者不仅维持了长期、高度的耦合关联性,并且实现了耦合协调度的持续跃升,呈现出由低水平协调向高水平协调演化的动态趋势。金融体系对体育产业的短时间、爆发性增长起到了有效地支撑作用。且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尚处于发展周期的前期,其交互胁迫作用远小于耦合协调发展所带来的正向效应。与此同时,二者的耦合协调效应受到多种内生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风险投资市场、消费金融、政府扶持和金融创新等内生动力型因素,以及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变动等外生环境型因素,均与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存在密切关联。(5)微观企业效率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静态来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金融支持效率尚可,多数样本企业接近最优生产前沿面,但同时具有明显的技术制约特征。扩大金融资源投入规模前,需要着重改善金融技术水平。在金融支持效率内部,债权效率较好,股权效率欠佳,且股权效率呈现规模制约特征。在体育产业内部,体育企业板块、行业业态和空间地域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支持效率差异。第二,动态来看,金融支持体育产业的动态效率水平并未产生良性改观,反而出现小幅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不足,产业金融技术创新水平难以支撑金融资源规模的快速增长。其中,股权动态效率下滑,技术进步水平下降明显,是导致整体金融效率下滑的主要原因。第三,动态效率的收敛性分析表明,效率落后企业对领先集团具有追赶效应,但收敛速度较慢,且收敛速度存在体育产业内部的结构性差异,达到产业金融支持效率的均衡仍需要较长时间。(6)系统建模与仿真的实证研究说明: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可以视为由政府金融支持、金融市场发展、宏观金融环境和体育产业发展所组成的动力学系统。第一,强化金融市场支持力度可以有效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相对而言,强化股权市场的效能略优于债权市场。股权市场更有利于体育产业规模扩张和要素生产率提升,债权市场则更有利于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第二,政府干预会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影响。弱化政府干预无益于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维持一定强度的政府金融支持具有必要性。适度增强政府干预有利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但当政府干预过度时,会造成规模增长与要素生产率下降并存,仅能“做大”而不利“做强”体育产业,最终无益于产业发展质量。第三,宏观金融风险能够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显着的负面冲击。随着体育产业深度嵌入金融体系,金融风险的损害力度可能进一步增大,需要审慎防范、积极应对金融风险。在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金融政策体系,优化制度顶层设计;丰富金融服务市场,创新投融资渠道模式;推动金融技术创新,开发新型金融工具;优化企业金融管理,重视复合人才培养等策略建议。本文主要有以下创新点:(1)探讨了金融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现状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明确金融功能的作用支点,厘清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2)结合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产业与微观企业视角进行实证研究。综合运用数理模型及相关评价方法,设计序参量体系,测度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从不同维度测度并评价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特征及其变动规律。形成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的深层次认识,为优化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效能提供着力点。(3)构建了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设计模型变量及函数关系,并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仿真。探究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为企业部门的金融决策和主管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更具现实意义的参考。
王琛[3](2021)在《基于虚拟联盟的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机制研究》文中提出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在现代国民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质量。虚拟联盟作为一种以“软约束”为主,不涉及所有权和法律约束力的新型联盟关系,因为能够在实现联盟功能基础上赋予联盟内各主体较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而被广泛应用,成为一种重要而有效的产业组织形式。在虚拟联盟组织架构下,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不仅可以有效实现资源共享与风险共担,而且可以更好的满足用户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从而使得两大产业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并在虚拟联盟框架下突破既有产业边缘,实现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发展新态势。因此,研究基于虚拟联盟的两大产业融合机制,进而加快两大产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两大产业融合条件、动因、过程和效应等方面对基于虚拟联盟的两大产业融合机理进行系统揭示;基于产业融合机理及产业融合过程的实践性,采用质化研究方法对基于虚拟联盟的两大产业融合关键要素进行揭示;以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关键要素为基础,对两大产业融合机制体系进行总体设计,从而得到由融合动力机制、融合实现机制、融合评价与反馈机制构成的产业融合机制体系。从内生性和外源性角度对基于虚拟联盟的两大产业融合动力源进行分类,提出相关动力理论假设,并据此构建了两大产业融合动力理论模型,运用结构方程对基于两大产业融合动力理论模型进行假设检验,实证结果证实了内外部动力源对基于虚拟联盟的两大产业融合的直接驱动作用,同时验证了政策驱动和市场竞争驱动的间接作用,揭示了各动力的作用机制。构建了基于虚拟联盟的两大产业融合动力传导路径,提出并分析动力传导外源性动力输入阶段、内生—外源性动力聚合阶段和内生—外源合力协同作用阶段。在此基础上,从融合动力持续、融合动力增强、融合动力协同三方面提出基于虚拟联盟的两大产业融合动力管理策略,并从政府和联盟方面提出动力管理策略。从融合伙伴选择、融合过程组织协调、融合利益分配和融合风险管理四个方面对基于虚拟联盟的两大产业融合实现机制进行研究。基于虚拟联盟的两大产业融合伙伴选择机制方面,设计了融合伙伴选择原则与流程,构建了融合伙伴评价体系,建立了基于网络分析法和三角模糊数型方法的融合伙伴选择方法,提出了融合伙伴绩效评价与动态控制机制;基于虚拟联盟的两大产业融合实现机制方面,从虚拟联盟战略协同、组织模式选择和沟通协调三个方面设计了产业融合实现机制;基于虚拟联盟的两大产业融合利益分配机制方面,在对利益分配方法进行选择的基础上,分别基于夏普利值法和纳什谈判定理提出了虚拟联盟的利益分配策略;基于虚拟联盟的两大产业融合风险管理机制方面,首先对产业融合风险因素进行了识别与分析,进而提出了产业融合风险的评价体系和分类方法,最后设计了产业融合风险的分类管理策略。对基于虚拟联盟的两大产业融合绩效评价机制内涵进行界定,并基于虚拟联盟融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和评价流程,构建基于虚拟联盟的两大产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基于虚拟联盟的两大产业融合效率进行评价。同时基于反馈控制理论和循环累积因果论设计基于虚拟联盟的两大产业融合反馈机制,并基于前面融合水平和融合效率评价的结果,设计基于虚拟联盟的两大产业融合反馈机制模型,从而揭示反馈机制对虚拟联盟内两大产业融合的反馈路径,最后提出虚拟联盟融合反馈机制的实施策略。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基于虚拟联盟的两大产业融合机制保障策略,包括人才、资金、信息和技术资源四个方面策略构成的资源保障策略,从培育虚拟联盟的组织生态、优化虚拟联盟的组织结构和增强虚拟联盟的组织协调三个方面策略构成的组织保障策略,联盟规则、政府政策和企业规章三个方面策略构成的制度保障策略,以及企业文化、联盟文化和融合文化三个方面策略构成的文化保障策略。
谢送爽[4](2021)在《高管团队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通过对现有研究的系统梳理,笔者发现当前学者不仅从不同角度论述高管团队人力资本影响企业价值的内在逻辑,也取得了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但此类研究大都集中于高管团队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直接效应分析并且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鲜少关注二者之间的作用路径和不同条件下的影响差异,因此深入探讨高管团队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分析创新投入和组织冗余的影响机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本文总结高管团队人力资本、企业价值、创新投入和组织冗余的已有研究成果,针对我国特殊的经济环境主要提出以下几个问题:(1)高管团队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为何?不同的人力资本维度是否有不同的效果?(2)创新投入是否在高管团队人力资本与企业价值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3)组织冗余能否有效调节高管团队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些疑问,本文立足有关理论和文献进行缜密推理,并借助STATA、SPSS、EXCEL等软件以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8——2018年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假设,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高管团队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说,高管团队的年龄、任期和职称都是显着促进企业价值提升的驱动因素,高管团队学历水平有利于企业价值增值但并不显着。究其原因可能是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中高管团队内部成员受教育程度差异较大,由此导致的认知冲突和决策矛盾等弱化了学历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其次,创新投入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是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特别是全球价值链竞争的重要保证,在高管团队人力资本影响企业价值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最后,在考虑组织冗余的情况下,高管团队能够更加灵活的进行创新、并购、融资等决策,对企业价值的促进效果得到进一步提高。本文创新性地从不同维度深入剖析高管团队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作用效果,同时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从年龄、任期、学历和职称四个方面构建高管团队人力资本综合性指标,进一步分析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首次揭示高管团队人力资本与企业价值之间的“黑箱”,解释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以及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丰富了二者之间的路径研究和情境研究,为我国企业加强自身建设提供管理启示。
徐广平[5](2021)在《双元创业即兴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创新创业正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各地积极打造创新创业“升级版”,为新创企业带来发展机遇与便利的同时,更是要求其自身能够以创新为驱动,在快速升级的市场需求和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高速成长。然而,并不是所有新创企业都能及时抓住机遇,迅速处置威胁。突如其来的技术革新与行业变化往往使“新生弱性”的新创企业不知所措。在新时期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中,新创企业试图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制造竞争优势变得愈发困难,事先获取信息的可用性也在逐渐失效。新企业愈发难于维持传统战略逻辑下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取而代之的是以战略突变的形式,通过灵活快速地对所遭遇的突发事件进行战略响应,获取瞬时竞争优势来实现生存与高速成长。那么,新企业如何在频繁变化的竞争格局中实现“弯道超车”,探索新企业高速成长之谜已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议题。通过观察成功的创业案例发现,“即兴”是创业者在创建新事业过程中经常采用的一种行为现象和决策方式。创业即兴能够弥补已有计划与突发情况之间的落差,创造性地将计划与执行相融合,更有效地应对突发机遇与威胁。新创企业成长的特殊性也要求创业者要打破传统组织管理“秩序”与“控制”的定式思维,通过即兴能力来提高团队的敏捷性,以抓住潜在机会获得卓越绩效。而目前关于即兴能否给组织带来积极的结果还存在争议,创业即兴与新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十分匮乏,这就引发了创业即兴自身该如何定义与管理,及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黑箱应如何打开的疑问。在日益模糊与不确定的环境当中,需要组织保持一种平衡的管理文化,这种文化既要求保持已有战略的定力,同时要根据变化做出创新,避免陷入极端。基于组织双元理论,双元创业即兴一方面要对周边已有和闲置待用的资源进行即时性延伸与精炼,来缓解资源约束,推动机会开发。另一方面要快速搜寻潜在有用的新资源,创造全新的价值主张。即双元创业即兴是兼具开发式和探索式行为特征的战略性行为,要求创业者要处理好二者间的双元协同关系。事实上,双元创业即兴并非随意的“拍脑袋”决策,而是创业者在已有认知基础上,因形势变化而作出的有限理性决策,具有试探性特征,需要在执行中不断修正和完善。这就构成了创业过程中的关键学习事件,创业团队在即兴实践中获得知识。与此同时,双元创业即兴要求企业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对生产资源及其它组织要素的使用方式和效率上进行调整,促使企业战略柔性水平的提升。因此,双元创业即兴能力强的新创企业在创业学习和战略柔性上均具有较佳的表现。而创业团队处置突发状况时的集体效能感反映了团队成员通过相互了解且信任集体所擅长领域的信念,能够促进创业团队完成双元创业即兴带来的全新而复杂的任务要求,克服即兴造成的时间与任务压力,顺利地使创业团队开展创业学习,提升战略柔性,使双元协同中的创业即兴行为顺利完成绩效间的传递。因此,本研究以组织双元为切入点,构建了双元创业即兴的作用机制模型,引入创业学习和动态能力来解释双元创业即兴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并分析突发情境下的集体效能感对这一中介路径中的调节效应。具体来讲,本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双元创业即兴是否以及如何作用于新创企业绩效;第二,创业学习在双元创业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了何种作用;第三,战略柔性在双元创业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与创业学习又存在哪些关联,这些关联怎样影响双元创业即兴到新创企业绩效的转化;第四,集体效能感对双元创业即兴与创业学习、战略柔性间的关系起到了何种作用,对创业学习、战略柔性中介效用的发挥起到了何种作用。为探索上述问题,本研究在多案例比较分析和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选取我国(东北地区和华南地区)的新创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并开展了两阶段问卷调查,以获取关键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数据。采用多元回归以及Bootstrap分析等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获得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双元创业即兴对新创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第二,创业学习和战略柔性在双元创业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分别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第三,创业学习和战略柔性在双元创业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产生完全中介作用和链式中介作用;第四,集体效能感及其三个维度均对双元创业即兴与创业学习间的关系具有积极的正向调节作用;第五,集体效能感对双元创业即兴与战略柔性间的关系具有积极的正向调节作用,其中,集体效能感及其领导能力信念和内部联合信念维度正向调节了双元创业即兴与战略柔性之间的关系,但外部资源信念的调节作用不显着;第六,集体效能感正向调节了双元创业即兴通过创业学习、战略柔性对新创企业绩效影响的间接作用。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和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双元视角来审视创业即兴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多案例比较的方式诠释了创业即兴的内涵特征和运作逻辑,强调创业即兴具有试探性和主观向好的积极属性,新创企业能够实现即兴行动悖论间的协同性,并采用定量方法检验了双元创业即兴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双元创业即兴作为整体构念的有效性,深化了以往对于“即兴本质上并无好坏”观点的理解,弥补了现有创业即兴在实证研究上的不足,为未来创业情境下的即兴研究提供了参考;第二,本研究证实了创业学习和战略柔性在双元创业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间的多重中介及链式中介作用,打开了双元创业即兴到新创企业绩效的过程“黑箱”,拓展了新创企业绩效提升的实现路径;第三,本研究没有将以往常使用的笼统而宽泛的外部环境特征作为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权变因素,而是选择从创业团队内部的集体效能感出发,揭示其在双元创业即兴与创业学习、战略柔性关系之间及创业学习、战略柔性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本研究结论有助于创业领导者更好地应对和把握创业成长中不确定环境带来的突发事件,对提升创业活动质量,塑造新时期新创企业的创业战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郭朝晖[6](2021)在《高绩效工作系统的作用机理及效能评价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将创新驱动发展作为优先战略,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些迫切需要企业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以快速适应新的产业环境。在此背景下,企业“人-机-环境”系统中人的因素变得更加突出,通过构建高绩效工作系统来激活员工的内驱力和创造力,成为推动企业在新阶段持续成长的重要手段。但是,高绩效工作系统促使人力资源转化为企业绩效的过程具有间接性,其内在机理特别是产生作用的边界条件尚不明晰,不同企业建立高绩效工作系统的贡献难以衡量和比较。基于此,本文在组织人因学领域围绕“高绩效工作系统的作用机理及效能评价”展开研究,以期进一步丰富工业工程的相关理论,为企业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系统以实现提质增效提供技术支撑。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框架构建;(2)高绩效工作系统的要素构成分析;(3)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工工作绩效的跨层影响;(4)动态环境下高绩效工作系统与企业成长;(5)企业高绩效工作系统效能评价。针对传统文献研究方法构建理论模型缺乏经验证据的缺陷,选择HD集团作为样本开展单案例探索性研究,获取大量质性资料数据,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借助Nvivo软件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初步归纳出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核心要素,发现员工工作投入在高绩效工作系统和员工工作绩效之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战略柔性在高绩效工作系统与企业成长之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分别从员工个体和组织层面提出了高绩效工作系统作用机理的初步理论框架。针对单案例质性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经过开放性问卷、小组研讨和条目初筛、小范围问卷调查题项精炼、预测试提纯等多个环节的标准化量表开发程序,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量表信效度,发现本土化中国企业的高绩效工作系统由严格考核、高标准选拔、激励性薪酬、关爱员工、系统化培训组成,具有稳定的五因子内容结构,进一步完善了高绩效工作系统的要素构成,形成了本土化的量表工具。针对高绩效工作系统作用于员工工作绩效的边界条件不够清晰的问题,将组织公正作为调节变量引入到理论框架中,建立了一个跨层次被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考虑到国内47家企业315名员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具有嵌套性特点,采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工工作绩效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对员工工作投入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员工工作投入对员工工作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员工工作投入在高绩效工作系统和员工工作绩效之间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组织公正对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针对高绩效工作系统影响企业成长过程中与环境交互作用揭示不够充分的问题,以环境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一个第二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对216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多元统计分析。研究发现,高绩效工作系统对企业成长具有显着正向影响,高绩效工作系统对战略柔性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战略柔性在高绩效工作系统和企业成长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对于战略柔性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针对高绩效工作系统对于员工个体和组织绩效影响的潜在性、模糊性甚至非线性等特点,从基础、输入、转化和输出四个模块设计了4个一级指标和13个二级指标的高绩效工作系统效能评价指标体系,反映高绩效工作系统效能转化的基本过程。针对评价数据的多源异质性特点,在对数据进行标准化规范的基础上,分别采用基于层次分析的线性加权法、改进的逼近理想点法和基于多层感知器的人工神经网络评价三种单一评价方法进行评价和排序。针对单一评价方法评价结果和排序不一致的问题,构建了基于评价值结果关联度的组合评价模型,并验证了该模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论文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机械加工制造系统固有能效属性及其优化创建方法研究”(51775392)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创新网络嵌入的境外优秀人才来华创业发展战略研究”(14BGL017)具有密切的关联性。研究成果对于企业改进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增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战略柔性,维持较高的绩效产出水平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为企业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构建和效能评价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基础。
牛童[7](2021)在《CEO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意行为的影响研究 ——以服贸企业为例》文中认为随着世界经济产业升级,创新力已经成为驱动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首要力量。在我国全面实施创新型国家战略以来,国内企业开始重视设计对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的讲话中指示,“要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传统制造型企业竞争力,最直接且高效的方式是通过制度创新,激励员工创新行为和创新能力,以此激发企业内在的活力和动力,鼓励企业的创新型员工表现出更有效的创新行为。如何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关注的,也取得了诸多的研究成果。但是到目前为止,从企业层面的核心领导到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还存在着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的模糊性问题。本文以人境互动理论为基本理论,提出“ASA+转化”模型的框架,通过实证研究分别对模型衍生的11个相关假设进行验证,并运用结构方程的数据分析方法进行检验。在扩展ASA框架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研究层级更为全面、机制更为细化的研究模型,用以说明解释从企业层面的核心领导到员工创新行为之间效果和机制的模糊性问题。首先,以服贸类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变革型领导到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机制关系,对已有的基于ASA模型展开的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并进行了小范围的半结构性访谈。访谈结果显示“吸引—选择—磨合”的过程框架是不完备的,对于员工与组织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转化”的环节。进一步以四期网络问卷形式对1200位在职服装设计相关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其结果表明“吸引—选择—磨合—转化”框架要较“吸引—选择—磨合”更为完整的解释员工与环境的互动过程,而该过程不仅能够体现出员工与环境的契合性,还能体现出这种契合的动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之间研究机制不够细化的问题。其次,本文以“吸引—选择—磨合—转化”为核心理论框架,构建了CEO变革型领导、员工领导契合、员工组织契合、领导认同、组织认同及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模型,基于高阶梯队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对上述关系模型的逻辑关系加以解释,这其中包括了从CEO到员工与领导匹配的个体层面、从CEO到员工与组织匹配的企业层面的融合,因此使领导到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更加的全面,避免了单纯的单一层面研究的局限性问题。最后,为了解释企业层面的核心领导到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的模糊性问题,本文引入组织政治氛围变量,用以说明人境互动理论的作用边界。并发现除了中介机制之外,还存在着情境性约束的问题。而组织政治氛围是对一个企业创新动机的激励机制、创新行为执行机制、创新成果分配机制更具体实质性影响的变量,进一步补充了研究结论的细节。本文证实个人领导契合会对员工与领导的认同产生显着影响,而且个人组织契合会对组织认同产生显着影响,从而明确个人领导契合发挥作用的机制过程。将原有ASA框架中的“吸引—选择—磨合”过程有效扩展为“吸引—选择—磨合—转化”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打通了从组织层面到个体层面的渗透过程,弥补以往只是单纯研究个体-组织单个层面的人境互动研究,为未来的人境互动提供更强的理论支持和方向指引。同时,本文从组织整体及领导个体两方面验证了变革型领导如何通过个人-组织、个人-领导契合来影响员工的个人认知,并促使其对领导和组织产生认同上的转化,进而理清了从公司高层到基层的影响是如何传递的问题,这些为企业在管理实践上采取积极推动员工创新行为的管理措施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参照。
欧阳博强[8](2021)在《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机理与实证》文中认为农民工稳定就业是中国“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农民工获取市民化经济基础的重要前提,备受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视。但一直以来,农民工就业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换工频繁或者流动性过高,且至今也未得以有效缓解,致使许多用工企业中“民工荒”、“用工荒”现象重复上演。农民工过高的离职率既不利于用工企业积累特定的人力资本,也不利于农民工自身的城市融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回答“农民工为什么离职?”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学界长期以来为农民工为何离职提供的解释取向主要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传统离职模型,但存在循环论证嫌疑或预测力不足的问题。工作嵌入理论为离职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全新、可靠的框架,且完全能将农民工鲜明的就业特征纳为研究内容,而组织伦理气氛作为农民工与用工企业之间相互作用的特定情境,将其视为农民工离职决策的企业维度因素尤为必要。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与农民工短工化趋势尚未有效缓解的双重现实背景下,从组织伦理气氛和工作嵌入两个层面视角揭示农民工离职决策机理,不仅有助于丰富已有相关理论,还对农民工就业管理、用工企业留人、农民工收入稳定增长及市民化等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运用结构紧张理论、工作嵌入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以及数理模型,利用针对企业农民工的实际调研数据,采用OLS、Probit、2SLS、CMP、事件史模型以及HLM阶层模型等计量方法,基于两个层面视角分析农民工离职决策机理及其内在关系,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部分:一是理论分析部分。首先是企业层面理论分析,运用结构紧张理论和数理模型分析组织伦理气氛对农民工离职的影响;其次是个体层面理论分析,运用工作嵌入理论和数理模型分析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的影响;再次是机理分析,运用社会认知理论、工作嵌入理论和数理模型分析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的影响机理;最后,根据理论分析构建农民工离职决策框架。二是实证分析部分。基于调研数据,利用相应测量工具对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进行量化及描述的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对理论分析进行检验。首先,运用HLM阶层模型分析组织伦理气氛对农民工离职意向及离职行为的跨层次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及讨论;其次,运用OLS模型分析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意向的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及采用2SLS估计进行内生性检验,同时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行为的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及采用CMP估计进行内生性检验,进一步运用事件史模型讨论工作嵌入对农民工一定时期内多次离职行为的影响;最后,运用HLM调节式中介效果检测模型分析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之间的跨层次路径关系,并进行稳健型检验,得出影响路径模型。本文研究的主要发现:第一,农民工在规则、关怀和自利方面对用工企业伦理准则的感知具有良好的组间平均数信度和组内共识,规则型、关怀型和自利型组织伦理气氛普遍并存于企业组织,并可以通过农民工个体感知获得;农民工对伦理气氛的感知以规则为主,自利次之,关怀感知程度则偏低;农民工的工作嵌入和离职意向量表能够反映其离职心理以及与工作情境的嵌入关系,且组织嵌入程度高于社区嵌入;测量工具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较弱。第二,回顾性信息显示,86.37%的农民工已经更换过工作,其中有过1次换工的占比26.99%,有过2次换工的占比21.24%,至少有过3次换工的占比38.14%,且在近2年内有过换工的占比46.73%;从长期离职事件来看,农民工平均在某个工作上的持续时间为32个月,25%的农民工在入职后的13个月内离职,50%的农民工在入职后的25个月内离职,75%的农民工在入职后的50个月内离职;时隔2年后回访观察发现,农民工的整体离职率为32.39%,其中在首份工作上的离职率为35.71%,且已离职农民工的离职意向程度明显高于未离职者;农民工的离职意向程度和离职率都会随换工经历的增加而下降,且在区域上自南向北递减;制造业农民工的离职意向程度和离职率均高于其他行业;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向程度和离职率较之老一代更高;组织伦理气氛和工作嵌入均会导致农民工的离职意向以及离职行为存在差异。第三,组织伦理气氛可以解释农民工离职。不同企业之间农民工的离职意向和离职行为均存在显着差异,36.65%的离职意向变异和22.81%的离职行为变异由企业层面因素决定,其中组织伦理气氛分别解释了29.76%和21.44%。组织伦理气氛对农民工离职具有显着的跨层次影响,规则型、关怀型组织伦理气氛有利于抑制农民工的离职意向以及离职行为,且关怀型组织伦理气氛的作用较之规则型组织伦理气氛更大;自利型组织伦理气氛会提高农民工的离职意向程度,但不会促使农民工产生离职行为。从个体层面来看,农民工对伦理气氛的规则、关怀感知会抑制其离职意向和离职行为,而自利感知不仅会提高其离职意向程度还会促使其产生离职行为。组织伦理气氛在农民工个体层面特征对其离职的影响中具有结构性调整效应。第四,工作嵌入可以预测农民工离职。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意向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都有利于降低农民工的离职意向程度,且组织嵌入的作用大于社区嵌入。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行为具有显着的负向预测作用,且组织嵌入有利于抑制农民工的离职行为,但社区嵌入对农民工离职行为的约束不明显。从农民工离职的多发性角度来看,工作嵌入对农民工一定时期内的多次离职行为依然具有显着的负向预测作用,且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均会对农民工产生保留作用。第五,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之间存在跨层次调节式中介路径。离职意向方面,规则型、关怀型组织伦理气氛会通过提高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降低农民工的离职意向程度,关怀型组织伦理气氛还会增强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对农民工离职意向程度的抑制作用,而自利型组织伦理气氛则会减弱组织嵌入对农民工离职意向程度的抑制作用。离职行为方面,规则型、关怀型组织伦理气氛会通过提高组织嵌入抑制农民工的离职行为,关怀型组织伦理气氛还会增强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对农民工离职行为的抑制作用。本文研究对农民工就业管理、用工企业留人以及农民工自身的启示:政府决策部门需要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问题,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抓紧建立农民工就业和失业的登记、监测机制,在相关政策上配以农民工就业补贴的优惠机制,适当以“诱导”代替“监管”来引导用人单位在实践中留用农民工。用工企业一方面应当积极培育和增强良好的组织伦理气氛,抑制和削弱自利型组织伦理气氛,另一方面要提升农民工在组织结构和社区环境中的嵌入程度,不仅要增强农民工在组织结构中的嵌入关系,还应当关心农民工的社区嵌入,试图通过社区留人。农民工自身应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主动扞卫自己的道德人格,加强素质修养的实践与学习,自觉增强团结互助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助力用工企业构建良性组织伦理气氛。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将农民工和企业组织同时置于社会结构中,从两个层面探讨农民工离职决策机理及其内在逻辑,突破了以往多数研究遵循的单一化思路,拓展了农民工离职问题的研究视角。第二,分析了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的影响机理,不仅从中国农民工视角检验了工作嵌入对离职的预测力在跨文化背景下的稳定性及特殊性,还为解释相似个体在不同环境下的行为决策差异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把握农民工离职脉络提供了新助力,弥补了相关研究空间。第三,鉴于农民工与用工企业的嵌套关系,构建分层数据,采用阶层线性模型处理跨层次变量,不仅克服了分层数据不满足方差齐次性和独立分布的局限,还解决了传统回归分析方法的估计偏倚问题。同时,采用CMP估计处理内生性问题,克服了被解释变量必须连续的局限。
王洪盾[9](2020)在《公司治理、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形势下,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就要求挖掘自身潜力,减少对国外技术与市场的依赖,这就需要加强自主创新,以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国企业的研发投入逐年提升,但是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凭借强大的技术优势,频频在核心技术上对我国企业卡位,对我国的重要高新技术企业带来巨大冲击,充分地说明企业自主创新对企业自身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那么,什么是影响我国企业研发的关键因素,如何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就显得至关重要。围绕上述问题,全文运用2008-2018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展开分析。以往的研究中,从公司治理的视角探究企业研发的尝试并不多,关于公司治理如何影响企业研发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并不充分。正基于此,全文立足于我国投资者保护法律不完善,股权集中度高的典型事实,借鉴委托代理理论,考察公司治理如何影响企业研发;针对如何激励企业研发,分析了企业研发对企业绩效的关系,通过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论证了二者的内在逻辑与传导机制。全文以公司治理为逻辑起点,企业研发为中介效应,企业绩效为最终目标,沿着“公司治理—企业研发—企业绩效”的逻辑主线展开。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引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绩效,检验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二权之差与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控股股东的二权偏离会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其它变量相同的情况下,控股股东的国有股权性质对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着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国有控股股权对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一定的负向作用。(2)董事会规模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由于董事会成员的构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导致董事会规模不能给公司的效率提升带来积极作用,反而起到了负面影响;同样在控股股东控股的股权结构之下,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难以独立,无法真正地发挥应有的监督职能,研究还发现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占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着;此外,由董事长兼任CEO的上市公司,其企业TFP增长率显着低于其他两职分任的公司,说明两职兼任对企业TFP增长率有负向作用。(3)高管薪酬可以显着地提升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而高管的股权激励对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并无显着作用,只对企业短期价值的提升有促进作用。(4)从股权性质差异做进一步分析,发现控股股东的二权分离率对非国有控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而对国有控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并不显着;这说明缓解非国有控股公司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至关重要。(5)从行业异质性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看,研究结果发现对于非国有控股的新兴行业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偏离与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显着,说明第二类代理问题对非国有控股的新兴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抑制作用,而我国新兴行业的许多上市公司是非国有控股公司,这一结果更凸显了解决第二类代理问题对于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其次,公司治理从直接与间接两个方面影响企业研发。通过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委托代理问题越严重,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就越低;分控股股东的股权性质来看,相较于国有背景实际控制人,非国有背景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更为显着;分行业看来看,相较于传统制造业公司,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对于新兴制造业公司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2)由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引致的资金占用等“掏空”行为会加剧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进而间接抑制研发投入,融资约束对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研发投入强度存在中介效应。再次,企业研发对企业价值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显着作用。具体来看:(1)通过理论推导发现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可视为实物资本与无形资本收益率的加权平均,二者的权重主要取决于在生产中实物资本与无形资本的重要性。进一步地,将研发活动分解为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效率与专利质量,引入实证模型检验其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结果发现公司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效率与专利质量均与公司价值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通过对研发投入、研发效率与专利质量进行量纲的标准化处理并回归,结果发现在研发活动的整个过程中,专利质量对于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最为突出,说明在加大研发投入强度与提升研发效率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关键技术上要持续发力,提升技术创新的含金量。(2)企业研发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向作用。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保持其他变量不变,我国公司研发投入强度与研发效率每提升一个标准单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0.1%,相较于研发投入强度与研发效率,更为重要的是研发产出的质量,检验结果显示,专利质量每提升一个标准单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0.3%。最后,检验了企业研发中介效应的存在性。运用实证分析法将公司治理、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三者纳入到同一框架,建立中介效应的回归方程组,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的传导机制中,企业研发确实存在着显着的中介效应,考虑内生性与稳健性的情况下,中介效应依然显着。这一结果印证了本文逻辑主线,即公司治理是问题的逻辑起点,企业研发为中介效应,企业绩效为最终结果。公司治理会通过直接和间接(企业研发)两种渠道最终影响企业绩效。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揭示了公司治理对企业研发的影响机制,从不同的视角解释了公司治理中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对企业研发的影响机制;第二,将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引入内生增长模型,解释技术创新如何提升企业价值,为理解技术创新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三,将企业研发的过程拆解为研发投入、研发效率与专利质量三个部分,并引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种企业绩效,解释了企业研发对于企业效率的提升作用。
刘伟岩[10](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二、对企业组织绩效传导机制人力资本投资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企业组织绩效传导机制人力资本投资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框架 |
1.3 研究目的与方法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方法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2.1 风险投资对企业的影响 |
2.1.1 风险投资与企业价值 |
2.1.2 风险投资与公司治理 |
2.1.3 风险投资与信息认证 |
2.1.4 风险投资与网络支持 |
2.2 风险投资对产业的影响 |
2.2.1 风险投资影响战略新兴产业 |
2.2.2 风险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
2.2.3 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 |
2.2.4 产业结构升级与融资制度 |
2.3 风险投资与溢出 |
2.3.1 关于溢出效应的综述 |
2.3.2 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 |
2.3.3 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 |
2.3.4 风险投资对初创企业的溢出效应 |
2.4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 |
2.4.1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成长能力的影响 |
2.4.2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治理水平的影响 |
2.4.3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信息认证作用的影响 |
2.4.4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网络支持作用的影响 |
2.5 简要评述 |
3 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3.1.1 风险投资 |
3.1.2 新三板 |
3.1.3 企业价值 |
3.1.4 机制 |
3.1.5 溢出效应 |
3.2 相关基础理论 |
3.2.1 风险投资理论 |
3.2.2 中小企业存在理论 |
3.2.3 企业创新成长理论 |
3.2.4 溢出效应理论 |
3.2.5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3.3 本章小结 |
4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 |
4.1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进程 |
4.1.1 萌芽期(1986-1997):政策鼓励下风险投资起步且发展缓慢 |
4.1.2 探索期(1998-2008):外部环境不确定下风险投资曲折前行 |
4.1.3 成长期(2009-2014):金融危机之后风险投资复苏与成长 |
4.1.4 发展期(2015 至今):第四次创业浪潮给风险投资新的机会 |
4.2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现状 |
4.2.1 募资层面:强监管下募资缩减,早期风投基金募集堪忧 |
4.2.2 投资层面:风险投资避险情绪强烈,偏向后期成熟市场 |
4.2.3 退出层面:退出案例增加且IPO为主,境外上市减少 |
4.3 新三板市场的演变进程 |
4.3.1 “两网系统”盛衰更迭,整顿之后被取缔(1992-2000) |
4.3.2 三板市场应时而生,维护资本市场稳定(2001-2005) |
4.3.3 新三板试点开启,市场逐渐扩大(2006-2012) |
4.3.4 股转系统成立,市场活力显现(2013-今) |
4.4 新三板市场的发展现状 |
4.4.1 新三板发展趋势放缓,市场强调质量且回归理性 |
4.4.2 分层制度改善市场结构,公司治理与监管逐渐提升 |
4.4.3 新三板市场交易低迷,多重因素导致流动性不足 |
4.4.4 挂牌企业定位“双创一成长”,市场沟通能力有待提升 |
4.5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互动关系 |
4.5.1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契合之处 |
4.5.2 新三板为风险资本筛选优质项目提供平台与便利 |
4.5.3 新三板增加了风险投资实现资本退出的渠道 |
4.5.4 风险投资作为机构投资者利于新三板市场成熟发展 |
4.6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存在的问题 |
4.6.1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的投资规模较小 |
4.6.2 风险投资以新三板为退出渠道的案例数量较少 |
4.7 本章小结 |
5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 |
5.1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理论分析 |
5.1.1 基于监督治理理论视角的分析 |
5.1.2 基于信息认证理论视角的分析 |
5.1.3 基于增值服务理论视角的分析 |
5.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
5.2.1 基于风险投资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5.2.2 基于中小企业存在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5.2.3 基于企业创新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5.2.4 基于企业成长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5.3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分析 |
5.3.1 治理作用机制 |
5.3.2 认证作用机制 |
5.3.3 支持作用机制 |
5.3.4 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5.4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分析 |
5.4.1 资源配置机制 |
5.4.2 竞争合作机制 |
5.4.3 协作链接机制 |
5.4.4 溢出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5.4.5 基于Lotka-Volterra模型的溢出机制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6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6.1 变量说明及基本统计分析 |
6.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6.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6.2 研究假设与计量模型设定 |
6.2.1 研究假设回顾 |
6.2.2 计量模型设定 |
6.3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6.3.1 治理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6.3.2 认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6.3.3 支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6.4 内生性分析 |
6.4.1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
6.4.2 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 |
6.5 稳健性检验 |
6.5.1 稳健性检验Ⅰ:每股净资产(BPS) |
6.5.2 稳健性检验Ⅱ:总市值(Mvalue) |
6.5.3 稳健性检验Ⅲ:每股价值(p_value) |
6.5.4 稳健性检验Ⅳ:东部地区 |
6.6 进一步探讨:考虑异质性因素 |
6.7 本章小结 |
7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7.1 变量与研究假设 |
7.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7.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7.1.3 研究假设回顾 |
7.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机制的验证 |
7.2.1 计量模型设定 |
7.2.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7.2.3 稳健性检验 |
7.3 基于面板模型: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7.3.1 计量模型的设定 |
7.3.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7.3.3 稳健性检验 |
7.3.4 内生性分析 |
7.4 考虑空间因素: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7.4.1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造 |
7.4.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7.4.3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与效应的测算 |
7.4.4 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7.4.5 稳健性检验 |
7.4.6 内生性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2.1 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 |
8.2.2 风险投资方提升自身实力,新三板企业接纳风险投资介入 |
8.2.3 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风险投资发展 |
8.2.4 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
8.2.5 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 |
8.3 研究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2)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
1.1.2 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重新审视 |
1.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诉求 |
1.2 问题提出 |
1.3 研究意义 |
1.3.1 理论意义 |
1.3.2 实践意义 |
1.4 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1.4.1 主要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技术路线 |
1.5 研究创新点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体育产业 |
2.1.2 高质量发展 |
2.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
2.1.4 金融支持 |
2.2 文献综述 |
2.2.1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2.2.2 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2.2.3 体育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2.2.4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认识 |
2.2.5 文献述评 |
2.3 理论基础 |
2.3.1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2.3.2 产业结构理论 |
2.3.3 产业融合理论 |
2.3.4 Schumpeter金融促进理论 |
2.3.5 金融结构理论 |
2.3.6 金融深化、金融约束与金融内生理论 |
2.3.7 系统理论与经济效率理论 |
第3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与不足 |
3.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 |
3.1.1 政府金融支持现状 |
3.1.2 信贷市场支持现状 |
3.1.3 债券市场支持现状 |
3.1.4 股票市场支持现状 |
3.1.5 风险投资支持现状 |
3.1.6 其他金融市场支持现状 |
3.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不足 |
3.2.1 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 |
3.2.2 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 |
3.2.3 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 |
3.2.4 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尽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特征与机理 |
4.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 |
4.1.1 “支柱地位”与扩张趋势: 亟需政策引导的规模化金融支持 |
4.1.2 丰富业态与结构演进: 亟需层次多元的系统化金融支持 |
4.1.3 投资风险与不确定性: 亟需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 |
4.1.4 消费升级与供需优化: 亟需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 |
4.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机理 |
4.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功能组成 |
4.2.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金融支持效应分析——基于耦合协调视角 |
5.1 研究方案设计 |
5.2 研究方法选择 |
5.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复杂系统特征 |
5.2.2 耦合的应用 |
5.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5.3.1 耦合机制的内涵 |
5.3.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 |
5.3.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5.4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5.4.1 耦合测度模型 |
5.4.2 灰色关联模型 |
5.4.3 序参量体系与数据选取 |
5.4.4 熵值赋权处理 |
5.5 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5.5.1 系统发展水平分析 |
5.5.2 耦合关联与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5.5.3 基于剪刀差的进一步讨论 |
5.6 耦合协调效应的影响因素 |
5.6.1 影响因素识别 |
5.6.2 变量选取 |
5.6.3 影响因素分析 |
5.7 本章小结 |
第6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金融支持效率评价——以上市公司为例 |
6.1 研究方案设计 |
6.2 研究方法选择 |
6.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投入产出特征 |
6.2.2 方法思路与适用性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6.3.1 模型构建 |
6.3.2 样本选取 |
6.3.3 指标测算与数据处理 |
6.4 静态效率矩阵分析 |
6.4.1 综合金融效率分析 |
6.4.2 股权静态效率分析 |
6.4.3 债权静态效率分析 |
6.5 动态效率演变分析 |
6.5.1 金融效率的动态演变 |
6.5.2 股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6.5.3 债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6.6 效率收敛性分析 |
6.6.1 金融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6.6.2 股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6.6.3 债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6.7 本章小结 |
第7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系统建模与仿真 |
7.1 研究方案设计 |
7.2 研究方法选择 |
7.2.1 系统动力学原理 |
7.2.2 系统动力学组成模块—基于Vensim实现 |
7.2.3 系统动力学特点及适用性 |
7.3 建模准备 |
7.3.1 模型构建原则 |
7.3.2 系统边界确定 |
7.3.3 模型基本假设 |
7.4 模型与变量关系构建 |
7.4.1 子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7.4.2 总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7.4.3 系统流图设计及主要变量 |
7.4.4 变量函数关系确定 |
7.5 模型检验 |
7.5.1 外观检验 |
7.5.2 运行检验 |
7.5.3 稳定性检验 |
7.5.4 历史检验 |
7.5.5 灵敏度检验 |
7.6 策略仿真分析 |
7.6.1 基础仿真结果 |
7.6.2 市场金融策略仿真 |
7.6.3 政府金融干预仿真 |
7.6.4 金融风险情景仿真 |
7.7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对策建议 |
8.3 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附件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基于虚拟联盟的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1.3.1 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研究现状 |
1.3.2 虚拟企业研究现状 |
1.3.3 产业联盟研究现状 |
1.3.4 基于联盟的产业融合研究现状 |
1.3.5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4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研究技术路线 |
第2章 基于虚拟联盟的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机理与融合机制体系总体设计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虚拟联盟 |
2.1.2 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 |
2.1.3 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 |
2.1.4 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虚拟联盟 |
2.1.5 基于虚拟联盟的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机制 |
2.2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机理分析 |
2.2.1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条件 |
2.2.2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动因 |
2.2.3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过程 |
2.2.4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效应 |
2.3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要素分析 |
2.3.1 研究方法选择 |
2.3.2 研究数据收集 |
2.3.3 基于编码的融合关键要素分析 |
2.4 基于融合关键要素的产业融合机制体系总体设计 |
2.4.1 产业融合机制总体框架 |
2.4.2 产业融合机制内涵 |
2.4.3 产业融合机制体系模型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基于虚拟联盟的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动力机制研究 |
3.1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动力源分析 |
3.1.1 动力源理论基础与动力源分类 |
3.1.2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动力模型构建 |
3.1.3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动力模型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
3.2 内生性动力作用机制 |
3.2.1 资源互补的驱动作用 |
3.2.2 风险分担的推动作用 |
3.2.3 利益共享的带动作用 |
3.3 外源性动力作用机制 |
3.3.1 政策推动力对融合的驱动作用 |
3.3.2 市场竞争力对融合的扩张作用 |
3.3.3 市场需求力对融合的拓展作用 |
3.3.4 科技进步力对融合的支撑作用 |
3.4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动力传导过程及管理 |
3.4.1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动力传导路径 |
3.4.2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动力传导过程 |
3.4.3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动力协同管理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基于虚拟联盟的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实现机制 |
4.1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伙伴的选择 |
4.1.1 融合伙伴选择原则与流程 |
4.1.2 融合伙伴的评价体系 |
4.1.3 融合伙伴的选择方法 |
4.1.4 融合伙伴绩效评价与动态控制 |
4.2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过程组织协调 |
4.2.1 虚拟联盟的战略协同 |
4.2.2 虚拟联盟的组织模式选择 |
4.2.3 虚拟联盟的沟通协调 |
4.3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利益分配 |
4.3.1 利益分配方法选择 |
4.3.2 基于夏普利值法的虚拟联盟利益分配 |
4.3.3 基于纳什谈判定理的虚拟联盟利益分配 |
4.4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风险管理 |
4.4.1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风险因素识别与分析 |
4.4.2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风险评价 |
4.4.3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风险管理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基于虚拟联盟的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评价与反馈机制 |
5.1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绩效评价机制分析 |
5.1.1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绩效评价机制内涵 |
5.1.2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5.1.3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绩效评价流程 |
5.2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水平评价 |
5.2.1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成 |
5.2.2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水平评价方法选择 |
5.2.3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水平评价 |
5.3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效率评价 |
5.3.1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构成 |
5.3.2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效率评价方法选择 |
5.3.3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效率评价 |
5.4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反馈机制 |
5.4.1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反馈机制的内涵 |
5.4.2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反馈机制设计框架 |
5.4.3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反馈机制模型构建 |
5.4.4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反馈机制实施策略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基于虚拟联盟的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机制的保障策略 |
6.1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机制的资源保障策略 |
6.1.1 人才资源保障 |
6.1.2 资金资源保障 |
6.1.3 信息资源保障 |
6.1.4 技术资源保障 |
6.2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机制的组织保障策略 |
6.2.1 培育虚拟联盟的组织生态 |
6.2.2 优化虚拟联盟的组织结构 |
6.2.3 增强虚拟联盟的组织协调 |
6.3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机制的制度保障策略 |
6.3.1 虚拟联盟规则保障 |
6.3.2 政府政策保障 |
6.3.3 企业规章保障 |
6.4 基于虚拟联盟的产业融合机制的文化保障策略 |
6.4.1 企业文化保障 |
6.4.2 虚拟联盟文化保障 |
6.4.3 融合文化保障 |
6.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致谢 |
(4)高管团队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框架 |
1.4 创新点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2.1 高管团队人力资本概念界定及文献综述 |
2.1.1 高管团队概念界定 |
2.1.2 高管团队人力资本概念界定 |
2.1.3 高管团队人力资本研究现状 |
2.2 企业价值概念界定及文献综述 |
2.2.1 企业价值概念界定 |
2.2.2 企业价值测度 |
2.2.3 企业价值驱动因素研究 |
2.3 创新投入概念界定及文献综述 |
2.3.1 创新投入概念界定及测度 |
2.3.2 创新投入研究现状 |
2.4 组织冗余概念界定及文献综述 |
2.4.1 组织冗余概念界定及测度 |
2.4.2 组织冗余研究现状 |
本章小结 |
第3章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
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3.1.1 高管团队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
3.1.2 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 |
3.1.3 组织冗余的调节效应 |
3.2 理论模型 |
本章小结 |
第4章 研究设计 |
4.1 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
4.2 变量测量 |
4.2.1 自变量 |
4.2.2 因变量 |
4.2.3 中介变量 |
4.2.4 调节变量 |
4.2.5 控制变量 |
4.3 计量模型设定 |
本章小结 |
第5章 实证分析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性分析 |
5.1.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1.2 相关性分析 |
5.2 实证检验 |
5.2.1 高管团队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检验 |
5.2.2 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检验 |
5.2.3 组织冗余的调节效应检验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4 稳健性检验 |
本章小结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6.1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
6.1.1 研究结论 |
6.1.2 管理启示 |
6.2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5)双元创业即兴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目的 |
1.3 研究意义 |
1.3.1 理论意义 |
1.3.2 现实意义 |
1.4 研究的关键创新点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1.6 论文结构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组织双元理论 |
2.1.2 组织学习理论 |
2.1.3 动态能力理论 |
2.1.4 社会认知理论 |
2.2 创业即兴研究综述 |
2.2.1 创业即兴的内涵及核心要素 |
2.2.2 创业即兴的类别、维度与测量 |
2.2.3 创业即兴的相关研究进展 |
2.2.4 研究评述 |
2.3 创业学习研究综述 |
2.3.1 创业学习的内涵 |
2.3.2 创业学习的维度 |
2.3.3 创业学习的相关研究进展 |
2.3.4 研究评述 |
2.4 战略柔性研究综述 |
2.4.1 战略柔性的内涵 |
2.4.2 战略柔性的维度 |
2.4.3 战略柔性的相关研究进展 |
2.4.4 研究评述 |
2.5 集体效能感研究综述 |
2.5.1 集体效能感的内涵 |
2.5.2 集体效能感的维度与测量 |
2.5.3 集体效能感的相关研究进展 |
2.5.4 研究评述 |
2.6 新创企业绩效研究综述 |
2.6.1 新创企业绩效的内涵 |
2.6.2 新创企业绩效的维度与测量 |
2.6.3 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 |
2.6.4 研究评述 |
2.7 本章小结 |
第3章 双元创业即兴对新创企业绩效影响的探索性案例研究 |
3.1 理论预设 |
3.2 案例研究设计 |
3.2.1 案例研究概述 |
3.2.2 案例研究步骤 |
3.3 案例研究方法 |
3.3.1 探索性案例研究选取 |
3.3.2 案例描述 |
3.3.3 数据收集及信效度保障 |
3.4 案例分析 |
3.4.1 突发事件的界定 |
3.4.2 数据编码与分析 |
3.4.3 案例内分析 |
3.5 跨案例结果讨论与初始假设命题提出 |
3.5.1 双元创业即兴、创业学习与新创企业绩效 |
3.5.2 双元创业即兴、战略柔性与新创企业绩效 |
3.5.3 创业学习、战略柔性与新创企业绩效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4.1 理论模型的提出 |
4.2 研究假设 |
4.2.1 双元创业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 |
4.2.2 创业学习的中介作用 |
4.2.3 战略柔性的中介作用 |
4.2.4 创业学习和战略柔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
4.2.5 集体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
4.2.6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研究设计 |
5.1 研究设计路径选择 |
5.1.1 问卷调查方法设计的合理性 |
5.1.2 问卷设计过程 |
5.1.3 问卷设计的注意事项 |
5.2 变量测量 |
5.2.1 解释变量 |
5.2.2 中介变量 |
5.2.3 被解释变量 |
5.2.4 调节变量 |
5.2.5 控制变量 |
5.3 预调研及问卷修正 |
5.3.1 预调研数据收集 |
5.3.2 预调研问卷检验 |
5.3.3 问卷修正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6.1 正式调研样本与数据收集 |
6.1.1 调研对象的选择 |
6.1.2 调研地点的选择 |
6.1.3 问卷发放与收集 |
6.1.4 样本特征 |
6.2 信度与效度分析 |
6.2.1 信度分析 |
6.2.2 效度分析 |
6.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6.4 数据汇聚性分析 |
6.5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
6.6 假设检验 |
6.6.1 双元创业即兴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检验 |
6.6.2 创业学习在双元创业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
6.6.3 战略柔性在双元创业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
6.6.4 多个并列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
6.6.5 集体效能感的调节效应检验 |
6.6.6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6.7 稳健性检验 |
6.8 结果分析与讨论 |
6.8.1 研究结果汇总 |
6.8.2 研究结果讨论 |
6.9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及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启示 |
7.2.1 理论贡献 |
7.2.2 管理启示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7.3.1 研究局限 |
7.3.2 未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访谈提纲 |
附录2 调查问卷A(用于创业领导者) |
附录3 调查问卷B(用于创业员工)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6)高绩效工作系统的作用机理及效能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2.1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系统的模式与变革 |
1.2.2 高绩效工作系统及其影响 |
1.2.3 研究现状总结 |
1.3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3.3 主要创新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图 |
1.5 本章小结 |
第2章 高绩效工作系统的相关理论 |
2.1 理论渊源 |
2.1.1 资源基础理论 |
2.1.2 动态能力理论 |
2.1.3 复杂系统理论 |
2.2 高绩效工作系统的作用原理 |
2.2.1 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构成 |
2.2.2 高绩效工作系统的影响分析 |
2.2.3 高绩效工作系统作用机制的基本框架 |
2.3 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效能评价 |
2.3.1 系统与系统评价 |
2.3.2 高绩效工作系统效能评价 |
2.3.3 高绩效工作系统效能的评价方法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模型构建 |
3.1 研究设计 |
3.1.1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 |
3.1.2 案例企业的选择 |
3.1.3 资料来源与数据处理 |
3.1.4 信度与效度 |
3.2 案例描述与质性数据编码 |
3.2.1 文献回顾 |
3.2.2 案例描述 |
3.2.3 案例数据编码 |
3.3 案例分析与概念模型 |
3.3.1 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工作绩效 |
3.3.2 高绩效工作系统与企业成长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高绩效工作系统的要素构成 |
4.1 研究目的与方法 |
4.1.1 研究目的 |
4.1.2 研究方法与过程 |
4.2 高绩效工作系统构成要素分析 |
4.2.1 样本情况 |
4.2.2 高绩效工作系统结构维度的探索 |
4.2.3 高绩效工作系统结构维度的验证 |
4.3 结果讨论与启示 |
4.3.1 结果讨论 |
4.3.2 对研究的启示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工工作绩效的跨层影响 |
5.1 研究目的 |
5.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5.2.1 研究假设 |
5.2.2 理论模型的提出 |
5.3 研究设计与方法 |
5.3.1 样本与数据收集 |
5.3.2 变量的测量 |
5.4 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 |
5.4.1 同源偏差和共线性检验 |
5.4.2 跨层变量的聚合检验 |
5.4.3 验证性因子分析 |
5.4.4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
5.4.5 假设检验 |
5.4.6 结果讨论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动态环境下高绩效工作系统与企业成长 |
6.1 研究目的 |
6.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6.2.1 研究假设 |
6.2.2 模型的建立 |
6.3 研究设计与方法 |
6.3.1 样本与数据收集 |
6.3.2 变量的测量 |
6.4 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 |
6.4.1 同源偏差检验 |
6.4.2 信度与效度分析 |
6.4.3 相关分析 |
6.4.4 假设检验 |
6.4.5 结果讨论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企业高绩效工作系统效能评价 |
7.1 研究目的 |
7.2 基本原理 |
7.2.1 高绩效工作系统效能及其评价 |
7.2.2 高绩效工作系统效能评价的主要模块 |
7.2.3 评价方法的选择 |
7.3 高绩效工作系统效能组合评价模型 |
7.3.1 高绩效工作系统效能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
7.3.2 基于评价值结果关联度的组合评价模型构建 |
7.4 模型的应用 |
7.4.1 评价对象 |
7.4.2 评价数据收集 |
7.4.3 评价过程 |
7.4.4 结果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总结与展望 |
8.1 论文主要工作 |
8.2 实践启示与建议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1 高绩效工作系统访谈提纲 |
附录2 高绩效工作系统开放性问卷 |
附录3 高绩效工作系统初始问卷 |
附录4 高绩效工作系统正式问卷 |
附录5 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工作绩效调查问卷 |
附录6 高绩效工作系统与企业成长调查问卷 |
附录7 主要程序代码摘录 |
附录8 企业高绩效工作系统效能评价数据采集表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7)CEO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意行为的影响研究 ——以服贸企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1.2 理论模型的提出 |
1.2.1 变革型领导与员工个体创新中介机制的确定 |
1.2.2 个体创新变量的确定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思路 |
1.4.3 技术路线与理论内容 |
1.5 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 |
1.5.1 研究内容 |
1.5.2 创新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变革型领导 |
2.1.1 变革型领导内涵 |
2.1.2 变革型领导的维度与测量 |
2.1.3 变革型领导的影响 |
2.1.4 CEO变革型领导 |
2.1.5 变革型领导的研究评述 |
2.2 员工与组织契合 |
2.2.1 员工与组织契合的内涵 |
2.2.2 员工与组织契合的前因 |
2.2.3 员工与组织契合的影响 |
2.2.4 员工与组织契合的研究综评 |
2.3 员工与领导契合 |
2.3.1 员工与领导契合的内涵 |
2.3.2 员工与领导契合的前因 |
2.3.3 员工与领导契合的影响 |
2.3.4 员工与领导契合的研究综评 |
2.4 组织政治氛围 |
2.4.1 组织政治氛围的内涵 |
2.4.2 组织政治氛围的影响 |
2.4.3 组织政治氛围的研究综评 |
2.5 领导认同的相关研究 |
2.5.1 领导认同的内涵 |
2.5.2 领导认同的影响 |
2.5.3 领导认同的研究综评 |
2.6 组织认同的相关研究 |
2.6.1 组织认同的内涵 |
2.6.2 组织认同的前因 |
2.6.3 组织认同的影响 |
2.6.4 组织认同的研究综评 |
2.7 个体创新 |
2.7.1 个体创新的内涵 |
2.7.2 个体创新的影响 |
2.7.3 个体创新的动机 |
2.7.4 个体创新的研究综评 |
第3章 研究模型与假设 |
3.1 实证检验模型的提出 |
3.2 理论基础 |
3.2.1 高阶梯队理论 |
3.2.2 社会交换理论 |
3.2.3 社会认同理论 |
3.2.4 员工创新行为理论 |
3.3 研究假设的提出 |
3.3.1 领导员工互动与转化模型及边界 |
3.3.2 组织员工互动与转化模型及边界 |
3.3.3 ASA框架与转化模型的整体中介作用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研究样本及测量 |
4.1 研究样本 |
4.1.1 样本选择 |
4.1.2 样本收集 |
4.2 变量测量及信效度分析 |
4.2.1 变量的效度检验 |
4.2.2 变量的信度检验 |
4.3 数据分析方法及程序 |
4.3.1 领导员工互动与转化模型数据分析方法及程序 |
4.3.2 组织员工互动与转化模型数据分析方法及程序 |
4.3.3 ASA框架与转化模型数据分析方法及程序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实证分析和结果 |
5.1 领导员工互动与转化模型数据分析及结果 |
5.1.1 验证性因子分析 |
5.1.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1.3 结构方程模型与假设的验证 |
5.1.4 调节变量层级回归分析与假设的验证 |
5.1.5 研究结论 |
5.2 组织员工互动与转化模型数据分析及结果 |
5.2.1 验证性因子分析 |
5.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2.3 结构方程模型与假设的验证 |
5.2.4 调节变量层级回归分析与假设的验证 |
5.2.5 研究结论 |
5.3 ASA框架与转化模型数据分析及结果 |
5.3.1 验证性因子分析 |
5.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3.3 结构方程模型与假设的验证 |
5.3.4 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 |
5.3.5 研究结论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研究发现与研究启示 |
6.1 研究发现 |
6.1.1 领导员工互动与转化模型研究发现 |
6.1.2 组织员工互动与转化模型研究发现 |
6.1.3 ASA拓展框架与转化模型研究发现 |
6.2 研究启示 |
6.2.1 领导员工互动与转化模型部分 |
6.2.2 领导员工互动与转化模型部分 |
6.2.3ASA框架与转化模型部分 |
6.3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6.3.1 本研究的进步之处 |
6.3.2 本研究的可改进之处 |
参考文献 |
附录A: 54 篇元分析文献目录 |
附录B: 服装设计师半结构性访谈问卷 |
附录C: 本研究大样本数据收集问卷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参与的科研项目 |
致谢 |
(8)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机理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2.2 研究目标 |
1.2.3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数据来源 |
1.4 分析框架、技术路线与论文结构 |
1.4.1 分析框架 |
1.4.2 技术路线 |
1.4.3 论文结构 |
1.5 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1.5.1 创新点 |
1.5.2 研究不足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组织伦理气氛 |
2.1.2 工作嵌入 |
2.1.3 农民工离职 |
2.2 文献综述 |
2.2.1 关于劳动者离职的研究 |
2.2.2 关于工作嵌入的研究 |
2.2.3 关于组织伦理气氛的研究 |
2.2.4 文献述评 |
第三章 农民工离职决策的理论框架 |
3.1 组织伦理气氛对农民工离职的影响:企业层面理论分析 |
3.1.1 理论模型 |
3.1.2 数理分析 |
3.2 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的影响:个体层面理论分析 |
3.2.1 理论模型 |
3.2.2 数理分析 |
3.3 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机理分析 |
3.3.1 理论分析 |
3.3.2 数理模型 |
3.4 理论框架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数据来源、变量测量与描述性分析 |
4.1 问卷设计及数据来源 |
4.1.1 问卷设计的思路 |
4.1.2 问卷设计的主要内容 |
4.1.3 数据来源 |
4.2 样本特征统计 |
4.2.1 农民工个体层面特征 |
4.2.2 企业总体层面特征 |
4.3 核心变量的测量 |
4.3.1 组织伦理气氛的测量分析 |
4.3.2 工作嵌入的测量分析 |
4.3.3 农民工离职的测量分析 |
4.3.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4.4 农民工离职意向的描述性分析 |
4.4.1 农民工离职意向状况 |
4.4.2 组织伦理气氛与农民工离职意向的描述分析 |
4.4.3 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意向的描述分析 |
4.5 农民工离职行为的描述性分析 |
4.5.1 农民工离职行为状况 |
4.5.2 组织伦理气氛与农民工离职行为的描述分析 |
4.5.3 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行为的描述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组织伦理气氛对农民工离职的影响:企业层面实证分析 |
5.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5.2 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
5.2.1 变量说明 |
5.2.2 模型设定 |
5.3 组织伦理气氛对农民工离职意向的影响分析 |
5.3.1 实证结果分析 |
5.3.2 稳健性检验 |
5.3.3 进一步讨论 |
5.4 组织伦理气氛对农民工离职行为的影响分析 |
5.4.1 实证结果分析 |
5.4.2 稳健性检验 |
5.4.3 进一步讨论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的影响:个体层面实证分析 |
6.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6.2 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
6.2.1 变量说明 |
6.2.2 模型设定 |
6.3 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意向的影响分析 |
6.3.1 实证结果分析 |
6.3.2 稳健性检验 |
6.3.3 内生性检验 |
6.4 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行为的影响分析 |
6.4.1 实证结果分析 |
6.4.2 稳健性检验 |
6.4.3 内生性检验 |
6.4.4 进一步讨论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的影响路径:跨层次调节式中介分析 |
7.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7.2 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
7.2.1 变量说明 |
7.2.2 模型设定 |
7.3 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意向的影响路径分析 |
7.3.1 跨层次中介与调节效果检验 |
7.3.2 稳健性检验 |
7.3.3 影响路径模型 |
7.4 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行为的影响路径分析 |
7.4.1 跨层次中介与调节效果检验 |
7.4.2 稳健性检验 |
7.4.3 影响路径模型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科研情况 |
(9)公司治理、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概念界定 |
1.2.1 公司治理 |
1.2.2 技术创新 |
1.2.3 企业研发 |
1.2.4 企业绩效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研究法 |
1.4.2 定性分析法 |
1.4.3 实证研究法 |
1.5 贡献与不足 |
1.5.1 贡献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1.2 委托代理理论 |
2.1.3 技术创新理论 |
2.2 公司治理与企业研发的相关研究 |
2.2.1 内部治理因素与企业研发 |
2.2.2 外部治理因素与企业研发 |
2.3 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 |
2.3.1 企业研发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
2.3.2 企业研发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
2.4 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 |
2.4.1 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 |
2.4.2 董事会结构与企业绩效 |
2.4.3 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我国公司治理、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定性分析 |
3.1 我国公司治理的制度变迁及阶段特征 |
3.2 公司治理、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的趋势演进 |
3.2.1 公司治理水平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呈反向演化趋势 |
3.2.2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绩效呈同向演变趋势 |
3.2.3 公司治理水平与企业绩效呈反向演化趋势 |
3.3 公司治理、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的潜在问题 |
3.3.1 由控股股东把持的公司治理抑制了企业绩效的提升 |
3.3.2 投资者保护不足加剧了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代理冲突 |
3.3.3 高控股权下的公司治理通过抑制企业研发进而影响企业绩效 |
3.3.4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依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
4.1 内在逻辑分析 |
4.1.1 以公司治理为逻辑起点 |
4.1.2 以企业研发为中介效应 |
4.1.3 以企业绩效为最终目标 |
4.2 假说提出 |
4.2.0 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4.2.1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4.2.2 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
5.1 基本模型与变量设定 |
5.2 实证检验结果 |
5.3 进一步分析 |
5.4 稳健性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研发影响的实证研究 |
6.1 研究设计 |
6.1.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6.1.2 变量定义 |
6.1.3 计量模型 |
6.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2.1 描述性统计 |
6.2.2 实际控制人与企业研发强度 |
6.2.3 控股股东、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 |
6.2.4 稳健性分析 |
6.3 进一步分析:行业异质性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企业研发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7.1 企业研发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研究 |
7.1.1 实证研究设计 |
7.1.2 实证检验结果 |
7.1.3 稳健性检验 |
7.1.4 实证结果讨论与小结 |
7.2 企业研发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
7.2.1 实证研究设计 |
7.2.2 实证检验结果 |
7.2.3 稳健性检验 |
7.2.4 实证结果讨论与小结 |
7.3 本章小结 |
第8章 对企业研发作为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8.1 基本模型与变量设定 |
8.2 实证检验结果 |
8.3 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
8.3.1 内生性检验 |
8.3.2 稳健性检验 |
8.4 本章小结 |
第9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答辩决议书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框架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5.7 本章小结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8.3 本章小结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9.3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对企业组织绩效传导机制人力资本投资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D]. 曹文婷. 四川大学, 2021(12)
- [2]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 许嘉禾. 山东大学, 2021(11)
- [3]基于虚拟联盟的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机制研究[D]. 王琛.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21(01)
- [4]高管团队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D]. 谢送爽.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5]双元创业即兴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D]. 徐广平. 吉林大学, 2021(01)
- [6]高绩效工作系统的作用机理及效能评价研究[D]. 郭朝晖. 武汉科技大学, 2021
- [7]CEO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意行为的影响研究 ——以服贸企业为例[D]. 牛童. 东华大学, 2021(01)
- [8]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机理与实证[D]. 欧阳博强. 沈阳农业大学, 2021(04)
- [9]公司治理、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D]. 王洪盾.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5)
- [10]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