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个普查年宁波市人口年龄结构的统计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施响[1]（2021）在《中国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几百年来,全球史诗般的人口大迁徙引发了区域兴衰、产业更替和霸权更迭。人口流动引发土地资源需求变化,从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演变历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随着高强度的社会经济活动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全球土地资源已经进入预警或超载状态。因此,如何通过协调人口有序流动,科学合理的评价分析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现状,是实现人地关系协调发展、国土空间优化布局的基础,对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区域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基于土地资源管理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理论,在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协调系统分析框架基础上,以中国287个设区市（即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域）为研究范围,刻画人口流动的空间特征,科学测度与评价土地综合承载力,构建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两者的耦合过程和耦合特征,识别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关系的驱动因子,进而分析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耦合机理。论文相对于传统的人口与土地关系研究（关注人口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静态耦合）,将研究范围扩展至跨区域尺度,关注人口跨区域流动对人地系统耦合协调关系的影响,丰富了人地关系理论中关于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研究内容,有助于进一步从区域联系的动态视角关注中国人地关系协调发展问题,为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论文共分为八章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问题的提出与理论的探讨,由第一、二、三章构成,主要阐释了论文的研究背景,提出了研究问题,明确了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目标与框架;界定了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等相关概念,并对相关基础理论和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评述,是全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为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特征研究,由第四、五章构成。其中,第四章主要基于腾讯位置大数据对中国287个设区市的人口流动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第五章通过构建土地综合承载力的指标评价体系,测度了287个设区市的土地综合承载水平,并对其空间格局与空间自相关进行分析。第三部分为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关系与机理探究,由第六、七章构成。其中,第六章是基于第三、四章对人口流动和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研究结果,构建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模型,对中国287个设区市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综合测度与评价;第七章是基于第六章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分析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相互作用模式,构建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子体系,对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关系具有显着影响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以归纳总结两者的耦合机理。第四部分为结论与展望,即第八章,是对本文的研究结论和观点的归纳总结,包括主要研究结论、可能的创新,以及研究的不足和展望。论文主要观点与内容如下:1.中国人口流动呈现以“菱形”为核心的空间网络结构,人口流动密集节点和通道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侧。基于人口流联系的城市子群呈现出明显的地理临近和省际分异特征,既形成了以省会城市为核心、受省界制约明显、由首位联系主导的中心—腹地结构的小型城市子群,同时在东北、西北、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也形成了跨越省级行政边界的多中心结构大型城市子群。基于ERGM模型确定的中国人口流动网络影响因素可以用网络结构效应、节点属性效应和外生网络效应来解释。其中,决定便利设施效果的人均技术支出和人均教育支出均未通过显着性水平测试,说明设施便利性的地区差异对中国人口流动没有显着影响。同时,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其他变量（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规模）大多意义重大。因此,我们更倾向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可以更为真实描述中国人口流动网络的形成。2.土地综合承载力表现为承载压力-支撑力、破坏力-恢复力共同作用的合力,作用力大小变化导致区域间土地综合承载水平的显着差异。运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测度出的中国各设区市土地综合承载力以中等承载水平和较低承载水平为主,高承载或较高承载水平的设区市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中下游、松花江流域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表现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基于莫兰指数计算结果表明,土地综合承载力具有显着的空间正相关性,土地综合承载力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发达经济带,而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欠发达经济带。其中土地压力和破坏力的高低值聚类特征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而支撑力和恢复力则分别呈现出“南高北低”和“南低北高”的集聚格局。整体上,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的集聚规模大于高低集聚区和低高集聚区,后者在空间分布也相对分散。3.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间存在明确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在全国尺度上普遍呈现为高耦合—低协调的空间特征,耦合度与协调度均具有显着的空间自相关性。通过对人口流动和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度和协调度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设区市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间具有较强的相互作用关系,但整体耦合效果未达到良性耦合状态,大部分城市的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仍处于轻度失调状态。基于莫兰指数计算结果表明,人口流动网络与土地综合承载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着的空间正相关,其中高高值聚类和低低值聚类特征表现更为明显,形成的集聚区数量相对较多且集聚规模较大;高低值聚类和低高值聚类以围绕在低值聚类和高值聚类周围分布为主,同时也会在一些省会城市形成单独的高低值集聚区。4.人口流动对土地综合承载力的影响表现为内外部流动网络对土地综合承载力共同促进的正向作用。人口流动的外部网络效应通过区域间的社会经济联系直接作用于区域内土地社会经济子系统,并通过社会经济联系过程中产生的隐含资源流动对资源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造成间接影响。人口流动的内部网络效应表现为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对城市内部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城乡之间、功能区之间）、人口结构（年龄、性别、职业、家庭）等的显着影响,而区域内人口要素的变化将直接作用于土地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子系统,人口流动通过对区域内人口要素的影响进而对土地综合承载系统产生综合作用。因此,人口流动对土地综合承载力的作用表现为内外部网络形成的综合效应。通过对人口流动网络与土地综合承载系统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可知,人口流动总量、流动强度、度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与土地综合承载力间均存在显着的正相关,且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间不存在U型关系,也进一步证实了假设1的猜想,即人口流动对土地综合承载力始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5.土地综合承载力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表现为土地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子系统对人口流动的综合承载作用。其中,环境子系统对人口流动的作用过程主要体现在环境恢复和治理能力对人口流动的显着正向影响,资源子系统对人口流动的作用过程主要体现在土地资源对人口流动的显着正向影响,社会经济子系统对人口流动的作用过程主要表现为人口要素对人口流动的显着正向影响,同时也作为资源、环境子系统作用于人口流动的媒介,将资源、环境相关驱动因子通过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转化为对人口流动的作用过程。虽然各个子系统对人口流动的具体作用形式和相关要素不尽相同,但相比之下,土地综合承载系统对人口流动的“拉力”作用更明显,而与推力作用相关的指标如废水排放量、废物产生量、城镇失业率、年际耕地减少面积等对人口流动均未造成显着影响。因此,证实了假设2的观点,即土地综合承载力对人口流动的作用以“拉力”为主,具有较高土地综合承载力的区域对人口流动的吸引力更强。6.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机理包括影响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发展变化的动力体系、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过程的相互作用机制以及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特征的空间逻辑三个方面。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协调的动力体系是由促进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关系形成的社会经济要素、资源环境要素、网络关联要素等共同组成的驱动因子体系。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耦合机制和空间逻辑为在人口流动网络内外部效应（流动强度、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流动密度）对土地综合承载力的双向提升和土地资源、环境、社会经济承载子系统对人口流动共同“拉力”的作用下,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间形成了互相促进的耦合关系,在区域内部资源、人口和经济要素以及区域外部地理距离、时间距离和高铁连通度等关联要素的共同驱动下,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间耦合协调特征在全国尺度上呈现了发达地区耦合协调度高,而经济落后地区耦合协调度较低的地域分异规律。
魏家佳[2]（2021）在《我国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类型及其区域差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0年,我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同时也开始进入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期。已有研究表明,城市社会转型和空间重构的过程中,以街镇为单位的社会空间极化现象显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正转化为更为复杂的社会不平衡与区域不平衡,推动了老龄化格局的城乡/区域的不平衡发展。目前我国的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且在空间上存在显着的非均衡现象。但受研究地域重要性和数据获取难度的影响,国内目前对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的研究多是单个城市案例实证,缺乏多个城市的系统比较研究。本文以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街镇尺度的2000年五普和2010年六普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逐步回归分析等方法,探讨分析2000-2010年间中国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的类型特征、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阐述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重点回顾了国内外对于不同空间尺度的老龄化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研究。第二章是数据资料与分析方法,人口数据空间化与归并处理,构建数据指标体系,进行城市实体地域范围以及圈层划分。介绍了对于老龄化格局研究、区域差异空间格局分析研究、以及老龄化格局影响因素研究的三种分析方法,并详细阐述有先验经验和无先验经验的区域分析思路与步骤。第三章为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的类型与分布。在城市内部地域圈层划分（二圈层模式、三圈层模式、四圈层模式）的基础上,判识2000年和2010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类型,并分析这些类型的数量结构特征和空间分布特征。第四章是全国尺度下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的区域差异分析。设计了城乡老龄化差异指数用以定量测度城市老龄化格局,对2000-2010年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的二圈层模式,在全国尺度下的区域差异特征,做有先验经验（东中西区域划分）的分析和无先验经验的探索性空间分析。第五章分析中国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的影响因素。构建一个中国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并收集整理相关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模型对影响因素做定量实证分析,以此探讨中国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的影响因素。第六章归纳本研究主要结论,并对不足之处进行讨论。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中国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复杂多样,并不完全与北美、日本城市的格局模式相同;核心区高-边缘区/近郊区低-远郊区高的大都市老龄化圈层模式并不适用于我国大多数城市。我国城市老龄化2000与2010年皆以“均质型”（即城市内部不同圈层的老龄化程度类型一致）为主,且随着时间推移,我国城市不断发展变化,老龄化圈层结构日益复杂,老龄化格局三圈层、四圈层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多。2)“城区-郊区”二圈层模式下,我国城市老龄化格局类型存在明显的东中西区域分异;同时中国城市老龄化格局类型存在空间差异,并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大,还存在以“H-H”和“L-L”集聚为主的空间正相关特征,以及城乡老龄化程度差异指数的高值、低值集聚的“热点”、“冷点”地区。3)城市化率、外来人口比重会对2000年和2010年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产生的正向影响关系;人均GDP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会对2000和2010年城市老龄化格局产生的负向影响关系;此外,流出户籍人口比重也会对2010年城市老龄化格局产生的负向影响关系。
沈宁洁[3]（2020）在《宁波农民学院服务当地农业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就是党和国家重视的根本问题。农业教育与“三农”问题息息相关,必须深刻认识到服务“三农”问题,既是自身价值的体现,也是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不可推卸的责任。现代农业是高科技含量较高,科技水平高超的农业,应该培养较高素质的人才来满足现代化农业对人才的需求,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现代化农业人才。以宁波农民学院作为研究对象,探索农业教育服务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为我国发展现代化农业解决人才这一关键问题,具有实际意义。研究内容包含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研究特色以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第二部分主要论述论文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第三、四部分重点分析宁波农民学院服务当地农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问题的原因分析。第五部分是针对第四部分存在的问题,结合文献和具体实践研究,提出对策建议。主要研究成果如下:通过研究并分析得出,宁波农民学院服务当地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是师资力量比较薄弱、农民学习积极性不高、培训课程满足农业发展的需求有限、农业教育没有得到社会的充分理解与支持。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并开拓资金渠道、加强农民对农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结合农民需求选取合适培训项目、营造重视农业教育的环境这几个对策。希望通过对宁波农民学院服务当地农业发展的途径研究,为我国农业教育促进农业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王思成[4]（2020）在《风险治理导向下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滨海城市兼具高经济贡献度与高风险敏感度,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有赖于对复杂且多样化“城市病”风险的源头管控。而当前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偏重空间与设施的被动应灾,缺乏动态风险治理技术支撑,导致防灾能力认知不清、“平灾结合”缺失、多规衔接困难等现实矛盾,工程性综合防灾体系亟待引入精细化风险治理思路进行拓展与完善。论文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智慧技术的滨海大城市安全策略与综合防灾措施研究》（13&ZD162）的支撑下,以安全风险治理为导向,探究滨海城市传统综合防灾规划体系的重构路径。全文按“发现问题--聚焦困难--寻找办法--应用反馈”的思路展开,在风险治理与防灾规划两大重要领域之间,构建耦合风险识别、评估与管控体系的综合防灾规划研究框架,将风险治理技术的应用,由规划前期分析,拓展到从编制到实施的全过程。通过理论探索、规划溯源、路径细化,辨析滨海城市安全风险机理特征,论证综合防灾规划困境及其重构路径,组建融合多元主体的风险评估系统,提出差异性防灾空间规划策略,达到摸清滨海城市安全风险底数、准确全面风险评估、提高综合防灾效率的目的。在风险治理理论探索层面。运用灾害链式效应分析方法,从物质型灾害和风险治理行为的“双视角”建立了滨海城市安全风险机理整体认知路径。由传统物质灾变能量的正向传递转为风险治理行为的反作用力研究,创建了风险治理子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出风险治理行为在应对物质型灾害“汇集-迸发”式的灾变能量正向传导时,具有“圈层结构”的逐级互馈特征,认为综合防灾规划的编制必须依此机理特征,形成多层级的防灾空间体系。嫁接风险管理学产品供应链的风险度量方法,构建了适用于滨海城市的灾害链式效应风险评估框架,认为综合防灾规划体系的重构,必须以全生命周期风险治理为目标,通过风险评估耦合风险治理技术与防灾空间体系,丰富了多学科交叉下的综合防灾规划理论内涵。在综合防灾规划溯源层面。论文通过纵向多灾种防灾技术演进分析,横向多部门防灾规划类比,认为现状综合防灾能力认知不清是导致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困境的根源。紧扣所有防灾规划均以最低防灾基础设施投资,换来最优防灾减灾效果的本质诉求,移植经济地理空间计量模型,首次提出运用综合防灾效率评价,规范并统一综合防灾能力认知方法。通过量化防灾成本、灾害产出、风险环境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得到影响我国滨海城市综合防灾效率提升的5个核心驱动变量,依此制定韧性短板补齐对策。通过对滨海城市安全风险机理与综合防灾效率的研究,得到风险治理技术与防灾空间规划的响应机制。分别从多维度风险评估系统的拓展性重构,多层级防灾空间治理的完善性重构,形成传统综合防灾规划体系融合“全过程”风险治理技术的重构路径,为当前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困境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在规划路径细化层面。突破传统综合防灾规划静态、单向的风险评估定式,细化“多维度”风险评估指标框架:通过多元主体的灾害链式效应分析,认为灾变能量在政府、公众与物质空间环境间,存在领域、时间与影响维度的衍生关系,逐项建立了集成灾害属性、政府治理、居民参与等多元主体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与评判标准,为综合防灾规划提供了理性数据支撑。改变防灾设施均等化配置或减灾措施趋同化集合的规划方式,细化“多层级”空间治理体系内容:通过多维度风险评估系统的组建,认为治理差异性是滨海城市防灾空间规划的关键点,针对不同空间层级的主导型灾害风险及其灾害链网络结构特征,分级划定风险管控与防灾规划的重点内容,最大程度地发挥防灾基建与管理投入的效用,提高综合防灾规划效率。以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参与风险治理为目标,细化“全过程”综合防灾规划流程:认为耦合风险监测、评估、管控机制的综合防灾规划,必须具备风险情报搜集与分析、风险控制与防灾空间布局、风险应急处置与规划实施三个阶段。完整呈现了风险治理导向下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体系的重构路径。通过天津市中心城区综合防灾规划的应用反馈,表明本文“全过程”风险治理、“多维度”风险评估、“多层级”风险管控的规划路径,有利于提升滨海城市整体韧性,可为其他城市开展安全风险治理,建设综合防灾体系提供研究范例。
孙明[5]（2020）在《20142018年吉林市永吉县户籍人口死因监测分析》文中指出目的:本文旨在研究永吉县20142018年死亡报告的监测情况,通过对其死亡特征的分布情况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讨论,得出永吉县死亡谱,继而得出影响生存质量的相关因素,了解人群死亡水平和模式,最终为寻找制定疾病防控方案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本研究数据应用统计的系统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死因登记信息系统。系统登记信息记录选取的时间范围是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永吉县人口死亡数据。死亡报告由14家乡镇卫生院和6家民营医院进行网络上报,按照WHO《国际疾病分类》标准进行疾病分类,采用ICD-10编码方式进行编码。人口统计数据的来源是统计年鉴,标化死亡率的计算数据来源是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记录。相关统计内容的统计方式是根据《医学统计学》来计算。死因监测数据用Excel整理、汇总,用IBM SPSS 24.0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用χ2检验,统计学检验水准α=0.05。结果:1.20142018年永吉县户籍人口总量逐年递减,经分析可见018岁组、1834岁组、3564岁组三组年龄段人口基数在近几年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而65岁以上年龄组人口基数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少年人口负担系数为12.15%,老年人口负担系数为10.49%。经比较可知,少年负担系数处于稳定状态,而老年负担系数处于下降状态。2.20142018年永吉县居民上报死亡人口为12309人,粗死亡率是620.40/10万人。男性死亡人口为7384人,粗死亡率是729.99/10万。女性死亡人口为4925人,粗死亡率是506.41/10万。合计标化死亡率、男性和女性的标化死亡率都呈上升趋势。20142018年永吉县居民年龄别死亡率曲线呈“J”字形,60岁以上年龄组死亡率占75.13%;65岁以上死亡率随年龄增长逐渐升高。3.20142018年永吉县居民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死亡诊断证明报告占总报告的比重是75%;最高诊断依据临床和临床+理化占总报告的比重是77.83%;死亡地点在家中所占比重是60.77%,医疗机构所占比重是32.20%,二者占总报告的92.97%;死因诊断不明比例0.06%。4.20142018年永吉县居民第一大类疾病如营养缺乏性疾病、母婴系统类疾病、传染病302人,占总报告人口数2.45%;第二大类疾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11621人,占总报告人口数94.41%;第三大类疾病损伤和中毒386人,占总报告人口数3.14%。5.根据20142018年数据整理,影响居民健康的前五位死亡疾病分别是循环系统类疾病,占总报告的比为64.55%,粗死亡率400.49/10万;肿瘤类疾病,占总报告的比为21.37%,粗死亡率132.56/10万;呼吸系统疾病,占总报告的比为3.57%,粗死亡率22.18/10万;损失和中毒类疾病,占总报告的比为2.73%,粗死亡率16.94/10万;消化系统疾病,占总报告的比为2.37%,粗死亡率14.72/10万。6.20142018年永吉县居民平均期望寿命为80.01岁,女性为82.90岁,男性为77.57岁,男性比女性年龄低5.33岁。7.20142018年去除影响死亡因素前五位疾病后期望寿命第一位为83.37岁,寿命增加值为3.36岁,寿命增长率为4.20%;期望寿命第二位为82.79岁,寿命增加值为2.78岁,寿命增长率为2.78%;期望寿命第三位为80.62岁,寿命增加值为0.61岁,寿命增长率为0.61%;期望寿命第四位为80.45岁,寿命增加值为0.44岁,寿命增长率为0.44%;期望寿命第五位为80.36岁,寿命增加值是0.35岁,寿命增长率为0.35%。8.20142018年在潜在减寿年数相关数据统计上,全死因、女性、男性平均减寿年数分别是22.33年、24.4年、20.35年。全死因、女性、男性减寿率分别为37.05%、30.55%、41.76%。全死因、女性、男性减寿年数分别为137145.42人年、55407.2人年、78840.18人年。平均减寿年数受疾病影响最大的疾病因素是损伤和中毒,人口为32.54年,其中女性为34.44年,男性为30.57年。9.20142018年永吉县造成居民早死的三种主要疾病,第一位是心脑血管疾病,导致居民早死概率为51.04%;第二位是恶性肿瘤,导致居民早死概率为28.29%;第三位是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导致居民早死概率为3.51%。其中男性早死概率分别是33.29%,59.22%,4.28%,女性早死概率分别是23.07%,41.33%,2.75%。结论:1.20142018年永吉县居民死亡率男性高于女性;据统计可知,60岁以上年龄组死亡率最高。2.20142018年永吉县居民由于慢性疾病的死亡率要高于其他两类疾病。3.20142018年据统计,影响死亡因素前五位疾病分别是循环系统疾病,肿瘤,损伤和中毒,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4.20142018年永吉县居民每年期望寿命均女性高于男性。5.20142018年五年内损伤和中毒造成的寿命损失最高。6.20142018年永吉县居民每年心脑血管疾病造成的早死概率均最高,且男性高于女性。
戴作佐[6]（2019）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宁波市流动人口治安问题及其治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我国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和浙江省经济中心,宁波市的流动人口规模一直非常庞大。据宁波市政府部门统计,2016年,宁波市流动人口规模达到了444.8万。庞大的流动人口规模给宁波市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的同时,也给宁波市的社会治安带来了严峻的挑战。2016年,宁波市公安机关破获的20156起刑事案件中,涉及流动人口作案的共15641起,占总数的77.6%。而随着宁波市被确定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城市,其流动人口的治安形势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宁波市流动人口治安问题及其治理,探求新时期宁波市流动人口治安治理途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本文在广泛调研和查阅资料的基础上,介绍了论文研究所需的基本概念、相关理论,为本文的研究奠定基础;其次,介绍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宁波市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和治安状况,根据所获得的数据详细地分析了当前宁波市流动人口的结构特征、整体违法犯罪状况以及Y地区F街道流动人口涉案人员的主体特征和行为特征;最后,剖析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宁波市流动人口治安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根据问题和原因提出相应的解决途径。本文认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宁波市流动人口治安治理的途径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健全宁波市流动人口治安治理的模式,主要包括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健全治安治理工作机制和创新多方参与治理三个方面;二是完善宁波市流动人口风险防控措施,主要包括加强流动人口宣传教育、完善高危人员列管机制和提升人房信息化管理水平三个方面;三是加强宁波市流动人口治安治理队伍建设,主要包括规范专职化的治安治理队伍、加强治安治理工作经费保障和健全治安治理工作考核机制三个方面;四是加强宁波市流动人口社会权益保障,主要包括实施流动人口安居工程、鼓励流动人口创新创业、畅通流动人口利益表达机制、完善流动人口教育培训体系四个方面。通过上述措施,从而全面地充实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宁波市流动人口治安治理工作的需要,以期为宁波市的和谐社会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陈蓉[7]（2016）在《中国人口迁移的经济活动集聚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国经济增长很难达到各地区间的平衡状态,发展过程中为获得集聚经济效益,经济要素将选择流向集聚区。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劳动力作为最主要的经济要素,在政策允许自由迁徙的条件下,人口势必会向发达区域迁移。因而,人口与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往往表现为向某些地区集中的过程。经济活动是以人口为核心的多重循环过程,而已有研究较少将人口与经济活动视为有机整体,通过分析人口迁移对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变动的影响,进而探讨人口迁移的经济活动集聚效应。基于此,本文研究不仅关注国内正在经历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对人口空间格局变动的影响,与经济生产活动集中的关系,还将探讨人口迁移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人口迁入地和迁出地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本文的研究问题有三。其一,探析中国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疏散的现状与特征,基于几次人口普查数据、相应年份的经济统计数据,从区域、省际、地级市层面上描述国内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特征,人口数量、劳动力资源、人口老龄化在空间上的集聚疏散规律,以及经济生产活动空间集中态势等。其二,探索人口迁移的经济活动集聚效应,综合相关关系分析、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城市层面计量模型,以及城市个案研究、国别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以人口空间布局变动及经济生产活动空间集中为纽带,探讨人口迁移对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变动及其关系,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重点回答如下一系列问题：人口迁移对中国人口规模空间集聚疏散、劳动力资源空间配置、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特征产生哪些影响?人口迁移与经济生产活动集中之间存在怎样的规律?人口迁移对整体宏观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效应?对于人口迁入地和人口迁出地、不同集聚能力的城市而言,人口迁移对其经济增长的效应有何不同?其三,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和主要发现,对城市规划、农村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思考与建议。本文的主要发现与结论如下：其一,国内大规模人口迁移符合人口迁移一般规律性,具有明显的流向选择性和年龄选择性。以劳动力为主体的国内大规模人口迁移,既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也充分反映了国内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基本特征。国内大规模人口迁移符合人口迁移的一般规律性：具有明显的年龄选择性,劳动力是迁移的主体：经济动机是最主要的迁移动机；迁移路径具有明显的方向性,从农村低收入部门迁往城市现代高收入部门,从“欠发达”省份流向“发达”省份,选择迁入三大都市圈与中西部重要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省会城市,人口净流失城市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成渝地区、江苏北部地区等。其二,人口迁移已代替出生和死亡成为改变中国人口规模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在当前中国人口总量呈低速增长的态势下,国内正在经历的大规模、广范围、高频率的人口迁移活动,已经代替自然变动成为改变了中国人口规模原有的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人口迁移路径的明显方向性,不仅使得东部地区、核心城市、三大都市圈的人口比重持续升高；更为突出的是,中国国内人口绝对规模负增长的地市从上世纪最后10年间的37个,增至新世纪第一个10年间的86个,即当前三成地市人口呈现负增长态势,且多位于中西部地区。其三,以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迁移改变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空间配置状况。在全国劳动力资源规模逐步减少的情势下,国内大规模的以劳动力为主体的、具有明显方向性的人口迁移已成为改变劳动力资源和就业人员空间配置结构的主要力量。劳动力资源存在明显地向发达省份、向部分城市集中的态势,使得部分人口净迁入区域的劳动力市场得到充实,劳动力资源规模和就业人员增长较快,甚至外来就业人员数量已超过本地户籍就业人员,而人口净流失地区的劳动力增长缓慢,甚至绝对数量有所减少。其四,年龄选择性人口迁移重塑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特征。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5年以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情况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经济发达地区老龄化程度不一定高,而经济欠发达地区老龄化程度也不一定低。更有意思的是,在全国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过程中,全国有3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老年抚养比不升反降,这些城市都是人口正增长城市,绝大多数是人口净流入区,且多位于东部。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正是国内目前正在经历的以劳动力为主体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使得人口净流入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得到稀释、速度放缓,人口净流失区域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程度加重。其五,人口迁移整体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对人口迁入地和迁出地、对集聚能力不同的城市的影响效应有所不同。经济生产活动集中的方向与人口迁移的流向高度相符,东部几个发达省份的GDP份额一直较高,行政级别高的城市、三大城市群地区城市集聚的资源多且在不断增加。人口迁移促进了劳动力等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对东部地区的正向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迁出的负向效应,整体上提高了宏观经济的运行效率,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人口迁移对不同省份、不同城市的影响效应是有差别的。对大部分人口净迁入省份（如,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和天津等）的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效应,对中西部几个典型的人口净流失省份而言,人口净迁出其经济增长或仅有微弱的正效应（如,安徽、河南和江西）；或呈现不显着的负效应（如,湖南和云南）；或已是显着的负效应（如,湖北、四川和贵州）。与东部地区的城市相比,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由于人口净迁移（大部分是净迁出）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要弱；位于城市群地区的城市获得的经济集聚效应高于非城市群地区的城市。其六,在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的驱动下,中国国内的人口与经济活动集聚还将继续。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比较发现,中国国内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仍有偏离,主要表现在核心区域、核心城市集聚效应未充分发挥,生产集中区域的人口集中度不够。在经济客观规律的作用下,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集聚态势还将继续。基于以上六点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思考和建议：（1）集聚是发展过程中的客观经济规律使然,过多依靠行政力量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可能未必可行、合理、有效。（2）集聚并不一定导致地区间差距持续扩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地区间差距会经历一个先分化后趋同的过程。完善相关制度,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创造更好的条件,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3）城市规划和建设应充分考虑人口集聚疏散规律和趋势,避免硬件建设的投资、公共服务的设计等由于缺少对未来人口变动的前瞻性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或供给短缺。（4）中西部地区的部分村落、乡镇甚至城市可能会出现因人口过少、劳动力流失严重、基础设施缺少规模经济等原因而逐步萧条乃至废弃的现象,需要提前做出应对。
陈程[8]（2016）在《大陆海外新移民的回流模式与空间特征研究 ——以浙江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全球化时代,人类的互相依存度大幅提高,对国际移民运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与此同时,移民模式和趋向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回流移民开始呈现出新的回归性和循环性等特点。中国海外移民历史悠久,当代中国海外移民始自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但大规模的回流则是在2000年以后。作为改革开放背景下新兴成长的新一代跨国迁移主体,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的参与和推动力量,海外回流移民成为尚未被充分探索的“二次移民”。移民的回流既是个人的行为过程,具有内在的行为动机和机理;同时也是主权国家尤其是祖籍国家的一种筛选、赋权和管理的过程,具有内在的国家行为机理。国家的移民赋权和管理机制只有适应个人移民的行为机理,才能更好地促进移民健康持续的流动。因而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的指导层面上探索海外回流移民的行为规律和行动机理,十分重要和必要。本文基于详实的调查数据,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社会统计与空间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以新移民主要流出地与回流集聚地的浙江为个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考察我国大陆新移民在国际迁移中的回流行为模式,探讨其回流意愿、回流动因、回流地点选择和回流方式,分析海外大陆回流移民中基于身份差异而导致的回流行为模式的不同表现。同时,引入空间分析的方法,从海外回流新移民群体的视角,分析其回流后的空间集聚模式及相关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基于已有的国际移民回流理论,对我国海外移民回流行为的解释力度及适用性进行探讨,同时对我国国内相关移民政策提出对策建议。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系统阐述本文研究意义,并对近年来有关国际移民回流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相关研究脉络进行梳理,主要集中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二部分重点对海外回流新移民群体的人口社会特征及其家庭特征进行了分析,并针对海外新移民回流模式,包括回流意愿、回流动机、回流地点和回流方式进行系统阐述,关注个体和家庭因素在回流中的影响力度,全面深入解读回流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同时对西方回流迁移理论对我国本土化研究的实用性进行探讨,相关内容主要集中在第三章、四章、五章、六章和第七章。第三部分以长三角为例,基于空间分析的视角,探讨了海外新移民在回流后空间分布的格局及其形成的机制,从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角度,分析影响海外新移民空间集聚的机制,从空间的视角,探讨海外移民与祖籍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形成对海外移民资源整合利用的政策启示。第四部分是全文的总结和探讨,在对本研究的结论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对西方回流理论对我国的实用性和解释力度进行探讨,并就如何完善我国的移民政策提出了相关建议启示。基于以上阐述,本文主要形成以下结论：1、海外回流新移民呈现出典型的个体与家庭特征。对海外回流新移民个体和家庭特征的分析发现,这一群体整体表现出正向的选择性,但制度和政策的引导强化了迁移回流人口的分层,同时提升了整个群体的人力资本优势：跨国流动拓展了移民家庭空间格局,迁移方向的转变和回流主体的变动造就了不同的跨国家庭类型,纯回流家庭、跨国／回流家庭和纯国外家庭回流概率依次降低,跨国家庭类型有助于预测回流行为。2、海外回流新移民的回流意愿是微观个体、家庭和宏观外部环境共同影响的结果。影响力度分别占76.8%和23.2%,即微观因素影响更为显着,在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下,回流行为决策的主体依然是个人和家庭。同时,移民网络对回流同时产生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消融了个体差异在回流中的作用,有助于回流模式的转变和跨国实践模式的重构。3、海外回流新移民的回流动因因时代、职业类型、身份、年龄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从时代的差异来看,海外新移民回流数量不断增加,各类回流动因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投资、创新创业及跨国经营和居住成为新移民回流常态化动因；短暂的探亲和旅游及学习交流成为新移民在回流中观望的探索之举；从身份差异来看,华侨华人新移民回流动因差异相对较小,职业发展（投资和工作）是其主要动因,海外回流的留学新移民,回流动因以定居和职业发展为主,且这两种回流动因在回流的留学新移民中通常是相伴而行的;不同回流动因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工作和投资等职业发展型回流动因受到身份、年龄等个体特征影响较大；学习型回流影响较大的是受教育程度、家人是否同在一个地区等,这一类有很大一部分是跟随父母回国学习的少年；而家庭型回流中,以家庭因素（家人是否同一地区、父亲年龄和国外家人数量等）对回流的影响较为显着。4、海外回流新移民对回流地点的选择是在对个体、家庭、回流动因和回流地特征综合权衡基础上的决策。随着回流决策的递进和迁移行为的推进,家庭的影响被逐步削弱,个体特征的影响依旧强劲；回流动因和回流地特征与个体特征遥相呼应,在回流地选择决策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5、空间的位移和目的指向性共同构建了海外新移民不同的回流方式。“跨国双向循环”流动成为新华侨华人主要回流实践模式,“多国环流”模式有待更多实证的考证；“长久返迁”与“一次终结”的单向回归成为新归侨与短期留学新移民的主要选择,从“投资”到“投智”,精英移民柔性回归渐成趋势,而中国并非终点站。6、新移民回流呈现出显着的地域集中性和空间指向性的特点。海外新移民的回流与外迁一样呈现出明显的地域集中性的特点,回流的目的地与原籍地并不完全一致,在遵循与原籍地“邻近优先”原则的前提下,跟随国内跨省人口迁移流动向较为发达的城市集聚。不同主体回流亦呈现空间指向性的特点。高新技术园区、留学生创业园及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是新移民回流创业发展的主要平台,海外高端科研人才流向高等院校、国家科研院所和企业研发中心；归侨更多的是选择回归原籍地工作和定居；而留学生则主要在留学生创业园区创业。7、侨乡情缘、产业集聚效应和政策引导共同成为海外新移民空间集聚的影响机制。包括浙江在内的长三角地区成为海外回流移民资源的主要集聚地,侨乡亲缘吸引了海外新移民的回归,而产业集聚效应和人才政策的引导则推动了移民空间集聚并强化了其迁移活性。以海外华商为主的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地区具有显着的空间集聚特点,人才集聚与产业集聚形成的互动促进了移民资源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同时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及都市产业和针对海外人才政策的相似性,强化了海外回流移民资源的竞争效应,增强了回流移民资源在长三角区域内空间迁移的活性。因而政府在制定促进海外移民优质资源的回流既需考虑到产业的转承启合,同时也要基于海外新移民回流后空间集聚特征和跨区域流动的特性,加强对跨区域侨务合作工作的重视。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研究视角及研究内容较以往的研究有所拓展。在研究视角上,基于我国海外大陆新移民回流的特点,从纵向历史主义的角度,将国际移民回流理论对中国实证研究的验证分解到决策行为的不同阶段,辩证性地将其适用于回流决策的某一阶段或是某一部分群体,尝试构建本土化的海外新移民回流解释理论。研究内容的拓展主要体现在：在有关回流决策与模式的分析中,按照海外回流移民不同的身份,将其具体操作化为外籍华人、华侨和归国留学人员,分析不同身份差异之下海外移民回流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在海外回流移民资源空间分布的研究中,将研究对象具体操作化为人力资源和资金资源,运用可视化方式表达不同资源空间分布与集聚的模式和特征,深层次探索不同回流移民资源集聚的动因及生成机制。2、探索构建了海外新移民回流模式研究的整体性分析框架。将海外大陆移民回流决策的全过程：意愿、动因、回流地的选择、回流方式纳入回流模式的分析框架,系统解读海外移民回流行为决策过程,将个体与家庭微观因和宏观制度因素在回流决策中的影响逐层分解；将动态个体回流决策过程与静态群体回流分布格局相结合,探索构建了海外移民回流决策行为模式的规范化研究范式。3、在移民回流研究中引入空间分析方法,强化了定量、定性和空间分析方法的结合研究。在分析方法上尝试在新移民回流模式的研究中,采用了分层线性模型和logstic回归模型等研究方法,在回流空间特征中则引入空间研究方法,将地理视角的空间定量分析方法与社会学视角的结构主义理论相结合,以产业集聚的辐射效应为出发点分析海外移民资源回流的制度和政策因素,有助于更深入地解读海外移民与祖籍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为国家吸引和和整合海外移民资源提供更精准的政策切入点,以避免海外移民回流政策的泛化和流于形式。
吴飞[9]（2015）在《代际支持失衡背景下家庭养老困境及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00年中国就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医疗技术的进步,人预期寿命的延长致使老年人口的数量直线上升。截止到2014年我国60岁以上老人总数已经突破2亿人。另一方面多年来推行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负效应开始凸显,“四二一”家庭成为主力促使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少子化社会风险的显现、代际人口的空间分离、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变迁,使原有的家庭代际支持的均衡状态被打破。代际支持失衡造成家庭养老强度降低,也就是说子代对父母代提供的养老福利支持程度减弱。家庭养老强度的变化限定了养老服务问题上的供给结构,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失衡使养老需求被迫向社会转移。但是养老需求向社会移转并不预示着老年人对家庭养老模式的摒弃,社会化集中养老就成为一种新的取向。经过调查显示不管代际支持处于何种状态,中国老年人对家庭养老特别是居家养老的选择性偏爱一直没有改变。因此结合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二者之利的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就成为当前弥合家庭养老供给与需求差异的优化方案。以代际支持变化下养老模式的演变轨迹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在代际支持平衡期,小农经济、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与传统孝道文化共同支撑着传统家庭养老模式;而建国后虽然经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变迁,但在计划经济、单位保障制度和集体至上文化的共同作用下代际支持仍处于相对稳定期,在这个时期单位保障制家庭养老模式成为主流;改革开放后,由于宏观与微观诱因,代际支持失衡趋势愈加明显,但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意愿仍未改变,在市场经济、社会保障制度与新孝道文化的支持与推动下,家庭养老向社会化居家养老的转变有着合理的逻辑。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切入,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主体不但包括家庭,还应加入政府、市场与社会。具有独立性的多元主体在参与、分权与竞争的基础上,发挥各自优势功能,满足居家老人多样化养老需要。因此家庭养老向社会化居家养老转变包括以下四种驱动因素:家庭养老服务自我变革的诉求,政府角色转变下的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居家养老的社会服务主体生产能力显着提升,居家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迅速。家庭、政府、社会、市场的共同驱动增强了家庭养老向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转换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为满足代际支持失衡背景下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我国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根据自身财政收入水平,社会、市场养老服务业发展状况,试点推行了各具特色的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上海建立了政府主导下的购买服务制度,苏州推行政府+商业企业合作下的虚拟养老院,宁波尝试政府+NGO合作下的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方式。各地的大胆创新,受到居家老人的一致好评。但是我国目前的居家养老实践中政府作用仍然较大,即使与社会、市场组织合作,服务承接者的类型也大多为依附、非竞争指定型,缔约规范模糊、合作对象固定,造成社会、市场参与积极性较低,另外服务内容单一、服务水平不高、服务监管缺位等致使居家养老供给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有鉴于此,具有文化同源性与家庭主义相似性背景,又共同面临代际支持失衡下老年人的居家偏爱,东亚日韩两国经过多年政策改革与创新,社会化居家养老体系已相对成熟,对我国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首先两国不约而同针对家庭照料构建了较完善的正式性支持体系以缓解代际支持失衡造成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政府与社会、市场组织进行范围广泛的协同合作;在健全的专项法规指导下建设多层次功能特定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与设施,并根据老年人的照护等级,有针对性地为居家老人提供急需的养老服务。此外严格的照护人才资质准入和照护服务效果评价制度,保证了居家养老服务质量。综述所述,我国的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应改变之前单一碎片化的供给结构,创建一种多元协同式的供给框架。首先,以福利多元主义为视角设计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的主体,在明确服务“提供者”（政府）与“生产者”（家庭、市场、社会）角色定位的基础上,划定各个主体的职责权限。其次,根据协同治理理论框架对社会化居家养老多元协同供给架构进行构建,明确协同供给的主体、规则、工具、内容,并设计完善协同供给网络。最后,健全社会化居家养老多元协同供给模式的运行机制,建构文化与制度激励机制、社会资源整合机制和多维监管评价机制以保障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供给能够顺利得以实现。
李辉,崔军,王永,徐倩倩,许国章[10]（2014）在《2000-2010年宁波市人口发展趋势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全面分析2000-2010年宁波市人口的发展趋势,为"十二五"时期人口发展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深入挖掘"六普"数据,兼与"五普"数据进行纵向比较,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分析宁波市人口发展趋势。结果总人口数增加并向城镇流动,外来人口增幅较大,约占总人口数的20%。60岁以上人口由2000年的11.81%上升到2010年的13.26%,14岁以下人口比重由16.17%下降到11.69%,劳动力人口比重并未下降。结论政府应适时调整公共服务政策,关注外来人口、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进一步健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适应人口的变化趋势。
二、两个普查年宁波市人口年龄结构的统计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两个普查年宁波市人口年龄结构的统计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准确真实地刻画中国大规模人口流动空间特征,是指导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国土空间优化布局的前提 |
| 1.1.2 人类活动与土地资源的耦合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
| 1.1.3 时空行为大数据使人类活动与地理空间互动研究成为可能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科学问题 |
| 1.2.2 研究目标 |
| 1.2.3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4.1 主要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数据来源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人口流动和迁徙研究进展 |
| 2.1.1 西方对于人口迁徙的基本认识 |
| 2.1.2 中国人口流动的基本特征 |
| 2.1.3 基于大数据的人口流动迁徙研究 |
| 2.2 土地综合承载力研究进展 |
| 2.2.1 土地综合承载力基本概念的演化与发展 |
| 2.2.2 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的主要方法模型 |
| 2.3 人地关系研究进展 |
| 2.3.1 区域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
| 2.3.2 人地关系的地域分异规律和地域类型分析 |
| 2.4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第3章 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 |
| 3.1 基本概念 |
| 3.1.1 人口流动 |
| 3.1.2 土地综合承载力 |
| 3.1.3 流空间 |
| 3.1.4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耦合关系 |
| 3.1.5 耦合协调度 |
| 3.2 基础理论 |
| 3.2.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 3.2.2 人口流动相关理论 |
| 3.2.3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相互作用关系的理论假设 |
| 第4章 中国人口流动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 |
| 4.1 人口流动空间格局 |
| 4.1.1 人口流动的整体特征 |
| 4.1.2 不同时间尺度的人口流动空间格局 |
| 4.2 人口流动网络空间特征 |
| 4.2.1 人口流动网络分析方法 |
| 4.2.2 节点层级 |
| 4.2.3 联系强度 |
| 4.2.4 子群结构 |
| 4.3 人口流动网络影响因素 |
| 4.3.1 发现驱动因素的ERGM模型 |
| 4.3.2 候选解释变量的理论基础 |
| 4.3.3 人口流动网络的影响因素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设区市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 |
| 5.1 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模型构建 |
| 5.1.1 概念模型 |
| 5.1.2 研究方法 |
| 5.1.3 土地综合承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5.2 设区市土地综合承载力测度 |
| 5.2.1 评价指标原始数据的获取 |
| 5.2.2 土地综合承载力测度结果 |
| 5.3 设区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空间特征 |
| 5.3.1 设区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空间分布格局 |
| 5.3.2 设区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空间自相关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耦合特征 |
| 6.1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初步拟合 |
| 6.1.1 市级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分布格局初步拟合 |
| 6.1.2 省级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分布格局初步拟合 |
| 6.2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耦合测度与评价 |
| 6.2.1 人口流动网络评价体系构建及等级划分 |
| 6.2.2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及等级划分 |
| 6.2.3 耦合协调度的评价结果 |
| 6.2.4 人口流动网络与土地综合承载系统的耦合过程 |
| 6.3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特征 |
| 6.3.1 市级尺度的耦合协调度空间特征 |
| 6.3.2 省级尺度的耦合协调度空间特征分析 |
| 6.3.3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3.4 耦合协调度的核密度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耦合机理 |
| 7.1 人口流动对土地综合承载系统的作用过程 |
| 7.1.1 人口流动的外部网络效应对土地综合承载系统的作用过程 |
| 7.1.2 人口流动的内部网络效应对土地综合承载系统的作用过程 |
| 7.1.3 人口流动对土地综合承载力作用的定量测度 |
| 7.1.4 人口流动对土地综合承载力作用机制 |
| 7.2 土地综合承载系统对人口流动的作用过程 |
| 7.2.1 研究方法 |
| 7.2.2 土地综合承载系统对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 |
| 7.2.3 土地综合承载系统对人口流动的作用机制 |
| 7.3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子测度 |
| 7.3.1 驱动因子的确定 |
| 7.3.2 分析模型的选取与原理 |
| 7.3.3 分析模型选择结果 |
| 7.4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 |
| 7.4.1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 |
| 7.4.2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耦合机理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特色与创新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人口流动解释变量中关于城市化水平的测度方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我国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类型及其区域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数据资料与分析方法 |
| 2.1 数据资料及处理 |
| 2.1.1 人口数据空间化与归并 |
| 2.1.2 城市实体地域范围以及圈层划分 |
| 2.2 分析方法 |
| 2.2.1 老龄化测度指标 |
| 2.2.2 区域差异的空间格局分析 |
| 2.2.3 逐步回归分析 |
| 第3章 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的类型及分布 |
| 3.1 “城区-郊区”二圈层模式 |
| 3.1.1 2000年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类型与分布 |
| 3.1.2 2010年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类型与分布 |
| 3.1.3 2000-2010年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类型变化与分布 |
| 3.2 “城区-近郊-远郊”与“核心区-主城区-郊区”三圈层模式 |
| 3.2.1 2000年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类型与分布 |
| 3.2.2 2010年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类型与分布 |
| 3.2.3 2000-2010年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类型变化与分布 |
| 3.3 “核心区-主城区-近郊-远郊”四圈层模式 |
| 3.3.1 2000年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类型与分布 |
| 3.3.2 2010年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类型与分布 |
| 3.3.3 2000-2010年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类型变化与分布 |
| 3.4 小结 |
| 第4章 全国尺度下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的区域差异 |
| 4.1 “东中西”区域分异 |
| 4.1.1 2000年东中西区域分异 |
| 4.1.2 2010年东中西区域分异 |
| 4.1.3 2000-2010年东中西区域分异的变化 |
| 4.2 老龄化格局类型的空间探索性分析 |
| 4.2.1 总体的集聚/离散程度 |
| 4.2.2 空间关联与“冷热”点 |
| 4.3 小结 |
| 第5章 中国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影响因素分析 |
| 5.1 构建指标体系与数据处理 |
| 5.1.1 指标体系建构 |
| 5.1.2 数据收集与处理 |
| 5.2 逐步回归分析与结果解释 |
| 5.2.1 被剔除的变量 |
| 5.2.2 保留的变量 |
| 5.3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主要结论 |
| 6.2 主要创新点 |
| 6.3 相关讨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宁波农民学院服务当地农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特色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5.1 研究特色 |
| 1.5.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农业教育 |
| 2.1.2 现代农业 |
| 2.1.3 农民学院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 2.2.2 教育经济学理论 |
| 2.2.3 专业化分工理论 |
| 3 宁波农民学院服务当地农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
| 3.1 宁波农民学院的办学成效与经验总结 |
| 3.1.1 办学成效 |
| 3.1.2 经验总结 |
| 3.2 宁波农民学院为当地农业发展提供服务的现状 |
| 3.2.1 培育农业人才 |
| 3.2.2 提供农业技术创新与传播 |
| 3.2.3 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 |
| 3.3 宁波农民学院为当地农业发展提供服务存在的问题 |
| 3.3.1 学院师资力量比较薄弱 |
| 3.3.2 农民学习积极性不高 |
| 3.3.3 培训项目满足当地农业发展的需求有限 |
| 3.3.4 农业教育未得到大众的充分理解与支持 |
| 4 宁波农民学院服务当地农业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1 农民学院办学经费有限 |
| 4.2 农民对农业教育的认识不充分 |
| 4.3 培训项目无法完全满足农民实际需求 |
| 4.4 社会依然存在轻农思想 |
| 5 宁波农民学院服务当地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 5.1 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并开拓资金渠道 |
| 5.2 加强农民对农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
| 5.3 结合农民需求选取合适培训项目 |
| 5.4 营造重视农业教育的环境 |
| 6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介 |
| 致谢 |
（4）风险治理导向下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新型城镇化发展成熟期的城市病治理短板 |
| 1.1.2 滨海城市经济贡献与多灾风险的现实矛盾 |
| 1.1.3 重大改革机遇期的城市防灾减灾体系调适 |
| 1.1.4 城市安全危机演变下的风险治理应用创新 |
| 1.1.5 重大课题项目支撑与研究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1.3 研究范围与概念界定 |
| 1.3.1 有关风险治理的核心概念界定 |
| 1.3.2 滨海城市安全风险范围界定 |
| 1.3.3 滨海城市灾害链与综合防灾规划内涵 |
| 1.3.4 论文研究的时空范围划定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核心研究方法 |
| 1.4.3 整体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动态综述 |
| 2.1 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理论体系梳理 |
| 2.1.1 风险管理与城市治理的同源关系 |
| 2.1.2 灾害学与生命线系统的共生机制 |
| 2.1.3 安全城市与韧性城市的协同适灾 |
| 2.2 风险治理与防灾减灾关联性研究综述 |
| 2.2.1 国内外风险治理研究存在防灾热点 |
| 2.2.2 国内外防灾减灾研究偏重单灾治理 |
| 2.2.3 二者耦合的安全风险评估技术纽带 |
| 2.3 风险治理导向下的综合防灾规划研究启示 |
| 2.3.1 主体多元化:从风险管理到风险治理 |
| 2.3.2 治理立体化:从减灾工程到防灾体系 |
| 2.3.3 措施精细化:从灾前评估到动态管控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滨海城市安全风险系统机理特征辨析 |
| 3.1 滨海城市整体灾害链式效应的互馈机理 |
| 3.1.1 物质灾害与管理危机的海洋特性 |
| 3.1.2 空间是灾害链延伸的核心载体 |
| 3.1.3 物质与管理灾害链的互馈关系 |
| 3.1.4 全生命周期风险治理的断链减灾 |
| 3.2 风险治理行为反作用的系统动力学建模 |
| 3.2.1 风险系统之模糊开放与逐级互馈 |
| 3.2.2 治理行为之因果回路与反向驱动 |
| 3.3 滨海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框架的构建 |
| 3.3.1 灾害链式效应动态风险评估模式 |
| 3.3.2 灾害信息集成综合风险评估框架 |
| 3.4 滨海城市安全风险治理特征的解析 |
| 3.4.1 要素治理的“复合”与“多维”特性 |
| 3.4.2 网络治理的“长链”与“双刃”特性 |
| 3.4.3 综合治理的多元化与全过程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困境及治理响应 |
| 4.1 综合防灾规划困境识别与矛盾梳理 |
| 4.1.1 整体认知错位导致规划实施低效 |
| 4.1.2 纵向防灾能力与设防标准冲突 |
| 4.1.3 横向多种规划间难以相互衔接 |
| 4.2 综合防灾效率评价与规划困境破解 |
| 4.2.1 综合防灾效率时空演进下认知防灾能力 |
| 4.2.2 综合防灾效率导向下补齐韧性治理短板 |
| 4.3 综合防灾规划与风险治理响应机制 |
| 4.3.1 风险治理耦合空间规划的必要性 |
| 4.3.2 综合防灾规划系统响应的可行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耦合“全过程”风险治理的综合防灾规划路径 |
| 5.1 滨海城市传统综合防灾规划体系重构路径 |
| 5.1.1 规划内容与方法的并行重构 |
| 5.1.2 规划目标与定位的治理解构 |
| 5.2 全过程风险治理下的综合防灾规划流程设计 |
| 5.2.1 耦合事前风险分析的规划准备阶段 |
| 5.2.2 注重事中风险防控的规划编制阶段 |
| 5.2.3 兼顾事后风险救治的规划实施与更新 |
| 5.3 规划路径拓展之“多维度”风险评估系统 |
| 5.3.1 领域-时间-影响维度评估要素构成 |
| 5.3.2 灾害-政府-公众维度多元评估主体 |
| 5.3.3 是非-分级-连续维度四级评判标准 |
| 5.4 规划路径完善之“多层级”空间治理方法 |
| 5.4.1 宏观层风险治理等级与空间层次划分 |
| 5.4.2 中观层“双向度”风险防控空间格局构建 |
| 5.4.3 微观层风险模拟与防灾行动可视化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多元主体性的“多维度”风险评估路径 |
| 6.1 滨海城市多元治理主体的风险评估路径生成 |
| 6.2 灾害属性维度的风险评估指标细化 |
| 6.2.1 聚合城镇化影响的自然灾害指标 |
| 6.2.2 安全生产要素论的事故灾难指标 |
| 6.2.3 公共卫生标准化的应急能力指标 |
| 6.2.4 社会安全保障力的风险预警指标 |
| 6.3 政府治理维度的风险评估指标甄选 |
| 6.3.1 影响维度下的风险治理效能指标 |
| 6.3.2 政府风险治理效能评判标准细分 |
| 6.3.3 政府安全风险综合治理效能评定 |
| 6.4 公众参与维度的风险评估指标提炼 |
| 6.4.1 面向居民空间安全感的核心指标 |
| 6.4.2 融入居民调查的核心指标再精炼 |
| 6.4.3 滨海城市居民综合安全感指数评定 |
| 6.5 链接多维度评估与多层级防灾的行动计划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治理差异性的“多层级”空间防灾路径 |
| 7.1 区域风险源监控及整体韧性治理 |
| 7.1.1 区域风险分级之“一表一系统”区划 |
| 7.1.2 衔接国土空间规划的韧性治理 |
| 7.1.3 生命线系统工程的互联共享 |
| 7.2 城区可接受风险标准与防灾空间治理 |
| 7.2.1 城区防灾基准之可接受风险标准 |
| 7.2.2 “耐灾”结构导向的避难疏散体系优化 |
| 7.2.3 对标防灾空间分区的减灾措施优选 |
| 7.2.4 PADHI防灾设施选址与规划决策 |
| 7.3 社区居民安全风险防范措施可视化治理 |
| 7.3.1 社区设施适宜性之防灾生活圈 |
| 7.3.2 风险源登记导向的社区风险地图 |
| 7.3.3 对标全景可视化的防灾体验馆设计 |
| 7.4 建筑物敏感度评价及防灾细部治理 |
| 7.4.1 建筑物外部敏感度之易损性整治 |
| 7.4.2 灾时仿真模拟导向的安全疏散路径 |
| 7.4.3 对标功能差异性的内部防灾能力提升 |
| 7.5 防灾救灾联动应急管理响应方案 |
| 7.5.1 RBS/M分级的多风险动态管控响应 |
| 7.5.2 责权事权下的多部门联动救灾响应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风险治理导向下的综合防灾规划实证 |
| 8.1 天津市中心城区既有灾害风险环境特征识别 |
| 8.1.1 海陆过渡下的八类主导自然灾害 |
| 8.1.2 双城互动下的四类主体事故灾难 |
| 8.1.3 既有风险评估偏重单向风险分级 |
| 8.1.4 兼顾治理“核心-基础”划定研究范围 |
| 8.2 针对城区主导型灾害的“多维度”风险评估 |
| 8.2.1 灾害属性具备灾源防控与分级治理条件 |
| 8.2.2 政府治理存在专项防灾与系统实现短板 |
| 8.2.3 居民安全呈现生态与避难疏散供给不足 |
| 8.3 响应风险评估结果的“多层级”防灾空间治理 |
| 8.3.1 “源-流-汇”指数导向的生态韧性规划 |
| 8.3.2 动态风险治理导向的专项防灾响应 |
| 8.3.3 避难短缺-疏散过量矛盾下的治理优化 |
| 8.3.4 “三元”耦合导向的防灾空间治理系统实现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论文创新点 |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滨海城市安全风险治理子系统动力学模型 |
| 附录B:滨海城市自然灾害综合防灾能力与空间脆弱性指标详解 |
| 附录C:滨海城市居民综合安全感调查问卷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5）20142018年吉林市永吉县户籍人口死因监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死因监测概述 |
| 1.1.1 死因内涵 |
| 1.1.2 死因监测内涵 |
| 1.1.3 死因监测发展历程 |
| 1.1.4 死因监测的意义 |
| 1.2 死因监测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省内研究现状 |
| 1.2.3 永吉县基本情况 |
| 1.2.4 永吉县研究现状 |
| 第2章 资料与方法 |
| 2.1 资料来源 |
| 2.1.1 人口资料 |
| 2.1.2 死亡资料 |
| 2.2 研究内容 |
| 2.3 资料处理 |
| 2.4 统计分析 |
| 2.5 质量控制 |
| 2.5.1 死亡信息的上报与审核 |
| 2.5.2 死亡信息的查重与订正 |
| 2.5.3 死亡信息的可靠性 |
| 2.5.4 死亡信息的准确性 |
| 第3章 结果与分析 |
| 3.1 人口学特征分析 |
| 3.1.1 2014 ~2018 年各年度户籍人口情况 |
| 3.1.2 2014 ~2018 年各年度户籍人口年龄构成情况 |
| 3.1.3 2014 ~2018 年各年度户籍人口性别构成情况 |
| 3.1.4 2014 ~2018 年各年度人口负担系数情况 |
| 3.2 死亡概况分析 |
| 3.2.1 总体死亡率 |
| 3.2.2 死亡地点分布情况 |
| 3.2.3 死亡病例人口学特征 |
| 3.3 居民三大类疾病死亡情况 |
| 3.3.1 居民三大类疾病各年度死亡情况 |
| 3.3.2 居民三大类疾病分性别死亡情况 |
| 3.3.3 居民三大类疾病分年龄死亡情况 |
| 3.4 死因构成和顺位分析 |
| 3.5 期望寿命和去死因期望寿命分析 |
| 3.5.1 期望寿命 |
| 3.5.2 去死因期望寿命 |
| 3.6 疾病负担指标分析 |
| 3.7 早死概率 |
| 3.8 主要死因分析 |
| 3.8.1 恶性肿瘤 |
| 3.8.2 心脏疾病 |
| 3.8.3 脑血管疾病 |
| 3.8.4 呼吸系统 |
| 3.8.5 损伤和中毒 |
| 第4章 讨论 |
| 4.1 永吉县居民人口概况 |
| 4.2 永吉县居民死亡概况 |
| 4.3 居民死因构成及顺位 |
| 4.4 主要死因死亡状况 |
| 4.5 三大类疾病死亡状况 |
| 4.6 疾病负担相关指标分析 |
| 第5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宁波市流动人口治安问题及其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 |
| 2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流动人口的概念 |
| 2.1.2 治安治理的概念 |
| 2.1.3 新型城镇化的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人口迁移理论 |
| 2.2.2 犯罪成因理论 |
| 2.2.3 社会融合理论 |
| 2.2.4 公共治理理论 |
| 3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宁波市流动人口基本情况和治安现状 |
| 3.1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宁波市流动人口基本状况 |
| 3.1.1 宁波市流动人口的基本结构 |
| 3.1.2 宁波市流动人口的特征分析 |
| 3.1.3 宁波市流动人口的社会影响 |
| 3.2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宁波市流动人口治安现状 |
| 3.2.1 宁波市流动人口整体违法犯罪情况描述 |
| 3.2.2 以Y地区F街道统计数据为样本的分析 |
| 3.2.3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宁波市流动人口治安趋势判断 |
| 4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宁波市流动人口治安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宁波市流动人口治安治理存在的问题 |
| 4.1.1 流动人口底数难以摸清 |
| 4.1.2 高危人员管控流于形式 |
| 4.1.3 治安治理力量过于单一 |
| 4.1.4 出租房屋治理难度较大 |
| 4.1.5 工作队伍专业化程度低 |
| 4.1.6 管理控制色彩过于浓厚 |
| 4.2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宁波市流动人口治安治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1 治理工作机制不够完善 |
| 4.2.2 信息化手段利用率较低 |
| 4.2.3 队伍建设保障程度不足 |
| 4.2.4 流动人口权益缺乏重视 |
| 5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宁波市流动人口治安治理的途径 |
| 5.1 健全宁波市流动人口治安治理模式 |
| 5.1.1 树立以人为本治理理念 |
| 5.1.2 健全治安治理工作机制 |
| 5.1.3 创新多方参与治理模式 |
| 5.2 完善宁波市流动人口风险防控措施 |
| 5.2.1 加强流动人口宣传教育 |
| 5.2.2 完善高危人员列管机制 |
| 5.2.3 提升人房管理信息化水平 |
| 5.3 加强宁波市流动人口治安治理队伍建设 |
| 5.3.1 规范专职化的治安治理队伍 |
| 5.3.2 加强治安治理工作经费保障 |
| 5.3.3 健全治安治理工作考核机制 |
| 5.4 加强宁波市流动人口社会权益保障 |
| 5.4.1 大力实施流动人口安居工程 |
| 5.4.2 大力鼓励流动人口创业创新 |
| 5.4.3 畅通流动人口利益表达机制 |
| 5.4.4 完善流动人口教育培训体系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中国人口迁移的经济活动集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的缘起及意义 |
| 二、本文的研究问题及篇章结构 |
| 三、本研究的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人口迁移与经济活动集聚、经济发展相关理论模型 |
| 二、人口迁移与经济活动集聚相关实证研究 |
| 三、已有相关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数据来源 |
| 一、研究的空间范围界定 |
| 二、主要经济变量、相关概念及数据来源 |
| 三、主要人口变量、相关概念及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 一、理论分析框架 |
| 二、本文的研究假设 |
| 第二章 人口迁移与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省际特征 |
| 第一节 中国人口迁移政策及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化 |
| 一、人口迁移政策变迁的回顾与梳理 |
| 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化历程简述 |
| 三、近20年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及地区差距 |
| 第二节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背景下的大规模人口迁移 |
| 一、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是我国人口迁移的主体 |
| 二、跨省人口迁移的特征及规律分析 |
| 三、以长三角“两省一市”为例探讨人口迁移的特征及规律 |
| 四、人口迁移具有年龄选择性,劳动力是迁移的主体 |
| 第三节 跨省人口迁移对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和就业的影响 |
| 一、劳动力资源在省级层面上的重新配置 |
| 二、人口迁移对各省就业人员总量及构成的影响 |
| 第四节 跨省人口迁移对省级人口规模和老龄化程度变动的影响 |
| 一、人口向东部地区集聚,其他三个地区人口规模增长但比重下降 |
| 二、人口规模集聚疏散和人口老龄化水平变动的省际特征 |
| 三、人口迁移对各省人口总量变动影响分析 |
| 四、年龄选择性人口迁移对各省老龄化程度变动影响分析 |
| 第五节 省级层面上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分析 |
| 一、经济发展水平的省际差异大 |
| 二、人口迁入、迁出与区域经济水平密切相关 |
| 三、人口迁移对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 |
| 第三章 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人口迁移与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分析 |
| 第一节 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上的人口迁移分析 |
|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
| 二、城市层面上人口迁移空间特征及其变动分析 |
| 三、不同城市人口迁入/迁出状况分析 |
| 四、以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人口迁移状况为例的分析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人口迁移对城市间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及就业的影响 |
|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
| 二、全国城市劳动力资源变动情况分析 |
| 三、不同行政级别城市劳动力资源变动状况 |
| 四、三大城市群城市劳动力资源变动状况 |
| 五、小结 |
| 第三节 人口迁移对城市人口规模变动的影响 |
|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
| 二、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规模增减变动情况 |
| 三、人口负增长地市的情况分析 |
| 四、人口存在明显地向部分城市(主要是东部城市)集中的趋势 |
| 五、按城市规模、行政级别、城市群分类的地级市分析 |
| 六、小结 |
| 第四节 人口迁移对城市层面上人口老龄化变动的影响 |
|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
| 二、按四大地区分的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及变动情况 |
| 三、国内几个特大型城市人口老龄化状况分析 |
| 四、人口规模增长、人口迁移与老龄化空间分布变动的交叉分析 |
| 五、小结 |
| 第五节 地级市层面上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
|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
| 二、按四大地区分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活动集聚 |
| 三、城市间经济集聚状态分析 |
| 四、不同等级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水平分析 |
| 五、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和经济水平分析 |
| 六、人口迁移与城市经济集聚、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关系分析 |
| 七、小结 |
| 第四章 人口迁移的经济活动集聚效应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
| 第一节 迁移对人口(劳动力)规模和年龄构成空间配置的影响 |
| 一、迁移变动对人口规模空间集聚疏散的影响 |
| 二、迁移变动对国内劳动力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 |
| 三、年龄选择性人口迁移对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的影响 |
| 第二节 人口迁移的经济活动集聚效应的省级面板模型 |
| 一、面板数据模型原理及过程 |
| 二、模型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及变量选择 |
| 三、省级面板模型类型确定及构建 |
| 四、面板实证结果及解释 |
| 第三节 人口迁移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的计量模型 |
| 一、变量选取及模型构建 |
| 二、实证结果及解释 |
| 第四节 人口与经济活动布局空间耦合情况分析 |
| 一、测量指数构建 |
| 二、省级层面上人口与经济生产活动偏离情况分析 |
| 三、地级市层面上人口与经济生产活动空间分布耦合情况分析 |
| 四、基于Zipf法则刻画全国城市体系中人口规模分布演化规律 |
| 五、中国国内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有偏离,核心城市的人口集聚度低于经济集中度 |
| 第五章 国内外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以上海市为人口净迁入城市代表的个案研究 |
| 一、上海迁入人口的基本情况分析 |
| 二、大规模人口迁入对上海城市就业的影响 |
| 三、大规模人口迁入对上海城市规模和人口年龄构成的影响 |
| 四、人口迁入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 |
| 第二节 以江苏省盐城市为人口净流失城市代表的个案研究 |
| 一、盐城市概况 |
| 二、人口净流出对盐城市人口规模、劳动力数量和年龄结构的影响. |
| 三、许多村庄人口急剧减少、空心化、老龄化严重 |
| 四、人口大量流失对盐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效益 |
| 第三节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别个案研究 |
| 一、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中国的人口与经济活动集聚还将继续 |
| 二、中美两国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比较研究 |
| 三、日本的相关经验和教训 |
| 第六章 主要结论及思考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与讨论 |
| 一、国内大规模人口迁移符合人口迁移一般规律性 |
| 二、大规模人口迁移已代替出生和死亡成为改变中国人口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 |
| 三、以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迁移改变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空间配置 |
| 四、大规模年龄选择性人口迁移重塑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特征 |
| 五、中国经济生产活动存在明显的集聚过程,与人口迁移路径相符 |
| 六、人口迁移促进了整体宏观经济发展,但对迁入地和迁出地、不同类型城市的效应有所不同 |
| 七、在规模效应作用下,中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中是必然趋势,还将继续 |
| 第二节 思考与建议 |
| 一、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不过多依靠行政力量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 |
| 二、完善相关制度,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创造更好的条件 |
| 三、城市规划和建设应充分考虑人口集聚疏散规律和趋势 |
| 四、农村的萧条、甚至村庄消失需警示,需及时应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8）大陆海外新移民的回流模式与空间特征研究 ——以浙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范围的界定与选择 |
| 1.2.1 研究主体的界定：置于国际移民背景下的大陆海外新移民 |
| 1.2.2 迁移行为的聚焦：跨国迁移中的由外向内的回流研究 |
| 1.2.3 回流模式研究个案的选择：兼具新老侨乡特征的浙江 |
| 1.2.4 空间特征研究个案的选择：新移民回流主要集聚地的长三角 |
| 1.3 相关概念、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3.1 相关概念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数据来源 |
| 1.4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创新 第二章 国际移民回流的理论回顾与研究进展 |
| 2.1 国际移民回流理论回顾 |
| 2.1.1 新古典经济理论 |
| 2.1.2 新迁移经济理论 |
| 2.1.3 结构主义理论 |
| 2.1.4 跨国主义理论 |
| 2.1.5 社会网络理论 |
| 2.1.6 国际移民回流理论的比较 |
| 2.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2.1 总体把握：研究新方向 |
| 2.2.2 分类梳理：比较性视角 |
| 2.3 研究评述 第三章 大陆海外新移民回流现状与特征 |
| 3.1 大陆海外新移民回流现状 |
| 3.1.1 回流数量的变动 |
| 3.1.2 回流年代的差异 |
| 3.1.3 回流主要来源国 |
| 3.2 海外回流新移民的人口学特征 |
| 3.2.1 回流新移民性别和年龄结构 |
| 3.2.2 回流新移民的职业特征 |
| 3.2.3 回流人口的迁移选择与分层 |
| 3.3 大陆海外新移民的家庭分类与特征 |
| 3.3.1 跨国家庭 |
| 3.3.2 回流家庭 |
| 3.3.3 纯国外家庭 |
| 3.4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大陆海外新移民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
| 4.1 大陆海外新移民回流意愿的理论分析 |
| 4.1.1 回流意愿的宏观影响因素 |
| 4.1.2 回流意愿的微观影响因素 |
| 4.2 模型构建与指标解释 |
| 4.3 研究方法与主要模型 |
| 4.3.1 研究方法 |
| 4.3.2 相关模型 |
| 4.4 大陆海外新移民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 |
| 4.4.1 微观因素对回流意愿的影响 |
| 4.4.2 宏观因素对回流意愿的影响 |
| 4.4.3 宏观变量因素调整个体特征对回流意愿的影响 |
| 4.5 本章小结 第五章 大陆海外新移民的回流动因及其群体差异 |
| 5.1 回流动因的分类设计 |
| 5.2 不同年代回流动因 |
| 5.3 不同身份回流动因 |
| 5.3.1 华人新移民回流动因 |
| 5.3.2 华侨新移民回流动因 |
| 5.3.3 留学新移民回流动因 |
| 5.4 回流动因影响因素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第六章 大陆海外新移民回流地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
| 6.1 移民回流地点划分 |
| 6.2 移民回流地点选择的理论分析 |
| 6.3 海外新移民回流地选择的主要特点 |
| 6.4 回流地选择影响因素的多元Logistic回归 |
| 6.4.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6.4.2 模型结果与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第七章 大陆海外新移民的回流方式 |
| 7.1 国际移民迁移方式的发展 |
| 7.2 大陆海外新移民的回流方式 |
| 7.2.1 华侨华人新移民的回流方式 |
| 7.2.2 新归侨的回流方式 |
| 7.2.3 短期留学新移民的回流方式 |
| 7.2.4 高端创新创业人才的回流方式 |
| 7.3 本章小结 第八章 大陆海外新移民回流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
| 8.1 海外新移民流出-回流的空间特征 |
| 8.1.1 新移民流出地空间特征 |
| 8.1.2 新移民回流地空间特征 |
| 8.2 海外新移民回流空间集聚模式 |
| 8.2.1 长三角新移民回流空间分布总体格局 |
| 8.2.2 长三角新移民回流空间分布内部差异 |
| 8.3 海外新移民回流空间集聚机制分析 |
| 8.3.1 文化寻同,侨乡亲缘引致要素回归 |
| 8.3.2 经济辐射,产业集聚推动分布格局 |
| 8.3.3 政策引导,竞争效应强化迁移活性 |
| 8.4 本章小结 第九章 研究结论、思考与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1.1 海外回流新移民个体与家庭特征 |
| 9.1.2 海外新移民的回流模式 |
| 9.1.3 海外回流新移民的空间特征 |
| 9.2 理论思考 |
| 9.3 政策启示 |
| 9.4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后记 |
（9）代际支持失衡背景下家庭养老困境及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
| 三、研究框架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代际关系 |
| (二) 代际支持 |
| (三) 代际支持失衡 |
| (四) 家庭养老 |
| (五) 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 |
| 二、相关理论基础 |
| (一)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 (二) 协同治理理论 |
| (三) 需要层次理论 |
| 第三章 代际支持变化下养老服务供给模式的演变轨迹 |
| 一、代际支持平衡期:传统家庭养老供给模式 |
| (一) 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运行基础 |
| (二) 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实现途径:土地保障下的代际支持 |
| (三) 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利弊分析 |
| 二、代际支持相对稳定期:单位制家庭养老供给模式 |
| (一) 单位制家庭养老模式的运行根基 |
| (二) 单位制家庭养老模式的实现途径:单位制下的代际支持 |
| (三) 单位制家庭养老模式的利弊分析 |
| 三、代际支持失衡期:社会化居家养老供给模式 |
| (一) 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的建构基础 |
| (二) 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的实现途径:多元主体协同供给 |
| (三) 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的优势性分析 |
| 第四章 代际支持失衡的形成及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 |
| 一、代际支持失衡的宏观要素 |
| (一) 人口结构的改变 |
| (二) 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 |
| (三) 我国家庭结构的变迁 |
| 二、代际支持失衡的微观因素 |
| (一) 孝道文化支配下传统家庭规范式微 |
| (二) 家庭代际间关系取向下位运行 |
| (三) 现代社会劳动人口迁移频仍 |
| (四) 子代缺失或养老供给能力微弱 |
| 三、代际支持失衡引发家庭养老困境 |
| (一) 代际共居比率下降 |
| (二) 家庭代际养老的经济支持功能减弱 |
| (三) 家庭代际养老的生活照料功能弱化 |
| (四) 家庭代际养老的精神慰藉频率减少 |
| 第五章 代际支持失衡背景下家庭养老向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转变的驱动要素 |
| 一、家庭驱动:家庭养老服务自我变革的诉求 |
| (一) 家庭养老外部支持力的提升诉求 |
| (二) 传统家庭养老服务项目的扩充诉求 |
| (三) 老年群体居家偏爱下对服务供给方式的变革诉求 |
| 二、政府驱动:政府角色转变与政策制度激励 |
| (一) 政府福利供给职能的转变:能促型角色的承担 |
| (二) 能促型角色下政府对社会化居家养老发展提供的政策支持 |
| (三) 能促型角色下政府对社会化居家养老发展提供的制度保障 |
| 三、社会驱动:社会供给主体生产能力显着提升 |
| (一)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初见成效 |
| (二) 多种政策工具激励下民间服务组织规模持续递增 |
| (三) 邻里志愿者互助养老悄然兴起 |
| 四、市场驱动:居家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迅速 |
| (一) 市场顾客导向推动居家养老服务产业化发展 |
| (二) 市场同业竞争推动居家养老服务产品性价比提升 |
| (三) 预防“失灵”促进居家养老服务市场规则不断完善 |
| 第六章 代际支持失衡背景下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试点效果考察与反思 |
| 一、上海模式:政府主导下的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体 |
| (一) 上海政府主导下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现状描述 |
| (二) 上海政府主导下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运行体系 |
| (三) 上海政府主导下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成效与问题 |
| 二、苏州模式:政府与商业企业合作下“虚拟养老院”的构建 |
| (一) 苏州“虚拟养老院”基本状况描述 |
| (二) 苏州“虚拟养老院”的运行系统 |
| (三) 苏州“虚拟养老院”的成效与问题 |
| 三、宁波模式:政府与NGO合作下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 |
| (一) 宁波政府与NGO合作下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情况描述 |
| (二) 宁波政府与NGO合作下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运行架构 |
| (三) 宁波政府与NGO合作下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成效与问题 |
| 四、社会化居家养老实践模式的对比与反思 |
| (一) 社会化居家养老实践模式的比较 |
| (二) 社会化居家养老实践模式的反思 |
| 第七章 东亚国家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的实践经验及启示 |
| 一、东亚国家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经验借鉴的可行性分析 |
| (一) 儒家孝道规范的同源性 |
| (二) 家庭主义的相似性 |
| (三) 代际支持失衡的共同性 |
| (四) 居家养老选择性偏爱的一致性 |
| 二、日本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的实践经验 |
| (一) 健全家庭养老制度性激励缓解代际支持压力 |
| (二) 多种类民间组织承接居家养老生活事业 |
| (三) 根据照料等级给付多层次的居家照护服务项目 |
| (四) 构建居家养老服务从业资格与质量评价机制 |
| 三、韩国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的构建经验 |
| (一) 利用文化与制度工具保障家庭代际养老功能 |
| (二) 政府+市场促进老年人就业提升其自我养老能力 |
| (三) 政府+社会+市场合作供给多样性居家养老服务项目 |
| 四、东亚国家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实践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 (一) 重视提升家庭代际养老与自我养老能力 |
| (二) 引导社会与市场参与合作供给居家养老服务 |
| (三) 根据照护等级有针对性供给多层次的服务内容 |
| (四) 完善居家养老服务质量监管并建立多维评估机制 |
| 第八章 社会化居家养老多元协同供给模式的构建 |
| 一、多元参与: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的主体设计 |
| (一) 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中多元主体供给的必要性 |
| (二) 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中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 |
| (三) 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中多元主体的职责权限划分 |
| 二、多元协同: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的架构设计 |
| (一) 社会化居家养老多元协同供给架构的设计依据 |
| (二) 社会化居家养老多元协同供给架构的构成要素 |
| (三) 社会化居家养老多元协同供给网络设计 |
| 三、多元治理: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的运行机制 |
| (一) 文化与制度激励机制 |
| (二) 社会资源整合机制 |
| (三) 多维监管评估机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代际养老服务供给现状问卷调查 |
| 附录2 老年父母养老现状及需求问卷调查 |
| 后记 |
（10）2000-2010年宁波市人口发展趋势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1. 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相对平稳 |
| 2. 人口总数增加并向城镇流动, 外来人口增幅较大 |
| 3. 劳动力人口增加, 并向城镇流动 |
| 4. 老年人口数大幅上升, 尤以城镇明显 |
| 6. 少儿人口比重下降, 劳动力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 |
| 7. 老年抚养比增加, 少儿抚养比下降 |
| 讨论 |
四、两个普查年宁波市人口年龄结构的统计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研究[D]. 施响. 吉林大学, 2021(02)
- [2]我国城市内部老龄化格局类型及其区域差异研究[D]. 魏家佳.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9)
- [3]宁波农民学院服务当地农业发展研究[D]. 沈宁洁. 浙江农林大学, 2020(07)
- [4]风险治理导向下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路径研究[D]. 王思成. 天津大学, 2020(01)
- [5]20142018年吉林市永吉县户籍人口死因监测分析[D]. 孙明. 吉林大学, 2020(08)
- [6]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宁波市流动人口治安问题及其治理[D]. 戴作佐. 宁波大学, 2019(06)
- [7]中国人口迁移的经济活动集聚效应研究[D]. 陈蓉.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6(09)
- [8]大陆海外新移民的回流模式与空间特征研究 ——以浙江为例[D]. 陈程.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9]代际支持失衡背景下家庭养老困境及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研究[D]. 吴飞. 南京大学, 2015(01)
- [10]2000-2010年宁波市人口发展趋势分析[J]. 李辉,崔军,王永,徐倩倩,许国章. 中国卫生统计,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