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经济结构改革分析及经济复苏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王家曦[2]（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张晨[3]（2020）在《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围绕农业及粮食问题而开展的农业政策制定可以说是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政府行为。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当下,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开始逐步向全球化农业生产模式的方向发展,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的活跃度逐步升高,相关领域内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因此,为维护其自身利益,作为世界主要粮食进口国的日本开始稳步推进农业政策的转向工作。战后的日本农业政策在《农业基本法》的指导下,共经历了60年代的“基本法农政”,70年代的“综合农政”以及之后的“地域农政”共三个主要阶段。进入到本世纪之后,日本的农业政策自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的“攻势型农政”,历经积极推进FTA/EPA谈判的民主党时期的农业政策,直至安倍晋三的“攻势型农林水产业”政策为止,以实现对既有的农业生产结构革新为目的,通过推动本国农产品出口,发展形成了极具“外向型”特征的“攻势型农业”。“攻势型农业”得以成型的重要基础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食粮法》与《食料·农业·农村基本法》的出台为标志,构建出的战后日本第二个农业政策制定框架。其与旧《农业基本法》的农业政策制定框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以新世纪日本农业政策转向为切入点,通过“国际粮食体制”理论所构建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跳出传统分析日本农业问题只限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束缚,实践性地打通农业政策分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阻隔,探讨农业领域内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是如何影响战后日本农业政策的制定,分析并总结战后日本农业政策制定的特点。战后日本农业政策能够发生转向的前提实际上是基于日本政府不断地对早已不适应国际农业政治经济局势的既有农业政策进行的修正。因此,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于日本农业政策的制定,已发展到起决定作用的程度。日本农业政策转向的经验在于其对国际环境变化的积极快速感知,而其教训也在于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消极迟滞应对。换句话讲,政府行为取向的形成就在于其自身与外界进行何种的互动之上。
王博[4]（2020）在《战后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是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所积累的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必然的选择。技术创新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核心动力,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特别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逐步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提出了创新立国的战略方针,技术创新在我国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近年来,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相对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来说在各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意识到了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推动力,在“科技立国”基本方针的指引下,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的技术创新模式: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主要是以引进技术为导向,并加以消化、吸收,进行模仿创新。企业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政府进行有效干预,民间力量主导研究开发,产学官三者进行合作创新。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结束了模仿创新时代,开始重视基础研究,实行“科学技术立国”政策,并调整了产学官研究开发体制,向自主创新模式转变。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正是由于技术创新的机遇、环境、支撑体系和创新主体这几个要素的存在和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其独特的技术创新模式。在这种技术创新模式的支撑下,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经济快速发展,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内就实现了对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的赶超。但是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表现出了对应用技术的过度重视,而忽略了基础研究。因此,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日本的产品主要是依靠生产的规模优势和严格的质量把控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而不是靠新产品的开发。新产品开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科学发展的最新水平,在这一点上,二战后的日本是落后于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事实上,这也造成了后来日本技术创新发展的后劲不足。随着科技竞争格局以及经济全球化格局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已经不能依靠过去的技术创新模式来拉动经济增长,这造成了日本经济长期的发展停滞。近年来,我国也开始重视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技术创新的发展,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与过去相比得到了大幅提升。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上升,综合国力也不断增加,但是我国的科技水平与美国、日本等科技强国相比在各方面还有较大的差距,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充分重视技术创新组织方式的合理运用、充分重视技术创新模式的合理选用、充分重视体制创新、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作用、把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这些都是日本技术创新过程中积累的成功经验。我国应该借鉴日本技术创新的经验教训,在制定技术创新战略时要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继续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推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官产学园区四位一体的技术创新体系;选择合理的技术创新模式和组织方式;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龙小燕[5]（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叶琳[6]（2019）在《日本经济国际化与经济体制变迁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互动关系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国际化对经济体制变迁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物质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物质性因素指的是各种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及其带来的国家经济权力,制度性因素则包括国际经济组织及其确立的基本规则以及各国签署的国际条约、协定及其确立的经济秩序等。特定的国际化因素,会使不同国家的国内行为体受到不同程度的损益。日本的经济国际化始于明治维新,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压下被动开始模仿性国际化,后经过反动霸权性国际化、参与性国际化,再到主动性国际化,经历了曲折反复的过程,对日本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战后民主改革以及一系列制度变迁,确立了独具特色的经济体制模式,即日本式经济体制,实现了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式经济体制也面临一系列问题,需要进行新的变革,小泉改革和安倍改革便是其重要尝试。从整体发展历程来看,日本的经济国际化可以说是在外界的压力下渐进实现的,通过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化与金融自由化,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日本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并不能说日本经济因为走向国际化,就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科学的评价应该是日本充分利用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大势,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应对等内在因素来推动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进而实现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其经济体制内在因素的作用,日本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时,只是在形式上实现了“对接”,实际上却自成体系,在将贸易和资本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的同时设下种种障碍,极力阻止外国资本进入本国关键产业领域进而对本国经济造成冲击。这种“双重性”导致日本式经济体制及国际化进程在全球化大发展时代遭遇了挫折。在经济国际化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发展、国际规范及美国因素对日本经济体制变迁的影响作用尤为突出。
王晗[7]（2019）在《安倍经济学与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日本经济是否陷入以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停滞为特征“失去的20年”的争论从未停歇过。在日本政府和日本主流经济学界看来,面对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停滞的巨大压力,为逆转经济发展的颓局,必须采取一整套新的经济理论及其政策,安倍经济学由此应运而生。安倍经济学是日本近20年来一套比较完整的经济改革政策与措施,其对日本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及其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安倍经济学尤其是其中日本银行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在近年来日本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瞩目。对正处于经济增长模式转换过程中的中国而言,认真分析、总结安倍经济学及其相关货币政策的经验教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所在。总体而言,本文共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是通过文献综述探讨了既有研究成果对货币政策作用机理、货币政策有效性判别、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传导机制等问题的分析与争论,并归纳了学术界对安倍经济学的总体评价。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安倍经济学是什么,对安倍经济学所谓的三支“箭”,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成长战略的内容加以分析。“机动的财政政策”与“经济成长战略”的内容相互重叠,所谓“机动的财政政策”就是为日本的结构性改革提供资金支持,就是破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素。第三部分,按照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定义,将扩大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日本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J-REIT）和商业票据、公司债券等金融资产的购买数量,调节短期利率、通过国债收益率曲线调节,压低国债长期利率和稳定企业、金融机构的外汇资金筹措环境等政策划分成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将扩大基础货币的发行数量划分成规则性货币政策。将安倍经济学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按操作目标的不同划分为两个阶段,并借助产出与货币政策的动态方程对日本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对称性加以研究,并利用VAR模型分析日本规则性货币政策和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效果。分析了以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并未解决日本低经济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两大难题的主要原因。第四部分,提出了日本货币当局的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这是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首次调整,是一次有实践意义的探索。日本货币当局的多次“追加缓和”,已宣告失败。对于本次的调整,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框架、目标、特征和运行方式等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本文分析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内容及主要特征,日本货币当局实施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背景,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面临的挑战及其未来前景。日本货币当局开始实施以长短期国债利率控制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解决日本货币当局长期实施的以增加基础货币量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弊病,未能解决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但是,“新政”注重发挥与“机动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成长战略”的合力作用。说明日本货币当局在回归正常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第五部分,通过对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和税收的分析,可以清楚的发现,日本政府采取的是扩张财政支出和财政重建并行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利用时间序列的平滑转移模型分析日本机动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可以清楚的发现,政府财政扩张和税收的增长均会抑制内需的增长。而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政府支出的增长与内需的增长呈现正向关系,而日本是由于政府支出扭曲了资源配置,促使政府支出的增长与内需呈现负向关系。“机动的财政政策”与“经济成长战略”的内容相互重叠,所谓“机动的财政政策”就是为日本的结构性改革提供资金支持,就是破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素。本文结合第二章的内容,分析了政府财政支出的作用。将日本的税收体制改革总结为“安倍税收学”,重点分析了日本消费税的上涨、个人所得税征收额的降低和日本法人税的下降为核心的税收制度改革的影响。最后,分析了“机动的财政政策”与日本货币当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关系,前期,机动的财政政策主要作为日本货币当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找到出口,后期,长短期国债利率发生变化,导致民间的金融机构陷入经营困境,但是,使养老基金减少的风险变小。第六部分,对日本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并借助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型对日本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研究了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日本对外贸易额呈现“正U型曲线”的原因以及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负利率政策配合使用对日本国际直接投资（FDI）的影响等问题。本文建立VAR模型,分两个阶段,获得了在以增加基础货币数量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开始实施到停止实施的期间内,日本基础货币量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的物价水平、日本对中国出口额以及日本对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FDI）的脉冲响应结果和在以长短期国债利率调节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实施的期间内,日本10年期国债基准收益率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的物价水平、日本对中国出口额以及日本对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FDI）的脉冲响应结果。基于中日“贸易互补指数”以及中国通过对日本的直接投资（FDI）获得该国的研发资本存量溢出额的分析,表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强有力的推动中国技术进步,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相比,对华国际直接投资（FDI）的作用显得较弱。
刘伟[8]（2018）在《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及应对策略》文中研究指明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并且特别提出政治安全是根本、经济安全是基础的重要思想。2015年5月8日,习近平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并发表《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将中俄两国的经贸合作推向新的战略高度。而2014年俄罗斯在经历了乌克兰危机、欧美经济制裁、国际油价下跌等外部因素的冲击下,各项经济指标急剧下滑,迄今为止欧美经济制裁尚未取消。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推进的顺利与否关乎着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发展态势,俄罗斯又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加强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影响的研究迫在眉睫。本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1）一国经济安全对他国对外经济安全政策实施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2）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及其经济安全风险评估和趋势预判;（3）中国的应对策略。本研究共涵盖六章,各部分内容布局如下:第一章,绪论,包括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图。第二章,文献综述梳理,分别从国家经济安全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两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并提出本文的创新点与特色。第三章,概述了国家经济安全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将国家经济安全涵义拓展至“防御型”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和“进攻型”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国经济安全对他国对外经济安全政策推进的影响”抑或“他国经济安全对本国对外经济安全政策推进的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其进行了验证。下文皆在此框架下逐一展开剖析。第四章,阐述了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及维度,核心目标及保障措施。为后续分析及前景预判提供了指导思想。第五章,运用CRM模型和马尔可夫链预测模型分别对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进行了风险评估和趋势预测。针对风险评估,首先确定了模型的选择依据;其次,分析了风险评估模型的选择优势;再次,分别从经济结构、货币、主权债务、银行、政治五大领域构建了国家经济安全的指标体系;最后,进行了实证剖析。趋势预测亦是从上述五大领域分别进行剖析。得出的国家经济安全风险值为第六章的Stata回归提供了解释变量。其结论为:单一的经济结构致使俄罗斯经济极易受到外部不安全因素（经济和政治）的冲击,其货币安全、主权债务安全、银行业安全除了自身系统的不健全外,均掣肘于经济结构单一所致的经济增长乏力。而畸形的经济结构为欧美经济制裁埋下了“定时炸弹”,欧美经济制裁更使俄罗斯的经济“每况愈下”,恶劣的经济基础和劳动力储备枯竭决定了未来5年内其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第六章,分别从中俄经贸合作、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及中美亚太地区博弈五个方面分析了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其中,前四节运用大量的数据及Stata回归模型进行剖析,最后一节采用有限多轮动态博弈模型构建了强国经济安全态势下一超双强数学博弈模型,并通过两个案例即“1998年俄罗斯主权债务危机+1998年科索沃危机”和“2014年乌克兰危机+2014年俄罗斯金融危机”进行验证剖析。其结论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是确保欧亚空间的稳定与发展的首要机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至关重要。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危机对中俄、中国与中亚五国、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多边合作及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均有负影响,但俄罗斯经济安全形势的恶化使得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相关项目给予了妥协和支持,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项目合作,故当前是中国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机遇期。但若俄罗斯国力一旦恢复元气,因担心中国对其传统势力范围影响力的扩大,势必会增加丝绸之路经济带推进的难度。故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必须拿捏有度,否则于我不利。最后,总结相关结论并提出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影响的应对策略。
崔岩[9]（2018）在《安倍执政五年的日本经济:持续缓慢上行与政策调整》文中指出日本经济自安倍第二次内阁组建之初,就开始了新的周期上行阶段,直至2017年底形成了战后持续时间第二长的大型经济景气,俗称"安倍经济学景气"。其前期（2015年年末之前）,在安倍经济政策推动下明确了经济复苏的方向,并取得了一定的改善,但受到提高消费税率的影响经济复苏趋势弱化,之后经济进入稳步的上行阶段。2016年以来经济状况大幅改善。这次经济上行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改善领域扩大和有一定的力度。五年来安倍政权进行了重大的政策调整,即由原来的以扩大需求为重点的安倍经济学,转向了以"人才培育革命"和"生产率革命"为两大支柱的供给政策。今后日本经济走向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取决于国内外有利和不利因素的综合作用。
杨阔,郭克莎[10]（2016）在《发达国家应对通货紧缩及通缩预期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通货紧缩风险,市场通缩预期对需求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明显影响。日本、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在应对通货紧缩影响中所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即以非传统货币政策（UMP）为主体的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突出。虽然中国的经济运行和宏观政策背景与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特别是货币政策仍运行于常规政策的框架内,但发达国家应对通货紧缩及通缩预期的宏观政策取向、国际经济学家研究这种政策及其效果的方法和理论,仍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日本经济结构改革分析及经济复苏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经济结构改革分析及经济复苏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 2.2.1 方向动力 |
| 2.2.2 政策导向 |
| 2.2.3 模式选择 |
| 2.2.4 可行路径 |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问题表现 |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 4.2 症因探析 |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意义 |
| 五、研究内容与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的理论工具与研究路径 |
| 第一节 主要理论工具:新现实主义与权力转移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路径:战后美日经济外交的发展阶段的总结及比较 |
| 第二章 “权力”与“权利”之辩: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战后初期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战后初期美日经济外交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三章 “安全化”:冷战背景下美日经济外交的演化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冷战中美日经济外交的“安全化”进程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安全化”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对“安全化”的认知与回应 |
| 第四章 机遇、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的“重新校准”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中的机遇、挑战与美日经济外交的回应 |
| 结论 |
| 研究发现 |
| 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3）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以及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及文献的回顾及综述 |
| 第二节 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农业发展—“国际粮食体制”理论 |
| 第一节 第一粮食体制 |
| (一)“第一粮食体制”的形成及特征 |
| (二)“第一粮食体制”的终结与之后的调整 |
| 第二节 第二粮食体制 |
| (一)“第二粮食体制”的形成及特征 |
| (二)“第二粮食体制”的终结及遗产 |
| 第二节 对于“第三粮食体制”的展望 |
| (一)哈里特?弗里德曼的积极乐观论调 |
| (二)菲利普·麦克迈克尔的消极悲观论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第二粮食体制”中的日本农业政策 |
| 第一节 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下的“农地改革”和“粮食援助” |
| 第二节 国际市场冲击下的“基本法农政” |
| 第三节 “第二粮食体制”末期的“综合农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第三粮食体制”特征背景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 |
| 第一节 美日贸易摩擦升级下的农产品市场深度开放与“地域农政” |
| 第二节 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农业政策调整 |
| 第三节 GATT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与日本农业政策转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转向后的新世纪日本农业政策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WTO多哈回合农业谈判与小泉纯一郎的“攻势型农政” |
| 第二节 FTA/EPA谈判的推动和民主党的农业政策 |
| 第三节 美日、欧日FTA/EPA谈判与安倍晋三的“攻势型农林水产业”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战后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比较分析法 |
| 1.3.3. 实证研究法 |
| 1.4. 主要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主要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演化概述与回顾 |
| 2.1. 技术创新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技术创新概念的界定 |
| 2.1.2. 技术创新的分类 |
| 2.1.3. 技术创新过程模型的演变 |
| 2.2. 技术创新理论的演化 |
| 2.2.1. 熊彼特学派的技术创新理论 |
| 2.2.2. 熊彼特后技术创新学派相关理论的演进 |
| 2.2.3. 制度创新学派的技术创新理论 |
| 2.3. 基于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回顾 |
| 2.3.1. 假定不存在技术进步的稳定经济增长理论 |
| 2.3.2. 作为外生因素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3.3. 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因素的新经济增长理论 |
| 第3章 日本技术创新的发展演进与政策框架 |
| 3.1. 日本技术创新的发展阶段 |
| 3.1.1. 引进技术为主的发展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 |
| 3.1.2. 改良技术发展阶段(20 世纪60 年代) |
| 3.1.3. 引进技术与自主开发技术相结合的发展阶段(20 世纪70-90 年代中期) |
| 3.1.4. 自主技术主导的发展阶段(20 世纪90 年代后期至今) |
| 3.2. 日本技术创新的发展模式分析 |
| 3.2.1. 技术创新模式 |
| 3.2.2. 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 |
| 3.2.3. 日本技术创新模式的要素系统分析 |
| 3.3. 日本技术创新政策的基本框架 |
| 3.3.1. 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重点支持产业技术创新和企业技术研发 |
| 3.3.2. 以国家为主导促进大型技术革新和革命性技术创新 |
| 3.3.3. 以自主创新为导向建立以基础研究为核心的更为先进的工业创新体系 |
| 第4章 技术创新与日本经济的赶超发展 |
| 4.1.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竞争动态分析 |
| 4.1.1. 技术领先国和技术追赶国的动态竞争分析 |
| 4.1.2. 技术创新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 |
| 4.1.3. 技术创新引致宏观经济长波的四个阶段 |
| 4.1.4. 技术创新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
| 4.2. 日本技术创新的经济赶超路径 |
| 4.2.1. 技术引进与倾斜生产方式相结合确保经济恢复的技术需求 |
| 4.2.2. 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确保战后日本经济高速的技术升级需要 |
| 4.2.3. 技术自主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相结合确保稳定增长的技术与产业升级需要 |
| 第5章 技术创新与日本经济的停滞发展 |
| 5.1. 日本“泡沫经济”到“失去的十年” |
| 5.1.1. 经济发展约束条件的改变 |
| 5.1.2. 泡沫经济的崩溃与“失去的十年” |
| 5.2. 日本经济的停滞与日本技术创新的局限性 |
| 5.2.1. 日本技术创新的局限性 |
| 5.2.2. 技术创新的劣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
| 第6章 日本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效应 |
| 6.1. 技术创新与日本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
| 6.1.1. 日本技术创新能力的测度 |
| 6.1.2. 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散点图 |
| 6.1.3. 日本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
| 6.2. 日本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效应 |
| 6.2.1. 索罗余值法 |
| 6.2.2. 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
| 第7章 日本技术创新及其经济增长效应对中国的启示 |
| 7.1. 日本技术创新的经验 |
| 7.1.1. 充分重视技术创新组织方式的合理运用 |
| 7.1.2. 充分重视技术创新模式的合理选用 |
| 7.1.3. 充分重视体制创新 |
| 7.1.4. 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作用 |
| 7.1.5. 企业是日本技术创新的主体 |
| 7.2. 中国技术创新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7.2.1. 中国科技发展及技术创新回顾 |
| 7.2.2. 中国科技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 |
| 7.3. 日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的启示 |
| 7.3.1. 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 |
| 7.3.2. 继续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 |
| 7.3.3. 推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官产学园区四位一体的技术创新 |
| 7.3.4. 选择合理的技术创新模式和组织方式 |
| 7.3.5.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人才培养 |
| 7.3.6. 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 |
| 参考文献 |
| 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6）日本经济国际化与经济体制变迁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 三、文献综述：国内外研究的现状、路径及问题 |
| 四、论文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论文的研究方法 |
| 六、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日本经济的国际化：进展、现状与影响 |
| 第一节 关于经济国际化的一般原理 |
| 一、经济国际化的一般内涵 |
| 二、影响经济国际化的基本因素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国际化的指导思想 |
| 一、日本的经济国际化 |
| 二、“大日本主义”与“小日本主义”的交锋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国际化的阶段划分 |
| 一、日本经济国际化“前史” |
| 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国际化 |
| 三、新世纪的日本经济国际化 |
| 第四节 国际化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
| 一、借力国际市场,调整资源配置 |
| 二、凭借后发优势,实现追赶超越 |
| 三、利用外部压力,倒逼国内改革 |
| 四、推动经济合作,获取规则红利 |
| 第二章 日本经济体制变迁：历程、特点与绩效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体制的近代化与现代化变迁 |
| 一、明治维新 |
| 二、战后改革 |
| 三、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改革 |
| 四、小泉的“无禁区体制改革” |
| 五、安倍的结构性改革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体制变迁的特点及其绩效 |
| 一、国际比较 |
| 二、日本经济体制变迁的特点及绩效 |
| 第三节 推动日本经济体制变迁的主要因素 |
| 一、关于体制变迁动力的一般说明 |
| 二、日本经济体制变迁的动力因素 |
| 第三章 国际化促进日本经济体制变革：路径与机理 |
| 第一节 国际化促进国内体制变迁的一般机理 |
| 一、影响国内体制变迁的国际化因素 |
| 二、国际化影响国内体制变迁的行为主体 |
| 三、国际化影响国内体制变迁的传导路径 |
| 第二节 国际化与日本经济体制变迁的消极互动：21世纪以前 |
| 一、20 世纪60 年代贸易投资自由化及其后果 |
| 二、20 世纪80 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体制后果 |
| 第三节 国际化与日本经济体制变迁的积极互动：21世纪以后 |
| 一、小泉时代的“无禁区改革”及其国际背景 |
| 二、安倍政府的国际化战略与结构性改革 |
| 第四章 经济体制影响日本经济开放绩效：成果与问题 |
| 第一节 经济体制影响国际化的一般机理 |
| 第二节 日本式经济体制特有的经济开放效果 |
| 一、法人垄断经济体制的经济增长效能 |
| 二、经济自由化与经济国际化、经济增长 |
| 三、竞争力提升与经济国际化、经济增长 |
| 第三节 体制变迁滞后造成严重的经济开放问题 |
| 一、日本式经济体制变迁的“滞后性” |
| 二、日本经济对外开放的“单向性” |
| 第四节 逆全球化与日本面临的开放体制问题 |
| 一、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
| 二、日本开放体制面临的新课题 |
| 第五章 专论：国际环境、经济国际化与日本经济体制变迁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体制变迁与资本主义发展 |
| 一、经济国际化、体制变迁与资本主义发展 |
| 二、日本经济国际化与经济体制演变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体制变迁与国际规范 |
| 一、国际规范与国内体制变迁 |
| 二、GATT与日本经济自由化改革 |
| 三、TPP(CPTPP)与日本经济体制改革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体制变迁与美国因素 |
| 一、黑船来袭与日本经济近代化 |
| 二、美国占领与日本经济民主化 |
| 三、日美经济摩擦与日本经济自由化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7）安倍经济学与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与本文相关的货币政策文献梳理 |
| 1.2.2 关于安倍经济学及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评价 |
| 1.3 结构安排及分析方法 |
| 1.3.1 结构安排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2章 安倍经济学的实施背景及其主要内容 |
| 2.1 安倍经济学的实施背景 |
| 2.2 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
| 2.3 机动的财政政策 |
| 2.3.1 机动的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支出 |
| 2.3.2 机动的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收入——安倍税收学的主要内容 |
| 2.4 经济成长战略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基于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视角 |
| 3.1 日本银行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 |
| 3.1.1 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定义 |
| 3.1.2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分类 |
| 3.2 规则性货币政策和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对称性研究——基于WALSH产出与货币政策的动态方程分析 |
| 3.2.1 模型设计 |
| 3.2.2 模型假设 |
| 3.2.3 变量选择 |
| 3.2.4 模型检验 |
| 3.3 不同时期内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研究 |
| 3.4 以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分析 |
| 3.4.1 2014 年和2018 年日本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及其原因 |
| 3.4.2 日本经济增长率的长期低迷 |
| 3.4.3 以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效果有限的原因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调整 |
| 4.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主要背景 |
| 4.1.1 货币数量的扩张已经达到极限 |
| 4.1.2 日元贬值的目标难以实现 |
| 4.1.3 “负利率政策”的导入导致银行经营困难 |
| 4.1.4 日本银行的“单兵作战”陷入困境 |
| 4.2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内容及主要特征 |
| 4.2.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内容 |
| 4.2.2 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主要特征 |
| 4.3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新政”面临的挑战及其前景 |
| 4.3.1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新政”面临的挑战 |
| 4.3.2 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
| 4.3.3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面临的前景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安倍经济学机动的财政政策及其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关系 |
| 5.1 日本的机动的财政政策的性质及有效性分析 |
| 5.1.1 日本的机动的财政政策的性质 |
| 5.1.2 机动的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
| 5.2 机动的财政政策的分类 |
| 5.3 机动的财政政策的评价 |
| 5.3.1 机动的财政政策中政府支出的评价 |
| 5.3.2 安倍税收学的评价 |
| 5.4 机动的财政政策与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 |
| 6.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1.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的理论分析 |
| 6.1.2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 |
| 6.1.3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1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 |
| 6.2.2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国际直接投资(FDI)渠道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结论 |
| 7.2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8）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及应对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家经济安全文献梳理及综述 |
| 一、国外经济安全文献梳理及评述 |
| 二、国内经济安全文献梳理及评述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经济带文献梳理及综述 |
| 一、国外丝绸之路经济带文献梳理及评述 |
| 二、国内丝绸之路经济带文献梳理及评述 |
| 第三节 本文创新点及特色 |
| 一、理论创新 |
| 二、模型拓展 |
| 第三章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影响的理论体系 |
| 第一节 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基础 |
| 一、国家经济安全内涵 |
| 二、传统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基础 |
| 三、本文对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基础的拓展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经济带理论基础 |
|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内涵界定 |
|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 |
| 一、理论分析框架的提出 |
| 二、理论分析框架的验证 |
| 第四章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基本内容 |
| 第一节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及维度 |
| 一、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内涵 |
| 二、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维度 |
| 第二节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核心目标及保障措施 |
| 一、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核心目标 |
| 二、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措施 |
| 第五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风险评估及趋势预测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风险评估 |
| 一、风险评估模型选择依据 |
| 二、风险评估模型选择优势 |
| 三、指标体系设计 |
| 四、评估分析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趋势预判 |
| 一、预测模型 |
| 二、预测结果 |
| 三、预判分析 |
| 第六章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 |
| 第一节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中国与俄罗斯经贸合作的影响 |
| 一、中国与俄罗斯经贸合作的主要领域及发展历程 |
| 二、基于计量模型的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影响 |
| 三、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发展态势下中俄经贸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第二节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的影响 |
| 一、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的主要领域及发展历程 |
| 二、基于计量模型的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的影响 |
| 三、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发展态势下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第三节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上合组织框架下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合作的影响 |
| 一、上合组织框架下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合作的主要内容及进程 |
| 二、上合组织框架下中俄印大国经贸地位 |
| 三、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形势下上合组织多边经济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第四节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影响 |
| 一、欧亚经济联盟建设进程及目标 |
| 二、基于计量模型的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合作的影响 |
| 三、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形势下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第五节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中美亚太地区博弈的影响 |
| 一、美国亚太战略布局及对华政策演变 |
| 二、美国亚太战略布局对中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阻碍 |
| 三、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态势对中美亚太地区博弈的影响 |
| 第七章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影响的应对策略 |
| 第一节 本文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中国应对策略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在校期间获得奖项、发表的论文和参与的课题 |
（9）安倍执政五年的日本经济:持续缓慢上行与政策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 一、“安倍经济学景气”前半期:经济恢复的波动与疲弱 |
| 二、“安倍经济学景气”的后半期:稳健的经济复苏与经济上行的总体特点 |
| 三、安倍经济学的重大政策转变与今后日本经济走向 |
（10）发达国家应对通货紧缩及通缩预期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发达国家的宏观政策框架 |
| (一)UMP的定义 |
| (二)UMP的分类 |
| (三)UMP的传导机制与工具创新 |
| 二、日本以UMP为主体的宏观政策及效果 |
| (一)日本的宏观政策 |
| 1.日本银行的UMP |
| (1)2001—2006年日本首次量化宽松政策 |
| (2)金融危机后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 |
| 2.日本的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 |
| (二)日本宏观政策效果研究 |
| 1.UMP效果研究 |
| (1)第一轮QE效果研究 |
| (2)第二轮QE效果研究 |
| 2.“安倍经济学”效果研究 |
| 三、美国以UMP为主体的宏观政策及效果 |
| (一)美国的宏观政策 |
| 1.美联储的UMP |
| 2.美国的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 |
| (二)美国宏观政策效果研究 |
| 1.UMP效果研究 |
| 2.财政政策效果研究 |
| 四、欧洲以UMP为主体的宏观政策及效果 |
| (一)欧洲的宏观政策 |
| 1.欧洲央行的UMP |
| 2.英格兰银行的UMP |
| 3.欧元区的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 |
| 4.英国的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 |
| (二)欧洲宏观政策效果研究 |
| 1.欧洲央行UMP效果研究 |
| 2.欧元区财政政策效果研究 |
| 3.英格兰银行UMP效果研究 |
| 五、结语 |
四、日本经济结构改革分析及经济复苏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3]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D]. 张晨. 外交学院, 2020(08)
- [4]战后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D]. 王博. 吉林大学, 2020(08)
- [5]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6]日本经济国际化与经济体制变迁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互动关系研究[D]. 叶琳. 外交学院, 2019(10)
- [7]安倍经济学与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D]. 王晗. 吉林大学, 2019(04)
- [8]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及应对策略[D]. 刘伟. 新疆财经大学, 2018(02)
- [9]安倍执政五年的日本经济:持续缓慢上行与政策调整[J]. 崔岩. 日本研究, 2018(01)
- [10]发达国家应对通货紧缩及通缩预期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政策研究[J]. 杨阔,郭克莎. 区域经济评论,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