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WTO与中国农户经济的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韩杨[1](2021)在《中美农业支持政策的演变与完善——基于WTO《农业协定》影响的对比》文中指出中美两国农业支持政策具有明显的经济发展历史阶段特征,在WTO 《农业协定》生效后,既要受协定中市场准入和国内支持等规则条款的约束,也要结合各自农业资源禀赋、农产品国际贸易地位、国内农业发展变化进行动态调整。本文系统对比分析中美适用WTO 《农业协定》规则及其对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和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影响,并认为未来中国农业支持政策改革应当根据国内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保障战略需要,在全球视角下充分考虑中美农业差异,审慎完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一是加快构建农业新发展格局,统筹衔接农产品国际贸易、农业对外投资政策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建立支持农业发展的长效机制;二是明确不同阶段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目标,积极拓展、创新绿箱政策工具,在国家财力承受范围内逐步提高农业支持水平;三是逐渐推进农业国内支持市场化改革措施,逐渐调整"黄转绿、黄转蓝"政策转箱,统筹用好、用足黄箱,利用黄箱政策空间集中精准地支持特定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品种,扩大非特定产品支持规模;四是加快推进WTO农业领域规则向更公平、更平等、更包容的方向改革,各成员享有的权益和承担的义务应当与其发展阶段和能力相适应。
许庆,杨青,章元[2](2021)在《农业补贴改革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文中指出为促进粮食生产提质增效和顺应WTO规则,2014—2017年间中国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和玉米、大豆临时收储政策改革,并将补贴重点向生产者尤其是规模经营农户倾斜。本文利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14年与2017年两期农户面板数据考察了农业补贴改革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结果发现:农业"三项补贴"改革整体上提高了规模农户的补贴获得,促进了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但这一效果更多体现于粮食主产的东北和内蒙地区;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改革不仅明显增加了农户进行玉米适度规模经营的概率,还显着促进了规模农户进一步扩大玉米的经营规模;大豆临时收储政策改革的明显效果主要来自大豆主产的黑龙江。本研究的结论为今后在WTO框架下进行水稻、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改革,促进农户扩大并持续进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政策启示,即向生产者补贴转变的同时向粮食主产区倾斜。
冷博峰,李谷成,冯中朝[3](2021)在《从不种地农民也能领取农业补贴谈起——兼论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后的补贴发放方式》文中研究表明转出土地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却领取根据农户土地承包面积发放的农业补贴,这引起了不小的批评。本文从补贴的分配效应、农地经营规模、非农就业、市场扭曲、基层政府的工作难度、WTO农业补贴规则、当前土地流转比例、农民心理感受和代际补偿性等方面,以当前实行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为例,讨论了按照承包面积发放补贴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研究发现,2016年中国农业"三项补贴"改革之后,实行的主要农业补贴项目的发放方式是恰当的。基于研究结论,对未来"十四五"期间的补贴发放方式提出以下建议:(1)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继续在主要根据农户承包面积发放的基础上,压实耕地地力保护责任;(2)适度规模经营补贴继续在依据规模农业经营主体实际经营面积发放的基础上,采取更加多元灵活的发放方式;(3)其它按照土地面积发放补贴的项目参照农业"三项补贴"改革思路,对普通农户与当期生产面积脱钩,按照固定的基期生产面积进行补贴,对规模农业经营主体按照当期生产面积进行补贴,并将增量补贴资金向其适度倾斜。
许庆,刘进,杨青[4](2020)在《WTO规则下的农业补贴改革:逻辑、效果与方向》文中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我国工业开始反哺农业,但由于加入WTO,农业补贴受到其相关规则的约束。按规则,中国可实施受约束的"黄箱"、不受约束的"绿箱"和"蓝箱"政策。本文从WTO规则视角分析了2014—2017年间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和玉米、大豆临时收储政策改革的内在逻辑,评估了改革对拓展农业补贴政策支持空间的实际效果,并探讨了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问题及其改革方向。研究认为,第一,在WTO规则约束下,改革旨在解决"箱体"错用——以"黄箱"之名行"绿箱"之实的问题和"黄箱"约束突破的问题。第二,通过"黄箱"调"绿箱",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解决了"箱体"错用的问题,扩展了近900亿元的"黄箱"支持空间;通过"黄箱"调"蓝箱",临时收储政策改革扭转了玉米和大豆"黄箱"支持超标的局面。第三,当前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困境在于归属"黄箱"的价格支持已被WTO规则"锁定",下一步改革应由价格支持,转变为生产者补贴、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补贴等其他"黄箱"政策和粮食作物或收入保险等不受约束的"绿箱"政策。
张晨[5](2020)在《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围绕农业及粮食问题而开展的农业政策制定可以说是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政府行为。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当下,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开始逐步向全球化农业生产模式的方向发展,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的活跃度逐步升高,相关领域内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因此,为维护其自身利益,作为世界主要粮食进口国的日本开始稳步推进农业政策的转向工作。战后的日本农业政策在《农业基本法》的指导下,共经历了60年代的“基本法农政”,70年代的“综合农政”以及之后的“地域农政”共三个主要阶段。进入到本世纪之后,日本的农业政策自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的“攻势型农政”,历经积极推进FTA/EPA谈判的民主党时期的农业政策,直至安倍晋三的“攻势型农林水产业”政策为止,以实现对既有的农业生产结构革新为目的,通过推动本国农产品出口,发展形成了极具“外向型”特征的“攻势型农业”。“攻势型农业”得以成型的重要基础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食粮法》与《食料·农业·农村基本法》的出台为标志,构建出的战后日本第二个农业政策制定框架。其与旧《农业基本法》的农业政策制定框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以新世纪日本农业政策转向为切入点,通过“国际粮食体制”理论所构建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跳出传统分析日本农业问题只限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束缚,实践性地打通农业政策分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阻隔,探讨农业领域内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是如何影响战后日本农业政策的制定,分析并总结战后日本农业政策制定的特点。战后日本农业政策能够发生转向的前提实际上是基于日本政府不断地对早已不适应国际农业政治经济局势的既有农业政策进行的修正。因此,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于日本农业政策的制定,已发展到起决定作用的程度。日本农业政策转向的经验在于其对国际环境变化的积极快速感知,而其教训也在于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消极迟滞应对。换句话讲,政府行为取向的形成就在于其自身与外界进行何种的互动之上。
冯叶[6](2020)在《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研究》文中认为我国自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提出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以来,已经连续16年在中央一号文件里部署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与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步调一致。2006年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开始试点,2008年正式成为全国试点省份,2019年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实现保费收入29.32亿元,同比增长21.98%,农业保险提供风险保障745.16亿元,同比增长18.99%,支付赔款13.15亿元,同比增长25.8%,省级补贴险种已经达到44个,主要粮食作物保险覆盖率达到75%。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2006-2019年期间取得一定“量”的成绩。到2019年《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对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要求,政策性农业保险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需要实现质的飞跃。本文的主要内容为:第一,确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性质、目标、理论基础;第二,研究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历史阶段划分与及基本现状;第三,研究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效率、发展效率、财政补贴效率指标设计、现状、指数变化,利用多项式函数预测政策性农业保险深度和农业保险密度,利用DEA模型测算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效率;第四,研究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服务效率评价体系及其指数变化,利用熵值法测算评价体系指数,利用TOPSIS进行对比研究;第五,研究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农业增产的关系,利用山东省17地市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检验其外部性效果;第六,研究山东省与全国各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省际差异;第七,提出对策建议。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本文有以下结论:第一,山东省政策性农业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现在处于政策性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时期;第二,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整体保障效率高,发展效率较低。2018年山东省农业保险深度和农业保险密度均低于全国水平,预测到2022年,农业保险深度可达1%,达到全国目标,农业保险密度为316元/人,按目前发展速度,难以达到全国水平;第三,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政府财政补贴资金运行效率较低,农业保险管理制度效率与规模效率不适配,还需要改进;第四,设计一套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服务效率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3个,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效率、补贴效率、发展效率,二级指标15个,包括保障规模、保障广度、保障深度、农业保险杠杆、政府财政补贴比例、政府补贴杠杆组成、赔付率、受益率、单位保费赔付额、保费补贴资金使用效率、转移支付率、收入再分配率、财政投入力度、农业保险深度、农业保险密度等;第五,利用熵值法和TOPSIS法测算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服务效率指数,2008-2017年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效率指数平稳发展,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效率指数曲折发展,波动落差大,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效率指数呈现不断上涨变化,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服务效率曲折变化,整体呈现上涨态势;第六,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补贴对农林牧渔产值有正向影响,且边际影响效果大于其他支农政策支出效果,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有一定外部效果;第七,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深度与农业保险密度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在相同资源禀赋的黄淮海平原地区省份中,处于落后位置,还需借鉴农业保险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经验。本文设计客观可行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考虑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效率、发展效率、补贴效率,更为准确客观的评价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问题,是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问题研究的补充与丰富;在内部效率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外部效果与省际差异对比,是对评价政策工具方法的改进。
朱辉进[7](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率先开始了一系列旨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改革。农村改革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标志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开始,因而被称之为“启动历史的变革”。40余年来,农村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农村市场化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进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迫在眉睫,农村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整体水平,而农村市场化建设是解决目前农村发展中一系列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本研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为主题,旨在通过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发展的历程,总结取得的成就,吸取发展过程中的教训,反思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进一步改革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思考。绪论部分论述了本选题的背景、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三个层面分类总结了国内学者关于农村市场化建设的研究成果,并提出本文的观点和看法,还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以及研究的创新和不足。第一章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基础理论概念,简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概述了我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的五个阶段,分析每一个阶段农村市场化建设的重点。第二章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现状,包括农村市场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和获得的经验,总结了当前我国农村市场化建设过程中,思想和实践层面存在的多方面问题。第三章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改革和创新的思考,包括进一步推进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明确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边界和职能范围、逐步推广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和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个方面。
龚谨[8](2020)在《我国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冲击及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受中国大麦种植规模减少和啤酒消费需求持续旺盛的影响,一直以来国内大麦市场需要通过进口来弥补产需缺口。2004-2013年,中国大麦年均进口量为181.31万吨,进口量相对比较稳定。2014-2018年,大麦进口量出现大幅增长,年均进口量增加到736.24万吨,其中,2015年更是达到1073.23万吨的历史高点。受国内贸易政策干预的影响,大麦进口增长的同时年际波动明显加剧,这给国内大麦及其相关产业健康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给大麦替代品——玉米市场化改革带来不小的扰动因素;给政府调控国内大麦市场供求、稳定价格带来一定困难;给特定地区的农户增收及脱贫攻坚战带来一定挑战。因此,理清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及其影响,对于完善大麦贸易和产业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首先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梳理总结了贸易开放条件下的世界与中国大麦供需特征;其次,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分析大麦进口对国内玉米市场的替代效应,剖析大麦大量进口的原因;然后,重点分析大麦进口对大麦和关联产业贸易市场的影响,运用Armington模型分析进口大麦对国产大麦的替代弹性,运用剩余需求弹性模型分析中国大麦进口对其他大麦进口国进口来源的替代效应,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大麦进口价格对中国啤酒国际贸易的影响;再次,运用logit模型分析大麦相对价格变化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行为的影响;最后,采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贸易政策对中国大麦进口的影响。论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大麦进口波动加剧并将趋于常态化。一方面,世界大麦市场供需维持“紧平衡”状态;另一方面,中国大麦进口受饲料消费需求旺盛和贸易政策调整的双重影响,大麦进口波动明显加剧,加之进口市场集中度过高,对中国大麦进口和产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第二,进口大麦价格相对国内玉米和大麦价格更加低廉,导致大麦饲料消费需求剧增,是中国大麦进口增长的主要原因。大麦价格优势能够显着降低国内玉米饲用消费量,当大麦价格优势每吨增加100元,国内玉米消费量将减少284.2万吨;当进口大麦相对国产玉米和国产大麦的价格优势扩大时,大麦进口量会显着增加。第三,大麦进口增长对国内大麦及关联产业贸易带来显着冲击。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进口大麦对国产大麦形成一定的替代效应;大麦进口增长对澳大利亚等世界主要大麦出口国带来外溢影响;进口大麦价格提高对国内啤酒进出口形成一定的冲击。第四,大麦进口增长对国内大麦种植规模形成明显的挤压效应。从宏观层面看,大麦进口量对国内大麦种植面积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即当上一年度的大麦进口量增加1%时,本年度的国内大麦种植面积将减少2.418%,这一定程度上表明进口大麦对国内大麦种植规模形成了明显的挤压。从微观层面看,大麦相对价格的提高能够显着增强农户种植大麦意愿。当大麦价格相对其他竞争性作物价格提高时,农户种植大麦意愿也会更高。第五,非关税措施的使用对中国大麦进口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其中,将大麦纳入自动进口许可管理货物目录对中国大麦进口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未显着增加中国大麦进口量。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拓宽大麦进口渠道,降低进口市场集中度;二是强化应对大麦进口外溢冲击的政策储备;三是充分挖掘大麦优势产区的生产潜能;四是完善大麦进口监测预警和贸易救济制度。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包括:1.从替代效应的视角对中国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2.系统地阐明了大麦进口增长的外溢冲击,为大麦和相关行业顶层设计的政策协同提供现实依据;3.定量评价了中国大麦贸易政策的使用效果。
刘锐金[9](2020)在《新形势下我国农业支持制度改革研究 ——政策效应评估及制度改革方向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04年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以市场价格支持、农业补贴和专项支持为主体的农业支持体系,对保障粮食安全、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等发挥了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农业支持政策进行一系列改革,先后取消了棉花、油菜籽、玉米等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逐步降低了水稻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进一步优化和创新了农业补贴政策体系。但我国农业支持政策依旧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水稻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在WTO的适宜性,国内粮食产需缺口对进口的依赖。继续完善改革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已经成为共识,但具体怎么改还存在一定的争论。为了更好理清改革思路,本研究评估了水稻、小麦最低收购价、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对农户的产品产值、物质投入的影响,探索了棉花、玉米和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不同退出方式对生产的冲击及其收储价格设定的合理性,探讨了农业直接补贴对农户种子化肥农药投入、家庭收入及其收入流动的作用,分析了水稻、小麦和玉米市场支持政策在WTO规则下的争议焦点,识别了农民对农业支持政策选项的偏好,最后提出未来政策改革方向和一些建议。主要结论如下:(1)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urvey,CFPS)4期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稻麦最低收购价和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发现:当收购价格下跌并触发最低收购价政策时,较好地稳定了政策执行区水稻和小麦种植户的产品产值,但对种子化肥农药投入的影响弱,即政策的要素投入扭曲小;随政策收购量增加,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曾对稳定东北地区玉米种植户的产品产值、增加种子化肥农药投入具有显着的作用,当2015/2016年度价格大幅度下跌时,虽然政策性收储量大幅度增加,但政策效应是负面的,无法实现政策目标。(2)运用省级统计和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和断点回归分析棉花、玉米和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发现:临时收储政策对棉花、玉米和油菜籽产量和化肥投入的影响差异大,由强到弱依次是棉花、玉米和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退出对油菜籽的负面影响最大,主要源于政策改革沟通不畅、配套政策不到位;油菜籽临时收储价格设置不如玉米和棉花有效,棉花和玉米的临时收储价格附近,种植户化肥投入明显提高。(3)运用CFPS的3期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和有序logit模型分析农业直接补贴发现:政府对农户家庭的直接补贴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尤其是规模较大的种植户,但品种之间有差异,水稻种植户特别是规模较大的种植户种子化肥农药投入对政府补贴的弹性较小;大多数农村家庭获得了农业补贴,政府直接补贴金额增加、对补贴的依赖程度提高不利于低收入农户家庭向上流动,也不利于较高收入组稳定在原收入组,而户主的健康水平则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直接补贴对中西部农村家庭的负影响较弱,非农就业能有效促进家庭收入向上流动,但无法改善政府补贴的负影响。(4)运用WTO和OECD的报告数据,比较分析水稻、小麦和玉米市场支持量及其关键参数发现:同一作物不同国家用于计算市场支持量的固定外部参考价格不同,选择有资格接受管理价格的收购量也有不同的考量;若按照美国提交WTO的计算方法,无论如何调整稻麦最低收购价政策,都会超出限额,除非取消。(5)运用Best-Worst Scaling问卷设计获得的农户调查数据,使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农户政策偏好发现:农户对无需付费的市场支持政策或目标价格补贴最为期待,对各类保险保费补贴的政策选项偏好程度低;拥有非农兼业就业机会、生活态度乐观、种植规模大的农户更加关注农业生产性投入支持,对农业收入依赖程度更高的农户则更希望直接获得货币补贴。(6)我国农业支持政策在生产促进、农户政策偏好和WTO规则之间有难以协调的矛盾,建议继续保留水稻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保持现有农业支持总量稳定,研究提高农业支持政策的地方适应性和透明度,更好落实“米袋子”省长制;大幅度提高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农村婴幼儿、儿童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的营养保障水平,增强生产经营主体的知识运用能力,更加突出农户的企业属性。
晋乐[10](2018)在《国际规则约束下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WTO和OECD指标评价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入世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以增产为导向的粮食国内支持体系。然而,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这种国内支持方式正面临较大国内外压力。国内方面,粮食生产成本上涨、国际竞争力不足,在缺乏有效边境保护条件下,以增产为导向的国内支持面临生产、进口、库存“三量齐增”的尴尬局面。国际方面,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越来越多的受到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与影响。美国于2016年向世界贸易组织(Wto)起诉,声称中国在2012-2015年间粮食国内支持水平已超过“入世承诺”规定上限。同时,作为Wto贸易谈判重要参考的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每年向全球发布、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农业“国内支持”指标也显示出中国粮食生产者支持水平处于历史高位。贸易规则的“天花板”已开始对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构成实质性约束。面对国内外双重挑战,粮食国内支持政策急需调整,如何调整国内支持政策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本文研究目标是甄别出既符合国际贸易规则与国际公认的农业政策评价体系,又能缓解国内粮食产业“三量齐增”现实压力的最优政策,以期为今后粮食国内支持政策调整提供参考。根据国际惯例,“国内支持”政策主要分为三大类,即市场价格支持、收入支持和农业综合服务支持。三种政策选择中,哪种政策将是今后符合国际规则的调整重点?作为选择之一的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对保障国内粮食生产具有显着效果,但同时具有较强的贸易扭曲效果,故属于Wto限制的“黄箱”政策,受到多边贸易规则约束,同时使用该政策还会导致Oecd生产者支持这一国际主流农业政策评价指标上涨,带来较大Wto、Oecd农业政策评估压力。作为选择之二的收入支持政策,对保障农民收入具有一定效果,但以目标价格补贴为代表的挂钩收入支持,具备较强贸易扭曲效果,会增大Wto、Oecd农业政策指标评价压力;以直接补贴为代表的脱钩收入支持,虽然贸易扭曲效果较小,但仍会增大Oecd农业政策指标评价的压力。作为选择之三的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属于Wto与Oecd均允许并倡导的农业支持方式,但是这种政策不针对特定品种,通常短期内无法使得产量与农户收入显着增长,往往被认为“支持效果相对较弱”、“投资效率不高”。为此,本文将对市场价格支持、收入支持与农业综合服务支持这三种“国内支持”政策缓解国内外压力的效果进行评估与比较。通过构建中国主粮局部均衡模型、政策评估模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实证量化比较生产成本上涨条件下,三种政策对Wto、Oecd这两种国际主流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及对国内压力的缓解效果,以期甄别出符合国际规则的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最优政策选择。本研究得出的初步结论如下:第一,市场价格支持政策面临较大Wto、Oecd指标评价压力。政府干预价格收购政策会增大Wto、Oecd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压力,尤其在生产成本上涨时期,生产成本与干预收购价格的螺旋式上升,将加剧政策面临的两种国际主流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压力。一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由边境政策与国内支持政策共同组成,两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彼此替代,因此提升关税水平或是缓解“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压力的路径之一。但本研究发现,增加关税只能缓解Wto指标评价压力,不能缓解Oecd指标评价压力。不仅如此,模拟结果显示中国与日本、韩国不同,在国内外价格差不断扩大条件下,65%的最高配额外关税水平仍不足以让粮食产业免受进口冲击,一旦叠加政府干预价格收购政策,Wto“国内支持”指标水平会进一步提高,给我国市场价格支持政策使用带来更大的国际压力。根据通货膨胀水平,调整基期参考价格是缓解Wto指标评价压力的另一路径。测度显示,对1996~1998年基期价格进行平减后,中国三种主粮2011~2015年Wto“国内支持”水平均不超过8.5%的微量允许上限。但是,此次中美主粮的“国内支持”贸易争端能否调整基期参考价格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第二,收入支持政策仍将面临Wto、Oecd指标评价上涨压力。目标价格、直接补贴是两种典型的“收入支持”政策。现阶段目标价格政策采用“生产成本+合理利润”的方式制定目标价格,但理论分析与美国经验数据均表明,在生产成本上涨阶段,根据生产成本制定目标价格将会使补贴陷入扩张式增长,增加Wto、Oecd指标评估压力。直接补贴政策虽不计入Wto综合支持总量指标,但仍将计入Oecd生产者支持指标,生产成本越高,为达到相同的激励效果直接补贴数量也会增加,随之Oecd生产者支持评估压力增大。模拟结果表明,增加“收入支持”政策并不能缓解中国面临的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压力。基于土地给付的“收入支持”增加,会导致土地要素价格上涨,带动产品生产成本上涨。以玉米为例,单位玉米收入支持增加1%,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将上升0.6%。生产成本上升会触发更加强劲的“国内支持”投入需求,增加国际指标评估压力。政策评估模型显示,即使考虑在减少“市场价格支持”政策的同时增加“收入支持”政策,在边境保护水平较低、生产成本高涨的条件下,Wto与Oecd“收入支持”指标评价仍可能面临一定的上涨压力。第三,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能够降低生产成本,缓解Wto、Oecd指标评价压力。“农业综合服务”不针对特定产品与特定生产者,不增加Wto、Oecd指标评价压力,但也往往被认为支持效果不直接。对比发现,现实中生产成本较高的国家“农业综合服务”水平普遍低于具有竞争优势国家、甚至呈现下降趋势(如印尼、越南、中国等)。但实证结果表明,有针对性地选择“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方式,能通过直接替代私人投入、优化投入要素结构两种效应降低中国粮食生产成本,从根本上缓解两种国际主流的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压力。以农业基础设施为例,总体上农业基础设施存量增加1%,粮食生产成本降低0.4%。其中,着力改善水土条件的Wto新增“绿箱”政策更倾向节约劳动投入,传统“绿箱”政策(电力、道路)更倾向节约资本与物质资料投入;Wto新增“绿箱”政策中,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能显着降低三种主粮生产成本;改善水利条件的新“绿箱”对玉米的节本效应更为突出。故结合Wto规则变化、根据不同粮食主产区地域特征、成本结构特征,有针对性的增加农业公共投资,可更高效地发挥政策效果,缓解主粮“国内支持”指标评估压力。根据上述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逐步优化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水平与结构。依据市场规律,适度调减“市场价格支持”政策;根据国际贸易规则与国内政策需求,更谨慎地论证使用农民从事粮食种植的收入保障政策;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导向,有针对性地增加“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投资。第二,有的放矢提升农业综合服务投资力度。在考虑国际规则变化、种植成本结构差异、主产地域差异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粮食主产区制定相区别的农业公共投资方案。第三,持续关注、积极融入国际农业“国内支持”规则构建。在全球贸易谈判中立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呼吁将关税水平、通货膨胀等“非国内支持”因素纳入政策评价体系,并通过国际协商谈判寻求改善。
二、WTO与中国农户经济的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WTO与中国农户经济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中美农业支持政策的演变与完善——基于WTO《农业协定》影响的对比(论文提纲范文)
WTO《农业协定》生效及中美适用规则对比 |
WTO对中美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影响 |
(一)从中美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地位看贸易格局变化 |
(二)从中美农产品市场准入看WTO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影响 |
WTO对中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影响 |
(一)从中美农业国内支持水平、支持结构看国内支持政策变化 |
(二)从中美农业黄箱支持政策看WTO《农业协定》的影响 |
美国农业支持政策的经验及中国面临的挑战 |
(一)美国农业支持政策的经验 |
(二)中国农业支持政策面临的挑战 |
结语与建议 |
(2)农业补贴改革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一、 引 言 |
二、 制度背景与文献综述 |
(一)制度背景 |
1.农业“三项补贴”改革 |
2.临时收储政策改革 |
(二)文献综述 |
三、 数据来源、变量定义与模型设置 |
(一)数据来源 |
(二)变量定义 |
1.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变量 |
2.农业补贴政策变量 |
3.其他控制变量 |
4.变量的其他说明 |
(三)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
(四)模型设置 |
1.两部分模型 |
2.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
3.内生性处理 |
四、 实证分析 |
(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 |
(二)玉米、大豆临时收储政策改革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 |
1.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改革对玉米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 |
2.大豆临时收储改革对大豆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 |
(三)稳健性检验 |
1.内生性检验 |
2.交叉项模型检验 |
(四)讨论与可能的解释 |
五、 结论与启示 |
(3)从不种地农民也能领取农业补贴谈起——兼论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后的补贴发放方式(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按承包面积发放的农业补贴项目 |
(一)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和良种补贴 |
(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
三、按照农户承包面积发放补贴的合理性 |
(一)按照农户承包面积发放补贴的经济学影响 |
1.补贴在供求双方之间的分配效应。 |
2.对农地经营规模和非农就业的影响。 |
3.避免扭曲市场。 |
(二)制度运行成本与制度合规性 |
1.基层政府组织的工作难度。 |
2.WTO农业补贴规则合规性。 |
(三)当前现实情境和历史情境 |
1.当前农户仍以经营承包地为主。 |
2.农民的心理感受。 |
3.补贴的代际补偿性。 |
四、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发放方式的讨论 |
(一)适度规模经营补贴的基本情况 |
(二)经济学影响 |
(三)制度运行成本与制度合规性 |
(四)当前现实情境与历史情境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研究结论 |
(二)政策建议 |
(4)WTO规则下的农业补贴改革:逻辑、效果与方向(论文提纲范文)
一 引言 |
二、WTO规则下的农业补贴改革的内在逻辑 |
(一)WTO规则下的农业补贴类型 |
(二)中国农业补贴的类型及其归箱 |
(三)WTO规则下农业补贴的合规性问题 |
1.“箱体”错用——以“黄箱”之名行“绿箱”之实问题。 |
2.“黄箱”约束突破问题。 |
(四)WTO规则下的农业补贴改革:“调箱” |
1.农业“三项补贴”改革: |
2.临时收储政策改革: |
三、农业补贴改革的效果:“黄箱”支持空间的变化 |
(一)特定产品“黄箱”支持空间的变化 |
(二)非特定产品“黄箱”支持空间的变化 |
四、对今后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改革的讨论 |
(一)当前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困境 |
(二)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
五、总结 |
(5)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以及意义 |
第二节 相关研究及文献的回顾及综述 |
第二节 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第二章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农业发展—“国际粮食体制”理论 |
第一节 第一粮食体制 |
(一)“第一粮食体制”的形成及特征 |
(二)“第一粮食体制”的终结与之后的调整 |
第二节 第二粮食体制 |
(一)“第二粮食体制”的形成及特征 |
(二)“第二粮食体制”的终结及遗产 |
第二节 对于“第三粮食体制”的展望 |
(一)哈里特?弗里德曼的积极乐观论调 |
(二)菲利普·麦克迈克尔的消极悲观论调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第二粮食体制”中的日本农业政策 |
第一节 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下的“农地改革”和“粮食援助” |
第二节 国际市场冲击下的“基本法农政” |
第三节 “第二粮食体制”末期的“综合农政”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第三粮食体制”特征背景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 |
第一节 美日贸易摩擦升级下的农产品市场深度开放与“地域农政” |
第二节 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农业政策调整 |
第三节 GATT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与日本农业政策转向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转向后的新世纪日本农业政策的发展历程 |
第一节 WTO多哈回合农业谈判与小泉纯一郎的“攻势型农政” |
第二节 FTA/EPA谈判的推动和民主党的农业政策 |
第三节 美日、欧日FTA/EPA谈判与安倍晋三的“攻势型农林水产业”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目的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3.1 文献综述思路阐述 |
1.3.2 政策性农业保险属性与特征问题综述 |
1.3.3 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目标问题讨论 |
1.3.4 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体系研究 |
1.3.5 农业保险产品创新、未来发展、国际经验 |
1.3.6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图 |
1.6 创新点与不足 |
1.6.1 研究的创新点 |
1.6.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
2.1 概念界定 |
2.2 理论分析 |
2.2.1 经济绩效理论 |
2.2.2 准公共产品理论 |
2.2.3 外部性理论 |
2.2.4 农业系统性风险理论 |
3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演化及现状分析 |
3.1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历史演化进程 |
3.1.1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历史探索阶段(1950-2005 年) |
3.1.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发展阶段(2006-2012 年) |
3.1.3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快速发展阶段(2013-2018 年) |
3.1.4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阶段(2019 年—至今) |
3.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基本现状 |
3.2.1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施原则 |
3.2.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优势 |
3.2.3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劣势 |
3.2.4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机会 |
3.2.5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挑战 |
3.3 本章小结 |
4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效率与发展效率研究 |
4.1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效率分析 |
4.1.1 指标选择 |
4.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4.1.3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效率分析 |
4.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效率分析 |
4.2.1 指标选择 |
4.2.2 农业保险深度与农业保险密度预测 |
4.2.3 农业保险深度与密度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4.3.1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效率分析 |
4.3.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效率分析 |
5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研究 |
5.1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运行效率现状 |
5.1.1 指标选择 |
5.1.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运行效率分析 |
5.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投入产出效率DEA模型分析 |
5.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择 |
5.2.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投入产出效率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6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效率评价、外部效果讨论与省际差异对比 |
6.1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服务效率分析 |
6.1.1 模型构建方法 |
6.1.2 指标体系构建 |
6.1.3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服务效率指数分析 |
6.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外部效果分析 |
6.2.1 模型选择与数据来源 |
6.2.2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分析 |
6.2.3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部效果讨论 |
6.3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省际差距分析 |
6.3.1 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省际差异的成因 |
6.3.2 省际政策性农业保险深度与农业保险密度测算 |
6.3.3 河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经验借鉴 |
6.4 本章小结 |
7 结论与对策建议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对策建议 |
7.2.1 政府角度 |
7.2.2 保险公司角度 |
7.2.3 农户角度 |
参考文献 |
致谢 |
硕士期间取得的学术成绩 |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第四节 文章的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及探索历程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
一、正确认识市场与市场经济 |
二、正确认识市场化与农村市场化 |
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够有机结合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 |
一、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构建 |
二、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 |
三、胡锦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巩固 |
四、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探索历程 |
一、农村市场化建设试验阶段(1978—1984) |
二、农村市场化全面探索阶段(1985—1991) |
三、农村市场化全面推进阶段(1992—2001) |
四、农村市场化综合改革阶段(2002—2011) |
五、农村市场化深化改革阶段(2012—至今)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现状分析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主要成就 |
一、培育了多元化的农村市场经营主体 |
二、探索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 |
三、塑造了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
四、提高了农村市场对外开放程度 |
五、构建了农产品市场经济体系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探索的启示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中必须坚持的四个原则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中应该谨记的三条经验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一、思想上存在的误区 |
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三、存在问题原因的分析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改革和创新的思考 |
第一节 进一步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 |
一、深化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 |
二、深化农村资金要素市场化改革 |
三、深化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 |
第二节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一、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
二、强化农村市场自身建设 |
三、加强政府和市场互动效率 |
第三节 逐步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一、适度规模经营要“适度” |
二、适度规模经营的三种主要模式 |
第四节 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一、引导绿色农业经济发展 |
二、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
三、扶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8)我国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冲击及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人、答辩委员会签名表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农产品进口原因研究 |
1.2.2 农产品进口影响研究 |
1.2.3 农产品进口需求研究 |
1.2.4 国际贸易措施研究 |
1.2.5 国内外研究评述 |
1.3 研究目标和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3.3 技术路线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的创新性说明 |
第二章 基本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2.1.1 替代效应 |
2.1.2 对外贸易政策 |
2.1.3 贸易救济措施 |
2.2 理论基础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2.2.3 需求弹性理论 |
第三章 贸易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大麦供需特征 |
3.1 世界大麦供求基本情况 |
3.1.1 世界大麦生产 |
3.1.2 世界大麦消费 |
3.1.3 世界大麦贸易 |
3.2 中国大麦生产和消费 |
3.2.1 中国大麦生产 |
3.2.2 中国大麦消费 |
3.3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 |
3.3.1 中国大麦进口规模与进口价格特征 |
3.3.2 中国大麦进口的市场结构特征 |
3.3.3 中国大麦贸易竞争力指数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大麦进口增长的主要原因 |
4.1 玉米及其替代品消费概况 |
4.2 进口大麦替代国内玉米饲用消费的原因 |
4.2.1 大麦在玉米替代品中的功能和用途优势 |
4.2.2 大麦替代国内玉米的价格因素分析 |
4.2.3 不同替代品对国内玉米的实际替代量 |
4.3 中国大麦价格优势对玉米饲用消费的影响 |
4.3.1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4.3.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大麦进口增长对大麦及关联产业贸易的冲击 |
5.1 中国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的替代效应分析 |
5.1.1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5.1.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5.1.3 中国大麦进口来源的可依赖性分析 |
5.2 中国大麦进口的“大国效应”分析 |
5.2.1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5.2.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5.3 中国大麦进口对国内啤酒进出口的冲击 |
5.3.1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5.3.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大麦进口增长对国内大麦生产的冲击 |
6.1 中国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种植影响的宏观实证分析 |
6.1.1 理论基础 |
6.1.2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6.1.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6.2 大麦相对价格对农户大麦种植意愿影响的微观实证分析 |
6.2.1 理论模型构建 |
6.2.2 数据来源和样本说明 |
6.2.3 变量设置和描述性统计 |
6.2.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政策及其影响 |
7.1 主要大麦贸易国的贸易政策 |
7.1.1 澳大利亚大麦贸易监管机构与贸易政策 |
7.1.2 加拿大大麦贸易监管机构与贸易政策 |
7.1.3 法国大麦贸易监管机构与贸易政策 |
7.2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政策演变 |
7.2.1 平稳运行期(2001-2014年) |
7.2.2 动态调整期(2015年-至今) |
7.3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政策调整的原因 |
7.3.1 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进口量和进口价格变化趋势 |
7.3.2 中国大麦产业损害的基本情况 |
7.3.3 澳大利亚大麦倾销与中国大麦产业损害之间的关联性分析 |
7.4 贸易政策干预对中国大麦进口的影响 |
7.4.1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7.4.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1.1 中国大麦进口波动加剧并将趋于常态化 |
8.1.2 价格优势引起对玉米的替代是大麦进口增长的根源 |
8.1.3 大麦进口增长对国内大麦和啤酒产业贸易带来显着冲击 |
8.1.4 大麦进口增长对国内大麦生产形成一定的挤压效应 |
8.1.5 非关税措施能有效控制大麦进口的规模和节奏 |
8.2 政策建议 |
8.2.1 拓宽大麦进口渠道,降低进口市场集中度 |
8.2.2 强化应对大麦进口外溢冲击的政策储备 |
8.2.3 充分挖掘大麦优势产区的生产潜能 |
8.2.4 完善大麦进口监测预警和贸易救济制度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 |
(9)新形势下我国农业支持制度改革研究 ——政策效应评估及制度改革方向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进展 |
一、现行的农业支持政策框架 |
二、市场价格支持政策 |
(一)最低收购价 |
(二)临时收储政策 |
(三)临时收储政策退出的替代政策 |
三、农业直接补贴 |
(一)补贴政策的生产效应 |
(二)农业补贴与家庭收入及其流动 |
四、WTO规则与我国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改革 |
(一)主要争端点 |
(二)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
五、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制定 |
六、总结性评价 |
第四节 思路与框架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 |
第一章 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文献计量分析 |
第一节 材料与方法 |
第二节 文献计量学分析 |
一、期刊 |
二、作者 |
三、重点方向 |
第三节 被引次数前500位的文献分析 |
一、高引用论文 |
二、期刊 |
三、作者 |
四、关键词 |
第二章 水稻和小麦最低收购价与农业补贴政策评价 |
第一节 理论模型分析 |
第二节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一、数据来源 |
二、家庭特征 |
三、耕地与种植结构 |
四、农业投入 |
五、农业收入 |
六、政府补贴 |
第三节 政策实施情况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一、实证策略与预处理 |
二、最低收购价政策 |
(一)水稻 |
(二)小麦 |
三、农业直接补贴政策 |
(一)种子化肥农药投入 |
(二)农户家庭收入 |
(三)农户家庭收入流动 |
第五节 小结与讨论 |
第三章 棉花、玉米和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评价与比较 |
第一节 价格、生产和政策变动情况 |
一、国际大宗商品市场 |
二、棉花 |
(一)价格 |
(二)生产 |
(三)化肥投入 |
三、玉米 |
(一)价格 |
(二)生产 |
(三)化肥投入 |
四、油菜籽 |
(一)价格 |
(二)生产 |
(三)化肥投入 |
五、政策实施的比较 |
第二节 理论分析 |
第三节 数据来源说明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一、计量分析策略 |
二、棉花临时收储政策评价 |
(一)产量 |
(二)化肥投入 |
(三)断点回归结果 |
三、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评价 |
(一)产量 |
(二)化肥投入 |
(三)断点回归 |
四、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评价 |
(一)产量 |
(二)化肥投入 |
(三)断点回归结果 |
五、品种间比较分析 |
六、基于CFPS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效应 |
第五节 小结与讨论 |
第四章 我国农业支持政策的WTO规则适宜性分析 |
第一节 WTO农业规则体系 |
第二节 中美对重要农产品价格支持量的测算结果 |
第三节 WTO农业协定的固定外部参考价格 |
第四节 WTO成员国计算MPS的参考价格选择 |
第五节 OECD计算MPS的参考价格 |
第六节 小结与讨论 |
第五章 农民对支持政策的偏好:以橡胶种植户为例 |
第一节 天然橡胶支持政策实施情况 |
一、良种补贴 |
二、橡胶树保险保费补贴 |
三、天然橡胶造林补贴试点 |
四、非生产期抚育管理补助试点 |
五、价格(收入)保险试点 |
六、国家天然橡胶基地建设 |
第二节 问卷设计与数据获取 |
一、备选政策设计 |
二、Best-Worst Scaling方法 |
三、数据获取 |
第三节 关于多人多项选择的理论分析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一、政策的偏好情况 |
二、回归策略与描述统计 |
(一)因变量选择 |
(二)描述性分析 |
(三)回归结果分析 |
第五节 小结与讨论 |
第六章 未来的改革方向 |
第一节 满足地区农业差异化发展 |
第二节 关注农村家庭营养改善 |
第三节 提高生产经营主体的知识运用能力 |
结论与讨论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主要建议 |
一、谨慎推进水稻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改革 |
二、提高政策制定的公众参与度和透明度 |
三、优化增量和存量涉农财政资金的支持结构 |
第三节 存在的不足和风险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国际规则约束下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WTO和OECD指标评价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数据来源 |
1.4 论文结构安排与技术路线 |
1.4.1 论文结构安排 |
1.4.2 技术路线图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5.1 可能的创新 |
1.5.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国内支持”政策 |
2.1.2 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体系 |
2.1.3 粮食品种的界定 |
2.2 理论基础 |
2.2.1 自由贸易理论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 |
2.2.2 贸易保护理论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 |
2.3 相关文献综述 |
2.3.1 WTO农业“国内支持”测度与评价研究 |
2.3.2 OECD农业“国内支持”测度与评价研究 |
2.3.3 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 |
2.3.4 近期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研究 |
2.4 文献述评 |
第三章 研究背景与分析框架 |
3.1 研究背景 |
3.1.1 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体系面临国际规则的约束与压力 |
3.1.1.1 WTO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 |
3.1.1.2 OECD农业政策评估的压力 |
3.1.2 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体系面临国内的压力与挑战 |
3.1.2.1 国内粮食生产、进口、库存三量齐增压力凸显 |
3.1.2.2 国内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竞争力不足的挑战 |
3.2 分析框架 |
3.2.1 政策选择一: 市场价格支持 |
3.2.2 政策选择二: 收入支持 |
3.2.3 政策选择三: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 |
3.2.4 缓解国际、国内压力的政策选择 |
第四章 评价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国际指标体系: WTO与OECD指标体系及测度方法分析 |
4.1 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国际评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4.1.1 WTO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4.1.2 OECD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4.2 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国际评价体系构成与测度方法 |
4.2.1 WTO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构成与测度方法 |
4.2.2 OECD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构成与测度方法 |
4.3 “国内支持”政策选择与WTO、OECD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 |
4.3.1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是两种指标体系的测度重点 |
4.3.2 “收入支持”政策在两种指标体系中占比不断上升 |
4.3.3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等政策免受两种指标体系约束 |
4.4 “非国内支持”因素与WTO、OECD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 |
4.4.1 两种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前提假设比较 |
4.4.2 “非国内支持”因素与两种农业“国内支持”核心指标评价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对WTO与OECD“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5.1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调整: WTO与OECD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5.1.1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调整 |
5.1.2 WTO、OECD“市场价格支持”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5.1.2.1 “市场价格支持”总量: WTO与OECD指标评价的国际比较 |
5.1.2.2 特定产品“市场价格支持”: WTO与OECD指标评价的国际比较 |
5.2 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 |
5.2.1 收购价格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5.2.2 收购数量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5.2.3 “非国内支持”因素对中国主粮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5.2.3.1 关税水平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机制 |
5.2.3.2 通货膨胀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机制 |
5.3 中国主粮干预收购政策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5.3.1 干预收购政策、“非国内支持”因素与“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关系 |
5.3.2 模型构建与参数设定 |
5.3.2.1 模型构建 |
5.3.2.2 参数设定 |
5.3.3 模拟结果与分析 |
5.3.3.1 自由贸易情形 |
5.3.3.2 最高关税情形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收入支持政策对WTO与OECD“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6.1 “收入支持”政策调整: WTO与OECD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6.1.1 收入支持政策调整 |
6.1.2 WTO、OECD“收入支持”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6.1.2.1 “收入支持”总量: WTO与OECD的对比分析 |
6.1.2.2 特定产品“收入支持”水平: WTO与OECD的对比分析 |
6.2 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 |
6.2.1 目标价格政策对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6.2.2 直接补贴政策对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6.2.3 “非国内支持”因素对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6.3 中国主粮收入支持政策对两种“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6.3.1 收入支持政策、粮食生产成本与“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关系 |
6.3.2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6.3.2.1 模型构建 |
6.3.2.2 数据说明 |
6.3.3 模拟结果与分析 |
6.3.3.1 中国主粮“收入支持”政策与国际指标评价的关系检验 |
6.3.3.2 中国主粮由“市场价格支持”调整为“收入支持”影响预估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对WTO与OECD“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7.1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调整: WTO与OECD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7.1.1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调整 |
7.1.2 WTO、OECD“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7.2 两种“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 |
7.2.1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对两种“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7.2.2 “非国内支持”因素对两种“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7.3 中国农业综合服务政策对主粮产品“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以农业基础设施为例 |
7.3.1 农业基础设施、粮食生产成本与“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关系 |
7.3.2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7.3.2.1 模型构建 |
7.3.2.2 变量选择 |
7.3.2.3 数据说明 |
7.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7.3.3.1 不同种类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私人成本替代效应 |
7.3.3.2 不同种类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成本结构的调整效应 |
7.3.3.3 不同种类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生产的总成本效应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全文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全文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2.1 逐步优化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水平结构 |
8.2.2 有的放矢提升农业综合服务投资力度 |
8.2.3 持续关注、积极融入国际农业“国内支持”规则构建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WTO与中国农户经济的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农业支持政策的演变与完善——基于WTO《农业协定》影响的对比[J]. 韩杨. 国际经济评论, 2021(06)
- [2]农业补贴改革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J]. 许庆,杨青,章元. 经济研究, 2021(08)
- [3]从不种地农民也能领取农业补贴谈起——兼论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后的补贴发放方式[J]. 冷博峰,李谷成,冯中朝. 农业经济问题, 2021(05)
- [4]WTO规则下的农业补贴改革:逻辑、效果与方向[J]. 许庆,刘进,杨青. 农业经济问题, 2020(09)
- [5]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D]. 张晨. 外交学院, 2020(08)
- [6]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研究[D]. 冯叶. 山东农业大学, 2020(09)
-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D]. 朱辉进.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5)
- [8]我国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冲击及贸易政策研究[D]. 龚谨.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9]新形势下我国农业支持制度改革研究 ——政策效应评估及制度改革方向选择[D]. 刘锐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10]国际规则约束下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WTO和OECD指标评价视角[D]. 晋乐.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3)